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读后感10篇
《真相》是一本由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 / 汤姆•罗森斯蒂尔（T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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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这个信息丰富的时代，我们似乎离真相更近了，然而，大爆炸式的信息经常蒙蔽真相。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两种的声音：第一种，反正真相根本不存在；第二种，知道了真相又能怎样的无用论。信息赋予了受众更多的控制权，但是，公民真的具备了辨别真相的能力了吗？辨别真假的责任在每个公民的肩上。若我们无视或放弃这份控制权，我们将面临的很可能是被操纵与裹挟。
「如果说旧时代的中国大众在接受新闻上是缺乏自由的话，那么作为新时代的信息消费者，他们更多的是被诱惑，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关注体育、社会和娱乐新闻中，而最危险的则是被压迫和诱惑中养成的对真相无所谓的犬儒主义。」
美国两位资深记者所写的《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提供给我们一幅传播史画卷，每一次传播革命都会带来三种形式的变化：新社群的形成、新旧权威重组、经验主义与信仰的矛盾。
在公元一万多年前，人类通过洞穴画纪录以世俗经验为基础的狩猎情景和用以精神交流的星团图，经验主义与信仰之间的矛盾从此萌芽。在5000多年前文字诞生之后，人们通过持久性的文字传播文化与经验，狩猎部落群体也逐渐转换成农耕社群。15世纪欧洲的活字印刷机推动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如大量印刷的《圣经》使宗教权贵失去了对宗教文献的垄断地位，公众不再需要通过神职人员来救赎了，阅读《圣经》即可与上帝直接对话。电报、广播、电视、数字技术的兴起也带给公众参与民主的机会，比如电视塑造了美国政治选举的辩论文化、民权运动等等。
我们在看新闻时，如何辨别真相呢？《真相》提供了「怀疑性认知方法」，受众应提出以下6个问题：
1) 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2) 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3) 信源是谁？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4) 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5) 其它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6)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首先，我们要能够辨别当下新闻内容类型，才可知晓哪一种新闻值得信赖。
确证式新闻：强调准确和语境的传统模式与理想模式，重视核实过程，信息来源多样，记者深入挖掘，并且承认报道中的不足之处。
断言式新闻：强调及时性，过滤和核实环节松懈，新闻工作者只是原始材料的搬运工，对事实和观点不加质疑。电视直播就属于断言式新闻，政客偏爱直播，用以营销政治目的，主持人很难在现场核实信息加以反驳，观点和事实分不清，谣言、指责、刺激卖点直接呈现给观众。
肯定式新闻：为了肯定受众的先入之见，刻意拣选信息，具有商业与政治目的，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形式接近于宣传、说服与操纵。一般这种节目的主持人只邀请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嘉宾或者明显偏袒一方嘉宾。
利益集团式新闻：由利益集团而非媒体机构资助，内容搞得像新闻，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特定利益集团的目的。一般此类新闻机构不公开资金来源，报道的倾向性一致，结论同一。
此外，还要格外注意以下几点：
信息完整性：除了要关注5个W（Who, What, When, Where, Why )与1个H (How)，还要多问几个问题，这些信息只是对事实的简单陈述？有对事实进行来龙去脉的分析吗？有证据用以分析吗？新闻是否承认不足之处，告诉观众报道中无法证实之处？信源可靠吗？
识别信息来源：可以是作为目击者的记者，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型记者、目击者的叙述、匿名信源等等。目击者提供的叙述并不一定都能采纳，一手叙述是可以的，如果是二手信息泽需要着多重的信源证明一致。是否提供了核实的证据？新闻报道时是否具有逻辑谬论，比如确证式新闻采用证据来证明事物是否真实，而推断则是在证明之前就下好结论了。肯定式新闻故意筛选个别事件与片面的数据，以偏概全。[1]
说实话，这本书虽然罗列了详尽的理论与案例，但写书的风格远远违背了书的初衷：给新闻读者传授方法。此书对新闻生产环节的描写很详细，但是理论性、学究式的语言会让普通读者头疼。
读完这本书，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接下来，转向我的观点与知识拓展。
我对提高「新闻素养」的理解
