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经典读后感10篇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是一本由[新加坡] 李玮玲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35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读后感(一)：我告诉她会尽量陪伴她，能多久就多久｜李光耀和柯玉芝的爱情故事
文｜李光耀之女 李玮玲
“他们不但是恋人，也是最好的朋友，从未计较对方在这段感情里付出多少。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文｜李光耀之女 李玮玲
前几天和编辑聊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之女李玮玲的这本回忆录《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编辑姐姐说在知乎上有个问题：
“最浪漫的爱情故事”，居然还获得了一千多个“赞”，说实话让我震惊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李光耀和柯玉芝的爱情故事。
以下整理自《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作为女儿、医生、爱国的新加坡人的心路历程》，李玮玲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部分图文引自网络新闻材料。
✎ 学霸的初识
李光耀在新加坡顶级牛校莱佛士书院就读时，“第一学期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落在一个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她是这所男校唯一的女生，校长叫她颁奖给我。”（出自《李光耀回忆录》）李玮玲形容父亲与母亲绝对不是一见钟情，而是因为“性格上合得来加上心灵相通而相爱”。
李光耀与柯玉芝年轻时的合影✎姐弟恋的先驱
1946 年，李光耀获英国女王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之前，问柯玉芝愿不愿意等他，柯玉芝反问：“你知道我大你 2 岁半吗？”李光耀不但回答知道，还说已仔细考虑清楚，自己少年老成，要的就是和自己一样成熟的伴侣。而如果得不到奖学金，柯玉芝就得等他三年。
李光耀与柯玉芝在莱佛士书院的合影次年，柯玉芝也获得了英国女王奖学金，前往剑桥深造（是的，该奖学金新加坡一年只有一个名额，分别落入这两位学霸囊中）。当年两人在英国秘密注册结婚。柯玉芝用了两年时间，考获法科双重第一荣誉学位，李光耀也获得双重荣誉第一学位，名列榜首，但却用了三年时间。
结婚的事当时无人知晓，直到 1950 年返回新加坡，才通知双方父母，并补办婚礼。
李光耀与柯玉芝婚礼照片✎经济后盾
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后，进入律师事务所，后转而从政，薪资不高，柯玉芝一生从事律师职业，成为李及李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在经济上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一直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李家迎来了三个新成员：长子李显龙、次女李玮玲、幼子李显扬。
李光耀、柯玉芝与长子李显龙合影✎风雨携手
李光耀为工人运动辩护时，刚生下大儿子还在休产假的柯玉芝不舍昼夜帮他修改声明。李光耀当选立法议会议员后，柯玉芝协助他起草了人民行动党的党章，并召集创党成员的妻子，为要参加会议的人缝制徽章。新马分家，新加坡宣布独立前夕，柯玉芝帮助李光耀草拟了法律文书，用词精准严谨，作为马来西亚联邦修正宪法的一部分，以及分离协议的附录，在联合国记录在案。每次马来西亚的马来领导人恫言要切断水供，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在宪法里做出的清楚而庄严的承诺会让新加坡人放心，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会站在他们这一边。
1965 年，李光耀与孩子们下棋✎敢对总理叫板
李玮玲回忆父母时写道：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委婉地抗议父亲要她做的一件事。“亲爱的，这是一种伙伴关系。”父亲敦促道。“但这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母亲回答道。
