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书和那些人》读后感10篇
《那些书和那些人》是一本由辛德勇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6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那些书和那些人》读后感(一)：无一字不含深情
辛德勇先生新作《那些书和那些人》一贯地透露着辛爷的真性情，全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怀人，二是说书。
怀人的文章涉及黄永年、田余庆、索介然、邓自欣、刘浦江、陈东、梁永进等诸多知名学者或文化名人。说书部分则围绕欧阳脩及其所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展开。
其书基于学术又高于学术，谈学术问题游刃有余、信笔拈来，读来趣味盎然，颇觉轻松。细忖其中味道，又非粗浅功夫使得，无一字不含深情。
《那些书和那些人》读后感(二)：《那些书和那些人》：蒲团稳坐亦英雄
辛德勇老师在燕园里名声很响，说起他，我们这些旁系的学生即使没听过他的课或讲座，也都知道其人。我对辛德勇老师最深的印象，大约是14年夏季的“燕京学堂风波”。辛德勇老师在沟通会上与“保卫静园”的学生们一道，质疑校方决议，痛陈之余还拍了桌。时至今日已两年有余，静园被保下来了，燕京学堂正式开班了，辛师火爆的脾气和硬邦邦的骨头也被大家记住了。
《那些书和那些人》是辛德勇老师2015年秋冬季学期“给自己放假”而得闲写下的一些随笔，连同《自序》共23篇，主要是关于他藏书、买书所经历的一些人事，以及读书的一些所得。
这里所谓的“书”，大约可以用辛在《向老与我的藏书》中转述杨向奎先生的一个故事聊以解释：
杨在史筱苏老师（辛在中社院历史所的导师）家中挨个屋子转了一圈问，你的书呢？书都放哪了？史尴尬地指着家里好几大柜书，就是这些了。
辛德勇所爱好收藏的，并不是日常能轻易买到的新近洋装书，而是“古籍善本”旧书。只有这些善本才算得杨向奎先生眼里的书，史平日不做收藏，无怪乎杨惊讶于其“无书”了。
此书对于学术雏鸟，能够给出一个最直接的观感——“一个当代学人”是怎样的。在金钱货币成为社会的唯一通货之时，学术如何自立，学人如何自处，恐怕是萦绕在许多人脑中的一个问题。但这在辛德勇看来，大约从来不是一个大问题。在末一篇《辛德勇小传》中，他自述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大二开始就向历史地理学方向的老前辈写信求教，硕博投在陕师大史念海老师门下，尔后留校工作四年，转调到北京后在中社院历史研究所十二年，2004年后选择来到北大历史系。04年的选择并不容易，一个走向行政“高官”，一个彻底投奔学术。辛的好友同老曾在他任历史所副所长忙行政事务时提醒过他：“我看你好像很喜欢办这些事儿了，你要注意。”这句话被辛德勇用以自勉，遂选择了后者。他行文之中，回忆在历史所的经历，总是不留半点情面地称自己为“狗官”，其洁身自好如是。
辛德勇主治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其他诸如印刷史、版本学、目录学等小学也颇有建树。本来，收旧书是一项很需要精通小学的爱好，一本书的发契，书的作者与内容有怎样的意义，到历代的流传重印，装帧、排版、刻工、错漏何如，市场上稀有程度、学术价值、收藏价值何如，无一不是内行才能看清门道。
《那些书和那些人》中收录的几篇学术小札，虽非专业的学术论文，但其考、论皆足，尤其是一个学人“轴”的较真劲，让人觉得可爱，而且不得不庄重地对待。今天常用的欧阳修应为“欧阳脩”、他所编著的也非《新五代史》而是《五代史记》，乍一看只是一个名姓问题，但辛德勇却认为这是所谓“书衣之学”，作者姓名、书名看似平白无奇，可能其中带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试想，欧阳脩之父起名之时难道会愿意将“脩修”错混？欧阳脩在编著《五代史记》之时又会怎样思前想后才将书名定下？粗看这几篇翻来覆去都在倒腾这两件事，实则错讹易出修正不易，若非这样反复呼吁引起重视，恐怕就将错就错地流传下去了。
辛在买不起只能逛书和集书的过程中，所结交的师友，也都是为人磊落可爱、人品可圈可点的人。黄永年爱书至极，“逼”辛德勇献书，称治古籍学为“古籍版本的妖法”，谈笑无羁，满嘴戏谑；卖书又懂书的老梁与陈东，一个曾经在岗位上叱咤风云，一个在所爱的岗位上因操劳过度猝然离世；一身傲气、清清正正的历史所夏老师；满清索绰罗氏后裔的索介然先生，博闻强识，家里堆满藏书，站不进第三个人，同样也是在古籍校对工作中猝然而逝。在平常眼中看来，因操劳过度在工作岗位上突然发病去世，未免不是一种可惜和遗憾，但辛德勇却说，在自己所爱的事业上结束一生，也未必不是一种完满。
