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读后感10篇
《知道分子》是一本由王朔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知道分子》读后感(一)：没看完的一本
最近出的王朔的私人定制，还是老套的嘲讽。在看知道分子，也是对各种人的褒贬不一，我觉得王朔生活在特定的年代是有批判的代表性，也勿怪我的老板会说：“我们那个年代看王朔，这个人思想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到我们这个时代了，互联网就像一个大的批判场，什么都拿来批斗一番，让人觉得这些冷嘲热讽是习以为常，没有那种物以稀为贵的稀罕劲儿，也就不觉得怎样了，于是乎这本书我没读完，放回书柜吧。
鉴于特殊原因，《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书是拿不回来了，决定翻出电影再看一遍吧。
《知道分子》读后感(二)：不是你的舞台，你当然可以在别人的台下指点江山
《知道分子》1
《话说》
第一次看王朔，是真敢说话啊。
王朔是喜欢拿政治开涮，读起来，满口北京铜锅子的涮羊肉味儿。好像一直在思考，其实都是“闹你玩”；好像全是上手扒皮，实则先扒了自己的皮。
话说白哥
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批“白岩松”同志，这位可以披着国旗一本正经做西红柿炒鸡蛋的国嘴，在朔哥眼中，也是朔月，星光黯淡，普通人一个。微扬的下颚——用行为分析学也好，说是观人学也好，总之，被劈巴得“体无完肤”。怪不得白哥要在里约奥运会时如个段子手一般自我调侃——言语间很有些“出线”的意思，难道是看了朔哥的诊断？觉得自己怎么得也得和其他国嘴分开：我并不孤傲，我也可以很热闹；我不自高，我也可以在大型赛事转播时，自侃一下。——你，王朔不能，不是你的舞台，你当然可以在别人的台下指点江山。
话说余华哥哥
新闻和文学创作就是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碰撞，必然要揭对方的短，这是人性也好，职业操守也罢，总之选择上了访谈，又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操盘手？没有全然气定神闲，自然是还需要修炼。知道这个道理，也算没白露脸一回。
话说朔哥
文学动机都是源自——欲望。有那么一小撮人，在自己编织的文字世界中，获得了某种快感——把打饭时插队的人写成“人狗座”，把批评自己的人安排个不得好死，多看自己一眼的赵家的狗炖了锅儿，把表白被拒的人关进活死人墓——和一群猴子……阿Q精神的完美体现，然后收拾收拾睡得格外香甜。第二天继续当孺子牛。而看几个男作家（咱不是说他们低俗），开始的文学动机多是艳情，女作家也许是言情，大抵关情。现代作品看得少得可怜，所以抽样当然具有片面性，这是王朔说他的文学动机，突发的乱弹。
人都说“文人相轻”，朔哥果然更高一筹，不仅轻文人，连自己也轻了。话说，男作家的格局、思维的连续和偶尔顺理成章的跳跃，都让人惊叹。立足点和视野总是很有趣，这是和女人互补的地方吧。难道通过这点，可以归结出——其实女人更适合看男作家的书。所以女人都是《红楼梦》的忠实书迷么？
话说国庆
那么多国庆的记忆，是那代人能够拿出来的共同记忆。喜欢过节的孩子，面对盛大庆典总是难忘的。这本书开篇放这篇，挺有意思的。
《知道分子》2
看到王朔评鲁迅，还有其余5大腕儿，以及他对金庸琼瑶的看法。
《知道分子》3
前两天看王朔看鲁迅、老舍、金庸，主要是开始看《我看王朔》那一篇，当时怎么看怎么觉得读得有些磕巴，我当然不敢说是王某人写得磕巴，反正读起来不流畅。到鲁迅，稍好一些，老舍再好些，到金庸就完全放开了。又因为内容的问题，看得不舒畅。
以个人角度揣摩一下：
写自己最磕巴，因为无论是夸自己还是剖析，甚至于贬低自己，下笔都不如写别人那么“细心所遇”，过了有哗众取宠之嫌，不到位又隔靴搔痒，说你没诚意。因此，剖写自己最容易磕巴。哪怕是调侃着写。
写鲁迅啊，有很多话不好说吧。用词上好像收了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影响——不流畅在骨子里。而落笔时，表面上是想好，但是总会有几分犹疑，一犹疑自然磕巴了。
写老舍相对好了，尤其老舍是北京作家，由己度人，有两个同样的平台：地域、工作内容，对比起来自然比别的作家更有话、也更有深度。例如王某人在这里感慨方言写作的局限性的论点——还是我首次接触到。能引发很多思考。
写金庸——通俗作家——比王某人还要俗。从创作开始，估计这几十年“别人”加诸在王某人“俗文学”上所有的评论、扁踹，如压在海平面下的巨大冰山，这次都可以见了天日。别人怎说我的，我就可以怎么捶你，尤其在对比我与你的文学类型后——我比你还严肃些。现状——就算我比你严肃，我真的比你严肃！但近些年你的口碑一直在上升，研究金庸的人越来越多，说金庸小说有价值的也越来越多，主流文学逐渐“接纳”了他。K的！想一串暴栗吧！为啥王老师的文学还被钉在原来的十字架上，上下左右都没挪动！不服气是想当然的。对正被人推举着向上爬的猴子头上踹两脚也是可以理解的。
王朔，无需多言，研究中国大众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史都必定无法回避的一个人。这本书主要是由一些即时感叹的随笔组成，他在书中的某些经历、经验、感触，可以说作为感性的材料，帮助更细致地构建出那个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化风气，大众文化兴起的脉络。
lt;一>
王朔是1958年出生，1976年高中毕业后进入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在药物批发商店做业务员，1978年（20岁）开始进行创作，在1983年辞职进行自由创作。他在文学路上，一出场，便不同凡响（当然着实需要勇气）——以“玩世不恭”式的言语风格（诸如，过把瘾就死，都不是东西，千万别把我当人等等），“文化流氓”的立场自居，既受人诟病也实在是在文化圈杀出了一条自己的成名之路。
比如，<数你最有思想>中“有朋友讲：你别装思想家！你有什么思想啊！你就是优化不好好说，结果给老实人说急了，一驳你，倒显得你与众不同，加上这里有一些腐朽昏聩之辈坏事，谁被他们攻击，谁就显得激进。一激进，就显得尖锐；一尖锐，愤世嫉俗的家伙就给你拍巴掌，当你后面藏着深刻。其实谁不知道你那一套，就是诸事唱反调，语不惊人死不休。”
