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读后感10篇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是一本由余新忠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5.00，页数：39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读后感(一)：冯尔康先生序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学术专著，从书名上看，同传统的史学研究异趣，我们几乎要将她打入另类，但如果打开书页翻一翻，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著作，甚至同我们的身体健康颇有关系，笔者就是为书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所吸引，饶有兴趣地阅读的。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下面简称《瘟疫与社会》)一书，对清朝时期江南地区(含苏南、浙西、浙东)瘟疫流行的状况、社会与政府的对策及其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
《瘟疫与社会》的作者，将占有的大量资料进行爬梳整理，对江南的疫情做出特征性的说明：在时间上，逐渐呈递升态势；空间上，集中在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瘟疫种类，以霍乱、伤寒、痢疾等肠胃道传染病为主，嘉庆道光之际真性霍乱从外国传入，反映出瘟疫国际化的趋势；传播途径上，水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伤害力方面，瘟疫频数增多，而杀伤力有所减弱；社会影响方面，主要体现在心态、风俗信仰上；至于疫病产生的原因，指出天灾是必要的诱因，而人口则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
说到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瘟疫与社会》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和地区社会力量对疫情的防预、控制的作用，认为两者需要合作与互补，而不是社会力量同政府的对立；同时强调起重要作用的是社会力量，反映出清代江南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强大，社会经济的发达，体现了江南社会的活力和特质。论及江南防疫能力的进展，作者没有盲目套用西方理论，而是认为它是以中国的方式发展变化，虽然也受到西方的某种影响，但其主体是江南社会自身孕育出来的。
对于瘟疫及其流行情况，我们注目的种类、地域、传播途径、伤害力、产生原因、疫情控制诸方面，读罢全书，掩卷回思，历历在目，可见作者研究透彻，从而给读者以清晰的回答和明确的概念。
《瘟疫与社会》论题新颖，基本上为前人所未涉猎。其所研究的对象是危害人们健康与生命的瘟疫，并且不仅论述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说明瘟疫流行的后果和社会对它的控制。过往医学史界大多关注疾病本身，而忽视疾病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学界对这种历史领域不好说全然漠视，然也可供叙述的成果微少。《瘟疫与社会》研究的领域，属于“人群生命史”的范畴，这门学问产生于晚近，在西方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学术界则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出现“疾病、医疗与文化”研究小组，稍晚亦引起祖国大陆学者的关注，不过起步之始认识上不是那么自觉。因为它是新兴起的，名称尚难取得学者的共识，诸如“身体史”、“医疗社会史”、 “疾病医疗社会史”之类。在我们对“医疗社会史”尚属陌生的情形下，五六年前，余新忠博士以其学术目光的敏锐性踏进这一学术领域，两年多前撰成《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似乎是我国内地医疗社会史研究有自觉意识进行的第一部有分量的专著。在这一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的时候，余博士以其专著投入，与国内外同行共创具有新方向研究意义的医疗社会史乃至身体史研究，表现出创新的勇气，令人钦佩。
人群生命史，关注生命，关怀人生，自具其特殊价值。《瘟疫与社会》论述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给予人们相关知识，可供现实社会的防疫卫生工作参考，其社会价值自不待言。
新方向的研究必须有充实的史料来支持。《瘟疫与社会》一书资料翔实，由书中的那些图表可知，笔者所言不虚。古代统治者认为瘟疫是圣明之世所不应有的现象，对之颇为忌讳，一般不予记录，即使载笔，亦语焉不详，因之留下的资料很少，而且零散。《瘟疫与社会》的作者挖掘医书、档案、方志、文集、笔记、政书、族谱等所载的资料，搜集相当丰富，能够成功地说明清代江南瘟疫流行的状况和社会对策，并对原始资料做出特别的介绍，不仅是著作完整性的需要，对后来的研究者也有触类旁通的参考价值。
史学工作者要写与医学有关的医疗社会史专著，会遇到先天性的困难，即医学知识的不足。就笔者所知，余博士为进行他的研究，投入相当的精力，做了相关知识的补充，为很好地完成专著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医疗社会史，是跨学科研究领域，史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必须增加医学知识，才能介入这种研究。我想，余博士以其史学和必要的医学知识的准备，所著述的《瘟疫与社会》，可能会得到医史学界的认可。
