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经典读后感10篇

　　《乾隆帝》是一本由[美] 欧立德 (Mark C. Elliott)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9.00，页数：3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乾隆帝》读后感(一)：（传）欧立德的满文水平有多高？

　　笔者论文《明末辽东边务喇嘛》2000年9月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刊登，结论言及喇嘛的政治角色：“金人（清人）于此获得足够机会，乃有北京时期（1644-1912）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跟深切的成功的全面运用，塑造出大清朝特殊的政治构造-意识形态-族群关系”，语后加了一条脚注：

　　Evelyn S. Rawski就清朝的形成、统治方式、政权性质等，表达了有启发性的意见，见其著，‘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ember 1996）, pp. 829-850。不过，渠对中国大陆清代史、满族史研究成果的评介，未免漫然称赏之嫌。

　　我当时的印象是，Rawski（汉名“罗友枝”）依据的那些二手论著，并不足以支持她的结论，所言不过是一种意见。逐一核对该文所引书目，不少甚至连出版机构都写错，更令人不得不对文章质量产生怀疑。张勉励译述罗友枝此文，刊登于北京《清史研究》季刊1999年第二期。这是今日所谓美国“新清史”跻身中国学界乃至在社会上引起波动之局的开始。

　　在这股浪潮当中，美国学者Mark C. Elliott（汉名“欧立德”）是最为积极的参与者，堪称领袖。他极力在中国推广“新清史”，呼吁中国学界改写清史，宣称新清史有几项特点，其中之一是运用满文史料，他自己也以能运用满文资料自诩，所著《乾隆帝》中译本的作者介绍说他“除中国历史外，并教授汉、满、蒙文历史文献”，此书乃是“基于扎实的满文史料研究”。他在中译本序里这样写道：“我本人也逐字逐句认真审阅了全稿，并做了进一步的校正和修改，因此，书中如果存在任何错误，责任自当由我承担。”而译校者贾建飞则在后记中说：“审校完成后，欧立德教授又逐字逐句进行了二次审读，他不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还补充了译稿中缺失的很多原始引文。”据此看来，作者是能够对中文版内容负责的，排除了“手民之误”或译者犯错的可能。那么，不妨就以《乾隆帝》（以下引文仅标页码）为例，来看看欧立德的满文水平究竟如何。

　　《乾隆帝》英文版

　　钮祜禄氏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jakūn gūsai manjusai mukūn hala be uheri ejehe bithe, 1744）卷五有满文Niohuru hala，汉字作“钮祜禄氏”，是乾隆皇帝生母孝圣宪皇后的姓氏。钮祜禄氏在八旗满洲姓氏中十分著名，但欧立德每次都写作“钮钴禄氏”（50页、270页）。钴（gǔ）、祜（hù）两字，音形义均不难区分。作为以满文从事清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欧立德似乎并不清楚Niohuru hala的读法与汉字写法。

　　丰绅殷德

　　和珅儿子的名字“丰绅殷德”系乾隆皇帝所赐，欧立德说这个名字的满语意思为“祝他好运”（67页）。英文原文（48页）为：Fengšeninde（his name, which in Manchu literally means, “good luck to him,” was chosen by Qianlong）。

　　按，第一部满汉辞典《大清全书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刊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江苏太仓民人（irgen）沈启亮在北京编写，其中fengšen这个字意为“福分，造化”；《五体清文鉴》则解作“福祉”，名词；《佳梦轩丛著》“清语人名译汉”条也指出，“丰伸”的意思是福分。那么，丰绅应该是fengšen。另有形容词fengšengge，意为“有福分的，有造化的”。

　　翻检乾隆朝实录，当时有这样的人名：福康安的两个儿子分别叫“丰绅济伦”（fengšen jilan：福慈）与“丰绅果勒敏”（fengšen golmin：福分长久）。和琳（1753-1796）的儿子、丰绅殷德的叔伯哥哥则叫“丰绅宜绵”（fengšen imiyan：福聚）。若是满语，丰绅殷德应该是fengšen yende，意为福旺。Yendembi为动词，意思是“兴“旺”，Yende是其命令式。

　　满文fengšeninde，如果有这个词的话，应分开写成fengšen inde。Inde有两义，一是第三人称代词“i”（他，她，它）的与位格和方向格形式，意为“在他”“于他”“向他”“对他”，二则是动词indembi（意为“歇宿”）的命令式。

　　欧立德假设“丰绅殷德”为满语fengšeninde，意为“祝他好运”。按此解释，则inde是作代词“i”的与位格和方向格形式。从多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不成立的。

　　第一，满语里，动词在宾语之后。表达“祝他好运”之意，一定有动词“祝”字在inde后面，句式是这样的：

　　inde basubumbi，（被他笑话。）

　　inde acaha manggi bi sain fonjimbi se，（见了他时，说我问（他）好。）

　　i inde adafi yabumbio，（你贴近着他走吗？）

　　inde benefi ša，（给他送去瞧。）

　　第二，无论满人还是汉人均认为福分与运气非常不同，因此，说这个名字fengšeninde意为“祝他好运”肯定是不对的。

　　第三，名字中有“inde”，意思是指向他人的，如果某人名叫“祝他好运”，那一定是祝福别人，而不是祝福拥有这个名字的人。

　　第四，在旗人满语命名习惯中，没有应用格助词形式的，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例证。常有以动词命令式（即动词词干）命名的情况，但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或积极向上，或寄予期望，而 inde作为动词命令式意为“歇宿”，显然不适合用于人名。

　　丰绅殷德

　　男性美德

　　《乾隆帝》94页“寻找真正的男人”这个小标题下有一句：“乾隆有时喜欢将这些品质称为‘男性美德’（即满文hahai erdemu）。”

　　按，满文hahai erdemu指的乃是武艺、技艺、本事，并非“男性美德”之意。Haha意为：男子，丁；男的，雄的。I意为：的。Erdemu则指“德，能”。

　　说“美德，令德，懿德”，则必须加形容词sain：Sain erdemu。Sain的意思是“美，好，优，善”。

　　钦定

　　《乾隆帝》143页写道，乾隆皇帝“命人修订了官修辞书《钦定清文鉴》，将察哈台语编入其中”。欧立德想说的，其实是《五体清文鉴》，此书满语书名han i araha sunja hacin i hergen kamci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藏文书名rgyal-pos mdzad-pavi skad lnga shan-sbyar gyi mañjuvi skad gsal-bavi me-long，蒙古文书名qaγan u biigsen tabun jüil ün üsüg iyer qabsuruγsan manju ügen ü toli bičig，汉文书名《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一部满语及多语种同文辞典，但并非“钦定”（满语han i toktobuha），而是“御制”，即皇帝自己写的，书名开头已经写明：满文han i araha，藏文rgyal-pos mdzad-pavi，蒙古文qaγan u bičigsen。

