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与铁》读后感10篇
《纸与铁》是一本由尼尔·弗格森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358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201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前几年，一水儿的美国人赖账美元贬值，自从有了货币战争，一水儿的美元强势反弹引爆新兴市场泡沫。
这本书还没看完，也就是说了说德国的通胀的情况和成因的来龙去脉，书评也都是在讨论通胀的问题，而没人讨论通缩或者滞涨的命题。极端的恶性通胀只有在极端的社会环境下，看这本书不要只是恐慌这么简单。
《纸与铁》读后感(二)：被通胀压垮的民主
由于一战惨败，德国正式走上共和之路，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与议会体系完整而理性，被认为是人类制度设计的典范之作。可现实是，从成立第一天起，它就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最终希特勒在一片欢呼声中，以票选的方式攫取大权，在那个特定历史时刻，人民用民主的方式，拒绝了民主。
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西方阵营的利己主义，一方面希望有一个善意的邻居，另一方面却在战争赔款问题上迟迟不肯让步。法国将德国的领土划入自家版图，英国则对德国经济百般遏制，这让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发酵，对脆弱的民主制度形成了巨大威胁。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大萧条带来的持续通胀，它击中了魏玛政府的要害。和当时西方列强相似，德国也倾向于重商主义，政府在市场中扮演了太重要的角色。在经济恢复时期，这样做似乎很有效率，可这就为后来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在政府万能的身影下，出现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享受政策扶持，且能左右政府行为。
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德国经济本来就相对脆弱，加上英法不断转嫁危机，使德国通胀居高不下，原本靠金融泡沫堆砌出来的繁荣幻觉顷刻坍塌。在高通胀时期，德国投资几乎完全停滞，大量人员失业，社会动荡不已。
通胀，本是经济问题，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它都会周期性爆发。但魏玛政府大包大揽的风格，自然会给人民以这样的印象：通胀是管理者无能造成的，要改变通胀的状况，只能更换管理架构。
其实，通胀未必都是坏事，它可能是“创造性破坏”，是资本社会自我革新的方式，但对于健康环境来说，它是猛药，对于病态的环境，它就是毒药了。
令人担忧的是，当民意沸腾时，理性往往滞后，希特勒上台后，魏玛共和国大包大揽的风格并没被涤荡，反而进一步加剧。不同的是，魏玛共和国手中紧攥的是货币（纸），希特勒手中却是飞机和大炮（铁）。然而，古往今来，哪个用铁打造的秩序，是可以持久的呢？
本书虽是叙旧，却展示了作者深刻的思考：民主是一种制度，既可以被正确使用，也可能被误用，而误用的代价，很可能是几代人都无法抚平的。
《纸与铁》读后感(三)：汇率超调、理性预期和魏玛通胀史
尼尔弗格森的经济史名著《纸与铁》更像是一部末日堕落史，它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一战之后魏玛共和国物价和汇率的动态变化过程。如果使用汇率超调和理性预期理论，可能会对于理解魏玛通胀的动态变化有所帮助。使用汇率超调的框架，可以将魏玛通胀史简单地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于一战当中，政府给予企业很多补贴，所以一战结束，德国企业手中握有大量的通货，这样导致了一战刚结束后的通货膨胀和企业为了规避通胀而形成的投资热潮。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汇率超调的现象，即汇率贬值的幅度要远大于通胀的幅度，这就对德国的出口形成了一种刺激。使得魏玛共和国经历了战后的一段短暂景气。
第二阶段：随着汇率超调从短期均衡到长期均衡，德国汇率开始升值，通胀继续，这主要是大量的投资者开始了解到德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不应该长期贬值，并且预期到德国汇率已经超调。这种现象使得魏玛共和国有些尴尬，因为魏玛共和国的高层希望汇率贬值，方面刺激德国的出口，能够恢复经济，另一方面可以冲击其他战胜国的经济，并以此来施压，使得战胜国能够理解，如果继续强迫德国用贸易盈余来偿还战争赔款，这将会导致两败俱伤。但是汇率升值使得这个经济杀手锏不好使了。
在此阶段德国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出口萎缩，前期投资规模过大，所以出现流动性紧缺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一个小细节是：凯恩斯是看空的德国马克的，没想到马克升值，在炒作德国马克时亏了一大笔钱。凯恩斯很郁闷。
