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读后感精选10篇
《理想国》是一本由[古希腊] 柏拉图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4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理想国》读后感(一)：关于正义的不完全推论
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是本质相同，大小不同的东西
所以只要证明城邦的正义是好的，就可以推出个人的正义是好的
那么什么样的城邦是好的呢？由城邦的各种要素推出，一个好的城邦应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
假设审理案件是为了正义，那么正义就是为了让每个人不拿别人的东西也不让别人占有自己的东西，所以城邦的正义就是让每个人各司其职，拥有自己的东西，做自己的事。
如果城邦内三类人物护国者，商人，辅助者相互干涉，交换地位，便将使得国家步向毁灭。反之三者各做各的，即正义，才可以使得国家繁荣发展。
此说明城邦的正义是好的
而个人的正义同样是指个人内部的理智，激情和欲望在自身内各司其职，理智起谋略，领导作用，激情协助和服从理智，帮助理智管理欲望，只有这三者按此分饰不同角色和职能，个人的内在才能和谐井然有序反之，如果各部分相互干涉，激情或欲望想起领导作用，则容易引发各种邪恶问题，如纵欲，怯懦，愚昧。
所以个人的正义比不正义更好。
《理想国》读后感(二)：先贤的智慧
《理想国》读后感(三)：理想国第一卷解读
对话的缘起
这一天，苏格拉底来到了一个港口城市，注意，这里并不是雅典，而是雅典“下面”的一个城市，叫比雷埃夫思港。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不在他的主场作战。为什么他去哪里？因为那里在过一个节日，并且是当地人第一次过这个节日，于是苏格拉底就去看热闹。他带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柏拉图的兄弟，叫格劳孔。
看完表演之后，他们本来打算回雅典。但是在路上遇到了当地的一个富商，叫波乐马霍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商人当时的心情。苏格拉底当时在希腊世界可是一个知名人物，他喜欢跟年轻人聊天，碰到年轻人就想抓住不放，在街上或者广场上跟他们讨论哲学问题。而且苏格拉底的辩论成绩非常好，几乎没有打过败仗。这么一个名人，今天被我波乐马霍斯碰到了，一定不能放他走。也就是说，波乐马霍斯是有好胜心的，他希望打败苏格拉底，至少要争取这样一次机会。因为输给苏格拉底并不丢脸，但如果能赢苏格拉底，那真的是扬名于整个希腊世界。所以他就请苏格拉底留步，不放他走。但是，他也知道，他一个人是敌不过苏格拉底的，所以他不允许这个对话发生在当场，也就是在街上。他要把苏格拉底绑架回家，因为家里有外援，家里人多势众，大家可以联合起来打倒苏格拉底。那苏格拉底为何甘心跟他回家呢？当时，他身边带了两个人，而苏格拉底只带了格劳孔一个人，二比三，所以苏格拉底肯定在力量上不及他，于是他就成功地把苏格拉底请回家了。那么，对话的现场就转移到波乐马霍斯的家里。
现场人物聚焦
对话现场一共有10个人。苏格拉底一方只有2人，而另一边有8人，其中包括：波乐马霍斯本人；还有他老爹，克法洛斯，一个已经退休的老富商；还有色拉叙马霍斯，一个有名的智者。色拉叙马霍斯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是“激情”的意思，也确实人如其名，此人的性格比较狂暴、暴躁，而且这个人物形象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也是大名鼎鼎。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被认为是理性主义的代表，而色拉叙马霍斯则被看作其对立面，也就是非理性主义者，是主流哲学的批判者，是边缘人物。恰恰因此，他被很多非主流哲学家搬出来，作为鼻祖，这个老祖宗也曾经和苏格拉底打过一架，而且最后也并没有输给苏格拉底。在这里我们稍微透露一下这场辩论的结果。虽然苏格拉底最后在场面上占有优势，但从整个论证来看，当我们回顾对话的细节，就可以看到，两人难分高下。
第一回合：克法洛斯
谁是第一个发言的人呢？不用想，是富商的老爹，老富商，因为他年纪最大、德高望重，所以是最有资格第一个发言的。他开始说：我活了这么久，但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经历过，各种party，谈情说爱，各种年轻人可以想象的东西都经历过。但现在呢，老了，不行了，但我总结这一辈子得出这么一个道理，重要的是人的性格，而不是一时的快乐。现在我老了，我就喜欢谈话，跟年轻人聊天。这一点和苏格拉底类似，所以他就觉得和苏格拉底很投缘。
他又说：我赚的钱没我爷爷多，但比我父亲遗留给我的又多一些。就是说，他爷爷是比较能干的，但他爹是败家子，就把家业给败掉了，到他这一辈，又东山再起了，但是又没有他爷爷那么牛。这是啥意思？潜台词是：我不如我爷爷，这意味着你们年轻人也是不如我的，所以你们得尊重我，尊重传统。当他在场时，苏格拉底就只好隐藏自己犀利的风格，就劝他多说一说。因为苏格拉底也是一个谦虚好学的人，他希望向那些有经验的老头学习。
于是老富商就继续说道：我老了，只有一件事是我比较担心的。人死了之后可能到地府里接受审判，那么，我就想，我有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我算不算一个好人，会不会遭到惩罚。这里就引出了一个“好人”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好人。老头说，我认为好人就两个标准。第一，说真话，不撒谎。第二，欠债还钱。这时候，苏格拉底眼前一亮。因为这场辩论的核心问题出场了：什么是好，什么是正义。
老富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是自己杜撰的，而是来自传统，来自古希腊的一个诗人，叫西蒙尼德。老头讲了这个答案之后，心里也感到宽慰，他说：大家都知道我有钱，但其实，有钱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撒谎，不会欠债不还钱。也就是说，有钱是我做一个好人的重要前提。
大家都觉得老头讲得很有道理，很有智慧。这时，苏格拉底开始说话了，他说，在您看来，正义就是欠债还钱，也就是说，正义的定义是欠债还钱，那我们就来检查一下，您说得对不对。我先来举个例子。假如说我向一个朋友借了一把刀，那么，假如后来这个朋友疯了，那我是不是应该把刀还给他呢？按照原来的说法，欠债还钱，那就应该还啊。但是，如果在这个具体情形下你贸然把刀还给他，那会怎样？他就会去乱砍人啊。所以，对于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来说，正当的做法是，不应该把刀还给这个疯了的债主。
苏格拉底的这个反例，看起来有效地攻击了对正义的第一个定义。这时候，老富商马上警觉到了苏格拉底的来势汹汹。他想，我可不能和苏格拉底争论，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老头是聪明的，因为他德高望重，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有他在场，年轻人们也不好意思撒野，所以，他的离开，预示着辩论的真正开始。
第二回合：波乐马霍斯
老头走了，他儿子就登场了，所谓“父业子承”。他就是刚才把苏格拉底绑架回家的那个人，波乐马霍斯。苏格拉底一看，就开始用他的老办法，就是引诱对手，先给个定义，然后再与其争辩。波乐马霍斯自信满满，他说，依我看，正义就是损敌益友，帮助朋友，消灭敌人。这个和前面说的“欠债还钱”也有联系。因为朋友就是那个在你不行的时候（过去或未来）拉你一把的人，也就是说，你总是欠朋友一点东西，所以就要对朋友好。而敌人呢，你所欠他的就是伤害。
这个定义，也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的想法。我们经常说，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冰冷，对朋友要像春天一样温暖。那么，苏格拉底是怎么回应这个定义的呢？有两点。第一，如何界定朋友？你认为的朋友是不是真正的朋友？也许你觉得是朋友，但结果你却发现，他其实是披着羊皮的狼，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你做了对这位“朋友”有利的事情，但实际上，他是你的敌人，那么，你就恰恰做了对敌人有益的事了。第二，如果把正义定义为损敌益友，那么，这里所指的敌人是怎么来的？敌人并不是先天的，生下来就是敌人，并非如此。实际上，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你的敌人，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是因为他受到了你的伤害。敌人和坏人往往是受了伤害的人，后者是他们成为敌人或坏人的原因。这么来看问题的话，损敌益友中的敌人反而是值得同情的。由此苏格拉底也得出了一个结论：伤害任何人都是不好、不正义的。再者，把正义定义为损敌益友，谁最会支持这一点？肯定是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比如皇帝、僭主。他们所宣扬的正义是损敌益友，是为了激励士气，让手下的人更有底气去帮他们掠夺财富、开疆拓土。但这种所谓的正义，其实是不义。
经过上述的论证，苏格拉底基本上压倒了波乐马霍斯。我们可以简要总结一下苏格拉底的反驳技巧。我们发现，他的两点论证，一个是追问定义中所涉及到的概念的精确含义。比如“朋友”，到底是表面上的朋友，还是真正的朋友？再一个就是追问某一个事物所发生的原因。朋友和敌人，并不是简单地加以接受的事实，而是有渊源的，为什么某个人成为你的朋友、而另一个人却是你的敌人？也就是说，简单地制作出“朋友”和“敌人”两个范畴、两个框架，然后把具体的人放进这些框架里，进而采取或支持或批判的行动，是一种简单化、脸谱化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往往是违背理性的、没有思考的成分在里面的，因此，谈不上真正的正义。
第三回合：色拉叙马霍斯
在波乐马霍斯被苏格拉底问住、陷入思考的同时，现场有一个人坐不住了。他就是前面所说的色拉叙马霍斯（以下简称色拉）。他说，苏格拉底，你只会质问别人、引诱别人给出定义，然后再去质疑别人——这个很不厚道啊，有本事你自己给个定义啊。要知道，质疑和批判某个定义要比给出定义容易的多啊。
苏格拉底说，其实呢，我不是不愿意给出定义，而是没能力。我们都是来追求真理的，真理比黄金更珍贵，如果我能给出真理的话，肯定早就说出来了，只是能力不够。色拉就说，既然你不行，那我来。于是他就给出了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表面上看，这个定义和第二个定义在结构上是平行的。第二个定义说，正义是朋友的利益，而色拉说的则是，强者的利益。注意，在这里发生了一个视角上的转换。当我说朋友的利益和敌人的害处时，我是以我自己为中心来思考问题的；而当我说强者的利益时，这却是以整个共同体为参照系的。在一个共同体内部，有强有弱。当然强者不一定是某个人，也许是某些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这是一个要点。
