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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一个清朝-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肆》读后感10篇

2022-03-15 11:04:3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两个女人一个清朝-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肆》读后感10篇

  《两个女人一个清朝-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肆》是一本由郭厚英 刘燕君著作,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7.00元,页数:27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个女人一个清朝-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肆》读后感(一):青山不老人易老,好书常留我心

  慈禧太后在中国的现代是一个像谜一般的人物。她的对外观念大约受三方面因素的挤压:一个是对追求权力的追求欲望,一个是权力斗争中她所处的位置,最后一个是与列强的关系。其实上近代所有的政治人物莫不受此三大因素的牵引。由此我们便看到了慈禧太后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在对抗与妥协间的剧烈摇摆。

  Heinz Eulau有一种观点:"不谈论人物的政治行为--他的行动,目标,驱动力,情感,信仰,承诺和价值观--而去探讨人的统治是不可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的。"慈禧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女子。

  一方面,是她的权倾三朝,据《清史·后妃传》,慈禧在晚清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亦一异也"。另一方面,她也有女性知情识趣的一面。她的女官德龄在回忆录中说:"她(慈禧太后)的确是显得老了!比昨天或前天,至少相差十年。我不禁由衷地对她发出一种怜悯。我真不知可用什么话去劝解她啊!只见在我的面前,坐着一位很老很老的老太太,她座下是一张很舒适的黄缎锦墩;在她两个衰老的肩膀上,却担着一副关系全国安危的重担。"看得出,德龄对这个不胜其负的老太太有很深的感情。慈禧的命运是晚清王朝的缩影。在人治的帝王统治时代,政治对统治者个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她不得不追求权力、维持权力和扩展权力。据德龄在同一部书中的回忆,太后并不昏聘,相反她极清楚宫中那些臣下的种种毛病,如虚荣、自大、虚伪等等。太后也并不是一个孤陋寡闻、心胸狭窗窄的老妇人,因为人们认为她是很难得到禁城外面去的,所以总是用一些老朽、固执、守旧等词语来描绘她。实际上,西太后有渊博的知识,她的知识决不比任何人知道的少。德龄所了解的关于那些古乐器的来源和传说,就是来自她的说教。

  然而太后特别喜约会弄权,虽然享用的一切都远在别人之上,可她并不满足,手中倘无实在的政权把握着,所有的荣华富贵便等于零;因此她不顾各方的非议,冒着风险,拼命地紧握着政权。德龄常见到慈禧往往为着一件棘手的事,终日寝食不安。当然,如果仅仅把慈禧的权欲理解为个人的私欲,那么这是一种无法证伪的解释。包括她的失败的政坛盟友兼敌手奕訢,也曾偏颇的断言:"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如果慈禧不是为了大清宗社,又是为了什么?

  要解开这一切的谜团,这本书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想读到一本平和的历史普及本已不容易,此书从容的述事风格,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两个女人一个清朝-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肆》读后感(二):南腔北调与戏迷慈禧

  “南腔北调”人讲慈禧是超级戏迷,又有许多慈禧喜欢的《竹枝词》,是为北京清吟小班创作的。慈禧在深宫中寒夜漫漫,有时就会喜欢拿这些诗与身边女宫吟唱答往,这应该也是慈禧的生活一面。诗云:

  “长林富贵松瀛墅(皆班名),为访名花镇日过。个个大人充都(去声)少,韩家潭畔马车多。”

  “辰光蛮好是新年,恩客来哉开果盘。喜听阿姨解颐语,果然蜜蜜又甜甜。”

  “檀香瓜子碟装来,敬客香烟三炮台。自拨琵琶自家唱,一声声是呀都歪。”

  “茶园日日携朋友,去去来来总一淘。临出门时呼走好,丁宁相会是明朝。”

  “春宵一刻原无价,破费千金也便宜。只要销魂果真个,洋钱念块啥稀奇。”

  “怪煞宵来发异香,梦中惊醒好鸳鸯。罗襦襟解闻芗泽,头上方邻马子房。”

  “迎宾门面对金台,更有中西旅馆开。喊得东洋车一部,阿侬要好自家来。”

