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米尔的帽子读后感10篇
《维米尔的帽子》是一本由卜正民著作，理想国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3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维米尔的帽子》读后感(一)：青花、白银、黑毡帽：七幅油画里的传奇
近些年，一些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被相继介绍到国内，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视历史的视角，同时也让我们领略到一种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
然而，与以往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写作的宏大叙事不同，西方学者更喜欢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历史的细部，从某个事件，某个事物入手，层层剖析，进而还原出这些节点背后所牵连的整个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所以，在读这些学者的作品时，常常会给人一种推理解密般的快感，使我们在作者的导引下，逐步探明千百年前的那个时代种种不为人知的世态世情。
在众多的西方汉学家中，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已经为许多海内外读者所熟悉。由他领衔主编的《哈佛中国史》，被誉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成为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数十所世界知名大学指定的中国史教材。而他的《纵乐的困惑》一书，则被称为海外明史研究的典范，通过搜集引用种种丰富而鲜为人知的资料，展现出明代那富有活力的商业与文化。这次，卜正民又将自己的研究触角伸向17世纪的海上贸易，以一部《维米尔的帽子》为我们展现了400年前全球化萌芽之初那段传奇的历史。
同往常一样，在《维米尔的帽子》卜正民还是选择了从微小的细节切入，从荷兰画家维米尔等人的七幅油画中，选取七个最普通不过的事物，以此展现出17世纪的商业潮流是怎样将中国、欧洲乃至世界文明紧紧裹挟在一起。
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例如，本书的标题“维米尔的帽子”，其指代的就是维米尔的画作《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军官所佩戴的那顶时髦的海獭皮帽。卜正民以一章的篇幅回溯了这顶帽子如何从北美大陆的圣劳伦斯河畔，历经白人、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火绳枪和弓弩的对决，最终跨越大西洋，成为荷兰上流社会最为体面的服饰。而在海獭毛皮贸易的开辟过程中，其潜藏的动机正是野心勃勃的欧洲探险者对中国的执念和幻想。
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又如，在对《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一画的解读中，卜正民从画作中盛放水果的中国瓷盘谈起，继而引出景德镇出品的明代青花瓷器如何搭乘着巨型的三桅帆船乘风破浪，成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诸国纷纷争夺的珍奇宝物。而青花瓷器所产生的对贸易路线的明争和对海上霸权的暗斗，则最终决定了此后三百年里全世界的利益分布与权力均衡。
卜正民主题是全球贸易，坐标又落在17世纪，不得不说，这样的著述背景对当今普通的中国读者会构成一定的理解隔阂。然而，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却可以很自然地沉浸到作者所架设的时空中去。这当然要感谢卜正民高超的讲故事能力，同时也要得益于他对自己的专长——中国史的熟练运用。
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作者将一些中国典籍的片段穿插其中，虽然只有寥寥数笔，但是却能让中国读者生出亲近之意。如，在描写中国瓷器的品质与用途时，他会引用文震亨《长物志》中的记载：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春冬用铜，秋夏用瓷。” “贵铜瓷，贱金银”又如，在梳理烟草在中国的传播路线时，他会翻找出18世纪中国官绅阶层一位女眷的打油诗，来揶揄当时源自北美的印第安长烟管在中国的水土不服：
这个长烟袋，妆台放不开。 伸时窗纸破，钩进月光来。可以说，正是这些琐碎而充满情趣的材料，才让这部历史著作顿时变得鲜活起来。
