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读后感精选10篇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是一本由金观涛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7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读后感(一)：读书笔记——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什么是现代社会？
人们一般用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作为传统和现代的分野，将农业社会看成传统社会，市场经济的工商业社会则是现代社会。但是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罗马帝国就基本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一个市场主导的商业社会；而南北战争前的美国虽然有相当部分的生产基于奴隶制度，却是现代社会。（对于这一看法，当然还可以追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认为罗马帝国不是现代社会而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是，不过如果从直觉判断来看，由上述提问提出矛盾所在，还是可以认可的。）
现代社会也不是仅仅基于是否具有民主制度或者发达的生产力来判断，前者有一些古希腊城邦为反例，后者有古罗马的大规模集体奴隶生产为反例。而且技术发展是连续的过程，今天发达社会的技术和17世纪的蒸汽机、风车的差别可能一点不小于后者与希腊罗马时代的技术差别，为什么仅凭此技术进步就可以认为17世纪的欧洲已经是现代社会？（我个人感觉欧洲的现代性判断，尤其是由modern这个词的适用范围考量，可能还是有当代欧美人的主观看法的因素）
从20世纪中叶开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将现代化视为全球化，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无限制和生产力水平的超增长来界定现代化的本质”。Karl Polanyi指出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在于为“卖”而“买”。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人类经济依附于其社会关系之下，而现代社会则是市场关系无限扩充以至于占领所有领域的社会，因此他称现代社会为市场社会。哈耶克则把现代市场经济定义为人类可以不断扩展的自发合作秩序。马克思的看法和Polanyi的有相似之处。但是马克思典范的问题在于“它只给出现象的描述，而不能回答超增长的本质”。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科技应用和市场组织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到一切领域而导致全球化，从而人类的生产水平呈现出超高增长呢？“哈耶克把现代社会视为自发合作秩序不断扩张也是正确的，但同样没有解决有关机制问题”。
金观涛认为，在传统社会，“除了天灾、疾病等自然因素造成生产力停滞外，经济不能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科技的应用缺乏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终极正当性”（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传统社会的停滞恰恰是因为其技术和治理水平不能令其有效应对天灾、疾病的巨大消耗，难以积累起社会资源的大量盈余？）。由此，金观涛认为，现代社会完成了价值系统的转化，科技的无限运用和市场机制的无限扩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和制度保障。理解现代性，必须回到人的价值系统上来。因此需要从扩大的卡尔马克思典范转到广义的马克思韦伯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上来。
现代性意味着两种全新价值在人类社会中涌现：一是“工具理性”称为社会行动（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二是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韦伯把现代性视为工具理性的扩张。
理性包括三个层面：目的、手段和评价方式。工具理性不包括目的——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工具理性中终极关怀和理性表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如果这样看，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神学中用逻辑理性证明终极意义的努力，是否就不是工具理性？）
理性精神在古希腊罗马已经弧线，但是他们的理性是神的一种表现；在他们的思想中，神和理性没有呈现二元分裂。
为什么二元分裂重要？因为如果加入一个人的理性是由信仰推出来的，那么当信仰变化的时候，理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变成不稳定的。这样一来，信仰就会对理性构成限制，使得理性不能贯彻到一切社会行动中，妨碍了理性（包括科技）在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无限制应用。而只有如西方17世纪，发生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之后，两者才互不相干，理性才可以稳定地称为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而不会颠覆信仰和道德（真的吗？那么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什么对基督教社会产生了那样大的冲击？）
书中提到，Kitto说，苏格拉底及其追随者发现传统道德体系在逻辑上没有基础；这是否可以认为是那时候的人没有发现道德的理性基础（犹如后来英国的边沁等人做的）？我个人至今倾向于认为道德是具有实用考量的具有工具理性基础的东西，虽然这种工具理性的考量未必是个人有意识地作出的，而有可能是一代代的人面对一些情景挑战试错、博弈而逐渐形成的。
书中认为，工具理性在新教精神形成之前，科学无限制地发展都会和信仰冲突。不过哪怕新教精神形成之后的19世纪乃至20世纪，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达尔文的学说和信仰（起码是相当一些人的信仰）产生的紧张关系又是个挑战。
社会制度和行动的理性化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扩张。社会行动分为个人行动和群体组织的行动两类。群体组织和制度的工具理性化是官僚化、科层化。群体组织行动理性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军队的兴起。荷兰的Maurice of Nassau亲王强调了三件事：用铁铲挖防御沟；将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分解为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一一命名；训练士兵步伐正气整齐。从而使得当时的荷兰可以战胜西班牙，并开始遏制奥斯曼帝国。
金观涛认为现代性的第二个核心，则是个人权利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具有道德含义，但是非好或坏，是崭新的概念；并且他认为在十七世纪之前没有个人自主性为正当的观念（诚然？）。并且因为个人追求不同，现代社会因为保护个人权利必然要主张价值多元（但会不会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权力和权威的分散化和流动化，使得难得有绝对的定对错优劣的力量，因此人们追求多元？）。而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必须区别价值和事实，社会秩序需要用超越个人价值的形式法规维持，即实行法制和法治（可不可以看作，法治是一方面对各种社会许可的价值观取公约数，另一方面对各种价值观存在争议但是必须做出裁决的原则性问题，则付诸辩论与博弈？）。
金观涛承认被默认的个人权力（个人自由）自古存在，正如市场经济自古存在一样。但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在于将个人权力作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而在道德论证中应然不能被实然（事实上如何或者怎样可以增加人们的利益）代替。
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道德正当性，只能从个人权力导出。因为为了增大自身利益进行的交换和分工这样就是正当的，保证交换和分工的市场制度也就是正当的。是个人权力导致市场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决定了个人权力的正当性。
为避免自主的个人发生冲突，每个人交出部分权利形成公共权力，而这种公共权力因为来自人民委托，人民在不满意时有权更换这种委托，这则是民主政治的根据。
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力，这两个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相互结合，就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社会契约论：制度的建立必须基于每个人的同意。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是将社会视为独立个人之间的契约，而非一般契约。
由此，金观涛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组织原则的本质差别在于：组成现代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是个人，组织机制是契约（包括法律）；而传统社会是有机体，为认同某种珙桐价值的社群，文化和血缘等天然有机的联系比契约在社群结合上作用更大。
人类社会要真正成为一个契约共同体，还需要第三个基本要素，就是作为民族国家基础的现代认同。
章三，现代性的第三要素：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
有效契约必须依赖于法律而存在。因此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契约和契约组织，一为经济和社会的，一为政治的，后者的存在是前者稳定的前提。
建立政治的契约组织需要所有人立约，但是这里的所有人当然不是全人类（起码迄今）。在个人权力至上的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走到一起建立统一政治共同体。现代认同及其上建立的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产生的。
金观涛认为传统社会中人界定自我都是依社会有机体，而非个人。比如古希腊城邦中，妇女、儿童、努力被认为不具备参政道德，不可能是公民，外乡人亦非公民，没有公民身份的人被归于家庭内部。而罗马则把公民权给予各城邦的家长，形成虚拟的公民社群，罗马社会的组织单元依然是合法的家庭，代表为作为家长之公民。金观涛认为用individual指涉社会组织中的个人发生在16世纪，并认为西方个人观念之形成导致的认同变化，是现代性进一步成熟的标志。
金观涛强调，判断民族观念是否属于现代思想必须要看它是否建立在个人观念至上。中国人有个人观念和个人权力的挂念是在1900年以后，因此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在1903年前后，比西方晚了近两百年。
西方的民族主义在西方社会现代转型中的重要性，在两件大事中有重要体现。一件事是美国独立，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另一件事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性的三大价值基本上在西方得以确立，这一切为经济的超增长提供了制度框架。因此和法国革命同步发生的是西方工业革命，随即印发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
. 24-25页，有一些第一次现代化的一些重要事实数据。
章四，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三个子系统：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现代价值系统，和民族国家的现代认同和政治共同体
三者耦合，互为支撑
独立的个人为实现各自目的通过契约形成组织的重要性：是保障生产力超增长的基础（现代社会确立的标志）。
社会领域的出现：17世纪之前，societas从未被用来指涉人类设g活在其中的组织系统。
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在私领域和国家之间，在这里可以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将个人意见和选择合成为公共意见和选择（这个机制在传统社会中没有吗？所谓习俗又是否与之存在类似之处呢？）
“在讨论英国17世纪的经济起飞原因时，1980年代兴起的制度经济学将其归为国家立法保护私有产权。...在20世纪中期，Polanyi的研究已经证明：现代市场经济在英国的成长绝非来自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自发扩展，而是由国家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推行一系列立法造就的。即使19世纪上半叶促使西方经济超增长的廉价雇用劳动力市场出现，也是英国在经济自由主义指导下废除大锅饭式的济贫法Speenhamland Act的结果。”
国际层次：建立国家间的契约组织，三个子系统：民族主义、全球贸易和国际法。
两个层次分别对应两个大问题：现代性的发生问题，和现代性发生社会影响下其他社会的应变和转型过程（从而导向民族国家群和世界契约共同体的出现）。
章五，追溯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不同方面刻画了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过程：始于文艺复兴，完成于宗教改革。
并且新教最早具备个人权利观念，甚至支持社会契约论。
不同范畴中的观念怎样被结合在一起的？新教在反对天主教，特别是批判经院哲学中形成；新价值可以源于对原有价值的否定，但是新价值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却是因为有一个孕育它的母体。这里，铸造该母体的历史力量，是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被纳入基督教。
现代权利观念来自盛行于16世纪的自然权利，而规定自然权利的是自然法。自然权利具有终极正当性，前提是法律高于道德和统治者意志。
中国学术界长期有误解，将西方法治的建立归为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兴起的结果；实际上，早在中世纪西方已经形成法律高于政治的传统。早已存在的法律精神，为17世纪基于契约的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起源创造了条件。
Harold J. Berman揭示了教会法和教廷与法的统治及现代政府之间的关系。他的《法律与革命》一书指出，西方法律精神源于11世纪的教皇革命——两件事，一是1059年教会会议首次禁止世俗当局任命主教，而宣布罗马红衣主教任命教皇（之前的教皇大多数由皇帝指派）；二是1075年教皇格利高利七世拟定教皇敕令，从罗马法中为教皇不受世俗权力约束找到根据，形成了法律作为形式规则高于政治，以及修改法律必须依靠法则的西方法律传统。
erman指出，西方几乎所有近代事物均起源于1050－1150年这一时期，包括近代的法律制度、近代的法治政府、近代的城市、近代的大学等等。
因为法的统治背后的价值是理性，法律纳入基督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全面被基督教吸收，出现经院哲学，称为孕育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以及种种现代价值的母体。理性和信仰的统一保证了古代理性精神通过基督教得到传播和普及，亦创造了日后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同步形成的思维模式。（不解：这里怎么又谈到理性和信仰的合一了？不是说现代性的特点是理性和信仰的分离吗？）
