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小屋的读后感10篇

　　《记忆小屋》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7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记忆小屋》读后感(一)：绿茶：《记忆美如斯》（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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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是我去年最喜欢的书之一，托尼·朱特也是我最崇拜的历史学家之一。
他是当代最重要的欧洲思想研究者，《战后欧州史》、《沉疴遍地》等名著都是很难超越的思想大作，2009年，因其“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在那么多大著作里，我最喜欢却是只能算他小著作的《记忆小屋》。
这是朱特的最后一本书，从2008年查出患有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到2010年去世。这两年多时间，他丧失了独立书写能力，须由他人或机器代为记录。一开始，朱特完全被病击垮了，他的行动越来越跟不上思想，让他沮丧无比。几个月后他发觉，自己半夜会在脑子里写故事，但是遗憾，他已经没有能力把这些故事在第二天记录下来。
朱特深知，自己的学术之路已到尽头，完全丧失了学术研究能力，他的思想，只能凭借记忆在大脑里反刍。
既然建造不了记忆宫殿，何不构建一个记忆小屋。用强大的思想，通过文学性的表达，发现了另一种可能性的自己。
在一个个不眠之夜，朱特心中有一间“记忆小屋”一再浮现。那是瑞士法语区沃州滑雪区山脚下谢希尔村庄里的一栋民宿，10岁的小朱特随家人来这里滑雪。小屋里住着一些同是来滑雪，但言语粗俗不堪的人，朱特夫人不能忍受这些人在孩子面前说这么污秽的语言，站起来要求他们闭嘴。餐厅里除了小朱特，还有仅18个月的小朱特的妹妹。朱特夫人的愤怒显然奏效了，他们道了歉，还邀朱特全家一起用甜点。
虽然，朱特夫人不喜欢他们，但小朱特觉得这帮人太妙了。尤其是负责关照小朱特的瑞秋·罗伯茨，她在朱特耳边，用充满威士忌酒气的声音说了许多常人不敢说出口的粗话，还教会了小朱特如何打扑克，如何用纸牌玩各种小把戏。朱特一家只在小旅馆呆了十天左右，但这家小旅馆在朱特心中占据了很深的情感位置，那亲切的氛围至今历历在目。
重病期间，在家人陪同下，朱特又去了一次那个小村庄，显然，小屋已经不在。但记忆中的小屋还在，朱特将自己的思想放置在“记忆小屋”中，回忆和反思他经历的家庭和社会。
这不是自传和回忆录，而是生命最后的思想反刍，各种记忆和思考，经由好几道工序最后形成文字，显然没有达到朱特真正的思想输出，但恰恰因为这样的表达，让朱特的思想另一面为我们所知。一个有这么深邃思想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对自己和这个世界有了一次最真实的表达。记忆小屋，帮我们留下这些思想的最后闪光。