反观全书，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卜正民本来想做的是一次关于贸易史的梳理。然而，伴随着一次次关于个人、种族、宗教、国家故事的讲述，在书的结尾，作者最终所呈现出的却是一个超越学术范畴的更为广远的意境：
“17世纪的人们跳脱囚困自己的周遭，想象并追寻万里之外的异域，他们赌上故乡，奔赴各地，将世界连成一体……一些普通人也被这贸易旋风吹起，散落到异乡他国。世界上曾经孤立的区域被连接成一个全球交流的网络，这是一个无人可以预测的变革，也无人可以扭转。 人类历史走到这个黎明的时代，几乎无人是孤岛。”——而这样的景象，在历经四个世纪之后，你我是否也恍若相识？
《维米尔的帽子》读后感(二)：海上17世纪
近期读过最喜欢的书。合上最后一页时还心情愉悦。由本书引申的东西太多，本书有趣在于维米尔的画作只是个借口（压根不是重点），由此展开的17世纪世界格局才是重点。而作者本身又是中国史专家，侧重点自然放在与中国相关联的事件和由此产生的世界贸易背景（你会发现今天从事外贸生意的和3百多年前从业者变化并非很大）。
无论对当下中国持有何种看法，不得不感叹能让屈辱任人践踏的过去中国，变成今天世界不得不重视的大国，这确实天翻地覆的提升（老外对中国人态度上也可以反应出）。要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不欺辱过我们，当你看着英超，西甲等等时，不会想到一个鸦片战争养肥大英帝国，并让日本人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教训，禁止鸦片在日本交易（从而让日本避开太多折损）。而荷兰人被称为红毛更是另沿海华人恐惧异常，他们屠杀华人的凶残甚至超过西班牙人。
还会由此明白很多地缘政治的来源，殖民地早期成因（诸如南非）。
最后一章太棒了，突然有种臆断海德格尔的诗意是学自神学家约翰邓恩吧？！本书很平实的讲述，却来自严谨数据（书后附大量资料来源备注）而非杜撰故事。
能感受到作者的“悟性”非常高。记得高华老师说过，史家重要的是对历史学的悟性。没有敏锐度，是不可能另辟蹊径发现未知的，这点也是学人很多，但优秀的却很少的原因。同时作者严谨扎实的研究态度令这本：颇有娱乐趣味感的书顿时庄重起来。
最后：我觉得有趣的书，也许于你是枯燥的。
《维米尔的帽子》读后感(三)：（转帖）画作中的全球化（尹敏志/文）
今年年初《哈佛中国史》中译本出版时，我曾采访丛书主编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这套通史的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为卜氏自己执笔，书中强调了十七世纪明清易代过程中气候变化的关键作用，即当时全球进入“小冰期”，天气异常寒冷，导致大明帝国内部农业歉收、起义军蜂起，外部满洲人步步紧逼，最终以颠覆告终。用气候因素解释明朝的灭亡并不新鲜，但卜正民却注意到当时山水画中雪景图的比例显著增加，并认为这点也可以证明气候变化。
其实早在2008年出版的《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中，卜正民就已经提出过“小冰期”理论：“1550年至1700年这一百五十年间，全球气温下降，虽不是持续不断地下降，幅度也因地而异，但各地气温皆有下降却是事实”，并且用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冬景画佐证这一点。所以《挣扎的帝国》里的“以图证史法”早有先声，只不过在《维米尔的帽子》里还没有被推到那么极端，绘画作品仅仅是作者引入话题的一个楔子。
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是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一辈子生活在运河边上的代尔夫特，目前存世的35幅画作，描绘了这座港口城市的方方面面。维米尔在自己家门口感受到了全球化，他有幸成为最早见到中国画的西方人之一，并将东方绘画特有的留白法加入自己的作品中。
卜正民的故事从维米尔的《代尔夫特一景》开始讲述，这幅画的主角是停在港口里的鲱鱼捕捞加工船，由于“小冰期”的影响，十六、十七世纪的冬天比以往更冷，导致北极海冰往南移，位于挪威的传统鱼场大面积封冻，成群的肥美鲱鱼落入低地国家渔民之手：“有位开创气象史研究的学者甚至主张，荷兰人在17世纪上半叶富裕繁荣正是拜这意外降下的天然资源之赐。捕捉、贩卖鲱鱼，让荷兰人有资本投注在其他风险事业上，特别是造船和海上贸易方面。”
对利润的渴望催生了各类大小贸易公司，为避免恶性竞争，1602年荷兰政府将它们整合成荷属东印度公司，它在几十年后发展为今日大型跨国公司的典范。虽然名义上叫“公司”，但荷属东印度公司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机构，还兼具军事和行政功能，再加上企业管理特有的灵活高效，在很长时间里占据着海上贸易霸权。
荷兰成了欧洲的门户，从1595到1795的两百年间，有近百万欧洲人经此前往亚洲，宁可远渡重洋，也不愿在拥挤的家里靠有限家产过活。只不过统计数据显示：“每三个搭船前往亚洲的人中，就有两个没回来。有些人死在途中，更多人死在抵达后的东方——他们因不具免疫力而死于疾病。”