最后我想说，《瘟疫与社会》是我国大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新兴的医疗社会史及身体史研究是对人生的关怀，相信会越来越有前途，余博士可谓开了个好头。余博士年轻，学术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勤奋钻研，必会有新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和社会。我们以此期待于他，是以乐于写此序文。
冯尔康2002年8月22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读后感(二)：梁其姿院士序言
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可说是非主流的历史研究。虽然论文引用了大量主流史学研究常引用的资料，如方志、文集等，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政治、制度与上层学术思想等，一般人对历史这门学问的了解也多局限于此，所以在主题上，或许让读者觉得不属主流。
然而，主流与非主流史学之间的界限，在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似乎已渐松动。其实这个变化在欧洲的史学界早已发生。西方史学者对日常生活、寻常百姓的生命历程等的历史已关注了数十年之久，在今天，这类史学已毫无疑问地成为西方的主流。虽然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并没有因而完全消失，而以所谓“新的旧史学”（意指重新解释的政治或大事件、大人物的历史）从新出发，但是政治史并没有再度成为惟一的历史研究主流。或许，当社会真正关注人的具体生命与生活的种种复杂问题时，就不会再把所有的精力与兴趣投注在传统定义下的政治权力或抽象的思想上面。其实，只有多方面地探讨人的历史，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我们的过去与现在。
余新忠是大陆新一代的优秀史学工作者。我在2000年秋访问南开大学时与他初次见面，并读到他刚完成的博士论文，也与他讨论了不少有关疾病史的问题。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研究的热诚，并佩服他能在不甚有利的客观条件下，短短三年内完成内容如此丰富的论文。同时他的论文让我意识到大陆史学研究与国际史学研究的趋势接轨日趋密切，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发展。我当时估计，余新忠的论文必然会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果然不出所料，两年后，欣闻此论文被评为2002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并正式出版，实在替新忠感到高兴。当新忠要我为此书写序时，我义不容辞地马上答应，除了感到荣幸外，也觉得有义务鼓励更多年轻的学者加入研究疫疾社会史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行列。
其实新忠选择了一个非主流的社会史题目不令人惊讶。他的导师冯尔康教授是史学界的前辈，并很早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有兴趣，且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社会史，新忠受到启发勇敢地走入新领域，是件自然的事。我一向极景仰冯教授的学问，更敬佩他宽阔的眼界及对后辈的提携。新忠能得到他的指导是幸运的。当然，新忠本身的天资与努力仍是论文成功的主要因素。
新忠的论文主题是一个很重要但同时困难度颇高的课题。无论在资料运用上、专业知识方面还是现象的解释上都相当不容易把握。
首先是资料方面。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有关国家财政收支、人事等问题比较注重数字的记录外，其他方面的数据都不甚求精确。尤其不易找到可靠的地方性数据资料。这个资料方面的困难，是所有中国社会史学者都必须面对的。这与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史的学者可利用丰富的教区或地籍资料写出精彩详细的地方史如著名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名著之一《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1969）就是利用法国南部地区大量详细的地籍资料（compoix）写成。不能相比。事实上，新忠将研究集中在江南地区的主因之一就是这个区域的资料相对之下还比较丰富，但就算如是，他仍必须以迂回的方式解释某些现象以补资料上的不足。
其次是有关疫疾的性质方面。明清史料所提供的有关疫疾的资料，如病症、死亡率等往往让受了西方近代医学洗礼的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到底史书所载的各种疫疾所指何疾？相信就算是医学专家也难以完全确定。这些限制，加深了解释的困难。如以下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无法有圆满的答案：从文献看来，清代江南瘟疫较别处频繁，而江南以外地区，如岭南或其他地区疫情却较少。但这到底是由于江南的资料比较详细、江南的医生比较多，故有较多疫疾的记录；还是因为江南疫情确较别处为严重？令人不禁怀疑这到底是否主要为资料性质的问题。同时，史籍所载的瘟疫种类是否只独见于江南？这类的问题，既困难又有趣，仍待学者进一步探讨。