其次，当大家听到色拉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大家会作何感想？可能大家会说，色拉是赤裸裸地为强者辩护啊。这个逻辑是：正义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正义又是强者的利益，所以，对强者有利是天经地义的。这就误解了色拉的本意。那么，色拉说的到底是啥意思？
所谓强者，就是统治者。我们把整个共同体分为两部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那么，当色拉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他说的其实是：正义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所谓的那个天经地义的东西，正义，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编造出来，去哄骗那些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它被宣传为是崇高的、正义的。而被统治阶级按照这种所谓的正义和道德去行为，那就恰恰是中了统治阶级的圈套。因此，色拉的真正意思是，并没有什么天经地义的“正义”。结论就是：我们不应该做一个“正义”的人，相反，我们要么做坏人，或者更彻底，去揭露和推翻那些道德、法律和所谓的正义，要闹革命。这种观念，其实是很后现代的。
那么，苏格拉底是怎么对付这么颠覆性的观点的呢？第一，他问，你说的这个强者是什么意思？强者有没有可能犯错呢？你说，强者制定法律，让弱者服从，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有没有可能他一不小心制定了损害自己的法律呢？对于这个问题，色拉说，你认为我所讲的强者是可能会犯错的强者吗？既然他是强者，就不可能犯错，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强者。比如一个医生治病，有时候也可能会误诊，但是，这个时候，他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医生？色拉说，在严格的意义上，他在误诊的时候不能算是医生了。与此类似，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强者是始终不会犯错的。这是对苏格拉底的一个很漂亮的回击。
但苏格拉底毕竟是久经沙场，他马上指出，既然你说要在严格意义上考虑问题，那更好。还是举医生的例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医生，是以治病本身为目的的，还是以赚钱为目的？在日常意义上，两者很难区分，因为一个现实的医生既要治病救人，又要收取报酬以谋生。但就严格意义上来讲，掌握了医术的医生，是一个实施医术的人，就医术而言，显然是为了治好患者的身体，也就是说，是对患者有好处。在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上，前者是强者而后者是弱者。那么，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医生，岂不是为了患者、也就是弱者的利益？如果这种关系能类比到正义上的话，正义也应该是弱者的利益，强者、治国者、统治阶级应该为弱者、人民群众考虑，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严格意义上的强者。
色拉显然对苏格拉底的类比不满，他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也就是牧羊人和羊群的例子。表面上看，牧羊人是对羊群好，把羊群养得又肥又壮，保护羊群免受恶狼的袭击。但是，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以后能把羊卖个好价钱，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通过这两个不同的例子，分别以医生和患者、牧羊人和羊群来类比强者和弱者，似乎苏格拉底和色拉各执一词，各有道理。而其实质在于，到底是在理想意义上、还是在现实意义上去理解正义。在这里，苏格拉底是理想主义者，所以这部书又叫《理想国》，因此他认为，无论是医生还是牧羊人，如果他是真正地、严格地施展他的技艺，那么，应该是为了对象的利益，也就是弱者的利益。但是，在现实层面上思考问题，可能色拉的观点更有代表性。一个现实的医生或牧羊人，往往并不是那么纯粹的，他还是会考虑赚钱的问题的。而且，很难说，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会不会违背他原先的技艺对他的要求。所以色拉讽刺苏格拉底太幼稚，完全不懂现实政治的残酷。而苏格拉底则坚持他的理想原则。尽管表面上看，苏格拉底占了上风，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强者”是色拉自己提出来的概念，而他又没能遵守这个概念，但即便如此，旁观者也很容易发现，色拉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强者”和苏格拉底所提倡的“严格意义上的强者”并不是一回事。
如此来看，苏格拉底的第一个反驳比较失败，至少他没能完全击败色拉，而是各执一词。但他并没有泄气。色拉接着说，在现实生活中，正义的人较之不正义的人生活得更惨，因为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从城邦生活中，付出得多、分得的好处却少，有时候也会因为坚持正义而遭受他人的误解。而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僭主。僭主是最不正义的，但他却得到最多的好处。一个普通的坏人，做了违法的事会被抓起来；但是一个僭主，也就是最大、最彻底的坏人，他做类似的事情，却非但不会被抓，还会被吹捧。吹捧他的人中，有些人是知道僭主的不义的，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也能从中获取一些好处，或者害怕遭受不义。这就是说，只要坏人把“坏”做到彻底、做到完美，那么，坏就是好。而反观那些“正义”的人，自以为很高尚、很有教养，但其实是幼稚的。“不义”的人才是聪明的人，会精打细算的人。
讲到这里，苏格拉底感觉到色拉的说法有点超乎他的想象了。因为他不仅指出了现实政治中的“不义”现象，而且为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上的奠基，从而完全地摧毁了传统。传统告诉我们，正义是好的，不义是坏的，尽管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不义”，但这些坏东西始终会逐渐减少，并且最终会遭受惩罚。但是，色拉从“不义”现象出发，得出了一套新的理论，那就是：正义是笨的、坏的，而不义是聪明的、好的。恰恰因此，所以“不义”的人比正义的人更能获得好处。通过颠覆传统而提出新的理论，色拉消除了理论解释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色拉是一个反传统、反道德，也可以说是非理性的“大师”。
考验苏格拉底的时候到了。他到底能不能击败色拉呢？苏格拉底清楚的知道，说服色拉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能不能在现场观众那里赢得更多的支持呢？他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苏格拉底说，按照你色拉的逻辑，彻底的不正义是好的。这个恐怕是错的。比如说，强盗内部也有正义。要想一起做事，即便是强盗内部，也是有正义的。强盗同伙之间也是讲正义的，只有对待外人才不正义。要是自己人内部也没有正义，那就根本无法合作干大事了。也就是说，正义始终还是要有的，只要人们之间想要合作。不义的人要想获利，恰恰是建立在有正义的基础之上的。要是完全没有正义，那就成为动物世界了，变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了。在这个意义上，正义还是有必要的。
的确，对于色拉的“彻底不义论”，苏格拉底是给出了有效的反驳，但是，苏格拉底的反驳也是有代价的。第一，他借助于强盗内部的正义来给自己撑腰，虽然说明了正义的无所不在，却也已经把“正义”的含金量减少了很多。于是乎，城邦和强盗团伙怎么区分？苏格拉底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第二，色拉完全可以说，苏格拉底这里所说的强盗内部的“正义”其实就是强盗集团内部的统治工具，这种“正义”恰恰助长了强盗头子的“不义”。看上去，苏格拉底是掉到色拉给他下的陷阱里去了。
当然喽，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之所以举强盗的例子，并不是把城邦等同于强盗窝。他是在讽刺色拉眼里的城邦，无非是一个强盗窝。而他自己心中的城邦，也就是他心中的“理想国”，当然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也就是真正的、严格的城邦。对于后者，色拉完全是不能想象的，因而，自此他也被柏拉图“放逐”出了这个对话。
对话分析：以具体哲学为视角
对《理想国》的解读层出不穷，最常见的方式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将其作为经典加以注疏。这是从内而外的解读法。但在此很难作出重大创新。于是我们选择从外到内的解读法，也就是说：从一个具体视角出发，将文本理解为该视角的具体展开。这就是具体哲学的视角。
如果将《理想国》（第一卷）作为一部柏拉图特色的戏剧作品，我们将首先关注柏拉图所创造的人物形象，除了苏格拉底之外，还有三个人物形象，分别是克法洛斯（老富商）、波乐马霍斯（富商）和色拉叙马霍斯（智者）。我们的问题在于，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具体哲学家，第一，他如何与其它人物形象区别开来，特别是智者（哲学家与智者的不同）；第二，作为启蒙者，他如何对待其它人物形象。
第一，苏格拉底并不反对传统，相反他看重传统、看重生活经验，但对待传统，他不是采取简单地采纳或抛弃的态度（拿来主义），而是尝试理解传统，理解其发生机制。
第二，苏格拉底的主要工作对象是拥有日常理性的城邦公民。此类人是城邦的主体，他们既受传统的影响，但又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经验与其有所矛盾而怀疑传统，因此，他们处于一种纠结的状态。（这种纠结的状态往往是经过苏格拉底的提示才被意识到的）纠结的原因在于，他们没能打通传统所形成的“道-理”和“具体”的生活经验之间的差异。对于传统，他们没能透彻地理解（他们甚至不知道，传统的形成也是建立在某种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对于生活经验，他们又无法加以理论的上升。因此，他们或陷于教条主义，或陷于经验主义，他们缺乏的是“具体哲学”的智慧，所以他们需要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对待他们很有一套，基本上是“两段法”。首先要联合他们，搞一搞统一战线，苏格拉底反复强调：我和你们是“共同”追求真理的，而不是来争一时是非的。其次要敲打他们，提醒他们，他们离真理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因此苏格拉底把自己比作牛虻和电鲧。
