穿越生与死：一个真正文化人的生命绝唱

　　人活在这世间，生与死，富与贱，有的人看得轻，有的人看得重。但真正看得轻的很少。

　　高官厚禄，富贵荣华，虽都是过眼云烟，但人人都在追求。其实，人在这世上，活过来活过去，活的是个缘份，活的是个自在。但天下大多的人不识这个理，拼着命的求财，求官，求寿。前几天看到个新闻，说一些有钱人跑到国外去打针，60万一针，可以返老还童，说效果不重要，体验很拉风。有几个钱就想霸着这地球，不走。我不知道这些走肉赖在这世上干嘛？作威作福呢？还是糟贱粮食？如果活一万年，也活不出个明白，活着干嘛？真是“宁在世上呆，不肯土里埋？”可是总有例外。如果没有这样的例外，这个世界可能真要完了。

　　6月26日下午，56岁的知名杂文家朱铁志先生没有上班，晚上9时许却从家里来到单位，26日凌晨1时左右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身亡。有朱铁志的身前友好认为，朱铁志自杀的原因可能是抑郁症或者理念与现实的差距。

　　朱先生自杀辞世的消息在网络迅速传播，众多文化界人士表示震惊和哀痛。晚间人民网发布消息证实，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求是》杂志副总编辑、著名杂文家朱铁志，于2016年6月26日凌晨不幸辞世。

　　此前十天的6月16日，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北京市杂文学会和《检察日报》社在北京召开“互联网时代的杂文创作暨老土《牛头马嘴集》研讨会”。朱铁志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针对杂文如何体现党性等问题作了发言。他认为“要把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写杂文好比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这是朱铁志在公开报道中的最后一次露面。

　　朱铁志是吉林通化人，今年56岁。根据《杂文选刊》对朱铁志的访谈，朱铁志1969年随父母下乡，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毕业后朱铁志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1988年更名为《求是》杂志社）工作。除了在《体育报》短暂地当了三个月的记者，朱铁志从事政治理论编辑工作达30多年。在《求是》杂志，朱铁志先后曾分管过评论部、科教编辑部、机关党委、纪委、工会、求是网、人事部、离退休干部办公室。

　　朱铁志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被称为“当代中国杂文界的中坚力量、中青年杂文作者的领军人物”，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新闻奖以及中国报纸副刊年度金奖。据报道，朱铁志迄今为止，创作了近2000篇杂文，出版杂文集和散文集17部。

　　对于网络舆论生态，朱铁志认为，互联网不仅事实上突破了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语的简单垄断，形成了民意表达的特殊渠道，而且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总体平衡，悄然改变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表达方式。“其积极意义，眼下只是初露端倪；其长远影响，有待时日观察、感受、理解。在此其间，众声喧哗、鱼龙混杂，亦属大变革时代的正常状况。”他强调，社会进步的总体方向不能背道而驰，不能任由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假借正统意识形态的名义随意泛滥，也不能有意无意之间怂恿、纵容非理性的政治表达代替理性思考、宽容精神，更不能误判形势、企图重温旧梦、让文革余孽沉渣泛起。

　　有句话说得好：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

　　朱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他虽然死了，但他永远活着。而且，他活得明白，活得透彻。闲话不说了，我们来欣赏朱先生生命绝唱。（以上资料，部分来自网络，特别致谢）

　　补记；感谢各位文友对拙文的关注和喜欢。很多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朱先生是因为身患癌症才自杀这件事文中未曾交诗清晰，在此表示歉意。之所以写此文，无非是对朱先生为人处事的豁达与风骨而敬仰，抛砖引玉，让更多人看到朱先生之绝唱。感谢编辑老师加精。

　　附：

　　如果我死

　　朱铁志

　　都说人生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而我以为，那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

　　对个体生命来说，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不论你是荣华富贵，还是穷困潦倒，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不过咫尺之间。

　　有道是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又有人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生命的长短不过是一道简单的相对论命题。如此说来，需要那么在意长寿与否么？需要在生命的自然延伸中那么在意世俗的评价么？

　　如果我不得不死于癌症，我请求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不必为我作无望的救治。

　　因为我知道，有些癌症之所以叫做癌症，是因为现代医学暂时还拿它束手无策。所谓人道主义的救治，本意在延续人的肉体生命，其实无异于延长人的双重的痛苦。

　　我知道我虽然叫“铁志”，但其实意志很薄弱，很可能经不起癌症的痛苦。我不想辛苦挣扎一生，到头来再丧失做人的起码尊严，缠绵病榻，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也不想家人为我的生不能、死不得而悲伤难过；更不想单位为一个已经完全不能生存的人发工资、报药费，增加额外的负担。

