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噪音读后感10篇
《白噪音》是一本由(美)唐·德里罗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3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白噪音》读后感(一)：人已开始对自身失语
人已开始对自身失语
云也退
在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短篇小说《欧福问题》里，叙事人，一位社会学教授，宣称他的一位物理学家好友找到了帮助现代人“寻求心境安宁的途径”。物理学家发明了一台机器，它能利用巨型天线，从太空中收集到星体辐射出的无线电波，放大一百倍后传入人耳内，能让人心旷神怡，飘然欲仙，如同行走在一块燃烧的大麻地里。这机器命名为“欧福”，他们联结一位极有商业头脑的朋友，共同商议如何开发，物理学家心存疑虑，那朋友反驳道：“你向顾客发射幸福，他还有什么不愿意拿出来深深感谢一番的呢？”
我在27度的室温下读完了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这几日，我真正感受到，“阅读”这种最基本的人类行为，也得仰科技之力的保驾了：空调整日打着，而最终倚赖的是电力这一年轻的能源。我对这种奇迹怀有深深的敬意；奇迹就是把一个人在短短三小时内从上海运到香港，就是让你在自己家中看到两千公里外的一座大楼着火，就是从售货机里拿出灌装好的饮料，就是拧开水龙头或点着一根香烟。
电脑、电话、空调、打火机以及水电煤、天然气，我们都把它们当成了自由商品，一些不必去搞清运作原理就能随时取用的东西。自动化程度是生活改善的主要指标之一。但这与幸福有关吗？索尔•贝娄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曾说：“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生活在一个由轻易取得的人工制品所奇迹般地改变了的世界上。”他那一代人，是指经历过二战和战后经济起飞的一代人，人们刚刚开始全面享受涌入生活的众多“奇迹”，而贝娄就已经在思考为此要付的代价了：但是，过去的哲学家“对我们解释自然本质的能力所怀抱的旧有信念，我们却丧失殆尽。”
《白噪音》里的海因里希，有一段说词跟贝娄异曲同工。这个海因里希是主人公杰克的儿子，不过，我们最好只把他看作德里罗精心设计的一个声音。小说的第二部，杰克一家和其他人一起，因受“空中毒雾”的威胁而露营在外。有一个晚上，在父子二人的交谈中，海因里希说了一番话：
“我们在这儿置身石器时代，虽然经历了多少世纪的进步，我们认识了许多伟大的事物，但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让石器时代的人们生活得舒适一些呢？我们能不能制造一台冰箱？甚至，我们能不能解释一下冰箱的工作原理？什么是电？什么是光？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每天接触这些东西，但是假如我们发现自己被送回到过去，我们甚至无法告诉人们一些基本的原理，更不能制造某些改善生活条件的东西，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呢！说出一件你会制造的东西来。你会制造一根简单的、往石头上一擦就着火的木棍火柴吗？”
我们都是奇迹的享用者，而幸福感来自我们能否解释奇迹。冯内古特用“欧福”来说明人类已有的诸多科技奇迹，并没能解决幸福感缺失的问题，但是，人类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又只能缘木求鱼地倚靠科技。我们谁也逃脱不了这个悲剧性的循环：这正是理解《白噪音》，这部对科技文明有着强烈讽刺的小说名作的起点。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有身份的人，尤其是杰克，这位学识渊博的希特勒研究专家，拿着丰厚的俸禄，能买得起全美国最好的医疗服务，但他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他换了四次妻子，生了一堆孩子，来扩张、延续生命力；通过一次次就医，杰克相信科技已经可以判断、规划、确定自己的死亡。
关于死亡的意义，他的同事温妮说得很明白了：“死亡难道不是我们需要的界限吗？难道不是它赋予生活以珍贵的实质、明确性的意识吗？”可这种阐释对杰克无用，他的恐惧之源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奇迹，有了一个如此便利丰盈的世界，为什么还会有死亡？与黑死病、霍乱、瘟疫间歇性爆发的过去相比，我们的平均寿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长，可是仍然畏惧死亡，甚至于这种畏惧，都因为每天包裹着每个人的“白噪音”而升高了。那些噪音让我们时刻处在“想做些什么却又做不了”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反而更加害怕死亡，害怕自己一事无成就撒手人寰。
借用《白噪音》里的一句话，这本书有“一种琢磨过细的讥讽”。我有一种强烈的读感：人的肉体凡胎，越来越不适应这个被技术、数字、钢铁和战争改变了的世界了。人仍然可以由自然界摄取生理所需，通过结成社会、文艺创作来满足精神需要，或许还比过去更加便利，更多选择，然而，人对他们自身逐渐失语了。《白噪音》里的人物个个有着一副博物学家模样，却难以用正常的词汇描述一个自己认识的人：杰克的妻子芭比特也被恐死症所缠绕，为此失身于一个神经兮兮的格雷先生，起因竟是格雷选中了她，在她身上做一种克服死亡恐惧的实验。芭比特无法对格雷其人做出任何富有情感的描述；书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自然地描述自己和他人，他们的语言和感知被科技思维给败坏了，杰克看奥列斯特吃饭，说“他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吸入食物，这涉及压力差、吸入速度。……每次在他舌头上滑过一小团淀粉食品，他看起来就更加妄自尊大。”他对霍华德•邓洛普外貌的描写同样是阴鸷感：“软绵绵的手”，“婴儿的皮肤”，“嘴角的干啐沫”，以及看人时的奇怪习惯，反映了杰克内心那种与死有关的不安：“他（邓洛普）看起来就像一个见到尸体就会激起性欲的人。”
以《白噪音》看，德里罗的主要哲学观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那些奇迹，那些噪音，林林总总的新的改进……人们给地球生产出了太多的无必要的实体，正如芭比特所说：“这事整个是一种合伙搭配销售。防晒霜、营销、恐惧、疾病。你不可能有了一样，而没有另外一样。”是的，大部分新增的实体都是为了缓解、治愈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但至今仍是徒劳。看看气功大师王林，再看看这二十多年来骗过中国人的东西：磁化杯、周林频谱仪、太阳神口服液……哪一样东西在此列之外？
前言：死亡这个话题，谈起来沉重，人们在生活中几乎避而不谈。然而它又与我们息息相关，宠物的短寿、校友的自杀、家人的健康问题，这些信息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发出一种死亡的警告，让我们无处可逃。
正文：
作家徳里罗称死亡是一种白噪音，它无处不在，并以此为支点写成了一部同名长篇小说。他解释道：“（白噪音）泛指一切听不见的噪音，以及日常生活中淹没书中人物的其他各类声音——无线电、电视、微波、超声波器具等发出的噪音。”
“我在国外生活了三年，当我1982年回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开始在电视上我注意到以前没注意的事情。就是每天的有毒物质泄漏——通常就是新闻，天气预报，然后就是有毒物质泄漏。这是一个甚至没人提到过的现象。它只是一个电视上的现实。似乎只有那些亲身被卷进这样的事件中的人们才被它们影响。甚至没有人谈论它们。这就是写《白噪音》的动力之一。”（来自网络访谈资料）
他发现人们很容易就接受媒体上日复一日的灾难，比起唤起同情心，电视外的人与灾难似乎是隔离的。而这放到今天来看似乎更加清晰，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的灾难、战争、性绯闻、校园暴力等等皆成为了一个争夺注意力的游戏，没有一件事比另一件事更重要。