　　御制燧囊诗

　　《乾隆帝》58页提到一首与皇后手制燧囊有关的诗：皇后“富察氏突然离世，乾隆遂命人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盒子专门盛放皇后最后进献的这件礼物。他解释了这件礼物的来龙去脉，并以满语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语句：‘睹旧物兮心悲恸，忆音容兮泪朦胧’”。

　　此诗的满汉文原迹图片，《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故宫文物月刊》都曾刊登过，汉文诗题为《朕读皇祖〈御制清文鉴〉，知我国初旧俗，有取鹿尾氄毛缘袖以代金缫者，盖彼时居关外，金线殊艰致也。去秋塞外较猎，偶忆此事，告之先皇后，皇后即制此燧囊以献。今览其物，曷胜悼怆，因成长句，以志遗徽》，诗云：“练裙缯服曾闻古，土壁葛灯莫忘前。共我同心思示俭，即兹知要允称贤。钩绦尚忆椒闱献，缜致空余彩线连。何事顿悲成旧物，音尘满眼泪潸然。乾隆戊辰清和既望。”落款日期为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十六日。看此诗满文本，并不押头韵或尾韵，音节不等，完全是散体文，再据乾隆朝《实录》所记朝廷满文翻译情况，此诗跟御制诗文和祭文之类相同，是撰写汉文定稿后，再经儒臣译成满文，并非用满语赋诗一首。其实未见乾隆皇帝写过满文诗文的记载。

　　欧立德称有一句意为“睹旧物兮心悲恸，忆音容兮泪朦胧”，比较起来，只能是满译最后第四联：

　　julgei giowanse i hūsihan cuse i etuku weilehe be donjiha,

　　eibeni boihon i fajiran hiyabun i dengjan be ume onggoro sehe,

　　mini emgi uhei mujilen i malhūn be tuwabuki sehengge,

　　ereni oyonggo be sahangge yargiyan i erdemungge,

　　hayame tabuhangge kemuni dulimbai gung ni yafahange seme gūnimbime,

　　ijime ufihangge untuhuri boconggo tonggo i miyamigan be tuwabuha,

　　aide uthai fe jaka oho ni seme nasame,

　　arbun mudan be sabure gese yasai muke sar seme tuhebuhe,,

　　意思是：“悲伤着因何原因（燧囊）顷刻变成故物？宛如看到（皇后）音容，眼泪簌簌掉下来。”这句满文里没有“睹旧物”、“忆音容”、“泪（眼）朦胧”的意思，仍是汉文原诗的意义：“何事顿悲成旧物，音尘满眼泪潸然。”

　　清孝贤皇后绣花卉火镰荷包

　　《御制盛京赋》

　　《乾隆帝》84页提到《盛京赋》，说赋中“乾隆以大段的文字描写了满洲故地的奇迹，即‘天佑之国，大汗兴焉’”。

　　按，汉文《御制盛京赋》乾隆八年（1743）写成于盛京，该年由儒臣翻成满文一并刊行，满文书名han i araha mukden i fujurun bithe。此赋汉文序有“因周览山川之浑厚，民物之朴淳，谷土之沃肥，百昌之繁庑，洵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也”之语，不难发现，欧立德所引“天佑之国，大汗兴焉”即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这两句的满译本来，检《盛京赋》满译本此语：abkai iktambuha gurun, han i yendehe šošohon i ba，满译本与汉文的意思完全一致：（盛京，mukden）乃天生物产富庶之区（gurun）、既往帝王兴起之要地（ba），并无“天佑”、“大汗”之意。

　　《御制十全记》一

　　乾隆皇帝御制《十全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戊辰初三日《实录》，同一日，乾隆令人写为四体字（满汉蒙藏文）碑，立于拉萨。另有汉文御笔写本、《御制文三集》卷八本，则均有作者双行小注。

　　欧立德引了一段原文：“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德。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又为之加脚注：“此段引自《十全记》。满文本：ede emgeri cooha horon be algimbuha be dahame. urunakū hūlhai yeru be geterembume efulefi emke seme funceburakū gisabuki seci. inu dergi abkai banjibure de amuran gūnin de acabume yaburengge waka. uthai tere ba be wacihiyame baha seme. wargi dzang ni jecen ci tulesi geli uttu minggan ba maktabuhabi ere uthai tarici ojorakū tuwakiyaci ojorakū sehengge kai. jiduji inu bai gūwa niyalma de bahabure dabala. tuttu hese wasimbufi baime dahara be alime gaifi cooha be gocifi baita wacihiyabuha. 中文译为：我军业已展示出压倒性的力量。因此，若谓必须逐个清除、捣毁叛军巢穴，将其一个不留地彻底粉碎，那么这一行动计划将不会符合上天好生之德。因此，即使尽得此地，自西藏之外其他千里（帝国内）不可耕、守之地亦将放弃，终究只能为人所取。故降旨晓谕（叛军）投降，体恤将士，终结这场战役。”（152页）

　　庄吉发先生《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546-547页）附录了影印汉文《十全记》及其满文译本，译文与原文严格对照，可参考。笔者将这段满文翻译如下，以资比较：“因已宣扬了军威，如果一定要剿除、攻破贼穴，一个不留地剿杀，也不与上天喜好其生存的心思（gūnin）相合；就是把那地全都得到了，悬隔在西藏界外又这样（几）千里，这就是所说的“不可耕种、不可镇守”呀，最终也会白白被别人获得罢了。于是降旨，接受归降、撤回军队，使事情结束。”

　　欧立德在这段脚注中对实录满文译本的汉文翻译，无疑是其满文能力的展示，然而，检查一下满文，可知他的译文是几乎完全脱离原文的“再创作”。例如，“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满译wargi dzang ni jecen ci tulesi geli uttu minggan ba maktabuhabi ere uthai tarici ojorakū tuwakiyaci ojorakū sehengge kai，意思是说该地在西藏边界之外又几千里之遥，不宜纳入中国版图。欧立德所译“西藏之外”“其他千里之地”，并已经在“帝国内”，可谓荒腔走板。

