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直面的人生读后感精选10篇

　　《无法直面的人生》是一本由王晓明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34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法直面的人生》读后感(一)：心理批评的问题——评王晓明老师《鲁迅传》

　　重新读了王老师的这个名作，因为读得比较仔细，感觉比第一次读要好。这个著作2001年的版本加了几个附录，也应该注意。其中一个附录文章 《双驾马车的倾覆——论鲁迅的小说创作》，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文章。另一篇文章《鲁迅：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也不错，但和《鲁迅传》本身的内容有很大重复，所以就不单独评论了。前一篇文章我之所以欣赏是因为它有比较讲技术地去谈论小说，虽然也有思想史色彩，但对小说技术本身是重视的。不过这篇文章和竹内好对鲁迅小说的评论太有呼应了，我觉得很有可能竹内好的谈法对王老师的观察是有启发的。至少在我理解，王老师的这篇文章是要从一个启蒙者的鲁迅那里还原出一个文学者的鲁迅，后一个鲁迅是愤懑的、压抑的、悲哀的，情绪洋溢的，是《孤独者》或《伤逝》的鲁迅；而前一个鲁迅是启蒙的、理性的、抽象（象征）的，是《药》或《阿Q正传》的。这样的提法也不算太新鲜了，但王老师的更精彩的地方是分析了小说的两个要素，一个是叙事（故事构建）；一个是抒情（情绪渲染），这两者的对立关系呼应着上文提到的两个鲁迅的呼应关系。这个认识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启发的。而且王老师的文学感觉当真不错，对《药》等作品的中很匠气的地方的批评很准确。对《孤独者》这样的小说的不同叙事者之间的问题也有精确的把握。总之，虽然有很强的分析知识分子的抱负，这个文章从小说的技术谈起，使得文章不显得粗糙。尽管在很多论点上可以商榷的地方也多，特别是关于启蒙者鲁迅的反面是否就应该是一个文学者的鲁迅、对现实主义的过度贬低等，伊藤虎丸对竹内好的回答也许也可以用在王老师身上。王老师似乎只接受一种小说观，对小说和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也有些僵化，但无论如何这个文章在八十年代的小说分析中是翘楚之作了。

　　现在回过头来谈论一下《鲁迅传》自身，只是非常草率地说说一些感想，为自己做一个笔记而已，所以未必严谨。

　　王老师自己也承认这个作品的愤懑和阴郁之气太胜了，也许和九十年代初期的压抑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创伤有关，王老师也表示这个作品对于当代的年轻人的不好影响的担忧，因为过于黑暗了。对于一种做传的写法——如果我们把传记作为一种叙事，甚至一种文学创作的话——这样一种片面的深刻也无可厚非。实际上我也认为鲁迅的虚无主义一面是特别值得研究者重视的，但我更倾向于从“尼采”或“安德列夫”等俄国作家的影响来看待这个问题。鲁迅的反启蒙的一点我也非常赞同，实际上正是由于王老师能够时刻坚持反启蒙这样一个视点，对鲁迅的一些比较复杂的态度（比如对民众的态度，对知识分子作为中间物的态度）的把握能够很到位。然而在从“理论”上介入这些态度上，王老师的传记做得就很不够，王老师的一切分析都止于一个极度复杂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层面“。

　　我认为这个局限对鲁迅研究的发展有很大的副作用，而对于左翼所提供的鲁迅形象也有些矫枉过正了，部分问题，我在批评钱理群老师的《与鲁迅相遇》中有谈到，这里主要谈”心理批评“的问题。

　　传记批评和心理批评恐怕是最传统的批评方式，他们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作家是个统一体，而作家对作品拥有绝对的权力。传记批评有时候会带入一些社会环境的研究，带入一些影响研究，但其中过于强调心理批评的这一支则几乎要让作家的心理作为绝对的媒介。但这样一来，这个作家就只能是”个人“的（或安置个人的小家庭的），而且是一个一贯的个人——正如王老师这个传记里鲁迅的鬼气屡屡袭来，不断重复一种心理情绪，就像西方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批评那样，似乎完全源于少年时代受到冷落和敌视的心理创伤，这样一种创伤成就了一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决定了一生中不断重复的主题——深度的怀疑而导致虚无。这里第一个问题是，毕竟作家是以作品跟读者见面的，这样一种心理在多大程度上、或怎么去影响作品？这个问题如果要仔细的论证则是非常麻烦的，而且总是不可靠。在王老师的传记里，鲁迅的《野草》、《彷徨》时期也就是最黑暗的时期似乎是最关键的，某种心理和作品的关系也较为直接，但一旦解释鲁迅早期的《河南》论文，和后期的左转以后大量的杂文就非常牵强；这里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鲁迅的声音和心理不是天上掉下来了，鲁迅不是从自己内心说话来，鲁迅的所有语言方式都是社会的产物，鲁迅生活在一个社会结构之中，而且生活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这些（话语的、语境的、历史的）因素很多时候是决定了鲁迅的创作和思想的。换句话说，鲁迅是生活在政治中的，他不是作为一个个体独立地生活，或者只生活在性苦闷、兄弟失和，婚姻不幸和新的恋爱，为生计而做官等等之中的，在这样一个专注心理的传记批评里，鲁迅的社会和政治层面完全消失或被极度扭曲了。比如鲁迅在教育部时期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努力的，而且是民国初年的教育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鲁迅以官派留学生出国是晚清洋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鲁迅在东京则一下子投在了反满的留学生运动之中，而整个氛围又是国民性话语，而且国民性话语本身和亚洲在近代的衰败密切相关，等等，这样一些传记的、但更是社会的、历史的关联不可能不在鲁迅的创作中以不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心理分析却完全忽视这些东西。