促使现代个人观念出现的最关键一步，是14世纪后唯名论思潮对经院哲学（Aquinas神学体系）的解构，特别是奥卡姆Ockham掀起的唯名论革命Nominalist Revolution。他认为普遍理念作为一种共相，只是将具体事物归类的一个名称而已（大抵意思是之前的西方人认为抽象的种属更为本质，具体个体比较次要；而奥卡姆引领的思想则认为反之，具体的个体更本质，抽象归类是次之的）。是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
Gillespie论述，这种来自唯名论的本体论个人主义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形成，在三个方面发生持久影响。第一，从此之后寻找真理不在指向修辞和三段论议论之语言分析，因为共相非真实，而是转向自然界；第二，唯有个体才真实的观念和自然法结合，形成了个人权利和privacy等近代观念。第三，它直接促成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
更重要的是，唯名论否定共相的真实性，由此类和属组成的宇宙等级之树只是人的想象，也不可能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因此，启示的真理和理性必须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
章六，价值和社会的互动：系统演化论的史观
城市中出现市场经济、代议制政治和现代价值相互耦合的系统相对容易，后两者的元素其实在教会中都有所存在；因此第一个现代社会出现在16世纪末的尼德兰。但是现代社会组织规模要超越城市范围，把众多城市群体还有广大农村包含进来，就需要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建立过程漫长艰巨。美国正是因此，独立发生在殖民地开始建立一个多世纪之后（此例子合适？是否这还是因为需要时间让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开始和英国人产生诸多方面的分化？）。
通常建立统一政治共同体需要强大持久的王权。而受到臣民制约的王权的出现，最早唯有英国有条件，因为那里自从13世纪之后就形成王权、诸侯和市民的三角均势，频频两两结盟以防一方独大。议会就是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Wig和Tory两党也从而产生，Wig旨在用议会制约王权，而Tory则维护君主制度，从而随着封建诸侯力量的消失，导致议会政治中两党制的起源。
相比之下，法国则由于市民和诸侯力量不足，结果变为绝对君主制国家；而且因为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没有宗教改革的洗礼，确立现代价值就需要思想文化变革，是既启蒙运动。
两国间的这一区别也导致了两国启蒙思潮的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只是将新教内部的现代价值体系化，综合为自由主义哲学（果然如此？），并没有改变新教中理性和信仰二元分裂的状态，以及自然权利和基督教不矛盾的基本结构。
法国启蒙运动则需要在冲破天主教权威过程中确立起现代价值体系，并将现代价值体系视为和宗教传统相对立的东西。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改变法国人的终极关怀，不过是经历了一个激烈反传统的过程。
法国大革命实现价值输出，引发欧洲和拉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三波革命浪潮。
章七，现代社会第二个层面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之所以是传统社会没有的现代思想，是因为自我认同存在两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我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而在其之上存在着终极关怀层面。在传统社会，第二层面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第一层面自我意识上的，终极关怀压倒了社会组织的认同。
“终极关怀，指人从社会组织中走出来考虑生存的意义，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终极价值”。其前提是超越突破，是轴心时代的贡献（古希腊罗马、中国春秋战国、南亚佛教兴起的时代）。以往对轴心文明有四种分类，而在这里用另一种方式还是将其分为四种。一看是依靠外部力量还是依靠自身修炼，二看是关注于离开此世还是进入此世。于是，则依靠外力离开此世的世希伯来宗教类型，依靠外部力量进入此世的为希腊型超，依靠自己的修炼离开此世的为印度宗教的类型，而依靠自身修炼进入此世的为中国型。（窃以为这样的划分怕是太过大概，可能不够确切；不过该书P. 62－63页注释还是蛮有启发性的。其中提到，基督教比犹太教更出世，更对此世没有兴趣；而伊斯兰教则在此基础上追求两世吉庆，除了对一神皈依、求得灵魂得救，还要在此世建立公正的社群。而对比希腊和中国的哲人，则关于向善，在中国人而言主要是意志问题，对于古希腊哲人则主要是认识问题，终极价值为追求知识）。
和基督教的“世界共同体学说”一样，中国的天下观、印度教的社会组织蓝图是由道德或者种姓而非民族决定的。
种族（民族）自古就存在，而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却是近代的事物。
民族主义的起源：民族主义“提供一种准则，而且往往是终极的原则，以确立一个社群能够恰当建立它独有的国家政府行使政治权力，并自组一个政治社会的正当性”。
两种类型的民族国家：第一种把国家等同于主权，主权是由个人的权利合成的，来自一个个独立的个人权利的让渡与合成。第二种则把国家看作认同规定的“我们”（民族）组成之实体，立法权（主权）被视为该实体（国家）的属性。这时主权和参加该政治共同体的个人权利无关。
民族国家必须立宪，民族主义往往和立宪主体同时出现。西方民族国家大多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早在基督教神学中，人民res populi一度被视为政治共同体koinonia politik，即国家主体，但是国家主权由人民赋予的观念出现前西方没有民族主义。对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和自由、人权和民主不仅部矛盾，而且相互联系。但是第二种民族国家，主权并不依赖于人权，民族国家的建立只需工具理性与形成民族认同，和个人认同无关，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靠压制人权建立的。（个人以为这段将两类民族国家如此做对比是否有牵强之处，第一种民族国家形成的时候可能更多依靠个人自由，但是形成之后同样可以压制个人自由？）
金观涛认为第一种民族国家形成以英美为代表，而第二种民族国家之代表有德国与日本，而这两种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二十世纪的大战和冷战。
章八，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学习、立宪与内部整合
工具理性与个人权利的观念并不能从市场经济发展中自发产生出来（诚然？），而需要传统社会的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并且证明上述观念为正当从而确立现代制度。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正当性标准没有改变之前，几乎不可能大规模引进现代社会制度。一个例子是西班牙。
. 79注解提到有意思的一点，南北美殖民地的不同。北美殖民地是现代性起源的国家，基于平等个人间的契约关系，因此不包括原住民和黑奴；而南美则是天主教殖民地的等级社会，土著得以被吸收融入。众所周知，传统上，在国家比如巴西，黑人和白人的隔阂和地位差别没有在美国那样严重，这里的解释倒是耐人寻味。
印度在漫长的被殖民历史中形成了终极价值在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后退，而伊斯兰世界则更难。唯有土耳其通过世俗化政权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而代价是奥斯曼帝国的不复存在，只剩下基于民族主义的土耳其。
日本则是特别的例子，虽然传统上并不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契约社会，但是传统上就存在基于神道教的天皇和基于程朱理学的将军幕府的二元统治；并且在江户时代，气论对朱子学的解构产生了伹徕学，其中已发生了政治理性和道德的二元分裂。理性和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使得日本一方面可以迅速学习西方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王政复古建立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
然而德国和日本类型的民族国家中，国家不是由个人权利合成的，而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或最高文化价值的实现。这样造成了不同的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和追求。
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诸如中国和俄国——面对的挑战：如果新出现的现代社会组织不能实现社会整合，则出现危机，但是这和不能建立民族国家出现的无序不同，后者是不能接受现代价值，前者是学习现代价值后出现的危机。应对方式，则是要么重构学习来的现代价值，意味着新价值的出现；要么建立新的社会有机体取代民族国家。
俄国和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便与此有关。
章九，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三大来源恰恰刻画了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对现代性（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现代认同）的怀疑以至否定的思潮。
德国古典哲学：康德从观念论角度对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作出了总结，指出了理性的能力和局限，建立了信仰（道德）和理性（科学）的二元分裂，为工具理性提供了正当性。
费希特则因拿破仑大军的入侵怀疑法国启蒙价值的普世性，主张德国民族精神，提倡主体（包括理性、意志和情感——怎么包括的？）的主观精神论。
谢林将费希特的主观一元论转化为客观的精神一元论。
黑格尔顺着构建出精神不断发展、以民族国家建立为理性最高实现的宏大体系。只要把外部世界看作人控制和改造的对象，世界就可以看作是精神的实现。当理性和信仰都作为绝对精神存在的时候，上帝的存在亦得到证明。因为终极关怀可以从精神中推出，则理性和信仰再次达到统一。
新柏拉图主义或亚里士多德哲学也在某种意义上是观念一元论（工具理性正是建立在唯名论对经院哲学的否定上的）。黑格尔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到新柏拉图主义，但它是和托马斯主义完全不同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
黑格尔认为，当精神创造出相应现实后，精神还可以再一次对被创造的现实进行反思，产生对上述过程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更高一级观念的诞生。精神通过反思处于不断演化中。据此黑格尔提出精神进步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诸如理性的确立、理性的实现或异化、对理性实现的反思使理性达到更高阶段）。为了将正、反、合表达为包罗万有之内在发展法则，黑格尔将自我矛盾作为其方法论。他认为规定性A和其否定非A是同时存在的，因此这个世界是内在发展的。近日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理论体系中存在悖论，则这个体系中任何想要的结论均可推出。这使得理论体系可以抗拒证伪，具有巨大的随时代需要而应变的能力。
西方哲学传统中本来存在的朴素唯物论不能回答理性在物质世界的位置，因此在17世纪前只是辅助性观念系统。只有在黑格尔唯心主义产生后，一元论才有力量和心物二分论理性主义抗衡。故一旦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是物质世界的反映，马克思就立即可以将黑格尔辨证法颠倒，结合黑格尔的辨证法和唯物论，建立辩证唯物论哲学。
西方现代价值系统的第二个核心是个人权利，以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对政治经济制度作合理性论证，就是自由主义。Polanyi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有三个要素，由市场决定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金本位制，和货品的国际自由流通不受阻挠。金观涛认为还应该有第四个要素，即来自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金观涛认为这四个要素并不自洽，其互动导致了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产生（一切权利都是阶级的权利），从而经济自由主义的演化本身隐含着对个人权利作正当性最终标准的否定（？）。
在不受干预的市场中，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生产过剩，而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金本位制使得货币供应受到限制，而经济自由主义不允许国家通过增加公共开支以刺激有效需求，必然同时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和大量工人失业。从而表现为基于个人权利的自愿交换，结果却是不公正的。从而人们容易对此解释为权利是阶级的权利，而个人权利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不再是普世价值。
一旦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受到怀疑，社会契约论就开始崩溃。人们呼吁合理的社会从个人间的契约产物重返社会有机体。这就是各式社会主义思潮。金观涛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来源是空想社会主义，这源于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有机体解体导致的贫困问题。各种乌托邦社会主义均为各式各样重建无产阶级社群的尝试。
马克思主义并且从否定个人权利的最终正当性，进到了否定民族主义，主张工人无祖国，主张高于个人的彻底的世界主义。
马克思的宏大体系：首先将黑格尔的辨证法颠倒，用矛盾斗争、否定之否定解释宇宙演化法则，是乃辩证唯物论。然后将其运用到人类社会，得到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然后用唯物史观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剩余价值论，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最后推出科学社会主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来临。
金观涛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论、经济决定论和剩余价值说——之间并无逻辑联系。从辩证唯物论推出经济决定论，需要把经济等同于物质，这是语言含混造成的错误（这个观点有意思，我没有研究过
，有待求教），而由经济决定论进一步推出剩余价值说，必须依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这也并不正确。马克思主义使用的黑格尔哲学方法使得其论证含混，推导具有任意性。马克思主义是强大的，但是是逻辑上不严密的，反而让人们觉得能用来解释一切。
章十，在俄国革命的背后
马克思主义想要转化成为追求另一种现代社会的实践，需要两个前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和存在用意识形态整合政治社会的传统。东正教俄国和儒家中国都具备这两个条件（不过古巴怎么解释呢？）。
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结构：
和中国社会具有皇权官僚机构、自治乡绅和家庭三层次结构类似，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也形成了皇权、服役贵族和基层农村公社——米尔——这三层次结构。以沙皇为中心的官僚机构通过服役贵族统治农村基层社会。俄国军功贵族被赐予的土地被称为米尔，米尔名义上属于服役贵族（其农民是贵族的农奴），但是服役贵族没有米尔土地所有权，只能掌握米尔的部分农产品作为自己的收入。米尔土地属于国家。