我们所处时代的各大新闻机构分别属于哪种类型呢？我认为，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经济学人（Economist) 符合确证式新闻，该机构的新闻把关是相当严格的，核实工作到位，新闻报道基本不会出错，即使出错，概率也极低。美国有线电视公司（CNN）属于断言式新闻，新闻图像丰富、发布迅速，选择画面图像题材为了收视率，来自信源的原始材料不加核实就播给观众；中国的新浪微博也符合断言式新闻；环球时报就比较符合肯定式新闻，有意识形态特征；微信上的各类文章则涵盖以上四种类型。
利益集团式新闻真的很难划清界限，因为美国的财团、跨国大企业对媒体的影响很广泛，有些渗透性的影响与控制是我们这群草民看不见的。美国媒体、财团、政府经常捆绑在一起控制话语权。比如，《纽约时报》是索尔兹伯格家族财产；《华尔街日报》隶属于默多克旗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被通用电气（GE）收购；美国有线电视公司（CNN）的老板是传媒巨头时代华纳。中国的媒体，本身具有政治倾向性。[2]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具有中立性，媒体遵循可以追求客观性反而使得报道不客观，美国新闻界称之为「错误的平衡（False Balance）」。有研究显示，现在的媒体面临更多的行业竞争，为了吸引更多受众，刻意达到中立性，不得不违背证据本身的分量比重，选择故意隐瞒重要信息。[3]
媒体经常沦为精英统治者贴身工具。站的位置愈高，愈恐惧草根阶级在技术革命时代掌控更多信息的能力，因为每一次信息革命都将带来对原有权力秩序的挑战。
历代权贵者惯用的伎俩，一种是堵，严格思想控制，如焚书坑儒、文字狱（此处点到为止，借古讽今），以类似于恐怖主义的手段进行威慑；另一种是疏，疏并非真正落实解决问题或放下身段妥协，而是放纵五花八门的信息洪流吞噬大众，分散大众的注意力，将公众的目光从最紧迫的问题上移开，沉浸于无关紧要的娱乐花边新闻中娱乐至死，公众也就逐步降低对媒体报道质量的诉求。
举例论证，在美国2016年大选其间，美国主流媒体故意对邮件门轻描淡写，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门的报道篇幅与数量远远不及对川普的关于税收、公司倒闭状况、性骚扰、联合俄罗斯干扰选举的质疑与声讨。泰晤士报（The Times）曾被美国主流媒体指责对希拉里过于苛刻，因为泰晤士报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强调关注希拉里的邮件问题，以及克林顿基金会收取来自沙特阿拉伯地区国家的捐赠，这些国家可能以此从美国博得有利的政策。[4]
而此时的中国在做什么？中国有史以来对美国大选如此关注，伺机而起的中国媒体主流的论调：美国民主诟病无数，川普上台证明民主制度必然陨落，隐喻中国的制度能提供给大众无法比拟的稳定感全感。美国的政治民主确实有很多问题，但也绝不是一无是处。中国对美国大选的强力报道也不乏出于将对国内矛盾的注意力转向对国外新闻的消遣的目的。
这种文化霸权可以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葛兰西主义（Neo-Gramscianism）」，批判性理论中的一种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Neo-Gramscianism指出新马克思主义忽略了相反方向的作用力，认为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建筑，精英权贵通过经济文化控制和加强已有的经济体系，从而达到权力的巩固。[5]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现代国家常常激起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来煽动情绪，获取公众的信任，增加选票支持率。
不管是中方还是西方主流、具有公信力的媒体都曾出现过的原则性错误。比如，在利比亚战争期间，我国某大电视台将利比亚反对派的游行横幅「法兰西万岁」强行翻译成「法国滚出去。BBC曾对中国拉萨事件的原始图片进行截图，断章取义塑造暴力压迫画面，实际上并没有该冲突。[6] 有时候，媒体故意筛选与国家政治形态与立场符合的事实，只为证明符合主观愿望寻找并操纵证据。许多商业与政治媒体机构一直有「说辞」研究的部门，专门研究营销代名词和操纵性宣传。
对于公众来说，接收信息来源越可靠、客观、准确，才能形成比较健全的视野与价值观，这就像人的饮食，营养摄入要均衡，少吃垃圾食品，身体才能健康。不是说不中立的新闻就拒绝不看了，可以看，只是要清楚带着辩证的思维去看。极左极右（Garbage Left/Right）的新闻还是尽量别看了。能够完全相信Buzzfeed或者Fox News的受众也是没救了。
总之，新闻塑造的世界本来就与我们现实的物质世界是有区别的。作为公众的我们，需要不断地把口味练叼，摒弃故步自封，只有受众不断提高「新闻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新闻供应端才能不断跟进提升质量。
参考文献：
[1] 【美】比尔·科瓦奇 (Bill Kovach) 、汤姆·罗森斯蒂尔 (Tom Rosenstiel）,《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陆佳怡、孙志刚 译、刘海龙 校，2014。
[2] 蒋建国、许珍 ：《美国利益集团对媒体话语权的影响与控制》，环球视野，2016。
[3] Burke, Jeremy. "Unfairly balanced: Unbiased news coverage and information loss." (2009).