　　这里还有一个没有说透的问题恐怕是八十年代以来过于迷信”主体“这个概念了，在王老师的传记中显然假设了一个强调的、自律的、个人的知识分子主体，而这个主体以鲁迅的面目为展现。但这样一个主体可靠吗？这样一个主体的建构是不是一个新的商品化社会或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诞生的一个结果呢？在八十年代以前我们真的是以这样一个”主体“来思考这个社会的吗？我觉得由于对于这个完整的、原子化的主体的过于强调，我们很难理解鲁迅早年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很难理解鲁迅后期在集团和政党（阶级）政治上积极态度。如果不对这样一个心理连贯的、独立自洽的主体保持警惕，比如说认识到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主体概念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发明，而这个”现代“在中国则以一种非常复杂和扭曲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伴随着这个”主体“的诞生，现代国家的问题，种族的问题，阶级的问题等等相伴着并纠结着也出现了。我们很难现在把这个主体看成一个现成的、既定的东西，而把其他的国家、种族、性别、阶级问题都看作是外在，甚至不相干的。拉康说过”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而不再仅仅是弗洛伊德式的个人的被压抑的意识，这个革命使得我们注意到一个”个人心理“问题，可能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效果，这就使得心理学的神话必须被打破了。比如我们认真看看《两地书》，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爱情“不仅仅和两个个人相关，在作为情书的《两地书》中，除了被王晓明老师着重强调的五四式爱情部分之外，有大量篇幅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内容，这些切切实实的传记材料显然不能轻易被”爱情“或”个人心理“简化掉。

　　统一体也是一个问题。我不反对将虚无（鬼气）和价值对立起来来思考鲁迅不同时期的思想结构，以及这些思想对文化创作的影响，但是鲁迅的三次反抗都是有着历史内涵，因而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的，不是一种心理要素的重复抵抗和压抑这么简单。王晓明老师的传记不仅假想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固定的心理内核，而且假定这个心理内核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没有本质变化，他们不断浮现，亘古如一。但事实上鲁迅后期对前期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虽然在继续，但

　　思考方式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比如王老师发现的关于”民众“的问题，这个变更从小一点说是和鲁迅思想自身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往大里说，则和大众运动、政党政治、文化宣传这些时代氛围密切相关，所以这不能被看作鲁迅在不断换面具的情况下，旧的东西的不断重复。鲁迅确实可以从不断抵抗的角度被理解，但这样的不断抵抗的每一次都有着历史性，而这个问题在一个心理的内在统一的思想框架下也消失了。

　　《无法直面的人生》读后感(二)：绝望中的呐喊

　　不算教科书里学到，真正接触鲁迅是在大二，从读图书馆借来的鲁迅全集二三册开始。借阅的初衷不过是读过鲁迅全集的牛逼舍友时常在闲谈中夸赞他的文章，另一方面也觉得不读读鲁迅实在有点愧对所学的专业。

　　全集的二三册以杂文居多，杂文又以笔仗居多，翻阅时我的兴趣并不大。直观的感受是鲁迅文风犀利，与章士钊、陈西滢斗笔时讽刺挖苦毫不留情，透着刀枪剑雨中横刀立马的霸气，但仅此而已。真正攫住我内心的散文集《野草》，它深沉压抑的文风与杂文干净利落的风格迥异，其中所透露的黑暗与绝望更是与杂文中自信满满，斗志昂扬的形象相去甚远。最近读到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使我在多年后对鲁迅在《野草》中所展现的苦闷、抑郁和纠结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他伟大的灵魂有了更多的敬仰与同情。

　　鲁迅本有美好的童年，但从十三岁起，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病重让周家变得急剧贫困，独自挑起家庭重担的他迅速感受到了周围人的变脸：大舅父家称他是“乞食者”；进出当铺药铺，闲人对他指指点点，嘲讽讥笑；回到家里，还要忍受祖父和父亲遭遇挫折后的暴虐脾气……十多岁的鲁迅必须开始像成人那样担任责任，受到的打击和伤害只能独自往心里咽。他的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内心的刺激越是强烈。甚至三十年后，当许广平向他抱怨亲戚的纠缠时，他还会忿忿地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向来亲近的亲人都能在转瞬之间变得如此陌生，还有什么是值得让人相信的呢？鲁迅从此对人性产生了执拗的怀疑，并贯穿其一生。

