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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生娃的主要原因，是交不起补课费

2018-06-01 09:01:18 作者:刘强 </span> & 阅读:载入中…

　　官方喊着减负，许多家长却巴不得给孩子增压。

　　中国式补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对学生来说，补课没有点到为止，只有越多越好。

　　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70%以上的家长和学生主动要求补课。这并不是个例，有杭州政协委员进行过问卷调查，对于课外培训，90.4%的学生表示“非常喜欢和喜欢”。

　　说到底，以分取人的升学制度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状存在，补课就会存在。

　　等过两天高考结束，又一批为补课操了十多年心的父母可以缓口气了。

　　高考是独木桥，独木桥前面就是一个漏斗。无论千千万万的家庭有怎样千千万万种教育理念，最后还是殊途同归，要么人大附中，要么衡水中学，当然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后一条。在学校要拼命读书，校外时间，就需要补课来填充。

　　补课在当下就是这么一个囚徒困境：如果大家都不去，对孩子对钱包，当然都是最好的。但现实中呢？不报补习班的家长可能会被认为是傻子或不负责任的父母。

　　升学压力之下，家长似乎并不买“禁补令”的账。江苏一家公办学校的老师因私自补课被举报后，家长们情绪激动地向管理部门表示：“你们敢动老师，我们就去投诉！”

　　在西方，补课又叫做“影子教育”，是指那些跟在学校教育后面的补习，主要作用是“补差”；而在中国，补课的目的更多是“培优”。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式补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对学生来说，补课没有点到为止，只有越多越好。

　　杭州出台史上最严减负令之后，奥数补习班却愈发火爆。

　　补课：中国家庭的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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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地域之间存在差异，但在中国，家庭支出中补课费用不断攀升，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民进上海市委今年的一份提案显示，在上海有84.15%的孩子参加过或正在参加课外辅导班。一项针对黑龙江全省高中生家庭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他们花在补课上的费用是2万到3万，而且还在逐年攀升。

　　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70%以上的家长和学生主动要求补课。这并不是个例，有杭州政协委员进行过问卷调查，对于课外培训，90.4%的学生表示“非常喜欢和喜欢”。当然，这里的“喜欢”未必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而是感觉补课能切实地提升成绩。

　　这样看起来，有时候政府部门三令五申严禁补课，反倒成了“一厢情愿”。有些校方会玩“自愿补课”的文字游戏，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没有家长和学生举报，这么做就是双赢的结果。

　　南京，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楼下接送放学儿童的家长。/ 新华社

　　对此，教师和学生家庭也心领神会。江苏一家公办学校的家长们集体要求老师给孩子补课，但又怕给老师惹麻烦，于是想出一个“好办法”：由家长委员会找场地、看场地，并组织收费，然后将补课费“捐赠”给老师个人。

　　禁补令施行了这么久，公办学校补课乱象始终无法杜绝，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补课是刚性需求。如果学校补课的大门彻底封死，家长们只会走另一条路。

　　这条更昂贵、更混乱的道路，就是去找校外补习机构。

　　不补课，补得少，都会造成家长的一种焦虑。

　　禁得了公办学校，却管不了补习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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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禁补令”之下，大大小小的补课机构乘虚而入。

　　有记者走访合肥一所中学，校门前短短百米的街道上就有七八家补习机构，占据小区周边近半的商铺。一放学，学生们就径直走进各种机构继续上课。

　　30小时记住三年单词量、签合同保证提高30分、名校老师一对一补课……这都是补课机构打出的比房地产开发商还狠的标语。出于高额报酬，即使在“禁补令”的高压下，依然有在校老师铤而走险参与校外机构。

　　相比于校内补课，这些机构的收费也相当之高。根据相关报道，一些二线省会城市高三考生的补习费用能达到200元/小时左右。算下来，一学期的单科补习花费就要近万元。

　　除了收费高昂，让人更加忧心的是校外培训机构参差不齐，不少甚至是无证经营。

　　呼和浩特市一补课班女老师殴打学生。

　　今年3月24日，邯郸一家无证补习机构的男老师对一位六年级男生扇耳光、推搡，导致孩子受伤。在深圳，大大小小的课外辅导机构已达2000家，但被教育部门批准的仅有461家。

　　基于此，渴望公立学校重开补课之门的情绪又被燃起。网络上的一篇题为《年年严禁教师补课, 别再自欺欺人了！》的热文就谈到，如果优质教育资源还由学生的考试成绩决定、校外的补课机构还无法全盘正规化的前提不变，学校应该恢复补课。

　　随后，这篇文章列举了学校补课的几个优势：第一，更好地掌握学生的在校情况、安排学习进度；第二，在学校进行集中补课，可以减少家长让孩子参加校外培训所要承受的时间、金钱负担；第三，学校统一安排补课，适当收取补课费，既可以提高老师的收入，也可以提高升学率。

　　这种说法的背后，俨然已经把补课作为无需讨论、每个家庭默认都要参与的活动。

　　有家长呼吁学校收回补课的“权力”。

　　教师收入差距，就从补课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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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禁补令”的初衷之一，是为了树师德、正师风，通俗点讲，就是防止学校老师忙于挣钱，丢掉了职业操守。

　　在补课刚刚蔚然成风的头几年，个别老师在课堂上不按时完成教学任务，课后开小灶谋利，被不少家长所诟病。而在 “禁补令”大行其道的同时，补课需求也与日俱增，说不定教育部门制定“禁补令”的人下班回家，也得带着孩子去补课。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象：家长强烈要求学校补课，学校强制学生补课，政府强制学校不能强制补课，而作为学校的主体——学生和老师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学生学习压力大，老师工资低（部分老师还得无偿补课），一些老师开始琢磨着怎么去校外机构兼职，或者干脆自己在家开班。

　　数理化英是热门补课科目。

　　教师的工资差别大，首先是地域层面的。尽管一二线大城市的教师工资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教师的工资水平还是普遍较低的。

　　《教师法》中虽然有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的明确规定，但在现在看来，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样，相关政策貌似并不能统一落实到基层上，这造成了许多教师内心的不平衡。再加上越是发达地区，家庭的教育投入就越高，教师通过补课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可观，穷者恒穷，富者愈富，进一步拉大了教师群体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