科技的进步伴随着便利的生活之外，还不断对人进行了异化，我们的生活正在被科技的白噪音所围绕，由此营造出的热闹氛围使我们对信息变得更加迟钝和不敏感。与信息大爆发同步增长的还有消费能力的极大进步，使一切商品触手可得，人类的生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便利过，以至于我们发展出一种这么发达的消费文化，每天在买买买和准备买买买之间切换状态，似乎一直在忙碌。这些都是徳里罗所说的白噪音，也是我们用以抵抗死亡恐惧的后现代方式。
在我看来，作品里的白噪音是一个至少具有两个意义的词：不仅指无处不在的死亡，同时也指一种对抗死亡的方式。而落到实处，则是科技产品与商场的嗡嗡声。
本书的第一部分便是着重在这两个元素上。商城在主角杰克眼中是一种伟大的创造，他们每次购物归来时满满袋子里品种繁多的商品表明了富足的地位，使他们由衷感到昌盛繁荣，并最终给予了他们穷人无法体会的安全和满足感。而电视，则被他的朋友默里视为起居室中降生的神话，因为它提供的数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两个元素的共同点皆在于他们提供的刺激是无限的，永远在更新，每天有惊喜。
然而旧的刺激必定会在习惯中慢慢失去它的魔力，比如如今凤姐、芙蓉姐姐这一类人再出现，可能就不会红了，人们开始寻找更有趣的人，更大的刺激。而电视文化则是不断去寻找更大的东西吸引大家的注意。
【因为我们精神苦闷。我们偶尔需要一个灾难来打破持续不断的信息轰炸。】
小说中这些描述讽刺了后现代社会里人被信息切割得支离破碎的现状，将荒谬可笑的现代人生活形态展现给读者，以一种既幽默又尖酸的方式。
可是，和许多后现代作品不同的是，《白噪音》始终有一条明晰的线牵连起来，即死亡。故事开头不久便告知读者，杰克和现任妻子都害怕对方会先自己一步离去，同时也害怕自己的死亡。杰克不断自我欺骗是一个高贵的人，刻意回避死亡恐惧。他是美国希特勒研究的权威和创始人，然而他不会说德语，这是他认为自己必须隐瞒的耻辱；同时为了衬托自己的地位而取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名字，增肥变得油光满面，并承认创立希特勒科系只是填补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空缺。他的形象刻薄地讽刺了当代啥鸡毛蒜皮都能研究的学院现状，以及虚假的权威。他只是名字背后的虚构人物。
正如杰克的名号成为了符号，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其实也是符号化。人们并不关心真实，只是消费符号，这在微信朋友圈并不少见，而徳里罗早在三十年前写的这本书就讽刺过了：他说存在一个美洲拍照之最的农舍，当他们靠近那个农舍时，他们看到许多指示牌；当他们到达时，却看不见农舍，只看见许多拍照的人。默里说人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捕捉一种形象，而是为了保持一种形象，每个人都在强化那里的氛围。可以猜测，默里在讽刺符号取代了本质，农舍怎么样无所谓，正如我们去哪里旅游没有所谓，那成为我们发到朋友圈，或者谈话中的一个符号，以表示我们做过什么，而不是当下真的做了什么。
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将符号装备一身，以使自己看起来如此繁忙，沉溺于无数的刺激之中呢？徳里罗借小说人物之口道出这是人们为了加入人群，符号是人群的共同语言，在各种各样的符号中穿梭使我们与每一个人都密不可分，去对抗死亡的恐惧。
【加入人群，就是为了抵御死亡。脱离人群，就是作为个体的死亡冒险，即独自面对死亡。这是人群到那儿去的最重要的理由。他们到那儿去加入人群。】
然而如果能一直麻痹自己的神经，从而逃离死亡恐惧，这不也是一个很棒的结局吗？这种嘈杂的平静最终还是被打破了。在书中第二部与第三部，杰克与死亡正面对决，情节变得连贯起来。《白噪音》的可读性也表现在这里，它既有后现代的零碎，却也不放弃传统情节的构建。
在第二部里，杰克与他所谓的穷人们陷入了一样的困境——空中毒雾事件。他们的城市发生了化学泄漏，全城市的人都需要紧急撤离。起初杰克听到收音机的报道觉得大惊小怪，他不认为自己需要逃跑，理由是从来没见过高贵的人在电视中的灾难里出现过，真正的灾难不会出现在他们身上。这种逻辑虽然荒谬，却又有几分真实，谁说我们当中大多的人不是这样想的呢？直到事态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他们才开始逃跑。
也因为他在路上帮汽车加油时暴露在空气中两分半钟，医学上便断定死亡已经种在他身体里。这使他难以置信，反复询问医生这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医生仅仅含糊其辞，声称这都是数据说的。人异化成了数据。
【我没有这样说，是计算机说的，整个系统这样说。它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据库的详实记录。格拉迪尼，J·A·K。我输入你的名字、化学物名、暴露的时间，然后敲键进入你在计算机系统里的历史档案。你的遗传状况、个人财产、体检就医情况、心里资料、刑事档案和住院记录。它反应出来的是搏动的星号。这一些并不意味着你马上要发生什么，至少今天或明天是不会的。它只是你的数据的总和。没有人逃避得了它。】
而在难民区的人拿着空白的电视机哀嚎，因为电视上没有播放他们的灾难，使他们不能隔着屏幕去观看自身的遭遇，使他们怀疑灾难的性质。
因为对身体内死亡种子的恐惧，导致杰克从此再也得不到安宁，每时每刻都想着它，琢磨医生的话。到了第三部，他发现妻子一直在偷偷吃不知名的药物，这种叫“戴乐儿”的药在名册上无法找到，后来他终于逼问出来，原来这是妻子在秘密组织购买的药物，作用是消除脑中的死亡恐惧。他妻子也害怕死，为此和秘密组织的工作人员上床换取药物。然而事实证明戴乐儿无法改变她，却改变了杰克。
杰克决定去寻找这名工作人员，拿取更多“戴乐儿”。在这里，小说又讽刺了人异化成脑中的神经回路，通过药物就可以控制一切恐惧。他的朋友默里怂恿杰克通过杀人换取杀人分数，从而超越这种恐惧。杰克经过千辛万苦，找到这个工作人员，抢夺药物并意图杀死他。
故事的结局就留待读者自己去读了。无疑整本书都是围绕死亡和恐惧来写的，从开头对死亡的成功逃避，到最后不得不去面对，这其中反映出的并不是一种超验的死亡理论，而是后现代环境下的真实。通过艺术创造、人生价值肯定，或仅仅是安稳过好一生的老好人信条，死亡就能够超越吗？不，杰克给出的答案是不，不，不，永远不。死亡没有意义，死亡也不会给生存带来意义，那都是可笑的鸡汤，死亡就是死亡，它不给任何东西染上浪漫的色彩。
【没有理由去相信生活因其稍纵即逝就更加宝贵。】
然而，《白噪音》这本书却又不是锁死在死亡上，它的主题无时无刻不在动态漂流之中，更多地是呈现一种消费文化底下的众生相。比如妻子其中之一的工作是教会他人如何在吃、穿、行上做得更好。这无疑很可笑，却也是现实。看看现在的媒体给我们创造的环境吧，它一方面把我们当白痴，另一方面创造许许多多我们本来没有的需求，去诱使我们去学习和消费。
【“这事整个儿是一种合伙搭配销售，”芭比特总结性地说，“防晒霜、营销、恐惧、疾病。你不可能有了一样，而没有另一样。”】
我们实质上生活在的时代是一个垃圾时代，我们制造需求，消费需求，再扔掉它。看看你ipad里的歌曲每隔多久换一次，音乐界的更新换代多么快；或者仅仅看看你柜子里无数的鞋子，和垃圾堆里那些你依然完好的东西。当然，这个主题的延伸就到了徳里罗另一部作品《地下世界》了，那又将是另一篇故事了。
《白噪音》读后感(三)：之所以想要读读德里罗是因为看了
之所以想要读读德里罗是因为看了《大都会 COSMOPOLIS》的电影。据说里面的对白基本上都是直接从小说里摘出来，其短平快风格、奇怪的用词、绝妙的荒谬可笑之感听起来相当对我胃口。1985年出版的《白噪音》是他的代表作，读了两页就感觉来了，果然乐不可支。小说主题大概是中年知识分子无法摆脱“人类必死”这个想法而产生的……精神危机。
主人公是意大利裔美国人，教授，北美希特勒研究的奠基人。其他角色主要为他的第五任（第四个，因为第一任和第四任是用一个）妻子和双方从不同婚姻中带进来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他的同事默里（来自纽约，主攻猫王研究）、同校的一位神秘女化学家。当然，在第三部分中还会登场一两个关键人物/强力配角。