第三，苏格拉底的主要竞争者是拥有超常智慧的智者。此类人是城邦的破坏者（首先是批判者，因此和苏格拉底很难区分）。他们完全拒绝传统，而提倡人的理性。他们拥有强大的理论能力，因此形成了对现实生活经验的一套很有逻辑的解释系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理论能力并不弱于苏格拉底，因此苏格拉底无法通过理性来遏制他们。他们与苏格拉底的基本区别是：苏格拉底对传统的批判，在于重新理解传统，调和传统和理性的差异；而他们则是为了破坏传统，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参考自然权利论与习俗主义的矛盾）。如果说苏格拉底是城邦内部的反对派，那么他们就是城邦的敌人。对待他们，苏格拉底的意思是：必须把他们从空间上隔离起来，如果不是进行肉体消灭的话。
在苏格拉底这个具体案例中，我们也明确了具体哲学的基本原理：
·具体哲学要从生活经验出发，但不能停留于生活经验，而是要穷根究底，不断追问，彻底地理解生活；
·具体哲学不反对传统，而反对对于传统的简单态度，它提倡传统和现实的结合，让传统焕发出其生命力；
·具体哲学对于颠覆传统、非道德论者（以理性消解一切传统），持警惕态度。此类人乃是玩弄理性的高手，是艺术家，但他们却不是哲学家。具体哲学家，一方面必须警惕自己变成智者，另一方面，必须让大家明确智者和哲学家之间的区分，特别是辨别出那些装成哲学家的智者。
《理想国》读后感(四)：正义的教育——柏拉图《理想国》义疏
正义的教诲
——柏拉图《理想国》义疏
苦茶
苏格拉底在一一驳斥了克法洛斯、玻勒马库斯和色拉叙马霍斯三个人关于正义的观点后，竟然宣称自己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正义。这就让周围的年轻人很着急了，于是就继续追问正义问题。这时候，色拉叙马霍斯已经离开，苏格拉底已经不必隐藏自己关于正义的学说。
一、国家的起源
关于正义问题，在苏格拉底看来，其实是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的正义，一种是城邦的正义。前者是小的正义，后者是大的正义。对于正义的探讨，苏格拉底是从正义的现象，即正义的人和正义的城邦开始的，认为个人的正义，可以扩大表现为城邦的正义，同样城邦的正义，也显示出个体的正义。因此，讨论正义问题，苏格拉底首先通过语言塑造出一个正义的城邦——这就是理想国的由来。
1、生产者的城邦
如果想要建立一个城邦，就必须考虑建立的条件。首先是由一片适合人生存的土地，为了在其中生存，还需要农民进行粮食生产。为了能够更好的生活，还需要工人来制造生产和生活工具，于是还需要工人。这是人类能够形成城邦的基本条件。
这时候，格劳孔站出来说，这样的城邦只能基本过活，还需要更好的生活，比如酿酒、糕点，人们的生活才会更好。苏格拉底回答，那就需要更多的土地来供应城邦的需要了。
2、城邦的护卫者
当城邦日益繁荣，需求日益增多时，就意味着城邦需要扩充自己的领土。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必然与周围的城邦产生竞争关系。那么，城邦间竞争，就需要有军队保护自己，反击敌人。
因此，苏格拉底就提议，城邦就需要护卫者，他们可以保护城邦的安全，并对外掠夺更多的土地和资源，对抗来自敌对城邦的攻击。这个假设并不稀奇，苏格拉底将城邦的统治者转化为护卫者，其实是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
为了保证城邦护卫者能够拥有保护城邦，对抗敌人的勇气，这需要对护卫者进行教育。
3、哲人的责任
护卫者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呢？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等人一一列举了如数学、几何、体育和音乐等教育，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教育，才能使护卫者拥有良好的美德，更好的为城邦服务。通过这样的教育，护卫者才能大公无私，舍生忘死，从而能够更好地为城邦提供护卫。
这时候，格劳孔又进来插嘴说，护卫者既不能享乐，又不能拥有太多的权力，这样的护卫者多么的无趣。对此，苏格拉底摇摇头说，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能够培养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健康的城邦，需要简朴的教育。
而整个城邦拥有这种知识只有哲人，他们享受沉思的生活，而不对物质的生活投入太过注意。因而，他们是最为合适的教师。而另一方面，哲人不事生产，只是从事于对知识的追问和沉思。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护卫者的教师。
二、城邦的教育
对于柏拉图或者苏格拉底的教育观念，后世的争议最大，因为卡尔波普尔曾经指控柏拉图哲学有集权主义倾向，因为苏格拉底反对自由教育，而要将诗歌与戏剧中不道德的内容删除。这一点，被后世的自由主义者抓住，认为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在搞思想专制。其实同样的指控，还指向过孔子，认为杀少正卯，就是在进行思想专制，反对自由思想。
对于这样的指控，我们只能摇头叹息，因为这正坐实了自由主义混淆是非的罪名。毕竟，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尽管认为荷马将诸神和英雄描绘得太过庸俗和下流，但是还是能够大段大段背诵《荷马史诗》，只是认为这样的文章不适合作为护卫者的教材，应该对其中对诸神不敬的内容加以删削。这其实与苏格拉底的德性之知识有关，就是说培养年轻人应该通过道德教育，而不应该诲淫诲盗。
我想，这一点与当下反对网络色情并无本质不同，今天人们并不会将网络色情与言论自由等同起来，那么苏格拉底建议《荷马史诗》中诲淫诲盗的内容不适合教导青年人又有什么不对的呢？而今天黄赌毒早已经成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青年人的道德又有谁来保护呢？
三、城邦政体
上面已经讨论了城邦是由生产者、护卫者和哲人组成，也讨论了城邦中的教育问题，将两者组合起来，苏格拉底继续讨论了五种城邦政体。
1、君主制
在理想中，应该请哲人作为城邦的统治者，他拥有对世界最为本质的理解，所以适合作为整个城邦的统治。这样的人一般被称作哲人王。其实，我觉得哲人王，其实可以翻译成圣王，也许更加贴近苏格拉底的本意。
2、贵族制
在苏格拉底看来，哲人是不会出来作为城邦的统治者的，因此就退而求次，将哲人培养的护卫者作为城邦的统治者，就是次好的政体。因为，接受良好教育的护卫者，拥有大公无私，舍生忘死的优良品质，所以能够对内维持城邦的秩序，对外能够保卫城邦的安全。
3、寡头制
这个就涉及到对于护卫者的教育问题了，当他接受的教育不是培养良好的品德，而是受到了诲淫诲盗的教育，在表面上维持正义，而私下里无恶不作的话。这样的政体，至少表面上还维持着正义。
4、民主制
无论是贵族制还是寡头制，都暗示了受教育者对于大众统治的合法性。而民主制则是强调大众统治的合法性。对此，我想这恰恰是现代政治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苏格拉底的讨论中，所谓的大众就是生产者，他们沉湎于各式各样的享乐之中。
5、僭主制
一般的国人是不大能够区分僭主制和君主制的，其实只要想一想尧舜禹和桀纣之间的区别，基本上就能分清楚两者之间的差别。对于僭主的描述，我们不妨参考柏拉图对于色拉叙马霍斯的描述，如野兽般地叫嚣“正义是当权者的利益”。很明显，僭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沉湎于爱欲，第二煽动大众的能力。
结语
当面对《理想国》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自己是否读懂了苏格拉底的教诲，领悟了柏拉图的苦心？这个问题似乎是无解的。但每当读到苏格拉底对于青年人的希望，灵魂是不死的，他能够忍受一切 善与恶，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道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个声音回荡了两千余年，至今虽然有斯文断丧的危险，但只要我们继续聆听古典哲人的教诲，就一定能够鼓起勇气面对此世的善与恶。
《理想国》读后感(五)：理想国 505b5-521b11（卷六，17-卷七，5）
柏拉图中期在《理想国》（505b5-521b11）认识问题，他的对话伙伴是巴门尼德、智者派以及苏格拉底。
巴门尼德在残片“一条是存在而不能不在，这是确信的途径，与真理同行；……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中谈论了系动词to on（存在/是）的表真和表存在的功能，并且指出系动词to on（存在/是）所指涉的那个永恒、不动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此后，巴门尼德断言真理之路是可行的，也就是说永恒、不动的存在是可以认识的，“作为思想和思想对象是同一件事情。”
智者派普罗泰戈拉的命题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就是说人是一切对象的标准。他存在时，万物存在；他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结果只是肯定了人的主观感觉经验的相对性。智者派高尔吉亚的命题是“即使某物存在，也不可能为人所认识和思考。”如果思想到一辆马车在海上奔驰却没有看到，也应当确信有在海上奔驰的马车是荒谬的，存在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把握。
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篇》（148D-151D）借助问答法谈论了认识问题。一方面，要求超出感觉经验的层面而达到本质对象的层面，这就是通过定义的方法（《泰阿泰德篇》150B-151D）。另一方面，在借助定义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后，又要求经验现象与之相符，能够根据它得到合理的解释。
柏拉图在《美诺篇》、《斐多篇》以及《斐德罗篇》中提出回忆说，谈论了认识问题。“灵魂是不死的，诞生过很多次，有时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在下界，见过各种事情，没有什么不在它的经验中。因此没有什么奇怪，它能够回忆到品德以及其余的一切，这是它以前已经知道了的。”“一旦灵魂试图与身体一起搞清楚某种东西，明显就会受身体欺骗。”灵魂不死，在生前已经关照过美本身、善本身、正义本身、虔敬本身。此外，那些见到地上的美而回忆起真实性质的美，但是却无法像鸟儿那样展翅高飞的时候就会处于第四种疯癫。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灵魂转向说，借助线喻洞喻说明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具体过程。经过漫长艰辛的辩证法的道路走出洞穴，观照善的理念。
《理想国》读后感(六)：为什么当今学术书籍换个马甲就涨价?
