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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人读后感精选10篇

2018-02-17 20:42: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理念人读后感精选10篇

  《理念人》是一本由[美] 刘易斯·科塞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80元,页数:40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理念人》读后感(一):理念人

  一下内容仅是个人阅读此书前半部分的读后感或一点归纳,一家之言,希望对想看此书的你有所帮助!

  知识分子定义虽然是如此的含糊且具有争议,但又是如此重要。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存在这个问题时,对于知识分子主体的定义和界定是不能忽视的先决条件,我赞同作者书中对“知识分子”进行严格的限定。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而不是靠理念而生的人。对于此我的理解是:不是所有的受过教育的或某方面专业人员都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所有对宇宙作了终极思考或探讨社会核心价值的人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具有怀疑精神依靠理性思维不满足一成不变现状和思维,追求正义真理拥有绝对独立自由得人。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群体开始出现,作者认为是在17世纪同时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的存在具有更加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是在远古时代、轴心时代还是中世纪都存在一些“具有知识分倾向的人”。17世纪作为知识分子出现的界限,因为只有到了近代社会才能为知识分子提供其存在必须的制度化条件,这一过程是伴随着近代化的。

  在混沌的原始社会,人都还是单纯自然人,但是这种状态伴随着文字的出现和哲学的突破而结束。当人类具有了自我的意识,自我的反思能力创造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最早的巫师是最早的思考者,知识者。当宗教出现以后对于世界和自我的思考能力,以及人类积累的知识传承到了教士身上。教士是中世纪欧洲知识的垄断者,知识分子从教士分化而来。教士垄断知识,也对宇宙和社会有自己的一套思考,但是教士和知识分子的最大差别就是教士的思考来源于坚贞的信仰,而信仰是不容怀疑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核心价值有着强烈关心,获得知识、运用理性、怀疑一切的精神。中世纪的僵局在文艺复兴打击之下开始了蜕变,教会的腐败激发了人们对于神权的怀疑,而这种怀疑精神,进而激发了人们广泛的人文主义精神。知识分子在抛弃神权之后来观察世界,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使得知识分子拥有了无止境动力。但是此时的知识分子还必须依赖贵族的庇护,没有物质的独立就没有精神的绝对独立。在启蒙运动洗礼之下,知识分子最终形成。

  知识分子以完整的面目最终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应该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或者是伴随着启蒙运动而产生的。启蒙运动第一次标榜“理性主义”,普遍的理性思维也是之后才有的,完整的理性思维系统的建立之后,知识分子只有运用了理性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诞生,经过了文艺复兴的“破土而出”,在启蒙运动是才最终“羽化”。只有经过了启蒙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才最终出现。将启蒙运动是视为知识分子最终出现的界限,不仅仅是因为理性思维是区别知识分子和旧时文人明显标志。而且,没有启蒙运动的开展,就不会出现独立的公众给予知识分子以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启蒙运动之前,社会环境限制,知识分子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无法做到完全的独立和自由。而这些品质又都是知识分子独立存在的思想灵魂

  科塞在《理念人》中指出“知识分子在职业社会中存在并得到承认 ,有两个必要条件,知识分子需要听众,并给予物质和精神的支持;知识分子需要与同行进行讨论接触帮助知识分子建立共同标准和明确的群体自我意识”而这种条件在17/18世纪的一些知识分子活动场所开始得到满足,这些场所分别是沙龙和咖啡馆科学协会、月刊和季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政治派别、波希米亚式的场所和小型杂志以及审查制度。

  沙龙和咖啡馆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同行的知识分子以及公众得以聚集在一起,摆脱阶级差异带来的隔阂。科学协会帮助科学事业制度化和合法化,并且赋予了尊严。这三种知识分子活动场所的共性在于,将知识分子逐渐集合在一个依附性越来越小的集体,都使得知识分子能与自己的同行及受众直接接触。但是,知识分子活动场所也在经历变化。沙龙作为最初的场所,本身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沙龙的非贵族化和讨论范围有文学而逐渐广泛。咖啡馆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比沙龙更加自由、开放和平等的机会,并伴随着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这种变化以专业团体形式逐渐固定下来(例如皇家科学协会),最终实现知识分子的凝聚。

  由于知识分子的局部专业化聚集,知识分子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书籍刊物替代了最初的直接接触。另一方面日益扩大的读书届,要传播知识和思想就得借助书籍这一类快速而大范围的传播工具。但是当书籍成为一种商品写作第一次成为一种独立职业。作为作者和读者之间连接人的书商,将市场化的精神带入了知识领域资本主义将一切都市场化了,也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写作使知识分子可以摆脱对庇护人的依赖,但又一次陷入了与书商的纠结之中。写作的商业化,使得知识分子直面诱惑,许多知识分子为此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艺术独立性,但不是绝对的。