  “几花家具皆洋式,该搭房间色色新。弗许碰和许吃酒,摆来牌饭也开心。”

  “短主窄袖时髦样,天足蹁跹踏软尘。出局今朝啥场化,上林春更胜琼林。”

  “清馆阿是普通名,真个销魂岂未曾。勿要当心防鼠疫,大人原本是瘟生。”(以上南班)

  “住人燕赵古来多,余韵流风今若何。八大胡同闲走遍,几回慷慨发悲歌。”

  “坎肩马褂套长袍,三尺横拖白札腰。小小坤鞋尖又瘦,行来一步一魂销。”

  “干妈大了又踉妈,枯瘦痴肥黑且麻。堪叹扶持无绿叶,枝枝辜负牡丹花。”

  “跑厅喊道几爷来,款步相迎笑靥开。打骂真成见面礼,暗中上劲要人猜。”

  “住局八元盘子一,北洋不及站人优。若干牌子亲查过,算到明天是帐头。”

  “纵非小白也多情,缺德何妨竟碰钉。好脸子恁那里摆,娇喉如啭上林莺。”

  “姑娘要菜客心欢,纸片飞来叫过班。唱罢二簧还大鼓,老师多赚两元钱。”

  “几帮茶客纷纷去,一点钟敲半夜过。换上座灯落保险,圆成好事要张罗。”

  “开销处处要洋钱,端午中秋又过年。生客偏多熟客少,下车容易上车难。”

  “南朝金粉野鸡窝,北地胭脂唤奈何。雾里看花云里说,贾家妹妹胜哥哥。”

  词都是当时的俗调,但是我却喜欢这样的慈禧

  《两个女人一个清朝-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肆》读后感(三):嘉道衰退:读懂晚清和慈禧的着力点

  从下面这一段,可见作者的历史归纳能力,真的不错哦,各大网站都在转,所以,转过来给豆瓣朋友也过过瘾,我觉得豆瓣的高手更多,体会更深,呵呵:

  顾盛的要求报送到北京,道光帝认真地想了一下,觉得美国人的讲法也不无道理。

  说实在话,当时对于蓝眼睛、高鼻子的英美法西方人,在道光帝眼里都是一个模样的洋鬼子。当时,西方人来中国做生意,也还没有实行护照,因此,地方上的官员根本无法辨认哪个是英国的,哪些又是美国人。即使中国官方拒绝了美法诸国的通商要求,他们也可以寻求英国人保护而大做特做其生意。这样,好处费反而让可恶的英国佬赚去了,而道光帝除了得罪人,只能是一无所获。因此,道光帝觉得,还不如自己主动向美、法、两国开放市场,释放善意,免得英、美、法这三个西方大国串通起来计算自己。当时,道光帝的潜意识中,还有一个恶作剧的想法:反正中国的市场只有这么大,不能让可恶的英国佬吃独食儿。这就像一根猪骨头,如果让英、美、法三个鬼佬国家去抢,这就会发生狗咬狗的争斗;到时候,道光帝就可以过一段爽歪歪的安逸日子了。

  于是,1844年7月3日,道光帝批准耆英与美国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条款包括:禁止鸦片交易、美国人的法外治权与最惠国待遇、美国有权在对英开放的五口岸中设教堂与医院等。1844年10月24日,再与法国人签下《中法黄埔条约》,其条款额外增加了一条允许法国人自由传播天主教的要求。这为后来“天津教案”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备受后人诟病的、三个很出名的不平等条约,全部经耆英之手签订出去。耆英在此后的历史空间,很难洗脱了千秋骂声。

  事实上,发生于1840年至1842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英国人甚至只将其视为一个寻常的报复行动,惯常动用的兵力,一般保持在三四千人,最多的一次,也没有超过万人。但对于老态龙钟的清王朝打击却是沉重的。道光帝曾经很努力地想把中英间的战事,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战役来打,可是,除了武器不如人,下面的官兵也很不卖力,所以每战皆败北。中国军队先是广州的受困,接下去是厦门、定海的溃败、浙东被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蹂躏。道光帝在这样的战争中很难有作为的空间。这次战争过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便开始得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长驱直入,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调整,中国政治被迫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拐点。

