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康熙经典读后感10篇

　　《曹寅与康熙》是一本由史景迁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页数：3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一)：曹寅与康熙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一名意在“景仰太史公司马迁”，《曹寅与康熙》是史景迁就读于耶鲁大学时完成的博士生论文。本书并未局限于康熙与曹寅之间的君臣关系，而是进一步勾画出康熙盛世这一表象之下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生态。
      曹寅出身于满清“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属旗人包衣、皇帝家奴。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身份，一方面，他们在统治集团内至微至贱，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有机会靠近权力中心，扭转局势以享尊崇。历朝历代封疆守土的君王最信任的，永远不是战功赫赫的封疆大吏，而是自己人，康熙也不例外。康熙启用包衣来牵制明朝遗留下来的宦官体制，作为自己的情报工具，实则与东厂锦衣卫一类特务机构异曲同工。于康熙朝始，启用密折制度，曹寅于此时获得直达天听的荣宠，康熙与曹寅之间形成了君臣相互依附的密切关系。曹寅作为旗人包衣的杰出代表，为康熙朝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就不难理解康熙对曹寅争名逐利等一系列行为的默许。
      有红学研究者认为，曹雪芹著《红楼梦》的灵感正源于曹家在雍正朝的衰败。康熙对曹寅乃至曹家可谓恩宠至极：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同时把持着朝廷两大暴利行业；曹寅过世后，其子曹颙接任江宁织造；曹颙过世，江宁织造一职由曹寅继子曹頫接任。而作为康熙的继承者，雍正显然没有继承对曹家的信任，史书中或说雍正因江宁织造账上亏空太过而震怒以致抄没曹家，或说雍正即位为树立权威整肃朝纲，曹家只是作了新旧政权交替下的牺牲品。无论怎样，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失去了康熙的庇护，曹家最终沦为了统治集团的弃子。
      我知道这本书一定还有其他深意，但通读下来很多都思绪混乱无从表达。想起与史景迁同样致力于研究中国史的华裔日本学者陈舜臣，还有我不知道的更多学者，倾尽毕生之力钻研中国历史的治学精神，万分钦佩。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二)：触不到的绊

        这是一本学术性比较强的书，我主要是从两位主人公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体会他们之间的点点关系。
        由于康熙的奶妈是曹寅的母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康熙会对曹寅的母亲有种别样的情感，从南巡到曹母家时就已经有所抒发，想必发小的康熙和曹寅的关系从小就有比较厚实的基础，但基于皇权和包衣的身份，康熙也会不得不保持距离，以便树立皇威。皇帝一般都以孤家寡人自称，但对于康熙，曹寅的存在确实是他在晚年所能挂念和回忆的部分，尤其在曹寅作为耳目在江南的时候，那种信任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曹寅过世后，康熙对曹家嗣子关于曹家的大小事务的过问，可以看出康熙是那么挂念曹家。要是没有皇室包衣的身份束缚，没准他们两可以称兄道弟......
        社会各个层面都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梳理那层看似很薄却坚韧异常的沙网才是最为重要的。
        时不时让我想到了阿米尔与哈桑。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三)：“皇帝-家奴”关系

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历史，第一次看史景迁的书，作者深刻的描述了在皇帝和家奴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现如今：博导-博士的关系），作者梳理了大量的文献和典籍（有些典籍可能是国内的学者无法轻易获取的），并用换位思考的方式进行了分析。
书中具体的讲述了几个方面：
第一，包衣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借由曹家的发展阐述了“包衣”制度的演变和发展，从其最初的起源到后来在雍正时期的巅峰进行了描述。但是琢磨与康熙一朝，使得在雍正时期的“包衣”制度没有进行过多介绍。毕竟作者着眼的还是曹家这个特例。
第二，论述了在正常的官僚体系之外的“密折”制度。这种制度是随着明朝宦官的衰落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制度。当然这也是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系统之外，用于加强个人集权的一种有效手段。
第三，对正常的赋税制度之外的、用于皇帝个人小金库的敛财手段的描述，如盐政、织造等。并在适当的段落论述了该种敛财体系对正常的税赋体系的补充，尤其是动用此类税收去弥补河工等基础设施系统的资金。
第四，从作者对曹家的分析和研究，适当对《红楼梦》中的相关论点进行了分析和佐证。但是作者本身并不是红学家，所以并无新颖的观点提出。
个人阅读之后，觉得有几个小的局限（个人愚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作者本身是外国人，虽然可能有新颖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史，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实际上未必能深刻体悟中国文化的蕴含，尤其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的有效运作。所以书中不免在分析“包衣”对常规官僚体系的补充，以及相对应的“张力”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分析。尤其是“包衣”+“密折”制度同常规的官僚体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深刻的分析。
第二，误差的放大。作者本身是写作一本书供大众阅读，所有史料必定都是中文，然后经过作者的写作（英文），再经过译者翻译回归中文。虽然没读过英文版，但是想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有所误差。这样的误差可能造成专业的汉学家对史景迁的批判。
第三，康熙一朝的党争是非常严重的，曹家也肯定是陷入党争内的，而且曹家在党争内所支持的派系显然不是后来继位的“雍正”一派。但是作者在描述曹家陷入党争时的局面（可能是缺乏史料）时，显然并未达到一定的深度。而这样的党争是曹家没落的主因。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五)：部分笔记