“蒲团稳坐亦英雄”，是清初学人龚鼎孳的一句话，辛德勇曾在文章中引用过。其实英雄不英雄倒是其次，想必大多学人亦非奔着“英雄”一名才潜坐书桌一心向学的。现代生活总是物欲太盛，治学问的人常看看这上一批学人的治学风范，大约能有勉励敦促的效用；不治学的人偶尔一窥，大约也能降火静心。
最末用《学着样儿多读些书》中的一段做结：
读书之广博与精审，当然很难两擅其美。不过学问之“博大精深”，是一个整体。要想使学问之精深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必然要以博大的视野为基础。……多翻阅一本书，就多增长一分知识，也多添了一分人生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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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书和那些人》读后感(三)：读辛神《那些书和那些人》
剛讀完辛德勇先生（以下統稱辛神）《那些書和那些人》，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1版，硬精裝。 辛神是史念海與黃永年二位先生高足，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文獻學領域的大牛。雖然自大學時就仰慕其人其學，卻從未讀過辛神的書，手頭僅有的一冊《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長安史跡叢刊系列）還在書架落灰。辛神的微博是學術圈的“網紅”，“幡司”（fans）眾多，不時曝出長文付梓或新書出版，高產的令人歎為觀止。辛神的率直爽快亦聲名在外，北大燕京學堂上馬之初，征求師生意見，辛神予以迎頭痛批，學林一時稱快。 本書收錄的文章都是辛神2015年翻書間隙所寫的隨筆心得，顯得閒情逸致些，沒有森森的學院氣，輕鬆可讀。“那些人”的幾篇文章都是懷人，辛神愛書讀的父親、先師黃永年先生；訪古書的同道友人；歷史所幾位師長；北大歷史系田餘慶、劉浦江二位先生。用辛神的話講，“歲月無情，年齒日增，不管書情，還是人情，都想多記下來一些，也都有自己的感觸”，師友情誼，平淡質樸，非賣弄情懷之流能比。 “那些書”是幾篇學術隨筆，其中三篇討論歐陽脩所撰《五代史記》如何變成中華書局《新五代史》，三篇辨析歐陽永叔的本名“歐陽脩”如何變成“歐陽修”，另有兩篇討論《東京夢華錄》作者孟元老的姓名問題。辛神依靠精湛的歷史文獻學、版本目錄學功夫，爬梳史料，指出了古今出版機構在刻印、整理古籍中不審慎、不嚴謹的草率做法，對汲古閣、北監、武英殿和某書局妄改古書造成的惡劣影響予以嚴肅批評，對畢竟是欽定的結果也表達了嘲諷與無奈。出於對妄改古書零容忍，辛神屢動肝火，在嚴謹考證同時，夾以嬉笑怒罵，文風汪洋恣肆，讀來甚是爽快。《舊夢已非孟元老》一篇，通過考證趙宋時有以“老”為名的習慣，駁斥了顧傳渥、孟憲易、李致忠和伊永文之流胸無黑白，又好以穿鑿附會，標新立異為能事的不正學風。 值得一提的是，此書內頁插圖雖非彩頁，但根據對應行文插入的古書書影或抄本、或刻本、或影本，都極其清晰精美，飛燕倚新妝亦不能與之相比擬。 辛神在自序中仍不忘推廣自己的新浪微博@Xin Deyong，為表膜拜之情，決計多買辛神幾本書。畢竟是辛神，酸爽！ 2017年3月11日晚草就 按：根據日記整理，內容略有出入。
《那些书和那些人》读后感(四)：书中学史
这部图书的装帧真精美，别看价格便宜，然而却是精装本。到手的书，竟然还是毛边，拿把小刀边读边裁，也是有趣。只是裁起来，还是有些舍不得。不裁呢，看起来有些费劲。
不太厚的图书，竟插入了许多珍贵的古籍插图，阅读起来，感觉有点是在古书籍中寻找珍宝，告知读者应该珍惜那些珍贵的书籍。
阅读此书，有些由来已久的旧有知识需要弃之，比如《三国志》的书名，考证出最早的书名《国志》，延续《国风》《国策》的惯例，《三国志》的现有书名则是由后期的学者所加。历史来到明朝，许多前朝图书进行翻印刻版时，被更换书名，甚至是作者。
这不，知道欧阳脩么？他是《五代史记》的作者，也是《醉翁亭記》的作者。确实众人所知的欧阳修。从明朝起，在出版古书籍，被出版者改写了书名和作者，成为了现在的欧阳修。中华书局2001年新近出的《欧阳修全集》补卷中列有欧公写给费县知县苏唐卿的信函。文中自称，全书所有诗文统统强行改写底本的“脩”字为“修”。然而且有意在图书中，删去：“要求苏氏在刊刻《醉翁亭記》时，不要错误把他的姓名写成脩”。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那些书和那些人》读后感(五)：接短评，给自己看的