第三阶段：为了稳定经济，并且逃避赔款义务，魏玛共和国的高层决定继续超发货币，希望能够达到第一阶段的理想效果，但是时过境迁，风光不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
1、大家预期魏玛共和国将持续地用货币超发来补赤字，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偏左的政权，财政支出、特别是福利和补贴特别多（魏玛政府特别害怕工人造反，所以可以将这种行为称为德国版维稳），加上赔款压力，财政压力很大。这使得通胀被理性预期到，不再出现之前的汇率超调。
2、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动荡，工人阶级的势力庞大，在公会工资谈判上，工资的增幅甚至要高于物价的涨幅，形成了“工资-价格螺旋”，使得通胀刺激投资不再可能。因为企业的资金都已经用来发工资了。
3、通胀也没有刺激出口，反而形成了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恶性通胀影响了企业竞争力，影响了出口，而且在进口贸易中，不再使用贬值预期严重的马克，而是直接用外汇交易，贬值对进口并没有影响，而且德国人民为了规避贬值，疯狂地消费，这也增加了贸易逆差。
第四阶段：货币制度改革，利率飞涨，企业破产数量大增，历史经验证明制止恶性通货膨胀并不需要太多技术，关键是决心。
题外话：汇率超调理论是德国裔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出生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提出的，可能只有亲历者才能对魏玛共和国通胀和贬值的动态变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吧，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王 巍 推荐序
2010 年中国金融博物馆开业之前，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先生赠送我们一批珍贵的藏品，其中一套面值高达几亿马克的德国30 年代纸币成为最受观众瞩目的文物。每当提到通货膨胀，全球经济学界都会以此作为典型案例，即便在出现了100 万亿的津巴布韦元之后，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仍然是首当其冲的记忆。按传统的经济史论观之:
其一，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破产，也就是间接帮助了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上台。
其二，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起因之一。其三，对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反思，直接导致了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得势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客居美国的英国著名金融史学者和畅销书作家尼尔• 弗格森近年来风头正劲，不仅连续创作了一批商业畅销书，而且也成为风靡全球的纪实电视主持人和制片人。他习惯于超脱传统叙事的立场和思维方式来重新梳理现代金融史，摒弃了成王败寇的英雄史诗记录和学术总结，更以多角度、多立场旁观事件演化，再现历史复杂细节，给读者以穿越时空的自身体验，给读者自我演绎的空间。
弗格森以这样的立场和手法描述了两千年的货币崛起，解剖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分析了大英帝国，也大胆挖掘人类文明历史。在展现宏观历史大视野的同时，不时回眸，流连于史学家常常忽略的蛛丝马迹。《纸与铁》便是这样一本聚焦德国汉堡港，又散漫于百年前的德国货币与经济整体板块的光影斑驳的历史演变纪实。弗格森从金融与战争的角度，投射了一连串或明或暗的思想火花，让读者浮想联翩，让一本很学术的著作表现出栩栩如生的画面。
弗格森曾写了《虚拟的历史》一书，大胆推测了历史的不同歧路与逻辑结局。在《纸与铁》这本书的起始，他信心满满地表示，假如当时有今天的知识和政策手段，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完全可以避免，经济大萧条也可以避免，自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不过，这样虚拟下去，弗格森本人也许不会问世，我们也不会有这本书来研读了。
从中东的吕底亚王国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起，人类社会使用以金、银、铜为主体的金属货币大体上有两千多年历史。从宋代的交子和佛罗伦萨的汇票始，我们使用纸币也有了1 000 年的经验了。由于自然条件和流通的磨损，在金属货币本位的时代，通货紧缩是一个长期困扰市场发育的问题。基于政府急功近利和金融家的习性，在汇兑本位的时代，通货膨胀则成为颠覆市场周期的祸首。
