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日记》的读后感10篇
《梁漱溟日记》是一本由梁漱溟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108.00，页数：89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梁漱溟日记》读后感(一)：次子梁培恕：梁漱溟“文革”日记解读
转载自深圳商报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对梁漱溟“文革”日记的专门解读，节选自梁培恕今年在香港出版的新书《我生有涯愿无尽——记父亲梁漱溟》，文章原名《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作者委托出版社授权本报刊发。
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
写“文革”十年用“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为标题，读者恐怕不免要疑心我是在标新立异吧。不是，真的不是。大家想理解他，那么请看在人们普遍身不由己浪费着生命的十年里，他是怎样度过的。他比正常年头工作得更多，超计划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
他是知名度很高的“反面教员”，按说日子应该很不好过。而且事实上凡斗争对象遭遇到的，他都不曾幸免。然而他耕耘了，收获了。
受冲击始于红卫兵抄家
良性互动是指那些原本把他当做敌人的人，于不知不觉中受他影响，凶蛮的心态回归正常，甚至有一点（不能表露的）敬意。
《人心与人生》半部手稿虽说被抄去，起初一段时间，其实近在咫尺。他此时住在小南屋，而手稿就在北屋地上。这是父亲讲给我听的。红卫兵没有将手稿随其他物品一并装车运走（这是万幸）。红卫兵撤走，那一摞纸赫然放地板上。
自此，时时在他的目注“守护”之下。开门的钥匙在一位姓韩的民警手里，他对这位民警说：那一摞稿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对别人没有用，能够还给我吗？民警说，自己的责任是看守这屋子不让人进来，没有权力动这里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注意着不让人随便拿走。
父亲对这个答复的评价是：这个意思也很好。——一个善意的答复。
二十六日（编者注：1969年10月）日记：“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厕所。”
我们一向很委婉地将“文革”中发生的这类事情称为“受冲击”。他受冲击始于红卫兵抄家，继之是长期群众专政。
最后的日子在孤寂中度过
第一个（敢于）去看他的友人是王星贤。（十月七日）两个星期之后，“晚饭后久候恕儿不至”。（十月二十四日）次日，“收恕儿信说明不来之故”。又过四天，“晚饭后渊庭、大中来谈彼此情况，盖不见面已有两月有余”。又过两天，“八时半宽恕两儿先后来家，为我安装屋内火炉，整理厨房天窗，解决许多琐碎问题，亦略谈彼此情况，知诸孙情形”。
凡事，只要开始做了，继续做就不难。我希望由我去看他，这比他到我宿舍来要好——不显眼。可是这一点他不体会。也许，一个人越被社会孤立越想与人亲近，“写发恕儿胡真一信，告以星期日去看他”。我始终不曾开口说：少来为好。
下面要告诉读者的是：是别人而不是我们为人子者，在“文革”期间给他极多关心和具体帮助。他们（那些我至今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来的人，如今过半已经逝去）是真正不可少的。特如陈氏兄弟所做的事，虽子侄辈也不易做到。父亲尝说，危险总是与他擦肩而过———这种感觉一再得到验证。如今我想补上一句，在困境中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关爱同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当然，在那失常的岁月中，也有一些人从他那里得到关爱。这两个方面都值得写下来。
一月八日的日记里写着，“陈维博之弟来”。而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日记里第一次提到“陈维博来赠书，又托他代购香油”。这是陈氏兄弟次第出现的相关记载。他们的身份是工人，赵氏姐弟是学生，当时，学生需要接受再教育，工人则无须为受教育而离开北京。
第三个冷清的阴历除夕“维志晚来，为讲社会结构为文化骨干之义”。这个观点我比陈维志晚知道二十年，而且是为了写这本书研读全集而后得知。我在父亲生前没有机会，首先是没心情听他讲这些期望传之后人的话。