　　《记忆小屋》读后感(二)：重建记忆的小屋

《记忆小屋》是托尼•朱特病中写就的遗嘱，含有二十余篇有关生活回忆的小品文，是一个“想成为比当下的自己更好的自己”的学者最后的精神遗产。
作为研究战后欧洲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托尼•朱特用一部《战后欧洲史》和一本法国知识分子研究《责任的重负》奠定了他在这个领域的巨大声誉。和它们相比，他的遗著《记忆小屋》倒显得有点儿不太起眼。
如果说盛年时期的托尼•朱特是思想的巨人，还带着欧洲左派知识分子固有的批判传统与骄傲，那么生命最后时刻的他就像是一只疲惫的倦鸟，在数次飞跃沧海后，还是来到了归巢那一天。这一次，没有了身份的重负，抛开了历史的宏大叙事，托尼•朱特终于可以平静地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所以他说，这本《记忆小屋》是他真正“为自己”写的书。
2008年，托尼•朱特被诊断出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渐冻人症。一年后，他颈部以下完全瘫痪，每日就像一件物品一样被家人或看护在病床和轮椅之间抬来抬去。全身上下，唯一能表达自己的，只剩下一张嘴。
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时刻，这个思考了大半生的人依然没有放弃思考。在和命运搏斗的最后关头，他依然没有选择交出自己，而是用夜晚思考，白天口述的方式继续着自己对世界的洞察与反思。
在这本不太长的回忆录里，托尼•朱特回忆了战后废墟上长大的童年、带着青春味道的绿线巴士、火红的1968年，以及数位和自己有关的至爱与亲朋。没有濒临死亡前的绝望与无助，而是用感人至深的文字把一个人的个人体验引向了对历史背景的整理与评述中。
让我们暂时褪出自己的角色，尝试着进入托尼•朱特病床上的生活吧。在那些睡不着的晚上，当众人离开，四周一片静寂，一个全身肌肉萎缩到只有大脑仍在运转的人，用不间断的思考来对抗失眠，以此证明自己仍在呼吸。在那些晚上，托尼•朱特用记忆建立了一所小屋，进门之后，沿着扶手将路再走一遍，形成了对那些曾经过往的串联。而这些借助回忆形成的反思，就成了托尼•朱特为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遗产。
海德格尔说，死是“向死亡的存在”。向死而生，理解了死亡的意义，也就回答了哲学的本质问题。一个原本健康无虞的人，却在60岁被退行性的绝症击垮，这绝对不是什么幸运的事情。但好在他没有放弃——他是真的没有放弃“治疗”，而是以一种坦然接受的态度，认真理解死亡，认真接受命运的检验。因为他知道，命运的恶意一旦袭来，除了坦然地选择接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患上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想必是因为一度冒犯了诸神，对此我没有什么要申辩的。不过倘若必须去忍受它，那便最好有一颗内涵丰富的脑袋：充满多用途、可回收的有价值的记忆，供喜好分析的思想随时取用”。
我想非到死时，难以体会这种倒数生命时的真实感觉。不过命运这回事儿，确实就像周云蓬说的那样，“我和命运是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形影相吊又若即若离，命运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干它的，我干我的，不过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罢了”。
是的，命运的事情谁也都管不了。来了，就得接着，就像那个在黑暗中无数次体会死亡感觉的托尼•朱特所做的一样。