  “在读者人数急剧扩大,从而引起出版物泛滥的时代”迫切需要有知识分子来帮助读者建立标准、指导品味并且帮助读者表达意见评论杂志和审查制度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审查制度往往发挥着于统治者相反的作用,反而促使了知识分子集体意识的凝聚,自我意识及使命感的增强。

  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经历沙龙、咖啡馆一类的是实体场所,到协会团体,最后到以某杂志为中心派别。知识分子的活动场所逐渐的抽象化和多样化。接下来的三种场所分别是排外性的政治派别、反规则格林威治村、反对现行文化极端创新的小杂志,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活动场所,体现的是知识分子分化的结果。同时他们具有共性,就是强烈的排他性,只走偏锋。这样极端的知识分子群体,表面上看来与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他为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当代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进一步的扩展,网络的发展成了知识分子新的活动空间。他又一次将所有的人带入了“沙龙和咖啡馆时代”,同时知识分子活动场所的历史变迁,也在网络这个虚拟社会里再一次出现。网络替代了部分季刊和书籍的功能,同时知识分子对于书商的依赖也有所降低,但是审查制度也进入了网络社会。独特的政治派别、小杂志也在网络里出现了对应物。网络是真实世界的缩影。

  《理念人》读后感(二):有序的参与VS无知群众

  精英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参与的有序调控和对群众理性的无知认定。而大众政治恰恰在反对对有序政治参与的调控的同时实践着群众的无知理性。所以,亨廷顿才会大肆的写到,政治秩序比之自由更甚。尽管他也描述过第三波民主的浪潮,但是较之变动社会所应确立的政治秩序来说,后者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他对于西方政治,特别是拉美政治的得失在战后基本发展的一种梳理,不过,与他相对的一些人,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实施有效控制体系下还实践了所谓“大民主”的理论。在那个群众的理性都归于一个人理性的年代,中西方都在某种思想的作用下推崇“反智主义”,这是一种契合或者说是一种悲哀。有序的政治参与怎样才不至于被群众的无知理性所击败,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解读往往是依靠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介定来阐明的。

  这就来看看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在读了福柯后,我知道原来知识本身也能产生权力,但是在读了科塞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知识分子和权力有如此微妙的关系。这本科塞的《理念人》(中央编译出版社)是当初四折买的,本来翻过几十页,因为的确应了郑也夫的话,译得的确不好,所以就搁下了一两年吧。之间也涉及过中国的一些“假古董”放出的“知识分子光芒”。实在是很无知。

  科塞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在文化社会学的老祖师爷曼海姆的影响下,对西方知识分子的产生、分类以及与权力的关系,还有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分析。其实科塞是搞比较文学出身,所以他所涉及的知识分子往往偏于文学人物。这本诞生于六十年代的书影响,在我看来可能是对权力控制下的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其中,近年美国政治学界中有两位博士的两本书也在探讨政治学中的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第一本书的全名是《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第二本书全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01148/但是,对于我们国家,往往还没有一本反思自身的书出现。

  所以,当我们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面对任何实施有序政治参与的时候,如何面对对群众无知的假定,将会是一个核心。因为,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往往决定了是对群众无知的赞同还是反对。换言之,到底是精英政治,还是大众政治,这是一个要追问的。假使是大众政治,那么往往会蜕变为“民粹主义”,而精英政治,则有滑入“寡头统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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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人》读后感(三):作为边缘人的理念人

  “他是个犹太人也是个非犹太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坚定的社会批评家,热衷于评判和行动,还是活跃的倡议者;左派支持者和批评者;落魄书生和官僚知识精英的辩护人。”

  ——詹姆斯•B•鲁尔

  上文引自科塞主编的《异见》2003年秋季刊的悼文,悼文的主人公正是本次阅读的《理念人》的作者——刘易斯•科塞(1913-2003)。这个出生于德国,1930年代流亡到法国,40年代移民美国的犹太学者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以社会冲突理论研究著称。该书是科塞继195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社会冲突的功能》,60年代的《社会冲突研究续篇》的第三本书。60年代以反越战为背景的社会运动席卷美国知识界,各种学生运动、人权运动等相继兴起,科塞因此声名鹊起。然而科塞却在60年代开始转向社会冲突领域以外的其他研究,于是有了《理念人》这本关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社会学著作。该书讨论的是文化和政治等社会制度,对西方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有利或阻碍作用。那么,科塞为什么在此时写一本这样的书?他想通过理念人的历史和现状回应什么问题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对理念人及其文化和政治背景有所了解

  依据韦伯对靠政治而生和为政治而生之人的划分,作者认为“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知识分子有以下三个特征超越眼前的具体工作,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等抽象观念的专门卫士,道德标准的忠实捍卫者;执着追求理念的终极价值,却常常对权贵报以戏谑态度;具有批判的态度。

