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亦江湖读后感10篇
《文坛亦江湖》是一本由汪兆骞著作，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3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坛亦江湖》读后感(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或恋人，请一定要珍惜！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知己难得，贵在交心。交心之所以难，是因为人心是复杂的，也是多变的。能遇到志同道合、心有灵犀、有情有义的朋友或恋人，绝对是一生的财富，这种财富不是金钱或物质可以衡量的，它带给我们的是长久的心灵与精神上的愉悦。
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或恋人，请一定要珍惜！
现在，我们看看民国以来那些大知识分子之间的动人情谊。（以下均摘自汪兆骞老先生的《民国清流1》和《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两本书）
胡适无私援助林语堂
《语丝》《现代评论》聚集了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彼此又有所交叉），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两条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但他们个人之间，并无什么利害冲突，有的甚至是好朋友。比如胡适与林语堂，他们之间是君子之交。林语堂在清华学校教书期间，得到享受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四十美元奖学金无法支撑他与妻子廖翠凤在美的生活。胡适爱才心切，与林语堂达成一君子协定，若林语堂留美回国到北京大学执教，北大每月资助其四十美元。
林语堂在美留学时，妻子再次住医院做手术，无法支付高额费用，便打电报向胡适求助。胡适马上以北大名义给林语堂汇去两千元，以解燃眉之急。
1923年9月，林语堂学成回国，立刻到北大见胡适。因胡适在杭州养病，他找到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深表谢意，说若不是北大每月资助，学业难成，若不是北大雪中送炭，妻子病危矣。蒋梦麟乍听，感到莫名，经追问，方知有胡适给他寄钱之事。蒋梦麟如实相告，钱都是胡适个人出的，北大未掏一分。待胡适由杭州返校，林语堂忙去向胡适致谢，将钱奉还，按原来的约定，愉快地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执教。林语堂后来说，“这件事已深藏在我和我太太心中四十多年”，“我们永远记得胡先生对朋友的这份无声援助”。
胡适逝世后，林语堂在《我最难忘的人——胡适博士》中，将此事公之于世，并强调说，胡适从来未提起过自己掏腰包资助他的事。林语堂感慨地说：“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摘自《民国清流1》）
老舍与吴祖光的动人友谊
吴祖光少年得志，却特别谦虚，且常有仗义之举，故在文坛艺苑交友甚众。他与老舍交谊很深。
老舍夫人胡絜青曾对吴祖光说过，老舍创作并出版于1936年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因多次迁徙，不慎失落，其世存量极少，再难觅到，十分惋惜。
后来吴祖光下放到北大荒劳改，一次偶然机会，吴祖光竟在一位业余作者手里，得到人间书屋出版于1936年的《牛天赐传》，大喜过望。连夜拜读，随之翌日寻机去嫩江县城，找到世交，托他无论如何将书妥善转交老舍。老舍见书，甚是高兴。
老舍十分欣赏吴祖光的才气人品，格外珍惜与吴祖光的友谊。一次，吴祖光的公子吴欢给我讲了两件事，从中可见二人友谊之真之深。
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后，为生计卖掉一幅名画。一次老舍到荣宝斋，一眼就认出挂在墙上待售的那幅画，他曾在吴祖光家见过，吴祖光对此画情有独钟。于是老舍购回，送给了吴祖光。
另一次二人在灯市口相遇，其时，政治阴霾笼罩，为不连累友人，吴祖光赶紧躲开，不料被老舍一把拉住，硬拖到丹柿小院，备酒菜热情招待已弄得灰头土脸的吴祖光。
“文革”间，老舍自沉太平湖，以示抗议革文化之命、革知识分子之命的所谓革命，吴祖光痛失诤友，仰天长啸。（摘自《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第二天一早，梁漱溟从西郊赶到李大钊家，看望一病不起的赵纫兰，留下十元大洋，又赶到长椿寺。见棺材如此单薄，即打电话给章士钊夫人吴若男，如实相告。因李大钊曾任章家儿女的家庭教师，素与章士钊交好。现存李大钊墨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条幅，就是李大钊于1924年应吴若男之请，手书给她的。此联，李大钊把明朝忠臣杨继盛的名句改了一个字。据悉，李大钊此墨宝，已由章士钊后人献出，现陈列于革命博物馆。此联最早见于1924年《晨钟报》第六期上。
吴若男等友人陆续到后，章士钊出资一百四十大洋，购一极好柏木棺。1933年4月李大钊入葬。直至五十年后，李大钊陵园建成，移灵时发现其棺木竟完好如初。
梁漱溟乃一有学问又有操守的耿介文人。在血雨腥风、人们噤若寒蝉之际，他却义气凛然地义葬李大钊，让人感念万端。章士钊多变，却不忘故人，出手资助，也令人感佩。
……周作人的日记，有关于李大钊就义的记载：“四月六日，植树节，骆群同人至海甸旅行，在士远处午餐，下午回程。次日知守常被逮，四月二十六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