从代尔夫特出发的欧洲人，很多会随身携带一杆火绳枪，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之一。虽然欧洲人发明了火绳枪，但火器并非源于欧洲，最早发明火药并用它制造火器的是中国人。比如，明初洪武年间军中设有“神机营”，是使用枪炮作战的兵种，证明火药在中国古代绝不仅仅被拿来做爆竹而已。
宋代以来，中国军队一直在战争中使用火器，只不过技术更新比较缓慢。与之相反，由于长途旅行的需要，欧洲铁匠将中国人的火炮按比例缩小，不断将其轻便化并提高瞄准效率，到了十七世纪初“荷兰枪炮匠把枪减轻到4.5公斤，相当不可思议。”
火绳枪、火炮等热兵器，使欧洲人在面对全球任何民族时都占优势。最早在十六世纪末，东亚世界就已经见识到了欧洲火炮的威力。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曾记载，当时明海军与荷兰船队的一次交战，据说当时是明军先开的火，“彼（荷兰人）姑以舟中所贮相酬答，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以其须发通赤，遂呼为红毛夷云。”透过此，不难窥见当时士大夫阶层之震惊。几十年后，应徐光启等人的倡议，明政府才正式从澳门引入“红夷大炮”用在东北战场。
与中国相比，日本引进西方枪炮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日本人不满足于获得武器本身，而是消化其原理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改进。最早出现在日本的火神枪是1543年由葡萄牙冒险家带入的，当地大名见到后大为赞赏，花高价将其买下，委托当地刀匠制造，不到一年便仿造成功，“几十年的工夫之后，日本已经武装完备。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时，就带着数万只火神枪上战场。”日本军队发达的枪炮，让“壬辰战争”期间的中朝联军吃尽苦头。
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中国、日本政府都对西方文明采取了拒斥态度，但这丝毫不妨碍民间层面的交流，尤其是被西班牙、葡萄牙人从美洲带来的各类农作物的传播。明朝末年番薯、玉米、番茄、花生等作物最早随商船登陆东南沿海，再向内陆传播，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饮食结构和人口规模。欧洲人出于内部人口压力的对外殖民，最后也无意帮中国解决了粮食问题——和对生长环境要求高的水稻、小麦等本土作物相比，南美植物即使在贫瘠稀薄的土壤下也能生长，汉人因此可以离开平原，向贵州、云南等山地进军。
除了填饱肚子外，新奇的南美植物也为当时人提供了某种另类的精神寄托。1492年哥伦布及其船员抵达美洲时，发现当地土著嗜好抽一种味道辛辣的植物叶子。这种土著烟草的尼古丁含量高于今日香烟多倍，具有一定致幻作用，可以用来治疗疼痛，或是让巫师拿来自我麻醉、占卜。虽然最早抽烟的欧洲人被斥责“堕落到和野蛮人一般”，但这并不妨碍它的日益流行，并辗转传入中国，明末人模仿其发音tabaco，将其成为“淡巴菰”。
“淡巴菰”最早到达福建，完成它“进京”最后一段路的是南方士兵。辛德勇教授曾指出，与我们印象相反的是，明末来自浙江东阳、义乌的士兵最受将领喜爱，因为他们骁勇善战，而且还经历过抗倭战争的洗礼，这就是所谓的“南人戍北”现象。南方士兵普遍烟不离手，因为他们相信在远离家乡时，抽烟可以帮助他们驱寒祛湿——这可能有一些道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满洲人同样热衷抽烟。鉴于种烟的收入高出种谷物十多倍，北京农民纷纷改种烟草卖给士兵，虽然他们一直以为烟草的原产地是“吕宋”——即菲律宾。
但正如卜正民所说，烟草进入中国其实是有三条渠道，其中一条还需要经过日本长崎，那为什么明代人认为烟草的原产地是“吕宋”呢？原因在于当时大量华人依赖马尼拉、月港之间的贸易线为生，菲律宾成了中国引入南美植物的跳板。华人一开始并无定居马尼拉的想法，但随着贸易量变大，贸易流程复杂化，他们开始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允许自己在这里待满一年。西班牙人同意了，并在1581年仿照欧洲限制犹太人的做法，将华人集中在聚居区里。
原本华人、西班牙人可以相安无事，但1603年一名福建官员派代表去马尼拉调查传说中的“金山”，却引发了西班牙人的猜忌。西班牙人认为这是明代要出兵攻打菲律宾的前兆，于是先发制人，忽然发动了对华人的血洗。这种带有一定种族灭绝性质的战争在1639年进一步升级，导致贸易暂时中断，由美洲流亡中国的白银供应量锐减，明朝内部粮价飙升，遭遇到了空前的货币贬值危机。