  尽管历史上存在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人,但只有到了17世纪,近代社会才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登场提供必要的条件——舞台和观众。以启蒙运动为背景,公共空间和文化市场的建立,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泛的听众,也为其提供了与同行交流平台:17世纪的法国的上层社会的洛可可沙龙、英国的皇家学会,18世纪的伦敦咖啡馆,著作市场的建立使文人作家开始独立于权贵,而19世纪写作商业化却带来金钱和名誉的诱惑,英国的评论杂志为泛滥成灾的出版物建立标准、塑造公众舆论和偏好。公共空间和文化市场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提供正面的条件,审查制度则对知识分子传播思想起负面作用,这个工业时代社会控制的工具,表面上阻止了思想的流动、分化了读者,实质上却提高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意识和使命感。制度化的环境是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接触公众的媒介,也为政治宗派和边缘知识群体提供“躲避注意的盾牌”,拿破仑后期的圣西门主义者、美国格林威治村的反主流文化群体及其小杂志为我们提供了案例

  理念人凭借知识和思想在文化空间生存下来,但捍卫真理和批判社会的态度往往使理念人难以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根据理念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科塞把理念人分为以下五类:掌权知识分子,内部渗透者,帮助权力合法化者,权力批判者和诉诸外国者。前三者可以说是积极介入政治,事实证明理念人与政治的蜜月期是相当短暂的。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这样以革命掌权的知识分子、从旁影响政治的费边主义者和罗斯福智囊团、拿破仑时期的国家科学院和持修正主义的戈穆尔卡,他们都以一定的理念介入政治权力,随着国家机器的理性化和官僚化,或被国家机器所整合、或反过来被政治打压、甚至被原来的理念所异化,逐渐失去证成或批判政治合法性的作用。相对而言,废奴运动和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知识分子出于道德良心,跳出狭隘的专业领域,利用公共舆论迫使当权者停止权宜之计,体现了理念人超越具体事务、捍卫理念的批判精神。最后一类理念人在本国出现社会弊病且改革无望之时,往往会把理想寄托在对东方国家的崇拜上,如18世纪崇拜中国和俄国、1930年代吹嘘苏联社会主义,不过,一旦神像倒塌,这些都仅仅是崇拜而已。

  前三类知识分子积极介入政治,第四类以独立身份批判社会,最后一类则暂时退却。作者对第一种理念人着墨甚多,特别是帮助权力合法化的知识分子的悲惨结局,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如果用整合、疏离(独立)和退却分别对应这三种理念人(当然,积极介入政治的理念人也可能采取疏离的态度,比如韦伯夫妇),那么作者更欣赏抵制完全整合与彻底退却的疏离态度,比如中间穿孔的韦伯夫妇,为了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德雷福斯阵营知识分子。甚至他认为一定程度的疏离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一定程度的异化(笔者按:alienation,参照上下文,与“疏离”同义)似乎是知识分子永久的命运;批判精神和不受束缚永远是他的标志,因此他总是在一个社会中但又不属于这个社会。” 但是,这种与政治权力的疏离并不是政治冷漠的代名词。理念人的职责和使命在于,以普遍的真理和价值批判社会,这决定了理念人必须超越自身的利益和具体的事务,“这种独立性又是建立在对社会赖以存在的理想和中心价值的深切关心之上的”。

  走笔至此,作者此书的目的已甚为明朗。超越具体事务、捍卫普遍真理的批判精神是理念人的特征所在;从权贵资助中独立出来的知识分子注定一方面要面对市场的压力,一方面要抵制政治上的整合和退却的双重诱惑。这本书写作的1960年代,原子化的美国知识界正受到华盛顿这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全面控制,作者忧虑知识分子受到整合而失去批判性。理念人作为理想类型,寄予了作者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如果知识分子能设法避免完全退缩和彻底整合的双重诱惑,那么他们在未来的美国当然仍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游走在完全退却与彻底整合之间,是一种边缘人的状态。科塞一生为边缘人的生活形态做出注脚:背井离乡的犹太人,美国的欧洲人,价值中立的学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左派的支持者与批判者,既为平民又为精英辩护。试想,如果没有理念的支撑,在角色如此多元的当代社会,知识分子恐怕会精神分裂了,遑论批判社会、改良社会道德了。

  《理念人》读后感(四):权力和现代化“双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可能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俄国人对法国精英的羡称,一个是法国社会对德雷福斯事件中支持德雷福斯那些精英的叫法。知识分子的英文是intellectual,除了该义外,这个词还含有“(a.)想法的,思维的,智识的”等意思,可以看出该词比较强调“主观”上的活动,如”intellectual history”即有“思想史”的意思。与它相较,”rational”(理性的,合理的)偏重“实践”。可以说,intellectual和rational是认识世界的两种方式,它们都是理性的,只不过前者强调主观活动,后者强调实践活动。