当时，周作人要为牺牲的老友做点儿什么，可行的是保护守常的遗孤。他先把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接到自家住下，然后又设法将其送到日本留学。当李葆华后来成为共和国部长的时候，周作人早已沦为汉奸，苟活于北京，那是后话。
……1930年《胡适文存》出版，胡适在扉页“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的献辞中，李大钊列为首位，后胡适参加刘半农的葬礼时，记着留下“守常惨死”的挽联。李大钊死后，其遗孀赵纫兰的抚恤事宜，皆由胡适一手操办，直到1932年，胡适还为李大钊家属争得增加和延长抚恤金的权益。
……1934年1月2日，胡适冒着弥天大雪，到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不久夫人也悲痛辞世，合葬。胡适见墓前俱无碑碣，悲痛欲绝，后请蒋梦麟补立一碑。（摘自《民国清流１》）
吴祖光与吕恩由夫妻变为终身好友
一个人对爱情、婚姻、家庭的态度，往往折射出他的人格和灵魂。
吴祖光一生爱过两个女人，前后都结成了眷属。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美满恩爱婚姻，为世人所知、所称道。但他与前妻、著名的话剧演员吕恩的一段情缘，同样令人感动。
1937年在南京，吴祖光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秘书，兼做国语、中国戏剧史讲师。次年，因他创作的话剧《凤凰城》上演，崭露头角。
一次吴祖光请客，其中拉上十七岁的女学生吕恩。吕恩问他为什么请她，二十一岁的吴祖光坦言相告：“喜欢你呀！”吕恩当时并未在意，只是从此来往渐多而已。直到1943年吴祖光的另一台话剧《牛郎织女》在成都演出，吴祖光与吕恩赴成都，彼此才走得更近。
日久，吴祖光与吕恩情感加深，彼此便生活在一起。直到1944年，吕恩回常熟老家探亲，甫一住下，她的一位已与别人定亲的表兄，突然对她表示爱慕。母亲提醒吕恩，外面已有传闻，万不能与表兄走得太近，不然会出人命。正巧，吴祖光来常熟，拜访吕恩母亲。见吴祖光一表人才，谈吐斯文，又知他的文名鹊起，就对女儿说：“吴先生更适合你。”原本吕恩就未将芳心投与表兄，于是接受母亲的劝告，二人即到上海举行婚礼。婚礼由冯亦代、丁聪操办，夏衍与叶圣陶做证婚人。出席婚礼的多是文艺界名人，自然风风光光。
结婚后，两人的感情一直不错，只是两人的性格差异较大，吴祖光性格温顺委婉，而吕恩有男人的爽直。吴祖光好静，吕恩喜欢热闹，讲究情调，特别喜欢到外面跳舞，在舞庭上吕恩与赵丹、唐纳等明星伴着乐曲翩翩起舞时，吴祖光做个看客，颇无兴致。吴祖光带吕恩去听京剧，在西皮流水的曲调中，吕恩却常常沉沉入睡。生活习惯也有差异，吴祖光乃北方人，好吃面食，吕恩更喜米饭或西餐。吕恩晚上要粉墨登场演戏，回家很晚，早晨爱睡懒觉，常与吴祖光不得见面，有事只好互留纸条。随着吴祖光的文名誉满孤岛，人们尊称吕恩为吴太太，这让爱惜自己名誉且清高气傲的吕恩，十分不适应。
婚姻维持到1949年在香港拍《虾球传》时，从未有争吵的夫妻协商后分手。后来吕恩回忆往事时，总是赞许吴祖光有才华、待人真诚、重情义、交友广，虽不宜做夫妻，却可终生为朋友。文人间，特别是异性之间，友谊常常比爱情久远。吴祖光与吕恩走到一起，有文人相重的成分，彼此仰慕对方的人品、文品、艺品，即便缘分已尽，那份因文化而凝成的友谊和彼此的敬重，却可永存。
1949年，吴祖光回到北京，收入微薄，难以为继，吕恩抵押了他们的房产，将所得全部给了吴祖光。
为了支持吴祖光拍戏采景，她还买了德国原装相机送给他，据说相机贵抵一辆汽车。
吴祖光与新凤霞喜结连理，吕恩送了厚礼和祝福。
婚姻不存在了，吕恩与吴家情分不断，关系一直很好。
吕恩找到归宿，与胡蝶的堂弟结婚后，幸福美满。吴祖光很高兴。直到吴祖光因失爱妻而患语言障碍时，吕恩还在一次友人的聚会上，拉着吴祖光的手照了张相。为他们的友谊作证。（摘自《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吴祖光与新凤霞的旷世奇缘
吴祖光与新凤霞的姻缘，乃旷世奇缘。
1951年5月，北京正是春花烂漫的季节。吴祖光应《新观察》杂志之邀，让他写篇关于当时评剧界走红的新凤霞的专访。一个风华正茂的名剧作家，一位红透北京的一代名伶，在前门的泰丰楼相聚了。此次谋面，才子佳人在相互的交流中，撞击出爱情的火花。不久，倾城倾国的评剧皇后与才华横溢的剧坛奇才，在众多知名人士的热心撮合下，爱情之花结出婚姻硕果。
结婚后，二人一起编演《花为媒》，赋予此评剧更多的温情。新凤霞曾借《刘巧儿》的台词，充满深情地说：“与其称我嫁给了男人，还不如说是嫁给戏曲。”从此，一个写剧本，一个演戏，被人比作戏剧夫妻，比翼双飞。
艺术的残缺，是一种美，而执子之手共赴苦难的夫妻，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崇高的人性。吴祖光受“二流堂”的牵连，再加上他的“戏说”天性，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从此开始了他们的蹉跎岁月。新凤霞单位领导找她谈话，要求她与“右派”丈夫离婚。新凤霞断然顶回领导的“要求”，字字如钉地说：“你们知道我就是刘巧儿，我嫁给了艺术，与吴祖光没有什么界线可划。王宝钏等了薛平贵十八载，我新凤霞要等吴祖光二十八年！”一个柔弱的女子，在政治高压下，为了真理和爱情临危而不惧，真是让人唏嘘动容。这样的凛然之气，这样的押上身家性命为命运抗争，其代价是也被打成“右派”。在那个文化专制主义的黑云笼罩的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时候，一个小女子却敢于发出这样铿锵的声音，表现出这样的良知和血性，更让我们无语。