在八十页前读起来很解渴，既有古书收藏趣事，又有过去书市掠影，还有对版本等介绍解读，对自己藏书思路演变的提及。买书很简单，但买出个道道来，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还能学以致用，让藏书变为研究使用，这就难了。
九十二页后重点围绕欧阳脩谈五代史、谈明清刻书，针对新五代史书名和欧阳脩的脩字进行考证和讨论。说实在，可能根基太浅，对这些考证感觉眼花缭乱，读起来反而静不下心，本来买这本书就是为了躺在床上消遣消遣，顺便看看别人的书房解解馋，没想到后面有这么专业的内容。
一百五十二页后几篇杂谈。
《那些书和那些人》读后感(六)：老来波俏辛德勇
弁言
了解学术思想史的都晓得，20世纪中国第三代学人（1950-1960年代出生）大多阅历丰富，学术“童子功”则被耽误了，所以，他们思想上叱咤风云的多，学问上厚实精深的少，以致读书界有“一本书主义”的说法，即一个人的博士论文居然就是他一辈子最好、甚至唯一拿得出手的著作，这其实是一种“学术阳痿”。而以辛德勇为代表的少数第三代学人则不然，他们不是一出道就练高段位的“独孤九剑”、“降龙十八掌”，妄谈范式、指点江山，而是由文献学这种类似“少林梅花桩”的笨功夫入手，生根发芽，打下坚实基础，到了50岁左右才枝繁叶茂，佳作迭出，给人“学霸”之感。【注1】
对于辛德勇的学术成就，我没有资格评议。只是他最近出了三本书话作品：陕西未来出版社16年9月出的《书者生也》，收了14年-15年的书话；浙江大学出版社16年10月出的《那些书和那些人》，收的是16年里写师友的文章；九州出版社17年1月出的《蒐书记》，编选了以前的轻便书话，还添了两篇最新演讲稿。读完这三本书后，我发觉与前期书话（《乙亥斋读书记》、《在读书与藏书之间》、《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困学书城》、《纵心所欲》）相比，辛德勇现在的书话更有味道，于是斗胆谈谈他的书话写作，以满足自己对历史学霸“一斑窥豹”、“尝鼎一脔”的虚荣。
一，学界杀出个“使双锤的李元霸”
初中时迷恋武侠小说，读古龙，好比看黄山松，秀、奇、险、怪，然过瘾后感觉身体被掏空；读金庸，则好像钻到百年大榕树下，但见根深叶茂，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赞叹之余还有文化的真气流布全身。我现在读辛德勇的书，仿佛就有读金庸小说的感觉。
为什么辛德勇功力深厚若此？原来，这厮生于内蒙，却祖籍东北，年轻时还干过伐木工，又是冬泳健将，身上确有一股来自白山黑水的磅礴之气。【注2】更重要的是，他读研究生博士时又遇名师，导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三位奠基人之一”史念海。【注3】 史先生年纪大了，便邀同校的黄永年先生给研究生上文献学课。【注4】
从史黄二先生处，辛德勇学到的是：多读书，读书得间，重视并利用基本传世文献。比如，陈胜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们被发配渔阳（今北京一带），直接往北走就是，为何经过在南边几百里的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市）？我之前猜测大泽乡是重要军事据点。殊不知辛德勇早有胜解，他根据《吕氏春秋》、《商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里的史料，推测“闾左”即“亡命宾萌”，类似今日之流民，陈吴很可能是流落到蕲县的农民工，陈涉发迹后来投他的工友说楚语即可为一佐证，如此左右逢源、裁月缝云的手笔，【注5】让我叹服不已。（《历史的空间和空间的历史》，57-64页）又如，《三国志》原名《国志》，以前也有人说过，但没给出论证，辛德勇不但爬梳了唐以前《三国志》书名相关史料，而且利用自己的版刻学知识遍检各种版刻和写本，发现今传宋元刊本大题俱作“国志”而非“三国志”，可谓陈寿此书本名《国志》的最有力证据。（《祭獭食跖》，3-58页）
古人云“观千剑而识器”，又曰“触物圆览”。因为读书多，加之承有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和黄永年文献学双重衣钵，辛德勇在探究那些前人反复探究却依然缠绕未解的死结时，便如李元霸挥舞双锤，虎虎生风。以致黄永年晚年对人夸道：“现在历史学搞得比较好的，就是我的学生辛君了。”（《黄永年编年事辑》，360页）
二，学者书话与文人书话
严格来说，辛德勇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但在黄永年的引领下，辛德勇对版本目录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知识，帮助他扩大视野，“使研究范围，稍有外延，时时轶（溢？）出于专业之外，横通一些其他领域的问题。”（《那些书和那些人》，167-169页）正是这“溢出”成就了他的“学者书话”。