但无论如何（尽管困难重重），新忠已成功地为清代江南疫疾的社会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描述。他利用了大量江南地区的各类资料，合理地解释了多次疫情发生的经过、分布情形与死亡率的影响。他的成就在于相当具说服力地将清代江南疫灾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呈现出来，特别在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应对能力的估计方面，有中肯的看法。在清代江南社会史这个复杂的拼图中，新忠放进了重要的一块，让后来者能有依据地把其他的部分填补上去。或者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比较全面的图画。
医疗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台湾学者起步比祖国大陆学者要早，也已成为了主流史学的部分。这是由于台湾学术界近二十年来较直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事实上这个领域颇广阔，每个研究者的兴趣无论在主题上、时段上均各有发挥。但是台湾学者较无法处理的问题，是比较细部的地方史方面的探讨（台湾史除外）。这当然是由于资料的限制。然而西方的社会史研究已进入相当细微的探讨。中国史这方面的发展，恐怕必须依赖如新忠一样的内地年轻学者。相信各地可就地取材的非文本资料不少，加上所藏的仍未出版甚至仍未编目的地方史料颇多，有待学者去发掘、利用。内地年轻学者乘地利之便，相信可以写出更多、更精彩的地方社会史。在这方面，新忠无疑已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梁其姿2002年9月26日于台北南港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读后感(三)：瘟疫中的社会发展
笔者因余新忠先生的一篇关于“良医良相”的论文而对医疗社会文化史产生了兴趣，于是开始阅读相关书籍，这本《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是余先生踏入这一学术领域的开篇之作，史料详实，结论新颖，值得一读。
历史领域的学者研究医学史的角度的确与医学领域的学者不太一样，医学专业的学者更愿意探讨历代医籍中的医理而非历史背景，而历史学家却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社会以及非医学书籍，本书对于医学材料的引用也只能说是引用，并无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作者的主要目的或者说问题指向并不在于瘟疫本身。其从地方志等历史资料中提炼出的相关数据让我深感佩服，虽然这些记录在册的数据可能并不能反映出很多真实情况，但至少能让我们对这一时期各地区的瘟疫情况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笔者认为全书的精彩部分在第五章与第六章，尤其是第六章。作者运用了大量原始材料再现了清代人们对于瘟疫的各种反应，从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到社会各界救疗瘟疫的举措，如此种种都通过历史文献的铺陈而历历在目，之后又根据史实分析了医学与瘟疫的关系以及瘟疫的社会影响。
其实在医学界，人们对于清代也多摇头不语认为乏善可陈的。然而通过余先生的论述，我们能够看到在清代江南地区医学是随着疾病的出现和变易而不断地发展成熟的，社会也同样如此。虽然清代朝廷、官府在公益管理事业中常常缺席，但本地的社会力量却能积极灵活地应对各种局面。整个江南地区或者说是整个中国由于有着共同的儒家传统理念，地方上有能力的人多愿主动承担起一部分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因此在中国，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并不存在着根本和体制性的矛盾与对抗，而更多的是合作与互补。
那些卫生防疫的观点与措施也并非是此前从未有过而直到西方传入才确立的，清代江南的民众的基本防疫观念已经比较成熟，只是缺乏理论的深入与总结，只是到细菌学说的传入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清代的慈善机构也具有一定的防疫举措，如施诊、赠药等，早期的西式医院与传统医药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平行性，它们的区别主要是由于两种医学模式所需要的诊疗方式不同罢了。
读完本书，笔者最大的收获除了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历史的视角之外，便是这些论述表明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动力与路径，并不全是西方文明促动的结果。虽然目前从形式上看好像是直接照搬，但实际上其内在的精神仍然未脱离中国传统的文化，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将那内在的精神阐释明白，恢复文化自信。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读后感(四)：此书与《瘟疫与人》的差距