原以为，在这种自述个人经验的著作中，王朔会给自己正名，把自己说得高尚，良苦用心。然而并没有，王朔似乎把自己的名誉看得很低，所以这本书中，他展现了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那些狂妄的、耍赖玩泼的最好闷在心里不能放上台面的想法都说出来了。
比如，在<这之后一切将变>他说道自己参加“榕树下”网络原创文学评奖，他这样写“去的时候心里是轻视这个所谓的奖的，中国的文艺奖大都是扯淡，一群低级趣味的人在那儿挟私自重，沐猴而冠，一个完整嘎哈呢也搞评奖更是资本家和年轻人的胡闹。本来是发誓不跟这些胡闹者沾边的，只是不幸认识了陈村，又是老大哥一辈的，红口白牙跟你张了嘴，不给面子倒像是欠了他的，只得上路，权当去那儿会会朋友，吃几顿正经上海菜，顺便替自己的新书小炒一把”<都不是东西>中，“有的时候，我也不懂自己为什么这么阴暗，把别人干的事儿一律往坏处想。穷人出本书认定这人不甘寂寞，不守本分；名人说两句闲话就认定这人是装孙子，没话找话；媒体报道某人某事就说是炒作；导演拍部片子，卖了钱是傻子，不卖钱还是傻子。说来说去，就是不相信这人的目的就是他正在干的这件事，一定要去打探、猜他后面的真正动机”等等。
lt;二>
不过，在阅读中，一个很明显的体验是，王朔并不是如媒体上传播的那样，玩世不恭、没有深度。
王朔，表面上以一个玩世不恭的“痞子”、“文化流氓”自居，其实他的文学修养中，并不算差，他对文化水准的追求理想也不低俗。
在<这个人不是特别炫耀>这一篇中，他评价作家赵波的小说风格，顺带评论小说与社会的关系。“赵波的小说，不注重故事，有时候通篇看下来，也看不出一个清晰的来龙去脉，似乎作者有意追求戏剧性的效果。她的文字不是所谓特别饱满的那种，不能说是平淡吧，而是比较老实的那种文字，不知不觉就看进去了，也许不知不觉就看困了，但是醒来的时候还可以建起来继续看……今天的小说，我觉得，包括赵波在内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出现一种，那种文体我现在无法命名，反正就是想到哪写到哪的这么一种文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新文体额诞生，就是它这种小说与散文，真实与虚构，个人与社会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实际上，我觉得到21世纪以来，创作中出现一个特点，就是写整个社会，全民族的所谓大题材、古典题材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题材的作家越来越少了。我打不认为这是作家的关心面窄了，相反我认为这是作家的关心面宽了。我们开始写作那会儿都被教导文学要反映社会，反映人类，所以大家都在追逐大题材。今天的每个人相对来讲，个性都更独立了，更完整了，我读书，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另一个人的活生生的自我，而不是关于我身处的这个社会由某个也许并不比我高明的家伙再给我饶舌地描述一遍……在今天这个社会，个人表达可能是最重要的，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其实每个人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完整的单位，这里面的事儿自己都没弄明白，就虚头巴脑地关心别人，关心社会，那不是小说应该承担的东西，人作为一个有机体，活一辈子，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想法，无穷无尽的感受，我觉得这在过去的文学中是没有穷尽过的。”
这样的文字读来，不能不令人眼前一亮。
在<知道分子>这一篇中，他提出来的“知道分子”这个概念，对当前的某些知识分子极尽讽刺。“（有个人爱学习，一辈子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助教副教授教授博导）和伟大的人搞惯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以为自己也很伟大，或者他老大，我老二。抄惯了别人的宏论，也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哪一句不是自己的。其实这很容易分辨——哪句都不是你的。第一个人说的，叫‘知识分子’，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不知道隔了多少代隔了多少辈，俗称‘八竿子打不着的’，都叫‘知道分子’。附注：分辨‘知道分子’小常识：写伟人传记的，为古籍校订注释的；所有丛书主编；所有‘红学家’和自称鲁迅知己的。次一等：好体自己念过多少年书的；死吹自己老师和老老师的；爱在文章里提他不认识的人和他刚看过的书的。‘知道分子’代表刊物：《读书》；代表作：《管锥编》。”
知识分子的问题由来已久，知识分子之所以为人所敬重，在社会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因为有权有势而获得社会名望），是因为知识分子一词所带有的，为学术真理奉献终身的执着热忱与对待物质利益不懈追求的清高态度，让人敬佩。而在消费文化已经盛行的年代，知识分子对于大众、权财的奴颜媚骨令人失望。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大众对于知识分子报以讽刺的态度，王朔“知道分子”的定义横空出世，直接把这一拨人拉下了知识分子行列。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这里面的转变耐人寻味。我斗胆在其后再加上一个“知乎分子”，似乎更能看出，经验取代学识、品行，成为话语权的衡量工具的这么一种现象。