  国际列强的强权掠夺,使道光后期的世俗人心愈加的败坏,但是道光王朝的政治却仍然昏昏欲睡。北京大学的王晓秋教授对此曾有过一段评价:“清朝皇帝认为领土丢失了,但皇位保住了,因此继续过着骄奢淫逸、歌舞升平的生活。鸦片战争过去20年也毫无反思,依然昏庸如故。”

  国内各阶层的贫富差距也加大。大量农民陷于破产的潦倒境地,愤怨不祥之气,忧郁地堆集于大清的阴霾的天空。当时,湖南有一位叫刘蓉的书生,尽管身在草莽之中,却已清楚地看到了未来天下的形势走向。为此,他忧心忡忡地感叹:奸宄之徒,罗布环伺,“外夷之烽燧未销,而海内之干戈已起。”

  就政府的政治信誉度而言,鸦片战争一过,色厉内荏的清政府确是威信大跌了。民众对其信任度陡然下降,于是,对时局最敏感的粤、湘、桂三地,地下秘密的反清社团组织如雨后的春笋蓬勃而起。其中,如发生于广东香山的天地会,湖南武冈的饥民,雷再浩领导的湘、桂间的教党,以及1848年广西的大面积的乱事迭起,真个是狼烟四起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局势。1850年7月,洪秀全“拜上帝会”在桂平金田起事,不过是顺势而起罢了。

  如此,读不懂道光帝,便读不懂鸦片战争。读不懂鸦片战争,便看不明白随之而起的太平天国。弄不清楚太平天国,便整不清楚闪耀而过的“同治中兴”。搞不明白“同治中兴”,就绝对理解不了后来慈禧太后的种种努力。

  因此,笔者认为嘉道之衰退,是晚清帝国全面崩溃的一个暴风眼。

  也是读懂中国近代史,读懂慈禧太后的一个着力点。

  《两个女人一个清朝-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肆》读后感(四):读不懂慈禧,便读不懂中国的近代史

  如果你没读懂慈禧,你便无法真正理解中国近代的风云变幻。这个,可以用强大的史实为依据:

  政治强人慈禧与她的同治中兴

  慈禧和所有政治强人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当权力到手后,她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比如当她接到有关于留学美国的学生们的情况汇报时,对于留学生抛弃传统文化的悖逆行为深感担忧,她不能坐视这些中国幼童都变成“洋鬼子”,从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于是,慈禧毅然决定放弃留学计划,招回所有的学生。

  当李鸿章奏请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时。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黑烟会给周围农田里的庄稼带来损害。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慈禧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时刻,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顺乎潮流,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文化,使之融入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还重,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

  这是她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遗憾

  是谁打败了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的失败,慈禧作为中国最高权力者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这种责任和慈禧主观故意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当一场对外战争里还掺杂着内部高层权力争夺的时候,许多事情的是非更是难以说清。而就中国历史而言,这种情况可绝非只出现在甲午。

  慈禧太后对于海军发展的关注度超出今人想象

  慈禧太后对于海军发展的关注度,超出今人的想象。但是中国近代化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整个社会结构都面临着巨大变革,培养民族精神,提升组织效能,克服内生性腐败,都是必须完成的基本环节,如果做不到,光凭装备,也无法取得胜利。从这点上检讨,后人更应当追究慈禧太后对1881年“威远”触礁事件和“泰安”腐败案的姑息。

  甲午战败与慈禧颐和园挪款无关

  似乎海军军费全部用于颐和园工程了,因此成为导致中国海军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观点流传极广,影响很大,直至今天,几成定论,但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后来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所捏造的。事实上颐和园工程挪用的海军军费早在甲午战争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归还了。

  关于甲午战争,流传著各种谎言,比如清朝给海军的钱不够,没买新舰艇,没有买最好的开好弹,清朝实力不如日本,等等。英国海战史学家揭穿了这些谎言,他说:“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