很多学者认为，钱法败坏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卜正民指出：“明朝垮掉的因素，主要不在其货币制度，而在寒冷气候的冲击和随之而来的传染恶疾、谷物产量下跌，以及为了遏止北方满人入侵而产生的庞大军事开销。”这个观点后来在《挣扎的帝国》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当时全世界都能看到降温所带来的破坏性冲击，包括画家维米尔——因为1675年前后代尔夫特贸易衰落，他卖不出自己的画，只能依赖借贷维持生计，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世界各地的人很早就开始相互接触，但在十七世纪他们却渐渐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维米尔的帽子》出版的时间正是《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那年，卜正民在书的结尾提醒我们，十七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地方的历史都将我们与每个地方相连，且最终使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历史相连。”因此当全球变暖的恶果来到时，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
《维米尔的帽子》读后感(四)：4星|《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荷兰画中的全球化踪迹，鸦片与烟草被当时中国主流文化接纳的故事
非常有趣的历史书。从荷兰17实际的几幅名画的小小的细节说起，牵扯出背后全球化带来的曲折起伏的故事：
画中的一顶帽子，是海狸皮做的，为了获取更多海狸皮，法国人在北美五大湖地区跟印第安人开打，另外法国人还希望能通过五大湖找到到中国的路；
画中的一个瓷盘，背景是17世纪中国瓷器越洋来到荷兰，景德镇工人们不顾文人雅士的喜好，极力迎合海外客户的口味；
荷兰仿中国风格的一个盘子，中国风格的神仙在吞云吐雾，背景是当时的中国以抽烟为荣，文人把烟瘾作为风雅的表现。鸦片曾经以烟草为媒介；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1：但我以代尔夫特而非上海作为我故事的开端，还有一个特殊理由：维米尔留下了一批描绘代尔夫特风土人物的出色画作，而董其昌则未留下这样一批描绘上海的画作。#143
2：荷属东印度公司——简称VOC——在公司资本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富兰克林的风筝在电学上所扮演的角色：它的设立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当时人不可能察觉到那股影响。荷属东印度公司是全世界第一个大型股份公司。#266
3：就董其昌的绘画生涯来说，1597年标志了画风上的一大转变，而那个转变为近代中国艺术的诞生奠定基础。有人主张，欧洲版画里的视觉艺术手法，可能促使他转向这种新风格。#347
4：维米尔是见到中国绘画的第一代荷兰画家，而他所见的中国绘画，绝少画在绢或纸上，大多画在瓷器上。#349
5：不过，欧洲的铁匠展现高明本事，将中国人的火炮按比例缩小，造出便于携带而又可靠的火器。火绳枪（arquebus）一词，意为“钩子枪”，因枪口处铸上一个钩子而得名。#580
6：荷兰火绳枪兵结束了西班牙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使荷兰也得以挑战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欧洲境外的支配地位。而像尚普兰这样的法国火绳枪兵，则让法国势力得以伸入五大湖区，日后更是削弱荷兰在欧洲的影响力。#591
7：在土著人的经济里，海狸皮的价值远没有欧洲人所付的那么高。双方都认为对方吃了亏，而在某个方面来看，双方的看法也都没错，这桩买卖因此得以如此兴旺。#666
8：尚普兰往西推进，除了寻找毛皮，还为了找别的东西：中国。#674
9：在近代欧洲努力摆脱孤立、进入更广阔的世界的时期，憧憬抵达中国，乃是贯穿这段时期的一个富有想象的主题。这一主题始于14世纪末，一名游历过中国的威尼斯商人返回家乡之时。#699
10：在当时，那样的盘子赏心悦目，但仍旧不常见，而且贵得并非人人都买得起。在那之前一二十年，中国瓷盘鲜少出现在荷兰绘画中，但那之后一二十年，中国瓷盘到处可见。#845
11：中国瓷器初抵欧洲，让见到或拿到的欧洲人大吃一惊。要欧洲人形容那东西，他们只能想到拿水晶来比拟。#924
12：海关税收直接送进皇室私库而非户部，因此，为主子谋利的高太监开始不顾朝廷禁令，在1604年，于某离岛的背风处，设立私营的贸易集散地，让他的人可以和荷兰人做买卖，高太监和皇帝从中得到丰厚的馈赠。#993
13：苏州的文人雅士绝不会将点心盛在画工拙劣而底部写上“上品”（许多外销品上写有这标志）的碗里，供客人传递取用；绝不会用底部刻有15世纪的假款、表面涂了乳白釉、釉面密布小孔的低劣碟子盛蜜饯招待客人；绝不会把好茶倒进前一年才造的杯子里。#1097
14：景德镇的陶工制造外销品时，不理文震亨所提的中国鉴赏标准。他们只想知道哪种产品卖得掉，并准备为了迎合欧洲人品味，在下一个季度就更改设计。例如土耳其郁金香在1620年代风靡欧洲北部，景德镇陶工就在碟盘上画上郁金香。#1125
15：代尔夫特陶工的仿冒品，质量比不上中国的青花瓷，但也还过得去，而且价格低廉。在荷属东印度公司开始贸易的头几年，一般人只买得起几件瓷器，代尔夫特精陶为这些人提供了买得起的替代品。#1171