在<我看老舍>中，论及自己观看《四世同堂》电视剧有惊喜后重返小说阅读却没有得到一丝的回温，王朔对于北京京片儿有这样的分析，“口语，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北京话，本来就有信口开河东拉西扯言不及义的特点，北京人自己形容这种说话方式是：车轱辘话，话赶话，和，你说前门楼子他说人热炕头子。这样一种天生掺水强调口腔快感的语言风格，抱不挤水分，或说大刀阔斧取舍，直接端到纸上，来不来一百多万字来不来一百多万子，那得是什么样热爱文字有读书癖的读者才能胜任的愉快？见面就聊，聊起来没完，中间一个点儿不打，北京话叫：话唠。”
其对于京片小说的分析，所衍射的方言特点与文学表达的联系，足以作为一个切入口，继续研究下去。
lt;三>
王朔在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是<我看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这两篇。
lt;我看王朔>，这一篇可算是拿着手术刀对着自己冷静地自我剖析，鞭辟入里的剖析。
“王朔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比起来，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她的《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王朔那时的趣味相当于今天一个刚失恋的十八岁女孩，还以为所尽风雨，有大款出钱让她做歌手，于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中哀怨地演唱一段痛史……我以为王朔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生活态度和观察角度，基本处在他人风格的影响之下，这在他第二部小说《浮出海面》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
“王朔浪得虚名主要是靠他那批以调侃语言为主的《顽主》系列。这批小说有功，功也不在他……‘玩的就是心跳’，是他们一起玩扑克的北京作家苏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被他偷了；‘过把瘾就死’，是东方歌舞团后台流行的一句玩笑话，被他看演出听去了；‘千万别把我当人’，是当时是公安局宣传科付绪文一跟人开玩笑开急了说的；‘早死早超生’，是梁左做打麻将时劝人快出牌时的用语。”
“他也未必一开始真想和知识分子闹翻，内心大约还是想得个满贯百分才好，所以起初的姿态并非挑战，更多挑逗撒娇，打情骂俏，撑死了是扮演一个淘气的孩子，以引人注目。坏孩子才需要更多关心嘛，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张作霖们的路子，造反只是为了招安，目的是曲线做官……王朔的优势也仅在于抢先一步宣布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还落个坦诚的口碑，接着对人家大举揭发，发现一个人小节有亏就指其虚伪，就洋洋得意，就得胜还朝。这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那一套，搞臭一个算一个。王朔的知识涵度本不值得和他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批评，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回应和进一步的辨识能力，任何学理上的讨论到他那里最终都会变成打架，口舌之争，人和人的针锋相对。更下作一点，他还会把对他的所有批评说成是对他的嫉妒，把中国人国民性的黑暗之处拿出来当脏水泼到对手头上，这是他那种人的拿手好戏。很多明白人早看出对待王朔最好的办法，那就是臊着他，全不理他，由着他自生自灭，这叫‘好鞋不踩臭狗屎’。”
王朔对于自己，做出这样的评价，对自己真是冷酷无情，中庸一点，即便这些说的都是真的，何必说出来，自己知道就可以了，说出来就成为日后口诛笔伐的把柄！这种“大无畏”的勇气，文化圈里大致没有多少个人能做到。
而在<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王朔讲述了自己在大众文化开始兴起的年代，自己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变化，办“时事公司”的经历。八十年代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用高晓松在《晓说》里谈的话来说，是“大师一波一波地来”。这里我就不做评价了，因为王朔自己叙述得清楚明白了，故直接摘录其文章段落于下，分为四个部分。
1、初遇大众文化
“当时我们的文化概念是不包括大众文化或叫消费文化的，也没有娱乐这个词，一提娱乐好像是下下棋，打打扑克，单位搞个舞会，自己跟自己找点乐。”
“随便一个作家或者导演随便一出手都能给人带来一个新观念和新感受……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喧嚣得一塌糊涂。这仅仅是开始，文学上“伤痕”、“反思”、“寻根“之后紧紧跟着“垮掉的”刘索拉徐星，莫言这样的‘魔幻中国流’……还有电影、流行乐坛，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们是在目不暇接的文化盛宴中度过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就进入了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已不是天外隐雷，而是化作无数颗豆大的雨点结结实实落到了我们头上。我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我的文化观停留在过去，即认为文化是少数人的精神活动，非工业的，对大众是一个给予、带领和引导的单向关系，而不是相反。我依旧蔑视大众的自发趣味。”