李光耀每回出国时都会自己洗内衣裤，因为他总是觉得五星级酒店洗衣服务的价格高得让人足以买新的内衣裤。某日，李光耀的旧跑步短裤的松紧带松脱了，当时柯玉芝视力退化，因此告诉丈夫：“如果你这是要我证明对你的爱，我会试着做。”结果李玮玲赶紧打岔，把这件活儿揽了过来。
✎角色对换
2003 年 9 月 16 日，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的生日会上，李光耀与相携 56 年的妻子柯玉芝共同吹灭了生日蜡烛。仅仅一个月后，柯玉芝在陪同李光耀访问英国时突然在伦敦中风。
这次中风后，她失去了左边的视野。这影响了她的阅读速度。她学习适应，以一把尺来帮助阅读。她每天傍晚都游泳，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风前”和“中风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
在柯玉芝病情加重时，李光耀担起了照顾她的重任，因为柯玉芝清楚表示，和医生相比，她更喜欢丈夫照顾她。
李光耀总能记住她服药的复杂顺序。由于柯玉芝左边的视线受影响，他会在她用餐时坐在她的左侧，提醒她把盘子左边的食物吃掉，并替她捡起左手掉在桌上的食物。
每天，李光耀都要为柯玉芝量好几次血压，后来李玮玲找到了一款可佩戴式血压监测表，可母亲告诉她：“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丈夫给我量血压。”
✎二次中风
2008 年 5 月，柯玉芝第二次中风，卧床不起，不能动弹，也不能讲话。“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声音却变微弱了。我吻她的面颊时，她叫我不要太靠近她，以免感染到她的肺炎。在医院里收到一些桃子后，她吩咐女佣带一个回家让我再午餐时吃。我是她生活的中心。”
李光耀下班后都会花两个小时，给妻子叙述当天发生的事，和朗读她最喜爱的诗歌。由于这些诗集相当厚重，李光耀会将它们放在乐谱架上。有一晚，他给妻子念诗时累得打盹，结果一头撞在金属制的乐谱架上，挂了彩。但他只怪自己太不小心，每晚仍继续为她朗读诗歌。
李光耀有一个大表格，上面记着阅读书目，有简·奥斯丁、鲁德亚德·吉卜林和刘易斯·卡洛尔的小说，也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李光耀说，他那时一直在读基督教的婚誓，为这句话深深打动：“无论生病或健康，无论境遇好坏，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相互珍惜，至死不渝。我告诉她会尽量陪伴她，能多久就多久，她是明白的。”
当时，医生断言柯玉芝只能支撑几个星期，但在李光耀的细心陪护下，她又顽强地坚持了两年，直到 2010 年 10 月 2 日逝世。
柯玉芝去世后，在电视机前，新加坡人看到这位开国领袖用缓慢而模糊的声音读出对亡妻的悼词：“我们在一起的 63 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1988 年，柯玉芝在罗马许愿池边投硬币许愿他们是彼此的精神伴侣，在庆祝了“钻石婚”之后仍然幸福。但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秀恩爱，就连私底下也不常以拥抱或亲吻等亲密举动向对方表达爱意。据李玮玲回忆，她只有在母亲第二次中风后，才偶然看到父亲轻吻她的额头，以示安慰。
最后的吻别：2010 年 10 月 6 日，在柯玉芝葬礼接近尾声时，李光耀起身为她献上一朵红玫瑰，然后用手心贴着自己的嘴唇，轻抚她的脸颊。
新加坡著名的作家兼社会批评家林宝音这样描述李光耀：“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的确，李光耀几乎不会当众暴露心中的脆弱。一次是在 1965 年，当李光耀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时，他当着众人的面怆然泪下。另一次则是在妻子的追悼会上，这个孑然一身的老者，神色悲伤。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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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8.9[新加坡] 李玮玲 / 2018 / 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被尼克松称为“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与丘吉尔相提并论；克林顿称他是“过去五十年来世界上最智慧、最博学、最有效率的领导人之一”；还有人说他是“小舞台上的大人物”，一位“柔性的独裁主义者”。