[4] Liz Spayd, “The Truth About ‘False Balance’,”New York Times, Sept. 10,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9/11/public-editor/the-truth-about-false-balance.html？_r=0
[5] Dunne, Tim,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 《部分西方媒体炮制不实西藏报道欺骗世界民众》, 环球时报，2008年3月21日。 http://news.163.com/08/0321/23/47JIM11Q0001124J.html
《真相》读后感(二)：信息的真相是什么
这是两位美国资深媒体人士在信息超载时代对新闻真相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的追问。以前的新闻是由专业新闻工作者决定的；而如今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民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现在变成一种内容丰富的关于新闻的对话。民众似乎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新闻控制权，但这也意味着民众自身必须拥有把握这种控制权的能力。今天看新闻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去寻找更多的内容，是根据报道的内容，而不是根据媒体组织去主动搜寻新闻，新闻消费已经变成一种主动出击的体验。既然媒体已不再是新闻的唯一来源，它的权威必须取决于如何收集和证明事实。要告诉受众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现代说辞的一个特点是措词与众不同或令人印象深刻，目的在于操纵受众。在今天的新环境里，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新闻将不得不与更多来自以私人利益（社会团体、政治共鸣等）为目标的信息相竞争。新技术所带来的信源多元化、公民声音的崛起、与受众的相互作用、新闻把关的削弱和相互冲突的新闻价值观更凸显了这种二元性。新技术促成了政治极化，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分歧。看上去人们都在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新闻，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看的又是相同内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接下来该如何做：掌握新工具和选择权后，该如何辨别哪些信息值得信赖？真相是相对于现有证据来说一种最具可能性的陈述。首先要分辨看到或听到的是新闻、宣传、广告、公关、娱乐，还是原始信息。必须学会分辨内容，知道它属于哪一类新闻（确证式新闻、断言式新闻、肯定式新闻、利益集团式新闻），发现其潜在的准则和动机。这是知道该相信什么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一步。在某种意义上说，强调速度而非准确是技术的本质所在。但是在新闻信息领域：新闻的速度是准确的敌人。生产时间越短，错误就越多。假如过量信息快速出现，获取知识反而变得更困难；信息的过量供应徒增了知识创造的难度，因为必须筛选更多事实、断言和素材才能获得知识；信息丰富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一致和更多的矛盾。真正的变化不是大众媒体的终结和新的‘自媒体’文化的出现，而是二者融合，共同迈向一种新的认知方式。辨别真假的责任更多地落在每个人的肩上。我们正成为自己的编辑、自己的把关人和新闻聚合器。根本问题不在于受众的流失。技术进步给传统新闻业带来的危机主要还是与收入有关。新技术分流了传统新闻媒体从新闻中获取的广告收入。传播发展史告诉我们，无论未来的新闻业结构如何，旧技术都不会消失。传播发展史还告诉我们，新技术改变不了人性。新技术让我们实现了自我表达，用不同方式满足了我们对无法直接触及的世界的好奇心，仅此而已。在每次变化中，现有权力精英都不得不利用信息传播来重组和引导草根阶层所释放的民主力量。事实本身也会提出问题，有思想的读者或观众肯定想弄清楚为什么。新闻应该开启疑问，最终目的在于思考公共生活，追求对话而不是单向讲授的现代新闻更应如此。假如一个网站或电视频道真想要证明它所报道的新闻是真实的，那么必须提供大量证据。不论记者采用哪种方法，写出的报道必须充分展示证据，让信息消费者自己看到事实，明白为什么应该相信报道中的证据。那些对自己深信不疑的事实时刻保持怀疑的报道才是最佳的揭露性报道。衡量记者可信度的一个标准是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帮我们考察了信源，而不只是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引用信源。写你能证明的东西，而不是你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就算认为自己理解了这个东西，证据有所暗示，还是要保持怀疑。要能在具有怀疑精神的公众面前证明它是真实的。信源的名字可能是判断信源价值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元素，考虑信息是否权威、是否掌握信息更重要。这是二手、三手还是四手信息？记者似乎很少问这个问题，也很少向我们消费者传递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很重要。肯定式新闻是一种劝说，用意识形态忠诚度而非新闻调查来吸引受众，给人一种有序、合理和便于理解的印象。除了询问信源的身份是否明确和完整，关于所谓专家信源，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问：主持人或记者希望从这些专家身上获得哪类信息？假如他们问及事实，那就可能确证式新闻，问观点则是另一类新闻。假如堆砌问题只是为了某种反应，那就表明嘉宾只是陪衬，见到的不是提问，而更像是说服（肯定式新闻）。信源具有动机这一事实，虽然不足以构成让人反感信息的理由，但却与我们如何评价信源不无关系。证据是通往真相的唯一途径。真相是探求的结果。辨别信息提供者是否可靠的方法是寻找并理解证据。要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寻找确定性信号。想知道什么是确切信息，最要紧的是知道什么信息不确定，什么信息还在发生变化。看到并不等于知道，发现真相并不仅仅意味着掌握一两个事实然后就把他们传播出去。区分事实与真相需要知道如何衡量不同事实的价值（即是要知道如何检验和评估证据）。在新闻层出不穷的时代，当信息来自不同信源时，最好核实一下。作为新闻消费者，要寻求这种核实确实发生过的标志。新闻报道想要做到完全可信，符号学的三层意义都必须表达清楚。文字和图片要传递明确的意义，事实的隐含意义要直接加以证明。新闻的意义必须显而易见、明确表达，只有这样消费者才能相信它。读者要训练自己不要先入为主影响观察结果，不急于对事务的意义或隐含意义下结论。当所有事物都未经核实，任何断言，不论其准确与否，都变得毫无区别。在断言式新闻中，事实被低估了。它们不是基石而是附属品。许多新闻学院在教自己的学生时很难列出检验新闻真实性的标准来。伟大的新闻工作者知道如何提出更有深度的问题，不断磨砺自己的调查能力并避免以偏概全。真正的信息沟存在于聪明的新闻消费者和那些沉醉于消遣和娱乐的人之间，这是无法靠社会政策或新技术来填补的。
《真相》读后感(三)：人人都是把关人