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差异：
中国传统社会里，虽然家族有族产和某些管理族人的基层政府功能，但是核心家庭是各自经济独立的。米尔却是集体所有制，甚至是公有制。因此帝俄中央政府对农业剩余的汲取能力远高于中华帝国。（私注：近代的现代化进程中，沙皇俄国通过剥削农村实现的工业化卓有成效，在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的国防现代化相当成功；而晚清政府则由于税收太过薄弱，中央政府只能拿农业剩余的4％，建立现代国防不可能，没能取得现代化、工业化的大规模成就。）
两国社会整合的中层也存在差异。19世纪末，俄国共有35万个米尔，管理者在百万，其中层人数和清代绅士差不多，但是性质完全不同。中国绅士是基层组织的利益代表，而服役贵族和米尔既没有血缘关系，也不代表村社共同体利益（这是不是和秦汉以前的受封贵族与他们的采邑的关系有些相似？）。帝俄的官僚机构和国家军队远比中国庞大。中国绅士可以经商，近代化过程中很多人变为商人和产业主，而俄国的贵族在社会现代转型中多转化为知识分子和文学家，很少变为商人。
两国社会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各自将三个层次整合起来的文化价值系统。儒学依靠忠孝同构，由家庭伦理推出王权的正当性。但是需要的时候可以实现忠孝断裂，形成政治理性（公理）和终极关怀（儒家道德）的二元分裂，与西方工具理性造成的信仰和理性的分裂同构（都是理性针对社会层面，终极关怀针对家庭或私人层面？）。金观涛认为，儒家绅士阶层在公共领域引入西方现代价值的时候可以颠覆万贯，建立儒学式公共空间或共和国。
俄国维系沙皇、服役贵族和米尔三层次的整合力量是东正教。东正教只有希伯来精神，没有包含古希腊理性主义和罗马法律传统，因此实现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比儒学还困难。金观涛提到，俄罗斯特有的思想方式，认为人可以通过冥想接近上帝，这和天主教差异很大，和新教更是南辕北辙；在思维结构上，这类似于黑格尔的观念一元论；虽然黑格尔主义还是理性的，但是毕竟比工具理性容易为俄罗斯精神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注释中提到，俄罗斯东正教和犹太教的区别在于不那么重视作为人和上帝的契约（道德戒律），而接受了斯拉夫村社传统的习惯法和道德。排除理性在接近上帝过程中的意义。俄国东正教有所谓“圣愚”，把理性和信仰对立起来。由于认为真理已经被揭示，只能通过虔诚和苦行来接近，因此俄国没有经院哲学，俄国教会没有发展任何世俗学问的研究机构，俄国没有教会大学，甚至先前的神学院和研究员都已经停办。
从而沙皇俄国建立的民族国家属于德意志帝国和日本这一类型。
中俄两国现代化转型中的相似性，在于两国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发生了社会整合危机，而且两国都缺乏法治传统，是通过意识形态或宗教实现社会整合。当社会整合被摧毁后，就可以用新的意识形态建立党国，重新实现社会整合。
18世纪，俄国打败瑞典称为欧洲军事强国。国防现代化的成功使得俄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要到19世纪下半叶，西方民族国家普遍建立的时候，才感到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俄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对米尔制度下被禁锢的农民的悲惨生活产生的同情，促使民粹主义在知识界传播，称为俄国独特的近代传统。
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战败，死亡60万人中的一半是俄国人，促使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推行改革，将沙皇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农村推行私有制，将服役贵族转化为现代科层制官僚机构。引进西方现代价值，东正教退出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将沙皇、军队和官僚机构的通知合法性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这导致了1860年后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兴起。
泛斯拉夫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主义一样，都指向第二类民族国家。但是问题是东正教不同于德国新教，不存在individual观念，不接受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因此东正教退出、统治正当性转化为民族主义时，米尔面临瓦解，俄国农民又很难接受契约社会的正当性；由于帝俄没有法治传统，基层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导致整个俄国社会的整合危机。
1861年改革不彻底：东正教没有随着民族主义兴起退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废除农奴制没有破坏米尔结构。改革一方面造成了大量贵族私人占有了米尔土地，另一方面使得米尔村社称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一部分。服役贵族和米尔的分离下，贵族不再是村社主，大规模转化为经营地主和知识分子，从而导致了俄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长。
村社土地由于贵族变成地主而减少，国家的榨取下米尔农民生活更为悲惨，不平等和阶级对立更为严重。和俄国民族主义兴起同时，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俄国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温床。1868年秋，资本论的第一个俄文译本就出现在圣彼得堡。
日俄战争后，1905年沙皇开始立宪改革。和中国预备立宪不同，中国是绅士公共空间的形成，几乎所有社会中层的绅士都参与其中，成为立宪主体；而俄国没有形成精英阶层的公共空间，沙皇是立宪主体，不可能发生社会中层请愿开国会，不服从中央乃至颠覆王权这样的事情。改革进一步将沙皇和官僚统治的正当性从东正教转向泛斯拉夫主义，结果出现米尔完全破产，社会整合解体。
中华帝国的社会整合解体是绅士公共空间扩张的结果，是绅权颠覆皇权。俄国则不存在中层上移颠覆皇权的问题。俄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社会整合危机，表现为对外战争失败引发的沙皇权威崩溃和基层社会骚动的互动。
泛斯拉夫主义使得俄国参与任何斯拉夫民族的解放，从而更深地卷入了欧洲的国际纷争（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建立民族国家引起），进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在一战中战败，与德国签订单方面和约为民族主义所不容，只有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下，这才不是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被用来整合俄国社会，需要依靠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方式。列宁主义三要点：帝国主义说、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列宁式政党继承了民粹主义的遗产），和土地国有化（并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反而是等于复辟了沙俄时期的政策，35万个米尔和35万个集体农庄在数目和功能上如出一辙）。
章十一，现代价值的危机和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
一战爆发揭示出现代社会基本结构的第二个层面出现了扰动：多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可能互相冲突，比如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都认为本民族最优秀，而日本民族主义不认可国际法统治下的民族国家集合，而想象存在和西方并列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从1880年代后期开始，民族国家只见的军备竞赛开始（私以为这十分重要，说明一战的到来不是没有来头的），P.122页举出了一些国家的增兵数据。
同时，国际法本来属于自然法，是天主教现代转型的产物，其权威原则上只在基督教世界才有效；而越来越多的非基督教传统社会转为现代民族国家，国际法的约束力受到破坏（有怎样的例证呢？）
世界政府形成之前，维持世界秩序靠的是现代性起源社会（大英帝国）的实力与霸权。而列强的崛起使得一国的霸权受损，需要靠民族国家的同盟关系保持稳定。变动中的结盟有助于维系均势，但是也会在发生战争时导致盟国纷纷卷入，将国家间冲突转化为世界战争。
另外贸易体系也出现了问题，新的强国对老的强国占有大量殖民地而自己收获甚少感到不公。
一战之后，巴黎和会试图重建民族国家秩序，但是因为苏联建立，不可能成功：苏联的建立意味着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对抗。
同时，一战后现代社会的第一层面也出现了新问题，其稳定性开始减弱。周期性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出现了全盘否定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核心也受到怀疑。
由于传统社会有机体的消失，在完全由个人组成的契约社会中，每个人都只能依赖市场生存。当有机体解体而市场不够发达的时候，大量穷人流离失所。
. 128页末段讲到的有趣例子涉及经济和军事的关系。1873年西方发生金融恐慌，德国从1874年到1883年没有经济增长，社会几乎回到野蛮状态（不知道有多野蛮？）。全靠1880年代的各国军备竞赛结束了萧条。到一战结束，军备竞赛结束，经济危机再次来临，情况比1870年代更可怕。余以为一般人只知道二战前的大萧条，却不知道原来除去军备竞赛的背景，经济萧条的时间竟然这么久。是不是可以认为军备投入作为那个小政府时代的具有正当性的政府财政支出投资方式，如果不使用军备投入的方法，则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必然为周期性大萧条所困？一般人们谈论的是政治家发动战争解决政治问题，但是从更长周期的经济表现角度来看待军事的长期投入和战争爆发的关系，可能更有意义。
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过剩时出现普遍失业的凯恩斯主义解释，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边际效率崩溃造成的（待学习）。经济繁荣时，乐观心理下，出现过分投资，造成生产过剩。同时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这个确切地是怎么个解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或储蓄相当高时），社会购买力疲软，生产相对消费出现过剩。同时由于工资和价格不可能无限降低（刚性），生产过剩时失业大量出现（劳动力的被浪费），过剩商品被浪费。
经济自由主义把个人权利等同于经济能力（确乎？），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市场中失业就宣布该价值的不可欲性。“在其庄严的平登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丽池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等权利。”（Anatole France)
从而，1930年代大萧条带来了思想的全面左倾，基于个人权利的市场经济之万能性的观念被视为荒谬甚至罪恶。
在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进行调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尽可能斩断人的经济能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现代性起源国家的反映大多属于这种，从而仍可坚持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根据，支持法治和代议制政治。只是放弃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用行政和立法手段解决市场危机。从此，开始了福利国家，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
. 132提到罗斯福新政虽然有助于经济，但是政府干预经济缺乏理论上的正当性，在自由主义看来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披上自由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1935年和1936年联邦最高法院分别判决《国家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违宪。
而另一种调整方向，则是否定个人权利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根据。从而政治组织不应该再是个人契约的产物，必然是有机整体或别的什么东西。从而出现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形形色色意识形态，包括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兴起，二战爆发。
章十二，否定个人权利以及种族主义的畸形发展：法西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见长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关于怎样建立一个新社会，则很笼统，只是指出从市场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具有无限创造能力，可以通过自由联合组成社会；却忽略了社会组织机制。
金观涛认为，“人们是否根据马列主义建立合理新社会，往往不是取决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看是否存在一个建构不同于市场社会新秩序的潜在方案。该方案相当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支配。俄国知识分子信服于马列主义，出于东正教传统对二元论的拒绝，以及对帝俄社会不平等的痛恨。而苏联1930年代建立集体农庄，汲取农业剩余实现工业化，该结构却和帝俄社会相同。中国知识分子拥抱马列主义，则是基于革命乌托邦理想，革命乌托邦本身是对宋明理学的价值逆反。而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把世界大同视为现代民族国家进一步演化的方向。一个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都是因为该社会组织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独特的和马克思主义相似或可亲和的要素。
大多数国家不一定存在这些因素，特别是当二元论思维方式根深蒂固时，人们更倾向于在民族主义中寻找新社会建构的方向。一战造成对战前文化的幻灭，文化本身不受尊重（有怎样的具体史实支撑这种说法？），基于文化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要改变形态。在第一种类型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形态保持基本不变，而第二种民族国家发生了文化民族主义向种族主义的转向。
种族主义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一直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但是到了19世纪末，白人优越的观念凸显。
两次世界大战性质不同：一战可以归为民族主义膨胀导致现代社会世界秩序解体，二战则是现代性原本建立在个人权利认同上的民族主义畸变为否定个人权利正当性的民族主义导致的黑暗面显现。种族压迫和灭绝代替了民族解放和捍卫国家主权。