新加坡著名的作家兼社会批评家林宝音这样描述李光耀：“专职独裁、务实、少动情。”这个评价并不讨喜，但或许很接近李光耀作为新加坡舵手的现实需求。
这样一个评价两极化的领导人创造了“新加坡神话”，在曾是孤岛的城市国家，每两三分钟，就有一艘船抵达，或者起航奔赴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600个港口，每100秒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机场降落或起飞，来往于全球220多个城市。
在显赫又神秘的“李氏家族”里，李光耀共有三个子女，长子李显龙现为新加坡总理，幼子李显扬从商，曾任新加坡电信首席执行官和新加坡民航局主席。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李光耀还有个女儿，名叫李玮玲。
“大熊猫的女儿”
李光耀1959年当上新加坡开国总理时，李玮玲只有4岁，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聚光灯前。她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关注，有时候还会遭到批评。有朋友戏谑道，她简直像住在玻璃屋里。有次李光耀在媒体面前提及女儿不擅长烹饪，又有人说：“她像住在没有墙壁的屋子里。”
李玮玲从很小就明白，她的生活是公开的，反而心安理得，养成一种满不在乎的个性，因为越是回避大众的目光，就越是会被胡乱猜测。
她曾开玩笑说：“身为李光耀的女儿，相当逗趣的一点是，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即便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想和我讨论，也会希望见我一面。也许他们是见不着大熊猫，想着见到大熊猫的女儿也不错。”
最像李光耀的“掌上明珠”
李玮玲是李光耀唯一的女儿，排行第二，她的脾气像足父亲。
李光耀曾感慨地对她说：“我有的特性你都有，但在程度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它们在你身上成为了缺点。”这句褒贬掺半的评价几乎成了李玮玲的最佳写照。
李光耀还在《李光耀： 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里公开表明，自己相信儿子更像母亲，女儿更像父亲，并补充说：“玲和我一样好斗。”他在同一部书的其他地方也提到，李显龙的性情比他温和，但李玮玲和他一样过于认真。
李光耀给妻子柯玉芝和女儿李玮玲分别定制了一枚金坠子，给妻子的那枚请书法家在上面刻了“贤能内助”和“秀茁兰芽”八个字，而给女儿的上面一边刻着“养精蓄锐”，另一边刻着“出类拔萃”，表达了他对女儿的殷切期许，以及忠告：“对生活的许多事情不要苛求。”
打地铺的“第一千金”
李玮玲的卧室里没有床，晚上铺上薄薄一层运动垫打地铺睡觉，白天则把它收起来。房间里的椅子是母亲柯玉芝之前经营的李及李律师事务所丢弃的旧椅子，并且房里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
这个习惯一方面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她回忆说小时候，如果兄妹三人在使用水龙头后没有把它关紧，又或者在没有必要时把开灯或把冷气机开着，就会被责骂。而李光耀决定不迁入总理官邸斯里淡马锡西，而是留在欧思礼路的老宅，也是因为不想家人被管家和用人服侍。
另一方面也和李玮玲的人生哲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她坚信节俭和简约的生活方式，能帮助一个人在道德上和心理上有效抵挡现代消费主义世界的诱惑。有一次因为住院很长时间，而医院的床相对比较舒适，所以她在回到家后第一晚辗转反侧，隔天一早醒来时手脚酸疼不已。这样的经历更让她警醒，人一旦养成奢侈的习惯，就难以自拔。
李玮玲的衣橱极其简单，只有两条几十年前在印度尼西亚购买的峇迪（蜡染）围带裙。大嫂何晶（即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的妻子）看到她穿来穿去都是这两条裙子，给她买了二十多条新的半裙。而李玮玲只穿了其中三条，准备把它们穿坏了再穿其他的。
原来两条围带裙也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被她塞进背包里，万一有需要看起来更整齐的时候，就能套在运动短裤外面，改变装扮。