前两天在网上看见一个神级吐槽贴《中国实体书店崩溃的真相》真是淋漓尽致啊。关于独立书店崩溃的事我们已说得太多，书店老板们诉说的冤屈已经太多，学者们的分析和评论已经太多。而真正把出版这个行业的破棉絮翻出来，让大家看看里面已经布满了的虱子和跳蚤的，却太少。
我试着归纳一下这个网友的观点：
一、书店最主要的功能是展示作用。实体书店的益处就在于这里，因为网络的展示功能非常有限。但是中国实体书店没有什么书可供展示，因为全是一堆烂书。
二、为什么全是一堆烂书？因为出版行业缺乏自由，全部被国营出版社垄断，教科书和教辅占据了出版的主流。
三、在流通领域，新华书店系统垄断了市场，他们所流通的书都是烂书。另外，由于垄断，所以图书价格虚高。
看看这段精彩的评论：“中国实体书店的崩溃，就是文化市场末端的崩溃，文化销售系统崩溃，而不是什么人的习惯的变化，这个崩溃也是整个腐朽的中国出版系统崩溃的前兆和预兆。”
我不能再同意这个网友的分析和评论了。因此，这篇专栏算是对这个不知名的网友的致敬和延展。在我看来，中国的整个出版行业都是一个罪恶的行业，他们矮化了这个民族的知识品质，正在谋杀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自然，我也深刻地明白，我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推诿给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而是整个国家的出版体制被局限在罪恶的泥沼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本身就是这个罪恶行业的受害者。
另外，我是出版业的局外人，但我是一个足够资格的观察者和消费者。我只能从现象的角度上去分析和评论，但是我却同时又足够自信我所观察到的，是常识支持下的真相。
任何一个国家的出版行业，无非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写作者、出版社、书店。读者是这个行业的终端，他们最后的选择决定了这个行业的兴衰浮沉。但是可惜，读者却是中国出版业中最无权的群体，被出版所欺骗、误导、抛弃。
作者是出版业的起点。但是中国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一群可怜人。我的上一本著作《彷徨的帝国》是一本时评集。从第一篇稿子到最后出版，我花了三年的时间。实事求是地说，我拿了二茬稿费，因为其中的稿子多数在媒体上发表过。你知道我一共赚了多少钱吗？我拿到手的稿费一共只有1万多人民币。
当然你也猜到了，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写作者。我有其它的工作。因此写书只是我非常额外的工作。中国大多数的作者都是非职业作者，他们有“正经”的工作。因此，尽管他们从出版社那里只能获得极其稀少的报酬，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出书是获得声名和职业认可的一种行为，只好不计较收入了。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是职业撰稿人。他经常给《纽约时报》等媒体写稿。稿费出入很大，最高的稿费可以拿到一个单词2美元，差的时候是2毛美元。他的企盼就是用这些钱养着自己，然后用更多的时间写书。他用写书赚的钱买房子，买车子，养孩子。是的，在美国，作家是一个正经的职业。
在中国，教授、研究人员、专家写的书基本都不是给公众看的，而是评职称，或者行内人相互意淫。要知道，在欧美国家，他们需要花很大一部分精力去写给大众看的书，一方面，他们可以从此获得可观的收益；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的一部分社会职责。
中国有没有靠写书发达的？当然，基本上都是写小说的。这就是我接着要说的出版。中国现在的出版基本上有两类：国营出版和民营出版。国营出版社就是个官僚衙门，他们根本不需要了解市场，而是平安度日。可能有些国营出版社的编辑要叫屈：我们也要报题，也有业绩压力啊。可是真的：不就是你们总编社长满意就行了吗？总编社长们有学术爱好的，出些有价值的学术书，有艺术爱好的，出些艺术书。等等。但是读者的需求，恐怕没有人在乎。
民营书店呢？真的不好意思。我查了一下磨铁的书单：起码80%以上都是小说或者其它类型的畅销书。至于严肃的学术著作，那是极少的。我也无从责怪磨铁、万榕等等这些民营出版商。他们在夹缝中生存，书号是要钱买的，进渠道是要买路钱的，宣传还是要钱的。不出这些畅销书，你当他们做慈善吗？
然后才是书店。我在国外的书店里极少看见什么教材教辅。说句实话那玩意儿没什么作用。每个学校都是自己出题的，连同一个城市里的大学，出的题都完全不一样，你出什么教科书？在国外书店里，可购买书籍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这和中国的现实相差实在太远。中国即便是非常靠谱的独立书店，它的靠谱书籍的总数量也是有限的。
至少在我自己的买书经历中，中国的实体书店，无论国营还是独立，在以下几方面都是极差的：一，分类。书店必须有极其细分的种类划分，以便不同兴趣的读者能够迅速找到自己的兴趣。中国书店只有大而化之的几种；二，排列。即便你找到自己兴趣的那个类别，我真的不知道书店是如何排序的，照我看他们就是随机，而美国就是按照作者姓氏字母顺序；三，翻阅的便利性。中国的书店陈列就是禁止读者细读的。他们害怕你看了书不买。而国外的书店有凳子，有地毯，有梯子，让你可以有时间充分而细致地了解你想要购买的书籍。
看了这些，你可能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国外的畅销书，包括美国、欧洲、日本，才那么点人口基数，动辄销售几百万本？而中国的书，能卖1万本已经不得了？
这可不光是出版的事情。你也别怪中国的读者没有眼力劲，或者又往国情论上去贴。举个例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几乎每个学校政治系的参考书。几乎每一政治学的学生都读过这本书。当然，全美国的所有图书馆，都有这本书，这是多大的流通量？尽管许多学生都是买二手书，但是像这种经典学术书，许多人还是要珍藏的。
2004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正值美国大选，许多人骂布什，还有许多人骂当时另外一个候选人克里。于是，关于这两个人的书出了一打。都是畅销书。人家要从这俩人里投票选一个当总统，你说会不会畅销？这里涉及什么问题，你懂的。
所以，在欧美日这些国家，要成为畅销书，不一定必须是小说，许多非虚构类作品都在畅销书榜上占据重要地位。这和国民的阅读素质也没有半毛钱关系，而是整个国家的机制是否能够支撑出版的问题。国人有关心，就有书，就有销售，就有给作者的酬劳，就有出版社的繁荣，就有书店的赢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我们的出版行业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恶性循环。关心的问题不能出书，销售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于是销量极低，于是作者稿费稀少，于是出版凋落，于是书店关闭。只有那些靠着教育垄断体制做着教辅教材生意的国营机构大发其财，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精神残废的国人。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那个网友的批判还是不够深入。因为出版行业的问题并不是出版行业的问题，而是出版行业的管理机制以及其背后的社会管理机制的问题。这个国家许多现象上的问题，到最后都必须剑指社会制度的本质。
中国出版的实质就是：多数作者写下了自己并不相信的文字，以求多收获一些稿费；多数出版社出版大量的精神垃圾，以求多卖一些码洋；多数书店堆积大量的垃圾书籍，以求欺骗更多的消费者。于是本来是社会殿堂的出版，变成了社会垃圾场。到最后，这个罪恶的行业，映射和继续掩盖这个没有文化的、可耻的、堕落的社会体制。
《理想国》读后感(七)：《理想国》读书笔记
版本信息：
王杨译注，华夏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
这篇读书笔记分为两个部分：前言以及各卷内容概述，前言部分参考了书中的译者前言。另外，书后的对话纲要在我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概述部分的各章标题直接从对话纲要照搬而来。
前言：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直译为《城邦体制》，国内另有翻译为《王制》、《国家篇》。书题中的“理想”指依理想形态创建的；“国”则是指城邦，而非现代语境中的“国家”。由此观之，“理想国”就是指合乎理性的城邦体制，这种城邦体制虽则实现起来颇费周折，但绝非不可能，绝不是仅存于幻想中的乌托邦，而是通过不懈努力就有可能实现的事。这种城邦体系具有现实意义，可作为现实中城邦创建的指南。 然而，柏拉图绘制理想国蓝图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探讨关于人的问题，即人如何生活得更好的问题。