阿伦特指出，19世纪末在西方兴起的反犹主义，不是缘自中世纪以来基督徒对异教徒的排斥，而是伴随着民族国家转化为帝国主义产生的。随着西方社会由基督教共同体转化为民族国家，犹太人获得民族国家中的国民地位，不再是一个和基督徒对立的有机体。但是终极关怀依然是现代民族国家中道德感的来源。这时对异教徒的反感转化为指责犹太人道德低下，畸形的种族主义形成了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
纳粹德国的杀人机器，是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消失之后，畸形的种族主义下，通过工具理性实现的。
当现代性三要素中抽离了核心价值——个人权利时，不仅个人不重要了，建立在个人之上的终极关怀也可有可无了。人的自主性消失，道德人格被摧毁，这是自轴心时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由于个人权利是现代价值的核心，法律是民族国家中所有人的契约，法的统治一直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当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高于法律的意识形态统治是不可思议的。而法西斯主义盛行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不再建立在法律之上，这在西方是全新的事物：从团体到国家都变成了光天化日下的黑社会。
极权主义社会的组织形态的六个特点：第一，以某种超越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提供全社会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第二，信仰该意识形态的核心分子组成一个政党，领袖独裁，一党专政；第三，国家用秘密警察进行恐怖统治；第四，人民的通讯工具为党和政府垄断；第五，军备和武装被掌握在党和官僚手中；第六，中央控制经济活动。
金观涛认为用阿伦特分析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得到的理论，对于苏联只有部分适用，对于五四之后的中国，则大多不适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还是有根本的不同。他认为后者体现了现代社会的黑暗面，而前者则体现了力图克服现代性黑暗面的一种追求。另外中国和俄国在用马克思主义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实践，都运用了过去的社会组织的传统，这和纳粹德国不同。
章十三， 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
冷战将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共产主义阵营里意识形态超越民族国家，而自由世界阵营中也不是简单地回归到战前的民族国家结构，而是面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压力，吸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了大幅度改进。西方社会的政府职能被重新界定，不仅在于原来的立法和保护私有产权，还控制货币供给和保证社会有效需求与就业。从而周期性经济危机得到控制，个人权利可欲性得到恢复，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一层面恢复后再次可以支持生产力的超增长，从而使得在1960年代消费社会到来。
计划经济虽然可以用国家管制和分配保证每个人有工作，但是不能阻止有特权的管理者演变成新的阶级，从而导致其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丧失。
从政治上，社会主义对现代化后进社会的利用国家加速工业化和建立民族国家可能有帮助，特别反映在伊斯兰教社会的现代转型上。伊斯兰教很难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也做不到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因此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伊斯兰世界分崩离析，广大地区沦为西方的托管国或殖民地，不能建立有效的现代政府。因为民族认同的形成需要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需要引进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这会遭到伊斯兰教的坚决抵制。而社会主义本来就主张社会有机体，不需要建立在独立个人之上，这样使得引进的现代制度不与伊斯兰教规定的原有社会生活方式冲突，使得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取得独立，开始现代化。
也因此，伊斯兰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根本不同，其社会政治制度正当性根据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伊斯兰教之上的观念系统。各自主权独立的伊斯兰国家都依然指向超越民族国家的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泛阿拉伯主义勃兴。
下面的一部分金观涛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包括文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强力下不可欲的革命的看法，对中苏不同情况进行了比较。
章十四，告别二十世纪：轴心文明与大历史观
长二十世纪：从法国大革命到一战爆发，现代社会结构形成和第一次全球化
短十九世纪：从一战到1989, 现代社会结构出现了严重危机
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第一层面：现代价值（工具理性、个人权利等）、民族国家和市场经济
第二层面：民族主义、国际法／国际联盟和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秩序
法西斯主义的教训：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的后果。现代性三要素中某一核心价值的缺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另一个教训则更为深刻：单凭批判和否定现代性价值系统，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短20世纪中的反思和怀疑，多方面痛苦的尝试，使得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都得到巨大改进。
首先是民族主义被改进：主权和人权不可分离，只有与普通人权自洽的民族主义才是健康的。
一个例子：巴黎和会时还尽量使民族国家的国界符合民族分布的疆界。二战后，国家边界再不是由种族分布决定。（怎样理解这个例子？）
民族国家组成的政治组织——联合国的重要性日增。确立了主权不应高于人权的大原则（金观涛认为以科索沃战争为标志）。
现代价值体系的第二个重大调整：怎样做到既肯定个人权利，又避免人权各项内容对穷人不可欲的困难？目前的办法是将个人权利中自主性和达到权利清单各项内容的能力区分开来，把个人能力与后天条件看作并非必然和个人自主性相连。实践上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分配的干预。
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问题的解决：把正确(right)和权利(rights)区分，社会制度正当性建立在正确而非权利之上。这就是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现在契约建立在个人自主性而不是个人权利之上，经济自由主义被政治自由主义取代。普遍的契约论变成有条件的契约论，必须假定无知之幕的存在（人在立约时对自己能力和后天条件一无所知），从而社会契约不能越出正义的框架。这就是罗尔斯《正义论》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有条件的契约论得到差异原则，经济不平等的增大只有当对市场中最弱势群体有利时才是正当的。
金观涛认为人类重新肯定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这三大现代价值之后，乐观的形势下出现了两朵乌云：消费主义导致的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抵抗。前者由于现代社会找到了人的社会组织不断随生产力增长而改变自己固有形态的方法，从此生产力增长不受限制；但是社会建构是建立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的，生态组织作为类似于有机体的耦合系统，对能包含在内的组织成长有固定的容量。如果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则从长程的历史眼光看，现代社会结构未必是合理的。
伊斯兰社会的问题，金观涛认为是由于伊斯兰教在希伯来超越突破之上实现了第二次突破，发生了入世转向，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为什么？）。一方面穆罕默德作为封顶使者，向人类宣读古兰经，是神和人的最后一次对话。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义主张建立公正的社群，圣训规定不能政教分离，也不能将信仰变成私领域的生活。金观涛认为，一定程度上，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抗意味着超越视野对工具理性的反抗，这实际上是工具理性这一价值开始发生问题了。
金观涛对终极关怀退出公共领域、称为私领域的价值表示忧虑。因为私人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而且可能不可通约甚至很难沟通，从而终极关怀可能被多元文化淹没，表现为消费社会中人类对思想的冷漠。金观涛认为这可能是轴心时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困境。终极关怀退回到私领域虽然有助于克服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但是当其变为纯粹私人价值时，可能不能保持长久稳定。Charles Taylor讨论当今的世俗化倾向时候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信仰的状态中。”
金观涛提出，这首先可能造成道德沦丧，因为道德均是建立在终极关怀之上的（确乎？），甚至服从契约的精神力量也和终极关怀有关（难道服从契约不可以是纯粹的利益权衡之考量？），因此终极关怀的瓦解可能导致法治传统和契约精神的危机。更重要的，现代自我认同存在终极关怀层面，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起源来源于唯名论斩断终极关怀层面自我与共同体层面自我之间的联系（不过是不是这只是对以前的不太合适的一种观念的纠正，只存在过程的必要性而非永久的必要性？），因此终极关怀的消失之长期影响必定会冲击现代个人观念（确乎？），而这将是比法律取代道德更为重大的变化。
金观涛认为，当今的人们需要重构个人观念和自由观念的基础，用新的理性精神去驾驭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中国人还应该用科学精神去突破常识理性。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读后感(二)：现代社会的结构与层次
*本文完成于2011年底，是对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的整理。*
##1. 界定传统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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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野依据什么呢？
- 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吗？不对，传统社会中亦有商业发达的社会；
- 民主制度吗？不对，古希腊城邦也有民主制度；
- 科技吗？不对，科技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蒸汽机的出现视为现代，而不是计算机、互联网。
- 那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无限制和生产力水平的超增长**吗？是的。
但这是现代社会的表面描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超增长呢？经济决定论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金观涛*(以下简称为金)*认为：
gt;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在某种价值观支配下发生的，并受到道德和正当性框架限定；当某种社会行动缺乏价值动力或不存在道德上终极的正当性时，其充分展开是不可能的。
gt;
gt;在传统社会，经济不能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科技的应用缺乏**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终极正当性**，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和社会制度及主流价值系统发生冲突，不得不停顿下来。
gt;
gt;现代社会完成了**价值系统的转化**，科技的无限运用以及市场机制无限扩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和制度保障**。
所以，金从价值系统开始去探求现代性的本质。
##2. 现代性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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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有三要素，**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观念的民族认同**。
###工具理性
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已经产生了理性精神，然而那时，理性是由信仰或终极关怀推出，所以，当理性触及颠覆信仰的边缘时，就会受到信仰的压制，阻碍理性的应用。
而只有**终极关怀和理性二元分裂**，两者互不相关时，理性才可以稳定发展，成为科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基础，这也就是工具理性。例如韦伯式科层官僚制度就是社会组织的工具理性化。
然而，工具理性不能解释现代社会为何主张价值多元、法治、民主、市场经济，由此生出第二要素——个人权利。
###个人权利
个人权利即**个人的自主性为正当**，个人权利是现代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依据。
由于每个人**价值追求不同，必然价值多元**；由于价值多元，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就需要超越个人的多元价值，从事实去评判，**法治也就应运而生**；个人权利推出**私有财产和市场价值合理**；为避免自主的个人发生冲突，就需要一个共同体的管理，也就是**民主政治的产生**。
**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结合，形成社会契约论**。由个人权利推出，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必须基于每一个个人的同意，然后再利用工具理性建立一个社会组织。由此传统社会有机体开始解体，如家族。并出现认同危机。
###基于个人观念的民族认同
契约必须靠法律维系，法律必须靠国家维系。国家的建立前提必须是立约的个人自愿，那么哪些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国家内呢？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都没有答案。
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成了认同危机的响应，成了维系国家的手段。而这个民族观念只有是基于个人观念上，才可以建构出现代国家。
gt;“对内，国家是形成统一市场、把不同人因实现自己的目的建立大大小小的契约组织互相整合的前提；对外，国家作为主权拥有者可以像拥有权利的个人组成社会那样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契约之上。”