　　再如满译本baime dahara be alime gaifi，欧立德译作“晓谕（叛军）投降”，实际意思是“接受归顺”，即允许其投降，没有“晓谕（叛军）”之意。《十全记》“上天好生之意”的“意”字，被欧立德误作“德”，于是满译本（dergi abkai banjibure de amuran gūnin）的gūnin（汉文：意）也被他错译成“德”（满文：erdemu）。

　　乾隆帝画像

　　《御制十全记》二

　　除了以上内容，《乾隆帝》中还提到了一次《十全记》：“乾隆皇帝他在1795年一篇有关其退位的文章中是这样结尾的，其中反映出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153页）

　　欧立德大概没有完全读懂这段文言，标点有误，现重新标点如下：“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

　　欧立德为《十全记》这段话加了如下脚注：“满文本：šumilame gūnimbi jabšan de susai nadan aniyai sidende. coohai gungge be juwan mudan yongkiyahangge aika abkai kesi de waka semeo. tuttu seme abkai kesi de ele šumin ofi. mini olhorongge ele hing sembi. gelhun akū hukšembi sarkū bime. damu alime muterakū ayoo seme gingguleme gingguleme olhoxome olhoxome abkai gosire be baime. dasan be targalafi yongkiyaha niyalma ojoro erin be kiceme erere dabala. geli ai gisurere babi sehe. 中文译为：在我（登基）57年间，幸有好运相伴，成就十全武功。能说这不是上天赐恩吗？天赐愈多，我对上天之敬愈诚。我不敢冒昧地去获知如何表达我的谢意，惟愿以我的赤诚与惶恐之心去祈求上天之福佑。若弃帝位，唯盼成为一介全人。此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153页）

　　这条脚注，分《十全记》满文转写及其欧立德的译文，理应是上引独立引文对应的段落。可是出乎寻常，并非如此。我们先看庄先生书中《十全记》那段独立引文的满文对应段落（阿拉伯数字表示行次）：（页548）⑽ibere be sambi bederere be sambi seme jijungge⑾nomun de getukeleme gisurehe be dahame bi yargiyan i gūnin de⑿tebufi gelhun akū onggorakū, cooha baitalara dari, ele⒀mujin toktobufi doro de acanaki seme alimbaharakū⒁šumilame gūnimbi jabšan de susai nadan aniyai⒂sidende, coohai gungge be juwan mudan yongkiyahangge,⒃aika（页549）⑴abkai kesi de waka semeo, tuttu seme⑵abkai kesi de ele šumin ofi, mini olhorongge ele hing⑶sembi gelhun akū hukšembi sarkū bime damu alime⑷muterakū ayoo seme gingguleme gingguleme olhošome olhošome⑸abkai gosire be baime dasan be targalafi yongkiyaha⑹niyalma ojoro erin be kiceme erere dabala, geli ai⑺gisurere babi sehe

　　这段满文，笔者翻译如下，以资比较：“所谓知道向前、知道后退，《易经》中既经明白地说了，我实在是存于心而不敢忘。每当用兵，无不深思，越加坚定心志，以合于道（doro）。有幸在五十七年间，成全十番武功，难道不是由于天的恩典吗？然而，天恩越深，我的畏惧越发诚笃，怎敢不知感戴，且只怕不能领受，谨慎再谨慎，央求天的怜爱，而希望退出（dargalafi）政治（dasan）、变成完人之时而已，又有什么说的呢。”

　　满文从行10至行14“šumilame gūnimbi”止，是汉文独立引文“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的译文。alimbaharakū šumilame gūnimbi即《十全记》中的“更且深思”，深思对象是用兵“定于志以合乎道”，因之属于上面的一句。在欧立德的“满文本”中仅仅剩下不成句子的“šumilame gūnimbi”两个词，剩下的全丢掉了。

　　行14剩下的语句加上行15，意思是：“有幸在五十七年之中，把武功十项全备”，也就是汉文中的“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不是欧立德所译“在我（登基）57年间，幸有好运相伴，成就十全武功”的意思，尤其没有“好运相伴”之意。

　　满文里没有targalafi（targalambi）这个词，欧立德并未指出这个事实。该词应是dargalafi误写（两个字只差一个点）；“dasan（政治）be（把）dargalafi（退职）”意即辞去政治，“归政”（举例来说，dargalaha amban意为“原品致仕大臣”，字面意思则是“退休大臣”）。欧立德将dasan be targalafi译为“若弃帝位”，全无根据。末句“夫复何言”满译本意译为geli ai gisurere babi sehe，并不是“此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没有“此外”这个意思。

　　如果欧立德能读懂满文的话，他应该会注意到这个词：jijungge nomun，也就是经书名《易经》，那么，他对文言文的标点可能会更准确些。

　　（李勤璞，本文载2016年7月3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乾隆帝》读后感(二)：在那个环境下，没人比他做得更好

　　乾隆作为一个皇帝，又存在于离当代最近的朝代，享国日久，留给后人可以评述传说的东西太多太多。无论是学校里的政治课本还是历史课本，无论是电视剧还是收藏类节目，乾隆都会高频率的出现在其中。

　　一直以来，很难想象一个人担任中国的最高的领导职务超过六十年，他自始至终心情会是怎样的变化。我想，他应该有非常多的时间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也有非常多的时候会对自己一成不变的宫廷生活感到厌倦。正如书中描写的那样，在政务与祭祀之外，乾隆有“旅行癖”，也有“收藏癖”、“文学癖”，其实这些癖好，除了他要展示的帝王应有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外，也有消磨时间，让生活丰富的动机。尽管乾隆可以调动非常巨大的资源，可以让自己的某个想法变成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是他基于兴趣爱好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无法全身心的只为了自己的兴趣，因为他是君主，他必须无时无刻不能忘记他在统治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

　　本书突出的一点是，乾隆和他的国家并没有像当代历史课本、政治课本以及电视节目所描述的那样，自高自大，轻蔑西方世界和国际贸易，相反，乾隆对世界的变化非常及时的能够把握，从他急于平定西域和加强对藏区的控制来看，他对俄罗斯在中亚的扩张非常重视，也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非常警惕。他完全清楚国际贸易带给帝国的经常性盈余是多么巨大，他所钟爱的钟表与玻璃来自于何方经何处运来他也很了解。但他对马格尔尼的通商要求予以拒绝，不是因为他目光短浅，是因为他和他同时代的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将会有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乾隆也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帝国无限制的扩张到印度、中亚乃至欧洲，因为他认为以清帝国的实力，控制在目前的领土范围已是极限。