麦克尼尔所做的《瘟疫与人》，他的功力在于构想出了”微寄生“和”巨寄生“这样的框架，用”寄生物“在历史长河与人类社会的演变的互动关系来叙述疾病的历史，包括迁徙，人口增长，城市与乡村。这是一个在时间上主辅两条线的故事，用人类的宏观史做底色，用构想的”寄生理论“穿插交织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原来用疾病做陪衬，用疾病来解释人类活动的历史，改为微生物引起的疾病为主角，人类活动做陪衬的故事。他十分巧妙的利用了现代人对微生物实体存在的感知与确信，来增加说服力和可信度。而实际上，历史上的微生物基本在现在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生物学的客观证据，换句话说，《瘟疫与人》的主角只存在于资料的叙述中，它的不确定性被作者巧妙的回避了。
余教授在不能准确界定瘟疫的情况下，仅凭史料中似是而非的”瘟“、”疫“或‘瘟疫”，用数数的方式，建立与想象中的社会的联系，这些材料与数字要与最后的结论形成强力的论证关系，这基本很难。蓬莱三岛，之所以是三岛，只是因为它们同时出现了，也没有办法证明他们真实存在，虽然后来包括西湖在内的大多数风景湖中都只有三个岛。
这两本书也算是为波兰历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所论述的历史叙事之真实的三个条件做了很好的注解。
（1）历史叙事（故事）中所有构成陈述的真实性不足以保证故事整体是真实的。
（2）即使某些构成成分是假的，历史叙事（故事）也可能仍然是真的。
（3）较之另一种历史叙事（故事），真实陈述比例更高的历史叙事（故事）并不足以保证其整体上更为真实。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读后感(五)：重版序言
重版序言
不久前，由王吉民和伍连德完成于1930年代，中国第一部英文医学史著作《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当今医界的权威学者韩启德在该书的再版序言中写道：
虽然从读书到工作，几十年间我都没有离开过医学领域，然而真正关注医学史，却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开始研究传染病的历史，之后对医学史兴趣日浓。通过研究医学史，我对医学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深刻地感受到当前医学与人文日益脱离的趋势，这就更让我坚定了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韩启德：《序〈中国医史〉再版》，见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 十年前那场震动世界的“非典”流行，有如一面镜子，不仅展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力量和合作精神，也照出了种种的政治和社会等问题。“亡羊补牢，未为晚也”，“非典”的肆虐诚然是中国人民乃至人类的不幸，不过中国社会能藉此对以往存在的诸多问题展开反省并有所弥补，亦不失为不幸之幸。“非典”的肆虐，能让韩启德这样的临床医学权威进一步切身地感受到医学人文的重要，并开始反省以往医学教育中这方面的缺失，对于我们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乃至全社会来说，自然属于值得期待的“不幸之幸”。“非典”的流行自然而然地让全社会感受到了医疗卫生的重要，认识到了“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但若我们还只是将疾病仅仅看做“生物性事件”，将医学仅仅视为科学与技术，那么无论国家如何投入，专业人士怎样努力，医学恐怕都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增益民众健康与幸福的功效，甚且还有可能制造“病痛”和苦难。
对医学人文的关注，自然就会涉及医学的历史，医学史尽管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它在国内学术界一直只是医学界自身的专史，很少受到历史学者的注目。不过随着国内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展，以及国际学术思潮影响的日渐加深，从20世纪末开始，这一情况逐渐开始有所变动。本书的撰著和出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巧合的是，十年前，本书的出版之时，正逢“非典”的肆虐之际，际会风云，让原本甚少受到社会关注的纯学术著作，顿时“火”了起来，不仅本书的一些评介频频出现在一些主流媒体之中当时，《中华读书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读书》、《书城》以及新浪网、新华网等报刊媒体纷纷刊文评论和推介该著，并在当年年底被《中华读书报》推选为“2003年社科年度推荐图书”（2003年12月24日）。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东洋史研究》（日本）、《新史学》（台湾）、《读书》和《中华医史杂志》等海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先后发表专题书评，对它的学术性和现实意义均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不过需要指出，本研究被学界的认可，与“非典”事件并无什么关联，像其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其中的一些内容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清史研究》和《中国人口科学》等刊物刊发，相关论文获得天津市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励等以及书稿受到多家出版社的垂顾等，均发生在2003年之前。，就连一向待在象牙塔中的笔者，也需不时面对记者和出版人的“眷顾”。毋庸讳言，对于本书来说，“非典”的肆虐实在是另一种“不幸之幸”。