当三大要素确立后，形成了**民族国家群**，市场经济开始不受单一的国内市场限制，开始全球化，生产力和科技开始了超增长。
#3. 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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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兴盛与危机》、《开放中的变迁》中用系统论解释了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在这本书中也用系统论解释了**意识形态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相互之间的耦合**。
金将现代社会的结构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三个子系统的耦合，第二层次是国际上的民族国家群间的三子系统的耦合。**
gt;在第一层面上，“一方面现代价值系统为政治经济制度提供正当性，与此同时政治结构为经济和价值系统提供保护，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则为政治系统运行和价值之实现提供物质支持，三者缺一，耦合结构都不能稳定存在。”
仅仅第一层面，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超增长需求，只有第二层面的结构建构，民族国家群形成的世界共同体之间相互互通有无、资源配置，方可满足科技与经济的发展需要。
根据这两层面的现代社会结构，也就有了两个线索去探求现代社会的形成。
gt;第一条线索是分析现代性发生社会，研究现代性的各要素（子系统）是如何起源及壮大的，它们是在何种条件下互相耦合，以构成整体结构；
gt;
gt;第二条线索是研究在现代性发生社会影响（冲击）之下其他社会的应变和模仿或转型过程，即现代化学习、改革和内部再整合（革命），其结果是民族国家群及世界契约共同体的出现。
#4. 现代性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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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论述现代价值起源时，通过追溯的方式，**先从价值系统内部进行，然后再从价值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结束。**
###个人权利与法律
在价值系统内部，**个人权利观念的起源来自于自然权利，自然权利的依据来自于自然法。**因此，个人权利要有终极正当性，前提必须是法律高于道德、统治者意志。
西方法律精神源于11世纪的教皇革命，禁止了世俗当局任命宗教领袖，并通过了27条教皇敕令，该文件从罗马法中寻得教皇不受王权约束的依据，从此，罗马法律传统纳入基督教。
法律是理性的代表，**法律纳入基督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和信仰结合，成为了孵化现代价值的母体**。
###个人观念
然而由于个体属于社会有机体，诉求于血缘和种属，自然法尽管具有个人权利，但无法推出个人权利的正当。只有个人观念的形成，方可使个人权利成为正当。**唯名论革命** *（它认为现实事物并没有普遍本质，只有实质的个体是存在的）*产生了个体观念。**个人观念和自然法的结合，使个人权利成为正当**。
###工具理性的塑成
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则将理性和信仰二元分裂，完成了工具理性的塑造。
在价值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互动，教皇革命之所以摆脱世俗权力的干扰，源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农民寻求领主庇护导致的普遍依附关系的结果。
教皇革命后法治出现，等级制度法律化，西欧城市统治者需要法律授权特许状。其后，经院哲学形成，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导致现代价值出现。
gt;罗马帝国是奴隶制商品经济、帝国政治、神人同型的宗教文化的稳态结构，罗马帝国的毁灭，随后西欧封建社会出现，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存在王权、市民和诸侯三个不同利益群体，市民与王权力量结合，共同压制诸侯，建立统一国家；市民和诸侯结合，压制王权，议会得以出现。清教革命后，英国成为最早的现代国家。
gt;由于法国缺乏三角均势政治结构，导致法国迟迟无法成为现代国家。启蒙运动颠覆了天主教价值，原有社会结构丧失了正当性，法国大革命建立了现代国家。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使现代价值得以广泛传播，欧洲、拉丁美洲相继出现了民族国家。现代性起源社会依靠的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之外的因素，民族认同只是其后果。
#5. 民族主义及国家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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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第二线索之前，必须对依靠民族主义建立的主权国家进行分析。首先，我们需要分析下民族主义的形成。
gt;一般而言，人的自我认同存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终极关怀（即人从社会中走出来考虑生存的意义，寻求不依赖于社会的终极价值，例如上帝、善）的认同，第二层面是社会组织（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由于在传统社会，终极认同压倒社会组织的认同，使得民族主义迟迟无法形成。
西方传统社会的认同结构是由终极关怀决定着社会有机体的自我意识，只有当工具理性出现时，第一层和第二层发生分离，社会有机体解体，认同危机爆发，“我”从某一种属、某一社会有机体的“我们”脱离，开始寻找何为“我们”的答案，民族认同从以前受信仰压制的状态迸发出来，民族主义成为认同危机的响应。
而民族主义形成后，对国家的塑造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
gt;第一类把国家等同于主权，国家主权由个人权利让渡合成，而民族是个人的总和，这就构成了第一类的民族国家（这一类大多发生在现代性发生国家，其民族认同之形成是自然而成，依靠的民族认同是主观的承认或契约，例如英、美）；
gt;
gt;第二类是国家代表民族的实体，主权只是国家的属性，主权并不依赖于人权，这一类民族国家只需工具理性和建立民族认同，进而立宪即可（这一类即受冲击下民族国家，依靠的民族认同是文化、种族等客观认同符号，例如德、日）。
在第二类民族国家塑造过程中，**只有传统终极关怀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或在西方冲击下发生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让位于现代观念，才可以化解传统价值体系和西方现代价值的冲突。** *（这一改变一般有两种路径，被动与主动。被动即西方侵略占领，主动即学习模仿，文化现代转型）*而当传统终极关怀无法退出时，矛盾就会加剧，甚至文明冲突。（伊斯兰世界）
gt;由于两类不同的民族国家对世界秩序有着不同看法，在第一类型民族国家看来，世界秩序是国家法下的契约共同体，而在第二类型民族国家看来则是民族国家间不具有契约关系，相互爆发冲突也就成了必然。
**第二类型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对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二层面构成威胁，对第一层面也会产生冲击。**
部分后发型国家（如俄、中）在建立民族国家时，由于引进的现代社会组织不具有业已解体的社会有机体整合社会之能力，导致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因此必须对现代价值进行重构或建立新的社会有机体。中俄都发生了社会整合危机，在进行社会重建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重要工具。
#6. 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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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化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全面展开，现代社会结构发生异变、弊病呈现，于是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gt;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分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而这三大来源分别否定了工具理性、个人权利以及社会契约与民族认同。
###德国古典哲学来源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希特提倡主观一元论，谢林进一步提出客观的精神一元论，黑格尔提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说（理性确立、理性的实现、对理性实现的反思三阶段论，自我矛盾的方法论），信仰与理性统一。费尔巴哈认为绝对精神只是物质世界的反映。由此，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颠倒，与唯物论结合，建立辩证唯物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来源
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有四大要素，分别是市场决定价格、金本位制、商品国际自由流通、劳动价值论，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发作用，然而由于价格和工资的刚性，市场经济周期性生存过剩，大量工人失业。*(金观涛对于经济周期及失业的解释，属于凯恩斯理论，所以不怎么靠谱)* 由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形成。个人权利不再是普世价值，一切权利都是阶级的权利。
###空想社会主义来源
在空想社会主义中，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受到怀疑，社会契约论因而开始崩溃，于是出现重返社会有机体的思潮，空想社会主义试图建立无产阶级社群解决贫困问题。马克思则主张用意识形态重建新式社会有机体，主张人类解放，社会高于个人、超越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学说。
马克思集中批判了现代价值，并建立一套理论体系。建立辩证唯物论后，运用到人类社会，得到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论。历史唯物论主张经济决定论，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据此得出唯物史观，通过剩余价值论剖析资本主义，论证出共产主义社会。*（辩证唯物论、经济决定论、剩余价值说不自洽，逻辑不严密）*
gt;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的建构远不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评清晰，也因此，“凡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的，都是因该社会组织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着独特的与马克思主义相似或可亲和的要素。”
**马克思主义实践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社会整合危机，二是存在意识形态整合政治社会的传统。**中俄都符合这两条件，接下来要论述社会主义为何以及如何在俄国生根发芽，完成社会整合。（关于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整合可参见金的《开放中的变迁》）
#7.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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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帝国在未受到冲击之前，其社会结构是皇权（官僚机构和军队）、服役贵族（领地的管理者）以及基层农村公社（米尔）的三层次结构。**
gt;在此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米尔的特点，其名义上虽属于服役贵族，米尔土地却属于国家，其性质是集体所有制，甚至是公有制。米尔成员虽由服役贵族（公社主）管理，但必须共同劳动，向国家提供税收和兵源。他们要分别为国家、军功贵族（公社主）及村社管理者交税。
而维系三层次结构的意识形态是东正教，其信仰中只有希伯来精神，没有古希腊理性主义（甚至反理性）与罗马的法律传统，其思维方式也趋于冥想和一元论观念，因此，实现二元分裂，较为困难。
由于俄国的米尔制度使国家具有强大的汲取能力，利用农奴制经济的剩余推行国防现代化，因此在受到西方冲击初期，可以完成国防现代化。但也因此加剧了农民的贫困与严重的阶级对立。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统治阶级意识到进行现代转型的迫切性，于是有了**1861年改革**。尽管废除了农奴制，实现了服役贵族和米尔的分离，但米尔制度并没被破坏，反而成为国家体制之一，不平等和阶级对立更为严重。
由于现代社会的转型影响，东正教逐渐失去正统性，泛斯拉夫主义逐渐兴起，米尔基层社会有机体趋于解体，泛斯拉夫主义无法有效整合社会。1861年改革之后，贵族开始转化成经营地主、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过程是伴随着整个俄国社会的转型过程，知识分子同情农民，具有民粹主义情怀，而**现代转型中的不平等，使得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 **
日俄战争战败，俄国进一步进行改革，然而这只是将沙皇和官僚统治的正当性由东正教转向泛斯拉夫主义，其结果是米尔完全破坏，基层社会骚乱；又由于沙皇捍卫统治的正当性，不得不进行战争，为社会整合提供凝聚力，而一战时的军事失败，直接使得沙皇权威被否定。可以说沙皇权利崩溃源于基层社会暴动和军队的不服从。
随着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俄国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阶层，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社会整合危机的历史必然。因此**十月革命**爆发。
gt;十月革命本质上是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政党（其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官僚机构、统率军队先整合社会中上层，然后再深入农村，并再次利用传统农村的有机体（米尔制度的复活以及它的变构即集体农庄）实行社会整合。
而为了更好地适应俄国国情，**列宁主义**因此产生。
gt;“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涉及社会整合具体模式，但既然反对社会契约论，就只能回到社会有机体。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时，必然和各式各样传统社会原有的整合方式结合。在中国，它吸收了儒家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方式；在俄国亦只有结合东正教社会整合结构，特别是将19世纪民粹主义政党整合社会的主张和米尔传统吸收进来，这就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gt;
gt;列宁主义的要点是：1. 帝国主义说，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它一定会引发世界大战；2. 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就是列宁主义政党；3. 土地国有化。