何谓“学者书话”？辛德勇在给《绍良书话》写的序中谈到了“文人书话”与“学者书话”的区别，“文人书话，意在表露情趣，因而侧重品位鉴赏，写好这类书话，难度主要在于文笔；学者书话，意在叙说知识，因而侧重考证版本源流，或阐释文献内涵的意蕴，写好这类书话，难度首先在于学识。”（《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28页）
借用章学诚语式，文人书话是“圆而神”，学者书话是“方以智”；借用钱钟书语式，文人书话是“以丰韵神采见长”，学者书话是“以筋骨思理取胜”；借用古诗鉴赏语式，文人书话长于比兴，如范仲淹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学者书话则老实作“赋”，如杜甫的“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借用美术鉴赏语式，文人书话像徐渭画的水墨葡萄，放纵简逸，舍形而悦影，寥寥数笔便传达出事物之神韵，学者书话则像塞尚的苹果，结构坚实，安静而光泽，给人一种恒定感。
学者辛德勇自然亲近“学者书话”。他学问饱满如丰收的稻谷，写起书话来，那金颤颤地谷粒便经过脱粒滚筒化作“见识”，“砰咚”蹦到了打谷仓里。我们一般认为，徐霞客旅行是科学的地理考察，《徐霞客游记》一书标志着明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辛德勇却在1991年写了《徐霞客史事二题》，否定了丁文江所说徐最早发现长江正源为金沙江的功绩，指出在徐氏撰著《溯江纪源》六十多年以前，南昌学者章潢就在《图书编》一书中，提出了比徐更科学的判断河源的基本原则，进而认定应以金沙江为长江正源。到了2001年，辛又谈到自己淘来的《江省图》，对“徐霞客神话”继续开炮：代表明代地理学最高成就的应该是区域地理学的普遍发展和全面繁荣。【注6】徐霞客束书不观、一味疯跑，并非科学的地理研究法。“当社会和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一定似乎也不可能要求高层次、综合性的地理著述的所有资料，都来源于作者本人直接的考察……地方志纂修大多出自基层学人或地方官员之手，是由县志到州府志、省志、全国总志，逐级汇总编纂而成。在最基层的县级衙署中，派人直接考察采访当地的山川地理情况，是一项重要的基本职事，甚至清代凡县里新官上任时，县衙中的兵房吏员例行都要绘本城地图及四址疆界。……尽管各县在实际操作时，难免不同程度的有敷衍应付的问题，但当地人终归能够比较确切地了解本乡本土现有的地理状况。”（《在读书与藏书之间》141-148页）
但辛德勇以前的书话也有个毛病，那就是——行文过于繁密，窒息了文气。比如，辛德勇的《<渔阳山人诗合集>》与<渔阳精华录>的面世背景》一文，花了9页篇幅（占全文60%）对比《渔洋山人诗合集》与《渔洋山人精华录》内容上的差异，得出了后书是由前书删削增改而成的结论。这种笨功夫，“文人书话”的代表黄裳是不会做的，他多半举几个例子就模棱两可地打发了。【注7】辛后来又淘得丁晏批本《渔阳山人精华录训纂》，也例举丁晏批评的得失，铺陈繁密如石榴籽，让人头大。
三，“波俏”或是一剂良药
如何救治“行文过于繁密，窒息了文气”的毛病？我认为，“波俏”或是一剂良药。
“波俏”，又作“庯峭”、“逋峭”、“波峭”。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说：“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喜者谓之庯峭。”宋祁很多人不知道，但“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却名气很大，王国维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什么境界？“波俏”嘛。又，张岱《柳敬亭说书》有“柳麻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一句。怎么个波俏法？“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可见，“波俏”就是正经、沉闷、无聊时来点突兀、性感、俏皮——静若敦煌壁画上佛手的曼妙，动若青衣戏里云袖的轻舞；轻如鱼儿摆尾后水涡的慵懒，重如鸟儿嘻戏时花枝的摇摆；淡似蒙娜丽莎嘴角的微翘，浓似老戏骨脸上褶子的颤抖。