《理想国》写于柏拉图第二次意大利之行之前，出版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74年左右，那时正是古希腊的“智术师派”活跃的时期。智术师派哲学质疑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传统神学，一反前苏格拉底学派对本质的追求，宣扬相对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语）。人的价值得到了弘扬，人的存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智术师派影响了后来出现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转向可以说是智术师派以人为中心的哲学理念的一种延续。总之，人的存在成为了古希腊智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然而苏格拉底并不满意智术师派对于技巧的倚重，相反，认为论证的内容要比形式更重要。在《理想国》中，忒拉绪马霍斯代表了智术师派。在第一章中，柏拉图安排了他与苏格拉底之间关于“正义”话题的论辩，旨在表达以下观点，智术师是哲学家最大的对手，他们运用演说的修辞术感染城民，腐化那些本性优秀的人，使他们堕落。
另外，崇尚“理性”和“科学”的古希腊教育也兴起于这一时代。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必须让人们（妇女也包含其中）从小接受音乐和体育两方面的教育，其中出类拔萃的人还要接受数学、几何、天文、和声、辩证法的学习，城邦的统治者到了晚年更要专心研究哲学。柏拉图认为，思辨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仅探讨完美的城邦的建设方案，更是在追寻着人的存在的本质，即人的灵魂。人的灵魂和城邦具有对应关系，只有在富于正义的城邦中才会诞生富于正义的城民。人的灵魂不朽，因此，生前正义的人死后将获得相应的报酬。
正如柏拉图的其他哲学著作一样，《理想国》也是由对话写成。在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理想国》在国内的读者群中是最具人气的。《理想国》集中体现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念，很多观点对于今人仍有借鉴意义，很多现代问题也能够从这本书中找到源头。
一、初探正义（卷一）
卷一：
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参加完佩雷欧斯的本荻斯女神节，正准备回城之际，遇见了克法洛斯之子珀勒马科斯，被邀请到克法洛斯家作客。
克法洛斯和苏格拉底从“老年”的话题中引出了“正义”的话题。苏格拉底不满意克法洛斯的论点，即把正义称作是“说实话和偿还某人从他那里拿的东西”。克法洛斯无法回应苏格拉底的诘难，便让他的儿子接过话题。珀勒马科斯认为“正义就是做对朋友有利、对敌人有害的事”，被苏格拉底诘难后又加上一点，“正义是做对朋友有利的事，如果他是好人，做对敌人有害的事，如果他真是坏人。 ” 这一论点又遭到苏格拉底的诘难。最后，两人达成共识，“伤人是非正义的功能。”
然而，正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此时，忒拉绪马霍斯冲了进来，打断两人的对话。苏格拉底和忒拉绪马霍斯继续争论关于“正义”的话题。忒拉绪马霍斯声称，“正义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无非就是强者的利益。”然而，苏格拉底指出，强者也可能犯错。忒拉绪马霍斯反唇相讥，强者在犯错时就不能称其为强者。最后，苏格拉底通过医生和舵手例证迫使对方承认，“任何一种专业知识要考虑或照料的对象并不是强者的利益，而是弱者和被它统治一方的利益。”据此，苏格拉底得出结论：“一个处在领导地位上的人，根据领导者的本质，考虑或颁发命令，根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被他领导的人，他凭领导专长发挥自己的作用，眼前看到的是对方，对方的利益和应有处境，他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方。”
接着，两人开始争论正义与非正义的作用。忒拉绪马霍斯提倡僭主政治，并声称“非正义比正义更强大、更自由、更具有主人风格”。苏格拉底则认为：作为强者的统治者应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发布命令是为了被统治者；统治者不是为金钱或荣誉而执政，而是为义务所逼迫；真正的统治者的本性正是考虑对被统治的人有利的事。忒拉绪马霍斯认为：“纯粹的非正义比纯粹的正义更有益”；非正义为“优质”，正义为劣质。经过苏格拉底的诘难，结论走向了反面：“有正义的人和明智、优秀的人相像，而没有正义的人则和低贱、无知的人相像”、 “正义是杰出的品质和智慧，非正义是低劣的品质和无知”。
忒拉绪马霍斯认为，最杰出的城邦是那些完全没有正义的城邦，它们奴役其他城邦。苏格拉底反驳道：“非正义把内讧、仇恨、战争带入他们中间，而正义为他们提供统一的思想和友谊。”“有正义的人做事更明智，更能干，更有力量，而没有正义的人甚至没有能力在一起事”。
最后，苏格拉底将“正义”问题引向“人的灵魂”的问题，认为“正义是灵魂的优秀品质”，“有正义的人将生活得好，没有正义的人将生活得差”，“生活得好的人一定快乐、幸福，生活得不好的人则相反”，并最终得出结论：“有正义的人幸福”，“做一个幸福的人有利”。后半阶段，忒拉绪马霍斯的态度温和了下来，尽管他可能并非发自内心地认可苏格拉底的观点。
二、寻找和确认正义（卷二至卷四）
卷二：
格劳孔提出了三类美好的东西：第一类美好的东西因其本身的缘故而受欢迎；第二类美好的东西不仅因其本身，而且因为它造成的结果而美好；第三类美好的东西能给人带来报仇，虽则会给他人添麻烦，却对自己有益。格劳孔问苏格拉底正义属于哪一类，苏格拉底把正义放到最好的那类中（即第二类）。
随后，格劳孔扮演了忒拉绪马霍斯的角色——当然他本人并不鄙视正义——希望希格拉底能够从本质上真正地说服他：正义比非正义强。
格劳孔假设自己站在了鄙视正义的一方，打算说明三个问题：一、正义是什么、从哪里来；二、人们选择正义乃是出于必要，而非出于高尚；三、非正义者的生活比正义者强。对于第一个问题，格劳孔说明了正义的起源和本质：“干非正义的事是高尚的行为，忍受它则是低劣的行为”、“那些没有能力躲开一方而选择另一方的人认识到达成一个共同协定对大家有利，相互之间既不干也不忍受非正义的事；于是，他们开始为自己指定法律和互相协约，把法律下的命令称合法的东西和有理的东西；这就是正义的起源和本质”。对于第二个问题，格劳孔说：“那些缺乏能力干非正义之事的人并非在心甘情愿干正义事业的事”，并举了居盖斯的戒指的例子，力图证明：正义只是出于逼迫，人们倾向于干非正义的事，只要他有这个能力，否则这个人就是蠢货。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格劳孔分别说明了本质上的正义者和名义上的正义者（即本质上的非正义者）的不同境遇：前者“将会受鞭打，被拉上绞架，被捆绑，被烙铁弄瞎眼睛，末了，受尽了各种折磨后，他将被钉在柱子上”；后者则“在城邦中占据统治地位”，“毫无顾虑地干非正义的事”，“他总占优势，总比他的对手得益更多”。
苏格拉底刚想反驳，格劳孔的哥哥阿曼德托斯加入了进来，他也暂时扮演了忒拉绪马霍斯的角色，补充道：正义者颂扬的并非正义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名望声誉；“非正义之事给人带来更多的利益，超过正义之事”；本质上的正义者“面临痛苦的劳动和明显的损失”，而非正义者则“活得犹如天神”；作为非正义者，可以通过向神祈祷来摆脱惩罚。因此，“谁先有能力，谁就会干非正义之事，而且是竭尽其所能”。从古至今，那些歌颂正义的人，从未赞美过正义本身，而是只赞美正义带来的好处，从未有人通过理性证明非正义是低劣的、正义是高贵的。阿曼德托斯希望苏格拉底能够从本质上歌颂正义。
苏格拉底建议，从大于个人的城邦入手探索正义，并从理论上创造了两种类型的城邦，即根据人们基本需要创造出的健康的“真正的城邦”以及满足人们各类欲望的“奢华的城邦”（“猪的城邦”、“正在发烧的城邦”）。
“奢华的城邦”需要更多的土地，不可避免地要发动战争，于是卫士阶层就诞生了。为了培养“有哲人的气质、精神饱满、行动迅速、力量强大”的优秀而高尚的城邦卫士，就需要制定完善的教育方案，于是，话题就落到了“教育”上。目前的教育有两种：体育和音乐。关于音乐（神话故事）的内容，苏格拉底认为，好的故事不应该编造虚假的内容，应该让孩子听到“有关美德的最优秀的作品”。荷马、赫西俄德的作品因充满了虚假的内容而不能被称为是好的故事。美好的事物只能是美好事物的起源，因此，天神不可能是灾难的根源，天神只能做得对、做得高尚，人受到天神的惩罚时也得到了神的帮助。天神是永恒的存在，“永远单一地处在自己的原形中”。神和人都痛恨由于无知造成的真正的虚假，“天神身上没有撒谎诗人的本质”，“具有神灵和神性的东西在各方面都纯真无伪”。这里的神显然迥异于荷马史诗中具有七情六欲的诸神，而更像是后来基督教中的那个全知全能全善的威严的“上帝”。
卷三：