苦难总有尽头，而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恩爱之情，是无涯无际的。夫妻二人，丈夫在外地劳改，妻子在北京地下数十米挖防空洞。突然有一天，新凤霞积劳成疾，不幸偏瘫。雪上加霜并未击垮这对患难夫妻，吴祖光精心护理偏瘫的妻子，并细心教妻子写字、绘画、写文章。新凤霞竟然有专著出版，且成了中国作协的会员。这是爱情创造的奇迹。这是两个文艺家人格浇灌的花朵。何谓“才子佳人”？吴祖光与新凤霞称得上是艺坛才子佳人的典范。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作协在京西宾馆开作代会，我与吴祖光又相遇。他和新凤霞在台上的发言，一改他们的平和，而是以愤然陈辞，痛批文化专制主义对文学艺术及作家、艺术家的惨无人道的迫害，那真是声声泪，字字血，聆听者莫不流泪。那时，吴祖光已不再用春秋笔法“戏说”了，而是将心中块垒如江河般倾泻出来，赢得长久的掌声。
就在那年，吴祖光根据评剧艺人的生活创作了《闯江湖》。该剧写的是老评剧班子三家人在新旧两个时代里的悲欢离合，表现了吴祖光的大爱。曹禺等人看后，夜访吴宅予以高度评价。曹禺说，看剧本时，几次因落泪而中断了阅读。《闯江湖》被誉为吴祖光剧作的又一高峰。殊不知，《闯江湖》的大量生活是新凤霞经历过的，或可说这是夫妻共同创作的成果。
其实，《闯江湖》早在1964年吴祖光就开始搜集素材，酝酿写作，提纲已经写好，“文革”将另一部《吹皱一池春水》连同《闯江湖》全部素材和剧本提纲洗劫一空。吴祖光却宠辱不惊，静观待变，他知道鬼蜮不能永久横行，真理终将战胜荒谬，但无端浪费的十多年，让他心痛。《闯江湖》成功，他以小诗书怀：
曾经万斗挂白樽，冷暖酸辛只自知。
春蚓秋虫何日了？能甘寂寞是男儿。
人们或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来形容吴祖光、新凤霞遭受了苦难，却以经典剧作而完美收尾，他们的人生是“大团圆”的喜剧。差矣，如若他们不被无端地剥夺正常生活的权利，这对“金童玉女”，将可创造怎样的辉煌艺术？杜牧在《怀紫阁山》中歌曰：“万年不肯疏荣辱，双鬓终应老是非。”在大悲苦大灾难中渐渐老去，对艺术家吴祖光和新凤霞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摘自《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废名冒风险为恩师周作人雪中送炭
1922年，二十刚过的废名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后入英文系就读。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虽然通信多年，但他与周作人初次见面，却在1923年9月。那时的废名，因文章在北大校园小有名气。周作人见到他时，读过他不少作品，尽管其文略带艰涩，但还是器重喜爱这位“面貌奇古”的学生。
1925年，废名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曰《竹林的故事》。周作人欣然破例为这位文学青年作序。自此，大凡废名出书，皆由周作人作序，为周作人和文坛绝无仅有……
废名一生都尊敬周作人。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附逆，被关进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
废名作为周作人的弟子之一，他当时也是同情周作人的，在他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坚持“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废名解释说：“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许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
废名为周作人的辩护自然掺杂了太多的师生感情色彩，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投靠侵略者，永远是民族的罪人，只能像秦桧那样，被人唾骂千古。但其敬师之情，其心其情亦可感人。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回到北京的周作人，在儿子周丰一的陪同下，重返八道湾。“苦雨斋”再无过去接待梁实秋那样的堂皇，清苦的日子使“苦雨斋”寂寥和清贫。
一直关心恩师周作人的废名，见周作人出狱后生活困顿，在别人避之唯恐不及，都怕惹祸上身的政治背景下，为老师热心奔走，并在北大为老师募捐。得知寒冬里“苦雨斋”寒冷难耐，废名想办法，为老师弄到一车煤炭，送到“苦雨斋”。为此，北大召开批判会，批判废名立场站到敌人一边。（摘自《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文坛亦江湖》读后感(二)：相重的人影，相轻的背影
毕亮 / 文
既然文坛是个江湖，必然有是非，派别林立。古人就曾说文人相轻。在文坛的江湖自然也是，但除了相轻外，更有文人间的相重，比如鲁迅与郁达夫、胡适与陈独秀、朱自清与叶圣陶……
汪兆骞先生的这本《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就是一本谈20世纪中国文人相重和相轻的书。作者通过一对对或相轻或相重人物之间的叙述，揭示了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和深刻性。