  光绪与帝党:主持战事不合格

  甲午战争开始之初,慈禧虽对战事表示悲观,但依然把战争的决定权与操作权交给了光绪。这与其说是慈禧开始为战败推脱责任做准备,不如说慈禧给年轻的皇帝一个考验。战事的进程一方面表明之前的同治中兴存在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却说明光绪与翁同龢主持一场对外战争是不合格的。尤其光绪与翁同龢还想借着国战与慈禧争夺权利。

  战败:慈禧的领导责任与光绪的执行责任

  对于甲午之败,慈禧与李鸿章当然是难辞其咎;可光绪与翁同龢同样负有责任。而从战事的进程来看,对战败负最大责任的应该是具体主持这场战争的光绪皇帝。年轻的皇帝在这场战争中充分暴露出他对整个国家实际情况并不了解,轻信人言、行事操切、遇事诿过等弱点,而光绪皇帝的这些弱点为后来百日维新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慈禧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强人,并非对战争的失败无动于衷。与以往历史评价相反,慈禧其实是很善于吸取教训的。因此戊戌变法之初,慈禧是支持光绪变法的。之所以戊戌变法最后演变为六君子被杀,光绪被囚;与其说是慈禧早有预谋,不如说是单纯的自我保护罢了。

  甲午战败 慈禧支持光绪皇帝变法图强

  甲午战争的失利,受触动的绝不仅只有光绪,慈禧早在变法活动酝酿之初,即对光绪表示:“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自我表白作不得数,但印证其他有关记载并结合当时变法实施情况,很难说慈禧之言为虚诳。

  康有为: 理想压倒现实的变法主导者

  康有为作为一个变法的主导者,毫无疑问是不合格的。他无视洋务派官员所提出的改革循序渐进的正确建议,还给光绪灌输了朝堂内外全是守旧派的错误主张。这使得光绪以及维新派们从变法一开始就成了绝对少数派,而当激进的改革被广大官员们抵制的时候,康有为首先想到的竟是囚禁甚至杀死慈禧。为此康有为甚至不惜篡改、伪造光绪的诏书。康有为的种种做法证明他根本没有能力主导一个国家的改革。

  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

  可以确认,光绪是了解并同意康有为杀荣、围园、废后密谋的,并曾命令袁世凯实施。诚然,光绪是懦弱的。但是他和慈禧长期矛盾,在他处于“朕位几不保”的时候,突然勇敢起来,铤而走险,这也是不悖于常情的。同样,光绪与康有为忘记了慈禧不是鳌拜,而是中国近代史里少见的政治强人。

  面对危机 慈禧为自保抢先圈禁光绪

  作为一个政治强人,慈禧对光绪与康有为的密谋是有一定了解的,为了自保她抢先圈禁了光绪。而慈禧之后对光绪所说的“痴儿,今日无我,明日焉有你耶?”则充分展现了慈禧作为一个权力者超强的政治洞察力。诚如慈禧所说,一旦慈禧被抓,私心甚重的康有为,野心勃勃的地方实力派都不可能让光绪顺利接收慈禧遗留的权力。

  对于慈禧这样的政治强人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只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有一条不能超越的底线,这个前提和底线就是不能够损害慈禧本人的权力,权位绝不能受到任何挑战。一旦挑战了这条底线,慈禧不惜与任何人,任何势力决裂。这是慈禧的悲哀,又何尝不是中国的政治强人们的真实写照?

  为保权力,慈禧“引进”义和团对抗列强

  1899年冬,慈禧太后密谋废黩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准备接替光绪的帝位。为了获得各国对新储君的承认,端王载漪派人通知各国公使前去朝贺新立的储君,但各国公使大都支持光绪皇帝,拒绝前往朝贺。此时又传出外国公使准备拥光绪帝复出的谣言,对于视权力为生命的慈禧来说这无疑触及了她的底线,于是她也不惜引进义和团与列强鱼死网破了。

  端王载漪为皇位误导慈禧 义和团进京局势失控

  在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端王载漪,他与军机大臣刚毅才是真正的保守派领袖。端王载漪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取代光绪成为新的皇帝,不惜利用谣言误导慈禧。可以说端王载漪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绑架了整个清廷乃至中国的命运。

  庚子之变 慈禧始终保持了一丝理智

  在庚子事变中,慈禧虽然对列强侵犯她的权利很不满意,但她毕竟还是执掌中国最高权利的政治强人。始终保持了一丝最后的理智,面对已经完全失控的北京局势,她一面下宣战诏书安抚义和团,一面暗中命令荣禄派兵保护使馆区。这样的举措虽然被历史学家们解读成慈禧阴险的两面下注,可也何尝不是慈禧在两难中的无奈选择?