全书分三部分：1.主角家庭和大学镇社会百态，类似一系列素描或短剧，洞见和冷笑话随处可见。不得不说德里罗的笑话风格极端独特。2.一场毒雾事故，全镇疏散。头脑聪明趣向离奇举止离谱得像外星人一样的大儿子海因里希（和他相比史波克先生还算懂得人类社交）似乎找到了人生舞台，主人公则遭遇了将他的思想全部引向对“死”之考虑的事件。3.第一部分中妻子举止怪异的隐线现在浮上水面，和1相比3是情节剧，虽说是后现代小说但这部分有传统的叙事结构的，没有玩弄任何解构，并且冲突高潮颇为有力，剧情还有反转。结局宏伟而富有启示录般的美感（作者称之为”后现代落日“）。我的喜好度：1>3>2。
【忠告醒目】本书虽然非常有趣但其中惊现“注释剧透”！！！！对，第218页的注释赫然写出了结局！！！令人发指！！！！！！！！！！编辑你为什么不阻止翻译！！！！读者，记住第218页！不要往左下角看！不要让左下角毁了你后100页的阅读体验！！！！！！！！！！！！！！【忠告醒目】
前言是一篇通过全盘剧透来解析小说内含的长文，引用了一些美国研究者的分析，最好读完正文后再看。翻译虽然有一些明显的名词错误，不过看起来跟原作者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实在看不懂的地方都有发邮件去问德里罗，可以的。
《白噪音》读后感(四)：人已开始对自身失语
人已开始对自身失语
云也退
在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短篇小说《欧福问题》里，叙事人，一位社会学教授，宣称他的一位物理学家好友找到了帮助现代人“寻求心境安宁的途径”。物理学家发明了一台机器，它能利用巨型天线，从太空中收集到星体辐射出的无线电波，放大一百倍后传入人耳内，能让人心旷神怡，飘然欲仙，如同行走在一块燃烧的大麻地里。这机器命名为“欧福”，他们联结一位极有商业头脑的朋友，共同商议如何开发，物理学家心存疑虑，那朋友反驳道：“你向顾客发射幸福，他还有什么不愿意拿出来深深感谢一番的呢？”
我在27度的室温下读完了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这几日，我真正感受到，“阅读”这种最基本的人类行为，也得仰科技之力的保驾了：空调整日打着，而最终倚赖的是电力这一年轻的能源。我对这种奇迹怀有深深的敬意；奇迹就是把一个人在短短三小时内从上海运到香港，就是让你在自己家中看到两千公里外的一座大楼着火，就是从售货机里拿出灌装好的饮料，就是拧开水龙头或点着一根香烟。
电脑、电话、空调、打火机以及水电煤、天然气，我们都把它们当成了自由商品，一些不必去搞清运作原理就能随时取用的东西。自动化程度是生活改善的主要指标之一。但这与幸福有关吗？索尔•贝娄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曾说：“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生活在一个由轻易取得的人工制品所奇迹般地改变了的世界上。”他那一代人，是指经历过二战和战后经济起飞的一代人，人们刚刚开始全面享受涌入生活的众多“奇迹”，而贝娄就已经在思考为此要付的代价了：但是，过去的哲学家“对我们解释自然本质的能力所怀抱的旧有信念，我们却丧失殆尽。”
《白噪音》里的海因里希，有一段说词跟贝娄异曲同工。这个海因里希是主人公杰克的儿子，不过，我们最好只把他看作德里罗精心设计的一个声音。小说的第二部，杰克一家和其他人一起，因受“空中毒雾”的威胁而露营在外。有一个晚上，在父子二人的交谈中，海因里希说了一番话：
“我们在这儿置身石器时代，虽然经历了多少世纪的进步，我们认识了许多伟大的事物，但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让石器时代的人们生活得舒适一些呢？我们能不能制造一台冰箱？甚至，我们能不能解释一下冰箱的工作原理？什么是电？什么是光？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每天接触这些东西，但是假如我们发现自己被送回到过去，我们甚至无法告诉人们一些基本的原理，更不能制造某些改善生活条件的东西，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呢！说出一件你会制造的东西来。你会制造一根简单的、往石头上一擦就着火的木棍火柴吗？”
我们都是奇迹的享用者，而幸福感来自我们能否解释奇迹。冯内古特用“欧福”来说明人类已有的诸多科技奇迹，并没能解决幸福感缺失的问题，但是，人类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又只能缘木求鱼地倚靠科技。我们谁也逃脱不了这个悲剧性的循环：这正是理解《白噪音》，这部对科技文明有着强烈讽刺的小说名作的起点。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有身份的人，尤其是杰克，这位学识渊博的希特勒研究专家，拿着丰厚的俸禄，能买得起全美国最好的医疗服务，但他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他换了四次妻子，生了一堆孩子，来扩张、延续生命力；通过一次次就医，杰克相信科技已经可以判断、规划、确定自己的死亡。
关于死亡的意义，他的同事温妮说得很明白了：“死亡难道不是我们需要的界限吗？难道不是它赋予生活以珍贵的实质、明确性的意识吗？”可这种阐释对杰克无用，他的恐惧之源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奇迹，有了一个如此便利丰盈的世界，为什么还会有死亡？与黑死病、霍乱、瘟疫间歇性爆发的过去相比，我们的平均寿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长，可是仍然畏惧死亡，甚至于这种畏惧，都因为每天包裹着每个人的“白噪音”而升高了。那些噪音让我们时刻处在“想做些什么却又做不了”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反而更加害怕死亡，害怕自己一事无成就撒手人寰。
借用《白噪音》里的一句话，这本书有“一种琢磨过细的讥讽”。我有一种强烈的读感：人的肉体凡胎，越来越不适应这个被技术、数字、钢铁和战争改变了的世界了。人仍然可以由自然界摄取生理所需，通过结成社会、文艺创作来满足精神需要，或许还比过去更加便利，更多选择，然而，人对他们自身逐渐失语了。《白噪音》里的人物个个有着一副博物学家模样，却难以用正常的词汇描述一个自己认识的人：杰克的妻子芭比特也被恐死症所缠绕，为此失身于一个神经兮兮的格雷先生，起因竟是格雷选中了她，在她身上做一种克服死亡恐惧的实验。芭比特无法对格雷其人做出任何富有情感的描述；书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自然地描述自己和他人，他们的语言和感知被科技思维给败坏了，杰克看奥列斯特吃饭，说“他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吸入食物，这涉及压力差、吸入速度。……每次在他舌头上滑过一小团淀粉食品，他看起来就更加妄自尊大。”他对霍华德•邓洛普外貌的描写同样是阴鸷感：“软绵绵的手”，“婴儿的皮肤”，“嘴角的干啐沫”，以及看人时的奇怪习惯，反映了杰克内心那种与死有关的不安：“他（邓洛普）看起来就像一个见到尸体就会激起性欲的人。”
以《白噪音》看，德里罗的主要哲学观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那些奇迹，那些噪音，林林总总的新的改进……人们给地球生产出了太多的无必要的实体，正如芭比特所说：“这事整个是一种合伙搭配销售。防晒霜、营销、恐惧、疾病。你不可能有了一样，而没有另外一样。”是的，大部分新增的实体都是为了缓解、治愈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但至今仍是徒劳。看看气功大师王林，再看看这二十多年来骗过中国人的东西：磁化杯、周林频谱仪、太阳神口服液……哪一样东西在此列之外？
《白噪音》读后感(五)：听 生命的噪音
一早便被天津爆炸事件刷屏，朋友圈满屏都是生命无常，珍惜当下。所以在图书馆抽到这本讲化学物爆炸，封底评论其为“美国的死亡之书”的《白噪音》，冷酷无情到理所当然地认为十分应景。