通过读这一时期的日记，我有一个发现，父亲日常生活最需要的是可以与之对谈的人，不够条件对谈，有人能够听他讲也好。“文革”前始终有人可以对谈，即早年的学生和友人，“文革”把这些人赶走了，维志遂成为此时惟一够条件听他讲的人。进入“文革”后期，可以对谈的人一度重聚，旋又因亡故而失去，永远的失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最后的日子（八十年代）是在孤寂中度过。
《梁漱溟日记》读后感(二)：责编谈《梁漱溟日记》出版，还原“最后的儒家” 50年人生独白
转载自深圳商报
作者：刘悠扬
时间： 甲午年七月十三 西历2014年8月8日
近80万字的《梁漱溟日记》全本将首次出版单行本，并收录30余张首次公开的私家历史照片。记者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文景公司获悉，梁漱溟现存日记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长达50年的行止经历及感受心境，在日记中都有朴实的记录。
《梁漱溟日记》将在即将开幕的2014上海书展上正式亮相。出版方透露，届时，该书整理者、梁漱溟之子梁培恕也将与刘东、张大春、顾红亮、止庵、吕新雨等共同亮相主题论坛，从梁漱溟出发，探讨“儒家的生活世界”。
劫后余生的日记
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
世纪文景审读室主任、社科一部主任何晓涛是《梁漱溟日记》的责任编辑。据他介绍，《梁漱溟日记》是梁漱溟现存全部日记的汇编，此前曾被收录在《梁漱溟全集》中，此次是经重新校勘首次全本单行出版。
梁漱溟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多有散失，比如20岁前后闭门研读佛典时期的《楞严精舍日记》，在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当废品卖掉了；后来被抄家也致使有6年的日记全部丢失，4年日记严重残损。不过即便如此，劫后余生的日记仍有70多万字，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前后跨越50年。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在该书前言中表示，这些日记是梁漱溟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了一个“窗口”。
那么，日记中的梁漱溟是怎样的形象？
何晓涛告诉记者，例如，日记中记载了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暂居于颐和园，常与三五友人聚谈，爬山、划船次数之多，连梁漱溟的家人都极为惊讶；为撰写书稿，梁漱溟多次前往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常于凌晨早起写稿，除夕、春节节日亦笔耕不辍；晚年为与衰老作斗争，“力行不搭车之决定”，外出多赖步行，每日坚持练太极拳……诸如此类生活细节，在日记中都有记录。
日记中的梁漱溟
感受最深是个“真”字
梁漱溟曾被美国汉学家艾恺称为“最后的儒家”。何晓涛告诉记者，在读梁漱溟日记的时候，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真”字，“他写日记不是为了后来出版，而是作为生活的备忘录来写的，而他日记中的很多想法与他公开发表的都是完全一样的，这是非常难得的，很多公众人物尤其是现在的名人都是人前、人后形象很分裂的，表面说一套，但内心想的是另一套，梁漱溟在人格上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仅是梁漱溟的自我评判，也为后人所公认，其率真无伪、反躬自省之诚在日记中多有表露。梁漱溟多次公开表示负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日记中也常见梁漱溟所作的自我反省：“夜醒后思年来俗念盈胸，没出息到家”，“我一生得力在处处‘有自己’，然而今日最大病痛亦正在脱不掉个人主义，‘不能没有自己’，“有人纠正，思之不能释然，小气极矣”。
“由此可以理解，梁漱溟甘冒生命危险，坚持巡视抗战敌后游击区八个月之久；在常被称为荒废了特殊岁月中，却撰就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传世之作；遭全国性大批判，而能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类所谓传奇，对梁漱溟自身而言，不过是其践履笃实的生活常态。”何晓涛说。
文献价值更重要
30年前著作曾难以出版
“这些事件，梁漱溟多曾亲历或有见闻，有的甚至是事件的中心人物，日记中对此或详或略或直接或间接都有述及。”何晓涛告诉记者，为了让日记更具文献价值，书中有导读性质的前言和每一年大事提要，修订及增补注释600余条，并编制主要人名索引近2000条。