当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参与新闻的门槛减低，传播渠道变多，导致新闻信息量变多是新闻最好的时代。但是由于参与信息制作的人水平参差不气，导致新闻新闻信息鱼龙混杂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情绪化的声音很严重，有效而又理性的声音其实并没有因为网民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又变更多，我们有时候在面对事件本身的时候，公众的注意力和信息过多也就变矛盾了，有效的把关就没有那么明显，甚至可以说是效果甚微。随身携带的无知:不轻信任何的话 事实出自自己所见所闻 并加以分析。由于证实性偏差的存在，受众在面对假新闻的时候首先判断的不是它的内容是否准确无误，而是它是否与自己既有的认知结构接近，因此，在假新闻先入为主的前提下，受众的认知就很难再扭转。曹林老师的时评里也讲到看到一个新闻 要深入了解新闻背景 有全面了解后 再做评论 我们看到的跟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批评是件容易的事，但理解却需要能力。
《真相》读后感(四)：解构新闻真相的苦痛
陈力丹老师曾说过，“现在是新闻最好的时代，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新媒体迅猛发展下发生的新闻事件，其荒诞程度，其可笑程度令我们汗颜。愤怒的粉丝无底线地为自己偶像洗白、令人悲悯的事件一次次的反转、甚至连灾难都能成为戏谑的热点…“新闻反转”、“后真相时代”这些冠冕堂皇的专有名词不应让我们心生一丝羞愧和反思吗？不应该让我们在每一事件发生是多点提问和求证而不是为了追风而争辩吗？难道新闻编辑者不应该思辩自己的职责，到底是报道新闻还是在过度地利用新闻事件吗？
在信息风暴、数量爆增、新闻影响范围无限扩大的“新闻最多的时代”，究竟要如何应对信源失真、公民新闻和媒介素质参差不齐的“新闻最差的时代”，这也是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这本《真相》所解读和探讨的。新技术发展带来信源多元化在一定的程度上混淆着大众的视听，但受众和媒介机构、记者编辑仍需要保持着警惕。
首先需要先学会判断接受和采编新闻的类型，是明确语境和准确的确证式新闻？即时却片面的断言式新闻？提供观点确定新闻框架的肯定式新闻还是为了不变的倾向性和利益而奋斗的利益集团式新闻？这些重新定义的新闻类型让受众在接触时有一丝心里准备。
在明确新闻类型后，即在了解基本的事实来龙去脉后要对这些自己感兴趣的新闻进行证据的收集和取证。记住要时刻保证思维的清醒，保持“怀疑的认知方法”，要反问这样的证据能推断出这样的事实吗？就像侦探。没错，在未来的媒介环境中，受众没有办法完全地听从新闻媒体的教导，而是要充当“侦探”的职能，在了解大概的事件后，去互联网中了解证据和补充细节，所以“向前倾”的“新闻游牧者”的出现成为一种趋势。这也要求新闻机构不能再依赖已有的“老牌”名声“倚老卖老”，而是要积极充当受众的“鉴定者”和“调查者”，同时要积极联系，成为一个新的“释义者”和“见证者”。
如何利用新兴通信技术许给人类的承诺，创建一种由新闻工作者与公众一起为共同探索而努力的新闻业是新闻工作者积极探索和研究的难题。《真相》也给了很多启发式的建议，可能在如此混杂的媒介环境背景下阅读着这些美好愿景和设想时会有点打击和失望，但确实，这也是我们思考的，到底这个能实现吗？到底要如何着手进行发展自己专业素养来契合这种发展潮流而不是凭借着高谈阔论和先入为主固步自封来产生迷信造成的新鸿沟？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以上是读完一遍后的一点杂询，但相信《真相》中的先见预想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甚至可以作为指导实践的新理论。
《真相》读后感(五)：调和“李杜之争”：一种社交化媒体时代的新闻观 （胡翼青/文）
——从学术史角度看《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与《真相》
（本文来自《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
【本文提要】 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在其新闻论著中从结构和历史两个方面论证了社交化媒体时代不断核实真相对新闻业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对未来新闻业的共识：即它是新闻专业人员与热心公共事业的公众共同创造的文化。然而，由于两位作者试图调和李普曼与杜威相互对立的民主现实主义与参与式民主，导致其结构和历史分析的逻辑基础都存在着各种问题。我们既要欣赏两位作者带来的各种启发，也要明了他们存在的局限。
【关键词】 李普曼 杜威 参与式民主 新闻业危机 【中图分类号】 G210
在读完《真相》一书准备提笔写下此文的当天凌晨，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往北京，编号MH370的波音777客机与地面失去联系，直到我落笔写下本段文字时，飞机的下落仍然是个谜。这一时间，各种媒体上关于飞机行踪的猜测、推测和讨论完全是一场符号的大爆炸，但大家唯独缺失的便是真相。
刘海龙对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两位的作品似乎分外青睐，不仅亲自翻译了这两位美国学者合作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2007年修订版）》，而且又译校了他们的《真相》。在刘海龙的大力推荐下，近年来很少阅读新闻学著作的我也有幸认真学习了这两本可以被称为姊妹篇的作品，确实很有收获。这两部思路异常清晰且有着紧密逻辑关联的著述为我判断社交化媒体时代的新闻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理论框架。
一、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逻辑
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分析模式其实很简单，但对我们思考当下的新闻业相当有启发。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模式可以从结构与历史两个向度加以描述。当然，正如我们后面要论证的那样，他们这两种向度的论证都是有问题的。
从结构的层面来看，他们认为当前的新闻格局是传统新闻业与新媒体新闻相互融合和不可或缺的时代。他们的判断是，新媒体新闻业尤其是公民新闻尽管发展迅速，但恰恰是这种信息爆炸，为传统新闻业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互联网、博客、‘公民新闻’、‘自媒体’以及宽带民主化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评判新闻的标准——人们为了自治需要知道什么——已经过时。相反，他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①所以，他们认定，新闻业的格局注定是一种共存的局面：“至少到目前为止，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老牌新闻机构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新闻依旧在新信息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真正的变化不是一种媒体的终结和新的‘自媒体文化’的出现，而是两者融合，共同迈向一种新的认知方式。”②他们反对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仍然是传统媒体的把关人才真正知道和掌控新闻的真相，另一种认为以自我修正的公民新闻为代表的信息民主可以取代一切。所以他们认为一方面公民比以往更多地介入新闻，公民的新闻参与需要得到鼓励和培养；而另一方面新闻业则需要比以往更加专业，他们需要意识到新闻环境的变化。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他们认为新闻的观念一直在随着媒介的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迁而演化。他们指出：“随着社会秩序的重组，大众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引发两股知识流或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基于观察和经验的知识，与基于信仰和信念的知识——之间重新产生分歧，简言之就是事实与信仰之间的矛盾。”③其结果就导致新闻专业的核心理念不断发生变化。