书的前三分之一都没有说到爆炸，只是一些经典的美式日常——看电视，逛超市，青春期的叛逆少年，以及神秘又缠人的前妻前夫还有性。如果这是一部以世界末日为噱头的电影，观众很可能就要起哄了，三十分钟过去了居然还没有所谓的高楼坍塌，洪水肆虐的镜头？不是要怀疑自己走错放映厅，就是要大骂导演挂羊头了。我也不能免俗，不时翻回封底看看简介，确认是有爆炸这回事的。就像书中所讲“我们偶尔需要一个灾难来打破持续不断的信息轰炸。”这也是为什么灾难片特别有市场。“对于许多人来说，世界上只有两块地方：他们生活的地方和电视机里给他们看的地方。” “每一场灾难都让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灾难，看到更大更宏伟更迅猛移动到东西。”也许有人喷，那是资本主义的邪恶，才会幸灾乐祸，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人类的共性甚至天性。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有点鄙视某些灾难过后的微博，他们有多少人转发的是他们真正所想的？每个人都那么悲天悯人大爱无疆吗？当然这也许是小人之心，无论如何，整个天朝社会都在拼命营造一种催人泪下的氛围还是很正能量的。
我承认最开始期待的还是书中的这一场灾难，然而慢慢的随着作者的悠然中带着哲思的笔触，仿佛也进入了那个平淡而又满足的家庭，不再执着于灾难的刺激，甚至认为就这么无灾无难地看下去也是极大的愉悦。这应该归功于作者的文笔。
作者唐·德里罗（Don DeLillo）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获得的奖项无数。而白噪音被誉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最具经典性的代表作，获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本短时间内就能吸引我的书一般不是能把食物描写的令人垂涎过目不忘就是比喻段子或者idea新奇耐人寻味。白噪音显然是后者。（当然也有一些不靠食物不靠比喻，单单遣词造句就令人沦陷的，比如鲍德里亚的冷记忆，开头一段用词平平无奇，可是就是莫名给你一种诗意美，更加难得的那不是诗歌的诗意，是一种小说一般的诗意。）“为父有成，浑身上下透出了一股投了大宗保险的神气。”“大个子只要大的正好，天生就有一种诚实感。”“男人们神色专一衣冠楚楚——在超市的外面挑选购物车。”如果不是在图书馆，我几乎是要大笑出声了。平淡美好的生活在作者的笔下是那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到就算他在第一章的平静生活就戛然而止结束全书，你也会觉得看了一本有头有尾的好书。他的日常太过于有血有肉，有理有据，几乎感觉不到往常那些灾难片或者悲剧前的平静中带有的假惺惺的过分矫饰的幸福（一读就知道这些都是用来铺垫反衬后面的灾难），像白雪公主出生的时候受尽的万千宠爱，那种幸福虚假而脆弱，所以读者一般不会深陷其中，只会以局外人的目光冷静地看着甚至带着隐隐约约的兴奋——等待看着美好的事物毁灭。但是，《白噪音》却完全不一样。他的美好让你忘了后面的灾难（所以我才会一遍遍去翻封底确认不是我记错），快乐的时刻很快乐，悲伤痛苦矛盾挣扎也在其中，前一百多页他给你营造了一个完美的平凡家庭，虽然琐碎，却触手可及。你不知不觉就会沦陷其中，变成里面的一员。因为真实可感，所以就算是最微小最熟悉不过的一家人看电视的场景你都像是在偷窥一般兴趣盎然，毫不厌烦。所以说，就算这本书只有前一百页也是一本再可爱不过的好书。至于译者评价的“消费社会的荒唐可笑”，我是不敢苟同的。作者身处其中，甚至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没有什么可笑的。
说到日常场景，其中离不开标题所点出的“噪音”。书中的噪音最明显的当属来自收音机电视之类的媒体噪音。时不时就冒出一句前言不搭后语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里面的话。一开始让人摸不着头脑，还会有些恼羞成怒，吵着架呢突然来一句“长期吃带叶的植物使他们的胃变得坚固”，简直捣乱嘛！不过，适应以后，你会发现这些“噪音”如同神来之笔。书和电影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书一般都是无声的，就算你认为听到了声音闻到了气味，多是你眼睛看着描述内心暗示自己，归根结底还是想象出来的。读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构建起一个书中的世界，虽然原料是来自作者的文字，但是很多意象其实都是取材于自己无意识的最直接的经验，就是说你以为你在作者构建的世界中其实你是在你自己熟悉的世界中。再抽象一点讲：看书看到最后只是在阅读自己的思想，所有的五感只是2D。特别是在这本书中，由于细节的真实，世界更容易构建，当你沉醉其中的时候，突然来一句前言不对后语的电视的对白，一下子就把你扯回来了。让你意识到——你在看的不是一本书！而是真正的家庭生活，里面的一切不是你能随心控制的，下一秒发生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很奇怪，但是的确如此——这些莫名其妙的收音机噪音电视噪音一下子就把你击醒，仿佛拎着你的耳朵大喊：不要神游！这不是一本书！这是活生生的世界！你给我收起你那一副“我是读者，这本书尽在我掌握之中”的嘴脸！有那么一刹那，声音立体了。不得不说，这体验十分新奇，十分有趣。
不管多么不舍，灾难还是来了——一场空中毒雾事件。你以为这是重头戏吧，男主人公想必要拖家带口冲锋陷阵甚至拯救全人类吧？然而并没有。倒是男主人公的儿子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头。生活很快归于平静，连个像样的受害者都没有。感觉有点不够带劲？其实不然，看惯了平静，融入了平静，对于灾难还真的是浅尝辄止足以。然而这个标准的美国家庭还是开始分崩离析了，而且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一场灾难。我不知道这是作者的故意安排还是本人看了一天书自己精神疲劳，后半段看得我十分心累。你知道这走向肯定有悲剧，然而这作者给你一个又一个的冲突，偏偏每个冲突都就欠一把火烧成悲剧！明明下一秒就要家破人亡，明明下一刻就是走进科幻，明明下一帧就是解密超自然现象！明明画风就要突变了！作者还是优哉游哉把车头这么一打，硬生生悬崖勒马，这故事还是有惊无险继续下去。简直让人想大吼一声：作者，你能不能按剧本来！最后的那个悲剧也是虎头蛇尾的透着一股美式的装腔作势，好像是因为观众期待了太久，不忍读者失望，作者才勉强安排了这么一出拙劣的戏剧。似乎都能听见作者暗笑：大家过过瘾就算了，生活哪有那么多惊心动魄，安安静静做个美男子吧。也难怪有人评价这其实是一出喜剧了。
而最后关于主题，说的最多的都是“美国式死亡”，异化带来的死亡恐惧。然而，现在这种死亡恐惧已经不是美国独有了，也无甚新颖。倒是关于那个“杀人补命”的观点颇有意思，可以深究。不管怎样，抛弃“美国的死亡之书”这个大帽子，白噪音也绝对是一本好书，自带3D效果的好书。
《白噪音》读后感(六)：死亡细菌
“付款终端配备着全息扫描仪，毫无差错地给每件货物的二进位代码解密。这是波与辐射的语言，或者是死者向生者说话的方式。这就是我们，不管什么年龄，都在一起等待付款的地方，我们的购物车上装满了色彩鲜艳的货物。队伍缓慢地移动使我们满足，让我们抽空瞧瞧架子上的小报。只要不是食品或者爱，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儿架子上的小报中应有尽有。超自然和外星球的故事，神奇的维生素，致癌的特效药，减肥疗法。对于名人和死者的迷信和崇拜。”
历史最让人觉得神奇的地方或许在于，你重头再看，你在别人过去的年代里翻阅到了自己的未来，而又在有些人动荡的现状里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你最终理解了那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无奈轮回。
然而德里罗最终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调结束了这个无限复杂的时代——恐惧与死亡。
这场灾难的核心是一场由化工废料泄露导致的“空中毒物事件”。而由于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的长达两分钟的暴露，最终“在体内被植入了死亡”。