近几年，学界对梁漱溟的研究越来越多。时间退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梁漱溟的著作却很难找到一家出版社出版。梁漱溟长子梁培宽退休后一直整理父亲的著作，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谈到：“当时找一家出版社太不容易了，父亲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经历了很多波折才出版，那是在1982年年底，我们得知有一家出版社可以自费出书，书稿出来后又出了问题。当时只印了2000本，而且不能在新华书店公开出售。”
据何晓涛介绍，世纪文景的“梁漱溟作品集”，近期还将出版新校勘的两部梁漱溟代表作，一是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可视为梁漱溟晚年定论的《东方学术概观（增订本）》，一是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外，将增收数百封书信的新版《梁漱溟书信集》也正在编辑中。
《梁漱溟日记》读后感(三)：儒家的生活世界
《梁漱溟日记》将在即将开幕的2014上海书展上正式亮相。出版方透露，届时，该书整理者、梁漱溟之子梁培恕也将与刘东、张大春、顾红亮、止庵、吕新雨等共同亮相主题论坛，从梁漱溟出发，探讨“儒家的生活世界”。
劫后余生的日记
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
世纪文景审读室主任、社科一部主任何晓涛是《梁漱溟日记》的责任编辑。据他介绍，《梁漱溟日记》是梁漱溟现存全部日记的汇编，此前曾被收录在《梁漱溟全集》中，此次是经重新校勘首次全本单行出版。
《梁漱溟日记》读后感(四)：梁漱溟的“文革”生活：用儒家“功夫” 应付红卫兵
转载自东方早报。
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他不坏。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甚至带有请教的性质。
86岁的梁培恕和哥哥梁培宽在退休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父亲梁漱溟的精神、文化遗产，这套由他们整理的《梁漱溟日记》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两卷本的《梁漱溟日记》刚刚由世纪文景在上海书展上首发。8月14日，梁漱溟次子梁培恕来到上海长宁图书馆参加了文景艺文季活动，精神抖擞地做了20分钟的讲演，介绍了父亲与伍庸伯和熊十力两位友人的往事，及对二人所代表的两类不同的儒者的评价。
“‘文革’中我们尽量避免去看父亲”
8月15日，早报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去跟梁培恕先生见面时，梁先生首先抱歉地说，能否把见面的时间缩短一点，“昨天演讲有点累，晚上见了民盟的老朋友有点兴奋，回来休息得太晚，吃得又太油腻，现在精神不是太好。”梁培恕毕竟已经86岁了，但在过去的20多年以及今后的时间里，都要对父亲梁漱溟的精神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工作，“事情一直很多。”
在聊天中，早报记者只说了一句便打开了梁培恕的话匣子：“以前只知道，您父亲梁漱溟先生在‘文革’中扫大街、扫厕所，结果翻开日记，真的是如此。他还很细致地把每天扫大街的情况都写下来了。”
“其实扫大街的事情，我们也只是知道而已，但不知其详。因为当时本单位的运动也很紧张，当时我家兄在北大，我在建国门，他在新街口，骑车都得一个小时，挺远的。‘请假去看看父亲’这个理由就不好，这是不积极参加革命。所以尽量避免去看他。‘文革’前三四个月很少见他。”
梁漱溟经历红卫兵第一次抄家是在1966年8月24日，他在日记里这样记录：“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
抄家被斗细节，梁漱溟在日记里没有详细记载。“日记里，父亲都是记账式的，不太细谈别人和事情。偶然特别注意的时候，多说几句，通常就是某某人来了。他的很多事情，就是备忘形式记录，很少写感想。”
“第一次红卫兵到我家破四旧，父亲被斗，我在场。那天，我正在机关开会，正好有电话过来说：我们是123中学的红卫兵，我们在斗梁漱溟，你回来一下。我就告诉我们那的‘文革’小组领导人，然后骑车回家，有一个多小时路程。到家时是下午两点，批斗我父亲是从上午九十点开始的。我到的时候，政协的十几个造反派也来了，他们开着卡车来，是来拉东西的。”
“父亲对红卫兵：少说话，不对抗”
梁培恕后来知道，其实是政协造反派通报了太平123中学，告诉他们一个线索，谁谁住哪。所以红卫兵去斗梁漱溟，也就几句话，“因为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那个时候，红卫兵也很忙。一天要走好几场。”