16：对于中国人而言，黑色是正常的发色。葡萄牙人大多也是黑发，因此，在中国人眼中，他们只是长得丑，还谈不上怪。荷兰人则不然，他们金色带红的头发，叫中国人看了惊骇。#1322
17：北方人称烟草为“南草”，但是因为烟草从东北传入关内，有些中国人因此认为烟草原产于朝鲜。1637年时，在北京最贵的两种烟是福建烟和满洲烟。#1937
18：对于如此美妙的东西竟是不折不扣的舶来物，有些中国读书人并不是很能接受。他们倾向认为烟草原产于中国，于是翻索古代文献穷碧落黄泉，希望能找到烟草是中国之物的铁证。#1953
19：早期钻研烟草药性最深者，当属17世纪初的杭州名医张介宾。张氏不知该把烟草归在哪一类。最后他在药典里误将烟草与生长在沼泽环境的植物列为同类。#1962
20：上层妇女特别爱抽烟。有个18世纪的作家写到苏州官绅人家的习俗时，记载了他观察到的奇特现象，从中我们可一窥流行于上层仕女之间的抽烟习惯。苏州的官绅人家女子，似乎从早到晚都在抽烟。#1979
21：他们替自己的抽烟嗜好做了另一番包装，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无法自拔的烟瘾解读为真雅士的表现。有个出身上层阶级的人表示，抽烟之于雅士“刻不能少，终身不厌”。#2005
22：直到鸦片与可让吸食变得顺口的媒介物相结合之后，鸦片的吸食量才大增，而那媒介不是别的，就是烟草。将烟叶放进由罂粟汁液调制成的溶液里浸泡，烟草性质顿时浓烈得多。#2055
23：晚近有经济史学者指出，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发挥影响（让明朝垮掉）——1630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物价上涨，不是因为白银供应的长期增加，而是因为短期紧缩。其症结就在马尼拉。#2430
24：白银不是让菲律宾数千名华人遭屠杀的原因。但若不是白银在太平洋两岸搭起的桥梁垮掉，这些事就不会发生。白银供应中断，使西班牙人、华人双方都感到焦虑，使小矛盾得以迅速恶化为大冲突。#2512
25：当时找不到金盘和金壶，因而无法将科奎拉定罪。但是三百五十年之后，证物重见天日。1980年代海洋考古学家调查“怀胎圣母”号沉没处的珊瑚床，在海床上发现一只金盘的盘缘——目前为止证明科奎拉犯了侵占罪的最有力的证据。#3169
《维米尔的帽子》读后感(五)：帽子背后的世界
“命运不是风/来回吹/命运是大地/走到哪你都在命运中”
顾城在《英儿》里这样写道。这话是写给他情人的，但气质却和本书有着某种契合：如果说全球化贸易在十七世纪最终开始结成一张网络，那么无论是维米尔的帽子还是波托西的白银，它们全部被结成在一张“因陀罗网”中，每一个结都与其他的结有着或远或近的联系，甚至每一个结都暗含了网上其他结的元素。就像维米尔著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一颗硕大的珍珠，表面上映照出少女的衣领、头巾，光影变化的窗子，仔细观察维米尔的一颗珍珠，他幽深的画室全然浮在眼前。
约翰内斯·维米尔，出生于荷兰代尔夫特（1632年10月31日—1675年12月15日），荷兰优秀的风俗画家，画作基本上取材于市民平常的生活，他的画作注重细节、结构精致，尤善于表现室内光线和空间感。可惜画家一生，生活贫困，时常衣食无着。1675年，画家在贫病交加中，留下妻子儿女去世，年仅43岁。从此维米尔在荷兰画坛销声匿迹。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被法国艺术评论家杜尔发现，并竭力寻求整理他的遗作公布于世，这位埋没了近两个世纪的伟大风俗画家才再度光照史册。本书选取了维米尔的七幅画来做探讨，重点并不是艺术欣赏和讨论艺术史，作者卜正明希望他的读者能仔细观察这些画的细节，从中了解这些细节背后所蕴含的辽阔的全球贸易史的故事。
《代尔夫特一景》中的鲱鱼捕捞加工船
画作于1660年代，当时正值1550年至1700年持续一百五十年的“小冰期”，全球气温大幅下降，位于北海和挪威沿岸的传统鲱鱼场大面积封冻，鲱鱼群大批南移，让荷兰人在更南方的波罗的海捕捞大批渔获，也使得荷兰船主大量的制造这种捕捞加工船。捕捞船船虽小，但说体现的历史背景却甚大：寒冷造成的农作物歉收，让从伦敦到北京的大批民众饿死，寒冷导致的瘟疫的爆发，让欧洲的宗教改革日益兴盛，让中国的华北疫区十室九空，最终李自成、张献忠起事结束了明朝，后金顺势建立了清朝。画作里一艘不起眼的鲱鱼捕捞船，正是那段全球气候史中一个小小的但绝非无关痛痒的注脚。维米尔的绘画不是与广阔的世界没有联系的封闭空间，恰恰相反，他画中出现的捕捞船、啤酒厂或者荷属东印度公司等元素，莫不被当时全球发生的事情深刻地影响，这样一个一辈子都未离开故乡的艺术家，所瞥见的正是这样的全球性大流动的图景。
维米尔的帽子