　　我甚至还有一种或许自私的想法，就是不想以肉体的痛苦成全子女的孝道和医生的人道。病长在我身上，痛苦是自己的，而那些外在的道德评价要以一个病人的痛苦作条件，不是显得有些残酷么？

　　我的家人、我熟悉的医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虽然我们国家至今没有安乐死立法，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呼吁这样的法律，并且非常愿意身体力行这样的法律。

　　即便我做不到“生如夏花之绚烂”，但我期待“死如秋叶之静美”。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别人为我写什么生平事迹之类的东西。

　　我的生平早已用我的行动写在我生命轨迹上，用我的文字写在我的作品里。“荣”不因外在材料而多一分，“辱”不因外在评价而少一毫。

　　乞求高评价，说明缺乏底气，没有自知之明，无异于自取其辱；假作谦虚状，显得故作姿态、装模作样，也不免贻笑大方。如果再为被确认是一个“什么工作者”，而不是“什么家”而烦恼，那就更加不堪，更加滑稽可笑，更加叫人不齿。

　　我知道通常的情形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其实我清楚，“也善”的“其言”不只出自将死之人，更是出自单位的人、周围的人，谁会对一个弥留之际的生命吝惜赞美呢。评价越高，说明将死之人弥留的时间越短。明白这一点，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还有什么不能通达一些、超然一些呢？既然生命都将随风而逝，几句好话又何必太当真呢？

　　假如一个人活到弥留之际还不清楚自己是谁，还要靠外在的评价确认自己，做赞美者赞美的奴隶，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不是非常可怜又可悲么？

　　别人怎样想使别人的事，我决不想做这样可怜的人。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举办什么追悼会、告别会、追思会一类的会议。

　　喜欢我的人早把我留在心里，讨厌我的人巴不得我早点儿滚蛋。开那么一个会有什么意思呢？开给谁看呢？

　　无非是在我毫无生气的脸上涂俗不可耐的胭脂，将我冰冷的尸体装进崭新的西装，然后抬将出来，摆在鲜花丛中，如果幸运，身上或许还会盖上一面庄严的旗帜。接下来是我的亲人被悲戚戚地肃立一边，喜欢我和不喜欢我的人鱼贯而入，或真情悼念，或假意悲哀，都要绕着我走一圈儿。

　　如果我真有灵魂，我会为此感到莫大的不安。在北京拥堵的街道上，我要为展览自己的尸体耗费同志们起码一个小时的路途时间，还要为瞻仰自己并不英俊的冷脸在耽搁大家起码一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加在一起，半天就交待了。

　　一个人的半天是何等宝贵，假如真有那么几十人上百人前来，其损失真可用“巨大”来形容。

　　朱某终其一生，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何必死了倒来折腾大家呢？

　　如果我死，决不购买高价骨灰盒，决不定墓碑、墓地之类的玩意儿。

　　我虽然在学术上毫无造诣，但我毕竟混进最高学府，正儿八经地学过几年哲学，至今还保留着母校颁发的哲学学位证书。

　　我知道人死如灯灭，生命不复返。虽说“物质不灭”，但作为生命形态的个人死就死了，转化为别的什么东西，已不是我所能左右和关心的。既然生命都没了，还在乎那堆骨灰放在什么盒子里干嘛？

　　不少人一辈子没活明白，有一室的房子时要争两室的，有了两室的又争三室的，一生这样争啊争的，其实最后大家都复归“一室”。

　　而就这一个小盒子，还要分出宝石、玛瑙、檀木、樟木，抑或普通石料和木材，真是想不开啊。

　　我死以后，决不保留骨灰，决不把那无聊的东西放在盒子里吓唬孩子。

　　如果妻儿听我的话，应该先将我所有能用的器官免费捐赠，假如它们能在其他的生命里获得新生，我将感到莫大快慰。

　　然后应该将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作解剖教学用，假如学生们从我身上能够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我又将感到莫大快慰——人死还能有一点用处，岂不反证了活着的时候也不是浪费粮食的货？

　　再接下来就该果断地把我火化，趁热把我的骨灰埋在随便哪颗树下，我的灵魂或许可以随着绿叶升腾到天国去。既然骨灰都作了肥料，墓地就更没必要了。咱们国家本来地少人多，我就不要跟活人争地盘儿了。

　　既然连墓地也没整，墓碑就更没必要了，还是留给农民盖房子、砌羊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