不过，这样的“火”，并不是以学术为志业的笔者所在意和期待的，坦率地说，当时的广受关注和种种好评，似乎并没有让自己真正感到兴奋，相反，在当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因感到自己的研究并未能在本书的基础上取得明显的突破而内心颇感焦虑，直到找到新的可能突破的研究方向，才渐渐释怀。不过我依然将其视为“不幸之幸”，因为这一事件，毫无疑问，促动了学界和社会对疾病、医疗以及其历史的关注和投入。2002年9月，我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在疾病医疗社会史领域中，本书只是一个初学者的探索和尝试，不免稚嫩和粗浅，但我仍真诚地（或许也是天真地）对她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学界对该领域多一些关注和投入。”这样的期待，现在看来，似已成为现实，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则不能不说应归功于这一不幸的事件。
本书出版后，有幸得到了众多师长和友人的垂爱，他们通过撰写评论等方式，对本书以推介，对笔者以鼓励，有些还素昧平生，令人感动。尤其令人感念至深的是当时已年逾古稀的著名学者王思治教授，在本书出版后不久就热情地写下了题为《“医疗社会史”的力作》的书评《中华读书报》,20030423。。这是本书的第一篇学术书评，让初出茅庐的我颇感受宠若惊。王教授不幸已于去年离开人世，而今再次捧读他的勉励之词，不禁眼眶泛湿，除了怀念和感激，也让我感受到了一份无私推动学术传承的责任。对于众多我所熟悉或不熟悉的师友的谬奖和鼓励，我一直都心怀感激，并以此来激励自己在医疗社会文化史这一领地中不断前行。对于这种种的美意，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赞赏与肯定固然令人欣慰，而或许刺耳的批评则似乎更促人思考。在众多的评论中，也不乏一些逆耳之言，它们或在研究视角和理念，或在学术资讯，或在具体的论述和资料等方面，给我以种种指教，对于它们，无论我是否全然认同，我都虚心承受，衷心感谢。这些意见虽然不见得全然在理，甚或还不无误解之处，但它们无疑都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我后来的学术探求。故而，这里无意对此做出具体的回应，不过从后面有关本书的反省中，或许多少可以看到这些意见的价值。与此同时，自2005年开始，在笔者开设的“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专题”这一研究生课程中，本书一直是必读书目，研究生的一些品评，也不时给我启益。这里也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另外，还应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的谭徐锋主任，正是因为他的美意，本书才得以重版，也才会促使我全面细致地重读本书，并作出了修订。这次修订，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核校本书了引文，校订了引文文字以及标点等方面不少错漏之处；二是对书中一些文字表达方面不够顺畅或妥帖以及错误的地方在尽可能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做了一定的修正；三是对少量硬伤，比如史实、人名地名和征引文献方面的错误做了订正，比如将1892年误植为1992年，蒋竹山误植为“蒋竹三”，《中国社会历史评论》误植为《中国历史评论》等。可以说这次所做的修订几乎都是细节方面的。基本的观点、结构和内容，一仍其旧，未做改动。这样做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原作的尊重，因为这毕竟是我在一段较长时间里对一个问题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论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十年中，我在研究理念和学术认知等方面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若要按现在的认识去一一修改，那不仅改不胜改，而且即便真改出来，恐怕也变成了一项新的成果。再一方面还因为，从当时的学术理念和语境来看的话，其基本的构架和立论，我认为依然可以成立，资料也基本足够说明问题。作为一项自成体系的学术研究，其仍自有其价值和意义。
在本书出版的后记中，我期许自己以此为起点，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十年来，世易时移，尽管无论是外在环境还是自己的认知和兴趣，都有不小的变化，但对历史上疾病和医疗的关注则一以贯之。此后的学术探索，显然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在探索的过程中，笔者在不断学习和吸收新资讯、新思想的同时，也常常回望并省思自己以往研究的问题和不足。这样的反省不是要否定过去，而是希望藉此来发现可能的突破。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端，值得于此提出。