　　1902年，在经历颇无味道的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学习之后，想要寻找出路的鲁迅争取到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在日本，鲁迅受到的刺激并未少于绍兴，正像他后来说过的那样：“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身边的种种歧视与轻蔑使沉默寡言的鲁迅习惯于独来独往，把所有的感受继续埋在心底。但在日本待了八年的他最后并未走上郁达夫式的“沉沦”之路，反倒对未来的人生之路充满自信，这不得不提到进化论对他的影响。

　　在南京读书期间，鲁迅接触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当时的很多青年一样，书中物竞天择，历史不断进步的进化论观点在鲁迅的脑海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当时的鲁迅而言，进化论不仅仅是一门学说，更像是黑暗中的一抹阳光，使他对人生和社会燃起新的希望。鲁迅从此踏上启蒙主义之路的呐喊之路，并发出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溅轩辕”的决绝誓言。

　　但读读鲁迅这时期写的《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会发现，每当谈到欧洲的和人类的历史时，他会沿用进化论的中历史不断进步的观点，可一涉及中国历史，他要么否定现状，要么扬古抑今，展现了一幅历史文化不断倒退的情景，与他所信奉的理论分明相悖。一面是源于思想认识的自信，一面是来自现实体验的犹疑，两种矛盾思想的交织碰撞清晰地反映在他的文章里。

　　1906年，母亲写信骗鲁迅自己病重，诳他回来与朱安完婚，尽管满是不情愿，但为不忤逆母亲的心意，鲁迅还是被迫接受了。在东京留学期间那个充满理想抱负的热血青年，发现自己还是脱不开传统伦理的深刻束缚。1909年鲁迅回国，准备大干一场，却目睹了绍兴城里的“城头变幻大王旗”。辛亥革命对绍兴城的改变只是换了几个当官的人，不用多久一切都恢复原样，当上都督的革命党人王金发及其随员的腐败速度一点不比旧官僚差。1912年对绍兴城彻底失望的鲁迅接受教育部的职务，离开了家乡，短暂辗转南京后最终来到了北京。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理智上对现实已然失望的鲁迅在1918年终于按捺不住生命本能的冲动，接受了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为《新青年》投稿，开始了绝望人生的第二次呐喊。但此时鲁迅的心境与东京时的斗志昂扬已大不相同。在《<呐喊>自序》中，他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作为启蒙斗士的鲁迅在文字中装得自信满满，但现实的遭遇却未给予他这份自信，这无法破解的心理障碍使他最终选择了头戴面具的呐喊。1925年，他对许广平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看看他这段时期包括《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在内的文字，虽然充满呐喊的激情，但其背后却时常吐露出“假使寻不着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的愤辞。

　　虽同为“五四”启蒙者的行列，鲁迅却算得上是其中的异类：他对启蒙的信心比别人更低，他对中国未来的出路看得比别人更糟；当他猛烈抨击旧社会的黑暗时，内心却清醒地估计到这样的呐喊不会有多少响应；当他热烈地肯定将来时，却相信“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连他自己都承认：“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而这所谓的“抗战”并非如常人所想的那样满怀希望，不过是跌倒之后上有些心气儿的不甘心罢了，希望究竟在哪里，想来他自己都未必知道。

　　随着《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的刊载，文学上的成功在为鲁迅带来赞誉的同时也为他引来了恶意，本文开头提到的与章士钊、陈西滢的笔仗就发生在此时，但让鲁迅内心感到煎熬的却远不止这些。“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被唤醒，与政治的牵连瓜葛被看作是件可耻的事情。但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却依旧保留着教育部的职务，从小饱尝贫穷滋味的他清楚地知道钱的重要，家族的负担让他没有辞职的勇气。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又使他再次看到自己的无力和无用。再硬的笔杆也挡不住刽子手的铡刀，他无力地写道：“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更大的打击来自家庭内部，1923年，一场家庭冲突使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二人从此绝交，鲁迅的身边除了母亲就只剩下那个自己从未爱过的朱安。骨肉亲情的幻灭压垮了他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辛苦等来的些许成功，瞬间被更大的绝望所压垮。

　　在精神的重压之下，鲁迅发生了个人思想的重大转变，他对人生的认识由过去的悲观转向虚无，散文集《野草》正是他此刻内心最鲜明的写照。在《影的告白》中鲁迅写道的：“我不愿彷徨于黑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中沉默。”悲观虽然会使人丧失信心，却不会让人停止行动，没有胜利的希望却还可做自杀式的牺牲。但虚无感不同，他留给人的唯有黑暗，黑暗之外别无他物，人生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但在滑向虚无深渊的同时，他的内心却并不甘心就范，仍然试图摆脱虚无的“鬼气”。通过创作小说集《呐喊》与回忆散文《朝花夕拾》，他试图重新修订对人生的种种认识，以试图找到继续前行的信念，但最终所有的努力都湮没在《野草》的阴郁中。