　　《记忆小屋》读后感(三)：不可能的边缘

虽然《战后欧洲史》的电子版就在硬盘里摆着，但看的第一本托尼•朱特的书，还是他这本文学性质颇浓的自传。作者是著名史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但这自传却是非常私人化的回忆、感慨与剖白，诚恳坦率，充满声音与滋味。很多地方，朱特那种“气人的孤高”简直溢出纸面，却神奇地并不让人觉得难受。书很薄，很快就看完了，最后的几十页，让我在下班途中也毫无睡意。末了，朱特乘着那列“准时准点，精确到秒”的小火车去往“魔山”深处，而我在一列照例晚点，习以为常的火车上发起愣来。
在社会归属上，朱特既是“精英”，也是“边缘人”；从时代来看，他属于兼具“继承”与“改变”的过渡期。他出生在英国，深受濡染，却并不以英国人自命；身为犹太裔，对复国主义虽曾笃信，但终于放弃。犹太身份给他的最好礼物之一，是让他发现了东欧。而他离开欧洲，定居美国，则是被新大陆的规模与复杂，“玉米地里盖起世界一流图书馆”的神奇配置深深吸引。他反感艰深理论，不耐烦身份政治，深具“平等主义的真诚自省”，却服膺“给每个人以机会的同时，却只奖励最好的”精英体制。这些看上去颇为混乱的信念与经历让他成为“托尼”，《战后欧洲史》的作者，世界主义者，“可靠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从来没有在哪里扎下过根，却无比珍视回忆的人。
读罢回想，“边缘人”朱特所提到的一切，几乎没有一处让我感到区隔难解。而若追究下去，我惊奇地发现这种默认的理解，竟然来自我出生于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这一事实。想想看，中国有多少人关心美国、欧洲和中东，甚至在那里生活过；社交媒体上，人们关注千里之外异国的事务，带着感情相互争吵。朱特毕生为之写作的那些东西，从来就不在中国的视线之外，更何况，其中较为“边缘”的部分，还能在此处得到有会于心的印证。朱特写到自己讲东欧文学课的经历时，说美国学生们读不懂米沃什，无法理解为了某一世俗信仰放下个人利益，全心归顺历史潮流的心态。相信很多像我一样拿起这本书的中文读者读到这里，会大不以为然地在心里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
世界主义者朱特，说到底仍然属于西方，站在边缘的中心。他复杂的背景令他视野开阔，他的目光投向整个欧洲、美国、中东、印度，但这仍是大英帝国过去的版图、他的家庭、血统和教养的地平线。在谈到纽约的“世界性”时，他提到了自己住所两条街之内的东欧裁缝、意大利酒吧老板、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小吃摊、说西西里方言的理发师、法国糕点师、锡克教徒报摊、匈牙利人的面包房、希腊餐馆，以及几步之外的“小小的哈布斯堡王朝”：乌克兰餐馆、波兰杂货铺、东正教教堂。但这个“走几步就能抵达华尔街”的街区，离曼哈顿历史悠久的中国城也不过几街之隔，他却不曾它援为“世界性”的例证。朱特深为赞赏的《纽约书评》，的确是涉猎广泛，值得信赖。然而，它虽不自限于纽约，它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欧洲烙印。
会注意到这些，自然也是我自己的地域身份使然，任何人的视野都难免有盲点，也会有过度的关注。但仔细想想，所谓“中央之国”，却也提供了丰富的“边缘”的可能，更有甚于托尼•朱特那个复杂的世界。现代中国所继承的东西中，有一个高度发达、自成一体的文明，一个征服王朝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疆域，还有一个已经没落的普世意识形态的复杂遗产。在中国的“边疆”，文明的过去和政治的现实交织缠绕，已经提出许多不容忽视的课题；通过佛教与现代地缘政治，可以看到印度；借由华人在南洋的足迹，能与东南亚的历史与现状相遇；俄国与东欧，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渗入建筑、文学和影像，成为亲切的时代记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外交与当代的贸易，又把中国与非洲和南美联系起来。更不必提这个国家对欧洲与美国的关注，历经百年，态度虽则反复变换，其关切程度却未曾稍减。因为短短数十年内经历的工业发展，中国恐怕也比目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了解（甚至是迷信）技术的力量。中国难道不应该是最能激发碰撞和想象的思想场域吗？更何况，历史在此远未终结，所有这一切都在飞快地变动。
想到这些令我觉得幸运，也觉得惋惜。虽然有如此丰富的“边缘”，但“边缘上的中国”，像托尼•朱特那样清醒地从边缘观察世界的心智，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走向中心，走向主流，与许许多多其他人站在一起，既是难以抵抗的诱惑，也是令人戒惧的威压。托尼•朱特不止一次提到他们这一代西方知识分子所亲历的机缘，我在读他的时候，常常觉得我这一代中国人（或者应该说是城市中产阶级），也生逢一个似乎注定要被错过的、狭窄的时代窗口。在我们生长的年代，过去的物质艰难留下了记忆，信息已经流通，即使在没有精英教育的情况下，自我教育也成为可能，而无论是自由还是繁荣，都还没有过度膨胀，令人越来越难以抗拒闭目塞听或是照本宣科的诱惑。但我们似乎很难把握这样的机会，很快地，生存压力即使在中产阶级中，在学院中，也不断引发持续的焦虑。不同方向上有许多股强大的力量，把所有人推挤成一个密实的球体。在众声纷纭的表象下，归属和态度是比分析和讲述更重要的。在中国，边缘是“不可能”的，而对它能保有的最大的希望，也只是它能在不可能处，隐隐约约地产生。
话说回来，如果刨根究底，“边缘”的价值究竟何在？在托尼•朱特眼中，自觉身处边缘者能够更清醒，更能抵抗各种有魅力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危险，更能守住“人性”的底线——在边缘处，怀疑自然而然地培育出抵抗荒谬的疫苗，若真有瘟疫发生，这里还留有一丝希望。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身在边缘，能够不理会那些“像洗热水澡一样令人惬意的身份归属”。边缘人永不停驻，随时准备观察的状态，自然有其代价。对此，托尼•朱特未曾明言，他坦诚的自白 却也透露出端倪。这样一位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怎么竟然会喜欢整洁呆板的瑞士呢？或许那种没有特色的精确和可靠，给了他不屑从别处获得的安全感。从少年时起，他就对火车有非同寻常的热爱。按照他的说法，他喜欢“前往”远远超过“停留”。如果能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结尾的地点，他希望自己能坐上那列穿行在瑞士的山间，循规蹈矩的小火车，那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这趟旅程，他孤身一人，“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