  在书中,科塞用“理念人”(men of ideas)来形容知识分子。从我们习惯的英文语法上来说,men是从属于ideas的,也就是科塞所说的“为理念而生”(不是用理念吃饭),所以科塞在intellectual和men of ideas中间划了个等号,而在intellectual和rational划下了界线。

  在科塞看来,知识分子知识广博,例如启蒙运动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名字后面总是连缀着几个“某某家”,关心的是社会核心价值,追求的是普遍真理,对社会中不美好的现象总要加以批判和审查。而对于“用理念来吃饭的人”(窃以为是专家),科塞是不怎么高看的。也就是说,科塞眼中的知识分子是不同于专家的,他们涉猎广泛,先天先下之忧而忧,甚至有一点”ideal”(理想的,完美的,不切实际的),乃至于”idealism”(唯心主义,理想主义),毕竟相较现实的缺憾,只有理念中的东西才是完美的。

  总之,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知识广博,批判社会,理想主义。

  知识可以产生权利。动荡中的社会为知识分子和权利的联合提供了契机,但追求理想主义又使得知识分子和权利分道扬镳,或者被权利驯服。当权利和知识分子结合时,科塞列了三种关系:掌权、内部穿孔、帮助权利的合法化。置身以上三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最后要么被政治实干家取代,要么放弃自主权变为专家,要么被权利抛弃。当权利和知识分子对立时,作者列出了两种关系:权利的批判者和向国外求助。这两种情境下的知识分子,前者自比社会的良心,利用舆论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加影响;后者则破坏自己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把目光转向国外寻求更和谐的状态,但容易美化外国。科塞称赞“权利的批判者”,如废奴主义者和德雷福斯派,描述前者为道德运动、良心政治,把后者叙述成在正义的要求与秩序的要求之间斗争。

  随着社会的稳定后,知识分子被整合进了公共生活之中。权利渗入智识生活中,管理着人们的专业研究和对社会的态度。知识分子产生于十七世纪,到了作者生活的时代,他们还要面对现代化的挑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分工变得愈发发达,一个门类下面会分成许多科系,且科系之间往往不相熟悉。在这种背景下,以往的综合角色正在逐步减少,而专业化则逐步增强。伴随着发达的分工,科系队伍变得膨胀,一个项目的完成往往需要多人合作,这使得管理变得困难,于是行政首脑自然希望手下的队伍变得“规训”,以降低管理成本。进一步,用一套制度把学术研究的制度(例如大学制度)和规范推广和固定下来,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则变成了专家。更严重的,是分工导致的“劳动异化”,乃至“灵魂禁锢”:知识分子是通过作品来确认自我价值,但现代的作品很难说是他一个人的。知识分子很可能迷失自我。

  在权利和现代化的“双打”下,知识分子越来越少。科塞说,“只有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世界,社会文化是会僵死的。”对于现代化加速的学科专业化,科塞并不反对,他反对的是外在强加的专业化,即制度,例如大学的科系,它们只重专业而忽视素养。科塞的呼喊已经得到普遍的响应。大学的改革已经展开,例如国内开展了博雅教育(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

  《理念人》出版于1963年,彼时的美国正值社会动荡时期,各类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整个美国都在反思,科塞将他的反思写成了这本书。而现在,似乎是处于上一个时期的更改和新的问题滋生时期。克林顿之后,再看看希拉里,都是科塞时代的产儿。

  《理念人》读后感(五):理念人和知识分子

  刘易斯•科塞说:“现代用语中很少有像‘知识分子’这样不确切的称呼。只要一提起它,往往就会引起涉及含义和评论的争论。许多人认为,它是很不可靠和令人生厌的人品,还有人则认为,它是令人向往但经常难以企及的优秀品质。对有些人来说,知识分子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给严肃的生活事物带来麻烦。在一些人看来,他们则是‘人类的触角’。” 对这个语焉不详的名称,刘易斯•科塞不惜用一本书来加以说明。

  《理念人》是刘易斯•科塞集中探讨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小书,于1965年问世于美国,一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这部书的评价及其译本都无缘进入当时深闭固拒的中国,而这10年正是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盲点,也正是《理念人》在域外风头正健的10年。《理念人》在其问世三分之一世纪后才有了它的中文版,便是因为它不幸———准确地说是中国读者们的不幸———落入中国现代历史所造就的那个“盲点”之中。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研究很多,研究知识分子本身的书却少得可怜。据说《理念人》是目前稀少知识分子研究中最好的论著之一。

  那么理念人到底是什么呢?按中国人的理解,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中真正的思想者。在科赛看来,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至于知识分子的祖先,也许是中世纪的宫廷弄臣:不承担任何固定角色,处在社会等级制度之外,位于卑贱者之列,同时可以批评甚至嘲讽权贵。