“波俏”只是“文人书话”的量尺吗？非也，学者书话照样可量。陈寅恪的论著也常铺陈过密，但黄裳读《柳如是别传》却感觉，“作者在考索史事之余，也时作波俏的按语，所谓‘忽庄忽谐'”。（《绛云书卷美人图——关于柳如是》，214页）以学者书话知名的郑振铎（注8）也常有波俏语，他谈明万历年间万寿堂刊本《大明统一志》，先叙版本源流，再笔锋一抖，“乃直至万历间尚未重修，仍沿用旧本，至可诧怪。若清《一统志》，则一修于乾隆，再修于嘉庆，于斯可见明廷官吏之不知留心时务与经世之术。地理之不知，方位之不明，风俗人情之不了解，何能谈‘政治’之设施不？”（《西谛书跋 》，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48-49页。）宛如书法中的顿笔、折逆、圆转，波俏好看。
相比前期书话，辛德勇近年的书话波俏多了，这首先表现在文学修辞的增多。比如，称赞社科院历史所的学术大家“在以论带史横行于世的日子里，默默地像推土机一样一本一本的通看所有看得到的典籍。”（《那些书和那些人》，70页）阐述历史研究的魅力本来就是依靠间接证据来做合理的推测判断，“杀人越货者都要像武二郎那样写明：‘杀人者，武松也’，还要神探做什么？”（《书者生也》，164页）澄清自己不是藏书家，“像我一样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人，家里的书，比一般人多一些，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但这只是我们这种人用以混饭的家伙，就像清洁工用的抹布，修理工身上的钳子、扳手，农民家里的锄头，还有镰刀，我们却不能把这些清洁工、修理工和农民分别称作抹布收藏家，钳子、扳手收藏家，锄头和镰刀的收藏家。”（《蒐书记》，264-275页）
还有，文学修辞也更精准了。辛德勇在2007年给《绍良书话》写的序里，为了说明学者书话的价值，他来了个比喻，“软体写刻本美则美矣，但看多了，便犹如吃多了奶油食品而使人发腻。若是以清代的版刻形式来作比喻，晚明小品式的笔法，便颇近似于软体写刻本书籍；而我读绍良先生的文章，似即有若观赏上乘方体字刻本，更耐人品味，……其精雅的气息，疏朗的格局，所传递给人的愉悦，实际是要超出于软体写刻本之上的。”这比喻在懂版刻的人看来，自是不错。但普通读者未必有相应的版刻知识，在无图比照的情况下，对这个比喻就会很隔膜，乃至一头雾水。而他在2015年写的《元刻本<宗镜录>零册漫记》一文，也以版刻作比，却精准鲜活多了—— “虽然说只要有真性情，读什么版本的《史记》、《汉书》都能够下酒，但读线装影印的百衲本肯定会比读中华书局点校本要多喝几口儿；要是能够一亲肌肤，摩挲宋刻元椠，那就难免一醉酩酊了。遗憾的是，余生也晚，所业亦贫，无缘无力购藏此等上乘精品，二十多年来，流连坊肆，所得多属清代印本，而聊以窃喜之二三精品，亦多在是焉。若单纯就版刻的时代早晚而言，即使是明版，亦所得寥寥，且多属嘉靖以后的方块儿字本，殊不足重。至于赵宋蒙元，犹如月中仙子，望之也艳羡，即之则既远且寒，仅于偶然间勉强收取一二零篇残叶，藉以私觑其芳颜而已。”（《书者生也》，141-169页）此比喻就仿佛从腹笥中汩汩流出，既精准挠痒，又亲切撩人。
更让人惊艳的是，辛德勇还会玩“弹幕”。关于清嘉庆原刻最初印本《经传释词》，辛德勇1996年的书话只写了得书经过，然后对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该书的错误冷嘲热讽了一番。（《乙亥斋读书记》，55-58页）到2015年，他修订扩充此文，在版本之外，又谈到北宋王安石变法后，科举由诗文变为经义，经元、明到清，演变为高度程式化的制义文。因为内容上框得死，也就更需要把精力用在谋篇布局和修辞技巧上，研究古文写法、虚词用法之类的书就应运而生。虚词有什么用？辛德勇举了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为例，评曰：“行文骈错往复，绵连递进，犹如曲涧踹流，变幻莫测。大量使用虚词助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原本论证完了“写好古文要重视虚词”，但他紧接着又括号写道：“当然做什么事，都有个限度。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情真意切，虚词，特别诗大量语气助词的使用，乃文随情移动，犹如哀泣痛诉，发自肺腑，诚有不得已者。欧阳脩的《醉翁亭记》就已经有喝高的感觉，颇似酒后游戏为文，难免‘浮艳之气’。在林琴南看来，吾辈后生小子若是妄自学步，恐怕就要‘立形呆相’了。”（《书者生也》，96-97页）这“弹幕”好比海鲜盛宴中必备的芥末，有此辛辣，新文虽比旧文扩充了3-4倍，读来却并不让人昏昏入睡，反有“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的妙境了。
尾声