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延续至1920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的第一场红色恐惧——反共产主义风潮。20世纪50年代冷战序幕拉开之后，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迅速行动，对联邦政府各部门的雇员展开大规模调查，数千人因被怀疑不忠诚于美国而遭解雇，数万人因害怕这类“忠诚性调查”而主动辞职。为了挖出共产党人及其相关联系人，美国政府一方面组建各种名目的调查委员会，展开范围广泛的民间调查，另一方面怂恿民众互相之间揭发告密，让赤色分子和颠覆分子无藏身之地。最终在麦卡锡主义的肆虐淫威之下，反共浪潮达到高峰。
1949年，俄罗斯成功爆炸原子弹，“核爆恐慌”自冷战诞生至此席卷美国。越战老兵，历史系教授泰瑞﹒安德逊回忆道：“原子弹恐惧阴影之所以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就是因为他们那时每天在学校进行防空练习，一会儿练如何迅速钻到桌子底下，一会儿练怎样快步跑向防空洞。由于校园里警报声接连不断，学生们常常处于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久而久之，原子弹恐惧感就像黏附于身上的幽灵，在年轻一代的心灵上投下一条长长的、无法抹去的黑影。”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迅速地被席卷到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物质浪潮之中。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种类繁多的商品，充裕的物质财富，电视的普及，科技的进步，这种表象的满足于安全感似乎掩埋了灾难和死亡给人们带了的恐慌。渗透入人们深层意识的变成了商业广告。
“我终于明白了媒体是美国家庭中一股首要力量。它是封闭，永恒，独立，自指的。它就好像是我们起居室中降生的一个神话。就好像是我们梦境和潜意识里感受的某样东西。”
“莫里说：‘这是专心致志于错误对象的结果。人们精神苦闷，这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像孩子那样听和看，忘记了如何收集数据。在心理意义上，电视上一场森林大火的层次比自动洗碗机的十秒钟镜头的层次要低，商业广告的波幅更宽，发射的更远。但是我们颠倒了这些事物的相对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眼镜，耳朵，大脑和神经系统会变得消沉疲惫的原因。’”
在书的第一个章节里，德里罗用情景喜剧的形式还原了加州人们光怪陆离的生活状态。人们看电视，听广播，无休止地谈论着相距甚远的灾难，并沉浸在轻松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科技文明里无法自拔。“泥石流，灌木林火，海岸水蚀，地震，集体屠杀等等，只有灾难会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们想得到他们，需要他们，依赖他们——只要他们在别处发生。”
进入第二章节，漫长的恐怖的“空中毒物事件”果不其然地如同人们日常自讽那样降临到了他们的头顶。“知识和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会有死亡的一个新种类，新系统与之相匹配。死亡就像病毒那样会适应。”人们倾倒于自身酿下的苦痛和灾难之中却显得如此渺小和无所适从。为了压抑死亡恐惧和拒绝死亡，杰克开始坐在沙发里看电视，购物和研究希特勒。“我们无声地看着房屋在大团流动的山熔岩中被冲进海洋，一座座村庄整个儿倾塌，起火。”却是麻醉在电视模拟的灾难和死亡中。
而贯穿始终的关于杰克对希特勒的研究的情节似乎是将这场灾难下的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德里罗一直在强调着，杰克研究希特勒的两个目的。一者为了让自己沉浸在事业之中忘却灾难，一者又借此事业提高自己的分量和存在感来拒绝死亡。人们终于在这种复杂的恐惧中重新发现自己，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全面地看清了自己和深处同样集体中自我的孤独。
“这事多么奇怪，我们关于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怀着这样深深的，可怕的，驱之不散的恐惧……没有人看的出来，昨夜，今晨，我们是何等地害怕，这事怎么回事？它是否就是我们共同商定互相隐瞒的东西？或者，我们是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心怀同样的秘密？戴着同样的伪装。”
你不无意外地看到了这样的恐惧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和几千年前我们四处征战与讨伐的祖先毫无出入——控制死亡。莫里甚至蛊惑杰克成为杀人者。
“暴力是一种再生的形式，死亡者被动地屈服而死，杀人者继续活着。当一伙杀人的强盗垒着尸体时，他们采集力量。”
而格雷——美国高科技药物研究者，发明了“戴高乐”这种麻醉恐惧的药物，让人们沉浸在逃避恐惧的自我麻醉中，自缢于摇篮里。这一《美丽新世界》里的乌托邦既视感，就是权力者“控制死亡”境况下的群体命运。
在这场可悲的死亡盛宴背后，我们永远也忘不了的可能是德里罗精心插入的“怀尔德的哭泣”。与整部小说不同的叙述之处在于德里罗采用了一种偏意识流的手法来描述“怀尔德的哭泣。”并把它放在了小说的开始章节里。似乎让你刚刚触及此书，“怀尔德的哭泣”便扑之而来。
“我让它像倾盆大雨一样向我倾泻，在某种意义上，我进入了这哭泣之中，我让它落下来，在我的脸上和胸膛上扑腾。”
“他们用某种类似敬畏的眼光看着他，几乎有整整七个小时连续不停的，一本正经的大哭。就好像他刚刚从某个遥远的，神圣的地方，从大荒漠里或成年积雪的大山中流浪归来。那里所说的话语，所见的景色，所攀登的高峰，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凡艰辛中的人只能以敬慕和惊奇仰望。”
我们已经忘却用孩子的眼光去看，用孩子的耳朵去听。而此时的怀尔德，一个没有被社会浸染的生命，带着他生来便具有的对于灵与肉的最原始的恐惧哭泣。这是一种没有被设置任何保护措施的对死亡和一切袒露无遗的生命形式。而落在怀尔德身上的这种带着圣性的恐惧和残喘于社会中的成年人们心理上的恐慌和阴影瞬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在这一刻，人们忽然发现，万年前，雷雨夜的某天，人们对于自然的充满敬畏的恐惧消失了，而一种异化的事物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事物却让人们终日生活在阴影里。最终以一种扭曲的心理状态进入生命的最后形式里。
“神奇的维生素，致癌的特效药，减肥疗法。对于名人和死者的迷信和崇拜。”
德里罗常常提到“死亡”，很少提到“噪音”，而人们感受到的却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和无形的混乱的挥之不去的“噪音”。“你一直听到它，四周全是声音，始终如一的，白色的。”它恰恰就是自我压抑的“死亡恐惧”。
《白噪音》读后感(七)：反乌托邦者必读
1984年德里罗写出了《白噪音》；就像1949年奥威尔写出了《一九八四》。预言式的场景令人恐慌，彻底的反乌托邦。奥威尔攻击的是极权的恐怖，德里罗揭示的却是深入日常生活每一个角落的现代生活的恐怖。
白噪音，white noise，嗡嗡轰轰，不知其所来也不知何所为，始终存在于现代生活的场景中：尤其是超市里、电视前，从广告到新闻，深入脑海深处，对人类的无意识产生可怕而巨大的影响，但人类并不自知。作者是这样诠释的：“泛指一切听不到的噪音，以及日常生活中淹没书中人物的其他各类声音——无线电、电视、微波、超声波器具等发出的噪音。”这个喻体，同样可以载负死亡的母题。