#8. 民族国家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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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族国家现代化竞争，不同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想象的不一致演变成日益严重的民族国家间的冲突。
在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上，由于**国际法的权威原则只在基督教世界有效**，随着其他民族国家的建立，国际法不再具有约束。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各国开始相互依附、结盟，国与国的冲突因此可以转化为世界战争。又由于殖民地的争夺，使得经济利益矛盾加剧。
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出现了紊乱、变异，世界经济子系统中，帝国主义成分增加，国家主权子系统中民族主义相互冲突，**国际法让位于大国结盟**。因此，世界各大民族国家在民族主义、同盟关系和争夺殖民地利益的驱动下，卷入了一战。
一战后，由于苏联这一新型国家的建立，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现代社会的对抗；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亦发生了新问题，使得稳定性减弱，现代社会已经无法回到过去。
#9. 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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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被迫进行自我调整。
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失望，使得对个人权利这一现代核心价值也有了怀疑和批判。因为任何一种价值的有效，前提是它是人人可欲的。
gt;现代社会第一层面的调整有两个方向，一是斩断人的经济能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维护个人权利，放弃经济自由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增加民众福利。现代性起源国家大多如此。二是否定个人权利这一正当性根据，这就导致了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兴起。
#10. 极权国家、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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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认同符号基本有三种，文化、人种和主观承认。**
文化民族主义会受到情境（一战）的影响而遭受冲击，而基于种族和主观认同的民族主义几乎不受这种影响。因而，文化民族主义有向种族主义转换的可能。
由于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原先个人观念在民族认同的位置也被抛弃，北欧白人优越观念和种族主义结合形成了畸形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危机使得人们普遍厌恶资本主义，由于犹太人被标签化为资本主义的化身，加之传统基督教对异教徒的反感加剧了对犹太人的厌恶。**反犹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厌恶与畸形种族主义的合流结果。 **
gt;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某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意识形态提供了全社会生活的目标和意义；
第二，信仰意识形态的核心分子（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组成一个政党，领袖独裁，一党专政；
第三，国家用秘密警察进行恐怖统治；
第四，人民的通讯工具为党和政府所垄断；
第五，军备和武装掌握在党和官僚手中；
第六，中央控制经济活动。
gt;在上述六个特点的背后，存在着个人权利缺失导致意识形态凌驾法律之上这一核心原则，其本质是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
需要强调的是，法西斯主义为现代价值系统中抽取个人权利后工具理性和种族主义的畸形结合，代表了现代性的黑暗面。而马克思主义源于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虽然它亦不把个人权利作为新社会建设的基石，但平等一直是其基本追求。特别是马列主义力图克服现代性的黑暗面，这和畸形种族主义有本质不同。
第一层面的巨变立即反过来冲击第一层面，二战爆发。
#11. 现代价值危机的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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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由于共产主义的扩大，世界被划分为两个阵营，冷战开始。西方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西方自由世界开始了联合，表现在马歇尔计划、西欧一体化。
西方自由世界在1950年代以后，吸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大幅度的改进。医疗保健、国有经济、宏观调控、保证就业……现代价值的核心个人权利得以恢复，第一层面的内在危机被克服。
苏联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形成了特权阶层，使得平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统治丧失了正当性，终于在91年解体。
gt;冷战期间，伊斯兰社会以社会主义为旗帜反对西方争取独立，泛阿拉伯主义勃兴。至于通过社会主义取得独立进行现代化的原因，大致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会破坏基于伊斯兰教终极关怀的有机体，不要求建立在独立个人之上。社会主义衰落后，泛阿拉伯主义变成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教认同突破原有现代民族主义外壳。
#12. 危机后的改进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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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人类开始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反思、调整，得到了不少的教训，也有了巨大的改进。教训是个人权利不可否定，否则就是法西斯再临。
gt;“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无论多么重要、有理，但单凭批判和否定是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的。“
改进：
gt;** 反省民族主义**
gt;
防止畸形的种族主义，认识到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不可分离。确定了主权不应该高于人权的原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建构中，主权本应该是由人权推出来的。
gt;
gt; **个人权利作为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的重新定位**
gt;
gt;将个人权利中自主性和达到权利清单各项内容的能力区分开来。在政治哲学上，就是把正确(right)和权利（rights）进行区分。社会制度正当性应建立在right而非rights之上，这就是20世纪新自由主义。
gt;
gt;当把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基础的时候，就无条件地肯定了私有产权和市场分配的正当性，而对自愿达成的契约进行任何干预和审定都是不正当的，这是古典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现在，契约建立在个人自主性而不是个人权利之上，经济自由主义被政治自由主义取代。普遍的契约论变成有条件的契约论。* (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进步了。很多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攻击稻草人，将不恰当的政府干预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归错于自由市场。)*
总的来说，人类在经过一阵彷徨后，重新肯定了三大现代价值。但问题也接踵而来。
- 首先是环境、资源问题。
- 其次是思想受轻视的问题。
- 还有终极关怀的问题。
gt;金认为：终极关怀的消失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必定会冲击现代个人观念。这是比法律取代道德更为重大的变化。因为个人观念是整个现代价值系统的基础，当基础崩溃了又不能找到新的基石，只能导致现代价值的死亡和变异。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读后感(三)：中国社会现代思想的启蒙
江山/文
一本相当教条的书，在拥有了复杂的理论之外，更加突出了对当今社会的拷问。读这样的书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专业的知识，需要用宏观的角度去审视这个现代社会的种种。毕竟历史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需要用关心人类命运的宏大心灵和跨学科研究纲领去探索。
开始读这本书很辛苦，毕竟江山非专业人士，对社会、历史的把握很难顺畅。但是只要用心体味书中的观点并联系实际，就会豁然发现其中的秘密原来不过如些。用开阔的胸襟阅读，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寻找社会变迁的真正答案。
从马克思到韦伯，价值与社会在演化中互动，文化价值系统内部的变化勾画出现代价值的起源。在实现信仰与理性二元分裂的同时，自然权利观念拒绝社会有机体，把本来只和法律相联系的权利观念与正当性的终极根据结合起来，从而追溯出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其实在保证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现代社会形态中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民族国家内部，另一个是由民族国家群体组成的世界共同体。第二个结构层面则是因美国和德国两个典范引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书中不止一次的提到社会和价值，更把历史这幅油画绘就得更加清晰。所以说，社会就像是一本书，有精彩就一定有灰暗。只要细心地去体味去品读，就一定会从中找到很多乐趣。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就需要在微观的世界中寻找品质，在宏观的感觉里发现自我。
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未完成的方案，它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现实问题。了解各国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更迭，在改革中不断深化自我，建立新道德意识，重构其现代常识理性，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历史的透彻。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这本书不仅仅是金观涛先生在学术考核上多出的一个记录，用知识填充生命空虚带来的充实感，更是为我们80后启蒙现代社会的一次洗礼，从认识到熟悉，过程在文字中挖掘。历史就好像是一座房子，每一个朝代拥有一扇窗，只有认真打开的那个人才会看到最真实的人生与辉煌。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读后感(四)：鸭子听雷
书评 2010-09-15 20:46
发表于 2010-08-29 18:21
我在无聊的时候也在想，现代化社会带给了我们什么？现代社会为什么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而不是中国。怀着这样的疑问来看，可惜的是我真的是看不懂，太专业了，什么韦伯，什么《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哎，惭愧之极啊，金博士明显是管理学专家，但理科出身，所以说问题带有极强的逻辑思维与推断，或许在专业人士看来，见解主张定是别有高峰。
虽然读不懂，我想追根溯源，来解释如今转型社会中所面临和问题，以期找到更好的办法，或许是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吧。那么既然现代社会出现在西方，从西方与东方的对比来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不过，中国不是拿来主义的，经过一些尝试之后必然要做出一些变化，通常所说洋为中用。国外因为宗教问题而引发争端，甚至是演变成世界大战，在中国不会，这个民族的信仰不会超越政权，而往往服务或听命或受制政权的，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牵制，而民族问题则将成为全球未来争端的因由之一。而现代社会什么模式什么以经济体制书里列了，但我听来如鸭子听雷，我很奇怪博士出书都这样吧？广泛发行就有不同受众，一个术语一个术语的，这难道也是现代化社会传播文化的方式吗？
在我看来什么所谓的超稳定系统假说是不对的。大块来看似乎都是封建统治，无非是改朝换代，历史上的人民换了新主人罢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的这个封建社会是不断变革的，内部体制也是在不断调整的，汉代的三公到唐宋已经没有了，隋朝开了科举了，中书六省制在元朝才出现，清朝又增设了军机处，从大的机构到用人制度是不断在变化的，上半辈子还实行举孝廉，下半辈子开科取士了，何来超稳定之说？如果用中央集权来解释，试问现代社会难道没有中央集权了吗？没有中央集权就不会有国家。
起不起源的跟咱关系不大，我理解的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一、物质丰富。这是不可质疑的，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这种物质发展是阶梯性的跳跃，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转变用了多少万年，而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不到一个世纪。衣食住行、感官行动都得到了空前的无比提高，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所谓不断的市场扩张，正是拜科技所赐。这应该是现在社会起源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古代社会，科技不够发达，因此容易被国家所垄断，即君主节制，比如盐铁，在冷冰器时代这是很重要的，粮食也大抵如此，所以统治阶级才有话语权，当然如果丧失了这些，统治也就进行不下去了。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些都非人力所能胜，而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普及，垄断难以为继，更多的人，更多的势力需要话语权，单一的政体结构将难以形成，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出现是迟早的事。而科技更缩短了地理距离，互相渗透已成必然。这是好的一面。