这本书与《红楼梦》其实无甚瓜葛，反而是作者借用红学的庞大研究，去钻研一己的历史。铺陈出在雍正建制以前，康熙如何利用当时的包衣制度，以南巡、奏折等法了解民情，又如何地方财政。切记些个。
一、 内务府
旗制与官制
满人师法汉人建筑防御工事与城池，并以明代军事驻防体系而建立八旗。将兵丁及家人编入旗下，三百人一佐领，五佐领一参领。之后随着征服，为了巩固统治将蒙汉视作盟友而非俘虏，相应建立了蒙八旗与汉八旗。满蒙汉八旗中的官僚大体维持着世袭制。
清代在旗制之外维持了明代的官制，即内阁、六部及地方的巡抚、总督。在中央，满汉以文武各占一半；地方则主要由汉军、汉人担任总督，汉人官不过巡抚，出任者众，但又是会节制省份由满人担任。
包衣
在正式的汉军成型（1630）以前所俘虏的汉人沦为满人奴仆，即包衣，其后世代相传。顺治在收编了多尔衮的正白旗以后将之奉为“上三旗”，下五旗的包衣只是亲王的奴才，地位低下。但是在内务府建制以后，上三旗归内务府统领的包衣成为内三旗（并非所有的上三旗都是内三旗）。因清代抑制太监，包衣实际上承接了太监的特殊地位，且尤其因为满汉之别，这种特殊的汉人成为皇帝收集情报、控制税源自用的特殊人群，多担任织造、盐政等肥缺，成为独立于正常官制之外的皇帝私人机构，且在雍正年间，包衣制度渐趋灵活，可经正常途径进入官制。
但是包衣实质上是奴仆，对于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从安排，因此，掌握官位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包衣可通过三个方式获得自由，有女纳为妃；基于人道赦前朝；三则原来由汉人担任的旗鼓佐领被转入旗内，在新佐领那里获得一定官位。
包衣与内务府
内务府奠基于更早的部落架构，且往往由武人依军事纪律统辖。上三旗包衣中各有三个满洲包衣佐领与四个旗鼓佐领，归隶于内务府，但是在74—95，则归总管内务府大臣节制。
内务府独立于官制之外，之后渐渐独立且拥有了正规规定。但是自此前，则可有恩荫。
二、 清朝社会阶级分析
理查德•沈德思：阶级是“心理~社会”群体，本质是主观的，来源于一种归属感；阶层则是由清晰的收入、职业、权力、教育等划定的人群范畴。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显然有皇族、旗人精英、汉官精英。那么没有做官的汉人地方精英的地位就需要特殊界定。尤其因为在康熙朝，为了维持统治，需要依靠旧有的官员体系，汉人官僚体系中受到了或明或暗的排挤。
许多汉人中的精英因此沦为了地方精英（乡绅），他们依靠与其他三类精英建立关系（通过交友、乃至亲戚关系）而获得自己的地位，同时科举考试可看做重要的指标。生员、监生、举人、乃至进士都可视为乡绅。但不包括士庶（为取得任何功名的童生）。
三、 在建制以前了解民情的方法
包衣制度本身就是在常规官僚体系之外，康熙控制地方财政的方法。而南巡与奏折则是他了解民情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