在维米尔《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的绘画中，背朝观众的军官有着一顶气派的毛毡帽，这顶帽子却和万里之遥的美洲有着深刻的联系。制作毛毡帽最好的材料来自于海狸皮下层的绒毛，它具有独特的倒钩特性，通过特殊闷煮过的毛皮经过捶打、晒干，就可以制造成上等的皮毡帽，这样一顶帽子可以价值荷兰普通工匠一年的薪水。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海狸皮数量极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在北美洲加拿大东海岸林地探险的欧洲人发现，这里海狸众多，当地的土著也乐于用海狸皮换取银币和武器。维米尔画中的那顶海狸皮毛毡帽很有可能正是从加拿大的林地，用欧洲的火绳枪、南美的银子甚至中国的茶叶换来的，而支撑这种贸易的，不但有接近200倍的利润，还有探寻一条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路线，实现欧洲与中国直接贸易的探险意图，乃至当北美洲温尼贝格族的酋长邀请探险队尼克雷队长赴宴时，为免失礼，他郑重穿上的是绣了花鸟的中国官袍。至于这件官袍是如何来到欧洲，又是如何到达北美这样一个部落的，那就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了。
维米尔画作里军官的那顶漂亮的毡帽，背后所蕴含的可能是荷兰人和英格兰人对于纽约的争夺，可能是1649年那个饥饿冬天冻饿死于基督徒岛上的儿童和妇女，可能是尚普兰这样的商人兼冒险家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发现，所有的故事都藏在一顶小小的维米尔的毛毡帽里等待被发现。
维米尔的画作异常的精美，体现的往往只是室内的某个局部，但维米尔的画与当时的世界密切相连：他绘画的技术，来自于英法刚发明的暗箱投影技术，所用的透镜几乎可以肯定来自于他的朋友——大名鼎鼎的列文虎克；他所用的颜料从阿富汗的青金石到波斯的钴蓝、中国的藤黄，遍及全球；他绘画中的背景留白，变形透视法和放大的前景，透露出或许来自中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画里那些栩栩如生的器物——帆船、帽子、盘子、地图、烟草、白银，体现的不仅是单纯的美感，还有丰富的历史感。
他的画作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到，无论是维米尔的荷兰还是董其昌所处的明朝都不再是一段孤立的历史，而是全球故事的一部分。景德镇的瓷器也不仅仅是中国风格的表达，它还受到伊斯兰和欧洲购买者审美的深刻影响；烟草、玉米、红薯这些美洲物种流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正在抵达欧洲，南美州波托西城的银矿的矿难和西班牙贸易大帆船的海难几乎直接导致了明朝的通货危机。全球贸易第一次把世界曾经孤立的区域连接成一个全球交流网络，其中流转的从简单的商品到复杂的观念不一而足。从代尔夫特到上海，从维米尔到董其昌，统统都是一个人类之前从所未见的庞大交换网络中一员。
正如英格兰诗人约翰·邓恩在《紧急时刻的祷告》所写，“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作者卜正明最后这样写道，“如果我们能明白，任何地方的历史都将我们与每个地方相连，且最终使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历史相连，那么过去的任何一部分——任何屠杀和成就——全都是我们的共同遗产”。
观念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者更切确的说，是跨区域跨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这个世界，全球化和地球村固然是一个乌托邦理想，但它的影响早就渗透在从维米尔至今的时代之中。
《维米尔的帽子》读后感(六)：细微中的中国元素
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的画作享誉世界，细微中却包含着中国元素。他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通过作品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揭示着油画中的“秘密”，仿佛有一张大网将西方与东方编织在一起。
作者卜正民，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主要专研于明代社会和文化史等，曾主编《哈佛中国史》，代表作《纵乐的困惑》、《秩序的沦陷》等。《维米尔的帽子》主要通过七幅油画，描绘着欧洲社会的改变，透过细微的中国元素，讲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在写作上，书中分为两个方向，一面是欧洲，主要是以荷兰为主，另一面是亚洲的中国，看似无联系的分开主题，却通过贸易往来的大网交织在一起。欧洲人向往、寻找、探索、战争等各种方式终将中国的大门打开，与世界连接。而反观十七世纪的中国国内，还处在明末清初的混乱、封闭时期。另外，书中插入精美的油画，真实、直观地感受着维米尔的画作，并且可以深深地体会到细微中含有的中国元素。