  关于知识分子理念人的特点,科塞在书中引用了多位知名人物的说法。朱利安•本达的一个说法:知识分子就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也就是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卡尔•曼海姆的说法则是:他们是一些把利益的冲突转化为理念的冲突的人。科塞还写道:“马克斯•韦伯对靠政治谋生和为政治而生的人之间所作的著名区分,也适用于我们这里的讨论。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科塞认为“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学者是人类的教师”,所有的人都有一定的“真理感”,而学者则予以“阐明、检验和澄清”,使之能“承认真理”。“人类的教师”这顶帽子似乎有点大了,但对一个学者来说,在他的领域内,他应当有这个野心。一个学者,不必为自己的主张一时实现不了而失望,也不一定非要“改变原本认识不同的人们的思想”,只要能独立研究,坚持不懈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在产生影响。被《人物周刊》评为中国50大知识分子之一的社会学家郑也夫,谈及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时就曾说道:“洞穿迷团和误区,满足了我“解题”的欲望。发出不同声音,满足了我表现的欲望。我们保护不了我们城市的生态,我们至少保护了思想领域中的生态。因为在现实领域中没有影响力,我的动力就完全地系结在个人的智力兴趣上面了。我早就说过一句略带犬儒味道的话:我是“游戏人”。别人有误解,以为游戏人随机即兴,不执著,无定力。其实游戏人有可能是最执著的。一个为社会功利奔走的人,如果有足够智力,明白了奔走注定无告,他还会执著下去吗?游戏人则不同。他不计功利上的得失,满足于解题和不同意见的发表,满足于智力王国里的胜利,因而有最执著的一面。

  “虽然少数知识分子,例如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与政治毫无牵涉,如朱利安•本达说:"学者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占领理念的高峰,保护思想的生态是知识分子的意趣。但事实上,纯粹的为了获得寻找理趣快感的知识分子极少。参与政治,致力于社会改革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原因仅在于,我们的知识,或多或少与政治相关,并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势欲,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要“兼济天下”,实现自己的理想,唯有进入仁途,辅助君王,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高”。这有个很大的弊端,就是要看君王高兴不兴。实际上君王们不高兴的时候居多,比如孔子就很难久侍一君,只好抱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落寞,周游列国。如果一个知识分子过于急迫地想留在君王身边,君王改变不了,只有改变自己,于是就成为当权者的一部分,影响也就无从谈起了——不幸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如此。

  现代知识分子与古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已经不需要直接与管理者共谋而发挥作用,他作为一个独立思考和研究的个体而存在,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首先是向公众发表的,其次才是管理者。他所能做的,就是研究和发表。他尽可能多地对他研究领域内的问题发表意见,包括对管理者举措的意见。如果管理者认为某一具体事务非他参与不可,他也不必推辞,但他必须明白,他不是管理阶层的一部分,他必须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不然的话,宁可不参与。管理者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法令、执法队伍、宣传等)来推行他的政策,即使是正确的,也不需要知识分子帮忙。知识分子真要“帮忙”,就要提出相反的意见,与管理者之间形成张力,构成一种螺旋上升的动态的平衡。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是作为管理阶层的对立面而存在的,鲁迅是最好的例子,他反清,反北洋军阀,反国民党,没有他不反对的,他因反对而存在。

  但知识是能够带来权力的。知识分子也常常迷恋权力。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古训和传统社会制度上的认可。在知识日益主导日常话语的今天,知识分子也因为掌握知识而具有公共话语的权力。近些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频频在各种媒体上曝光,讲解美伊战争局势,追踪台湾竞选情况,点评国内市场行情,解答人们教育、心理问题。如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专家系统构成了当代社会信任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与货币系统共同支持着整个社会的信任。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当代社会信任一根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知识却更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上级领导的要求或者期待是左右学者的权力,大众的期待又赋予学者以公共话语权力。而当前来自上下的一些期待也超过他们的研究能力,背离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学者难以严守学术准则。对比上、下的期待,那样的研究功效太小,即使出了成果,也难以得到认可。更何况,如果不靠近和利用上与下的权力,他们就失去继续进行纯粹研究的现实资源。学者们也知道,如果背离这样的准则,他们就是在瓦解专家系统这根社会信任的支柱,他们自己也会失去真实的价值。知识、权力与价值,这几个要素纠缠着,形成了他们的心理阴影。