今天新闻业的观念对立主要体现在以传播客观事实自居的传统媒体面对着以博客和社交化媒体上各种基于信仰和信念的观点的冲击。这种冲击的结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具有绝对权威的主流媒体，逐渐丧失了真相代言人的地位。“当时的美国主流媒体可能享有史上最高的美誉度、公信力和影响力。……当时的新闻业是一个受到严格控制、严肃履行社会责任、几乎意识不到自身缺点的行业”。④然而新媒体的出现，各种声音和质疑，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媒体的这种地位，以致主流媒体上的信息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唯一的真相。“在20世纪晚期，公众已经越来越不相信新闻工作者或其他任何人能够在叙述中做到真实，或者存在一种客观的核实方法”。⑤因此，原有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客观性或者深度报道的核心理念——用背景阐释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潮流，只有不断核实才是新闻业新的核心理念。“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的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意义赋予者）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们迅速有效地理解”。⑥
在这两重维度上，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主题，那就是在社交化媒体的时代，核实原则已经替代客观性原则成为新闻业的基本原则，并且是他们所提出的新闻学的十大基本原则中的核心原则。这个主题非常清晰地体现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那么怎么才能核实新闻和获得真相呢？尽管一些具体的技巧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的第四章被提及，但也许是作者们觉得对此语焉不详，于是便进而有了《真相》这本书的问世。
《真相》一书细致地告诉我们如何判断真相。两位作者提出了判断新闻真相所谓的六步原则：第一步，识别自己所接触的是什么内容；第二步，识别一篇新闻报道是否完整；第三步，评估信源；第四步，评估证据；第五步，评估新闻如何利用证据和干扰证据；第六步，评估是否从新闻中获得了证据。⑦在我看来，《真相》一书的任务既是在教公众如何判断新闻的真相，与此同时也是在提醒新闻记者如何核实真相以应对公民的需求。表面上看，《真相》一书像极了一本公众媒介素养手册，但实际上它又像是一本记者报道手册。这大概集中地体现了两位作者对未来新闻业的共识：即它是新闻专业人员与热心公共事业的公众共同创造的文化，也是专业新闻报道与公民新闻共同创造的文化。
二、 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背后的“李杜之争”
然而，问题也就此生成。提供事实的新闻从业者维护的是社会的信息秩序，是减少信息不确定性的真相的代言人；而公民新闻则代表着公民的言论自由，通常需要对所谓真相代言人进行监督与证伪。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他们的角色全然不同，他们通常南辕北辙，何以能够创造一种共同的文化呢？在美国新闻学近100年的历史中，新闻应强调社会公平秩序与还是应强调公众民权自由这两方面观点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方案可以终结这种斗争么？
由此，笔者的思绪瞬间便回溯到李普曼和杜威关于公众的论争。“李杜之争”是否真正发生过是值得商榷的，但他们之间观点的对立却是个不争的事实。⑧这两种不同观点的争执被证明是不会有最终结论的，在任何时代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比如舒德森与凯瑞在新闻与民主方面的分歧就可以被看作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李杜之争”。⑨
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认为“李杜之争”直到今天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也表明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仍然属于“李杜之争”的范畴。很显然，两位作者在公众问题上更倾向于强调参与式民主的杜威：“对于杜威，我们在今天更容易心有戚戚焉。他相信，如果人们可以彼此自由交流，民主自然会从人类互动中成长起来。因此，民主并不是为了有效管理而使用的计谋和策略。”⑩杜威认为，在利益受到威胁时，群众就会变成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公众，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毫无理性。有且只有公众的参与才能实现民主和民治，给他们参与的自由就会带来民主。这种想法与李普曼的公众观和民主现实主义是有较大分歧的。
1925年，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一书中展现了对公众力量最大的怀疑：“种种优生的、教育的、道德的、平民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弊端疗法都假设，选民们与生俱来拥有直接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而且他们正朝着这一理想不断前进……在我看来，将公民视为无所不能、至高无上，是十分虚假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11]因为李普曼眼里的公众是这样一类人：“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公共事务关他什么事，那几乎是他无法触及的。”[12]所以，在李普曼看来，受到偏见与间接消息影响的公众，通常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在他们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况下，最明智之举是什么都不要做。公众都是些局外人，公共事务应当留给专家和局内人来做，给公众自由就会损害民主。局内人应当为公众做信息的把关人。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他指出，新闻业应当是真正神圣和宗教性的工作，新闻工作者通过把关，把事实、宣传、谣言和怀疑的混合物转化为真实可信的新闻。出于对这种观点的部分反对，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指出：“（李普曼）这种代表公众的唯一的把关人的隐喻现在越来越成问题——或者说甚至过时。”[13]