在内容上，作者以画作为线索，每一章为一个主题，反映着欧洲社会的变化。如《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表现着资产阶级生活的新象征挤掉了过去金钱的象征。笔者用改变画风、背景、人物动作等方式，呈现出不同的年代气息。同时，在观察细节中又把中国的特色符号带入其中。《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中，出现了中国的瓷盘，盛装水果。1650年那十年，中国瓷器在荷兰艺术里、荷兰人的生活中赢得一席之地。卜正民用一顶帽子、一个盘子，开启了从代尔夫特通往中国的贸易之路。
在《维米尔的帽子》中，我们看到了欧洲人一点一滴地渗透着期待打开中国大门的决心。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的毛毡帽，引出了更多背后的故事。1603年，法国探险家萨缪尔•尚普兰，成为入侵北美大陆的第一波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结盟、战争，拓展经济渠道。为了更多的贸易利润，尚普兰往西推进，他的梦想找到前往中国的通道，一条有助于东方人通商的通道。17世纪初，中国的瓷器已在欧洲北部出现，1660年左右，画作《玩牌人》中中国瓷壶清晰可见。据书中所说，1620年左右，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已经有大量外国人出入，中国再不是孤立的。中国的瓷器、外入的烟草等顺着欧洲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创造出了连接美洲与其他地方的贸易网。中国在这条贸易链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仅出现贸易上，还有思想上。1583年，耶稣会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十年的时间进入士大夫阶层，用在1604年后和徐光启合作翻译西方典籍。1632年，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安杰洛•高奇登上了福建的岛屿。他在中国建立了教堂，并引入西班牙神父传教。中国更深地接受西方文化。
《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以维米尔的画作为指引，细微的中国元素，揭开中国与世界相连的背后故事。
《维米尔的帽子》读后感(七)：名画里的物与世界贸易史
约翰内斯·维米尔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的写作很有特色。他惯于以被人忽视的物品，或者不引人注意的事件作为切口，拓展深挖来探讨一个大主题。比如，他的《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就是以一幅重新发现的地图，引出明代中国的制图技术，再引至东方的大航海时代。这部荣获马克·林顿历史奖的《维米尔的帽子》是卜正民的又一代表作，写法类似。
维米尔是谁？我想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就是某位画家。没错，他就是荷兰17世纪的风俗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在流传至今的维米尔肖像画里，这位画家戴着一顶大大的黑毡帽。事实上，这不仅是维米尔的个人爱好，还是17世纪荷兰的时代风尚，那个时候的男士们都爱戴帽子，当他们在路边碰见熟人、进屋或者面对女士，他们就会脱帽致意，表现出风度翩翩的绅士礼仪。最高贵的帽子往往采用海狸皮来制作，荷兰并不出产海狸，它们来自西伯利亚和加拿大，这意味着海狸皮到达荷兰必定需要经过一段贸易的路程。作为历史学家，卜正民注意到了这顶黑毡帽内涵的信息。这部杰出作品有了一个写作原点。
《代尔夫特一景》如果仅此而已，这个写作基础有点薄弱，但维米尔的生活背景和创作经历极大地丰富了内容。维米尔出生在荷兰的代尔夫特，这里拥有一条重要的人工运河，从而成为繁华的商品集散地，也成为17世纪欧洲面向世界的一扇窗口。在本书的开头，卜正民来到代尔夫特，站在维米尔当年绘画《代尔夫特一景》的近似地点，他的视线慢慢搜寻河岸、船舶、教堂、辽阔的天空和遥远的天际线。他沿着运河散步，找到了荷属东印度公司代尔夫特事务所的遗址。这里曾经无比喧闹，迎接来自各方的商人和琳琅满目的商品。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作为风俗画家，维米尔忠实地记录着17世纪代尔夫特人们的世俗生活。在本书中，卜正民根据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等五幅名画，以及与维米尔同时代的另一位代尔夫特画家亨德里克·布赫的一幅油画，还有某件代尔夫特瓷盘上的装饰画，解析这些画中物品所隐藏的世界贸易的踪迹。我曾经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这些物品，在幽暗空间里闪闪发光的耳环，处于画布中心巧妙平衡结构的果盘……这一次，这些小细节连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些连接并不明显，但确实存在。