　　那么何以解释清帝国在乾隆之后的衰落呢？书中认为是鸦片的大量流入导致白银外流，国内的无地农民大量增加激化社会矛盾，带来太平天国的起义。其实在那个时代，欧洲也在经历农民失去土地的情形，只不过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大量的工厂出现，以及殖民地财富掠夺回欧洲，给了欧洲失地农民一条活路，才不至于使欧洲出现纷乱的农民起义。而鸦片的问题，可能不是最根源的。最大的根源问题，乃是因为清代中后期人口大量增加，封建社会的承载能力提前达到极限，尽管清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较之前代有非常大的提高，各项规章的细化与量化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效率，但是对于一个国内经济量占世界三分之一，国际贸易量空前的一个稳定的大帝国来说，这样的管理也显得过于粗放，当政府未能有效管理海关，未能有效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未能继续提高生产力以养活更多人民的时候，现有社会制度与环境的崩溃也就是时间问题。

　　乾隆与其妻子富察氏的爱情，和乾隆对太后的孝敬，是作者较为强调的关于乾隆私生活的一部分。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乾隆作为一个人，是多么的热爱生活，充满热情，他在富察氏逝世之后冷落第二任皇后并拒绝将第二任皇后的遗体埋入他的地宫。尽管他有很多嫔妃，但在他的心中，他始终爱着的，是他元配的妻子。

　　乾隆通过他聪明的才智，敬业的精神，坚定的信念，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与宏观环境下，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与一切有利的条件，使得在他统治的六十年内国家稳定，人口快速增长，国家疆域大幅扩大，同时又修建圆明园，修四库全书，修订大量的文学语言类书籍，对祖先留下的各种制度加以修改完善。同时他又巡游各地，撰写诗歌，研习书法，骑射围猎，孝敬母亲，宠爱妻子，并为国家选出他所能选择的最好的继承人。读完这本书，回想乾隆并不十分长久的88年，他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了多少人一生也做不完的事情。尽管王朝永远是家天下，他所作的一切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自己家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他勤奋的一生，都献给了他的国家和臣民。

　　《乾隆帝》读后感(三)：本书试图表现出乾隆皇帝作为凡人的一面：非惟他的成功，还有他的缺点和不幸，很真实

　　从1736年到1795年，乾隆皇帝统治中国达60年时间！在中国皇帝中，其统治时间不可谓不长。在中国民间，关于乾隆皇帝的各种传说非常之多。然而，奇怪的是，像乾隆皇帝这样著名的人物竟然在西方鲜为人知，这也加重了本书的独特之处——作者竟然是一位外国人。

　　作者欧立德教授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在中国台湾、大陆以及日本学习生活多年，1993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清史、内陆亚洲史，是美国“新清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作者尽力将所了解到的乾隆个人生活及其性格的种种方面展现给大家，希望可以更多地表现出乾隆皇帝作为凡人的一面：非惟他的成功，还有他的缺点和不幸。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不得不说确实是一本值得收藏的好书。

　　《乾隆帝》读后感(四)：西方学者眼中的乾隆

　　中国人是比较随性的，在历史这件事上，就有正史和野史。而且往往野史特别吸引人。就拿乾隆来说，近代的影视作品，诸如《戏说乾隆》、《还珠格格》，让观众记住了一个风流的皇帝，却不了解乾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帝王。

　　同时，中国的历史记录是有局限性的。漫长的封建王朝更迭，每一个朝代都在修史。说白了，就是美化自己的朝代。这样自然会让史料失真。这也造成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困难。没想到的是，欧美学者也在研究中国的封建历史。

　　《乾隆帝》是美国著名清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2009年出版的同名英文著作的中译本。从全球的视野来看，乾隆是18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君主，因为他统治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无与伦比的领土、人口和先进的技术，对世界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然而，在欧美知道乾隆的并不多。因此，欧立德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科普。

　　书中很多事情的记载都是轻描淡写。但国人看了应该会在很多所谓的历史疑点上会心一笑的。比如雍正的突然驾崩，是否因为被刺客所杀？弘历是否是汉族后裔？当然这两点在这本书里都被欧立德否定了。

　　乾隆是中国封建社会在位时间非常长的一个帝王，整整60年。同时，乾隆作为非汉族——当时中国从地域上来看还是以汉族居住地为主，因此自古称为女贞的满族在入主中原后，是不是也可以看做是主动成为中国这一国家概念中的一部分——统治汉族，是不多见的。第三，乾隆在位的时候，整个世界的格局还处于欧洲尚未发达、美洲刚刚起步、中国依然领先，非常有趣。

　　乾隆的政绩斐然。最主要的一个是对外，与众多国家明确了疆土界限，二是对内，稳定了少数民族，促成团结，三是人才，发扬了科举制度，保证了人才的上升空间。

　　这并不是一本历史课本或者人物传记。欧立德在书中讲述了乾隆和他的皇后富察氏的爱情，不过这就带着比较浓郁的西方观点了，欧立德尽情讴歌了乾隆的爱情观，包括乾隆因为富察氏的故去，而迁怒于众人等等。乾隆在富察氏逝世之后冷落第二任皇后并拒绝将第二任皇后的遗体埋入他的地宫。

　　《乾隆帝》最精彩的还是欧立德将乾隆放到了全球的范围内去考虑。可惜的是，在这方面，欧立德着墨不多，或许这是更深入的研究成果，欧是不能轻易放到书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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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叔有话说）

　　《乾隆帝》读后感(五)：【美国人眼中的乾隆帝】

　　以一个美国学者的视角来写中国人所皆知的皇帝，写给外国读者做普及，效果原本很好。但如果又翻译回中文，让中国读者来随着美国作者的思绪，了解乾隆，似乎并十分解渴，甚至也与原本的判断有些出入。 但书中重要的可取之处，就是作者在展示乾隆的成长历史同时，会加入同时期欧洲国家中一些类似或相关的做法。如在记述乾隆为母后表演舞蹈以示孝心时，也记述了法国路易十四曾表演宫廷芭蕾舞，展示了同时期中外国度中的相似之处。这种方式也是我们通过中国了解世界的一种途径。 总体而言，以外国人的身份研究中国的皇帝，实属不易。更难得资料丰富、论断准确。“天之骄子、世之凡人”，是对乾隆较为准确、全面的评判。