　　在人生似乎已走到绝境时，命运又为鲁迅意外地开启了一扇门。1925年的夏天，鲁迅与许广平相爱；1926年受林语堂之邀，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一切似乎都是转机，鲁迅终于可以带着许广平离开将他折磨十年的北京了。虽然社会舆论的压力使他们的爱情时常有种“惊弓之鸟”的感觉，直到同居一年半后鲁迅的压力才渐渐缓解，但爱情还是使鲁迅的人生重新焕发活力。与许广平的同居是鲁迅人生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多年的挣扎后他终于身体力行地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顺从自己的内心，追寻想要的生活。只是这得来不易的胜利经历了太多的斗争与纠结，结果也就变得不是那么纯粹了。

　　但离开北京后的好景并不长，鲁迅的“现代评论派”死敌们居然也纷纷南下，顾颉刚甚至直接在厦门大学做起了他的同事，无法忍受的鲁迅很快递交了辞呈，并于1927年1月到中山大学任教。可中山大学内部的人事纠纷更乱，1927年3月文科主任傅斯年更是将顾颉刚聘来任教，鲁迅立即辞职，并于9月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来到上海的鲁迅没有享受到片刻宁静，各种应酬与烦心事严重地扰乱了他的内心，到上海半年后他便大病一场。1929年回京探望母亲时，他竟会觉得“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动荡烦扰，大不相同……”在来上海前后的这段时间，吞噬鲁迅内心的“鬼气”丝毫未曾消褪，在生存的意义饱受质疑后，鲁迅转而对物质出奇在意，他曾一再重复：“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与此同时，来到上海之后，鲁迅的脾气愈发暴躁，与遭遇变故后的鲁迅父亲、祖父颇有些相像，沉重的“鬼气”带给他的重压实在太大，精神上的挫败已将他打回世俗的原形。

　　此时鲁迅已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36年春天，他的体重已降至38公斤。鲁迅的衰老不仅反映在身体上，更体现在心理上，他变得对物质和他人更加依赖，对往事的诱惑也更加强烈，他已清楚地感到自己的来日无多。而对现实，他坦然接受了这样的生活，比起过去挣脱“虚妄”“鬼气”的挣扎，他如今的肯定一切使他最终彻底投向了虚无主义的怀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艰苦跋涉五十六年，与绝望数次抗争之后，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无法直面的人生》读后感(三)：待改

　　王晓明的鲁迅传记看了90多页了，最开始觉得他的文风单纯质朴，有些上世纪90年代民智初开还有些略左的感觉。等读到鲁迅去南京读书、去日本留学、回到绍兴又到北京，之后的一系列对于成年鲁迅经历的描述和感情的分析，真的非常让我感同身受。

　　读钱理群笔下的鲁迅，会有一种智商上的优越感，我会以能够理解如此复杂矛盾的感情而感到自豪，竟可以站在一个不存在于自身阅历的角度去理解鲁迅内心与自己共鸣的感情，会佩服鲁迅在极度怀疑的心理状态下又与敌人斗争的状态，感觉他所做的一切都源自于对个体的怜悯和爱，自己却从不会感到恐惧，也没有只为了自身利益的怕。

　　而王晓明笔下的鲁迅，不仅能让我理解，更是能够感同身受。1909年的鲁迅刚从日本回国，因为家中不济，在日本的周作人当时又要娶亲，所以他必须回国工作补贴家用。1912年受蔡元培的邀请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做佥事，等于是做了官了。然而，无论是面对陈源的指摘，还是在面对上司章士钊支持开除女大学生的校长杨荫榆，鲁迅的反击表现总是有“怂”的感觉。当钱理群解读鲁迅的不彻底源自于鲁迅的怀疑论——一方面想通过借助外部力量做这事，一方面又知道外部力量终究是想给奴隶们换个奴隶主而已，但他又毫无办法地只能妥协。而王晓明直指鲁迅不肯辞去教育部的职位，甚至在被免职之后还和章士钊打官司想把官争回来，是由于生计所迫，这让鲁迅的行为有了一个更贴近我的解释，也欣慰，鲁迅也有怕，那么我的怕，长期无法摆脱的怕，就可以推到命运一些了，也算是个解脱。。钱理群书中的鲁迅不会让自己解脱

　　待续。。

　　《无法直面的人生》读后感(四)：直面无法直面的人生

　　先生说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愤然前行。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越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就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这是他呐喊给猛士听的，但他其实也喊给了自己。

　　彷徨半世，过客的足底已血肉模糊，最不肯休歇的灵魂终于得到了永远的安眠。那么，歇歇吧。

　　对于这样的生命，我永远仰赖。

　　《无法直面的人生》读后感(五)：在凡人而不是人的层面上，解剖鲁迅

　　这是一本好书，当然，还不足以构成一部经典性的著作。这本书在鲁迅思想研究上有许多重大的突破，但也只是突破而已，他并没有能重新构筑一座巍峨的广厦。这近于苛评，但因为爱之深，所以责之切吧。