首先，在学术认知和研究理念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局限。当时笔者介入这一领域为时尚短，对很多的问题，比如医学史、医学流派等，都缺乏自己的思考，往往都会借用当前一些通行的说法而未意识到其可能需要检视。与此同时，当时在国际史学界一些新的、甚至较为成熟的学说和理论，后现代史学、文化建构论等，尚不太为国内学界所了解，笔者也因受资讯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对此也往往缺乏认知。这在以下两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一，本书的初稿，笔者的博士论文体现出相当强烈的现代化“进步观”，这一点，经梁其姿教授指出后，成书时已做了一定的修改，但由于对该问题认识还不够透彻，所以现在看来，问题依然存在。比如，我虽然反对将传统视为停滞和落后，而认为其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但对这种发展和近代社会转型（等于现代化）的进步性深信不疑，无意中将社会的进化视为理所当然，并对西方制度的正当性和进步性毫不怀疑，几乎未意识到其中“现代性”问题，也未认识到西方的近代医疗卫生机制，不应只是我们追逐的目标，同时也应是检视的对象。对清末仿效日本和西方实行卫生行政，将国家的卫生职能具体化，完全视为值得推崇的进步之举，而对于这种“进步”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政府职权不断扩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然缺乏关切。二，对于现代医学史和中医学的相关论述，我基本抱着学习和接受的态度来对待的，倾向于视其为“事实”，尽管也存在问题甚或错误。而并未意识到，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有关医史和中医学的诸多通常性的论述，本身也是中国社会特别医界人士在面对西医和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一种文化建构，中医尽管从其社会中的地位来说，或许是衰微了，但就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等方面巨大变化而言，恐怕远超前代。比如对与本书主题息息相关的所谓“温病学派”，我全然接受现代医史学界的说法，将其视为清代一个重要的医学流派，它的形成和发展乃是清代医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去考察一下，明清特别是清代的人如何叙述所谓的“温病学派”的，那些被称为温病大家的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身份的，这一群体是否存在大体一致的身份认同等一些问题。若当时有意识做这样一番考察，那么现代有关“温病学派”的认知，恐怕就不无重新思考的空间。
其次，就研究视角来说，本书可以说基本属于纯社会史的著作。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笔者虽然对国际中国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状态做了不少功课，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把握，不过老实说，对于国际上学术界中国以外医疗史研究，了解甚为有限。笔者在近年来的研究和教学中，越益深切地感受到，若想在国际学术脉络中来从事我们的研究，特别是像中国医疗史这样的新兴研究，对海外的研究关注，若只是局限于中国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真参考世界史领域中一些较为经典性的研究成果。所以，近些年中，笔者十分注意对国际史学发展思潮和世界医疗史研究等方面的资讯和重要文献的搜集和研读。通过不断的阅读和思考，笔者日渐真切地认识到，医疗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界一项新兴的前沿研究，虽然尚未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但业已被视为具有方向性和潜力性的新领域，若不能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上多一些自觉的体认，使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与理念上，都展现出一种新意来，其意义自然就会大打折扣。故而甚有必要不断地引入一些新的理念和视角来展开相关的研究。而就目前来说，以下两方面视角的引入不仅是必要，而且可行。一是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视角。笔者认为，无论从当今史学发展的潮流来说，还是就疾病、医疗问题本身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性而言，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借鉴西方颇为成熟的医疗史研究理念和成就，进一步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医疗史的研究，对促进当今中国医疗史的深入开展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可谓当务之急。而如果说，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研究不失为当今推动中国医疗史研究必要而可行的路径，那么，疾病、医疗乃至生命与健康这些内容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性和私人性，使得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展开对其探讨，不仅在内容上颇为契合，在理念和方法上也十分符合新兴研究的要求，故而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对于未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参阅拙稿：《回到人间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载《历史教学》2012(11)下，第3～11页。。