故事设定在美国中西部的铁匠镇，那里有一座疯人院和山上学院，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教授开创了“希特勒研究”的课程，和第五任太太和四个孩子一起生活。他的好友默里开创的课程是关于猫王和车祸的。他的前妻们总和秘密情报工作有关。他穿复古的黑色长袍去上课。他在化学物品泄漏事故中不小心在空气里暴露了两分半钟，因此在体内植入了三十年后的死亡。他发现14岁的儿子对灾难和死亡怀有激情，他也知道儿子的好友为了打破世界纪录而预备和四十二条毒蛇共处一室。他和妻子芭比特经常讨论“谁先死”的问题，芭比特的兼职工作是在教堂地下室教老年人坐立呼吸的正确姿态，以及给盲人念色情小报。他发现芭比特为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寻求解药，又为了名为“戴乐尔”的实验性药物和研发人员“格雷先生”做性交易， 他最终找到了格雷先生并打算用三颗子弹射死他，但导致两人受伤，他在救他的过程里得到了充分的自我救赎，并聆听了修女护士对“佯装”信仰的阐释。
情节和这个人物配套供应，在四十章节、三部分的小说里逐渐暴露出现代人虚伪、软弱、多思、敏感的特质，主人公是典型的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小说着墨描写的两条主线里——毒物事件、戴乐尔事件——他的行动力令人怀疑，他的思想缺乏原则，他的婚姻爱情混乱而多产，他对恐惧的抵抗从不彻底。而他熟稔经历的社会也是与之匹配的——表面正常，细究才显怪诞。
这故事显然是后现代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涌现的后现代人文倾向反对约定俗成的一切形式及其主义；没有共同的教条，先解构、再构造。德里罗写后工业文明，如同马尔克斯写魔幻拉美、卡尔维诺写宇宙奇趣，他写尽了其美妙与残酷——
垃圾处理机、亮锃锃的购物车、被念诵被播放被梦呓的品牌名称、高科技制造的精准释放的药片、美得诡异的日落……这些物事，看似写实，实则超现实，因由德里罗的犀利慧眼，才能在亿万种造物中脱颖而出，得到读者的重视：它们竟是如此反自然，又如此司空见惯。
所谓“美洲照相之最的农舍”，慕名而来的游客只顾着拍照，对农舍本身视而不见。
家庭中的交谈也让人啧啧称奇，天马行空，术语迭起，关乎宇宙万物，可以从虹膜跳到腺体到绵羊的眼睫毛，但和家人直接相关的药物问题、性格问题却从不公开谈论。主人公经历的是现代人典型的短暂婚姻，导致了家庭的不完全叠合和分裂，因而充满错误的信息、断裂的沟通。
——事实是：没有原貌。
高端物质化、高端消费化的世界里缺失原貌。这部小说中出现次数极高的一个词是“层次”：无论是哪种感受、哪类事件，都能在几个层次上有不同的表现。这就是说，一切都在悖论中自我呈现、无法圆融，现代社会中的每一种元素都有多重面相。
日常噪音取缔了真实性，而根植在人类意识中的死亡感在这片噪音中发出最强的泛音。这个故事的最大篇幅贡献给了一场“空中毒物事件”，不难想象，这是后工业环境污染导致的恶果，引发的死亡感因其延时性也失去了真实感。
德里罗描绘出小镇居民的逃难场面，恰是好莱坞灾难片、恐怖片里常见的景象。但这里的主人公不是普通镇民，而是独创希特勒研究的教授。物质化的消费社会，理论化的学术环境，在这两种前提的交集中存活的主人公杰克，必定难以自拔地深陷在两者的矛盾中。
这位杰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研究希特勒并因此成为国际第一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三流学者进行无谓的集诡辩和调侃于一体的长时间闲聊，他跟着足不出户、讳莫如深的男子学习德语，甚至还可以学习气象学，只因他要德语的辅助，让他更般配希特勒研究专家的身份。
杰克的密友默里也是个内外分裂的知识分子，他钟情于没有标签的白盒简装产品，对消费文化、大众娱乐和广告近乎痴迷，骨子里却崇尚暴力美学，极尽系统化的学术力去美化、去提升暴力的精神意义。他可以用语言撺掇别人去杀人，并声称杀人才能抵制自我对死亡的恐惧。他没有幻觉，但在他眼里的生活实景并非原貌。
这两位学者将学术指向人为的杀戮，却在日常生活中谨小慎微，从不逾矩，并且很怕死。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对死亡命题有着浓烈的兴趣。德里罗对这个伪劣学术游乐场的描写极尽讽刺意味，唯独对性格乖僻的脑神经女研究者温妮算是手下留情，让她发表了对死亡的意义的高见，客观，平和，慈悲，因而显得智慧。
个人生活中的小灾难，整体社会中的大灾难，在媒体和娱乐产品中被孤立出来加以强调的假灾难，刺激着当代人对死亡的承受力，却也在同时消减着我们对死亡的敬畏力。或许我们本该麻木并臣服，但医学杜绝了这种可能，科技挑起了更多对抗，污染带来了更多恶果，以至于我们无来由地坚信自己不该这样或那样死，对死亡的抵抗和恐惧随之更甚，乃至异化了。
骇人的有毒云团像一个活物在天空里移动，小镇居民经历了九天逃亡和藏匿之后，转基因微生物分解了毒云，但人们对其后果无从认知，只知道在过分美丽的日落前驻足，带着疑惑和惊讶去欣赏被毒化的美。
饥饿缩小了世界。恐惧放大了死亡。死亡浓缩了自我意识。
所以，出于下意识，杰克只能在孩子的熟睡中获得生的希望，尤其当牙牙学语的怀尔德连续七小时无来由地哭泣，他感叹这是“天生凄凉的声音，有某种永恒的触动心灵的东西。”在这种值得敬畏的孩童哭泣中，感动杰克的是原始的哭泣、原始的恐惧，正是现代社会中有知识的成年人完全失效的珍贵情感。哪怕枕在妻子的双乳间能获得安抚，他和世界上本应最亲密的人之间却总像是在隔靴搔痒。
在这个故事里，对死亡的恐惧被术语托得很高，又被荒诞的情节扭曲得厉害，还有诡辩式的对白加以混淆。科学技术日益发达，自然环境备受污染，社会功能越来越依赖物质消费，死亡被抽象为数值、术语和形象的组合。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也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越来越原始、茫然、并且固执。驱逐和压抑死亡的阴影，被定论为人类“幸存于宇宙之中的方式”。
但就写作本身而言，并没有充斥后现代化的结构断裂或元叙事的消解，相反，结构布局相当有凝聚力，围绕一个小镇中的一家人，但处处都有后现代特质的细节。
——已刊载于《上海一周》
《白噪音》读后感(八)：波与辐射的语言
先来感性评论：首先，给满星的原因是德爷已经将自己的语言水平修炼到了满级。（隔着译本感受到这点） 接着是貌似理性的：相比大都会、欧米茄点和人体艺术家这几部后期作品来说，语言的陌生化效果比起前三本略微差了点（因为晚年技法又有所提升） 就书名的寓意来说，本书似乎更像现代主义。但在技法和结构上面，又是完全的后现代特征。如，断章式的段落和表面松散的情节安排。 体裁上，从开头的家庭喜剧到充满讽刺意味的戏剧，再到灾难和犯罪小说的转换，可以看到德里罗的实验性。他把这些体裁融成一炉。内容而言，整部小说似乎没有中心事件，充满了画面感和琐碎的细节以至于让有些人很难读下去。 显然，对死亡的恐惧是本书的主题。小说中的人类活在终极悖论之下无处可去。此外，科技也是重要的主题，科技加深了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从对医院的描绘、科技成像仪对主人公的判决可以看出)。同时，科技又带来了人们逃避死亡的新方式:购物和看电视。换言之，也可以是玩游戏和刷手机。 德里罗暗示，死亡会随着科技发展而变化，死亡正不断升级。科技和死亡成了人们的后现代话语。 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包括儿童、成年人和修女，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静电噪音。这是人类各自幸存于宇宙的方式。它像文末立交桥上的那轮落日，虽然充满恐怖，但是仍然优美且饱含力量，人们在立交桥上下车，伫立着凝望它。它也像深夜里，我妈在阁楼上诵的那长段长段的法华经，如果仔细听，会发现它竟给人带来平静。 德里罗有种人文主义，虽然表露得不明显，甚至给人一种冷漠的错觉。读了这本书以后认为，这是他的代表作。（还有一本地下世界应该也是，还没读） 最后，看看德里罗对科技与死亡的独特见解： “付款终端配备着全息扫描仪，毫无差错地給每件货物的二进位代码解密。这是波与辐射的语言，或者是死者向生者的说话方式。”
《白噪音》读后感(九)：德里罗访谈整理的自述——翻它是我对德爷的爱
本文译自http://perival.com/delillo/ddbio.html 原文请移步该网站。
“我出生于1936年11月20日。”除了年龄很小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待过一阵子之外，他是在布朗克斯区的福德汉姆长大的，那里的居民大都是意大利移民。（Passaro访谈，1991）