继续关于神话故事内容的谈论。不该让高尚之人听到悲叹之声，应该把它分配给妇女（除了她们中最高尚的）和品质低劣的男人。对于哈得斯的世界应该给予歌颂。这样，那些热爱自由的公民们就不会害怕赴死，他们就有希望被培养成为城邦的支柱。此外，故事中的天神不该是爱笑的人，否则就无助于培养年轻人自我克制的精神。当然，还必须重视真理，只有统治者在为城邦利益考虑时才可以说假话。不该把丑恶的性格加诸天神，因为天神只可能永远是正义的、高尚的。
关于措辞：叙述分两类，即模仿性叙述和纯粹的叙述；前者主要用于悲剧和戏剧，后者主要见于酒神颂。作为城邦的卫士，他们只能模仿和他们本质相称的东西，比如勇猛、明智、虔诚、自由。在城邦中，“鞋匠就是鞋匠，而不是舵手外加鞋匠活，农夫就是农夫，而不是审判官外加农活，战士就是战士，而不是货币商外加作战专业”，因此，城邦只接纳“正直之士的纯粹模仿者”，而不应接纳荷马那样的诗人。如果像荷马那样的诗人来到我们的城邦，展示他的诗歌，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拜倒在他面前，把他看作是一个圣洁、神奇、充满魅力的人，然而，我们会说，我们城邦中并无像他这样的人，让他留在这里并不合法，我们会把香露洒在他头上，并让他戴上用羊毛编制的花冠，然后把他前送到另一个城邦”。
关于音乐的调式和节奏：应该保留两种音乐调式，一种用于战争时期，另一种用于和平时期。节奏应该符合正直勇敢人士的生活节奏。总之，“优秀的语言、优美的音调、优美的风格和优美的节奏都随从灵魂的优美正直”，而节奏和音调“最善于潜入灵魂的内部，最有能力感染它，给它带来高雅”。要让年轻人接受正规的教育，培养他们高雅的灵魂，使得他们拥有辨别的能力，择善而从。最后，苏格拉底总结道：“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对美的追求。”
关于“体育”：体育也应该像音乐那样具有纯洁性。如果说“音乐的纯洁性给人们的灵魂带来节制”，那么，“体育的纯洁性给人们的躯体带来健康”。不要过分地讲究调养躯体，而是用心灵去治疗躯体。对于那些在躯体和灵魂方面本质优越的城民，应该给予他们护理；而对于那些本性低劣的城民，应该判处他们死刑。体育能激发人本性中的精神力量。音乐和体育在教育中缺一不可；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恰当地影响城民的灵魂。
那么，城邦该由谁来统治呢？当然是那些最优秀的城邦卫士，他们有远见、有能力，他们关心城邦。他们应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接受考验，等他们年老时立他为王，并给予他报酬，当他死后，他将受到最崇高的待遇。城邦卫士应受正规教育，并且配备住房和其他财产，为他们将来成为最好的卫士扫清障碍。他们不能拥有任何私人财产，他们应该过集体生活，他们的住房和仓库是别人能够想进就进的，他们的报酬既无剩余也无短缺，他们无需人间的金银，因为“金子和银子永远存在于他们的灵魂中”。这些应该被定为城邦的法律。
卷四：
阿德曼托斯质疑道：城邦卫士并没有从城邦那里享受到幸福。苏格拉底回答道：“我们并非选中了少数人，使城邦中的某些人幸福，而是选中了整个城邦，使它幸福”。也就是说，城邦以统治者的幸福为代价，换取每个阶层的幸福。
富贵和贫穷使人堕落，“前者给人带来奢侈、懒散和变革念头，而后者给人带来奴性和低劣的作风，加上变革念头”。也就是说，两者都会造成社会的动乱，只有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城邦才能形成一个整体，和谐、稳定地发展。管理城邦的人竭尽全力保护城邦，维护现有制度，不应采取变革。
完善的城邦充满智慧、勇气、节制和正义。智慧，意味着城邦具有优秀的判断力，优秀的判断力是一种知识。统治者作为城邦的最高卫士，他们应掌握有关捍卫城邦的知识，这样的城邦就是具有优秀判断力并真正拥有智慧的城邦。勇气意味着坚守，意味着对“由法律通过教育给人培植的信念，有关什么可畏以及哪些类型的东西可畏”的坚守，意味着在任何条件下——在欢乐中，在欲望中，在恐惧中——都坚守它，不把它抛弃。节制意味着对于欢乐和欲望的制约，意味着一个人灵魂中的优秀部分控制着低劣部分。节制“存在于那些不仅具有最优秀的本质而且受过最好教育的少数人中”，并且，“为数众多、本质低劣的人的各种欲望，受到为数很少、本质高尚之士的情操和节制精神的制约”。不同于勇气和智慧，节制精神“分布于整个城邦，被所有的人分享，它使最弱的、最强的、力量居中的人们唱同一个调性”。正义就是干自己的工作、不多管闲事。每个阶层各尽本职，这样的城邦就充满正义。城邦的正义对应着个人的正义。人的灵魂有三个不同的领域：对应智慧的理性、对应勇气的精神气质、对应节制的欲望（非理性）。拥有智慧的理性部分应该充当领导，精神气质则“服从它、充当它的盟友”，欲望则受到理性和精神气质的管辖、监督。正义关系到一个人的“内心事业”，它使人充满智慧和节制精神，维护人的精神和谐。非正义使三方之间产生内讧，相互干涉，“某一部分向灵魂造反，某方企图根本不属于它统治的领域”。
优秀的本质只有一种形式，它有两种称呼：一人执政的君主制以及多人执政的贵族制。低劣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有四种。
三、正义的城邦有可能被建立的条件（卷五至卷七）
卷五：
阿德曼托斯打断了对话，要求先讨论妇女和儿童的问题。格劳孔也希望苏格拉底解释儿童、妇女的共有制问题以及孩子抚养问题。苏格拉底认为这是个重大问题，不容易解释。
首先是有关男女平等的问题：妇女们也要像男人们一样接受音乐和体育的教育。虽则女人和男人在自然本性上有别（体力上弱于男人），但是，“城邦建设中没有任何一种事业不适合一个女人”，“女人按本性能参与所有的事业”，比如保卫城邦；然而，妇女应做轻于男人的工作。
其次是关于妇女、儿童共有制的问题：所有妇女为所有男人共有，男女不得单独同居；他们的孩子也属城邦共有。男女婚姻由城邦安排：“最优秀的男人必须尽量经常地和最优秀的女人交配，而最差的男人和最差的女人则相反，其次，必须养育前者的后代，后者的则不养育，再者，除了这些统治者们知道以外，必须不让任何人意识到这一切在如此发展”，甚至连节日、祭礼、婚姻数目也完全由统治者们决定。着重培养高贵者的那些孩子，而把平庸者的后代藏起来。作为最杰出者，女卫士们必须选择在旺盛期生孩子，否则就是非法的。一旦过了旺盛期，那么交配时间就不被限定，但是，“别让胎儿见到光明，如果胎儿已形成，如果已无法避免它出生，就作这样的处理，就当这样的后代无法抚养一样”。共有制使得城邦成为一个整体，同悲共喜，“每当他遇到她们中每一个人，他会认为，他遇到了自己的兄弟，或自己的姐妹，或自己的父亲，或自己的母亲，或自己的儿子，或自己的女儿，或他们的祖辈，或他们的子孙”。这样，法庭裁决就无必要，城民之间不会相互控告，暴力相向。保卫城邦时，妇女和男人要相互合作，并且把身体结实的孩子带上战场，让他们观看，必要时辅助一些工作，照料父母。另外，要“派有足够经验和年纪的人去充当孩子们的向导和顾问”，在他们年幼时，就应该“让他们骑那些跑速最快、最容易驾驭的马匹”。那么，战士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和敌人呢？如果有人临阵脱逃，那就应该惩罚他们去当手工业者或农民；如果被敌人抓去，那就由敌人任意处置；如果表现好，就应该受奖赏。应该宽恕战俘，不得剥夺死者身上的东西，不要拿他们的武器当作祭品，不应分割希腊人的土地、烧毁它们的房屋，但可以夺走对方一年的收成。和谈是上策。
最后是有关统治者的问题：城邦的君主应该由哲人担当，因为哲人是“那些喜欢并且热爱每一事物本身的人，我们必须称他们为智慧的爱好者而不是意念的爱好者”。存在属于知识的领域，不存在属于无知的领域；意念处于知识和无知之间，比知识暗淡，比无知明亮。拥有真知的人处于清醒的状态，能够认识事物本身；只凭意念去了解对象的人则处于做梦的状态，混淆事物的形象和事物本身。
卷六：
哲人关注事物的本质，不被现象迷惑，他们讨厌一切虚假的东西，热爱真理；他们的欲望“涌向只属于灵魂本身的那种欢乐，把躯体所能感受到的种种快乐抛在后面，如果这人并非表面是而是真正是一个爱好智慧的人”；他们“天生记忆力强，擅长学习，思路开阔，气质和蔼，喜欢并且亲近真理，拥有正义感，充满勇气，具有节制的精神”。
然而，哲人在城邦中总是受到来自智术师派的诽谤，本性优秀的灵魂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智术师运用语言的修辞术使人就范，甚至，用“毁誉、罚款、死刑的方式来惩罚他”。智术师派只在人们聚集在一起时发表观点，他们总是无法分清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现象。
哲人是少数人，如同“孤独的少女”，他们选择一种“安宁的生活，忙自己的事，就像这么一个人，冬日里，当狂风夹着尘土或暴雨向他袭来，他就站到土墙后躲一躲，他也如此，当他看到别人狂妄自大、无法无天，他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能以某种方式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余生，不受非正义和种种不虔诚行为的任何影响，到了那个最终解脱的时刻，他能带着美好的希望，愉快地、平静地让自己获得最终的解脱”。
现存的城邦体系配不上哲学的本质。青少年和儿童必须在成长的任何阶段和哲学打交道，即使到了老年也应该“自由自在地觅食于哲学的牧场”。理想的城邦应该由那些被人称为无用的哲人统治，这样的城邦体系虽则实现起来颇为困难，但绝非仅存于幻想的乌托邦，而是，只要不懈地努力就有可能实现的事。