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一直在被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们研究，却由于不同的经济环境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抨击者有之，但也有人愿意发现提升德国国力的积极效应。鼓吹者有之，但也有人注意到导致经济崩溃的临界条件。在这之后，恶性通货膨胀也发生在中国的民国时期，也发生在20 年前的东欧经济区，还发生在几年前的津巴布韦政府。我们真正了解并可以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吗？
几年前的华尔街次贷危机显现了一个后汇兑本位的货币时代，我们的货币已经不再与贵金属相关，不再与英镑、美元甚至现金和存款等老百姓认可的可见货币相关，而是与信用卡、购物卡、电子账号、房贷凭证甚至各种虚无缥缈的衍生产品符号相关。而且，各国中央银行已经不再是矜持、高贵、审慎和稳重的监管者了，它们不免猥琐地暗地加快印刷货币来注水经济，甚至公开以邻为壑地竞争铸币利益了。从近期希腊和土耳其中央银行行长的口气中，我们都感受到了法国路易十五的幽灵：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球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吗？ 所有监管者都在否认这样悲观的论断，但是大多数金融家都坚定地保持这样一份警惕。翻阅本书，回顾弗格森笔下的20 世纪20 年代，从失败中站立起来的德国仍是蒸蒸日上，似乎可以完成《凡尔赛和约》的义务，然而，政治家们手里把玩的金融政策却于无声处呼啸而至。山雨欲来风满楼，回首历史，我们也可以成为当下全球经济的风语者。
《纸与铁》读后感(五)：恶性通胀： 德国人的教训
上世纪20年代，德国那场永垂史册的恶性通货膨胀中，一位妇女带着满满一篮子纸马克排队去买面包，结果等的太久，忍不住去上了趟厕所，回来一看，篮子没了，只剩一地的马克。
历史就是一出荒诞剧，这荒诞中令人心酸的一幕，无论如何难以让人将之同仅仅十几年前，那个欣欣向荣的德国联系起来。1913年，德国已占世界贸易的比重是13%，是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1914年，德国资本输出更是达到了440亿马克。1913年6月11日，5.2万吨级的巨型邮轮“皇帝”号在汉堡下水，这首巨无霸缓缓傲然驶过汉堡市政厅，乌尔姆教堂，瓦尔特堡，宛如皇帝检阅他的臣民，两岸的人群欢呼雀跃。比起冰冷的经济数据，也许眼前的这艘巨轮更能带给汉堡人带来对未来的信心。为什么不呢？唯一可堪与“皇帝”号匹敌的“泰坦尼克”号几周前已经折戟沉沙。而除了“皇帝”号，汉堡还有更大的“帝国”号，“俾斯麦”号等待下水，未来如此美好。
这就是本书的华丽开头，所有人都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自己的生活会好起来，汉堡会好起来，德国会好起来。旧资本主义的所提倡的一切美德：节俭，守信，努力，在人们心中犹如金科玉律。德意志帝国宛如朝阳初升，蓬勃欲出势不可挡。
然而，德国人猜中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猜中故事的结尾。转瞬间，情势突变，昨天还想宰割世界，争夺生存空间；今天却仰人鼻息，乞求减免赔款。书中有大量经济数据统计，还有精辟分析来探讨德国本身的经济结构问题，战争的冲击，以及决策的失误如何导致了最后的恶性经济膨胀。但是除了这些经济理论的分析探索，书中更为吸引人的部分是，经济形势对德国人信心和生活的相互影响，和通货膨胀对德国国内思潮的影响分析。这也可能是像我这样非经济学专业读者最关心的部分。
正如一般的情况，任何经济政策总是要屈从与政治方面的考量。为了稳定社会形势，用不断加薪来安抚不满的工人们，也为了刺激出口，逃避债务，战败德国的工业金融精英们选择了通货膨胀这个貌似正确的途径。然而，通货膨胀这种几乎是死乞白赖的烂帐方式，在逼迫协约国减免债务之前就先摧毁了德国人自己信心。连那时舞会上的流行歌曲都唱道：“我们很快就会沦为世界的乞丐和奴隶 /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琴弦还能奏出声音，我们就会跳不停/尽管熊熊火海深不见底，我们还是会继续；/蒙起双眼，我们就这样……/永远不停息。”地方发行的应急纸钞上的一连串0后面还印着忧郁的隽语：“柔情的苦恼，甜蜜的希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可惜眼前的现实中，连甜蜜的希望都已失去，抬眼一看只有望不到头的沉重债务。既然拼命干活也还不起，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吧。经济学家预计通货膨胀会促使大家投资不动产，但是心灰意懒的人们却把现金用来在酒馆买醉。经济学家估计到了通货膨胀可以拉近不同阶级的收入，但是这种平均化的分配冷却了人们努力工作的热情，拉低了企业的工作效率。再努力工作，再努力经营企业，所得也比不上纸币最大面额增长的速度，何苦徒劳挣扎。
更为不幸的是，在经济的颓势下，极端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德国的金融精英们用尽种种办法防止左翼力量的崛起，避免德国变成另外一个苏联。然而，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最后主宰这个伟大民族却是极右势力。正如俗话所说，无论欧洲的哪儿起风，最终雨点都落在犹太人的头上。在一片疮痍，毫无生气的德国上，犹太人又一次被拉出来当做罪魁祸首。人们已经对魏玛政府没有信心，对经济没有信心，乃至对德国的未来没有信心。节俭，守信，努力，这种旧资本主义的旧说教已经无法约束他们的行为，美好的旧道德已经奔溃，人们为了摆脱困境，不惜将灵魂出卖给魔鬼。