“我的父母出生在意大利。我父亲1916年来到这个国家，我想，那时他应该还是个九岁的孩子。同来的有我祖母，我父亲，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总共大约有七个人，包括一个侏儒，还有我祖母在那不勒斯顺手捡来的一个小孩。”
“我父亲最终在纽约本地找到了工作，是在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做类似审计员的工作，在一间巨大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跟其他一百张桌子长得一样的办公桌。”（Burn访谈，1991）
他家住在亚瑟大道附近，毗邻知名的美食店铺和餐馆。童年在运动、家人和游戏的陪伴中度过。他打过“每一种能想得到的棒球”，篮球和橄榄球。“我们那里没人有橄榄球。我们就用胶带把报纸包成一团。那就是我们的橄榄球。”（Passaro访谈，1991）
“以天主教的方式被教育长大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仪式中有艺术的元素，它促使你感觉到艺术有时候能使我们自身得以延伸。我想我对它的回应就像现在我对戏剧的回应一样。有时它令人敬畏；有时它很滑稽。正式的葬礼弥撒两者兼有，它们可列入我最温馨的童年回忆之中。”（LeClair访谈，1979）
“我认为我作品中那种临终之事物的感觉，也许来自这个天主教式的童年。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没有什么是重要到不可以去讨论和思考的，因为在他的成长中，他一直被灌输说他随时可能死去，而如果不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话，他的死亡只会是永恒痛苦的开始。”（Passaro,1991）
还是男孩的唐•德里罗二世过着街头少年的生活——大牌，打球，玩桌球。“我从来不擅长打桌球。这是我一直希望当时能更努力去做的一件事。”(Burn,1991)
“跟我成长中玩的那些随心所欲的街头游相比，我所写过的那些游戏更多的是关于规则和界限。”(LeClari, 1979)
Q：你十几岁的时候读书吗？
A：开始的时候读得不多。读《德拉库拉》的时候是十四岁……还有斯塔兹•隆尼根三部曲，它告诉了我，我的生活，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还可以成为一位作家深度研究的主题。发现这一点是很奇妙的。然后，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暑假得到了一份游乐场管理员的工作——就是看公园的。而且还被告知要穿白T恤，棕裤子，棕鞋子，还要在脖子上挂个口哨——这个是他们提供的，就是口哨。但我从来没得到其余的那些装备。我穿了蓝色牛仔裤，格子T恤，口哨则一直放在口袋里面，然后就那么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伪装成普通的市民。那就是我读福克纳的地方，《我弥留之际》和《八月之光》。而且我拿了工资。再接着就是詹姆斯•乔伊斯，正是通过乔伊斯我认识到了语言中蕴含光彩的那种东西，它使我感受到文字的美和热度，那种意识到文字也有生命和历史的感觉。我会看着《尤利西斯》或者《大白鲸》或者海明威书里的一句话，可能那个时候我还没读到《尤利西斯》，应该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但是确实读到了海明威，读到了清澈的流水哗哗地流动，读到了军队沿路行军，扬起的灰尘落在了路边的树叶上。这都是在布朗克斯那个公园里发生的。“（Begley访谈，1993）
“[奥斯瓦尔德]的第一次与法律的冲突是当一个检查逃学的训导员在布朗克斯动物园抓到他的时候。他住在第179大街，我住在第182大街，有点靠近东边。他大概从1953年1月到那年年底都在那里。我应该没见过他。”(Mitgang访谈，1988)
他念的是红衣主教海耶斯高中（“我在那里睡了四年”），然后去了福德汉姆大学，在那里，他说：“我几乎没学着什么东西。专业是个叫传媒艺术学的东西。”（Passoro访谈，1991）
德里罗先生去了福德汉姆大学，他说：“耶稣会士教会了如何作个失败的禁欲主义者。”他恨学校生活，但是一口气就说出了早年影响他的东西。“我觉得纽约本身就有巨大的影响。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的绘画，爵士艺术馆和先锋村里的音乐，费里尼、戈达尔和霍华德•霍克斯的电影。另外，还有格特鲁德•斯泰因、埃兹拉•庞德等人的作品中的那种喜剧式的无政府主义。虽然我并不是想像他们那样写作，但对于一个二十岁的人来说，那种类型的作品意味着自由和可能。它不仅让你看见什么是写作，而且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这个世界。”
(Harris访谈，1982)
“我不仅是作为作家在思考，影响我的主要还是欧洲电影，爵士乐，还有抽象表现主义。”（Passaro访谈，1991）
“我清楚地记得看到查理•明格斯的场景。演奏台在吧台那边。我甚至站在了迈尔斯•戴维斯和埃尔文•琼斯旁边。因为那时先锋村没有给音乐家单独集合的地方，所以他们就用了男士洗手间。他们经常在那里谈话，我就那样听着。我一边洗手，慢慢地洗，一边听一大堆话。我爱那里的音乐。我现在仍然喜欢。”(Burn访谈，1991)
“也许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对我早期作品的直接影响，要超过许多我那时候读的书。”
(LeClair访谈，1979)
他毕业后的那年，找了一份广告公司里的工作，因为他没能在出版业找到工作。
（Passora访谈，1991）
“那是在另一种生活里的事。我不想讨论这个。”（Leith, 1991）
“我去西得克萨斯待了一小段时间，这对我有点影响。我去那里做西尔斯货车轮胎广告的项目。我在沙漠里看到一幅奇景，有一个九英里的环形赛道，他们就在那里测试轮胎。那些家伙就在沙漠里的赛道里开来开去。有时候，某个人就会打瞌睡开进沙漠里，然后就会翻车，他也会死掉。这让我感觉到了某种魔力。”（O’Toole访谈，1998）
Q:1963年11月22日你在哪里？
A：跟一群朋友在纽约西区吃午饭。在一家叫戴维•琼斯的海鲜饭馆。我对那一天余下的事情没什么清晰的回忆了。我想可能还看了会儿电视。在周日，接下来的周日，我确实看了几个小时鲁比枪杀奥斯瓦尔德的报道。但是肯尼迪的葬礼我没怎么看，那是周一。
（Arensberg访谈，1998）
“我正在和两个朋友在曼哈顿西边的一家餐馆里吃午饭，真正听说枪杀的是晚些时候在银行里。我无意中听到银行柜员告诉一位顾客说总统在达拉斯遭到了枪击。而我出于好奇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我居然不知道他去了达拉斯。’显然，这根本无关紧要。但是这点小小的惊奇，当然的，很快就被这消息带来的巨大的震惊感给代替了。”
（DeCurtis访谈，1988）
“我当时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那时正在和两个人吃午饭，其中的一位十年之后也遭枪杀身亡，死于发生在她自己家中的一起抢劫案。所以对于另一位和我而言，我们有一种幸存者的感觉——遭遇的事情极为私人化且影响深远。就在暗杀案的那个周末，我要坐飞机去底特律。我感觉好像整个国家都深陷死亡之中，所以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去坐飞机。果然，我们飞机的引擎起火了，我们得回到机场，紧急迫降。”（Burn访谈，1991）
1963年，德里罗“在一家广告公司当文案写手，而且那是我接近我那短暂无趣的广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
（Goldstein访谈，1988）
五年之后他辞职了，“从此开始了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Passaro访谈，1991）
“我那时写了一些短篇，但不是很多。我仅仅是为了辞职而辞职。不是说为了写小说才辞职的。我只是再也不想工作了。”（Passaro访谈，1991）
他写第一部小说时“大约是在1966年。它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我总是得打断它，得赚钱过活。”