　　《乾隆帝》读后感(六)：乾隆皇帝和他的国家

　　在我国的传统认识中，晚年的乾隆昏庸无比：他不但不知道英国的地理位置，贻笑百年。还选择闭关锁国，葬送了我国最后一次对世界开放的机会，并最终导致了百年屈辱。

　　但90年代兴起的新清史学派显然会对这样的结论保持善意又不失嘲讽的微笑。这些没有“政治包袱”的学者以反对汉族文献中心论的方法试图为我们发掘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想像中的大清国。

　　欧立德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其新书《乾隆帝》中不但对他大加夸赞，甚至认为他的功绩远远超越拿破仑。

　　欧立德是“新清史”的领军人物，他所在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试图以“满人的眼睛看满族”完全颠覆了之前研究注重汉文史料的方法，而提出应并重于满文与蒙文档案。而他本人也因为对满文档案的研究享誉全球。

　　而他的论述几乎完全建立在对中国史学界传统观点的批判上，而这一切几乎都可以围绕着马尔葛尼的访华展开。

　　一、乾隆皇帝是否真的无知无畏？

　　“英吉利与罗刹国可有陆路相通？“乾隆皇帝向英使马尔葛尼的“经典”提问曾经长期为史学界用来判断乾隆皇帝无知且自大的重要依据。但欧立德对此提出了尖锐的反驳：作为一个帝国的首脑，怎么可能缺乏最基本的地理政治常识？他甚至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墙壁上画过一幅世界地图。不光如此，面对求知若渴的乾隆皇帝，蒋友仁还写了一份有关地球、彗星及新发现的其他星球运行轨迹的说明，又附有一份对地图进行解释的文字说明。乾隆不仅下令复制这份世界地图，分别收藏于宫中、军机处，还让人把新发现的内容加在宫中的地球仪上。（〔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信简集———中国回忆录》V，大象出版社，2005，135-136页）

　　乾隆皇帝甚至知道法国大革命，显然大革命第二年对白莲教的大搜捕多少表现了大革命对他的影响。在他的宫廷中，来自法国的耶稣会修士一直是宠儿。在修士们的记载中，乾隆皇帝向他们询问了关于欧洲所有可以询问的问题，包括政治，军事，甚至具体的皇室制度。

　　这样的乾隆皇帝显然不可能不知道英国的地理位置。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欧立德认为，乾隆一再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很可能是“故意为之”，或者这么说，是乾隆的一种故意贬低对手的政治策略，希望给马戛尔尼留下一个“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兴趣”。欧立德的这一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广泛存在的，一位高官或者一位巨富通常用这一策略来羞辱对手，以看似幼稚的设问来提醒双方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地位差距。（张明扬：当我们谈论乾隆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说明老年的乾隆皇帝也许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者，但同时也是一个老辣的政治家和保持着渊博的知识和极大的求知欲的人。

　　二、乾隆皇帝是否真的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是乾隆皇帝身上的头号”罪证“。但是新清史的研究者们并不持有相似看法，他们指出，在乾隆时代，中国大约七分之一的茶叶都出口到了英国，每年的丝绸出口额也达到了100万两白银左右。在乾隆后期，中英贸易仅仅直接贡献给乾隆私人银库的收益“每年至少都有85万两白银”，欧立德认为，乾隆没有蠢到会采取某些行动来影响他的可观收入。事实上，乾隆统治中期曾实行过禁止丝绸出口的禁令，但在发现禁令对蚕农和纺纱工人的生计的负面影响之后，乾隆迅速改弦易张，还给出了高度具备现代经济意识的解释，直指禁运是“双输行为”，“徒立出洋之禁……是无益于外洋，而更有损于民计。又何如照旧驰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乎”。（同上）

　　而事实上，即便在所谓的禁海时期，也只是开放的口岸较少。事实上，鸦片战争后英国人的要求并非是”开放口岸“，而是”开放更多的口岸“。

　　这种时候指责乾隆皇帝闭关锁国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而在欧立德的论述中，乾隆皇帝没有开放更多口岸的原因也并非来自对贸易好处的无知，而是因为当时党争严重，无暇他顾。

　　那么在新清史的研究中，排除了后人迷雾的乾隆皇帝和他的清帝国到底是怎样的？新清史的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可以把他们的共识做一下简单小结。

　　首先，大清首先是一个帝国。大清皇帝不光是中国的皇帝，尤其自十八世纪最终平定准部开始，他（乾隆）还是蒙古的大汗，也是藏传佛教的保护者。比如柯娇燕教授就认为，清朝的统治是一个帝国的政治结构。首先，清朝有皇帝的统治，皇帝不仅仅指一个人，更是代表一种统治制度。皇帝制度的存在是帝国统治的第一个特性。其次，清朝政府结构很特别，拥有三种政府管理体系——第一种是满族自身所特有的八旗制度，这是军政合一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二种是蒙古衙门，后改称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第三种是从明朝沿袭而来的管理体制。清朝将以上三种不同的政府管理体系纳入到一个帝国之内，是帝国统治的第二个特性。最后，清朝统治的疆域非常辽阔，将许多不同的文化纳入一个帝国统治之下，这是帝国统治的第三个特性。（柯娇燕访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日第641期）

　　柯娇燕教授，与欧立德教授相爱相杀的另一位美国清史研究泰斗，她虽然认为汉族中心观有失偏颇，但是也对欧立德教授的矫枉过正颇有微词。

　　其次，大清与其他鲜卑等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不同的是，它一直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满洲精神与满族文化。曾经的学者们（譬如何炳棣教授和费正清教授）普遍认为清朝的成功统治建立于成功的汉化之上。但是很多新清史的研究者更倾向认为正是大清保留了更多的满族成分，才成功统治了中国长达三百年。

　　他们的论点颇有新意：通过对未经过翻译的满文奏折的研究，乾隆皇帝虽然对外宣布自己承袭自明的法统，但仍会提醒同族的臣子，我们满人是强悍的，不像女性化的汉人。这样的内容不会出现在汉文档案里。另外如果满族真的汉化了，显而易见逻辑上的问题是：那为什么20世纪初会爆发如此强烈的排满情绪？满汉之别如果不存在，章太炎、邹容的排满口号不会如此深入人心。