　　《记忆小屋》读后感(四)：蝴蝶纷飞的记忆小屋

   两个生活幸福却突患绝症而全身瘫痪的人，在病床上写就了两本畅销书。
   托尼.朱特好歹是在他尚能口述的时候完成了作品，法国人鲍比则是靠左眼皮的眨动一个一个识别字母写下他四万字的遗作。没有高大上的坚强宣言，鲍比用眼皮“说”出的第一句话的确是“我想去死”。朱特则在这个他称之为“无法被假释的监狱”中认命地叹道：“想必是因为一度冒犯了诸神，对此我没有什么要申辩的”。
鲍比接下来用一只眼睛观察世界和人性，开始在记忆中翩翩起舞，慢慢地：“我身体里的潜水钟不再那么压抑可怕，我的心就像一只蝴蝶自由飞翔。每天有那么多事情可做，可以去看望心爱的人，可以去西班牙建一座城堡，去大西洋探险......”
    鲍比的讲述一直和他与病魔的周旋相交织，而朱特只在开篇的《夜》里冷静描述了他正在忍受的疾病和痛苦，从此以后，他的回忆小屋充满逸闻趣事、历史往昔，诙谐流畅，常常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而彻底忘记他是在什么状态下讲述。朱特说，说一个突然被绝症击中的健康人幸运未免太过恶毒，但是倘若必须承受它，拥有充满价值的记忆和内涵丰富的心，不啻是一种幸运。
     朱特充满爱与俏皮的笔触无疑证明了他的幸运。他回忆中的人物鲜活有趣：会将所有与她狭路相逢的绿叶菜都一一往死里煮的祖母，随意臭骂大家蠢货却教学效果奇好的德语老师，放着便宜车不买而狂热偏爱雪铁龙只因其创始人是犹太人的父亲，认为中国菜干净而怀疑印度菜可能是在地板上做出来的母亲......当然还有见未来丈母娘时狼狈尴尬的自己。被朱特嘲笑得最惨的，莫过于法国知识分子了，一个工程师观察了世界上第一辆火车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完美往返后，回巴黎却写出“这东西是不可能正常运转的”脑残报告。作为战后欧洲史研究最重要的学者，这本小书简直就像他的一次大脑休闲活动。
虽然很多读者是因为这两本书才认识杰出的作者，其实书的内容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绝症面前始终保持人类尊严的了不起。身为法国ELLE前总编的鲍比拒绝穿医院丑陋的服装，说：“哪怕要受罪，我还是坚持在开司米中做我自己”。
    法文版《潜水钟与蝴蝶》出版后两天，鲍比离开了他热爱的世界。朱特在写完《记忆小屋》序言三个月后去世。仿佛他们已用尽最后的时光，表达了对世界的全部眷恋和爱意，带着比许多步履轻松而精神沉重的健康人还坦荡轻盈的内心，挣脱了潜水钟的全部囚禁，心旷神怡地翩翩飞去。

　　《记忆小屋》读后感(五)：人群

渊博的人一定知道自己的极限，能够用情感免疫忽略。遗忘将我们到访的所有地方变成黑夜，无论它的殿堂还是小屋，里面的人群像死囚一样安静。高明的记忆要付出的代价是，再一次前往的时候，画面里的一切都还原真实，可唯独自己不存在。

——题记

回忆很很私人化的东西。它是我与其他人最大的隔阂，却也是人们一直往返其间的归途。能走到哪里我不知道，但陌生人一定能偶然看到彼此笨重的瘫坐在路边吹风的样子，都像一个离家不远的孩子。回忆之声刻骨，可真实的一刻人却闭口不言，这种沉默就像是对背叛的抵抗。回忆成为一封未完成的信，我们知道确切的地址和收信人，是我们一生至高的荣幸。能力与天赋让我们在意志上变得穷酸，好像事情顺利的如同从未发生过，或如同不尽人意一般。而胆怯时爆发出来的勇敢却弥补了记忆里优越感导致的模糊。正如经历过搏击，淤青的痕迹显现在皮肤中，记忆在人的身体里发酵，放映着生命的姿态。