　　《无法直面的人生》用极具个性的叙述勾勒了鲁迅的精神轨迹。单是看王晓明的文字，便可以发现他受到鲁迅多大的影响。一个真正受过鲁迅深刻影响的人，最终都会选择平视鲁迅的姿态。王晓明也是，他在不知不觉间沾上了鲁迅那解剖一切的习性。他总是试图客观，但因为是在“凡人”（而不是“人”）的层面上阐释鲁迅，所以不免时时陷入怀疑一切的泥潭。并不是说怀疑不好，但太多的怀疑，易陷于悲观。打倒一切，不再迷信，也往往会归于虚无。王晓明在指出鲁迅的悲剧之后，也同样没有能在悲观与虚无之外，看出第三条路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许多多的批评家都有把自己变成思想家的愿望。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任何一个鲁迅研究者，无论选择平视、俯视还是仰视，他们都没有能在鲁迅之外，跨出新的步子。

　　以我的孤陋寡闻，本书颇有一些新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新材料一些新的解读，给人不少启发。只是作者有时未免太追求逻辑的自洽和体例的完整，有时为了文气的连贯，终乎难免牵强附会般的自圆其说。这也是一种“自欺欺人”吧，拗口一点，是“不自觉的不实事求是”吧。这往往是学者的通病。

　　《无法直面的人生》读后感(六)：朝花夕拾

　　很不错的介绍，导读，评论。没有把他当圣人，他的深刻，他的虚无，老年的脾气，怕老，乖戾。

　　关于鲁迅和左联的描述。关系讲得很清楚，王晓明老师胆子也不小，看来还是以学术作品来划分的。不然某某某的面子也不好看。

　　与许广平杭州蜜月时，拖着许钦文陪寝，钦文小床居中，夫妇两人隔20m分在两边，实是奇闻。

　　不足是偏重精神学术方面，对于生活细节，财物安排方面几乎没有提到。

　　最后一段对鲁迅的小结也很好，甚至是严苛的：

　　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

　　他在一九二五年说：“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无法直面的人生》读后感(七)：我们能走多远——读王晓明的《鲁迅传》

　　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 ——王晓明

　　自己在网上碰到这本书，就下了下来，但自己对于鲁迅的记忆却局限于高中教科书《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恰若我们对于马克思同样很无知一样，我们距离这些曾经吸引民族目光的人物似乎很近，但又的确很远。但人生的某个阶段总会有难解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只好去走进这些被我们所远离的灵魂。

　　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在绍兴城内周姓望族，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让鲁迅在启蒙的时候先读历史，而不是四书五经；父亲周伯宜，对鲁迅非常宽厚，允许他读闲书；母亲鲁瑞更是喜欢他。少年鲁迅便生活在这种颇为繁华而宽厚的环境中读书长大，调皮好斗，有着少年所特有的骄傲。但祖父却因为一次科场行贿案下狱，父亲也吐血并终于去世，亲戚便不再对鲁迅家客气，分房子的时候给鲁迅家最差的房子。这种世态炎凉、由繁华转为凄苦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到曹雪芹，另一个在中国的晚期封建社会反儒家的困顿的斗士。后来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今天再思考这个，我们究竟走出去多远呢？市场经济之后，实用主义潮起，我们仿佛又能看到那些忧伤的娜拉了。

　　若以事件史的眼光看个体的人，就要重视他在十八岁的选择，这一年鲁迅乡试成绩为中上等，却因为一个弟弟的夭亡而放弃复试，家境的中落、人情的冷落也使他不能去经商或者像很多绍兴人一样选择去做师爷、幕僚。如今日高考无望的情况相识，鲁迅只能选择去读江南水师学堂，差不多是免费。王晓明写到：“可也惟其如此，学生多不愿以本名注册，而要改换姓名，鲁迅那个‘周树人’的名字，就是这样起的。”但不满意学堂教员的无知只好转到路矿学院，1902年，因为没有钱只好争取公费去那个极度自卑并极度自大的在7年前打败中国的地方留学去了，在日本呆了七年，因为日本人的傲慢、侮辱和留日学生的不成器的丑态而痛苦，终于无法忍受，放弃学医转而从文，要医治这个民族的精神状况。但如王晓明所言，“一九0六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六岁了。用去了八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鲁迅幸运多了，至少他在大学阶段找到了自己受用终生的道路——哲学。