辛德勇的书话为什么有此“豹变”？这也好理解，“庾信文章老更成”嘛。他年轻时凭兴趣博览群书，学问根基广大，却也因此被三大矛盾缠绕：藏书与读书，专家与通人，稀见史料与基本文献。50岁以后，田余庆先生的提醒便会时常萦绕耳际：“你这些年写了不少文章，这很好，但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考虑选择重大问题，写一两部放得住的书。”（《那些书和那些人》，88页）
辛德勇尝自解，“……由于眼界低下，拣到的都是一些琐碎微末的题目。我很喜欢宋人程颐论道时讲的一句话：理无大小，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道理是没错，但现在学术分工已深化，一个领域就足够一般学者钻研一辈子，你撒网这么宽深，虽捞到不少“大鱼”（很多高质量论文，《建元与改元》和《中国印刷史研究》亦是一流成果），但能逮到像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这样的“超级大鱼”吗？辛德勇嘴上对田的话不在乎，心里却难免较劲，15年出版的《制造汉武帝》就直接向田余庆“开炮”。让辛德勇郁闷的是，此书一出便引来机关枪一样密集的商榷文章。这一定让他错愕，当衰老像秋霜一样蔓上腿肚子，他开始“知天命”，对人事无常、人力有限的感触也就更深了（《那些书和那些人》，23页）
好在还有书相伴。郑振铎在20世纪三十年代集藏清人别集时，曾自述其心境说：“沧海横流，人间何世，赖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见生意耳。”辛德勇也感慨：“书就像我的宠物，看着它，捧着它，有一种回到少年时代，与那只狗耳鬓厮磨般亲昵的感觉。”“每天安坐书斋，是这些书，像真爱的宠物一样给我带来生意。”（《书者生也》，2-3页）大概就是这心境，让辛德勇的书话滋长起波俏的情思吧？
注释：
1，辛德勇是1959年出生，至今出版了20本著作，分别是：91年1本，96年1本，98年1本，01年1本，05年2本，08年1本，09年2本，11年1本，13年2本，14年1本，15年2本，16年4本，17年1本。很明显，50岁-60岁这十年，是辛德勇的学术喷发期，研究领域涉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碑刻学、政区地理学、战争地理学、年号学、政治史、印刷史，真是何炳棣之后最当得起“才大如海”的中国历史学者。
2，他生于内蒙，爷爷是民国时期从辽宁逃荒过来的长工，爸爸是新政权培育的中专生。虽不是书香门第，但家里还是有些书，辛德勇中学时就把爸爸单位图书馆借来的《史记》《汉书》读完了。中学毕业后，他在大兴安岭当了几年伐木工人，伐木需要健壮体魄，那时便养成了冬泳的习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也干过伐木工，中国画家黄永玉对他的“生命力”和“草莽精神”赞叹不已。读者想必也能感觉到，辛德勇身上那股来自白山黑水的磅礴之气。
3，史念海传授的治学方法是：“放宽视野，读书得间，重视传世基本史料，再加上头拱地地往前爬，‘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切忌空谈理论、理念、境界、范式、方法之类不着边际的东西。”（《辛德勇小传》）这点让辛德勇受益终身。比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河渠书》里有一句：“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日本藏唐写本《史记•河渠书》却把“卤”作“恶”，复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认为“卤地即使得水也无法种植，自以'恶地'为是。”（见《史记版本研究.序》）辛德勇则对这种“新材料必定胜于传世文本”的成见不以为然，他指出，“卤地”是战国秦汉以来的常见用语，以开渠灌溉，用水冲出盐碱，卤地并非一定是死地。（《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269-278页）
4，由于性情相近、志趣相投，辛德勇在具体的研究路数上效法黄永年更多。黄永年多才多艺，隋唐史、北朝史、明清史、书法篆刻都有建树，尤其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独树一帜。根据文献的性质、史料来源、撰述旨趣和时代早晚等，来掌握并区分辨析各种典籍的史料价值，是目录学课程的核心内容。黄永年给辛德勇这些研究生开这门课，不但把枯燥的知识讲得妙趣横生，还有两个特色：一是，“重视每一具体的文献，都置于学术源流的背景当中，来阐释其内容和性质”；二是，“注重揭示各种文献在某一具体历史研究领域当中的史料价值。”（《蒐书记》，371页）比如，在《太平广记》专题研究课上，黄永年就谈到了自己写作《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一文时对小说故事的利用。