“今天我每次参加影视剧的剧本策划和创作见到导演投资人都要先问：咱们这戏是给谁看的？给大众的和为自己的完全是两条思路，互不搭界。今天的大众也不像过去那样铁板一块，还要进一步问：是家庭妇女老干部？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髦女青年？还是中学生小学生和累了一天的民工？这几大块互相的趣味也打架，也常常互相瞧不起。“愤青儿”一般就算了，不在考虑之列，别看他们嚷嚷得凶，似乎在社会上也是一股势力，但这帮子从来不花钱进电影院，晚上也全在街上飘着，不构成大宗的电影电视消费群体。这就是大众文化的游戏规则和职业道德！一旦决定了参加进来，你就要放弃自己的个性、艺术理想，甚至创作风格。大众文化最大的敌人就是作者自己的个性，除非这种个性恰巧正为大众所需要，譬如流行歌曲中总在唱的那种“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的生活态度。”
“《渴望》播出后那个轰动劲儿使我初次领教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和对其他艺术审美能力的吞噬性。那也并没有使我觉得这是值得投身居间一浪的行当。艺术不是为大众的，这个观念在我头脑中根深蒂固。我想写的还是能够自我满足的小说，尽管那时已经有言论说我的小说其实就是通俗的东西。”
“如果说宋崇的言论仅仅是一种本能的拒绝，邵牧君的评论则十分公开和自觉地站在中产阶级大众文化的主流立场说话。他是研究美国电影的专家，最早提出中国电影要向好莱坞学习，走好莱坞之路。好莱坞是什么？就是中产阶级价值观集大成者，也是宣传爱国主义的，也是尊重家庭伦理道德的，故事结尾也是大团圆的，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他们是最尊重观众的……大家都爱从思想性这个制高点出发判断一部作品的高下，并不管批评的对象属于哪个范畴的东西，也不顾及自己其实站在什么立场。最不要思想的就是大众文化了！他们只会高唱一个腔调：真善美。这不是思想，这只是社会大众一致要求的道德标准。别再把这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思想是发现，是抗拒，是让多数人不舒服的对人性本质和生活真实的揭露。拥护真善美的并认为这是文艺作品惟一应该表达的内容的人你们都是大众文化的中坚力量，你们尽可以张扬你们的文化理想，赞美这样的作品，但别提“思想”二字，那跟你们没关系。你们的头脑中早就容不下思想了，只有一个个坚硬的道德礁石和数不清的快感神经。”
2、拥抱大众文化
“为什么我那么不情愿，也自知自己和大众文化最根本的分歧点不可调和处在哪儿，却在1992年以后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力打手和摇唇鼓舌者，用谢冕的话说“最媚俗的中国作家”呢？这要从我为人的精明谈起。我是有些生意眼光和商业头脑的，改革开放初，我是第一批跑到广东沿海倒卖东西的那群“倒爷”中的一个…… 1991年中我完成了自己前期的主要创作，脑子空了，下一次“起范儿”还不知猴年马月…… 这时，我抬头看见大众文化在向我招手……还用再想辙么？路就在眼前，这就是不要钱的活广告啊，我要创牌子推销自己，搞电视剧就是了.我一直是拿电视剧当给自己打广告看待的，拍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机会到小报上说疯话去，混个名儿熟……《编辑部的故事》的成功使我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我真正用过心的电视剧是《爱你没商量》…… 这个戏写完起码我和乔瑜是有痛快感的，在行文当中发泄了自己的态度。播出时反映不很理想。关于这部戏的成败当时也有很多说法，我个人感到，最大的失着在于我们没有尊重电视剧的规律，最终受到了规律的惩罚……事后反省，我的认识是，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对错误的对象表达了一把没人需要的真诚。从《爱你没商量》之后，我没再写过电视剧，我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或叫现实：大众文化中大众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喜好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惟一尺度，你不能说我在这部作品中有种种观念上的突破、手法上的创新而最终未被大多数人接受，那还叫失败。”
3、创办时事公司
“商人，心中是最装着人民的，在这里“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为了金钱”这两个口号是不打架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同时也是利润最丰厚的。只有知识分子、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才会有观念冲突，甚至觉得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认识过程，对商人而言，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媚俗？对了，搞大众文化就是要媚俗，在商言商，俗是什么？是多数人的习惯和约定，我们不把话说的这么难听，我们叫“为人民服务”。学院派知识分子可以从各种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就是不要从“人民性”这个立场出发，因为那是大众文化本身的立场。”
“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商业本来面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几乎和我过去接受的全部“文化”的概念相悖，认同这个差不多等于放弃“文化”本身。如果我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第一件事是忘掉自己的创作，学会用一个纯粹的商人眼光看待这件事。1995年我和叶大鹰搞了一个“时事公司”，想在大众文化市场的开辟上真正按商业规律操作一次。我认为我那时的思路是正确的，到今天我也这么认为，大众文化必须结束小打小闹，自发的，完全依赖从业人员的灵感出作品的状况。它是一个产业，就要按产业的要求布局，要有规模，要从基本建设开始，像搞房地产，先圈地，再修路，通水通电，然后成片起楼，大投入大产出。我也曾私下和叶大鹰聊过，你得对投资人讲明白，咱们不是来挣小钱的，咱们是来花钱的。