其实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在结构层面对新媒体时代媒介格局的分析，其论证逻辑也基本上是杜威的。彼德斯在评论20世纪关于交流的五种不同观点时，杜威是自成一派的。杜威的表述极其熟悉但也极其别扭：“杜威所谓交流的意义是共同参与创造一个集体的世界……杜威认为，参与性互动的消失或扭曲，是时代最突出的异化特征。”[14]杜威认为，这个问题是现代社会带来的，但与海德格尔的悲观不同，他认为，“新的民主依然可以期盼，这种民主建立于新的传播技术与传播方式之上，新的传播方式可以带来新的社会共同体”。[15]这种说法如此之熟悉，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一种科学主义与庸俗进化论的陈词滥调：“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只能依靠科技本身的进步加以解决。”在强调传统新闻业与公民新闻共生格局时，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不断地强调传统新闻业的挑战来自新媒体和公民新闻，但传统新闻业如果要生存与繁荣，其机遇也来自新媒体。这是典型的杜威式的逻辑，标准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传统新闻业的危机是由社交化媒体造成的，但传统新闻业的未来必须建立在社交化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上。然而事实是，社交化媒体从渠道和内容上讲完全具有取代传统新闻业的能力。所以，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在结构层面的逻辑基础是有疑问的。
在另一方面，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真是完全摒弃李普曼了么？其实没有，甚至可以说，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是典型的“外杜内李”，他们在骨子里是认同李普曼的。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讨论新闻专业人员的必要性，不可能强调新闻专业人员的任务是去核实新闻、捍卫真相。在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看来，新闻专业主义者当前的任务就是以不断核实的经验事实为武器，纠正公民新闻中基于观点的信息碎片。这里的潜台词是作为局内人的新闻从业人员显然比起那些局外人在这些方面更有专长更有优势。然而，当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人员是事实捍卫者的同时，他们忘记了这一判断本来就是一种信仰式的意识形态，新闻从业者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验事实的捍卫者。当然，公民新闻也不纯粹是偏见与观点，他们也可以是经验事实的捍卫者。所以，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在上文提到的历史向面的二分法，其逻辑基础也是不可靠的。李普曼塑造了新闻专业人员局内人和专家的神话，这种神话将新闻从业人员与真相联系在了一起，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其实并没有打破而且甚至在内心底里多少有些赞同这种神话，然而不破除新闻从业者的这种神话，真相便只是权力规定的真相。
写到这里，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用意逐渐明确起来。他们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一个框架，小心翼翼地在李杜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力图兼顾双方观点。他们想证明，杜威和李普曼的想法在今天新媒体的时代可以变成一种共生的事实。也许是社交化媒体的技术赋权让他们看到了实现杜威参与式民主的希望；也许是社交化媒体的信息混乱让他们仍然感觉到把关人的机遇。然而这种调和主义的立场未必既叫好又卖座：更倾向于社会秩序和效率的一方会认为他们的想法过于自由和理想主义，而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一方则会认为他们身上有挥之不去的精英气息。
三、结语
在笔者看来，调和“李杜之争”暴露了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实用主义世界观的全部缺陷。调和李杜之争是很困难的，调和的结果不仅不一定取长补短，很有可能是更加集中地暴露出双方的缺陷。李普曼和杜威的逻辑都有自身的缺陷。李普曼的问题在于他无法证明媒体从业者能够比公众更好地把握这个世界的真相；而杜威则无法证明传统新闻业可以成为全民参与的交流平台，而这两个问题是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同样不能解决的。因此这种调和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现实是，李普曼的神话已经破灭，而杜威的神话仍然建立不起来，李普曼和杜威的想法可能都已经不再适用。在社交化媒体时代，不确定性和质疑是真相的唯一表现形式，因为阻碍揭示真相的权力无处不在，确保真相的权力却已经死亡。真相在与信仰和偏见做斗争的过程中，正在被解构。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架马航的失联客机MH370，对于它，我们在不确定性和质疑中挣扎，没有确定的真相。由于真相在不同偏见的人群中被重新建构，参与式的对话与协商则通常以话语暴力和相互伤害的方式告终。其实，按照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想法，我们仍然不能获得真相。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所教授的证伪方法只能让我们意识到什么不是真相或不完全是真相，而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相，这是他们理论最严重的缺陷；另一方面由于公众和社交化媒体的加入，各种猜测与扯淡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使人们更加远离真相。因此，他们必须有所取舍，如果他们坚持要把“李杜”调和在一起，那么他们就会离不断核实真相的终极理想渐行渐远。
不过话说回来，笔者仍然喜欢和赞成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在当代新闻学领域所做的一切，仍然推荐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学子去阅读和思考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引发我们对这个时代新闻业与媒体格局更深入的思考和批判，他们在当代重述了“李杜之争”的核心问题。这一点比什么都更重要，因为正如米尔斯所言，重述问题的研究者往往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④⑥⑦[13]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著、陆佳怡、孙志刚译：《真相》第15、16~17、11、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③⑤⑩[13]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著、刘海龙、连晓冬译：《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第8、4~5、77、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⑧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第25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⑨孙藜：《对美国新闻业遗产的两种建构：以凯瑞和舒德森的争鸣为中心》，《当代传播》2012年第4期