有一次，一个陪同某医学院教授来访的陌生人在新加坡妇女儿童医院的电梯里遇到她，脱口而出：“您就是李医生？您穿这样来给病人看病？”
当时李玮玲60岁，刚从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退休，被聘为顾问坐诊陈笃生医院。那天她如同往常一样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T恤来上班。
“我是个怪人。”她总是形容自己像“火星人”，“而且我想继续当怪人。我不觉得有什么理由要迎合所谓的正常标准。”
我为运动狂
李玮玲对运动极度痴迷，被周围的朋友形容为“运动强迫症”。
她中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学过空手道，还通过了黑带初段试，有一次甚至因为用手挡住对手的踢击而导致骨折。
运动是她的镇静剂，因为作为医生工作繁忙，所以她每天凌晨四点起身，在上班前先跑步和游泳，六点半赶去和神经外科部门的高级住院医生一同巡房。为了保持这个习惯，每晚九点就要关灯睡觉，才能在凌晨四点起身，每天跑10到15公里，游泳2公里。
为了不浪费时间，她会在跑步前录下自己朗读课本内容的录音，然后在跑步时带着随身听边跑边听，以求“奋力跑完那一分钟不可追回的光阴”。
就算出国开会，她也保持同样的运动量，如果无法跑步，就以两小时的踏板韵律操代替，同时举着两公斤重的哑铃。她在旅途中把踏板和哑铃放在帆布袋里，登记柜台的工作人员通常都会很好奇，问里头装了什么，她就把帆布袋打开，还要求工作人员贴上贴纸，把它们当做是……高尔夫球袋。
奉行独身主义
都说“皇帝女儿不愁嫁”，作为李光耀唯一一个女儿的李玮玲，却选择了单身。
在年轻的时候，当看到女儿还有一丝成家的希望，李光耀曾对她说：“你母亲和我或许出于私心，乐于看到你不嫁人，继续留在我们身边照顾我们终老。但你会感到孤独。”
但李玮玲的反驳是，一个人觉得孤独，好过两个人因无法彼此适应而感到痛苦。她深知自己个性倔强，她的人生不可能围绕着另一半而过，也不想看到对方为自己而活。虽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夫妇关系。但肯定的是，双方必须改变行为或习惯来迁就彼此。
所以，她宁愿做一个快乐的单身者，除了家人，还有一群要好的朋友相伴左右。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读后感(三)：温馨而快乐的生日（《客家女子》书摘）
如今，有不少父母会聘请专门策划儿童生日派对的公司，来筹办孩子的生日庆祝会。这些公司声称，这类派对不再只是“有钱人能办的”，就连一些住在政府组屋的人也会聘用他们的服务。要在一场派对上增添气球雕塑和脸部彩绘等活动，要花上三百五十元到八百元不等，而视活动的多寡而定，这样的服务一般历时两到三个小时。现在的父母也比以往更愿意花钱。《星期日时报》有一篇报道就指出，在二○○七年，主办一场生日派对的花费是三百元，但如今父母或许得花超过两千元。
我还记得儿时自己和哥哥弟弟过生日时，在家里办的生日“派对”。这些庆祝会并没有外人出席，只有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我们从不追问父亲为何不在场；我们都知道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我们会有一个生日蛋糕，上面会插上一根蜡烛，还摆上代表我们的生肖的陶瓷动物。如果是我的生日，那就会是一匹陶瓷马，因为我是在马年出生。如果是显扬的生日，就会是陶瓷公鸡和小鸡，因为他属鸡。这些陶瓷动物仍摆放在家里一个属于母亲的摆设柜里。显龙是在龙年出生的，但我们没有人能想起母亲到底是用什么陶瓷动物来代表华人十二生肖中的龙。
我们唯一收到的生日礼物是母亲送的，而她总会送我们书本。我们对这一年一度的“特别日子”感到心满意足。即便是我们当年在上幼儿园时，一些家长也会给孩子在学校办生日庆祝会，还会为他们的同学准备礼物，而如今仍会有家长这么做。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有一个育有五名子女的医生朋友。她每逢孩子的生日就必须给他们在幼儿园的所有同学买礼物。就像在家里举办隆重的生日派对一样，在幼儿园办生日庆祝会似乎也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事。