像当时遍布北京几百家小影视公司那样，拍一部戏，卖一部，挣一部的钱，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不喜欢那种作坊式的、家庭手工制作。大众文化市场这是一片荒地，愚公移山的搞法一辈子也无出头之日，要搞，就像深圳那样，建立起一座城市。现在花多少钱，将来就有挣多大钱的盘子。当时我做了一个预算，每年投入一千万，连续投入三年，从第四年再考虑赢利。这个钱投到哪里呢？全部投到剧本创作，一是买下全国优秀作家将要发表的小说的影视改编优先权；二是自己拉起一支年轻编剧队伍。这个胃口很大，每年一千万已经是最低标准，考虑到投资人的承受能力，若依我性子，怎么也要一年一个亿才对得起这些作家的劳动，才能在这个领域形成垄断。剧本是影视作品的基础这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把全国作家一网打尽也就掌握了影视创作的龙头。当然我指的是那些作品一向非常适宜影视改编的和势头正好潜力无穷的，这在全国也不过区区百人。另一方面是年轻人，我想起码先从北京各高校中文系和电影学院戏剧学院这两个专业院校的戏文系过一遍，筛选出所有有写作能力的小孩，跟他们签约，像培养包装歌星那样让他们一步步走上职业编剧之路。不是严肃写作，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机器人，专写警匪的，专写言情的，专写情景喜剧的，分门别类，像动物园的笼子，到狮虎山里边就能看大型猫科动物，到鸣禽馆就能听到一片鸟叫。我们缺这样的职业写手，像琼瑶金庸那样一门灵的专门家。大众文化要想持续不间断地蓬勃发展，必须类型化，模式化，像京剧的角色一样各分行当。不进行管理，有意识地引导，我们的作家总会写着写着情不自禁地转向个人内心。就本质说，我们的作家没有一个是把人民大众真正放在自己之上的，也就是那么说说，或者干脆把自己混同于大众，明明为自己硬要说这才是为大众。这是大陆的文学传统，作家的可贵在于他有自己的心灵，哪怕是和大众一时对立的，而最终他们总能在某种层面上获得一致。平时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在大众文化的具体操作中这是不能容忍的。已成名的作家改也难，这个事还要从娃娃抓起。”
“在“时事公司”的日子非常难熬。每天谈剧本，毫无快感可言。那是做减法，这个不行，那个超出了我们故事想要说的事儿。我们想说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我们只想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几百集几千集电视剧的主题。那也没有多少花样，就是几个经典母题的变种：灰姑娘式的，罗蜜欧与朱丽叶式的，茶花女式的，基督山复仇记式的，像公共汽车，只沿着固定线路行驶。把故事格式化，人物类型化，这似乎是简单了，其实是画地为牢，戴着脚镣跳舞。”
“更多的时候我在想：这不适合我，打死我也干不了这种事，为什么我要装作对这种事感兴趣呢？为大众写作真是一件无聊透顶的事。我觉得自己的耐心在一点点消失，我甚至忘了自己当初怀有的那份雄心和使命感，认为自己被叶大鹰骗了，在办公室破口大骂：他他妈倒是拍电影去了，留我一人在这儿受洋罪。后来，投资人出了问题，后面的资金中断了，我的工作又变成找钱，美其名曰：招商。印一大堆计划书策划案回报率测算什么的，把办公室的复印机都给印冒烟了，打字小姐也基本疯了，所有人派出去，到处投递，我也跟个疯子似的，四处找人磕项目磕合作，风尘仆仆，胁肩谄笑，总而言之一句话：磕钱。我见了多少骗子呀！中国的，外国的，中外合资的。在我的短短的经商过程中，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见人。本不是意趣相投，为了钱坐在一起，作相见恨晚状，说一些特别仗义的话，耗着，耗到大家没趣为止，临别还依依不舍非对方远去，整个消失在夜色中，估计看不见了，才呱哒一声把自己的脸帘子落下来。每天夜里回家，我都在路上抽自个嘴巴子，问自己：你这是图什么？你混来混去混这么些年就是为了现在到处去装笑面虎，往酒囊饭袋那儿发展？过去我多好啊，想见谁见谁，不想见的谁的账也不买，——就这么清高。抽完嘴巴子接着就是无限感伤。最后，香港盛世长城广告公司被我们磕下来了，提出一个计划，接过我们所有剧目，由他们的客户广州宝洁公司出了一个四千万的广告盘子。彼时我已身心交瘁，这对我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不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像买盒烟那么省事，从立项到签约到实施还有几乎看不到头的漫长过程，这意味着这罪我还要继续受下去。这时我见到了郑小龙，他刚从美国回来，重新接手艺术中心，雄心勃勃，准备开“长青藤剧场”，我在西郊龙泉宾馆把宝洁公司这个广告意愿连同我们搞出的百十集电视剧本都对他私相授受了。这对“时事”和叶大鹰是一个背叛。我也顾不了那许多了。我甚至都没想过煽一把情，跟郑小龙托付托付，含着泪那种：中国电视剧就瞧你了。我只觉得把一“雷”顶他脑袋瓜上了。第二天早晨，从龙泉宾馆溜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无比轻松，好像有那样的心声：什么大众文化建设，中国电视剧市场，让它们统统见鬼去吧！至此，我和大众文化多年调情，互抛媚眼，也叫互相利用的关系正式结束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本质和处处在交易的特征老实讲很不可爱。怀疑大众文化的意义，甚至认为它无意义，因而颓废，自我否定都是从这些小地方滋生的。干这个，要很坚强的人，或者有足够的贪婪不好玩！这是我在其中摸爬滚打一番后的感受。
那之后，还有几次机会有朋友邀我去操作文化公司，资金有德国的，美国的，香港的，我一般都是先蠢蠢欲动，待再往下，进入操作阶段，便哆嗦，往事历历在目，于是半道开撒。使命感总是有的，那也不能拿生活做代价。钱也是爱的，但也不能为钱把自己卖了。有一点钱的好处就是，不舒服的钱，敢不挣。我想我还是当看客吧。”
4、反思大众文化