梁培恕到的时候，院子很乱，都没有下脚的地方，被褥、衣服、书籍、报纸、家具、碎瓶子撒满了院子，根本没地方走路。“这是红卫兵最放肆的时候，好好一个家具、收音机跟‘四旧’有什么关系，要以砸碎为快。那时，几十个红卫兵正在斗他，向他喊：‘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错误吗？’”“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几乎不回答。我觉得他有聪明应付的地方。比如红卫兵不许他戴眼镜，把他眼镜没收了。后来红卫兵找出个东西要他念，他就说：‘我看不清！’其实他还不至于看不见。这样就把眼镜还给他了。总之，他对付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少说话，不采取对抗的态度。”
梁培恕在队伍里，看着别人喊口号，“我想的事情是他们（父亲和继母）晚上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因为厨房的东西全被砸烂了，床也被砸了，被褥也全扔在外面了。”因为在想这些问题，居然忘记和红卫兵一起举手喊口号了。有一个政协工作人员看到了，就问：“你怎么不喊口号？”然后梁培恕才意识到，坏了！他只好说实话，“我在想他们俩晚上的吃睡问题。”他最后没有揭发梁培恕。
在抄家后的头两个礼拜里，作为儿子的梁培恕没有去找父亲，也没通电话。当时没人照顾梁漱溟，挨斗的那天，梁培恕的继母还被人打出血了，“可能她与邻居有些纠纷，有人乘机报复揭发了她。但我父亲没有挨打。”
后来时间够长了，梁培恕才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他被斗后禁止出门，连柴米油盐都不能去买，报纸当然也不能看，他没有任何获得信息的渠道。所以他不知道，红卫兵的行为是遍及全北京全国的。在信里，我首先让他知道，这是普遍现象，别紧张。”写完信，梁培恕不敢直接寄给父亲，晚上带到继母的妹妹家去，让她带过去。“她有点为难，因为刚去过，所以我让她过几天送。送信的时候让她带了一罐六必居酱菜。父亲看了信后，就好多了。”
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他不坏。“这就缓和了关系。第一次抄家过了六七天，两个女红卫兵还进屋问老太太，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红卫兵也很想知道，这两人被斗后有什么想法，结果发现，他们没有抱怨也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还劝我母亲，这是反修防修风刮得大才这样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红卫兵的狂躁。”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甚至带有请教的性质。“他离开的时候，还对父亲说他调工作了，以后这里由某某负责。意思是，他已经交代过了，不会为难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一直坐到半夜，一直想说，但又好像欲言又止。”
“仇恨心在我心里起不来”
即便被抄家了，周围的邻居也知道梁漱溟是好人，所以尽可能少骚扰他。“比如有个王大姐，一起劳动抬土，抬了两筐后，大声说：您歇着吧，岁数够大的！邻居们也都知道，这是给个机会让他走。虽然只是一句话半句话的保护，但说明红卫兵能改变，邻居更容易改变。”
后来梁漱溟不被允许住在新街口的院子，就搬到鼓楼的小杂院，都是平民居住的地方，房子矮小，很热不通气。但时间一长，大家还是觉得这是好人。“那个时候‘深挖洞，广积粮’，他们还排队去远处挖洞。有一次两点钟集合，但我父亲没有赶上大家的队伍。结果回来日记里写：‘怅然而返’。他不是庆幸没去，而是怅然。”
这些细节都是梁培恕从《梁漱溟日记》里看出来的，“看日记要耐心看，不要觉得这篇没意思，那篇没意思。我一直说，要研究我父亲就一定要看日记，看多了，就知道了。”
从历次政治运动中，梁培恕看到的父亲都“不记仇”，“但他还说，‘我认识阶级斗争的道理，但我要说句老实话，仇恨心在我心里起不来’。”
梁培恕说，在他父亲看来，人是互通的，感情是可以交流的，“用儒家的话说，正己再正人。在这种特殊状态下，要知道如何先正己，我的反应如何，我如何用好的影响改变他们，而不是抱怨。这就是儒家功夫。”
《梁漱溟日记》读后感(五)：这本书是他的精神秘档
那天下着倾盆大雨，一早挤地铁赶到长宁图书馆，去听一场关于《梁漱溟日记》和儒家生活世界的读书会。
《梁漱溟日记》的主要编者是梁漱溟先生的大儿子梁培宽，那天的主讲人是梁漱溟先生的小儿子梁培恕。
在上世纪8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提倡文化的改造，一直认为一个社会的状况跟人心有关，今天的我们和当下的社会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议题。