  在科塞看来,如果知识分子能设法避免完全退缩和彻底整合的双重诱惑,那么他们就有希望在献身于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和履行其与生俱来的批判职责的过程中,担当“民族的触角”的角色。这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重要。近来,有学者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经济起飞主要归功于下层的农民和民工,他们有令人感动的道德情操,在他们那里才能找回失落的人文精神,看到中国现代精神的希望。所谓现代性,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小民百姓的文化翻身。据说,近来在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比例最高,因为他们认为当官才是翻身的最佳途径。这种翻身是个人的翻身,而与上述学者所说的翻身有所不同,学者所说的应该指文化改造,或者建立民主的文化。可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很多人倾向于直接参与权力游戏,实现个人的翻身,而这种翻身对文化改造却并无助益。 在建立民主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讲理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讲理的话语是关于权力的,但是它要有知识的基础,就是要为合理的权力提供知识基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如果知识分子也放弃知识的准则直接参与权力游戏,那么整个社会的文化翻身就更遥远了。 因此,虽然知识分子无力左右造成他们心理阴影的社会要素,但是坚持准则是他们应该选择的道路。只有这样,他们才配以知识分子的称号,他们或者他们的后继者才可能真正摆脱权力依附的阴影。

  《理念人》读后感(六):《理念人》读书报告

  《理念人》读书报告

  理念人的英文版名称为 Men of Ideas.翻译过来意思大概为拥有或者创造理念或者思想的这样一批人。本书副标题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从而限定了本书并不是从单纯理念的角度来进行论述,哲学意味或者思想史意味就会淡薄很多。正如科赛在中文版序里讲到的:“本书致力于追溯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努力揭示,社会与政治的状况如何支持或阻碍着这些男士和女士们的理念,而他们又是如何在巨大的困难中影响和铸造了西方的理念世界----虽然他们也是被其时代的知识和社会背景塑造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科赛考察的是这样一群人,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具有怎样的特质,如何在公共关系中产生,又在社会中起到什么作用,即考察他们与权力机构的关系是怎样,此外,在当下的美国,知识分子在这样具体的的时代背景下,又有什么新的特征、困境、作用。应该说,本书第一部分知识分子生活的场所,纵向地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考察了知识分子生长的过程,第二部分,知识分子和权力机构更像是一个专题的论文研究,而第三部分更是把问题集中到一个时间点上,在这个时间点上横向多维度地考察了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可以说,全书结构上非常清晰的。

  一、

  在本书前言,考虑到“知识分子”一词是一个有争议有歧义的不精确的名词,科赛首先对其做了一个界定,并且抛弃了西摩尔•科普塞特的概念,因为该概念过于模糊和宽泛,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科赛引用了朱利安•本达的一段话:“学者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也就是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用科赛的话来说:“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这个说法让人振奋人心,似乎说到了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本质。然而,一个问题自然产生:“为什么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可以说,如果本书是在考察作为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群体,那么也就是以全书的篇幅在试图回答以上的问题。如果说,知识分子不寻求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要超越眼前的具体工作,深入到意义和价值这类更具普遍性的领域之中,对神圣事物敏感,对宇宙本质和控制他们社会的法则进行不同寻常的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以这样的描述,苏格拉底似乎是知识分子的原型和代表人物。然而,知识分子终究是一个晚近的概念,知识分子和苏格拉底可以有亲缘关系,但在科塞看来,中世纪的宫廷弄臣,才可以被算作是知识分子的祖先。从一个纯粹哲学的范畴再一次转移到有历史感有血肉的界定。中世纪的弄臣不承担任何固定角色,不遵守通常的礼仪,处在社会等级之外,但又享有非常的特权,虽处在低位卑微者之列,却可以被允许批判甚至嘲讽权贵。从知识分子的祖先即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既在社会之内,又在社会之外,这样一群人始终都与社会保持着一种疏离的关系,被完全或正在被社会包容吸收进去的时候,知识分子反而会产生不适感,然而,知识分子又不会离社会过于遥远,不会如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一样,坐在云端,只享受智识上的快乐而不食人间烟火。知识分子始终会对社会产生批判,他们与社会的疏离的距离正好是他们展开批判的凭借点,除了对社会的批判,他们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如此我们再反观“为什么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自身继承苏格拉底的某些传统,理念在他们看来是无比重要和神圣的事情,当然比单纯吃饭更为高尚,他们自身承载着社会的核心价值和道德标准,他们以应然对抗实然,他们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这些抽象观念的守护者。或者可以简单的说,他们本身就在思考不是吃饭问题的其他问题,而为理念而生正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和共同标签。在科塞的书中,他赞同把知识分子比喻为“人类的触角”,知识分子是敏感的先知先觉的触角,是为了躲避危险,为了寻找更合适的道路和环境,做出选择、区别,而不是为了寻找食物或者消化食物。

  二、

  正如科塞所言,各种类型的人,只有在遇到适宜的制度化环境时才能发展,知识分子职业在社会中成为可能并得到承认,听众和与自己同行的接触交流两个条件必不可少。那么,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制度化环境有哪些?科塞考察了知识分子生长的历史,给出了八种制度化环境并一一进行讨论:沙龙和咖啡馆;科学协会和月刊或季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政治派别,波西米亚式的长松和小型文艺杂志以及其负面作用的书报审查。在这里不一一赘述。