二、破坏严重。这种破坏涉及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一是精神世界。自然环境的破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现代化工具的利用，大面积的破坏和大量的制废，触目惊心，空前绝后。当人们意识到的时候，大自然已经开始回敬，人在自然界面前是渺小的。同时对人类身体的破坏力也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而愈烈，劝君莫笑白头翁已成现实，人的死亡机率大幅度成倍提高。至于精神世界，在现代化大生产面前，个人已经很难做个体保存或者说是不完整的，因为现代化的新轶序更需要团队的模式。史书中人常畏后世所讥，怕留恶名于后世，今天的人会考虑这些吗？真个是只争朝夕而已，知有己者多，知利国者少。原来常讲三纲五常是封建糟粕，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精神轶序，起着稳定的积极意义，不在于东西是属于哪个的，而在于如何转而用之，原来市场经济不也讨论姓资还姓社十几年吗？原来的模式下还会想给后世留下点什么，现代社会呢？以利为重，轻德！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试看中国有多少企业不是这样？这是坏的一面。
这本书写得好，因为它专业，说写得不好，因为我不专业。起源真的很重要吗？人即使不是从猿变来的又将如何？我觉得应该关注两个层面：一是现代化体制和发展，二是中国自身的国情。国家常提中国国情，这是非常明智的，中国不同于并立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自己的文明、科技、定式，不像那些阿三国家，跟着殖民的主子学着，最终还是不是原来的民族了呢？有些历史追了，可未必是今天的由头，有些变化非原章可寻了。
官样文章人人做得，利国利民谁来主张？这才是深思之理。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读后感(五)：从巴门尼德到路德——理性与信仰的沉浮
金观涛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中将现代社会的形成视为思想系统与政治经济系统耦合的结果，而现代价值之一即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与“分裂”相对的，自然是二者的“融合”。基于此，我认为，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整合状态”在希腊哲学中即有体现，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基督教哲学中也延续了这种融合状态（虽然是以不同的形态），但在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希腊文明和希伯莱文明中，理性与信仰之间并非是高度耦合的状态，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张力，这种张力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进而改变哲学的内容，在近代欧洲，正是由于政治经济系统与思想系统的互动，所以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基质上产生了理性信仰二元分立这一现代价值。本文立足于哲学史，追溯了理性与信仰关系在古希腊到宗教改革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嬗变。
一、希腊哲学中的信仰与理性
什么是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具有多种面向，其指涉必定也是多样化的。我们在此只考察理性的一个面向：理论思维。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精神诞生于早期的自然哲学土壤中，以理论思维对自然进行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早期自然哲学家在追问万物的本原时往往以时间在先出发诉诸具有感性特征的水、火、土、气等，颇有武断宣称的含义，巴门尼德则以逻辑在先出发通过逻辑论证的理性认识的方式认识“存在”（万物的本质）（相较于早期希腊神话以图像思维对自然进行终极关怀）(张志伟, 2004, 页 32-39)(谭仲鷁, 1999)
希腊哲学本身其实存在着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张力，晚期希腊哲学产生了伦理化和宗教化的倾向，究其原因，希腊化时期，社会处于动荡变革的时代，哲学不再是超功利的玄思，更多的是实践智慧，提供心灵家园，寻求个体幸福；哲学的目标不再是追求智慧，而是追求幸福。于是，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开始衰微，古典希腊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哲学思考逐步让位于宗教信仰，世俗的道德价值正让位于宗教关怀（杨冬梅，2005）。
在希腊哲学中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答案。其一，从自然观的角度来看，希腊的自然观是一种静观自然的方式或理论态度，他们并没有企图运用科学去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人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认识自然来认识自己，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自然是一个神圣的存在（张志伟，2004，页195），希腊人信仰未知之神（张防震、康杰，2006），理性是神的一种表现（金观涛，2010，页7）。所以，理性与信仰是通融的 。【注一】其二，前文也提到，希腊神话以图像思维对自然进行终极关怀，而希腊哲学则通过逻辑论证的理性方式认识存在，这是思维方式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比较而言，希腊哲学始终散发着理性光辉。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不仅其理性精神被吸纳进基督教哲学中，而且后期的信仰精神也为基督教哲学化提供了素材。
二、基督教哲学与希腊哲学
中世纪哲学是两希文明（代表基督教的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交融的产物 【注二】，西方思想的两大传统——希腊哲学中的信仰精神与基督教的信仰精神，由此保存在了中世纪哲学当中【注三】，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中世纪哲学的发展的一条线索，这在经院哲学中表现为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
共相是代表普遍的概念，殊相是代表特殊对象，唯实论和唯名论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承认共相实际存在。唯实论认为共相是实在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极端唯实论，认为共相先于殊相存在，独立于殊相，温和的唯实论则认为共相存在于殊相之中，且共相的存在依赖于殊相的存在；唯名论认为共相并不实际存在，只是名称，共相存在于对象之后，先有殊相，再有共相的名称，概念存在于意识之中，但不独立。这三者的特点可以简称为：共存存在于殊相之前、之中、之后（希尔贝克，2012）。
唯实论本身便是理性主义的，因其最基本的立场就是试图通过理性证明上帝，虽然理性的地位一直在上升，但是这个基本立场却是始终不变的 【注四】。保罗传教时试图过思辨的方式指出信仰的对象；奥古斯丁主张“信仰寻求理解”，倡导用理性解释信仰，但对他来说更根本的却是“信仰为了理解”，信仰是一切认识的先决条件、方法和途径；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信仰与理性都是通向天堂的道路”，在信仰的基础上对理性进行了肯定。唯实论在中世纪哲学中一直处于正统地位【注五】 。
唯名论则主张信仰属于形而上的领域，处于理性之外，既不能被理性所证明，也不能被理性所证伪，它为了维护对上帝的信仰而反对从理性上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唯名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异端，因为它危胁到了教会的统治地位和基督教的教义（见注5），当阿奎那达到唯实论经院哲学的顶峰后，经院哲学自身也走向衰落，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唯名论革命，唯名论革命被称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金观涛，2010，页43），其中的高峰便是宗教改革，不光是基督教哲学面临着巨大的转型，教会权力的实体天主教廷也开始分裂，路德、加尔文创立新教，形成了异于旧有教会哲学的新教伦理，近代社会的价值都可以从中找到雏形（金观涛，2010，页34-44）。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来看，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开始独立于信仰的进程，宗教改革更是让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共生纽带进一步被切断，现代价值之一信仰与理性的二元分裂在这里成型（金观涛，2010，页35）。
三、重新发现理性精神？
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康德将启蒙的精神总结为一句“敢于运用你的理性”，源自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在希腊哲学中经历了兴盛与衰落，后来与基督教哲学结合在唯实论世界观里达到与信仰的通融，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理性精神又在欧洲土地上萌发复兴。不同的是，理性不再像古希腊时期缺乏科学基础、因而仅仅是朴素辩证的，而是演变为近代科学理性；也不像古世纪与信仰共生，宗教开始世俗化历程，（工具）理性获得自身发展的独立性，理性的发展不再会受到信仰的制约（金观涛，2010）。理性精神的这次回归不光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回归，更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觉醒 【注六】，社会的剧烈大变动，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酝酿着即将到来的科学革命，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性的觉醒和人的主体性的回归，现代政治体制逐渐建立，新航路的开辟带来“世界的发现”。在近代世界成型的历史背景下，理性终于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注一：这里所说的通融状态，更多是一种理想型（ideal type），在希腊，与哲学并行的还有希腊的古代宗教，希腊人的信仰对象还包括奥林匹斯山的众神。这里说的通融，仅仅是指在希腊文明的高峰时期（即城邦政治的高峰时期）希腊哲学内部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统一，但随着城邦的衰落，哲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也逐渐衰微，希腊古代宗教所代表的非理性重新抬头，事实上，苏格拉底之死恰恰反应了理性精神与古代宗教的冲突（金观涛，2010，页35），也昭示着理性精神的衰落。
注二： 交融发生的可能性有两点，其一是上文所述的晚期希腊哲学的宗教化，其二是基督教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基督教最初只是一种宗教实践活动，并不具备一套抽象的神学体系，为了与罗马其它宗教抗衡，基督教借助了哲学的反思，逐渐走了上理论化的道路，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督教吸收了希腊哲学中大量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其教义，如把斯多亚派的禁欲主义发展为基督教的道德基督；第二，基督教哲学家们借用了希腊哲学中的理性思考方式来论证基督教的教义，力图用冷静的分析推理来阐释教义、神学的可知性、合理性，略图克服早期教义的原始、粗糙、反理性。在基督教哲学发展的历程中，先是基督教的早期传播者——教父们用新柏拉图主义解释论证基督，奥古斯丁为基督教建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完整体系，以新柏拉图主义系统论述了全部教义；而后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在欧洲的回传，亚氏的理性证明精神、也影响到基督教，代表是阿奎那•托马斯力图对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哲学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调和。（杨冬梅，2005）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与基督教耦合的基础并不相同，在推理论证方法上，亚里士多德是权威，逻辑推理的方法普遍被中世纪哲学家用作对上帝和教义的证明，如阿奎那的“五法”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体系结构方面似乎更符合基督教神学的需要，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柏拉图的“理念论”。
注三：中世纪哲学贯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整个欧洲中世纪，其分野是以时间为标准的，前承希腊哲学。此处为了论述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的互动方便，特将中世纪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作一个区分，不考虑基督教哲学与中世纪哲学之间的重叠之处，而把中世纪哲学作为一个符号来表征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物。
注四：如前所述，基督教自身的理论缺陷使得它必然要为超验的信仰通过理性寻求实证的“形而下”的证明。
注五：唯实论正统地位的确立可如下理解：其一，唯实论认为代表普遍性的共相是真实存在的（这里的存在并不是指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存在），所以上帝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代表，是真实存在的，因其真实性所以可以被理性所把握、论证；其二，教会亦代表着普遍性，唯实论与唯名论之间的争斗也视作教权与王权之间的争斗，在经院哲学时期，中世纪教会力量强大，所以唯实唯名之争可视作王权教权之争在哲学领域的体现，我们也可以从后期王权逐渐超过教权的历史中看到宗教革命的兴起与唯名论革命；其三，唯实论被认为是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协调，在唯实论的框架下我们能理解原罪说、圣餐式、三位一体说和神人合和说等，比如三位一体，如果共相不是独立存在的，那么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就不可能是同一个实体上帝的三种不同位格，这个基本教义将受到危胁。
注六：人的主体性其实也潜藏在基督教哲学中，基督教的教义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是第二位的（相较于古希腊的神圣自然观），这就是为什么日心说动摇了基督教的理论基础，因为它宇宙的中心不再是地球威胁到了人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是借尸（复兴古希腊传统）还魂（人类开发自然的合法性）。（张志伟，2004）
参考书目
金观涛. (2010).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谭仲鷁. (1999). 希腊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探源. 自然辩证法研究, 4.
王凡帆. (2013年3月). 试论中世纪共相争论的原因. 学习月刊, 页 137-138.
希尔贝克. (2012).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杨冬梅.(2005). 中世纪哲学的形成：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阴山学刊, 页46-48
张防震、康杰. (2006年1月). 基督教的理性内核与其在文艺复兴时衰落的原因.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页 74-77.