  庚子事变中的慈禧:权力可使聪明人变成傻子

  庚子事变中慈禧太后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堪,和她之前的表现实在大相径庭。很难相信慈禧这样精明的统治者会被载漪等人所愚弄,回想洋务运动初期慈禧批驳理学名家倭仁时所展现出来的高瞻远瞩,对西方文明的包容和接受;实在让人唏嘘不已。由此可见无论多么精明的人一旦迷恋权力,玩弄权力,终将因权力而变得狭隘而易于被愚弄。

  宪政与维新之路

  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充分表明慈禧绝不是一个只有政治手腕而无远见的政治强人。 当她发现只有改革才能延续她的统治时,她会毫无保留却又行之有效的去实行改革。光绪与康有为缺少的就是慈禧这种能保证将改革顺利实施下去的手段与方法。

  知耻而后勇慈禧大刀阔斧实行新政

  作为清廷的最高统治者, 慈禧对于新政的进程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无论从新政的启动, 还是从其转向预备立宪并进而付诸实施来说, 慈禧都起着主导性的积极作用。但是, 仅有改革的意念、富强的意图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受着时代条件、政治环境乃至于个人品格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某种意义上来说, 颇遭咒骂的慈禧不过是时代的牺牲品而已。

  清末新政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化

  在清末新政10年中,中国不但现代化是“一日千里”,由新政引发的社会风俗的改革,也使中国10年间社会风习在原有的局部变异基础上加速变化。总结了早期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清末新政改革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为中国人全面拥抱现代化创造了比之以前更好的条件。

  为何清末新政效果超戊戌变法?

  清末新政同戊戌变法及其以前的历史相比较,成效是十分显著的。就清末新政的整个活动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场由慈禧以及行政经验丰富的官僚所主导的改革比之前任何一场改革对中国的影响都深远。不但不是康有为那些书生主导的戊戌变法可比,就是洋务运动相比较起来,也是有所不如的。

  清末宪政改革的夭折 缘于慈禧的去世

  清朝末年,内外交困的危局以及庚子国变唤起了王朝统治者的自救意识,从而上演了一场飓风般的改革运动。在此期间中国更破天荒的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可惜由于慈禧的逝世,清末改革以失败而告终。假如慈禧晚死十年,宪政改革的结局又将如何?

  慈禧扶大厦之将倾,中兴清室,撑危局近半个世纪,体现出一个封建女性少有的魄力。然而她专横跋扈、权力欲极强的本性,导致了她的改革最终只能局限于巩固统治地位,始终不能在体制问题上做出让步,使她的改革成果只能昙花一现。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政治强人,慈禧堪称杰出。

  改变大清命运的女人

  一个生长在传统中国的女性,在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时,挣扎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游走于内外交困的缝隙中,她所能做的只能是摸索中前行,你可以说她保守,但你不能苛责她守旧,毕竟是她,改变了大清国的命运。

  一个女人靠什么统治大清四十八年

  慈禧在其执政时期,经历了三代帝皇,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洋务运动中朝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尤为甚者,她果断改变大清的规矩,大规模启用汉臣,从而创造中兴局面。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当成定论。

  “被”妖魔化的晚清女皇

  被字是个流行字,其实慈溪又何尝不是也被“被”字了呢慈禧主政时代的许多改革是前所未有,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应该得到肯定。她不是政治家。在我看来,一个政治家必需了解世界大势,在内政外交操作中有明确的方针、政策,有切实的计划、步骤。她没有。她只是随意而为,甚至为一己私利,翻云覆雨,所以她只是一个手握大权的政治女强人。