  而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的关系,历来困扰了很多人,很多知识分子或许正在经历或者曾经经历过与权力机构的交锋,甚至,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的交锋,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也无法逃避的问题。科塞根据和权力机构交锋后不同的反应,把知识分子分为掌权的知识分子、内部穿孔者、帮助权力合法化者、权力的批判者以及向国外求助者。

  掌权的知识分子似乎很难逃避其失败的命运,不管是雅各宾还是布尔什维克,拥有权力后最终都走向了知识分子的反面,而只有少数人仍然保留着知识分子的品格。这一类知识分子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三次前往叙拉古却失望而归的柏拉图,然而,即使有失败的先例,知识分子们还是被叙拉古诱惑着,被哲学王的理念兴奋着,他们怀抱巨大的热情和想象,以常人难以企及的激情、毅力、耐力要去实现他们的理念,去创造他们脑海中美好的世界。他们的理想付诸于现实的时候,往往是在混乱的时局,革命者活跃和上升的短暂时期,而一旦知识分子成功夺取权力,常规的工作和对实际技能的需求,很快就会让知识分子让位于这样官僚主义实干者的稳定统治。

  除了知识分子自己去掌握权力,如果想影响政治,知识分子还可以通过影响掌权者来得到自己想要的局面,这种努力通常不像前者剧烈而更显示出温和的一面,科塞称为内部穿孔。科塞举了两个例子:费边主义者以及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智囊团。如果说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革命,内部穿孔则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改良运动。当然,内部穿孔的社会条件通常是革命的时机并不明显,时局不致于危乱,而知识分子却认为是有必要让社会运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但是,即使内部穿孔看起来似乎效果更为良好,知识分子与掌权者的关系仍然是极不稳定的。科塞说:“大多数知识分子会发现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对掌权者唯唯诺诺,成为廷臣、专家或技术人员,要么回到自由、民主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地位上去。”用另一句科塞的话来说:“掌权者的角色和知识分子角色是不能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

  第三种知识分子和权力机构的关系是:知识分子帮助权力合法化。科塞把法国拿破仑时期拥护拿破仑的“思想家”和波兰20世纪50年代支持哥穆尔卡的那些“修正主义者”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这类知识分子最开始相信拿破仑和哥穆尔卡是他们理念的代表者以及权力的拥有者,是哲学和王的结合,而新政权的建立者也需要知识分子的舆论和支持。然而,一旦知识分子成功帮助新政权建立者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体系,掌权者会很快把知识分子抛在一边,知识分子同时会体味到由自己酿造的甜蜜梦想破灭的苦涩。知识分子们以为走上了更大的自由、解放和正义的大道,结果工作完成后发现他们和他们最初提供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一道被抛弃了。

  除了以上三者与权力机构的交合,知识分子还可能会彻底地背离当前的权力机构,形成对权力的批判,或者转而青睐国外权力机构。废奴主义者和德雷福斯派在科塞看来就是典型的权力批判者的案例。这些知识分子不会经历理想的幻灭,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他们随时准备着进入政治疆场与掌权者厮杀。他们很可能在正常时局的时候,躲在自己的书房里,不关心政治,然而,一旦当时的政治事件引起的问题超越了单调的日常政治,揭示出更大的超越性的时候,他们会离开安静的书房,积极参与到政治漩涡之中,投身于政治的疆场。最为特殊的一类知识分子群体,大概就是向国外求助,不管是法国的大批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对俄国和中国的羡慕,还是20世纪30年代英美知识分子的亲俄症,都属于青睐国外权力机构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严厉批判自己的文化,同它格格不入;他们在对自己社会中的掌权者采取批判立场的同时,倾向于把自己的忠诚转向国外舞台,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些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权力结构的合法化制造者,并破坏者他们自己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三、

  科塞在《理念人》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当代美国知识分子”,似乎是与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在现代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美国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又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以及困扰的问题。我们普遍会碰到的难题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世界已遭除魅,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得更为精密,官僚科层制是政府社会普遍越来越合理化的组织形式,在大规模生产的今天也似乎是唯一可行的组织方式,贵族时代一去不复返,大众时代到来,民主和平等是普遍的呼声,于是担忧纷繁踏至-----世界会不会变成《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那样,如此我们则还需要文化和知识分子吗?精英文化还有生存之地吗?知识分子会不会日益被体系所吸纳变成官僚科层制内的一个沙子,最后只变成了专家、技术人员、脑力工作者?关于这样的担忧科塞并没有作出回答,知识分子的走向和未来命运知识界也没有定论,然而,除了这种悲观论调之外,科塞又罗列了另一些持不同看法的社会学家,这些社会学家否认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过时之物,反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在当今多元化的美国,高层文化的前景非常乐观。这样社会学家用一些技术性的调查和手段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单薄,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且不能否认掉前面那些深沉的担忧。然而,知识分子的命运如果走向文化的沙漠,知识分子群体之外的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在走向虚无、黑暗和沙漠,因为美丽新世界并不单单只是为知识分子而存在的,我们每个人也生活在其间。