　　最后，请容我解释在全文中通用大清而非清朝或清帝国的原因。在旧有的研究中（如金启孮老先生），普遍认为大清的国号来与明朝的竞争：“‘清’是‘明’的同义词，有与‘明’比美之意。从太宗改元‘崇德’，可为旁证；‘崇德’与‘崇祯’亦有比美之意。但事实上，而大元（daiyuwan）与大明（daiming），二者虽有时亦连写，但依历史资料，皆为汉语合成词，为偏正词组，并不是固定的单纯词，简称为“元”、“明”以后，仍然有意义。而“大清”则不同了，其满文为连写（daicing），而不是分开书写的，即如dai cing，也不是da cing。这表明 “大清”不是由独立的“大”字和 “清”字组成的汉语合成词，而是一个音译而来的外来词。故 “大清”源自汉语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鲍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5年4月）　

　　而实际上，大清（daicing)的音译来自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战士。大清的皇帝们对汉族朝廷讲述水德克火德的故事，而对满蒙贵族表述自己的尚武，恐怕这才是乾隆皇帝与他的帝国的真实样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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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读后感(八)：连房兆楹都不知道，译者是哪门子的清史研究者

　　Mark这个书，的确是挺好读的，一天的功夫看完。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几个问题：

　　一、书中插图质量极差，书的定价已经不菲（49），总共没有几幅插图，如果不行的话集中到某几页用个铜版纸，看起来就高大上，现在这个样子，根本没有办法看。不知道编辑是怎么想的。

　　二、第256页，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译为《寻找现代中国》第二版（1990），这里有两个错误，其中一个不太严重。这个书不是没有中译本，台版大陆版都有，译为《追寻现代中国》。虽然大陆版是太监版本，但我想这个书名大概是大家都比较公认的，显然追寻要比寻找好点。豆瓣下，应该可以看到1990年的英文版本不是第二版而是第一版。我手头刚好有1990年的第一版。网上也能找到。

　　三、还是书目介绍的问题，这个就相当不靠谱了。译者居然连房兆楹（Chao-ying Fang，本书255页）都不知道，要搞一个音译方潮音，不得不佩服译者的确很潮！！！后记中，贾建飞已经承认参考文献是他负责的，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位贾建飞博士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是懒惰到了极点，百度一下，我想怎么都不会出这种问题吧。当然，编辑也必须为这种低级错误负责。好歹您也看看啊。人名地名是最为简单的，也是最能看编辑水准的，这样的低级错误，和孟修斯孔修斯有多大区别？

　　为了科普下，我把百度百科词条转过来：http://baike.baidu.com/view/1014284.htm？fr=aladdin

　　房兆楹先生（Fang Chaoying, 1908－1985）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史专家，研究领域侧重于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数学系，与该校历史系杜联喆女士（1902—1994）结为伉俪。二人自19世纪30年代即参加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工作。1931年引得编纂处出版特刊第一号《读史年表附引得》，杜联喆是该书的校订者。 1932年杜联喆、房兆楹合编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由引得编纂处出版。1941年，引得编纂处又出版了他们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列为特刊第十九号。......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房兆楹夫妇还指导美国学生进行明清史研究。国际知名的明清史学者芮玛丽（Mary Wright）、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倪德卫（David S. Nivison）等出其门下，“皆北面称弟子”。房兆楹长期治中国史，尤精于明清史及近代人物的研究。他先后参与撰写《清代名人传略》、《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明朝人名录》。这三部巨著是明清以降中国著名人物的大汇编，均用英文编写，在国际汉学界有很大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授予房兆楹夫妇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乾隆帝》读后感(九)：新清史視角下的乾隆皇帝

　　本文為發表於《上海書評》的原文，其中修正了一些出版時的錄入錯誤。出版稿參見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6/22/1161552.shtml。

　　近三十年來，有關乾隆皇帝的中文研究汗牛充棟，其相關傳記約出版有十本以上，而專題研究更是多如牛毛。近年來相關的電視劇（如《乾隆王朝》與《戲說乾隆》）以及二月河以乾隆皇帝為主題所寫的歷史小說等，都受到廣大觀眾與讀者的喜愛。然而在歐美，乾隆皇帝的知名度與其歷史地位相比，實顯得微不足道。因此本書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t）寫了這本西方第一本乾隆皇帝的傳記，讓西方讀者能夠認識這位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君主。

　　除了序言與結論兩章外，全書共分為九章。在序言說明了乾隆皇帝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及本書寫作的出發點；第一章「登基」敘述了乾隆皇帝登基以前的成長教育與入繼大統的過程；第二章「當政」概括了乾隆皇帝登基之初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並如何取得初步成功；第三章「家庭，儀式和王朝统治」描述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及其扮演孝子、好丈夫與嚴父等角色的努力；第四章「滿洲成功之困境」則從滿洲人如何以少數統治占多數的漢人角度出發，討論乾隆皇帝如何應對滿洲入關後所面臨的漢化危機；第五章「巡遊之治」關注的是乾隆皇帝透過北遊盛京、南巡、五臺山禮佛與山東祭孔等巡遊，向其統治的各民族展現了不同的面貌；第六章「帝國的擴大」提到乾隆皇帝征服準噶爾與回部的經過並且繪圖纂書以紀功，一方面能宣揚其成就，另一方面又證明了清朝統治的合法性；第七章「文化巨人」則描繪乾隆皇帝崇文興學的一面。乾隆皇帝可能希望藉此向人們展示在文殊菩薩和尚武之王以外，他做為儒家聖王的典範；第八章「清代的中國與世界」論及了朝貢體制下的清朝對外關係，並且重新評價了英王馬戛爾尼使團訪問清朝一事，試圖為傳統上認為乾隆皇帝對外界事物一無所知的自大形象進行辯解；第九章「晚期的國家秩序與衰敗」指出了在乾隆朝末葉老臣凋零，使得乾隆皇帝日益孤立而專信和珅，致使皇權旁落。其後官僚腐敗與日益增加的人口壓力導致民變蜂起。在此背景下，乾隆皇帝讓位於其子嘉慶皇帝，自居「太上皇」。而在乾隆皇帝駕崩後，其埋葬的地宮牆上沒有任何滿文與漢文，僅刻著精美的佛教梵文咒語，這也許也反映了他個人的心靈歸宿。最後在結論中，作者歸納出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紀時所遇到的主要問題。由於這些問題也存在於當代中國，因此作者認為某種程度上可以把乾隆皇帝視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統治者。附錄包括了乾隆生平大事年表與書目介紹。後者是一份中西學界有關乾隆皇帝與清史研究的簡要書單，對於想要了解西方清史研究的讀者而言相當有用。