　　我们已经知道了鲁迅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大量阅读各种杂书，他应该感谢自己的这种习惯，王晓明描绘了鲁迅的读书状况：林纾翻译的小说一本不落；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几乎是每期必读；他更用心读理论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法意》，他是读了又读，还郑重其事地向别人推荐，还曾给周作人推荐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以今日状况来看，有多少人真正读过《进化论》和《论法的精神》呢？更不用说小穆勒的书了。尤其是达尔文的理论使鲁迅走出了历史悲观主义关于“今不胜昔”和“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主义，对于鲁迅来说这不啻是精神革命，正如马克思读了在大学里成为了一个激进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一样，鲁迅也成了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社会进化论者，从仙台来到东京，他毅然剪掉了辫子，严肃地和同学们一起思考民族的问题。

　　话说回来，也许正如张饶庭所说，人本身就是loglinear，是非线性的，总是充满了矛盾。记得我自己更夸张的说过“人即回归”的话，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加入了点宿命的色彩。传统与革命便如此自然地熔铸在鲁迅的遭遇中。热血青年鲁迅在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并且真真正正的加入了光复会，然而当被要求回国像徐锡麟一样刺杀满清高官的时候，鲁迅却问了句：“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领导收回成命，刺杀遂无疾而终。对此王晓明写道：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正是在1906年，鲁迅被母亲以生病为由骗回家，娶了朱安，后者曾经拒绝按照鲁迅的意见进入新式学堂读书。鲁迅在婚后第四天就回了日本。

　　一九○八年夏天，继续在东京读书学德语。从夏天开始，每星期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他讲学，历时大约半年。称章太炎为鲁迅的老师，跟这个有关系吧。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不久《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出版。为了负担家庭经济，离开日本回国，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 回国后，就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员，兼任日籍教师的翻译。1910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生物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绍兴城内一片混乱，遂应府中学堂学生的请求，回校暂管校务。 带领学生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安定民心。不久，受新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委任，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但是，革命并没有给民族带来更多的东西，革命党的官员一样压抑自由和新思想，鲁迅最终选择离开，靠着朋友的推荐、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从此，逃离绍兴。因教育部北迁，单身前往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这便是鲁迅中年一次重要选择：为官的仕途之路，所幸收入颇高。但鲁迅虽有怀疑的毛病，却无法接受现实的倾轧，他去研究石刻拓本、抄古碑，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夜一两点钟。对此，王晓明说：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这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得不去思考死亡、品味孤独、遭遇自我。生活、婚姻、国家的不顺遂和鲁迅的悲观主义都把他引入到了遭遇虚无的境地。从这个角度上讲，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有相近之处的。鲁迅的待死堂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中的死屋何其相似。

　　对于在五四阶段鲁迅带着面具的呐喊，王晓明直言：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五四的成功使鲁迅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声望，“他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1925年，“鲁迅和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等人开始来往，通信日渐频繁，好感逐渐加深，他在感情上，也会不自觉地向这批学生倾斜，于是在五月十二日的《京报副刊》上，他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荫榆。”这场纠纷使鲁迅失去了他的官位——章士钊撤了她的职。后来，鲁迅起诉了章士钊重新获得了这个职位。对此王晓明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吃够了贫困的苦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那样强调“经济权”，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经验。

　　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王晓明说：“人的生存意义，就体现在他人对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鲁迅对社会的变革完全失去信心，对自己在这变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会垮掉，还有一根坚固的支柱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他对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对自己作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维持者的自豪。” 1923年，鲁迅和羽太信子发生严重的冲突 ，随之和周作人兄弟反目，他就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鲁迅对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太大的好感，家庭的分裂，更让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之中。

　　鲁迅从人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由启蒙的悲观主义，转向了存在的虚无主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以主人公绥惠略夫表现的一种思想，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王晓明写到：从启蒙者的悲观和绝望，从对尼采和绥惠略夫的共鸣和认同，鲁迅一步步走进了虚无感。

　　鲁迅在虚无主义的鬼气中滑落的太远，但1925年，他还是找打了一个缺口：对女人的爱情，逃了出来。这一年他和许广平相爱了，许并不漂亮，但对于新思想、自由、革命的坚毅鼓舞了鲁迅。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后来又去了广州中山大学，此刻许广平已经陪伴在他身边了。因为老对手顾颉刚要到中大，鲁迅和许广平便到了上海。王晓明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

　　鲁迅的人生是在上海画上终点的，在这个时期，鲁迅不断遭遇到华盖运。早期，鲁迅是要医治民族性，对大众，他是轻蔑的，他依靠知识分子的，尤其是学生，但人生的种种遭遇却使他不断看到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之后，鲁迅转而提出大众才是推动历史变革者。但是这与他素有的思想是矛盾的。终于，他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说法。“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亲，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演讲，都特别挑起知识阶级会不会灭亡的话题，反复强调说，有一种新的知识者，他们与群众结合，反对个人主义，能够把握住实际人生，因此在将来仍能生存。”