我和哥哥弟弟是班上的例外。我们不曾在幼儿园办生日庆祝会，但也不觉得缺少什么或是埋怨父母。或许我们当时已隐约明白，父亲为何会以一身白衣现身我们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上，却没有时间陪我们庆祝生日。到了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就连家里的小型“庆祝会”和生日蛋糕也没有了。我们也不会为此而感到失落。就算是堂亲表亲请我们参加他们的生日派对，而看到派对上不仅有魔术表演、礼物和生日蛋糕，还有雪糕、冰棍、糖果和果冻等等，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缺少什么。
到了念小学时，我们也不再收到生日礼物。母亲解释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一天是我们的生日，并提出，不是生日礼物的礼物岂不更好？因为那会是一个惊喜，一年里的其余三百六十四天都有可能收到。我们被她说服了，而她也确实不只一年一次给我们买书本。
在我们步入青少年时期和长大后，如今又即将告别中年生涯，生日对我和哥哥弟弟来说，依旧不是什么大事。然而从一九八○年代初期开始，显扬会为我们的父母操办生日会。他一开始是自己亲自下厨，之后就改而请厨师到他家里烹煮一顿美味的晚餐款待我们。显扬是烹饪好手，家里的厨房配备因此也是一流的，绝对能满足大厨所需。过去六年，在我年满五十岁以后，我的一小班朋友有时也会说服我在生日当天到外头吃一顿好的。我的家人很少会记得我的生日，而我到了这个年纪，也宁可不要去想起它。不过，我还是会很高兴在过生日时收到来自病人、朋友和父亲的保镖通过电邮或手机短信所传来的祝福。尽管我这个人不太合群，但知道有人关心我、喜欢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言归正传。昔日的回忆让我差点忘了自己要提起的一个道理。毫无疑问，新加坡在经济方面已取得显著的进步，而许多家长也希望让孩子拥有自己小时候不曾有过的东西。但当人生乐事沦为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后，它就再也不能让人快乐。
我认为父母教导我不要在乎物质享受的做法是对的。因此，每当我难得有机会享受它们时，例如当有朋友坚持在我过五十岁生日时请我吃大餐，我就会感到特别高兴。但在日子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怀念这样的享受。
我们有许多年纪在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似乎认为过舒适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习惯无拘无束，并以为自己想怎么样便能怎么样。他们和其他发达国家年纪相仿的人应该没什么不同。但我不禁会想，他们在遭遇不幸或厄运时，会有何反应？他们到底足够坚强吗？
我虽不确定，但也不过于担忧。我自己无儿无女。如果有的话，我会像父母教育我一样教育他们。就一个蛋糕，摆上陶瓷动物，还有一本书作为礼物。这是一份“特殊的奖励”，而它对我们来说永远是“特殊”的，因为父母从不溺爱我们。
《星期日时报》，2011年5月8日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读后感(四)：两份“被背叛的遗嘱”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建国后首任总理、前资政和执政人民行动党首任秘书长李光耀，因病逝世。
这位正直、坚毅、极有远见的领导人身上虽伴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李光耀将新加坡从一个弹丸小国，变成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繁荣的典范之一。
不过未曾料到的是，两年后，围绕着李光耀位于欧思礼路的房子是否应该按照李光耀本人遗愿予以拆除一事，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弟弟李显扬和妹妹李玮玲发生了一场口舌之争，惊动了整个新加坡。
李光耀之女李玮玲在 Facebook 上发表长篇声明，指兄长、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违背父亲遗愿保留李光耀故居，以此为自己争取政治资本。
李光耀在位于欧思礼路 38 号的房子居住了将近 70 年，这里既是他本人简朴生活方式的写照，也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诞生地。某种意义上，这栋房子见证了新加坡从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殖民海岛成为一个繁荣国家的经过。