　　由於本書定位是寫給歐美讀者的入門書，因此為了幫助讀者進入歷史情境，作者也將乾隆皇帝與西方讀者熟悉的歷史人物做類比。例如作者在英文版序中提出了「設想約翰‧肯尼迪總統若從1960年統治到2024年，美國將會是何種局面」的問題，試圖讓歐美讀者了解乾隆皇帝統治的時間之久與其影響力。並且將乾隆皇帝與歐洲史上長保國力鼎盛的兩位君主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在位45年）與法王路易十四（在位72年）相提並論（第vi頁）。雖說這些是為了便利歐美讀者的做法，但是也同時有助於中文讀者理解乾隆皇帝在西方學界中的印象與評價。

　　本書作者歐立德是近年來在中國史學界引起熱烈討論的美國新清史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因此本書在寫作取向上也受到此一學派的影響。去年年底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定宜莊教授與本書作者共同發表的〈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一文中，對新清史的三個特點進行了評述：一為強調全球化的視角；二是強調滿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強調使用滿語與其他非漢族群語文檔案的重要性。從上述三種角度來看乾隆皇帝的生平，與傳統歐美與中文學界的研究又有什麼樣的差異？也許透過比較本書與同類英文與中文作品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與本書主題相同的英文作品，由於本書是西方第一本關於乾隆皇帝的傳記，因此付之闕如。但是早在1974年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就已經寫了康熙皇帝的傳記，中譯本為《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因此透過比較這兩本書，可以略觀四十年來美國清史學界對於清朝皇帝的研究經歷了什麼樣的轉變。史景遷在描寫康熙皇帝時主要仰賴清代實錄與方略等漢文材料，以及耶穌會士的記述，這主要也與當時清代滿、漢文檔案的整理出版尚不發達有關。不過他注意到清朝皇帝的滿洲身份及其政治影響。因此滿漢關係、準噶爾戰爭，以及中西關係（主要是康熙皇帝與教廷間的關係）都是重要的討論重點。這些部分其實也都是歐立德寫乾隆皇帝傳關注之處（不過中西關係主要則聚焦於馬戛爾尼使團上）。然而史景遷主要還是以康熙皇帝的視角來寫作，因此並未如本書一般針對康熙皇帝身處的時代背景進行太多描述，更遑論比較清朝與同時期的歐亞帝國。這一方面是寫作策略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西方清史學界主要還處在奠基階段的情況，並且這種將清朝放在世界史來觀察的視角也尚未風行。

　　至於本書同類的中文著作，從本書的架構與內容來看，最接近的中文研究要數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時代》。戴逸教授為中國清史學界耆宿，並出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雖然這本書初版於1992年，距今已有22年之久，但他的研究仍反映了中國學界對於乾隆皇帝的研究基調。如果我們比較戴書與本書的內容，會發現兩者確實有明顯不同。譬如在比較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國與其他國家時，兩本書同樣都以歐美各國為比較對象，但是比較的方式不同。戴書注意到的是當時發生在歐美卻沒有發生在中國的類似事件，例如產業革命、科學發展、啟蒙運動與美國獨立等，並以當時乾隆皇帝未能像略早的沙俄彼得大帝引進西方事物來反襯當時中國的鎖國與落後。然而反觀本書則是去比較當時同樣發生在中國與歐美的同類事物。首先以巡游為例，本書不僅比較了乾隆皇帝與同時期英、法兩國國王的巡游，而且也和毛澤東與鄧小平等現代中國領導人巡視各地之舉做了比較（第122頁）。其次以遠征為例，本書則比較乾隆皇帝遠征準噶爾與法王拿破崙遠征俄國，並認為前者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跨度更大，並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第124-126頁）。此外，本書作者還將比較的對象擴及其他歐亞帝國，例如在談到滿洲人以少數民族之姿統治眾多漢人時，就將俄羅斯帝國、莫臥兒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又稱鄂圖曼帝國）等納入比較，認為和莫臥兒帝國從未改宗印度教相比，清朝接受了較多的漢人習俗（第22-24頁）。

　　另外本書中也強調乾隆皇帝做為滿洲統治者統治多民族的一面，且書中也不時穿插滿語詞彙。例如第四章即探討了八旗生計與《四庫全書》收錄滿洲源流與傳統相關的著作等現象。另外也分析了清朝在新疆、西藏等地的準軍事化制度與清朝做為多民族帝國的意義。但反觀戴書則甚少觸及這些議題，觸及滿漢關係議題的部分主要在於黨爭以及乾隆皇帝對於滿洲尚武之風的關注。提及十全武功時也僅強調此舉在保衛祖國疆域的政治大一統面向，而較少探索底下的多元文化與制度面向。雖然這一方面與當時清代滿、漢文檔案的整理出版尚不發達有關（前述史景遷所寫的康熙傳記亦有類似問題），但另一方面確實反映了中國與歐美的清史學界在觀點與視角上的差異：中國學界對乾隆皇帝存在著一種矛盾心理──他既是現代中國廣袤疆域的奠基者，但卻也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西方的始作俑者；歐美學界則著眼於對乾隆皇帝的身份背景與人生經驗對他所帶來的優勢與限制──一方面讚許其功績，另一方面又對其失誤能有一種同情的理解。

　　這點從本書在論及1793年的馬戛爾尼勛爵（Lord George Marcartney）使團訪問中國一事時，更能看出其與中國學界傳統的評價有所不同。過去中國學界對此一事件的敘述基本上以馬列主義的歷史觀為主軸，認為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國正處於封建社會的高峰期，然而已顯露出中衰跡象。而同時代的西方則經歷產業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巨變，英國更挾其先進技術叩關中國。但由於乾隆皇帝的自大心理與愚昧無知，導致中國損失了一個認識外部世界的大好機會。然而本書則指出乾隆皇帝當時事實上不僅熟悉西方地理，同時也清楚當時歐洲法、俄兩國內部的情勢。因此比較好的解釋是他事實上是故意展現他對於遠方的英國興致缺缺，因為當時的清朝整體來說是一個和平且富有的國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餘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此外，作者的高足、現任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馬世嘉（Matthew W. Mosca）在去年出版的新書《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中，透過整合廓爾喀（今尼泊爾）方面的情報與馬戛爾尼勛爵在與英國本土的通訊中所表達的顧慮，說明了至少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北京前後，清朝已經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只是受限於不同語文的資訊在中譯上的整合有困難，以及清朝邊疆政策較為分權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對英國的認識仍屬有限，但並非如過去所想的對外界一無所知。