  一个时代的背影

  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执政中,慈禧太后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这是她个人的成功;但是,慈禧太后以女人的方式统治了这个古老帝国,在这个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慈禧近半个世纪的当政既是名分所定、顺其自然,又何尝不是一种极大的灾难。慈禧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个人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莫大遗憾。

  《两个女人一个清朝-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肆》读后感(五):中国最早的选美,开始于慈禧垂帘的光绪时代

  近年,纵观娱乐界,炒作成风,美女经济来势汹汹,而且带来的效益让人眼红,一场“超级女生”,再一场“超级男生”,让湖南卫视名利双收,惹得各电视台争先恐后打“选美牌”,要寻找中国美女经济及其娱乐造势的源起,和诸多“艳榜”、“艺榜”等排行榜的风起云涌,得从中国晚清的妓女评花榜聊起,晚清的妓女评花榜才是中国最早的美女经济的源头。

  晚清,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那时候科举还没有被废除,有事没事国人还喜欢考考试,西方人除妄想一打开大清国的国门,就让他的国人一切听从指挥,比如诸事来场民主选举,别浪费那么多笔墨纸砚,考来考去。

  任那些洋人把西方的政治选举说得天花乱坠,大清国的良民们也不为所动,我考我的科举,你选你选举,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但总会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晚清时的上海,自开埠以后,受西洋文化的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开风气之先的举措。洋人洋事见得多了,西餐也吃了,四轮马车也坐了,回力球也玩了,洋泾浜英语也会讲,买办也会做,那么投票选举也就没什么不敢试或不肯试的了。

  首开花榜的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李伯元,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生于世宦之家,他祖父、父亲、伯父都是科第出身。但李伯元的思想要比前辈们开放得多,写小说骂官场骂腻了,李伯元办起了报纸。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他在《游戏报•告白》中公开宣称:“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无义不包,有体皆备。” 李伯元说到做到,首创在报纸上开花榜、捧妓女的风气,使得《游戏报》在上海各界广受欢迎,销量一路飙升,李伯元自己也得到了“小报鼻祖”、“骚坛盟主”、“花界提调”等等褒贬不一的声名,名噪一时。

  1897年,李伯元亲自制定《游戏报》花榜的“凡例六条”,即妓女评花榜活动的选举标准,如:一、统申江而论,隶乐籍者凡三千余人。万紫千红,讵能遍阅?此次花榜,悉凭荐书多寡为定,益复参以舆论,以昭平允。二、定一甲三人,二甲三十人,其余悉置三甲。沧海遗珠,知不能免,挂一漏十,阅者谅焉。三、如曹梦兰、陆兰芬、花翠琴、花玉田、谢湘娥等,或久饮香名,或早树艳帜,或华年已去,或身份自高,似不必再与群芳争胜,故不录入等等。

  由此可见,花榜分色艺两项,划为一甲、二甲、三甲,不用动笔,不用交卷,但仍然需要打分,亦还在模仿科举考试,有区别的是采用了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

  花榜选举的票,当时不叫“票”,很文雅地被叫作“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数的多寡分胜负。不管得票多寡,只要进入一、二、三甲,其大名及其住所都会黑字白字地被刊登在报纸上。有了名就有利,进入三鼎甲的美女,将来自然少不了捧场的人。

  李伯元《游戏报》的花榜评选活动从1897年夏开始之后,每年皆会评选四次,据说最有含金量的是当年的首次选举。1897年夏的第一次选举,看热闹的多,投票者少,据说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而且寥寥几人中,还有外国人,有一个叫雅脱的美国人也参与了这次投票,但雅脱认为丑的排前,美的落了后,因而特意写信抗议,要求更正。

  这回可是按你们西方国家的“民主原则”原则来办事的,所以雅脱老兄你就别开玩笑了,更改,那是门都没有的事,要怪只能怪你的审美观跟我们中国人太不相同。

  有关中国最早的美女经济自然还有很多的趣话,《历史的空白处》一书有文说: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

  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

  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两个女人一个清朝-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肆》读后感(六):打扮历史的人都走了,只有历史这小女孩依然年轻