以下是梁培恕先生演讲内容的整理。
先父（梁漱溟）去世以后，如何把他的思想财富保存下来，变成我和家兄的一个任务了。我们都是在退出工作以后才注意自己的父亲。当然也还不算太晚，但是也是晚了。
【梁漱溟，从佛学到儒家】
今天我的题目是从他的几个朋友那里的角度去看先父的儒家思想。在民国初年，清朝刚刚倒了之后不太久，主要是向西方学习风气的同时，也有一些人，一些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很注意谈佛、谈儒，并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交往，好像一个社团的样子，说社团又太重了一些。那么就在这些活动当中，先父就结识了一些谈佛、谈儒的人，有的时候是他向别人请教，有些时候是别人向他请教，1918-1923年这段时间，他们互相认识，而且都是一辈子的朋友。
我今天讲两个人，通过讲这两个人说明同是研究儒学，实际上个人的路子、路向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父亲本人，这三个人，按自己的气质、个性来研究或者是来传播儒学。
我父亲之所以转向儒学，基本思想就是他明白一个道理，他说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是一个终极的真理，但是太多的人不可能懂得他，不可能接受他。世界上没有彼此之分，万物一体的，这个万物一体和我们的实际生活相差太远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情况下呢？完全不是万物一体的，而是对立的，我们和物是对立的，和人也是对立的，体会不到万物一体，悲悯众生也不存在。
佛家的真理，好是好，但是只有极个别的人认识它。所以他说怎么办呢？他把我的救世的想法转向儒，因为他看了儒书之后，认为孔子的生活态度是最适合于人类的，他觉得再也没有比儒学更积极、乐观，同时也很稳妥。他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的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就只能提高到儒学这一步就正合适。佛学太高，所以他后来是为了大众而放弃了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他就是这样转过来的。
因此，他的这个态度和我下面要说的两个好朋友的态度就不一样，那两个人，应该说造诣也很高了，但是三个人都不一样，刚才我把我父亲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大家再听我说另外两个，会感觉三个人各有一套。
【人人都知熊十力，却不知还有位伍庸伯】
我先说一个叫伍庸伯的先生，这个人我是比较熟悉，因为熊十力先生和伍先生我都见过。由于有这样一个父亲，别人见不到的我都见到了。
熊先生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伍庸伯，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称呼他。是新儒家还是什么，我认为这些称号都不必要。在我父亲心中，伍先生是可以补朱熹、王阳明的不足，评价非常高。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我就先说一下伍先生。
一个人做军人活一辈子对吗？他一定要弄清楚，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活，他活着就处在一种迷惑的状态，所以他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个问题然后再说，其他他不能干了。所以他就辞职。别人说你辞职吃什么穿什么？他不管。
后来他辞职了，而且他的陆大的同学和同事们，一人给他几块钱，他靠这个活着，在北京找各方面的基督教的牧师、和尚、道士，北京大学去旁听。他用6年的时间，最终他选定了，儒家最好。并且还有一个特点，他选定儒家之后，再也不评价其他的学派或者是其他的宗教有什么长短。我就认为这个好，其他有什么我不说，他就是这样的态度。
伍庸伯先生另外一个特点，他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部队，但是在北伐的时候出任后方办公的厅主任，掌握最繁重的工作，前面在打仗，他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北伐一完成他就辞职。他有两次代理广东省的主席，主席一回来他就交权，他的力量就是利用在本乡，办教育，缴土匪，他的儒家学问只在本乡跟他的一些乡亲们中间有兴趣的人，讲给他们听。