张志伟. (2004). 西方哲学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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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这是我正正经经写的第一篇读书笔记，老师说要主题明确并贯彻全文。很显然很多地方文字不通且衔接不畅且拼凑文献痕迹严重，但是还是不要脸地贴在这里供批评。
这次写读书笔记的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一边读书一边记录的重要性；如何阅读文献；怎样才算是读懂了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总之，要能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自以为是地认为”理解“不算是真正的理解，往往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意淫，只有当心中有个理想读者为他写作的时候，才会暴露出自己真正的不足。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读后感(六)：现代性的个人总结
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三个子系统：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现代价值系统，和民族国家的现代认同和政治共同体 三者耦合，互为支撑
二，价值系统中现代性的三大要素：工具理性，个人权利，民族认同 现代性意味着两种全新价值在人类社会中涌现：一是“工具理性”称为社会行动（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二是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韦伯把现代性视为工具理性的扩张。（这点金观涛没解释清楚，“工具理性”概念界定不清晰） 韦伯提出“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
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宗教/信仰/道德/传统
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工具理性的弊端
新教伦理强调勤俭和刻苦等职业道德，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获得上帝的救赎。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工具理性获得了充足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
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具有了真理性。工具理性的统治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
工具理性不包括目的——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
工具理性的优先地位，至今在学术界不可动摇。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在政治学里，民主政治必须先有形式上的民主（如投票规则），才能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如果连民主的形式都不具备，谈何实质？在法学中，必须先有程序正义，才能走向实质正义，程序法先于实体法。在经济学中，必须先有效率追求，才能为公平追求奠定基础。总体上说，只要有一种价值理性的存在，就必须有相应的工具理性来实现这种价值的预设。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就是水中捞月。
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
个人权利
个人权利即“个人的自主性为正当”，个人权利是现代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依据。个人自主性、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社会契约论都建基于此。 由于每个人价值追求不同，必然价值多元；由于价值多元，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就需要超越个人的多元价值，从事实去评判，法治也就应运而生；个人权利推出私有财产和市场价值合理；为避免自主的个人发生冲突，就需要一个共同体的管理，也就是民主政治的产生。 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结合，形成“社会契约论”。由个人权利推出，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必须基于每一个个人的同意，然后再利用工具理性建立一个社会组织。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预设，人们才把现代社会组织家庭、社会、国家以致全人类组织都看作“契约共同体”，是为个人服务的工具和机器。
三大价值系统的内在问题：
现代性建立在效率原则与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当利益发生冲突时的解决方案：
1.契约，契约的弊端与短处，无法在复杂的长期关系中有效发挥作用，由此传统社会有机体开始解体，如家族与家庭。
2.多元化导致出现认同危机，多元价值观冲突
3.基于事实判断的法律，无法处理价值冲突
4.效率优先于公平，社会公平失效，强者文化形成，无法协调阶层矛盾
5.工具理性与效率机制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效率机制主导的社会功利主义无限扩大，人的自恋/自私，孤独与无意义感成为普遍现象。
6.个人权力无限扩大带来人际与社会合作，社会整合问题
7.道德，信仰等价值合理性受到冲击，知识与理性无法解决
8.知识制造没有思想，缺乏终极关怀，成为无限细分的专业知识；其次是思想受轻视的问题。
9.终极关怀（道德/宗教）越来越退出公共领域，正在变成私领域的价值；
10.终极关怀的丧失，超越视野的隐退，道德沦丧。
11.环境、资源问题。
第三要素是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对内将个人组织成社会，规定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制定法规保障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实现现代价值与社会制度的整合，保障统一的市场和秩序；对外作为主权拥有者，依照契约论建立国际关系，捍卫国家权利，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使市场经济的扩展能超越国界，跨国公司和全球化成为可能，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和生产力的无限增长。
三，日德模式
德国和日本直接诉诸民族认同，往往无法确立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其民族国家不是建基于个人权利的契约之上，而是建基于民族文化或天皇崇拜之上，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不是平等的国际关系。
彻底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当然也反对以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依据，案例即是德日法西斯主义：“如果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
四，俄中模式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否定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一方面是以阶级权利论否定个人权利，一方面则以社会有机体论抗衡社会契约论，以世界主义超越民族认同，总之马克思主义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现代价值的所有要素。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读后感(七)：揭示传统生产的过程
这本薄薄的小书重点探讨现代社会的产生，其中引用了列维纳斯的观点，即：传统是为了现代化的需要，被发明出来的。
比如，古代中国人是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的，在他们的视野中，忠君比爱国重要，他们尚不能理解：彼此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存在着共同利益，我们应维护它。
美化传统，是提升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当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有共同的祖先，与别人相比，我们的祖先如此优秀，那么，人们就会被充分动员起来，激发起他们的奋斗激情。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落在了后面，这决定了，在传统制造上多少有些仓促，未能吸收更多社会意见，完全靠士大夫闭门造车，不免漏洞重重。
比如在共祖的设立上，因法国学者提出黄帝可能是从中亚迁入的，梁启超如获至宝，一者这说明国人是外来人种，具有征服性，一扫羸弱、不振作的名声，可为自强张本，二者黄帝更古，这便在时间性上，将希腊文明比了下去。孔子只谈尧舜，不及炎黄，没想到经梁启超改造，后者反而成了祖宗。
这样的案例实在太多了，四大发明、万邦来仪、康乾盛世……可以理解，前贤们在现代化的压力下，普遍有一种紧张感，在暂时找不到解释时，不惜生编硬造。但问题是，这种偏执产生了遮蔽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它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外国的好东西，来一样毁一样。因为，我们太执着于用自己的立场去认知，而这种立场，往往是功利的需要，有用即拿来，没用即批判，貌似走捷径，其实绕了弯路。
比如“是”与“非”，在西方语境中，它是逻辑判断，没有人为色彩，只要逻辑成立，即为“是”.而中国化后，它成了道德判断，用来判断人，人要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选择，此外不能太“是非”。
剥离逻辑基础，仅留“是非”二字，这就是新瓶装旧酒，民族理性并没得到本质的提升，直到今天，我们的思维仍走不出这个圈子：坏人说的都是错的，好人说错了，也可以原谅。难道坏人就不能说出真理吗？难道一个人在说出真理前，一定要先成为道德楷模吗？我们教科书习惯了介绍那些简朴、谦逊、禁欲的科学家，这暗示着，道德与伟大发现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我们在驳斥他人观点时，也习惯性地对别人生活作风、行为方式提出指责，这意味着：我们离真正进入现代社会，还如此遥远。
现代社会最终的成果，是个人的剥离，即在制度保障下，人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思考，根据自己的价值去做出判断，他不用再借“民”、“我们”、“民族”、“大家”的名义说话。
然而，被传统的幻相所包围，这样的勇气如何诞生？这不能不说，在传统生产中，前贤为后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读后感(八)：金观涛眼中的现代性问题
金观涛眼中的现代性问题
文/张洪彬
20多年前，金观涛、刘青峰伉俪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运用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循环动荡，展现了让人啧啧称奇的解释力。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趋势的发展，这种宏观的理论体系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然而，这本1984年问世的旧作，在如今的小字辈读者这里仍有许多粉丝，究其根源，最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它展现出一种非凡的理论构建能力，形成了一个恢弘的理论体系，克服了多数专业研究支离破碎、不知所云的缺陷。时隔20多年，金观涛先生重拾系统论的理论架构，并用以解剖诸如现代性此类的宏大问题。对此，作者夫子自道：“只有系统论史观才能帮助我们摆脱支离破碎的史观造成的无力感，理解什么是现代社会，认识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处境。”
当前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著作数不胜数，但是对于何为现代性却少有清晰的论述。作者在马克思典范、韦伯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在价值系统中现代性的两要素——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十七世纪工具理性的形成意味着理性与终极关怀的断裂，从此理性可以指导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市场经济可以无限扩张，科技可以无限使用，却不会颠覆信仰和道德；同样在十七世纪形成的个人权利观念成为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依据，个人自主性、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社会契约论都建基于此。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预设，人们才把现代社会组织家庭、社会、国家以致全人类组织都看作契约共同体，是为个人服务的工具和机器。作者认为，现代性的第三要素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对内将个人组织成社会，规定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制定法规保障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实现现代价值与社会制度的整合，保障统一的市场和秩序；对外作为主权拥有者，依照契约论建立国际关系，捍卫国家权利，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使市场经济的扩展能超越国界，跨国公司和全球化成为可能，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和生产力的无限增长。
如果说现代性的发生是在17世纪，现代性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则是在19世纪下半叶。面对着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社会必须有意识地学习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化解现代价值系统和传统文化终极关怀的冲突，要实现理性与终极关怀的分离以确立工具理性的正当性，要把个人从各种传统的有机共同体中抽离出来以确立个人权利的正当性，要使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以形成民族认同，从而为学习西方现代性方案寻找正当性根据。诸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诉诸于民族认同，往往无法确立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其民族国家不是建基于个人权利的契约之上，而是建基于民族文化或天皇崇拜之上，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不是平等的国际关系，这为他们挑起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另一种回应方式则是马克思主义。出于不同的历史原因，俄国和中国的现代转型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整合危机，二者都必须选择新的意识形态及其政党来重新整合社会，中国在五四后“以俄为师”，正是学习俄国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代替民族主义来实现社会整合。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否定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一方面是以阶级权利论否定个人权利，一方面则以社会有机体论抗衡社会契约论，以世界主义超越民族认同：总之马克思主义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现代价值的所有要素，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超克”。
西方现代性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一个著名嘲讽是：“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丽池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诚然，经济自由主义暴露出西方现代性方案的重大缺陷。在大量失业、严重贫困存在的国度，个人权利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对此，一种主要的回应是主张把经济能力和个人权利剥离开来，以使人们对市场分配正当性的怀疑不至于殃及个人权利，因此，国家可以用行政干预和立法来解决市场危机，保障工人最低收入，却不会伤及个人权利，福利国家和市场调控即由此而来。另一种回应方式则是彻底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当然也反对以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依据，案例即是德日法西斯主义。对此，作者提出严重警告：“如果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因其鞭辟入里的深刻批判和恢宏的体系建构，使之成为西方现代性最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可以说作为批判者它是成功的。然而，它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名提供的一整套替代性方案遭遇了巨大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丧失殆尽。作者评论道：“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无论多么重要、有理，但单凭批判和否定是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的。”尽管当代世界和中国都不乏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他们仍然对西方现代性构成持续的批判，然而由于在替代性方案的建构上缺乏有说服力的成绩，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力度微乎其微。对于现代性来说，丧失强有力的挑战者和批判者，缺乏改进的动力，诚为不幸。
现代性三大要素中，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都曾遭遇过严重的质疑，并因此作出了改进，但工具理性从未曾遭遇过系统性的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对此，作者忧心忡忡：终极关怀越来越退出公共领域，正在变成私领域的价值；知识制造没有思想，缺乏终极关怀，成为鸡零狗碎的无限细分的所谓专业知识；终极关怀的丧失，超越视野的隐退，道德沦丧。作者指出，这些是轴心文明以来从未有过的系统性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
仅从本文简单的介绍和概述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本仅160页的小书论题之广泛，视野之恢宏。作者以三要素来界定现代性，并以此为纲领来理解17世纪以来世界发展历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美国建国史、法国大革命、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冷战、当代世界“文明的冲突”等等，全被贯串在作者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中，换言之，作者所建构的理论体系表现出惊人的自洽性和解释力。该书无疑是金观涛先生对现代性问题最为集中的论述，也是自由主义者对新左派的现代性论述最为重要的一个回应。在近二十年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以汪晖为代表的宏大理论建构能力在自由主义阵营少有匹敌者，金观涛先生该书的出版，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格局。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金观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