哲人与神圣的、永恒的秩序交往，不容忍非正义之事，不会把眼光放在那些变化无常的事物之上。
培养哲人的困难之处在于，优秀的本性只是“偶尔愿意结合在一起”。一个人很难同时具备两方面的性格：一方面善于学习，思维敏捷，另一方面又不易受外界影响。
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美好”。在一切感觉器官中，视觉最像太阳，“当灵魂把目光集中在真理和事物的本质所照耀的东西上，它就一下看到了对方，认识了对方，并且证明自己具有理性”。美好的东西是只是和真理的起因，“不仅是可以被认识的能力来自那一美好的东西，而且它们的存在和它们的实体都得益于那一东西，尽管美好的东西本身并不是实体，然而，在地位和力量方面，它胜过实体”。
存在两个世界：可见的世界和可被思维的世界。可见的世界分为两个领域：实物的模仿品及实物本身；可被思维的世界分为两个领域：数学领域及思想领域。它们分别对应于灵魂中的四个境界：形象、信念、思维、理念。理念的清晰度最高，思维其次，信念再次，形象的清晰度最低。
卷七：
继“日喻”和“线喻”之后，苏格拉底又用“洞穴喻”说明灵魂获取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十分艰难，但是，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美好的东西这一理念最后才被人看到”，“对所有人来说，它是一切正确的和优秀的事物的起源”，并且，它“为人提供真理和理性”。如此一来，“他们就不会愿意为世人的事务而奔波，相反，他们的灵魂会不断地渴望向上，到那里去消磨时间”。而这些少数的幸运者，当他们见识到了真理之后，应该重新回到洞穴中，和那些仍然被束缚着的人分享知识，因为，法律关心整个城邦而非个人的幸福。
不愿意统治城邦的统治者是好的统治者，因此，“并不热衷于统治的人必须走上统治岗位”，以避免城邦的内讧。
那些准备参与城邦最高事务的人必须从小接受教育，教育能使灵魂 “从生成的世界转过来，面向真理和本质的世界”。具体而言就是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和声学，其中数学是基础，也最难学。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种学习方法，即透过可见世界的现象，深入本质世界，以便获取真正的知识。比如，学习数学时，要“逼迫灵魂讨论这些数字本身”；学习几何学时，要去“认识永远存在的本质”；学习天文学时，要像研究几何学那样来研究；学习和声学时，要力图在“和谐音中寻找相应的数字”。这些学科都是为“辩证法”的学习作准备。辩证法 “凌驾于一切学习之上”，拥有最高地位，学好它就能够对事物的本质作合理的解释。掌握了辩证法，灵魂的眼睛便能穿越意念的世界，到达永恒的思想王国。
切记，要趁他们年幼时就把知识灌输给他们。具体而言，在他们十七八岁时就让他们接受体育训练；从20岁开始，他们要学习各门知识；30岁进入辩证法的学习阶段——必须谨慎地学习，避免受阿谀逢迎之徒的不良影响，避免让灵魂沉溺于奢侈与欢乐之中无法自拔，避免邪恶的言论动摇他们的信念；35岁开始接触城邦的具体事务；50岁，他们将成为统治者，他们的灵魂因获得真理而散发出光芒，他们利用大部分时间研究哲学，并开始教育后辈。妇女也能成为领袖， “只要她们具备足够的先天能力”。另外，年满10岁的儿童必须被送往农村，以便按照城邦法律对他们进行集中培养。
四、论非正义（卷八至卷九）
卷八：
非正义的城邦体制有四种，即荣誉制（克里特或拉孔尼亚体制）、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
荣誉制产生于贵族制的衰落期。当新郎和新娘错过了生孩子的最佳时期，诞生的孩子就不会拥有美好的品质。于是，新老两代人就会发生战争，结果是产生了私有制，一部分人沦为奴隶。这种体制处于好坏之间，崇拜荣誉，缺乏理性。
寡头制从荣誉制演变而来。那些原本只是热爱荣誉的人从战争中获得了土地和财富。于是，金钱取代了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神，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准绳。这种体制的缺点是，贫富差距大，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勾心斗角，矛盾显著；统治者不敢发动战争，“他们害怕民众甚于害怕敌军”。城邦里的人“一身多职”，他们贪恋钱财，奉金钱为神明，耻于贫困，因为寡头体制“根据私有财产的价值树立自己的统治阶层”。
民主制则是从寡头制演变而来。当穷人揭竿而起，取代富豪成为统治者，民主制便得到了确立。在这种政体下，“人们通过抽签方式选举任命各级领导”，自由和平等取代金钱成为人们心中的神。然而，自由走向极端就意味着不必要的欲望，这些人“称狂妄为高尚，称混乱为自由，称挥霍为阔气，称无耻为豪迈”，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遵照任何传统和规定，拒绝听从统治者，视自由为“最美好的东西”，城邦陷入“无政府状态”。最后，过度的自由导致过度的奴役，僭主制便产生于这种极端的自由。
僭主制产生于民主制，是自由趋向极端的必然结果。民主制的城邦中存在三等人，即富人、穷人和平民。平民中诞生了平民的领袖，最终成为僭主，这位僭主把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清除出去，使解放了的奴隶成为他的卫士，城邦就成了受奴隶统治的城邦。
卷九：
从僭主制中孕育出的僭主式的人物充满了各种欲望，很多欲望属于不必要的和违法的。违法的欲望“可能出现在每个人身上”，这些欲望平常受到理性的压抑，但在睡眠中则会摆脱理性的束缚，逍遥自在。这些欲望包括与母亲交媾、杀人的欲望。一个健康的、具有自我克制精神的人会唤醒自己的理性去抵制它，不让它骚扰自己灵魂，这样，“他不仅能在最大程度上掌握住了真理，而且出现在他梦中的那些图影也只具有最低程度的违法性”。而对于僭主式的人物，他们内心中燃烧的情欲会将他“拉向种种违法的领域”，他们的心中“会出现种种喜庆几日、狂欢、盛宴、女伴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东西，当情欲成了居住在内心的僭主，全面统治者灵魂的一切”。他们行窃，欺骗，强夺，使用暴力，拐卖奴隶，“在情欲的专制统治下，从前在梦中偶尔出现的那种人，成了一个大白天永久如此的人，在令人可畏的凶杀、食品或行为面前毫不退却，相反，情欲以僭主的身份在完全缺乏统治、缺乏法律的环境中定居在他的心中，如同拥有一座城邦一样拥有了他，逼他放手大干，以此来维持它以及它身边那帮党羽的需要”。他们孤身一人，没有挚友，“其僭主本性永远品尝不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友谊”。他们是最不讲正义、最低劣的人。
受僭主统治的城邦最糟糕，受君主统治的城邦最幸福，因为，受僭主统治的城邦“最没有能力干成它想干的事”，贫穷而得不到满足。真正的僭主是最不幸的人，他不由自主地当上了僭主，实际上是成了奴隶，一切罪恶聚集于他身上，最终被迫在斗争中消磨一生的时光。
论幸福，君主制排第一，荣誉制第二，寡头制第三，民主制第四，僭主制排在最后。
一个人的灵魂分三部分：热爱金钱和利益的部分，热爱胜利和名誉的部分，热爱知识和智慧的部分。热爱智慧型的人离快乐最近，他们的快乐最真实，也最纯洁，他们的行为最符合正义；而另外两种类型的人，即热爱胜利型和热爱利益型，则是“不熟悉真理的人”，他们对事物没有健全的看法，对于快乐缺乏经验，一生都在底下游荡，“从未超越这一地段走向真正的高地，从没有抬头望过它，也没有被人带到过那里，既没有被这种拥有本质的实体充实过，也没有品尝过既可靠又纯洁的快乐”。具体说来，“君主的生活比僭主的生活快乐729倍”。
因此，我们的城邦要让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对于孩子的看管要按照规定来进行，以便培养他们身上最高贵的部分，实现他们的自由。对于城邦中出现的非正义的事，要予以惩罚，以便恢复灵魂的秩序，使其灵魂与躯体和谐统一，重新拥有“自我克制精神和带着智慧的正义感”。
五、批评模仿性诗歌；灵魂的道路和正义的报酬（卷十）
城邦不应该接受模仿性诗歌，那些诗歌以假乱真，腐蚀人们的思想，扼杀灵魂中理性的部分。
存在之物的本体由天神制造，工匠根据事物的本体制造出相似的实物，画家根据工匠制造的东西进行创作。画家模仿制造者，因而是模仿者，他们的模仿属于“表面现象”，和真理相差三级。荷马及他的作品无法帮助城邦获得好的治理，也无助于战争。荷马的模仿“只不过是某种游戏，而不是严肃的东西”。尤其无法接受的是，荷马的作品描绘英雄人物的悲哀，这种悲哀属于“妇女的习气”。
城邦只能接受颂歌这一题材，因为它富于理性。其他那些模仿性艺术，除非能为自己辩护，否则就不该在城邦中获得地位。
灵魂不朽，因而正义者不仅在生前获得报酬，在死后亦能获得报酬。厄尔从死后的世界返回人间，把关于死后世界的种种情形告诉了人类：那些非正义者将在那里目睹并忍受种种不幸，还要为生前做过的错事进行十倍的赔偿；正义者则能够获得幸福，看到神奇而又美丽的景色。最悲惨的要数那些僭主们，他们的灵魂将忍受酷刑的折磨，被扔进冥间的底层。死后的灵魂将在拉克西丝的引导下，通过抽签的形式来选择自己未来的命运，“大部分灵魂得到了好与坏之间的对换”。最后，灵魂来到忘川边，它们把一切记忆忘却，等待下一次降生于世。