托尼朱特的身体失去了声音和行动能力，但唯一能“行走”和“发声”的是他的记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记忆的双重任务——关于个体的记忆与关于群体的记忆——在此就显得格外重要。我在百度上看到托尼朱特的死讯是于2010年，如果他是他记忆里死去的最后一个人的话，而这本书正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我看了其他人的书评，多次都提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于何处终结。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这是一种将世界未完成的终结和个体的局限融合在一种意识的延绵里所产生的企图，从历史的消解中最先达成个体的挣脱，从回望中最先抵达所有的归程。人类的诉求如果侧重未来，那么就转化成了梦想，倘若跨越过去，就拥有记忆。向集体记忆的终结出发，从一本书到另一本，就像刚好赶上那辆小火车，从一站到另一站，情感是我们唯一的凭据，但它起源于预设的价值。当托尼朱特的横膈肌无法汞出足够的空气， 他与世界的联系就只是脑海里具体出声的情感。还有失明，托尼朱特一直在比较禁锢大脑与身体幽禁间的情感界限。

对回忆中大多事物的确认都是虚构，因杜撰而完整。托尼朱特在第一部分大多讲述了自己出行的感受以及乘坐的方式。雪铁龙与绿线巴士就是他独处大多时间的唯一伴侣，他将身体寄托于它，将目的地转述于它，仿佛自己是被爱的人。地下铁可以从乡野来到市区，从春季通往冬季，从白色的夜晚一直到喧嚣的午后。那种喧嚣打破独处，来自报纸的声音、手表的声音、鞋子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声音。由于年龄问题，行动受到限制，但还是可以通过各种诱惑和暗示去刺探成人的隐私内心世界，当你捕捉到他们固有的逻辑定式就可以了解到。乘坐时无聊的旅途与其说是对自由的干涉，不如说是另一种智力上的奔波。这时候，五港总督号就显得格外慢，虽然它抵达的地区比英国抵达法国要远的多。这种慢就让人想到排队的场景，一定会有一两件事情如同插队的人一样恶化的自己焦灼的心情。但作者不同。修理、等待、交涉、对峙似乎是生命得以壮阔的途径。如果一定要怀念的话，这些漫长的煎熬是我们突然一瞬变得无比骄傲的凭据。

因为对历史趋势的热忱，托尼朱特有很多次身体力行的转变：年轻时他追捧披头士，磕药，持不同政见，加入性解放的时代潮流；也曾投身于左翼犹太复国运动，在布劳兹劳作，参与管理组织工作。他喜欢在布劳兹的一切，还提到喜欢当时到处“性爱无罪”的氛围，喜欢高体能消耗的纯体力劳作。他在意且尤其记得当时他惊讶于布劳兹伙伴对外界了解甚少、热情之低。摆脱布劳兹的死气沉沉是因为被剑桥大学录取。对于不同的思潮与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信奉、追随与放弃的过程，并且明白激烈、极端的身份认同和毫无保留的忠诚，需要一个人付出多大的代价。成为历史学家是托尼朱特的梦想。从12岁开始他就开始计算需要多久才能攒够做历史学家所要的文凭。在抵达未来之前，他先会赚钱，于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书店唱片部每周六工作，当年他14岁。战后重建的寂静与枯燥深深影响他，当然还有披头士。托尼朱特的最后一份工是在剑桥大学的蓝猪宾馆负责供应早餐，从早晨5点到中午。一份利于阅读的工作，在烤吐司、煮咖啡、煎鸡蛋的间隙，他读了博士论文所需的背景材料。只要操作熟练，制作快餐不仅能允许沉思——还能促进沉思。当然，托尼朱特的余生不会在烤吐司、送地毯、清理柴油机中度过。

美国是一个同时充斥诱惑与禁忌的国度，无论你向往它的那一方面，我们都有理由相信是对妥协、压抑导致的敏感神经让他们对这份看法过度执着。年近30的托尼朱特有了这样的一次行程。如他自己所说，他对美国既轻车熟路又一无所知。他在一生中曾7次横跨美国，就像是从女性隆起的小腹取出婴儿一样领略美国的独特风光。贫穷给他带来独特的经历，而荒凉则鼓励他思考更宏大的历史图景。所有的意外暗示着记忆里的新大陆，节外生枝则体验到更为复杂的隐情，包括人内心更暧昧的揣测。