本书开篇即从鲁迅与胡适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写起，再到“都是在同时代乃至后代人的误解与曲解中走完了一生”的“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陈独秀和胡适，性格各异，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诤友、畏友。而在作者眼中，胡适和李大钊更是中国文人志同道合的友谊的典范，然而他们的友谊的坚实基础却是“胡适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意外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这是许多人未曾想到的。
书中精彩处，实在不少，《小脚与西服——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姑且试试也可以”——冯雪峰与鲁迅》、《“刑天”遭遇“棍子”——胡风与周扬》、《“武将军”惜败“文化沙皇”——丁玲与周扬》等，包括《“正直的人”，“毒辣的鬼”——冯雪峰与周扬》、《也是“一块砖头”——丁玲与沈从文》，看题目即知，看所写的一对相轻或相重的大师或伪大师，真是精彩。
本书每篇正文前，都有汪先生自写的有关所写人物的小传，同样值得留意，比如周作人等人的小传也可看出作者的态度。他写废名，第一句就是：“是中国现代作家里名气极大的一位，也是读者很少，最寂寞的一位”，是很妥当的。汪先生写的这些小传，担得起他在写钱锺书时说的那句“特别是诗人小传和注解评论，写得精彩绝伦，引人入胜”。
汪兆骞先生的这本书，有观点，有识见，在众多史料中捡拾写出了江湖上的纷纷扰扰，汪先生做的就是在纷扰中彰显人性的光辉和卑微。书中写到的渐行渐远的背影，通过汪先生之笔让我们意识到那一代人离我们真不远，是我们人为地制造了距离和缝隙，用坚硬的石头垒砌了一道墙。
——《江南晚报》
《文坛亦江湖》读后感(三)：从领袖到穷困落魄，他却真正视人格重于黄金，视金钱如粪土
摘自《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获选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2015年度推荐好书。
1925年11月29日，因群众抗议段祺瑞政府，迁怒为段说话的《晨报》，而放火将《晨报》馆焚为灰烬。胡适与陈独秀都在上海。对此事的发生，两个人产生针锋相对的分歧。陈独秀声明“该烧”，又将胡适一军：“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沉默了许久，以长信作答。“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是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陈独秀当然不会忘记，1919年他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他的人中，就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
陈独秀当然有容异己的胸襟，这便是他与严格恪守自由主义者信念的胡适一直作为朋友的原因之一。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闻讯，立即设法营救，请蔡元培等人出面，多方努力未果。当月30日，胡适在北大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冒着风险重申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所作的重大贡献。
1934年1月2日，胡适冒弥天大雪到京郊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葬后不久夫人赵氏也病殁，合葬，俱无碑碣。胡适拟请蒋梦麟补立一碑。之后于2月10日，乘火车到南京，再去狱中看望陈独秀。陈独秀在狱中想要写自传，正设法联系疏通出版。胡适劝他：“放手写去，不必先求早出版。若此时即为出版计，写的必不得不委曲求全，反失真相。不如不作出版计，放手写去，为后人留一真迹。”陈独秀“颇以为然”（胡适《日记》）。
从此，陈、胡二人天各一方，命运把他们推向各自的人生轨迹，沉沦或流浪。陈独秀似乎凋零得过于寂寞，胡适似乎显赫得高处不胜寒。
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余英时访谈录》，这样评价陈独秀：“陈独秀在文字学和旧诗方面就很有造诣，他为人也光明磊落”，“他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到四川去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很动人，叫‘贯休入蜀惟余钵，老去无依生事微’。他吃饭都发生困难，但决不接受蒋介石的一个钱”。
1937年8月，陈独秀南京获释后，在上海小住，遂几经辗转至重庆。他借住的房子是两间厢房，内为卧室，外为书房。房子简陋，上无天花板，下为湿泥地，夏日漏雨，冬季透风，卧室仅有木床蚊帐和小几，书房一台书桌，几条长凳，两个装满书籍的木箱。
靠偶尔几笔微薄的稿费，难以果腹，主要依赖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贫困的陈独秀并非接受所有的施舍，素无交往者，不收；国民党的要员、共产党的叛徒所赐也一概坚拒。
如曾是他的学生，后成国民党中央研究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的傅斯年和罗家伦，持重金到陈独秀住处，孝敬师长，被陈独秀拒绝，并加以讥讽：“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接济。”弟子弄得面红耳赤，悻悻而去。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统”局长朱家骅，许以高官厚禄，拉拢陈独秀，被严词拒绝。为表示敬意，又赠陈独秀五千大洋支票一张，仍被陈断然不受。
共产党叛徒任卓宣曾给他汇去二百元，陈独秀原封退回。