“《上海文学》组织了一批复旦和华师大的博士生做了一个研讨会，批评当今创作的“媚俗”倾向，引发了后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重建人文精神”这一提法的发明权是属于王晓明还是张汝伦我也搞不清楚，因为很快这一讨论就开锅了，众声喧哗，能看得清嘴脸的只有匹马冲出阵前将手中狼牙棒舞得车轮也似的小将王彬彬，从他那开始，捉对儿厮杀，大家战个鼻青脸肿。我倒也不是说人身攻击是他先搞的，得了，我也别绕了，我就是这意思，算不算攻击他可以自辩，冲人身而去他是明的。我的意思是我赞成他这样，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章作风，空谈理论如同打太极拳老百姓不知道你冲谁，以为您自个在那儿锻炼身体，点了名就清楚了，嗷，原来是这位和这位掐。所以张汝伦也不要自己在家生气，觉得好好一番高论被王彬彬理论问题说到底也是人际冲突，我们老王家的孩子对这点都深有体会。人文精神的讨论主要是学院中的中文教师们和他们的私淑弟子在讲话，作家大都是点一个名进来一个，夸我，就站在你们这一边，骂我，就站到你们的对立面，没被点的，大都站在一旁看热闹，偶尔高兴放支冷箭。”
“我心里很清楚，在这场争论中我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救亡派这一路的不满主要是对大众文化的现状不满，要救的也是大众文化这个“亡”，目标并不在我的创作，只是借题发挥，再没其他一个作家像我这样对大众文化介入这么深的，所以他们针对我在大众文化这一块发挥的影响和带来的后果讲话也显得言之有物。这也是我们搞批评时的一贯作风和不得已，只要不是做论文，就不能面面俱到，那等于讲不成话，要简洁，突出观点，惟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过去也总以为批评家是作家的附庸，任务只是解释作家及其作品，这观念早就过时了，批评家像作家一样是独立的观点表达者，只不过作家是拿自己当素材，而批评家是拿作家当素材，都是观点在先，接着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救亡派们是大众文化的真正明白人。他们早就看出我搞的这一套不是大众文化，或者说不是大众文化的正路子。前面说过，大众文化是什么？是弘扬崇高理想，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泛道德主义和传奇性的浪漫主义。”
“大众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文化，别的不知道，这个我们传统的根子也是又粗又长的。这百余年，历经革命、动乱、改良，很多传统文化的根子断了，今天，我们将看到它首先在大众文化这根链条上复接。群众基础是有了，就差知识分子再进行一些舆论准备了。第一是清场，把与此无关的东西轰开；第二就是正名，这个工作严家炎已经在做了，北大的其他一些老师还有些羞羞答答。别不好意思，为大众文化正名，还其本来面目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刘再复下水了，李陀也下水了，洪子诚、谢冕这都应该跟上，别清场时有你，托场子的时候你跑了。”
“关于大众文化，港台文化，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娱乐，什么是俗，什么是雅，我们是谁，他们是谁，这些话说上一辈子也说不完。人活着，意见就不会统一。正是这些众说纷纭和莫衷一是构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乐趣，一些热闹和某些人的饭碗。”
《知道分子》读后感(四)：作为知道分子的王朔
王朔先生，我一直觉得这个人很简单，同时，这个人也很不简单！
第一个简单，是说他为人简单，非常好理解，第二个不简单，当然是说这个人有两把刷子。
有才可以不用说了，单说如何理解。其实许多张牙舞爪的人，皮囊里都是一颗善良简单的心。
理解王朔，下面几点必须做为思考的基础：首先，王朔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但这套体制，特别是所谓改革开放前的那段历史，又让他有深受蒙蔽甚至受欺骗的内心反动;再者，十分可惜的是，离开了中国甚至京城，王朔的社会影响力，不客气地说将是武功全废，其维持现有公众地位的可能性都值得怀疑； 最后，猜测王朔骨子里最不喜欢别人把他当成一个只说不练的北京侃爷。
一个自认有思想但天生处于矛盾中的读书人，先是以专业码字愤世嫉俗、针砭时弊，一个小心就成了中国当时最有人气的侃爷。他即受用，又不甘于此。
成于侃爷也止于侃爷，可以是王朔简要的墓志铭。可事实上，光说不练的人多了去了，王朔还是个有理想的本份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总是太高。
把自己当成国家的栋梁，出将入相，是中国读书人亘古的社会理想。而所谓的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千古不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目标。
但理想的丰满，永远不及现实的骨感。看看王朔同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发声的一书《八十年代访谈录》，无奈、无助转而近乎无聊的无耻，油然而生。
动动嘴，聊聊天，要说对人有启发，我不敢否定。但我相信人类的思想远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深奥，中国的问题更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复杂，可集体的无信仰，终变成一成不变的集体的无作为。
今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要么远在他乡高谈阔论独善其身，要么游走庙堂一团和气相安无事。由此，知识分子大言不惭地变成了知道分子。
当然，我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我也是个知道分子。
但王朔的确不简单！至少，他比我们许多人知道的多，更比我们许多人知道的早，而且，他从来不装。
《知道分子》读后感(五)：王朔：那时我正值青春期，男女之事对我很有吸引力
我的文学动机 / 王朔