我想说的是，他选择的儒家的路就是差不多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周遭靠近他的，他也关心，或者说他也愿意辅助人们来解决问题。他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跟我父亲不一样了。我父亲是说他要用儒学来拯救人类，因为佛家太高，这中间关切的范围是区别非常之大了。
我只能用很少的几件事情来说明伍庸伯先生的不平凡，以及修身方面及其认真来让大家有一个印象。
他的老家是在广州以北几十里的地方，他进广州通常都是坐火车，几点几分有一个火车离他们村几里远的地方，他坐这一趟火车进广州。以前都是火车到他也到。但是有一次是火车已经到了他还没有到，如果他跑还能够赶得上，但是他不跑，他立刻就决定我今天回去了。回想今天我为什么没有赶上火车，因为火车是定时的，我去火车站需要走多少时间也是一定的，都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赶上。
他后来在北京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进屋就看他的嘴唇缩上去了，上嘴唇盖不住牙齿了，有手指那么宽的缝子露出来，正好他拿着一个小镜子在看，他也看到牙齿露出来了，他说了一下，恐怕大势已去了，然后他就不吃药了。同时还对别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个时候死正好。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责任，对于乡土，对于其他的人都不负有任何的责任，此时生命的在与不在只关系到个人，所以他说此时正好，他不吃药就死了，这就是伍先生的儒家工夫实践的一面。
他在讲书解书，他解书在我父亲看来是最正确的，为什么正确？朱熹、王阳明这些大家，常常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加到古书里面。有一个毛病，解书的时候，多有转折，把一个意思加以改动，经过3、5次的改动成了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古书的意思。用我父亲的语言说：古人就我。让古人来迁就我的意思。
但伍庸伯先生没有这个意思，他不善改古书，他对王阳明和朱熹的批评就是他们有这个问题，王阳明讲着讲着就要讲“良知”，就是“格物致知”，王阳明加了一个“良”，加了究竟好不好，它不是古书的意思了。这个古书在我父亲看基础是摆在那里大家看的，每个人自己去体会，不要你去改，靠自己的心得去理解古书，所以他说伍先生的态度最好，他讲解书的时候最原原本本，一字一意，一句一意，而王阳明他们不是这样做的。
我父亲对于伍庸伯先生长处的评价是什么呢？伍先生这样的解书，这样的实践，好在什么地方，可以利于初学普济一般人，他更明确的说，不要用心太过，虽然你是研究孔子的精神，但是你用心太过，用力太大都不好，这里面好像也是对于朱熹、王阳明的不赞成，反过来说伍先生在解书的时候没有这个毛病。
【我眼里的熊十力先生】
下面说一下熊十力先生。他是一个新儒家，但是这个新字我不太同意，但是我们不说了。熊先生很有名声，在我父亲看来他在后期有很大的毛病，他起初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人肯定是才气很高，对于儒学也有真知灼见，但是他有太多的毛病。
这个最根本的毛病就是，说是要破我执，但是从来不破我执。虽然我执是谈佛的，但是我执强的人做什么都不好。熊先生他是有很多毛病，我跟大家说一些事，你们就知道他的毛病了，他的特点也非常有意思的。
熊先生，我十几年前台湾杂志让我写一个熊先生的介绍，当时我给他两个字“率真”，但是今天改一个说法，他有率真的一面，但是更应该代表他的一句话，熊先生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感受，他也不想适应外界的变化，他终生都是穿中式的衣服，袜子、鞋子都是自己做的，腰带必然是一个布带子，不会是皮带，说话非常不顾忌环境。
我父亲在晚年做了两个事，一个是写长篇文章，给伍先生撰书。伍先生不著书，我父亲替他著，伍先生笑了，你听我的教导不但不反省还要给我著书。我刚开始说的，我父亲转向儒学就是惦记他人众生，所以他的注意力放在“他”字上其实就是他的感情，伍先生的感情不像他那样扩散的非常大，伍先生不仅不扩散，连他自己都管不住。
我父亲晚年也为熊先生做了两篇文章，一个就是（《熊著选粹》），把他书里面正确的东西摘录出来成为一篇文章，又把他的错误从早先一直到晚年，从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都给他罗列出来，他的晚年已经到了不可救的地步，掷笔兴叹。熊先生这个朋友，当初好的状况不可能在见了，这就是我父亲为他的好朋友在晚年的时候各写了一篇文章。
古今交错的背景中，儒家何为？梁先生在面对这样的主义会说什么？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