但即使如此，李光耀依然在遗嘱中明确表示这栋房子必须拆除。“他们有老照片用来缅怀过去，”他在 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略带嘲弄地说道。（以上部分文字引自《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7月6日报道）
在2013年订立的遗嘱里，李光耀强调说：
“我要求我的每一名子女能在拆除房子的事情上确保执行我们的意愿。[……]我过去曾对此事公开表态，而这保持不变。我的遗嘱的其他部分是保密的，但这个段落所提到的意愿可以公开。”
幼年李显龙与李玮玲，在欧思礼路的住家荡秋千最终，李显龙向新加坡国民道歉，人民行动党也“解除党鞭”，并展开了国会辩论。新加坡政坛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地震。
在这里想到了另一桩文学史上著名的、关于“遗嘱”执行的掌故。
1924年6月，弗朗茨·卡夫卡去世。卡夫卡生前曾留下遗嘱，希望好友布洛德能在他死后将“他遗留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及其他毫无保留地、不加阅读地予以焚毁”，但是布洛德没有执行这一遗嘱，反而先后将卡夫卡的作品一一作序出版，还写了一部以他为主角的小说。
出版商受布洛德所托，将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一切，外加他死后在他抽屉里找到的一切：未发表的叙事性作品、未完成作品、提纲梗概、初稿、被取消或被抛弃的文本，不论体裁、性质、完成程度，一概编入四卷本的文集中。
布洛德通过鼓励发表大量前言、后记、注释、传记、论文、讲座，不遗余力地推销卡夫卡，就此创立了一种卡夫卡崇拜，一种“卡夫卡热”，一种“卡夫卡学”。
布洛德表现出对卡夫卡写的每一个字的“狂热崇拜”，卡夫卡作品的出版商也对卡夫卡的一切表现出“绝对崇拜”。但这种崇拜，同时也是——而且致命地是——对作者美学意愿的绝对否认。因为美学意愿同样表现在作者所写的和作者所删除的东西中。以至于到后来公众所认识的名叫卡夫卡的作者，一定程度上已不再是原来的卡夫卡，而是已经“卡夫卡学”化了的卡夫卡。
用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结尾的一段话来说：
“啊，要违背一个死者的意愿是多么的容易。如果说有时候人们服从于他的愿望，那不是出于恐惧，出于被迫，而是因为人们爱他，人们不愿意相信他死了。假如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农求他的儿子不要砍掉窗前的那棵老梨树，那么，只要儿子还能在心中怀着敬意回忆起父亲，梨树就不会被砍掉。”
同样，李玮玲不惜与兄长公开决裂，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指控，也是因为她觉得这是一种背叛：违反了父亲的愿望，违反了父亲的愿望的意义和精神，也违反了（兄妹三人都）知道的父亲对偶像崇拜和个人崇拜的深恶痛绝。
早年李光耀一家合影，摄于欧思礼路住家分享李玮玲专栏合集《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里的一篇文章，看看她对自己在欧思礼路度过的难忘时光的美好回忆，以及对父亲李光耀个人精神的尊重和坚持。
延续父亲的精神
文｜李玮玲
摘自｜《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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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六日，《联合晚报》的一名记者想针对我的父亲李光耀的事情访问我。这是在爸爸去世两周后的事，而向来内敛的新加坡人对他的赞颂之声仍不绝于耳。国家博物馆为爸爸举办的纪念展，吸引了很多人排队参观，展馆外出现了长长的人龙。媒体继续报道爸爸的生平事迹和与他有关的小故事。
例如，爸爸有一次发电报回家，告诉家里人他什么时候抵达，而电报里也出现了神秘的“战舰”字眼。他是想告诉家人自己晚上想吃火锅（steamboat，亦指轮船或汽船），但没人看懂他在说些什么，因此晚上也没有火锅可吃了。虽然这篇报道娱乐性十足，但我觉得它既没有新闻性，也没教育意义。
泰米尔纳德邦有一个村庄要为爸爸立一座雕像，另一个则要建博物馆，还有一个要兴建纪念堂来纪念他。假如爸爸的遗体不是已火化，他肯定会感到既惊讶又苦恼，在黄土之下不得安息。在新加坡，有国会议员提议以爸爸的名字为各种建筑或机构命名，而这也让我感到十分困惑。
爸爸生前极力避免人们把他当偶像般崇拜。这些举动必定违背了他的意愿，并与他主张为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服务的精神背道而驰。他那么做没有别的目的，只因那是该做的事，与自我宣传更是无关。