“我接了各种活儿。某一天我可能在写假冒的殖民时期的家具，第二天可能就在写电脑。”
（Goldstein访谈，1988）
“我并不总知道一个想法最初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击中神经系统的，但我记得《美国的传说》。我跟两个朋友在梅因州开船，我们把船停在了沙漠先生岛（Mr. Desert Island）上的一个小港口。我坐在铁道的枕木上，等着去洗澡，然后我一眼看到了50码之外的一条街，感受到了那些老房子，成行的桉树和枫树，一种宁静和渴望——那条街道似乎本身就带有一种憧憬。然后我感受到了什么，一次暂停，有什么东西在我面前完全敞开了。一两个月之后我才开始写书，两三年之后我才想到‘美国的传说’这个书名，但其实所有的一切都蕴藏在那一刻里了。”（Begley访谈，1993）
直到德里罗结婚——在1975年跟芭芭拉•本尼特，她那时在银行工作，现在是景观设计师——他之前一直生活在纽约默里希尔区的一间工作室公寓里。
（Passaro访谈，1991）
“那时，我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没有炉子，冰箱在洗手间里，所以我想在那种情况下写的头几本小说页面间应该有大段经验的猛烈表达。我正是这么做的。所以原来的手稿比我的收音机还高。”
（LeClari访谈，1979）
“即使当我第一本小说写得很顺手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写作体系，或是一套可靠的日常计划。我写得很随意，有时候在深夜，有时候是在下午。我花了很多时间做别的事情，或者根本什么都不做。在湿热的夏夜，我在公寓里追马蝇，然后杀死它们——不是为了吃肉，而是因为它们嗡嗡叫的声音把我逼疯了。那时我还没培养起做这种工所需的专注精神。”（Begley访谈，1993）
“当我写《美国的传说》到一半的时候，这大概花了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几乎突然是灵光一闪意识到了自己是个作家。不管我对这本书有什么迟疑，全都消失了。我以一种战胜一件困难、不便之事的精神，以一种向自己证明什么的精神完成了它。”（LeClair访谈，1979）
“当我写这本书（《大琼斯街》）的时候，在这城市里某些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有乞丐、无家可归的人。对失败者和被遗忘的人有了全新的认识。然后那地方就开始让人觉得是个中世纪的社区。街上的疾病，自言自语的疯子，年轻人中盛行的毒品文化。”
（Begley访谈，1993）
“我开始读数学方面的书是因为我想以一种新的方式看世界。我想沉溺在遥远的事物中，离我自己的兴趣和生活越远越好。结果我入迷了，最后还写了关于数学家的一部小说和一部戏剧。”（LeClair访谈，1979）
Q：在《大琼斯街》之后三年《拉特纳之星》才出版，你把这段时间全用在写这本书上了吗？
A：它花了我两年很投入地去写。我现在对自己在那段时间能那样写书也很惊奇。我被科学语言之美所吸引，还有数字的神秘，以及纯粹的数学既是秘密的历史也是秘密的语言这种观念。（Begley访谈，1993）
他们（德里罗和本尼特）在1975年左右在多伦多生活了一年，那时她在花旗银行工作。（Kirchhoff访谈，1991）
在写作《名字》的三年当中，德里罗先生在希腊生活，并且在中东和印度旅行过。“我发现这些旅行教会了我怎么重新去看去听。不管《名字》这本书里有什么关于语言的观念，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在听和看人们表达时所感受到的东西——听希腊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声音。单是我感觉我在面对新的风景和新的语言这一事实，就让我觉得得确保它正确是一种责任。我比在熟悉的地方看得、听得更清楚了。”（Harris访谈，1982）
“在希腊的某些时段里，我所尝到的、看到的、听到的都比那之前和那之后更加敏锐和清晰。我就想发现一个句子，一种写作句子的方式，能够成为那种清晰感的文本对等形式。”（DeCurtis访谈，1988）
“生活在国外的有趣之处在于，你很难忘掉你是美国人。美国政府的行为不会让你这么做。”（Harris访谈，1982）
“我在国外生活了三年，当我1982年回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开始在电视上我注意到以前没注意的事情。就是每天的有毒物质泄漏——通常就是新闻，天气预报，然后就是有毒物质泄漏。这是一个甚至没人提到过的现象。它只是一个电视上的现实。似乎只有那些亲身被卷进这样的事件中的人们才被它们影响。甚至没有人谈论它们。这就是写《白噪音》的动力之一。”（Rothstein访谈，1987）
“当我在写《白噪音》的时候，我决定中断写作，转而去给《滚石》写一篇非小说文章。然后三年半之前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天秤星座》。”（Mitgang访谈，1988）
“我不是一个执著的调查者，我想我大概读了一半的《沃伦报告》，它总共是有26卷。也有很多FBI的报告，我根本没看。但是对我来说，这种无聊、无意义的努力也是经验的一部分。”（Begley访谈，1993）
他调查过程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德里罗]说，发生在达拉斯和新奥尔良，奥斯瓦尔德在这两个地方待过一阵子。“奥斯瓦尔德在达拉斯生活过的三个地方还在——一套单间公寓和另外两所房子。看到它们和新奥尔良的一处住所，令人无法忘怀。”（Mitgang访谈，1988）
“《天秤星座》会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部分是因为我个人对这个故事投入很深，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在书之外的现实世界中并没有结束——新的理论，新的猜想，新的文件不停地出现。它永远不会结束。”（Begley访谈，1993）
虽然德里罗不像比尔•格雷那么隐士风范，在《天秤星座》之前他也没参加过书的推广活动。（Kirchhoff访谈，1991）
他前晚才从旧金山回来，那是巡回朗读和旋转木马式的推广活动的最后一站。“我要退出。这是我推广生涯的起点和终点。我很努力地建立合作精神，但是我打算……呃……沉入夕阳之中。对于成为公众人物，我并不开心。”（Burn访谈，1991）
Q：你现在的写作习惯是什么？
A：我早上在手动打字机上写作。写四个小时，然后去跑步。这帮我摆脱一个世界，从而进入另一个世界。树、鸟儿、小雨——这是一种很好的间奏曲。然后我接着写，下午晚些的时候，写个两到三个小时。回到书里的时间，很透明——你根本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不吃零食，也不喝咖啡。不抽烟——我很久之前就戒烟了。整个空间很明净，房子里也很安静。一个作家总是很庄重地去争取自己的孤独，但接着又找到无穷的方法去挥霍它。（Begley访谈，1993）
“1991年晚些时候，我开始写点新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它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一本小说，一个短篇，或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它就单是一篇我写的东西，而且给我的乐趣比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要多。它最后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帕夫克在墙上》。在某一刻我决定这一篇我还没写完。我向空间里发送了讯息，也收到了回音，就像海豚和蝙蝠那样。所以，这一篇经过少许修改之后，现在是一部长篇小说[《地下世界》]的前言，它将有不同的标题。这种乐趣也早已在一部无人地带的长篇小说里消散了。但是我仍然听得到回音。”（Begley访谈，1993）
Q：但是你还会继续写作？
A：我会写些东西，这是当然。
Q：我是说，你不会开始从事园艺工作吧？
A：不，不，不，不，不。
（Begley访谈，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