不过若反观本书，显然还缺乏相关理念的自觉。笔者在追寻和阐释瘟疫文化意义和反省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等方面，明显缺乏有意识地关注，其所关注的乃是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分析、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显现出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并没有想到要去探究当时社会对诸多瘟疫的描述和命名体现了怎么的社会文化意涵，也没有去考虑19世纪以降社会认识和应对瘟疫方法变动背后的权力关系，而且也没有意识到，现代的医疗卫生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并非是不正自明的。同时，也没有紧紧围绕着人的行为、心理等去呈现当时的日常生活经验。这样说，不是说我们认为一部著作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而是希望藉此表明，若拓展视野，就是同样的题目，其实也还有不小的开掘深度和别样的书写模式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发现后来出现很多有关疫病或传染病的论著，往往走不出本书确立的研究和书写模式。。二是生态史的视角。当今社会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让环境史研究拥有了不断凸显的正当性和迫切性，但环境史研究的价值和目标，显然并不限于环境保护，我们需要环境史，也是为了可以更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仅仅以人类为中心所无法体认到的复杂性。环境史展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意识，一种时时处处将生态纳入考量的生态意识。故而，医疗史与环境史的关联，不单是研究对象的部分交集，还有理念和视角上的相通。当今的医疗史研究，虽然随着医疗文化史的研究日渐兴盛，其与环境史的交集，也渐趋减弱。然而，环境因子并没有在我们探究的疾病、医疗的文化范畴中消失，环境史倡导的环境意识的适用性，也不曾因为我们研究的旨趣转向文化而减弱。故而，在这样的情形下，无疑有必要积极倡言在医疗史研究中引入和贯彻生态意识。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发现在关乎人类疾病、健康和医疗的文化内容的环境因子，更真切地体认到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种种的医疗观念和行为参阅拙稿：《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待刊稿。。本书出版后，一些有关环境史的综述往往将其视为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归入环境史研究之列比如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6)；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载《历史教学》,2006(11)。，由于书中有不少有关清代江南疫情分布和瘟疫成因等内容的探讨，也关注到了江南独特的生态因素对江南疫情的影响，并在最后还对清代江南的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变动做了简要的总结，因此，将其纳入环境史研究，亦当无不可。不过平心而论，我认为自己当时并无贯穿全书的生态意识，当初并没有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研究放在环境史研究的脉络中来展开，研究的落脚点主要在于社会的变迁，而非环境的演变，而且在具体探究社会变迁时，也较少自觉地引入生态意识，去观察社会变迁背后的环境因子。
再次，资料方面也存在薄弱环节。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对资料的搜集基本采取“地毯式轰炸”的方式进行，几乎没有利用检索手段，对那些基本的史料，大体上做到了逐一翻检，故而在资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方面，颇受好评。不过受认知、时间和自身学术背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存在着以下两点较为明显的薄弱之处。一是晚清的资料甚为匮乏。虽然笔者力求打破传统古代史和近代史之间学科壁垒，将清代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但长期以来的古代史方面学科训练，还是让我在探究传统上属于近代史的晚清的情形时，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这主要在于笔者当时对近代史史料学还缺乏较为全面的把握，对晚清社会的重要脉络和关系的掌握不够，对近代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资料，比如大量的报刊、地方和海关档案以及大量的近人日记等资料不够熟悉和了解，未能系统地阅读和利用。这些使得本书有关晚清部分的论述往往显得颇为粗浅。二是对反映普通民众状况的资料重视和挖掘不够。这一方面无疑跟资料本身的情况有关，现存的资料往往由精英阶层制作，本身反映下层社会情况的资料就十分稀少；另一方面,也源于自己这方面的认识不足，没有有意识地去关注和发掘，以至于对当时民间社会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秘密会社和民间宗教对瘟疫的认知和应对全然忽略了，也未能有意识地梳理普通民众和精英人士在相关认知方面的差异。