本书的最后，犹太金融家沃伯格乘着一艘小船无限凄凉地离开汉堡。而他刚好是当年“帝国”号下水时，岸上踌躇满志的观众之一。短短20多年，仿佛黄粱一梦，多少雄心，尽化泡影，多少期待，尽付东流。德国人败给了自己的野心和急躁。差不多百年之后，中国人也到了一个类似的关头，能否沉舟侧畔千帆过，需要考验中国人的，不仅仅是勇气，忍耐和智慧，还有面对挫折时候的信心。因为历史从来不依照直线的发展，却总在曲折中前行，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信心的珍贵胜过黄金。
《纸与铁》读后感(六)：通胀时代的德国悲剧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尼尔•弗格森早已不是什么陌生的名字。《罗斯柴尔德家族》、《文明》、《帝国》，《货币崛起》等全球畅销读物的译介，让这位全球最负声望的历史学家在中国拥有一大批铁杆的阅读群体。弗格森亦是一名思维敏锐且擅长辩论的意见领袖，他在08年全球金融动荡之际提出的“中美国”概念至今保持着令人信服的阐释力；与高傲的保罗•克鲁格曼有关凯恩斯主义的唇枪舌战更让西方政经精英对他刮目相看。弗格森的牛津前辈，著名历史学者玛格丽特•麦克米兰曾评价这位后起新秀是一位“对现实敏感，重叙述表达，持观点鲜明”的历史写作者，实非溢美之词。
但随着弗格森的声誉日隆和新著迭出，不少人质疑他的写作能力和对其背后影子写手存在的疑虑。大腕者如左翼史家霍布斯鲍姆在艳羡这位英伦后辈的功名成就之外，也暗自讥讽弗格森对其笔下权贵与金融家的刻意奉迎，丧失历史研究秉持客观和诉诸道德评判的品质。当然，这种圈子内流传的臧否之说是否成立，笔者不敢妄下定论；但随着中信出版社将其成名作《纸与铁》（1995年初版）引进并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或许能更为清晰地了解弗格森金融-政治史观的建构和缘起。在笔者看来，该书蕴含了作者日后一系列著作创作的线索和灵感，是需要认真品读的学术佳作。
弗格森这本著作是对上世纪80年代对德国通货膨胀研究的修正史观的全面质疑。自魏玛共和国消亡以降，西方史学界一直将通货膨胀视作为德国统治阶层迫于凡尔赛和约赔款，商业同盟与政党集团获取私利、劳工矛盾应对不当的失败产物，也视其为肇始纳粹崛起的首要原因。但自70年代以来，一种为魏玛时代的货币政策辩护的声音在史学界悄然兴起，有学者认为通货膨胀事实上有利于当时的德国处境，如消减合约赔款对德国的经济负担和缓解劳资矛盾，货币贬值有利于德国的出口和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带来的制造业繁荣。按照战后德国的商业领袖斯廷内斯的看法，摆在德国面前的只有通货膨胀和革命两个选项，而前者则是不算太坏的出路。一言以蔽之，货币贬值成为符合当时德国国家利益的最优选项。而读者如能够了解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面临经济滞胀激起的各种思潮的话，会发现这种历史观有着深刻的当下语境折射。
彼时初出茅庐的弗格森在《纸与铁》中给予这种史观以鲜明的批评。他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出发，分析从威廉德国、魏玛共和和纳粹执政以来的货币金融政策，并以在整个德国经济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汉堡港为切入点，详细分析汉堡当地的金融服务、对外贸易、船舶制造、公共服务业是如何在通货膨胀时代从繁荣走向波动，衰亡乃至崩溃的过程，并在这种深刻的社会现实中探寻滋生出极权主义幽灵的历史根源。
弗格森认为德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缺陷，可以直接追溯至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地区后所采取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德国南北部的经济发展形态在统一后远未形成共同体，联邦州、市与镇的三级行政体系使得帝国无法有效获得财政收入，政府为此必须通过大量的订单（为帝国建造远洋舰队）和减免税（安抚企业主和劳工阶层）政策笼络北部贸易城市政治上的忠诚。事实上，德国在十九世纪末期至战争爆发前一直饱受通胀的困扰，繁荣的工业增长掩盖了这一缺陷。这为日后德国工商业集团操纵货币贬值掩埋了制度上的雷管。
1923年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究竟处于何种目的，是否实现其原定目标等，是作者在《纸与铁》中聚焦的核心问题。在弗格森看来，23年德国悲剧是一系列短期政策投机主导下的必然产物。和约逼迫德国承担大量的货币赔偿，这激起了德国商业界的普遍愤懑，马克的迅速贬值不仅将赔款负担减轻，同时可以刺激德国出口和造成协约国内部的生产压力。但马克的肆意贬值透支了魏玛政府的主权信用度，在1920年短暂的繁荣期间内，德国国内的政治与商业集团各自利用货币贬值带来的机会成本完成资本和投资积累，错失货币改革的关键机遇。同时期的德国马克不得不直接置于国际资本流动和脆弱的国内信贷体系中，后者由于魏玛低下的税收制度和高昂的福利支出而捉襟见肘，在苦苦支撑三年后终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弗格森的缜密叙述下，你看不到那种末日来临前的紧张气氛，但透过每一章节罗列的大量不动声色的数据和图表，我们分明能够感觉到整个德国滑向通胀深渊的那种步步惊心之感，客观实证史学著作的审慎魅力正在于此。