80年代，托尼朱特的中年危机改变了他已经沉湎多年的思想尺度。那段时间，他学习捷克语，每晚花2小时自学，还去过捷克斯洛伐克。当他教授东欧历史的同时，用自己的精力书写它。回到牛津，他拜访了中欧、东欧的专家和流亡者。特别提到的是，托尼朱特还拜访过米沃什的祖宅，就是写《被禁锢的大脑》的那个作家，我想是他深深触动了托尼朱特的原因。东欧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时代有某种特殊的联系，根源在于国际秩序的重建以及世界殖民地与移民地对他们内心“欧洲中心”情结的考验。移民换来的安全，以及冷战换来的和平似乎是个体的身份辩护的趋势。但是，托尼朱特想到了其他的，正如米沃什所预言的一样。《记忆小屋》中说，米沃什认为，“东欧人很难不视美国为小儿科，因为美国没有经历足以让他们明白个人判断不过是个人思考习惯之产物的事件。”我想从欧洲辗转来到美国的托尼朱特，不逊色于任何一个美国作家，用自己受到思想冲击的文化觉悟提炼到一个大陆板块的高度，而不是某些民族或某些资源的高度。

在人群中，性欲与爱情的分别就能突然让一个人变得十分焦灼，性欲是一种方式的焦灼，爱情则是另一种。情侣在午后都知道一张双人床的滋味，我们无需阻挡他们身体方面的沟通，他们就一定记得某年的闲暇间隙发生的事情。托尼朱特已经60岁时，经历了77年和86年的两次离婚，并且爱上了曾经学习芭蕾舞的女学生，当然她在之后就成为托尼朱特的第三任妻子。

整个世界的移民史就是人类历史中向蛮荒地迁移、屯居的部分。表达者的双重身份是始终处在非常暧昧与激进的，在两者之间徘徊，自始在边缘难以长驱直入。这种煎熬就如同奥斯维辛中那些秘密的审判一样，具有一套标准化的程序，好在每个人身上检验出一个移民者他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是什么。托尼朱特是犹太人，但由于早年生活变动很大，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当年他经历过犹太复国运动，但也仅仅只是目睹而已，并没有深入的参与，对自己民族的使命有所保证。如果一定要有一个自我认同的话，托尼朱特更乐意称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以这种个人表达的尝试为荣。同样，他喜欢给自己的身上贴上“世界主义”的标签，他将视野定位在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不同国家的人群，接受他们各自独特的生活状态，而不是只记住自己社区内的那些熟悉面孔，偷听他们之间的利益纷争。穿梭在他脑海中的人自然也同样是这个浩大世界角落里的“世界主义”，深刻的和他所有困惑与解答发生关联。

托尼朱特没有极端的民族勇气，同样也没有极端的爱国热情，他操着英式英语，通晓几个其他国家的语言，他生活的环境时刻要处理陌生的障碍，其中包括文化背景的障碍，因为和他相处的人群拥有着同样的困境。俯瞰一个城市的地貌就像去了解他们的言语，对于当地人来说这是勤劳与友谊，对于托尼朱特却是慎重的灵魂对话，它是通往世界任何位置的隧道。那时托尼朱特可能只有8岁，如今他60岁，他记忆的来源是解密式的赌注，它不肯消亡的慢慢向他敞开天堂之门。

　　《记忆小屋》读后感(六)：记忆小屋

“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在何处结尾。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 我也想坐一辆属于自己的小火车，像作者那样一直坐下去，的确就如作者所说：“无所谓终点。”我一直很享受追求途中的乐趣，享受途中所看到的美景，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虽然终点还是那么遥远，我还是会一直往前走，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记忆小屋》是作者托尼.朱特逝世前最后一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回忆录，他的回忆中有童年时期的战后伦敦，有1968年的巴黎学生运动，有当他穿越美国的公路旅行时，旅行途中带给他对美国文化、历史的思索，他用文字记录了他一生中所见所闻，成长中所遇到的烦恼，成长途中所思所想，他都一一回顾和记录，给我们读者留下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特说：“无论好坏与否，这些经历把我造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天地之大，比西方哲学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大出很多，而我窥见了其中一部分，虽然这一刻姗姗来迟。” 托尼.朱特在2008年被诊断出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2010年在家中去世。 2017.09.11 星期一 夜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