即便是不当得之金，他也不纳。
他曾编《小学识字课本》，拟由教育部出版，且已预支稿费一万元，但因书名问题，与陈立夫发生分歧，书未出版。按规定，稿费应由编者所得，但陈独秀却以无功不受禄为由，一直未动分文。
在金钱高于一切的旧时代，一个穷困落魄者却视人格尊严重于黄金，视金钱如粪土，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支撑，真是难以想象的。
……
陈独秀、胡适因《新青年》而聚首，时代成就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时事造就了他们成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的英雄主角。随着《新青年》的思想分裂，又促成他们在新的历史空间，各展宏图大业，为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史的演化，重写新的篇章。他们的复杂关系，成了深奥的人生之谜，历史之谜，非语言能道断，非常人所能尽道。
《文坛亦江湖》读后感(四)：大师间的小插曲
迷信自由的人扬言要打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却不知“自由”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中的词语。我们毫不怀疑自由是好的，科学是对的，就是政治教育的结果。
政治教育无所不在。我们学过鲁迅的很多篇文章，却很少读过梁实秋和周作人的散文，而这两位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语文课也是政治教育，谁也逃不开。
多数人毕业就把学的东西忘了，但教育深入血液，我们的思想已塑造成型。另一些人在阅读中重拾历史记忆，看到了历史的更多侧面。
《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是本有趣的书。作者用翔实的史料，分析大师间的恩爱情仇，展现了他们丰富的人格与性情。
比起大师们伟大的事业，他们之间的小插曲虽微不足道，却令人难以忘怀。下面记录几条：
一、 鲁迅和胡适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翻译出版了一本《域外小说集》，只卖出二十本。胡适读后却大为赞赏，称之为古文学末期的最高作品。
胡适和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一炮打响。鲁迅不仅撰稿，还偶尔提出建议，如建议胡适不要与人辩论见鬼、求仙、打脸这类毫无常识的事，胡适欣然接受。
1924年，鲁迅给胡适写信说，有人五十元卖一部古本《水浒传》，版很清楚，有些破，得重装，他不要，问胡适要不。胡适买下了，并感谢鲁迅。之后有人说，这书是别人在黑市上两元买的，胡适买冤了。胡适却说，不，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古本《水浒》，其他小说的古本就都会跑来了。
二、 鲁迅和周作人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的真相，谁也不知道，《鲁迅日记》里都没写。周作人后来说，当天日记有十来个字是矛盾内容，但被自己剪掉了。三弟周建人说两位哥哥冲突是为家中琐事。
鲁迅母亲说，鲁迅和周作人小的时候，有一位高僧龙师父，给鲁迅取法名为长庚，周作人叫启明。两颗星星，一早一晚，永不相见。周老太将兄弟失和认作宿命。
据周建人回忆，周作人在文革期间悲惨而孤寂地死去，临终前开始读鲁迅的杂文。而鲁迅在病危之际，也捧读着周作人的著作。周老太不懂天文，其实长庚星和启明星是同一颗星，即金星。
三、 梁实秋与闻一多
梁实秋是书生，闻一多是战士。他俩的友情，只说一件事。
闻一多与女诗人方令孺恋爱，相互创作诗歌，委婉地表达情愫。但双方迫于家庭、身份及世俗舆论等压力，诗中表达的更多是内心的纠结。二人的爱情火花刚绽放就匆匆凋零了。
闻一多为何放弃这段爱情不得而知。但他在梁实秋的建议下，将家眷接到了青岛大学。方令孺匆匆离开，告别了青岛大学，也告别了闻一多。
梁实秋深表惋惜：“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
四、 徐志摩和他的女神们
他们的故事不多说。说句书外的。徐志摩只是小角色。
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家境、学识、为人，都远胜过徐志摩。追求过林徽因的金岳霖，是中国第一位逻辑学大师。
另外，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也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证婚人。据说在婚礼上，梁启超还劈头盖脸喷了他俩一顿，让他俩好好过日子。
书中有段文字值得摘录：
“三个与徐志摩生命有关的女人，都是离开徐志摩后，方活得像个女人。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后，学有所成，事业发达；林徽因最后拒绝了徐志摩的热恋，成为著名作家和研究古建筑的学者；陆小曼自徐志摩遇难后，由自甘堕落，到自省自立，文学、绘画都有成就。”
五、 鲁迅和冯雪峰
冯雪峰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没经费，只能卖稿为生。鲁迅常以预借稿费的名义帮助他。
鲁迅翻译《艺术论》，让冯雪峰校对，然后给他校稿费。冯雪峰当面推托不得，第二天写信还给鲁迅，但鲁迅坚持付费，再次将钱给了冯雪峰。
上海党工作遭到破坏时，鲁迅冒着极大风险，邀请冯雪峰到家里过除夕。后来，冯雪峰奉命到江西瑞金，将妻儿安置在鲁迅家。鲁迅夫妇将冯家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吃穿不愁，还常带他们看电影。