弗格森认为，德国货币灾难的最大受害者不仅是其经济躯体和国家利益，更为深远地是摧毁了整整一代德国人的价值观。当战争爆发时，德国人“宁愿躲进通货膨胀营造的虚假繁荣中”而不愿面对现实，1923年又陷入对金钱深深的绝望之中。《群众与权力》的作者，德国学者埃利亚斯•卡内蒂回忆到 “我从前还认为金钱是某种无聊乏味的东西，但现在我突然看到她可怕的一面，他就像一个挥舞着皮鞭的恶魔，鞭打着周围的一切事物，逼得人们无处藏身。”不久以后，以鞭打大资本家和消灭通货膨胀为志业的纳粹党团登上德国的历史舞台，魏玛德国的各利益阶层最终为自己的逐利和短视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马克思•韦伯曾说过，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是利益，而不是理念。但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则如同铁道上的扳道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才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德国通货膨胀背景所引起的后果，值得所有的中西方决策者和知识精英反思。
《纸与铁》是日后弗格森写作的逻辑起点，本书中提及的金融世家沃伯格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战，货币崛起等，后来都各自成书而彰显独特体系，读者定能从该书中找到其写作中呈现的价值诉求。弗格森曾经说过，历史学家并非在随意漫游，而是在自我观念的成长中行走，“当前方的道路分叉时，我们以往的经验就决定了我们将选择的方向。”在当下这个危机阴霾久久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时代，怀着怎样的现实感阅读弗格森的著作，亦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感悟。
《纸与铁》读后感(七)：纳粹这场戏，通胀是导演
y孙骁骥
关于德国二战前后的历史著述，汗牛充栋。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者，有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柏林日记》等书。不过，妄图仅仅通过一两本书全面了解那段历史，尤其是纳粹上台的历史原因，只能称为一种历史的幼稚症。包括我即将向大家介绍的这本《纸与铁》，也仅仅为我们提供解读那段历史的视角一种。有心的读者需要通阅关于德国二战历史的各种书籍，然后或能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答案。我想，不但是德国史，我们对待任何一段历史都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
说回《纸与铁》。这是英国经济史家尼尔·弗格森的著作。弗格森是经济史界著名的“报告文学家”，擅长把枯燥的经济史写得饶有兴味、层次分明。他在经济学上的专业性或许不如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学者，但其敏感的历史意识，让他常能将经济分析带入重大历史事件当中，道出一般经济学家所不能道。此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为读者分析了纳粹上台的经济原因。
先从题目讲起，这本书名叫“纸与铁”，它让人自然联想到了德国名相俾斯麦的“铁与血”演说。俾斯麦在1862年9月在会议中答复资产阶级想建立宪君主制的要求时有段名言：“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也在亢奋的德国公众面前重复过同样激情洋溢的演说。只是物换星移，昔日的普鲁士已为魏玛共和国取而代之，令德国人焦虑不已的问题也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铁与血”的历史诘问让位给了“纸与铁”（纸币与实体经济）的经济困境。
通货膨胀本身并不稀奇，人类社会自古有之。但几何级数的恶性通胀，可谓现代纸币经济体系的一大毁灭性“发明”。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率在100%以上时，被称为超级通货膨胀。但恶性通货膨胀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其程度更为恶劣，最后往往导致经济崩溃、政治解体等无可挽回的局面。