  只有历史是最真实的!这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对历史最单纯的理解。然而历史却具有多面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面目又有所不同,有的甚至绝然相反。

  少帅张学良是每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近代历史名人。在以往的正史里面,他总是与“爱国”联系在一起,他被人们遵奉为“民族英雄”,他在人们心目中被神话成了一个“大写”的人,他的人格也常常和“伟大”与“正直”联系在一起,一些影视剧和历史传记都把他抬高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他什么都是好的,他没有缺点,是一个完人。

  据《长江商报》2007年9月16日B/20《锐读专栏》徐长文的《我虽不是英雄汉》,“中学历史书里的照片,最有型的两个男人,除了周恩来以外,就是少帅张学良了。关于张学良,只给后世留下被定型了的印象——风流倜傥、正义凛然、通晓民族大义。他和西安事变,被绑结在一起。西安事变,作为改变中国乃至世界进程的重大事件,被史学家‘定型’,又在学界和民间保持神秘。”然而由张学良口述,口述历史权威唐德刚先生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却暴出了少帅张学良的另一面,他是一个“却也好色似英雄”的花花公子,风流倜傥,喜欢说一些荤笑话,黄段子,90多岁的他仍然风流不减当年,到处拈花惹草、寻花问柳,处处留情处处情。“少帅快90岁时,突然想‘开口’——想找一个人为自己记录‘历史’。许是觉得,与其众说纷纭,不如在生命末端,自己说些真实的话。整部口述史,除了‘历史’,真正神采流动的,除了兴味盎然说着叶公超艳史、顾维钧逸事,就是这位少帅乱花一般的情史。不只是局限于于凤至(他是不甚喜欢的)、赵四了,而真正是‘有很多女朋友’——很喜欢‘梁九小姐’,被墨索里尼小姐爱慕,且不见得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90多岁,还因和70多岁的贝夫人亲近,遭赵四怨恨。张少帅风流入骨,至垂垂老矣,也不更改。他又口无遮拦,欢喜讲男女关系的笑话,甚至作过打油诗,自嘲:‘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引文同上)史书上的历史与史书上的历史人物自己口述的历史竟然大相径庭!这不由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历史,到底有几许真实?记得前些年在一张报纸上看到,90多岁高龄的少帅张学良,在被他的结义大哥蒋介石囚禁了半个世纪后,终于获释,得以重见天日,垂垂老矣的他,面对墙壁上挂着的中国地图,不禁热泪盈眶,口中喃喃自语,“我是党国的罪人啊!”“党国”?当然是指国民党啦!还念念不忘“故国”!这不禁令人怀疑那被史学家吹嘘的天花乱坠的“西安事变”到底有多少真实性!那轰动历史的“民族英雄”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时,到底有多少“爱国”的动机!这一切就只有张学良自己知道了!

  清朝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晚年在选择继承人的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几个版本。第一种说法是,康熙本来是把皇位传给十四阿哥的,但在宣读遗诏的时候,被人从中做了手脚,将遗旨中“传位十四阿哥”中的“十”字加了“一横”和“一勾”,改成了“传位于四阿哥”。但据考证,“于”字是现在的简化字,以前不是这样,是“於”,所以此说不成立。虽然不成立,但这种说法在民间却流传甚广。第二种说法,四阿哥假传圣旨,矫诏而得帝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著名作家二月河在他的《雍正皇帝》里说的,康熙看中了四阿哥的儿子弘历,想造就大清三代盛世,所以就选了四阿哥做继承人。但就我个人的观点,其实四阿哥是一个阴险刻薄、手段凶残的人,并不是理想的继承人选,而八阿哥,八面玲珑,交游广阔,智勇双全,从大局着想,他应该是理想的人选。但康熙却为什么把帝位传给了四阿哥呢?令人费解!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没有定论。

  在我的印象中,晚清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在以往的历史中,不是冠以“汉奸”之名,就是说他们是“卖国贼”。而如今的评价却来了个翻天覆地,他们成了力挽狂澜,救大厦之将倾的晚清重臣。