  目前,我们只能回避掉这个难题,来考察一下当今知识分子的几种不同角色。

  科塞选取了他认为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当今几种知识分子群体。分别为: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学院派的知识分子;科学知识分子;华盛顿知识分子(从更广阔的意义和范围来说,可以认为是考察了作为公务员和特别官僚的类型的知识分子);大众文化产业中的知识分子。最后,科塞考察了一下当代知识分子生活守门人的基金会。在这些具体的描述中,我们时时刻刻可以看到当今知识分子生活的困境,在理念和现实之间存在的紧张,特别是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已经数量越来越龟缩,原先批判的知识分子反而正在被权力体系或者学院接纳,作为公务员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一个极度官僚实用的体系,他的知识分子身份越来越被官僚技术人员所代替,没有自由决定权,只能符合官僚机构内部的职务要求;学院内的知识分子因为分类日益细密,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如爱迪生一样的通才。虽然学院对知识分子仍然是一片适宜的土壤,却很多也变为实际上的职业学校;科学知识分子被科学是否可以被正当应用是不是一定会造福人类所困扰;而大众文化产业中的知识分子则面对着巨大的生产和市场的压力。即使是作为知识分子生活守门人的基金会,大的基金会也因为规模庞大变成一种官僚机构,倾向于资助“实用问题”的研究以及大规模项目和机构。当然有小型的基金会在资助具体的个人,虽然力量微薄,科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那些在其感兴趣的领域给个人直接拨款的官僚制不十分严重的小基金会,以及诸如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及全美学术团体理事会,对于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的生活已经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四、

  《理念人》一书考察知识分子群体,暗含作者认可这一群体的价值。作者断言: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那么,其实也是在为知识分子划清界限,同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在《吸收、异化或超然的关心》一节里,作者有这样一段话:“只有那些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社会才是最有用的。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与日常事务保持距离,并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已经变得习惯化和完全模式化的社会结构,易于受到形式主义之害。如果仅将注意力集中于惯常的方式,如果习俗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一个社会制度将走向僵化。一个不再受到挑战的制度,也不再有能力做出创造性的回应。它可以墨守成规继续存在,但它不再有能力更新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继续需要批判精神,继续需要那些对无所依附的批判的思想有着特殊兴趣的人的原因。”

  如此看来,如果避免一个社会走向僵化,走向沙漠以及美丽新世界,知识分子自身仍然需要时时警觉自身所担负的使命。

  《理念人》读后感(七):关于《理念人》

  很有趣的一本书,作者原本是想通过描述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社会学背景来说明与之相关的文学风格变化。但最终写成的是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考察。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首先,理念人——men of ideas的概念。这是作者给知识分子的新称号。这个称号显然让人联想起plato的那个著名概念。所以,在作者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暂且不论其立场——都是基于ideal的一类知识人。他们有特定的生存场所(sect),特定的价值立场以及特定的时代风格。这样,知识分子与物质保持了疏立,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时代的心灵。在我看来,men of ideas主要是近代启蒙之后的产物,在西方其前身就是教士。我们可以拿中国古代的“士”(不是士大夫的士)来做并不恰当的类比。

  第二,科塞所使用的方法是知识社会学。他曾经告诉本书的策划者郑也夫说,对他本人影响至深的社会学家有三人,即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郑也夫又给他加上了卡尔曼海姆。这四个人对科塞的影响是显著的。曼海姆的影响自不必赘言,通过考察社会的知识背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西美尔的影响主要在于,西美尔具有的那种敏感或诗人气质,使科塞能够极尽准确的把握社会学中那些并不起眼,或十分纤细的东西。这也是我最欣赏的一点,因为我痛恨大言煌煌的写作。

  第三,本书最有趣的是前两部分,即知识分子的场所、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第一部分,通过考察知识分子所处的沙龙、咖啡馆、酒馆、报纸……等来为理念人寻找理念的容器。第二部分,则分别考察了与权力保持距离的、批判权利的、为权利辩护的、从内部影响权利的、从国外寻找价值的种种理念人行为。这些,都为我如何写作论文提供了思路上的帮助。

  最后,稍稍谈一下感受。科塞定义的理念人其实就是历史的推定力。西方历史的发展与变化,绝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演变,在形式化的制度变革下,有着无数理念人各种各样的行为。但无论他们的行为怎样,从启蒙以来,这些理念人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追求言论的自由。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言论的自由,这些理念人无论持什么样的观点都无法对社会产生影响。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社会,是无法想象作者在书中列举的各种杂志、报纸、书籍、沙龙、集会等的。这当然会让我反观自身,却不得不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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