六、 梁实秋和鲁迅
鲁迅有句名言：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喝咖啡的人，说的就是梁实秋。
鲁迅还经常在杂文里说不喜欢吃黄油面包。吃黄油面包的人，指的就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梁实秋。鲁迅杂文中还经常说，自己不像有的人那样阔，买得起线装书。买线装书的人，也是梁实秋。
梁实秋也不客气，说鲁迅是拿卢布的。卢布是俄国货币。说鲁迅拿卢布，就是说他在为共产党做事，还拿酬劳。当时是国民党天下，拿卢布会掉脑袋的。
他俩对喷一辈子。但有趣的是，在台湾，周家后人常去梁实秋家吃饭，一同照相留念，关系亲如一家。
七、 沈从文与丁玲
沈从文与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相识，后又辗转上海。在上海，丁玲与胡也频加入左翼，并相恋。沈从文是自由作家，无任何派别。但三人友谊依旧。胡也频及其他四位左联作家被杀时，还穿着沈从文借他的袍子。
胡也频死后，丁玲处境非常危险，要将不满百天的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沈从文自告奋勇，陪丁玲赴湖南常德，又陪她回上海，还因此错过了武汉大学开学，再次失业。1933年，丁玲加入共产党。后来在上海入狱，囚禁一千多天。沈从文多方营救无果。
沈从文非常怀念这两位朋友，写了《记丁玲》、《记胡也频》。写他俩相爱、同居、吵架，写丁玲到郊外“痴坐痛哭”，最后，在沈从文的调和下，恋人和解，三人笑着进饭馆、看电影。
沈从文的回忆文章，丁玲读后却不买账。
丁玲再次现身时已是著名革命作家，顶着斯大林文学奖得主的光环。沈从文去丁玲家拜访，却遭到冷漠对待。二人的政治观和世界观严重分歧，友谊已走到末路。
1949年，他俩共同的友人姚青苗拜访丁玲，丁玲问沈从文的情况：“那个沈从文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冷漠的态度让姚青苗心里像被抛了砖头。
丁玲一直身陷政治斗争。1957年，丁玲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到北大荒劳改。那时的沈从文钻研文物、美术、历史服饰，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八、 钱鐘书和杨绛
他们始终不提鲁迅，但据说钱钟书小说《灵感》是在讽刺鲁迅，而杨绛间接引用过鲁迅。
鲁迅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恨之入骨，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将她视作镇压学生的军阀鹰犬，骂她为“上海洋场上的恶虔婆”。
杨荫榆恰恰是杨绛的三姑母，而鲁迅将她小说化了。
据杨绛回忆，杨荫榆不止一次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们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当时，邻里常受到日本兵的蹂躏，姑娘们害怕，就躲到杨荫榆家，导致她被杀。
杨绛回忆：
“……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他们出去。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了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没提鲁迅，但有如下文字：“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鲁迅有一篇著名的杂文叫《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中说，要痛打落水狗。
书中还讲了其他大师间的故事：胡适与陈独秀，胡适与李大钊，胡适与刘文典，废名与周作人，朱自清与叶圣陶，林语堂与鲁迅、胡适、赛珍珠，张爱玲与苏青，郭沫若与沈从文，汪曾祺与沈从文、老舍，等等。
《文坛亦江湖》读后感(五)：相轻何如，相重又何如
在谈到文人或文人的圈子时，“文人相轻”这个词语估计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尤其是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里更甚。当然，既然有了“相轻”，也就自然会有“相重”，只是“文人相轻”者远远要多得多，而其中自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做人的底线和原则问题，更有政治裹挟的曲解、无奈，或者还有很多人性的恶在发生着本能的作用。对于现代中国文人们来说，他们和他们之间又何尝是“相轻”与“相重”能简单概括的呢，而这所有的都无法脱离那个时代来简单的评说，时事不只造英雄同样也造就恩怨和是非、误会和嫌隙。不过，他们就是他们，虽然早已不在江湖，但江湖却总是还有他们的传说且从来都没有停止的意思，因为他们总归还是不同的，他们曾经都多多少少影响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和走向，不管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或者是中间的。