据统计，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在一次世界大战前约为60亿马克，战时快速增长，至1918年一战结束时已高达284亿马克，增加了三倍多，通胀问题初露端倪。但仅仅如此，还算不上恶性通胀。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论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如果沿着弗里德曼的话探究下去，我们还会追问：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货币供应缘何会陡然增加？作为货币现象的通胀又是如何导致了德国的政治思潮的变革？政治变革又怎样引发了纳粹的上台？尼尔·弗格森在书中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通胀是当时德国政府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的直接后果，“为了融资，不仅扩大了公共债务规模而且扩大了货币供给，甚至为货币无限增长创造了空间。”
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让战败国德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加上德国在战后损失了鲁尔工业区这样的经济命脉，工业生产值倒退回19世纪末叶水平，城市经济受到重挫，一时难以恢复元气。战后德国国内时局动荡，暴乱频发，眼看着就要还不起巨额战争赔款，因此，德国政府走投无路之下只好铤而走险，大量发行纸币，迫使马克汇率贬值，增加出口，并通过财政赤字政策刺激经济。此外，政府资助企业提高薪酬的补助增加，但失业人员依旧在增多，住房补贴、食品补贴等等各项补贴开支不断增大，“补贴项目一旦启动，就很难再停下来”，福利开支成为当时德国的一大财政黑洞。总而言之，货币超发、公共开支过大、高额赔款可以说是1920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
德国人事先并没有预估到事态竟会如此不可收拾。“以议会化、与多数社会民主党合作为立宪方向；同时通过解除管制和马克贬值来振兴德国商业贸易，哪怕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这是一战刚结束时德国制定的经济复苏战略。谁想一语成谶，这个计划美好的前半部分顷刻间化作镜花水月，而通胀的风险却实实在在地到来。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吗？弗格森认为，当时的德国内忧外困，处境艰难，政府除了用财政赤字和货币贬值的策略来应付当时的困境之外，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德国人的愿望很美好，残酷的现实却把他们美好的愿望彻底击碎。然而，这个“复兴德国”的美好愿望有着一个让人忧虑的内核——社民主义。有不少人认为纳粹的上台是反犹太主义在作祟，其实不然。犹太人自古在欧洲名声欠佳，古时从事经商和放高利贷，近世满世界煽动政治革命，因此常处于人们的猜忌之中。就连法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也对犹太人不抱好感。换句话说，欧洲对于犹太人的抵触情绪长期存在，但却很少像纳粹德国时期那样，上升拔高到国家政治层面。为什么在那个时期鼓吹“反犹”的纳粹党会获得言论市场并成功上台呢？弗格森在书中所论及的“恶性通胀”只是为这段历史搭了一座经济的台，真正上台唱戏的是政治上的社民主义。
众所周知，德国在政治体制上长期落后于英法等欧洲强国，民主进程缓慢。当年的普鲁士王国奉行先军政治和国家主义，这对20世纪的德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而在这个时期，也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风靡欧洲的时期。德国境内成立了不少像是“社会民主工党”这类具源自马克思政治理论并且宣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便是其中之一。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鼓吹建设“有德意志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色，在于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杂糅，宣称在德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暗中搞破坏的是犹太人。这很巧妙地为德国政府货币超发捅出来的篓子找到了一个替罪羊。
如果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一场戏，那么通胀就是导演。德国的历史经验说明，政府用通货膨胀来医治国家的“经济病症”之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尽管恶性通胀不一定会导致纳粹的兴起，但在一个国家主义思维盛行、人民受愚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恶性通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或许就会招致纳粹主义，“纸与铁”的破灭终究会让“铁与血”的恐怖重回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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