　　作者在結論中提到了乾隆皇帝所面對的五種矛盾：1) 乾隆皇帝以馴服蠻夷與殖民邊疆來解決國內逐漸惡化的人口問題，但是卻反而造成了環境退化，對後代造成負面影響；2) 乾隆皇帝雖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他治下的最後二十年卻也是官員腐敗最嚴重的時期；3) 乾隆皇帝雖然在口頭上強調滿漢一家，但是他的行為卻一直是偏向滿洲的；4) 乾隆皇帝雖然贊助了許多文化工程，但同時也有許多作品在這些工程中遭到毀棄或刪改；5) 乾隆皇帝努力維持帝國的統一，但這卻是以犧牲成千上萬的人命與文化多樣性為代價的。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當代中國與18世紀的清朝所面對的矛盾其實仍舊有相似之處（第242-243頁）。本書作者認為乾隆皇帝最大的失敗是晚期寵信和珅，導致中央大權逐漸流入官員之手，皇權受到嚴重削弱。但是這並不能完全歸咎於乾隆皇帝，因為大一統國家中永遠存在著意欲集權的中央與試圖自治的地方兩者間的緊張關係。而這種緊張關係也同樣存在於當代中國，因此回顧清朝的歷史經驗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問題並尋求對策。

　　2009年出版的《共享的現代性歷史：中國、印度與鄂圖曼帝國》（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 China, India & the Ottoman Empire）一書也許有助吾人回顧清朝的歷史經驗。該書由土耳其海峽大學經濟史與政治經濟學教授伊湖麗（Huri Islamoğlu）與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主編。該書的主題是比較早期現代的大清帝國、鄂圖曼帝國與莫臥兒帝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發展歷程。在邊疆政策上，該書認為與缺乏政策彈性的現代中央集權國家相較，前述三個歐亞帝國透過地方分權與協商而得以在邊疆政策上取得成功。即便在協商破裂後不得不訴諸武力，但是這些帝國皆未試圖壓制所有的反抗。換句話說，對這些皇帝而言，使用武力是為了迫使對手坐上談判桌並臣服在其權力下，而不是為了一勞永逸地消滅反抗者。

　　回到本書所討論的乾隆皇帝來看，例如雍正年間在西南苗疆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引起苗人反抗。而乾隆皇帝即位之初處理苗疆之變時，雖然不得不以武力平叛，但是亂平之後為了安撫苗人，他在當地實行較其父雍正皇帝寬容的政策，包括土地永不徵賦，並以苗例解決苗人爭端等等。此外在面對準噶爾問題時，乾隆皇帝最初也是設法與噶爾丹策零談判並成功達成和平協議。雖然後來由於噶爾丹策零之死導致準噶爾內亂，使得和平協議失效，乾隆皇帝遂決定趁機以武力解決準噶爾問題，但如果沒有這個契機，乾隆皇帝很可能不會主動撕毀和平協議而冒險出兵征準。因此我們可以說，乾隆皇帝以武力所締造的大一統局面主要是政治上的，但是在治理多元民族上，仍然秉持因其俗不易其政的原則。這種靈活的治理模式有助於18世紀的清朝因應國內的各種動亂。雖然限於篇幅，在此無法多做討論，但相信現代中國如何對待清朝在領土與政策的歷史遺產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值得吾人進一步探討。

　　最後就譯文本身來討論。本書英文原版於2009年出版，在短短五年內中譯本就能夠面世，讓中文讀者能夠一窺西方學者眼中的乾隆皇帝，譯者們確實功不可沒。本書譯者的用心之處之一，在於加註了英文原版付之闕如的滿文與漢文詞彙。例如在講到滿洲民族的男性美德時，譯者便加註了滿文hahai erdemu（第94頁）；談到清朝外交禮節時，譯者加註了行跪禮的滿語niyakūrambi與叩頭的滿語henkilembi（第186頁）等等。提及乾隆朝末葉的社會動亂與流動未婚男性時，譯者也在後者加註了清代檔案中常見的「光棍」一詞（第230頁）。其次是對書中的人名與地名加了許多譯註。例如在比較清朝與英國的瓷器時，就替書中提及的英國陶藝家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與德國著名瓷都梅森（Meissen）（第198頁）。至於原書英譯的引文，譯者也都費心查考，並還原為中文原文。用心程度可見一斑。

　　不過書中有幾處手民之誤仍舊有澄清的必要。例如書中第21頁提及沙俄的羅曼諾夫（Romanov）王朝誤植為羅馬帝國；第93頁提到的蒙古馬琴一般中譯為馬頭琴；第126頁圖中提及兩次廓爾喀戰役時，誤作廊爾喀；第212頁處提及頗羅鼐之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誤植為珠爾默特那木所勒。第256頁提及朱誠如誤植為朱誠儒；第261頁提及博格爾的《空虛的帝國》與第258頁的白瑞霞之《虛靜帝國》實為同一書；Evelyn Rawski的中文名習慣譯為羅友枝，而非本書中用的羅有枝；而第259頁提及Nicola Di Cosmo誤作Nicola Di Cosma；最後第104與108頁述及轉輪王（chakravartin）與文殊菩薩（Mañjuśrī）兩者的梵文名稱時，有混用的情形。然而這兩者雖同為乾隆皇帝的形象，但並非同一神話人物的異稱。

　　總體而言，本書譯文尚稱忠實，且觀點新穎。對於想了解新近歐美學界如何看待乾隆皇帝與其時代的讀者而言，本書是相當好的入門書。對於現代中國形成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與對策有興趣的讀者而言，本書所述及的歷史也許能夠帶來一些啟發。

　　《乾隆帝》读后感(十)：非常好的书

　　乾隆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被演绎诸多的皇帝，褒之贬之，层出不穷。而这本书的独特之处正是其客观性和大局观。首先，作者采用的是全球史的叙事角度，将18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历史潮流联系起来，对流行的“清代中国是对外封闭的”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次，是读者的客观性，利用大量的中文原始文献，解读乾隆生平的每一个细节，准确地还原了这位曾竭力将自己“神化”的古代帝王的真实面貌，使乾隆皇帝更加人性化。通过阅读，读者通过本书可以大致了解美国近年关于中国清史研究的成果。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美国学界对于乾隆帝乃至乾隆所处朝代，所着重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在哪些方面有重要的被公认的成果，有哪些比较重大的争论，又有些什么时下最流行的议题和面向。可以为中国研习史学尤其是清史的年轻学者，提供一个了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