如果说社会是个大江湖，而生活在其间的文人的圈子就是个小江湖，在江湖里就会有江湖里的故事，尤其是在现代的文坛江湖里更是故事多、是非多。汪兆骞先生的《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就是一本罗列“江湖故事”的书，而这其中包括了现代的多个有名的人物，他们是：胡适、鲁迅、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废名、闻一多、梁实秋、徐懋庸、朱自清、叶圣陶、林语堂、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张幼仪、张爱玲、苏青、冯雪峰、周扬、丁玲、胡风、郭沫若、沈从文、钱钟书、杨绛、俞平伯、何其芳、吴祖光、新凤霞、汪曾祺、老舍……其实，但凡读过一点书或者了解一点现代文学的人，对于书中提到的这些人都是耳熟能详的，而对他们其中之人的恩怨是非大都听说过一些的，至于其中的真相、背景究竟如何总是很难用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当然也不是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黑白分明去严格划分的。于此，对于他们和他们，不管是相重的还是相轻的，或者是若重若轻的，我倒是觉得并没有必要去划分的，因为这些大师们首先是人，既然是人就有其复杂多样、鲜活立体的一面，如若都是非黑即白的铁板一块，那样是不是人生也太无趣了点，而我们今天也更不会有兴致去研究他们的掌故和八卦了。
在这些大师们中，其中恩怨人尽皆知的莫过于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了，其中争论孰是孰非的人群、范围、时间都是非同一般的。对于周氏兄弟俩的失和，周老太相信了高僧的说法——“东有长庚，西有启明”，意为命中注定而永不相见，而事实是否宿命难以言说，但失和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暂且不说周氏兄弟二人的文学成就如何，也不说道听途说的“偷窥说”或者“封建家长说”，只说作为同一个家庭成长的兄弟性格的迥异，以及各自有相似却有差别甚多的境遇，实在是觉得二人的失和并不甚奇怪，如果从作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和其各自不同的处境看，即使兄弟却又有诸多不同其实是一件正常的事，就有如现在家庭里的人一样，只是因为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不一般的地位而人为导致了诸多的争论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周氏兄弟失和了，但其更多的还是思想和政治上的偏颇而已，作为兄弟本身的情感是一直都在的，不管是鲁迅先生对于周作人在经济上的援助，还是周作人对鲁迅研究的帮助，其二人总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过多的政治站队式的评价和判断总是不确切也并不真实的，因为家庭关系中的个中微妙又岂是身处其中之外的人能一言道明的，而是人都有其矛盾的两面性罢了。
至于鲁迅和胡适之间，更多的似乎是政治上的故意的神仙化和妖魔化，而他们本身却是并无那么多事的。鲁迅和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们都有着“儒家之大义和兼济天下之襟怀，都有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适更多的是“对公平、公正、平等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种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风格”，而鲁迅更多的是“敢于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意气难平的呐喊与抗争精神”，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新与旧、中与西、精神与物质、保守与激进”等思想上的争论。其实，对鲁迅与胡适之间的争论，更多的是我们的误会和曲解，或者说这些争论是政治上的故意而为之的焦点更为准确些，因为对于文化和思想的争论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讨论和思辨的问题，但像涉及这二位的争论却最终演变成了党派之争、主义之争，想来就不得不觉得有一种被利用之嫌了。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常常喜欢对历史人物做二元对立的选择，忽略了文化人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及文化性格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而作为人如果真的仅仅只有单调的一面的话，可能最后看到的就真的只有“杜甫很忙”了，那么“人有七情六欲”这句古话可能就错了几千年了，当然这其中错的人也包括那些夫子们，如此那些传承的文化可能大多都应该被否定了才是。
对于张爱玲和苏青，这一对现代文学史上的好闺蜜也是名声响亮的，而他们都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男人——胡兰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张爱玲和胡兰成有一段短暂的婚姻，而这份感情却影响了张爱玲一生，当然之于胡兰成也肯定是有影响的，这一点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找到颇多的影子。而苏青作为张爱玲的好朋友，当年沪上杂志的主编，她和张爱玲一样倾慕于胡兰成的才华，和胡兰成也有着一段暧昧的关系，至于其中是爱才还是有情是难以分辨的，总之他们之间都是有故事的，但张、苏二人的友谊却一直在的。对于胡兰成大概是并不需要细说的了，抛去政治上的诸多论调不谈，胡的才华当是可以肯定和耀眼的，如此像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位才女何以会如此爱上他也就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而诸如 “胡兰成是个‘汉奸’，张爱玲和苏青怎么能爱他呢”的说法倒是有点奇怪的，不要说爱情没有理由且说不清道不明，就单单是谈情说爱先得政治站队也是不符合“人情”的吧，犹如“罪犯不配得到爱情”一样荒谬可笑，如此当不该混为一谈才是正常。