《理想国》读后感(八)：关于理想国的几点思考
整个理想国（这里的国，不是国家，而是城邦）的建构基础是灵魂的三分法（类似于休谟的“知、情、意”三分）：理性，气魄（意志）及欲望。理性的美德是智慧，气魄的美德是勇敢，欲望的美德是节制，整个城邦的正义即是三者的协调统一。
顺着这个思路展开，往上可以探究灵魂不朽，灵魂的回忆说，往下可以探讨城邦各阶层（统治者、武士和工商阶级）及其教育，城邦政体的各种形式。这样，柏拉图以对话的形式，以苏格拉底之口为我们展示了其心中的理想国。
初读有如下主要的质疑有几点：
1.灵魂与城邦的同构性
2.哲学王的培养及筛选机制。
对于第一个问题，揣测柏拉图的意思，城邦由人组成，每个人的灵魂侧重不一，按其组成分为统治者，武士和工商阶级。但是，这里有个问题，统治者就不需要勇气和节制么，肯定也需要，那就是三者的完备？那么这个对应关系就不是很强了。对于其他阶级也有同样的问题。
从后文培养模式看，柏拉图对统治阶层的期望是智慧、勇敢、节制兼备的，（或者说是黄金种族的），这也就让城邦的三分法的依据不足。
阶级分析的方法，厘清了社会分工和构成，为后面论述“正义是什么”起到了奠基作用。其阶级分析着眼于三个阶级的协调，而马克思根据财产多少，划分无产阶级（工人）和资本阶级（企业主），却着眼于其斗争性。都是阶级分析，着眼点其实不一。大约柏拉图的阶级是人的灵魂衍生的，马克思的阶级是劳动生产和生产关系造就的，其出发点本也不一。
哲学王的培养是另一个疑点。后面论述城邦的各种政治组织模式（君主，荣誉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僭主）的成因时，柏拉图其实自己也揭示了其统治阶级培养的不可持续性。（他描述的过程是个衰退的过程，即由君主制衰退至僭主制，而不是相反的进化过程）
首先的问题在于人口增长带来的个体的素质降低。组织规模越大，其中的变化越多，专制而简单的模式越难适应。其次，谁来培养第一个哲学王？柏拉图直接将理想国视为静止的终极目标（可以对比其“至善”的概念），一上来就隐含着给出了哲学王和哲学王制定出的理想社会组建计划，但是忽略了人类进化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选举问题紧随其后。没有明细的选举（或者说整个社会明晰的价值比较），理性的崇敬自然滑向武功的炫耀，金钱的追逐（越来越具体，可比较），最终沦为享乐的泛滥（价值崩塌）
我们不如将限制言论自由理解为建构理想国的手段，而非目的。当然，即使作为手段，也是难以容忍的，历来极权政治（中世纪基督教、近代法西斯…）恰是以神圣的名义（神、国家、民族）钳制少数人的言论。但这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建构。理论建构还有的讨论，但是一旦理论落地，（尤其是极端的）,就容不得置喙。所以限制言论的领域及重新开启限制领域的法则应被审慎地制定。或者说应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限制部分言论的随意。
整个文章的最后，我还想就一个有趣的问题说两句。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朝）其实是柏拉图理想国最忠实的样板。统治阶级是哲学王（官方的宣传上至少是，作为广义的统治阶级是知识分子），武士阶级独立（貌似中国古代没有佣兵，从唐朝后一般是府兵制），对工商农强调节制。但是细较之下，滋味却大不相同。中国的哲学王强调的是道德的优越，而非智慧的超众。其中或有形而上学的意味，大多数时候还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以孝治天下”等施政方针不过是对应于简单的农业社会组织，而其终极目标不过是刚刚温饱的小康（大同）社会。社会稍有发展，组织形态稍微复杂，这个简单的统治架构就难与其相互适应，最后只好削足适履，靠大动乱，来恢复整个社会的简单构成。这也就是经常所说的历史周期。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却将理性（而非道德）置于权力之上，一旦社会财富积累，激发需求，激活千年积累的知识，整个社会便在瞬间腾跃。看似是中国被超越，其实种子早已埋好。
本文写作正值中国GDP超越美国，重回世界第一，自鸦片战争至今一百七十余年的存亡问题似象征性的解决，然而超越了温饱，中国往何处去，似又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
华夏版的翻译很好。。。
《理想国》读后感(九)：懂或不懂都是收获。
看这本书完全出于一种好奇心，好奇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是如何思想如何看待世间万事万物。不出意料，书中不乏真理，亦不无陈旧霉腐之偏见。柏拉图对正义部分的论证严谨，思考独到，用能引人深思。文中关于神的诸多观点在现世来看也足够大胆和坦诚。该书的书名为巜理想国》，拙见以为有两层意思：一是以人为基本单元的理想之社会，二是以人的意识为核心之理想国。基本核心是“善与正义”，只要向善向上，一切的不安与痛苦总会得到消除，但是要切记你必须做一个优秀的人，要学会克制，学会自律，学会约束自己，以达到内心的和谐，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孤独却是高贵的，永远不要容忍自己的无知。
《理想国》勾勒了柏拉图心中宏伟的政治理想王国，归纳了几个关键词，“正义”，“克制”，“理智”，“欲望”。这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处地方（其实是粗略看的懂的地方）。
正义即在“理想国”的民众，各司其职，各取所需，劳动创造价值。其乐融融，没病没灾，免受贫困与战争的干扰，太太平平安度此生，最后无疾而终，并把同样的生活方式传给下一代。真正的国家，就是这样健康的国家。
理想国，一切从简，提倡音乐教化，重视体育锻炼，特别是“护卫者”，要学会克制，把自己的欲望和激情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大多数人就是缺少理智，放纵自我，欲望决堤，对大多数人来说，节制，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
生而为人，是没有绝对自由的，有人说要及时享乐，然而快乐总是容易让人丧失斗志，因而人生到底是悲多于喜。 因此，要在有限的自由里，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便是节制，克制自己的欲望并不是在打压自己的快乐，而是防止它泛滥成灾，如此它便能如涓涓细流，平稳前行。
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理想国以“众神”为榜样对象，并且极致美化，为未受教化者创造一个“真善美”的环境。从一开始就遏制了丑恶的萌芽，但是，是否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
更有意思的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女人也应该和男人一样进行身体上的训练。他取消了家庭这一组织，却没有想好该把女人安置在什么地方，于是他只好把女人锻炼成男人。这体现了一定的平等思想，他认为男女除了身体构造上的不同，女人同样可以发挥自己在国家中的作用，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与卢梭的《爱弥儿》中提到的“女人应该为取悦男人而存在”不同，他把女性放在了较高的位置。文中也处处透露出他对统治者寄予的厚望和幻想。但我也深知不能要求他突破历史局限。柏拉图心中这样一个理想国我固然是不想去的，那样一个理想国可能也仅仅是属于他或者他那个时代的理想国吧。至于现世现人，这样一个理想国就显得颇为了然乏味，充斥着太多禁锢，少了些许斑斓色彩。
“理想国，或许目前在地球上找不到，或许在天上有它的原形”。书中有很多哲学思想以我现在的水平连门都没有摸到，建议看《理想国》之前先看《几何原本》，西方的哲学家都是数学家，逻辑思维厉害的人。
《理想国》读后感(十)：理想国
实打实地说，我看的不是很懂，甚至比《爱弥儿》懂得还少。
首先，那种辩论形式的确是睿智的。但苏格拉底也说了，辩论得以继续的前提是对方要无条件同意他的假设。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苏格拉底好像也滑入了某种诡辩似的。
然后，我觉得现在的我读这本书是不是为时尚早。能想象到他的思路，但并不是对每个论证过程都一样感兴趣。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我在想，思维方式，大概也是一个需要接受训练的课程。我想说的是，目前的我，似乎无法达到他的那种程度。
接着，我是很害怕那种对我们的实体存在产生质疑的哲学的。洞穴理论似乎有三层，上帝、影子、模仿者。哲学探讨的目的在于接近“上帝”，而非仅仅成为模仿者？让人怀疑自己的真实存在性，这还真是件令人苦恼的事情！
最后呢，我怀疑“朋友之间一切共有”是不是就是共产主义的最终来源，也因此使人误会了共产主义就是共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