　　一九三０年五月，他发起成立了左联的筹备会。他刚刚和共产党人结盟，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秘密约见他，要他以周树人的名字写一篇骂蒋介石的文章，被鲁迅婉言拒绝。虽然他倾向于共产党，但他同样厌恶成仿吾和周扬那一类共产党人。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1936年，鲁迅写了《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这便是鲁迅的一生，一个对我们来说应该熟悉、但其实显然十分陌生的人生，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太多的矛盾，看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生的思考的深刻的印记。处于一个悲剧似的、似乎看不到希望地转折的时代，鲁迅经历了人生中的种种波折，大到祖国，中到家庭，小到个人，没有一个顺遂人心，这个小个子、坏脾气、多疑的人，在那个时代里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生命力。鲁迅在他的人生的当中不可避免的遭遇虚无，国家风雨飘摇、鸡鸣不已，大众是冷漠的、愚蠢的群体，少年家道中落，慈母是误进的毒药，朱安是无法交流的对象，和弟弟周作人虽志趣相近却终于反目，最后自己所倾向的知识分子也多靠不住。鲁迅的幸运是青少年时的广泛读书、留学日本的经历、加入光复会的经验、许广平的爱情和共产主义的发展。

　　鲁迅故去93年了，我们已经从鲁迅的铁屋走出了很远，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对鲁迅的认识依然很浅薄。娜拉出走之后怎样？我们挣脱了一个旧的世界，我们又能走多远？鲁迅今日若在，他又能写写什么呢？鲁迅说：“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我们真的超越了吗？

　　易黠

　　《无法直面的人生》读后感(八)：读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王晓明先生的这部书可以说是期盼已久，无奈在图书馆找不到，试图在网上买看到定价真的心虚了——太贵了，这本书目前只有三个版本最新版本是2001年的，尽管是多次印刷但是现在想买是很难的了。我只好去向老师“求助”，我知道孙仁歌老师珍藏着一本，只不过爱书之人轻易不肯把好书借人，不仅仅是怕自己的书会有所损坏，担心别人看的时候不爱惜，更为重要的是一本书就像自己的孩子，到了别人家总免了担心会不会“不回家”。我很能理解爱书之人的共同的担忧，于是我向孙老师保证借来复印，复印好立刻归还。我想这样老师应该放心了。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从小学就开始学习鲁迅的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少年闰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尽管我很早就接触到了鲁迅的作品，但是我们似乎已经离鲁迅很远了。鲁迅是寂寞的孤独的，这种孤独是可怕的。当我第一次读到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三十年》中关于鲁迅的介绍时，深刻感受到了一颗无助的心充满的怨恨和绝望的虚无感。当我今天中午读完王晓明《鲁迅传》的时候更是感受到一个从黑暗里伸出来的影子一把伸出手来扼住我的喉咙，似乎就要窒息了。我们大都是生在80年代末期的，没有经历过鲁迅“神化”的阶段，不可能感受到时代对鲁迅的“利用”，同样更无法获得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的风风雨雨的切身体验。我们离历史太远了，尤其是近代的历史，许多时候就连我们最近的历史都是模糊的。我们如何才能读懂鲁迅，鲁迅的遗产是不是该让我放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呢？

　　曾经有许多人包括鲁迅同时代的人早已宣布“阿Q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的，成仿吾、钱杏邨、蒋光慈等人对鲁迅的批评以及后来人们对鲁迅的重新评价，似乎确认了鲁迅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离开了那个时代“魔掌”了吗？

　　鲁迅的思想是偏向阴暗的，因为他从小就看透世人的鄙陋，家道中落的少年鲁迅在十几岁就奔波在药店和当铺，从前的受人敬仰的少爷而今只是一个受人鄙夷的“穷人”。他太能感受这种从天堂落到地狱的落差，因此他说当你在从富有转为困顿的时候，往往最能看到人心的好坏。不仅仅如此，就连鲁迅的本家的叔伯在父亲去世之后也开始欺负鲁迅一家，只把几所差的房地分给鲁迅，他即使想抗争也是无力的。鲁迅多疑的特质，从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出露端倪。

　　我们很难再从历史的课本中感受到鲁迅和他的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但是读王晓明的《鲁迅传》你就能够感受到一个人在那样的时代之下，他的处境不会太好的。但是鲁迅是幸运的，他的父亲周宜伯，祖父周介孚都是比较开明的，并且对鲁迅也是关爱备至的，少年的鲁迅曾经是一个善良、调皮的小孩子，但是家道中路，使他感受到清末社会的腐败和颓废。从小就如此敏感的一个少年，自然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社会。

　　当我读到鲁迅一个人带着八元的川资去南京求学的时候，不禁想到鲁迅一个人孤独离开故乡，面对着不知道未来如何的“彷徨”，未来的路需要这个少年一个人去探索，没有人能够给他任何的指引。但是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并不开心，教员的水平是“地球有两个，一个东半球，一个西半球，一个自转，一个公转”这样的老师可想学生又是什么样的水平，鲁迅能与谁交流，他是孤独的。不过，鲁迅酷爱读书，小时候读杂书，《山海经》、《荡寇志》、《西游记》后来这些书已经不能满足鲁迅的需要于是就开始读严复《天演论》、梁启超的《时务报》几乎每期必读的。在南京鲁迅开始经历思想的蜕变，他思索中国千年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历史，进化论的历史观使他有了信心，但是鲁迅其实很讨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观点，这种血腥的丛林法则是鲁迅所不齿的。但是，为什么鲁迅又会接受进化论的观点呢？我想其实，这是严复的功劳，这不是赫胥黎的进化论是经过严复改造过的，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就在思考鲁迅思想的矛盾究竟是为什么？纵观鲁迅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在前期和后期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就是同一个观点，鲁迅都是显得有些犹豫的。于是，当有人问道究竟该怎样走的时候，鲁迅自己也不知道答案。路，究竟在哪呢？