在文坛这个江湖里，除了历史的造化弄人和时势的变幻莫测，这些在江湖里的大师们始终在风浪里飘摇，有的是他们的主动选择，有的是被那种氛围所裹挟，但不管是选择相轻还是相重，他们都和所有社会这个江湖里的人的性格好恶一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大师们的相轻与相重无疑是被无限放大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面对相轻与相重时的那种选择之难是正常年代里难以相提并论的，这也当是导致他们之间相轻与相重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如今，那些大师们都已经不在江湖，那些是非都已经发生且成为过往，而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以此为鉴，坚守底线，坚持原则，剩下的可能真的就是“相轻何如，相重又何如”了！
2016.4.17于北京
《文坛亦江湖》读后感(六)：著名作家张抗抗、王跃文、梁晓声、何建明、张颐武、叶廷芳及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力荐《民国清流》《文坛亦江湖》
社会各界对汪兆骞民国系列丛书的好评——
著名作家王跃文：
汪兆骞老师深谙《左传》笔法，其《民国清流》依照编年剪裁民国历史，将人物置于云诡波谲的大事件大冲突中摹形刻画，以史家手眼钩沉实录，以文学笔墨传神写照，于人物书写中别嫌疑，于叙事中富褒贬，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援史明志，其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著名作家梁晓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躬身自照，可助当下文化知识分子警鉴省思，保持立言、立行、立书、立品之原则与底线。重要的是对史事、史人做的评说须力求公正客观。而本书作者做到了，值得一赞，更值得一读，有可敬的文史价值。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
汪先生最近一连出了好几本书，都是系统地梳理民国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打个比喻，民国就像一艘沉没的豪华巨轮，上面有无数宝藏值得我们挖掘。汪先生的这套民国系列就在为我们打捞这些宝藏。对我们这个年龄段及以下的人来说，读这本书（《文坛亦江湖》）都是一种补课。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
《民国清流》这部书用汪兆骞老师这样士大夫的叙述，是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本书有一种清朗感、优美感、知识感、历史感，是一部美文传记、文学传记、思想传记三合一的作品。本书不像一般的传记从头到尾只讲一个人，它讲的是一群人物，叙述角度非常具有难度和挑战性，足见汪老师的功底。中国那一代了不起的人，创造了一个时代，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做人的方式，至今仍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
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
大时代成就大人物，大人物影响大时代。中国现代的源头是怎么回事，那段时间最关键。汪先生用跟王蒙等当代大文人交往的方式跟民国大文人对话、沟通，把大历史关键时期的那些关键人物写得特别生动，特别活，现场感很强，就像在我们旁边一样。像汪先生这样对民国时代进行描述，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和20世纪中国的命运做探讨，非常有价值。
著名文化学者叶廷芳：
为什么五四前后那段时间或者说民国时期能出现各种类型的大家？这个主题汪先生讲得很好。（《文坛亦江湖》）这本书勾勒了两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一类以胡适为代表，胡适思想很先进，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别人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另一类以鲁迅为代表，不同于胡适的宽容，鲁迅嫉恶如仇，对不同观点反唇相讥。
《南方都市报》：
《民国清流1》这部书详尽地记录了“五四”这一历史进程，能帮很多有志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答疑解惑……汪兆骞先生的功德，就是真实再现了“五四”的现场。
《凤凰周刊》：
当汪兆骞老先生用明丽、晓畅的文笔，刻画这些有主意、有风骨、有本事的民国文化前辈时，清流澎湃，激荡鼓应，让人久久不能释卷……读者可以把这部书当成展示“五四”全貌的散文长卷来阅读，也可以把它当作诸位大师的集体传记，更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反思，我等应该怎样做一个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