陈寅恪的《狐臭与胡臭》一文要点是“中古华夏民族曾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疑吾国中古医书中有所谓腋气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来或与此事有关。”“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而且正确欤？”这一观点颇具有文化想象力和历史解释力，但论证却有漏洞：第一，陈文并没有找出一例胡人有狐臭的实例，黄永年偏偏利用《太平广记》里的“士人甲”材料指出，“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并非绝无。虽小说虚拟，似非《教坊记》、《鉴诫录》等史实之比；然实可表示至迟在刘宋时代，已成立西胡体具‘胡臭’之观念”。第二，陈先生论“胡臭”与“狐臭”之问题，所据仅限于隋唐史料，陷入了“胡臭”与“狐臭”谁先的牛角尖。黄永年则继续利用更早的《太平广记》，统计其中“狐”的意涵的变化，得出“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的观点，也就避开了“胡臭”与“狐臭”谁先的牛角尖，确实精彩纷呈。辛德勇当年听后受到了强烈震撼，他认为，较诸陈文，黄文的论证“丰富很多，深入很多，也更切实可信”。由此顿悟，”“读书一定要广，只有多读书，才能在研究中得心应手。”（《那些书和那些人》，19-22页）
5，左右逢源、裁月缝云的手笔还有一例精彩的。比如，清朝嘉庆年间有天理教徒作乱，攻入紫禁城，虽很快平息，但这件“汉唐宋元未有之事”向来让人津津乐道。清代就有人编了《靖逆记》，记述事情原委，书一出来，就有很多人翻刻，到底哪个是原刻本很难辨别。辛德勇通过比较这本书现存的三个版本后，得出结论“盛大士家刻本应该是原刻本。”一般学者就此打住了，可辛德勇目光如炬，他发现盛大士仕职的山阳县，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离扬州近。而扬州当时是江南刻书业中心，“正因为扬州与淮安山阳密迩相邻，才会在嘉庆二十五年春，盛大士家刻本刚一印出，这家文盛堂书坊便得以用近乎同步的速度，立即翻版牟利。 ”“由于扬州在文化信息的传播上，比山阳有更强的辐射力，文盛堂翻刻本的流行，一方面立即覆盖了相当一大部分社会需求，影响了盛氏原刻本的刷印数量，这应是盛氏原刻本流传至今极其鲜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它的出现，也进一步增大了《靖逆记》在社会上的传播速度和扩散范围，而对于此书的社会需求，则会随着信息的广泛传播而进一步增多，这样又会促使新的翻刻本出现，于是，像《靖逆记》丙本这样的翻刻本，便又应时而生。”更犀利的是，辛德勇还指出一个文化传播方面饶有趣味的问题，“即发生于北京城的重大社会关注焦点事件，通过东南的作者记录后，复以东南地区为核心，向各地传播扩散。”（《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153-160页。）时下媒介-文化史勃兴，西人已有《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启蒙运动的生意》，日人也有《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我国年轻学者若抓住辛老这一线索好好挖掘，想必能成就几篇博士论文。
6， 辛说：“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陈全之《蓬窗日录》、章潢《图书编》、王士性《广志绎》、谢肇淛《五杂组》等一大批片具有鲜明区域地理特征的著述。这些著述反映了明末区域交流的密切和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地理学的要求，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7，“文人书话”可以黄裳为代表。比如，在《<秋柳>》一文中，黄裳先是全录王士祯的这首诗，再谈到各家和诗，有人认为此诗是“悼明亡之作”，也有人反对此说，黄裳并不急着亮出自己观点，他像老鹰一样围绕着母鸡护翼下的小鸡旋来旋去，突然来个俯冲---“《秋柳》诗在当时传颂南北，对原诗的作意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数十年来读者自有默契。这样过了一百三十年，终于有人战出来向皇帝告发了。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光绪丙子七月初六日记……”最后便是一段议论：“奴才是善于吹毛求疵的，他们往往比主子更酷刻，只要嗅到一点气味，就会狂吠不已的。这是古今一例概莫能外的事实。这位某大宗伯可谓读书得间，竟翻起百多年前的旧案来，如果此议招可，不但王渔洋会得到如屈翁山毁墓暴尸的下场，当时纷纷和诗的人也将无一幸免。但有人出来说话，竟自不了了之，不能不说是这位王文简公的大运气。秋柳诗的主题也因此大白于天下，这在渔洋生前是绝对料想不到的”。（《绛云书卷美人图——关于柳如是》，182-188页）这煞尾借古讽今，让人回味无穷。