　　南京水师学堂自然是留不住鲁迅的，后来鲁迅去矿路学堂然后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去日本留学。我们曾经在初中学过《藤野先生》就是鲁迅在日本时期的那段生活的留影，鲁迅到日本和那个时候的许多中国人一样面临的着同样的问题——歧视和侮辱。因为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国人只能是和畜生一个级别是不配做人的，你可以想见一个中国青年在日本会遭受到怎样的凌辱。当鲁迅在仙台医专的时候看幻灯片，许多中国人围在一起看日本人杀一个做了俄国间谍的中国人，鲁迅被震撼了，即便是体格如何强健的国民，灵魂依旧是麻木的。鲁迅能够不反抗吗？不，他选择了新文艺，选择了启蒙。可是即便如此他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启蒙真的能有用吗？青年的时期的鲁迅带着满腔的热情投身到新文艺可是第一次创办《新生》就流产了，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出版《域外小说集》总共也只印刷了1500册。鲁迅沉默了，最后他只能选择一个人悄悄的离开，就连较好的日本朋友都没有告诉，你可以想见到当时鲁迅的会心和无奈吗？他不选择沉默，不选择一个人的离去，又能如何呢？

　　读《鲁迅传》最能深切感受到鲁迅内心的矛盾、痛苦、孤独和虚无。这种压迫的令人窒息的感觉恐怕没有人能够完好的承受住，鲁迅回到中国后被迫结婚，但是这不是鲁迅的选择，而是为了孝为了母亲。但是他是不幸的，他的妻子朱安也是不幸的。最大的不幸的还在后来，就连鲁迅的兄弟周作人也同鲁迅翻脸，兄弟反目，鲁迅后来在《铸剑》称“宴之敖者”意思就是被家里的一个日本女人驱逐了。设想如此的处境一个人还能相信谁？

　　后来鲁迅开始在《新青年》发表小说，接着一发不可收的鲁迅成为新文化的一面旗帜，成为青年心目中的导师。可是这些青年太幼稚，最后也同鲁迅反目，他们不明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这些幼稚的青年看不到血污后面的肮脏和腥臭，青年总是容易被蛊惑和利用，鲁迅的判断不是在后来的历史中得到确证！鲁迅是不希望自己被利用的，可是总有人在利用，希冀借用鲁迅的名声，李立三就是最明显的他要鲁迅写一篇骂蒋介石的文章，文章虽然好写但是全然不考虑鲁迅之后的处境。而只是说鲁迅可以去苏联，这样的人鲁迅如何才能相信？至于后来鲁迅加入“左联”参与“国防文学”的争论以及“革命文学和文学革命”的讨论都显示了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是很难同一个野心勃勃的激进的青年们有共同话语的。这就是鲁迅的无奈和悲哀，因为，他成为了别人利用的工具。尽管鲁迅在“遗嘱”中说，死后不要举行纪念，可是我们还在纪念，历史上纪念了很多次，我们却把真的鲁迅丢弃了。

　　今天是鲁迅诞辰130周年，不过今年的纪念活动实在是冷清，不过倒也合了鲁迅的心意，我们已经把鲁迅忘了！这样鲁迅在泉下会欣慰吧！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没有给我们指出一条确切的路但是却给我提出了问题，他让我思考，让我们醒悟，让我们看到在铁屋中即将被烧死时的场景。不过，如果你习惯了熟睡就像你习惯了死亡一样，我想不如不醒的好。因为，梦醒了发现无路可走是悲哀的。

　　鲁迅受西方德国哲学家尼采非理性哲学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鲁迅的思想是向死而生的。反抗绝望不意味着会有希望，更不是在绝望中看到希望，而是战胜内心的虚无和孤独真正地向死而生，如地狱的死火，这样的人生是无法直面的却是最坚韧的！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接触鲁迅的作品，但是我们真的懂了？

　　鲁迅不能被遗忘，他的价值依然在，而且在这次浮躁的社会里更需要。

　　今天是考研报名的日子，这篇日志在草稿箱里放了三天了，写下这些文字不仅仅是缅怀鲁迅先生，更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我们自身的境遇，学会更多的理性思考，辩证的思考，而不是在一团又一团的逆流中迷失自我。

　　这是我个人一些浅薄的体会，不当之处希望大方之家多多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