[11][12]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牧茵译：《幻影公众》第第22~23、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4]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标：传播思想史》第16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5]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第12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
《真相》读后感(六)：真相不倒，媒体不死
文/严杰夫
3月初，马航一架飞往北京的客机航班神秘失踪，此后伴随人们对失踪航班的猜测，最被人关注的就是媒体在消息的发布和澄清中显出的无所适从。针对媒体的这种尴尬，网上有段子做出如是评论：马航事件中的媒体无非就是干三件事，“上午造谣、下午辟谣、晚上竞猜”。这个讽刺性的段子，尽管不能不说有冤枉大众媒体的情形，却也形象地勾勒出了新时代里媒体所面临的困境。
这种令传统媒体处境尴尬的时代，被很多人都称为新媒体时代。《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作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他们的新作《真相》中，则将其称为“信息超载时代”。相对于前者，这两位新闻业的资深人士，显然更精准地击中了当下的时代特征。
在《真相》的开头，作者用一个虚构的案例来展现“信息超载时代”的特征。在互联网时代的三哩岛，一座核电厂的反应堆芯出现了问题，有可能使一个地方性电厂变成一场国际性灾难，如果那样的话，美国整个中大西洋地区都将身处险境。这个消息首先通过博客圈、社交网站、邮件分享等迅速扩散开来；然后一些知名博主则开始大谈核电安全，而核电厂自己的网站则在为核电的作用辩护；等到稍晚时候的广播中，核事件则在脱口秀节目中成为一个争议性的政治议题；最后缺乏时效性的报纸尽管提供了谨慎的报道，但已无法遏制恐惧和犹疑在人群中散布。这个虚构的案例中呈现出的情景，与当下发生的马航事件几乎如出一辙，作者可谓是准确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信息超载时代”的舆论场景：新媒体的信息报道呈现碎片状，且常常自相矛盾，各类信息消息混杂在一起，没能让事件更清晰，却令我们陷入迷惘和恐惧。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真相》就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在“信息超载时代”或者我们通常所称的“新媒体时代”里，读者遇到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获得了足够的信息，而在于是否获得了“真相”。对此，作者认为，这种困境的背后其实是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观察和经验的知识。与信仰和信念的知识——之间的矛盾，正是这对矛盾主导了人类传播史的发展，也决定了未来媒体的何去何从。
在公元前15000年左右的洞穴时代，人类就用不同的壁画传递两种知识：一种是世俗的经验性的，另一种则是建立在不能证明的信念之上。此后，文字的发明让知识传播更加持久、复杂，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也让上述这对矛盾得以扩大，特别是古希腊时期，文字传播虽然达到新的程度，但事实与信仰之间的矛盾却被扩大了。此后，中世纪末期印刷术的出现，造成了我们熟知的那个情形：写作和阅读人群骤增，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物质世界比中世纪权威所声称的更重要，同时，语言和写作造成了社群、民主化和社会的重组。及至电报、广播、电视乃至于数字技术的出现，新技术更是给新闻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伴随着技术进步，我们也更容易了解所处的世界并参与其中，在这样的趋势下，信息不再是权威掌控和垄断的特权，而成为全民共舞的盛宴。对于这种变化，《真相》指出，在过去的时代，或许可以被称为新闻的“信我”时代，而今天则处在新闻的“秀我”时代。在这两个短语中，“我”作为主体发生了变化，“信我”中的“我”指的是新闻工作者，而“秀我”中的我则是指受众，即新闻消费者。这一变化体现的是媒体权力的更替，曾经作为新闻把关人的记者将权力交给了自己充当编辑的消费者或公民。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狄更斯式的时代里，作为公民也好，亦或媒体也罢，我们该如何辨别哪些信息值得信赖？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当下存在的新闻类型进行一下区分。《真相》的作者将“信息超载时代”的新闻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确证式新闻，这类新闻模式属于强调准确和语境的传统模式，同时也是理想的新闻模式；第二种是断言式新闻，这类新闻模式表现为强调即时性，采取有闻必录的原则，新闻工作者只是起到被动的速记和通道作用，它的标志即为对所引录的消息和观点不加质疑；第三种类型则是肯定式新闻，这类新闻是通过肯定受众的信念来构筑忠诚度的新型政治媒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类新闻常常是刻意拣选信息，而非追求真相和中立，它的特征是辩论文化让位于答案文化；第四种类型是利益集团式的新闻，这些新闻通常有特定利益集团资助，内容包装的像新闻，其实则是为了特定群体的利益，实现他们的宣传目标。尽管这一分类是基于美国新闻业做出的，但在新传播技术得以普遍应用的全球化时代里，这个分类基本上适用于大多数国家，例如，在我国，新浪微博这类社交媒体就具有典型的断言式新闻特点，而微信等自媒体的订阅号则具备肯定式新闻和利益集团式新闻的特征。
对于读者来说，无论新闻传播技术发生何种变化，最具有价值以及值得去阅读的，当然主要还是第一类“确证式新闻”。那么，在各类型新闻混杂出现的当下，如何去区分辨识哪些是属于“确证式新闻”，也就成为了我们在海量信息中“找到真相”的关键。