帽子、珍珠、异域水果、地图、烟草、称量白银、茶叶、瓷器……每一件物品，都可以牵连部分的历史。关于美洲开发的后果，关于大航海造成的世界新格局，关于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帝国的开拓，关于全球交换网络的形成与日趋紧密的人类联系……我们熟悉这些历史，即便从艺术的角度切入，它们也并不如何新鲜，但我们仍然不惮一次又一次地去阅读，因为最早的全球贸易所具有的深远影响，的确急剧地改变了各种历史性力量的盛衰涨落，而这些力量在当时很少被理解认识，在后来被广泛注意时，很多事实已经无从改变。
《地理学家》《天文学家》维米尔的画作给人的感觉，如此安详静谧。当画家挥笔构思之时，安第斯地区、墨西哥和日本的白银生产正在强烈影响东亚地区和东南亚群岛的经济、政治发展；美洲的粮食作物，如辣椒、木薯、玉米，正在对中国、非洲和巴尔干地区的人口发展趋势产生支配作用；糟糕的冰河期气候正在颠覆许多欧亚国家的政权统治，火枪大炮正在重新分配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势力。财富的重新分配，也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地位的重新洗牌。“维米尔的帽子”仿佛一个隐喻，持有它，在那个变动的世界里，似乎就拥有了领导权。
中国明朝历史是卜正民研究的主要领域。世界性网络的锻造，既造成了断裂和破坏，也带来了创造和新生。明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构成了世界贸易史的一幅幅画卷，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竭力促成东西方交汇，给颟顸老迈的中国带来了曙光，可惜这些光亮实在太微弱了，当门被关上，就被挡在了外面。“在欧洲人眼里，外在世界正以观念和器物的形式进入他们的生活”，代尔夫特是欧洲的缩影，时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可是，“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外在世界仍在外面”。
《维米尔的帽子》读后感(八)：一切都在流动
16世纪后，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从马尼拉不断驶向中国的大船上，开始出现了大量从美洲收获的成色十足的白银，尽管这一过程开始得很意外，但后来西班牙银元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供应源，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国家的货币掌控在外国人手里，这很令人不安，于是中国朝廷干脆禁止了这种交易；
无独有偶，西班牙王室眼看大量的白银流失到了中国，也感到了巨大压力，王室立法限制白银输出数量，限制船的规模……然而由于中国和西班牙在事实经济上互取所需的关系，双方官方试图强制性的措施都是徒劳的，拉美出产的白银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中国。
欧洲人，从与亚洲的交流中，不停地往欧洲带回了精美的丝绸和琳琅的瓷器。
而维米尔，则在他的绘画里，把那个时代的诸多细节都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无论是称量银子的妇女，还是出现盘子的静物。
正如约翰堂恩那首著名的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自从发现美洲大陆后，世界就以一种快速的链接方式，形成了一个整体，所有负隅顽抗的闭关锁国，都无法阻止这种潮流。
甚至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官方当时的那种努力封锁国界的做法，反而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无论是对于帝国还是人民：由于白银都是通过走私流入的，官方失去了发行官方货币的主动权，而人民却要不断忍受由于白银的大量输入而带来的物价飞涨的后果，再加上各种天灾人祸，明朝的灭亡，甚至都和拉丁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美洲大陆的新发现，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远超时人的想象，土豆红薯的引入，大幅提高了中国的人口，使中国的人口爆炸得到了可能，烟草的出现，更是改变了中国人的面貌，后来愈来愈烈的鸦片贸易，正是肇始于此。
书看起来愉快有趣，几乎每一章的开头都是以维米尔的画作开始，画作中不经意间所呈现的内容，其实已经饱含了世界角落里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当17世纪的维米尔在他的二楼房间中完成的画作中出现了白银和瓷器时，他是否能够想到画中的这些诸多物事，实际上已经和遥远的东方帝国产生了十分微妙的关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