一个没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拿小说当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小说基本是写实的。最初是艳情。那时我正值青春期，男女之事对我很有吸引力，既希望赢得美丽少女的芳心，又不愿过早结婚，这在奉封建道德为美德的中国社会很容易被指为流氓，于是只好安排女主人公意外身亡，造成经典风格的爱情悲剧。如果说这些艳情小说帮我建立了早期的名声，也是因为这种安排暗合了中国男女流氓们的期许和幻想。当然这都是欺人之谈。中国的死亡率到底有多高我不知道，反正多数失去魅力的恋人不管你怎么想他，都活得很硬朗。一定要你把最难听的话说出来，彼此撕破脸才恨恨而去。这样写小说也不见得卑鄙，说一套做一套正是中国文人的强项。我写不下去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越变越实在，少男少女已不把性交看成往马或牛身上烙印那样严酷的事，风行全国的道德法庭也陆续解散，如此再用牺牲别人成全自己的模式编织故事就显得过于浪漫。我自己对情感描写的热忱随着年纪增长也越来越为一种黑色的想法所代替。再写下去我怕我对女性的崇拜会受影响。
在我的生活中，对我起了坏影响的都是男性。在中国并不丰富的文学传统中，男性角色大都是伪君子、卑鄙小人和迫害狂。这些脍炙人口的坏蛋恰恰不是女作家的有意控诉而均出自男作家笔下。可见人对自己的堕落的包容是有限的。明白地讲，我在成年过程中也不例外地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坏蛋。进入写作提供了我太多的自省机会，使我无法背对自己。我看到的自己的肮脏内心使我失去了谴责任何人的力量。我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的觉悟。反正我由此陷入了较深的罪恶感难以自拔，任何试图拯救自己的努力都是渎神和妨碍正义的。作为一个濒临绝境的人，我首先本能的反应是寻找替罪羊，转嫁责任。我写了一批被认为是确立了风格的小说。开开社会的玩笑。有评论认为我这批作品玩世不恭。我以为恰恰这批东西入世过深。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源在知识分子。
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是流氓、武夫和外国人。他们无不利用知识分子驭民治国，刚巧中国的和尚不理俗务，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议论裁决，这就造成知识分子权大无边身兼二职：既是神甫又是官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信仰与利益，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自处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伪善便成了普遍的选择。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英勇无辜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先烈充斥史书文献。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使人无不同情，争相效法，结果掩盖了自相残杀的实质。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说难听点，这就像两只狗为争一只骨头打架，你不能说被咬的那只不是狗咬的。对一只旁观的羊来说，那是狗们的私仇。即便这只狗是牧羊犬，到处跟人说它是为保护羊群受的伤。我自知罪孽无望故而在道德上持极端立场：你要装神弄鬼你就不许哪怕是看骨头一眼。否则你就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人人得以喊打。从小到大所感受到的，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
我年轻的时候有改造社会，开一代风气的雄心，文学可视为武器。对知识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同时也失去最后的道义立场。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批判知识分子亦是伪善，很难不沦为同党。站在小市民或政客立场又不免乌鸦落在猪背上，净看见猪黑了。这么走下去很难不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实在危险。更主要的是，攻击别人并不能开脱自己。我的个人生活一团糟。快感并不能支持我度过余生。和别人的丑恶比，我自己的丑恶形象更触目惊心。如果我还有起码的真诚，首先应该面对自己才是。我对写别人写社会失去了兴趣。
中国文学传统标榜“铁肩担道义”，也只有圣人配，我不敢当。“为工农兵服务”抽去政治目的也正是那些流行艺术正大肆做的，有我不多，没我不少。
中国是个极其阴柔的民族，审美趣味却像纳粹，偏好崇高壮美，一意孤行。误了几代人。应该还其本来面目。我将一路退到自己内心最阴暗的深处，从自我描写开始新写作。如果由此玷污了中国人的形象也是活该。我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心理治疗。你可以把这当作我的文学动机。
我讨厌的词 / 王朔
优雅、档次、格调、情结、关怀、巨大、精神、理想、信仰、终极、高贵、贵族、父亲、神圣、清澈、呼唤、难忘、纯粹、追寻、坚守、虚伪、沉默、价值、无比、光荣、自由 、民主、民族、奴隶、体制、未来、历史、人文、个体、生命、存在、诞生、诗意、想象、 家园、故乡、感谢、献出、爱、热爱、痛苦、幽默、智慧、博学、阅读、文本、尖锐、拒绝 、强烈、震撼、穿透力；
香水、丝巾、高脚杯、威士忌、咖啡、香烟、牛排、可口、三文治、书籍、唱片、时光、男孩、女孩、跑车、热水澡、玫瑰、百合、寂寞、疯狂、刻骨、梦魇、午夜、午后、做爱、优美、体液、汗、气味、眼泪、皮肤、难堪的、淡淡的、苍老、娇嫩、冰凉、透明、柔软、飞快、漫长、堕落、快乐、晕眩、地狱、天堂、怪里怪气、痛哭、了不起、太棒了、天哪!