  文革时期对刘少奇的评价是“工贼”、“右派”、“走资派”,并且还被打倒,邓小平上台后,为他“翻案”,他又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读初中时,看的一本有关林彪的传记,对他的评价只有错误,没有功劳,说他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在“十大元帅”的画纸上都把他抹去了。现在的画纸上又恢复了,而现在的《林彪全传》里,对他的评价比较好,他的军事才能以及他在几大战役中的作用也得到了肯定。

  在近代史中,王明被冠以“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几顶大帽子,还有王明的“中毒事件”也各有说法。据《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年4月第2版,作者周国平、郭德宏)“王明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真诚地期望他能同心同德,与其他中央领导者一起工作。然而,他却以钦差大臣自居,一回来就反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P185)“王明在生病期间,曾发生”中毒‘事件’,据主治医生金茂岳生前同中央挡案馆前去访问的同志说,王明病情加重完全是‘技术事故’。……根据这个结论,王明患的是心脏病,在服了一种所谓Streptocide的药后,发生中毒现象,出现了严重的肝胆病。后又服用甘汞过量,病情恶化,发生汞中毒现象。据孟庆树说,后来吃了李鼎铭先生开的中药,病情才逐渐好转。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王明当时确因治疗和用药不当,发生中毒现象,导致病情恶化,这是实情。但王明说这是毛泽东指使金茂岳医生毒害所为,则完全是诬蔑。”( P246)而王明著的《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内部发行本,徐小英等译)“1943年2月12日,金茂岳按照毛泽东的命令送来了大剂量的甘汞和碳酸氢钠及硫酸镁合制的内服药水,后两种东西可以把甘汞变成升汞,2月19日,他用百分之十的鞣酸液给我灌肠。这两项命令的目的是马上置我于死地。”(P41)“但是,当孟庆树把金茂岳1943年2月2日开的药方公诸于众时,他跑到她面前,跪下哭着说:‘谢谢您,孟庆树同志!您没有照这张药方取药,没有让王明同志服用这种药。这样,您不仅救了王明同志,而且还救了我’……金茂岳在结论上签字以后,跑到我这里来,跪在我床前,痛哭流涕地说:‘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您下了毒……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我说我是一个软心肠的人,前不久党中央决定吸收我为秘密党员,我怎么能这样做呢?但李富春说:‘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一旦决定让你做,你就应当去完成;你已经是党员了,必须服从党的决定!……’”(P43——44)“不管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怎样诬蔑我,我相信我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方面都是正确的。我坚信列宁主义思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正确的,……”(P45)各说各的理,究竟谁是谁非?有待时间来证明一切!

  清末名臣曾国藩率领他亲手建立的湘军剿灭了太平天国,为摇摇欲坠的晚清政权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湘军大获全胜以后,曾国藩曾命他的九弟曾国荃以重金礼聘当时的“第一才子”王垲运给他修《湘军志》,志在歌颂湘军的伟大壮举,然王垲运不为金钱所动,炳笔直书,为后世留下了一部真实的《湘军志》。曾国荃见王垲运冥顽不灵,曾打算除掉他,但受到曾国藩的阻止,曾国藩后来找别人另写了一部当时的“正史”《湘军志》。当然里面极尽奉承之能事,为曾氏兄弟及他们创建的湘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杂文报》2006年8月11日《读书札记》版载山海夫的文章《正史与野史》,“最近读史有个发现,那就是正史里的好官多,野史里的贪官多。就那清史来说,野史里的那些贪官污吏、势利小人,到了正史里都变成了正人君子。到底信谁?我觉得应该互相参照。因为正史是官方修的,粉饰的东西太多。而野史,来自一种‘民主’的渠道。比如一个官,他在官方的政声就不如在民间的‘民声’更真实。”接着,他举了清朝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崇礼,在正史《清史稿》与野史《述庵秘录》中的评价,完全是相反的观点,“你看,一个崇礼,正史表彰,野史抨击,记载可谓大相径庭,仅仅看一种记述怎么能行?”

  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曾经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说胡适的本意并非如此!但我同意这种观点,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怎么打扮怎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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