爸爸生前必须公开露面，为的是激励新加坡人、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决定，并明白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他从不会纯粹为了宣传而宣传。我每次在文章中提到他，都会先征求他的同意。他会回说：“好的，但不许你把我给偶像化了。”
曾有前国会议员提议，以他的名字命名国家古迹或公共建筑，而爸爸的简短回复是：“谨记奥兹曼迪亚斯的教训。”奥兹曼迪亚斯是古埃及的一名法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珀西.·.比希.·.雪莱的一首诗就描述了一座巨大但已支离破碎的奥兹曼迪亚斯雕像，石腿的基座上凿刻了这段文字：“吾乃奥兹曼迪亚斯，王中之王也，功名盖世，乃苍天所不能及！”但周围只有沙漠。雪莱要提醒世人，所谓伟人及其千秋大业，不过是过眼云烟，终究是要化作乌有的。
在爸爸过世后，新加坡人最应该做的，是延续他为新加坡人谋福祉的那种精神。我们在这方面能做的事情很多。
同样地，把过多的精力花在爸爸的私人物品或肖像上，也有违他生前努力奋斗的目的，也就是提升新加坡人的福祉。
然而有人告诉我，牵动新加坡人的心的是爸爸生前居住的房子，一栋有一百多年屋龄的房子。父亲在《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里已说过，他希望屋子在自己过世后能被拆除，因为要保存它将是劳民伤财的。他的遗嘱也清楚表明，他并不想保留这栋房子：
我的意愿，以及我已故的妻子柯玉芝的意愿，是在我过世后立刻将我们位于欧思礼路三十八号，新加坡邮区238629的房子拆除。如果我的女儿玮玲想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那就在她搬走后，立刻把房子拆除。我要求我的每一名子女能在拆除房子的事情上确保执行我们的意愿。
如果我们的孩子受到任何法律、规则或条例上的改变所限制而无法拆除房子，我希望我的房子绝不会开放给我的孩子、他们的家属以及他们的后人以外的访客。
我过去曾对此事公开表态，而这保持不变。我的遗嘱的其他部分是保密的，但这个段落所提到的意愿可以公开。
我想，爸爸不希望保留欧思礼路的房子，还有另一个原因。爸爸在《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中曾以印度首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住家为例，表示公众人物的住家一旦成为历史古迹并开放给公众参观后，就会被络绎不绝的访客弄得乱七八糟。被誉为独立、民主与现代印度之父的尼赫鲁，也开启了一个“政治王朝”。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外孙拉吉夫.·.甘地都先后当上印度总理，而他的外孙媳索尼娅.·.甘地在丈夫去世后，也在前总理曼莫汉星背后“垂帘听政”，行使真正的政治权力。爸爸在《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收录的一段访谈中，被问及自己是否希望看到孙子也从政。他的回复是：“不，我对（政治）王朝不感兴趣。新加坡对此也不感兴趣。我们要的是最有能力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
新加坡同胞们，让我们一同迈向后李光耀时代，继续善待彼此，体谅彼此，为新加坡人努力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新加坡。
如果我们在过程中也让新加坡人以外的人类同胞受益，那也不是一件坏事。我们都是活在同个世上的人，都终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若能趁在世时多帮助他人，人生将更充实和有意义。
（完）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读后感(五)：大熊猫的女儿
（摘自第一部：自我 1.个人）
最近，我比以往更常接到邀请，去发表演讲或是与一些“贵宾”会面。这大概是因为我自二○○八年起就定期为这份报纸写专栏的缘故。我肯定，人们在听到我的名字时，几乎立刻想到的就是“她是李光耀的女儿”。我怀疑许多读者之所以开始阅读我的专栏，也是因为对李光耀的女儿感到好奇，想知道我对一些事情有何想法和感受，特别是有些人还觉得我是反体制的人。
我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女儿，而我为父亲感到很骄傲，这不代表我必须赞成内阁的所有决策。但我也不反对体制。相反，我希望体制能为新加坡做出正确的决策。当它做出一个我认为是不明智的决定时，我会尝试给予反馈，希望说服当局重新考虑其立场。要不然，我一个神经科医生，为什么要答应为《海峡时报》的“智库”专栏执笔，或约每隔两周就在此（《星期日时报》）写文章呢？如今，我希望人们是因为觉得我的文章有趣并富有教育意义，才会成为读者。