8，学者书话可以郑振铎为代表。对于明代万历休宁人汪懋孝的《梅史》，郑老写道：“今人翻刻古画，于精致的界画，飘拂的衣袂，纤细的蜂蝶，乃至博古、人物，均能不失原作的精神，但于翻刻老干嫩枝时，则笔力大弱，仅具形似，少有生气，完全抹煞了‘疏影横斜’的风度。黄时卿刻《梅史》，则刀法极有力，也能表现出画家的本意来。这里面一定有些道理，应该加以深刻的研讨”。（《漫步书林》，97-98页）他所提出要研究的就是徽派版画为何独有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确是“识断非凡”。
原文删节版发表于4月2日《南都阅读周刊》
《那些书和那些人》读后感(七)：讀“已見書”的學問
辛先生學貫四部、 閱歷宏富 ，以歷史地理與目錄版本之學享譽海內，兩者皆碩果累累，有目共睹。
治史地之學，讀書外，亦需行路，古文獻學實亦非純粹“書齋里的學問”，欲寓目經手海量旧籍善本，亦非與各式各樣的藏書機構和書賈打交道不可。
是書大略可分為兩部份，以辛氏回憶父親與自己幼年讀書、買書經歷開首，第一部份所集文章，多屬懷人。所提及之人，如黃永年、索介然、劉浦江、楊向奎、梁永進、韋力、將無同等，無論是同為學富五車之學者、師長，或是生意來往之商賈、書友，實皆與書有關。
往日情狀，悲喜心酸，筆下真情流露，令人動容處實多，更可從中略窺北京學界與藏書界二十年來之風氣變遷。其中故作調皮處，比如《同老名號考》一文，與胡寶國先生鬥嘴戲虐、捧腹之餘，更以一個簡單名號為引，论及唐宋代文化史的嬗變，教人欽佩。
第二部份則以歐陽修（脩）及《新五代史》（《五代史記》）人名書名錯訛的一組六篇小文為主幹，以其古文獻學學養為基，在前人已有疑惑處更進一步，坐實了歐陽修與《新五代史》的命名錯誤。嬉笑怒駡，更不為前賢與學界同仁之低級錯誤作諱，自有一番風骨。
尤其是辛先生講到， 對古書書名的合理處理辦法，應該是封面印俗名，因為封面是后產生的，不是書原來的一部份，而每一卷的提名，則統統要改回原名。這和保持書的原貌是並行不悖的。作為一個古典文獻專業的學生，這段話簡直讓我有醍醐灌頂之感，很多長久以來的困惑登時消解。
當今學者治學，常常以讀人所未見書自炫，并靠人人都沒有寓目的史料發明點新東西出來，若沒有這種“人所未見書”，則幾乎寸步難行。而一等一的學問，或許是可以從“人人都讀過的常見書中讀出人人皆不曾發現的問題”，余嘉錫自名齋號“讀已見書齋”，正是此意。然而在常見書書發現問題實則極難，可並不是人人都可做到的，辛氏紙書俱在，其成就或又可為“讀已見書”之真義添一註腳矣。
《那些书和那些人》读后感(八)：跋《那些书和那些人》
辛德勇教授著述之丰，为学林共知；又写作之速，堪称一日千里。数月前余曾读其《制造汉武帝》一书，叹服于其考证之严丝弥缝，行文之一笔不苟，洵可为学林楷模。尝片脔可知一鼎之味，小书尚且如此，则其余著作可知也。此辛德勇教授《那些书和那些人》特制毛边本，丙申岁末传古楼主人与浙江大学出版社所赠阅。余自济南归家，旋有沪上之行，此书亦在行囊中，至丁酉元日，始读一过。今复归济南，方得闲作此跋耳。 辛教授负笈长安之时，曾问学于史筱苏、黄永年二先生。永年先生，版本目录学大家，辛教授可谓深得真传而称出蓝亦不愧者。永年先生之心太平盦藏书宏富，世所共知。辛教授受其沾溉，辨章学术、考述流略之外又雅嗜藏书，则不足为怪也。余曾睹其未亥斋之摄影，插架琳琅，丹黄满目，主人风流，可以想见，信永年先生“应喜双栖未亥楼，楼头万本足千秋”题诗之不诬也。 夫人之有癖者，往往多情，此古今之通例乎？读是书，更知此中滋味。是书非学术著作，乃遣怀寄情之随笔耳，故余独拈一“情”字以示余读此书之况味。此书正合于真切深情之道，忆及亲人师友，字里行间自有款款深情之处，令人感怅不已；清高自爱之意，亦时见于笔端，此则学人不同于“职业作家”之处也，亦其精神中最可宝者。又有辨析欧阳文忠公及《五代史记》本名之文数篇，其较真劲儿真可谓书生傻气，而自有天真可爱之处，此中滋味，不足与外人道也。昔陶庵雪后游西湖，于湖心逢金陵客子，舟子辄叹“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方之今日，尚有与书生辈同痴者乎？ 传古楼主人以是书相赠，并嘱为文略论之。如此厚谊，余感怀不已。然余也驽钝，无甚高论，乃略书絮语如此，时丁酉二月，春雪初霁，固堂于济南对山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