对此，《真相》的作者提出了“怀疑式认知”的概念。作者认为，怀疑性认知方法是指知道如何提出并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个“提问”过程其实就构成了确证新闻的规则。如前所述，在这个公民即为记者、消费者即为编辑的新媒体时代里，读者在被赋予了更大的新闻权力的同时，也被要求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就必须采用和完善这种怀疑性认知方法。《真相》根据媒体的内容和本质，对这种怀疑性认知方法提出了六项规则：一，“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二，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三，信源是谁？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四，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五，其它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六、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第一个问题其实针对的就是对此前四类新闻模式的辨识；第二个问题则是在谈论新闻的要素，不过与通常对新闻报道需含有“5W1H”六要素的要求不同，《真相》还要求再加上一个Q要素，即读者必须进一步提问：受众有关新闻事件的问题，在报道中提及了吗？这个提问意味着完整的新闻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不会推断无法证实的结论；第三、四个问题，则是通过信源、证据两个方面，来讨论对新闻事实的求证核实，它其实是要求我们学会对新闻的真实性给予检验；第五个问题，事实上即是第二个问题中的那个“Q”要素，这个要素帮助我们摆脱肯定式新闻和利益集团式新闻的迷惑；第六个问题，则是跳出新闻本身来谈消费者的需求，在新闻碎片化和信息过载的时代里，我们必须依靠自己来决定新闻的价值，以从中辨识出对我们个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新闻。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真相》是一本面向受众的读本，然而作者并不讳言，这也是一本写给新闻工作者的书。作者在最后预测新闻业的未来时，将新型新闻消费者对新闻的需求归纳为八个主要功能：鉴定者、释义者、调查者、见证者、赋权者、聪明的聚合者、论坛组织者以及新闻榜样。面对此起彼伏的“传统新闻已死”的呼声，作者的这个归纳似乎既是给了新闻工作者一种鼓励，也是提出一种要求。简而言之，在受众和媒体融合加速的今天，新闻行业并不会就此消逝，反而应当承担起更多的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释义、为自媒体的发声提供便携的平台和进行有序的组织，同时最重要的是，为所有的新闻主体提供榜样。这样来看，新闻行业所需要做出的改变，其实并非仅是回应来自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为根本上的仍是做好对“真相”二字的诠释。毕竟，在信息的世界里，一切都在飞速改变，惟有那两个字亘古未变。
刊于2014年3月27日《上海证券报》 刊文有删改
《真相》读后感(七)：评比尔•科瓦奇等《真相》
自从互联网进入人们的生活后，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太平。虽然我们知道，这可能是被网络延伸的神经系统在琐碎而繁多的信息挑逗下产生的一种幻觉，世界可能一直就如这般“不太平”，但是这依然把一个问题推到了我们面前：我们该相信什么？
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的《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了核事故，造成了几大半个世界的恐慌，而早在八个月前，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的这本书就令人信服地“预言”了一场核事故在现在的传播环境中可能引起的反应。书中将1979年三哩岛核事故放在现代互联网传播环境中，凭借想象描述了现在的媒体会如何报道一场核灾难，称这将“演变成集体性地歇斯底里，这一后果比核威胁本身更可怕”。日本核事故之后的各种谣言和骚动，无疑印证了作者的猜想。
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有很多，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互联网的急速发展使得我们缺乏对其的掌控能力。不管是传播者还是接收者，我们似乎一夜之间经历了传统权威媒体的式微和互联网的强势进入，很多人还处于权威的惯性之中，缺乏新的媒介素养。《真相》一书，提出了面对新环境需要具有的“怀疑性认知方法”，并且将这个认知过程概括为六个主要问题：
1、 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2、 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3、 信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4、 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5、 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6、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这些以往只有媒体工作者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信息膨胀而被摆到了普通的信息消费者面前。权威媒体失去了把握整个新闻事件的能力，因为总是不断有更加细枝末节的内容涌现出来，“虚拟世界”细节也变得无限丰富，我们的感官和认知处理机制也需要如此进行更新。
信息超载让人们重新回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经历了八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传播革命：从洞穴壁画到口语，从文字到印刷机，从电报到无线电广播，从广播电视到有线电视，再到如今的互联网，传播方式和技术不断发生改变，然而一些时期传播变革的内在机制确相当一致。印刷术带来的变革，将宗教从教皇的权威中释放出来，交给了普通民众；互联网的发展也将信息从主流媒体手中释放，交给了网民。信息的收集和下放从一个狭小的领域拓展开来，逐步构成了一个“未知的虚拟世界”。与欧洲预言家的批判不同，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更在意的是给人们提供面对这个新的未知世界所需要的感受技巧，一种与真实世界神经编码相似的符码。全书以上文提到的“怀疑性认知六个问题”为纲，展开了对这种符码的讨论：就内容而言，接收者首先需要区别内容的类别，区别原始信息、新闻、宣传、广告、公关，区别新闻的四种模式：确证式、断言式、肯定式、利益集团式；用“5W和1H”（谁、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以及如何）来确认信息的完整；追溯信息的来源以及信源的可信度；思考论证过程；找到真正重要的新闻。书中使用了大量的新闻实例，针对每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解说和应用，以图能够得到普通读者的理解。
《真相》一书，是两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写给普通大众的指南，其中没有艰深的术语和复杂的词句，而是以一种散文式的风格来进行学术的引导。正是这种深入浅出，让我们看到了在面对新媒体时广大信息消费者从容应对的可能。面对喧哗的网络世界，寻求真相变得越来越容易，又越来越困难，面对真实的迷雾，远处的灯塔，或许远远不够。
首发于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publications_view/index/4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