披头士、贝多芬、梵高、达利、范思哲、阿玛尼、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玛丽·杜拉斯、张爱玲、王家卫、艾略特、金斯堡、贝克特、 昆廷·塔仑提诺、伯格曼、斯皮尔伯格。
还有那些英语，一嘟噜一嘟噜的字母。
我一看这些词就晕，就麻蝇，就像碰到了腻友，就料到这本书是什么人写的，大概要讲什么。
这好像是黑话，使用这些词的男男女女似乎都来自同一个背景，受过相似的教育，差不多可算是一伙人，他们对同一种东西那么熟悉、爱好，甚至我猜他们互相睡过觉。这些人及他们的趣味这二年已成为图书市场上的时髦，一不留神买本书或者杂志就会遭遇这些词，从思想到性交，这些词是无所不能的，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并有一种极富装饰性的阅读效果，即这些词本身具有的那般庄严、华丽和西方味道所带来的感染性。
这些词基本来自西方概念的翻译，读之如逛洋货名牌店，除了看到衣服、鞋和手袋这些具体的实物，更重要的是感受店里那种昂贵、优越和来自远方陌生文明的严肃气氛，有一种共享世界文明至少和人家同房一次的踏实。我注意过逛洋店的男女，包括我自己，没有不矜持的，说话细声细气的，全是礼貌用语，生怕现了。那店里所有的商品、店员，甚至灯光墙壁都流露着我认识的一个流氓画家在街上拦截女孩子时惯使的那副嘴脸：你可以拒绝我——但不可以拒绝艺术！
我相信这是一种真诚，10亿农民，欠发达的内地乡村，都不能反证我们没有已经和西方人过上同样日子、关心同样事情和有共同感受的一批人，实际上过西方知识分子或艺术家 、特别是颓废艺术青年的生活也不需要太多钱，真有钱的中国人过的倒是像土财主。所以，你也不能说有西方式的情感、爱好西方式的表达方式是装孙子。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现在把外来语和外来的语言影响——翻译体：意译及其生造，统统从汉语中剔除，我们就说不成话了。
我应该高兴是不是？为什么不说这是一次书写革命呢？理性上我是这么认为的，可我无法说服自己的感官反应，我一看到这些词和这些词后面透出的使用者的态度，就讨厌！就觉得沐猴而冠，事儿逼！也许我这是一种更奴才的心态：你们配跟洋人想同一件事儿么？
另外还有一点怀疑：就算十个里头有九个是真的，总有一个是装的吧？时尚的、人人拥护的东西有时让人丧气就是，你不知哪位是装的。
本文选自《知道分子》
作者：王朔
图片：Jennifer McChristian
《知道分子》读后感(六)：《知道分子》：就喜欢王朔一本正经地瞎贫
读了《知道分子》，我真是爱极了王朔那种“京腔儿”，丫说话完全不计后果的呀，我喜欢！关于北京，我一直是很喜欢的，皇城根脚下，特别接地气儿一地。我特别喜欢北京人说话那范儿，声音好像是喉咙里打了个转儿再出来，说话一溜就跟听单口相声一样，我认识的北京人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子耿直。最近满喜欢的小鲜肉，白敬亭，鹿晗，白白净净一小孩儿说话耿直地简直聊不下去“注孤生”。吴亦凡，“你有freestyle吗”，顶好看一张脸劲儿劲儿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这人有一习惯，通过一地儿方言去了解这片儿的人。王朔说，他占一便宜了，北京话完全可以当书面语写作，其余没一地儿方言能这么用。这种优势，老舍用老北京话写了《茶馆》，酣畅淋漓。读者阅读时默认是会在心里跟着读出来的，作家写书时真得说人话，不然真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