这些，无疑都对本书的完整度和深度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此外，也想借此机会对本书中的诸多数据和图表做点补充说明。为了说明当时的疫情状况，笔者以疫情年表中记录为基本数据，进行了不少的统计分析。对于这部分内容，后来的评论可谓褒贬互见。在此，我无意做出具体的回应，而只想就这类做法谈点总体的想法。如果让我再做一次有关瘟疫的研究，可能我不会再做这样的工作，原因不在于这样的工作不重要，而是觉得要做好这样的工作实在太过艰难，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其准确性或许根本无法保证，而其具有的意义也是相对的。当初为了完成这部分内容，我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虽然用了较多的统计和图表，不过并没有用到复杂的数理统计和分析方法，这可能为有些研究者所诟病，对于这类批评，我愿意诚恳接受，不过在我现在看来，真正困难可能不是统计分析方法，而是数据的搜集。相较于其他相类的著作，我相信本书疫情年表中对清代江南的疫情记录的收集，是较为完整的，但尽管如此，也必然有大量的遗漏。实际上,不必说缺乏相关统计的古代社会，就是进入民国以后，国家有了现代的疾病统计，其数据也往往问题多多。故而笔者认为，这类的统计分析，尽管对于说明疫情状况不无意义，甚或有其必要性，但无论其统计和分析方法多么精致和复杂，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可能也只是相对的，很多情况下，貌似精确的数据未必比对史料的深入研读和阐释更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状貌。由于数据采集难以精确，故而再精确的数字、再完善的模型，其对历史状貌的反映也仍是大致而趋向性。
最后，我还想指出，作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其无疑要求研究者具有多方面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能力。近些年，由于从事研究的跨学科性，让我有幸接触到了医学家的老师和朋友，与他们的交往，既让我为历史学视角的医疗史研究感到信心，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局限与巨大的进展空间。为撰写本书，虽然我也对中医学和传染病学花了一些功夫，但那点“现学现卖”的皮毛知识显然不足以让自己的研究可以深入中国医学的核心问题。当然，无论我怎么努力，我大概都不太可能也无意成为一个医学人士，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深入到中国医学的核心问题，对中国医学基本认知的形成以及主流理论的流变脉络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却是我非常期待的。这对我仍然浅薄的医学修养无疑是个很大的调整，但我仍对此充满期待，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联合医学界的师友，展开这类的探究。
学无止境，不用说，十年前出版的本书只是笔者稚嫩而粗浅的探索，而如今这些省思，也依然只是笔者学术生涯中的阶段性思考，也依然有待反省和修正。但无论其浅薄与否，也不管其是否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谬误，它们都是我这些年来真诚而用心的思索。它们不仅让我心怀珍惜，而且也一直在影响和引导着自己进一步地开展实证性的研究。这十年中，我将自己对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清代卫生史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以医疗卫生为切入点，探究以清代为中心的近世人们的日常生活境况和社会变迁。一方面，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尽可能全面的资料搜集和爬梳，较为清晰呈现了以医疗卫生为中心的一些重要日常生活经验和历史变迁脉络。另一方面，引入社会文化史的理念和研究方法，致力于对意义的分析和诠释。在细致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尽力揭示“现代”医疗卫生制度背后社会文化意涵，具体展示现代“卫生”的植入不仅意味着健康和文明，同时也带来了政治和文化上霸权和权力、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以及对身体自由的剥夺。并进而对相关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思考该研究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即将以《卫生何为？——清代的卫生机制的演变与现代性省思》为题出版。。上面所说的那些省思，很大一部分已经贯穿并体现于这一研究中，不过也有些将是笔者下一步所欲探究的，而另一些，则还有待于自己未来或来者来践行和弥补了。俗话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此前本书的撰写和出版，为笔者刚刚起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让自己更好地体验到了学术人生的乐趣和意义。学海作舟，这样的乐趣，必定是苦中作乐，但我却乐此不疲，愿意一如既往地怀着真诚和热情继续在这一片学术海洋中乘风破浪。
是为序！
余新忠2013年4月7日于天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