至于我的家庭，我知道有一些外人，包括家族里的一些成员，都认为我在家里是最没有地位的，甚至连大嫂和弟媳也不如。我并没有为此而不开心。
我们在社会里都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我选择扮演一个相对低调的角色，但它能给我满足感，因为我能帮助和安慰我的病人。医生几乎能马上在工作上得到精神满足，而制定公共政策或做商业决策的人，则需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果。但无论人们对我的印象准确与否，这终究影响他们对我的态度。
很多人觉得我背后有“靠山”。但我在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的同事都知道，去年发生的事情已证明，我的家庭背景并没有让我得到特别的保护。他人或许相信我握有权力，并享有特权。但我要像任何一个作家一样具有影响力，就得说服新加坡人接受我的任何一个看法。
至于特权，究竟什么算是特权？我从小就能自由进出总统府。尽管我每年会有一两次带朋友到那里走走，可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到那里去跑步或运动了。
但就如我之前所说，人们的看法始终会有影响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像对别人那样对待我。我会尽量对他们一视同仁，设法让他们感到自在。在展开讨论时，一些和我不太熟的人可能会听从我的意见，而不知道我更喜欢有激烈的辩论。我不可能什么都懂，更不可能次次都是对的。
我很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就在刚过去的一周，有朋友把《经济学人》周刊里一项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调查的报道发给我看。报道指：“人们想出人头地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替孩子在人生中争取更好的机会。那些父母既有钱又有学历的人，确实比较没有福气的同辈赚更多钱，也学习更多……”
我的朋友评说：“无论你相信是先天条件还是后天努力更重要，很多时候确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在新加坡）我们让每个人享有平等机会，实际上却给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更多帮助，但我们不能要求有均等的结果。”
我回答：“是的，我们皆有不同的优缺点。此时此刻，我们也是同在一个国家、同一条船上的人。对你我而言，眼前所见才是最真实的，这是新加坡的亿万富翁和清洁女工都逃不过的定律。新加坡人应打造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得到公平待遇的社会。这不代表人人都要领一样的薪水。但除非我们知道或很怀疑对方来者不善，我们在人与人的接触中应给予每个人相同的体谅。我说‘体谅’而不是‘礼貌’，是因为觉得后者有些虚伪。我或许既不会帮到你也不会害了你，但我仍能礼貌地对待你。”
公元四世纪，中国有一名伟大的文人陶渊明。他和其他读书人很不一样，不追求功名利禄，一心想归隐田园。然而，由于无法靠耕种养家活口，他最终被迫担任一个小官职。他在上任不到八十天，就有一个职位更高的官员造访。尽管有人提醒他要好好款待这名高官，否则就会惹祸上身，陶渊明却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可能相等于他一年的俸禄。当我说“我不会为五公斤的黄金折腰”时，我的知心好友都会明白我的意思，意思是我会不惜代价坚守自己的原则。
身为“李光耀的女儿”相当逗趣的一点是，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即便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想和我讨论，也会希望见我一面。母亲对这些人总是带着幽默的语气说：“他们是见不着大熊猫，想着或许能见到大熊猫的女儿也不错。”
或许，人们想见见“大熊猫的女儿”，反映的是他们对我父亲的敬重。这是他们对他的赞许，不是我自己的功劳。无论人们怎么看“大熊猫的女儿”，只要身体情况许可，我就会继续做我认为是正确和公正的事。
《星期日时报》，2010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