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自选集读后感精选10篇
《郁达夫自选集》是一本由郁达夫著作，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2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郁达夫以细致入微的、赤裸裸的笔触展示出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浪漫感伤的唯美风格，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成为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创始人之一，虽然这些作品中同时也有自然主义及其它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但浪漫主义的风格是其主要的特点，并且也渗透进他的散文随笔中。
郁达夫说，天地若没有合拢来的时候，人生的缺陷，大约是永远地这样的持续过去的吧！ 我们过去的努力，虽不值得识者的一笑，然而我们的一点真率之情，当为世人所共谅。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招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让郁达夫最为哀伤的，恐怕莫过于在现代社会中他所遭受的失落境遇了。西方著名理论家本雅明曾经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家的境遇做过这样的描述：过去某些文人倍受尊崇的黄金时代以去如杏鹤，在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他们被迫卖文鬻字，四处奔走，表面上虽享有这流浪汉式的自由，然雨这却是一种失去任何生存空间的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沉重的经济压力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点可怜的自由转化成极其残酷的精神折磨。吁贫叹穷始终是郁达夫的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从他愤懑的绝叫我们不难看出生计问题给他带来了何等沉重的精神压力。
王映霞可谓是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当年郁达夫在沪上友人家中初识杭州美女王映霞时，一瞥惊鸿惊为天人，遂展开了强烈、真挚而又执着的攻势。为赢得王映霞的欢心，郁达夫写了无数的情书和情诗，其中一首被时人传诵一时：“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1928年2月，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他们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郁达夫自选集》读后感(五)：写人
无论是情节小说，还是人物小说，都不能没有人物，必须靠人物发展、演示故事情节，因为无论情节或布局如何巧妙，如果没有生动的人物去搭配，必定索然无味，因此，可以说“人物赋予情节以生命和意义”。
郁达夫非常善于刻画人物，不只从表情、动作、对话、姿态、服饰……等方面的描摹，展示人物的音容笑貌，传达人物的神情气韵，更着重人物心理的描写、把蕴藏在内心世界中的冲突、动荡、不安，生动地展现出来，塑造出不同性格的人物。因此，郁达夫更善于通过细腻微妙的感情线索从而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在的心理层次，更多地采用了“自白”的艺术表现手法。
郁达夫小说的心理描写，与一般小说的心理描写有不同之处：突出人物的自我感觉与内心矛盾。由于他笔下的人物身处逆境，又特别敏感，因而自我感觉分外强烈，内心矛盾分外尖锐。这集中表现为他们的理想与愿望破灭以后，那种感伤情绪无法解脱，悲愤之极，只能以死作了结。
《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他近来觉得孤冷的可怜。”这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感觉。孤冷到了“可怜”的地步，可见情绪之低沉。在表达形式上，一句话自成一段，而且直接用“觉得”字样，就把主人公内心的自我感觉，表现得十分突出。
郁达夫为了突出人物的心理感觉与内心矛盾，深入揭示人物的灵魂世界，他的小说几乎不对人物作外貌描写。恰如鲁迅所说：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郁达夫也是这样一位“心理学家”，他手中拿的似乎不是画笔，而是解剖刀，当这把刀直入人物的内心，那么心中的一切便剖露无疑。虽然人物似乎没有明确的外部特征，但读者却可通过人物的感伤、忧郁、悲愤而又不甘堕落、沉沦的矛盾心理特征，在想象中画出人物的外貌。可以说，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心理，总带着一点“病态”，读者便可依此想象出人物的“病容”。
郁达夫小说淡化了客观的叙述，而强化了主观性的描写，无论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都融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构成了郁达夫小说抒情性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首先可以从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来观照郁达夫小说的抒情性特征。
在郁达夫小说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描写自然景物非常精细，而描写人物的行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反倒相当粗疏。这就是他不太注重在人物的行动中刻画典型性格的缘故。他描写人物的行动十分粗疏，而注重表现人物的情绪、感情与心理，再配之以富有诗情画意的精细的景物描写，这就有助于形成其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单纯的抒情风格。
窗外面是二十边的还不十分大缺的下弦月夜，园里的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都洒满了银粉似的月光，在和半透明的黑影互相掩映。周围只是沉寂、清幽，正象是梦里的世界。首夏的节季，按理是应该有点热了，但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尖淋淋还有些儿凉冷的春意。
这一段景物描写，精细之极，有目共睹。以“二十边”、“还不十分大缺”来形容“下弦月夜”，数量与形状的概念都十分明确。接着描写园里的月光，在有些作家，恐怕只一句“园里洒满银粉似的月光”，也就够了，然而，郁达夫却非要一一写出“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不可，这样的细致描写，更给人以遍地月光的形象化感觉，加重了月夜的氛围。下面的描写就更精细。作者不直接描写“首夏的季节”该热未热，那一丝“凉冷的春意”，是“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中感到的。这种具体真切、细致入微的笔触，在一般小说的景物描写中，都很少见。但是，作者接着描写人物的行动以及他们的关系，就完全是另一种笔调：
这儿是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慈善医院的特等病房楼，当今天早晨进院来的时候，那个粗暴的青年法国医生，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只傍晚的时候，那位戴白帽子的牧母来了一次。问她这病究竟是什么病？她也只微笑摇着头，说要问过主任医生，才能知道。
这三个人物之间，本来存在着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在作者高度概括的粗笔下，冲淡了，消失了。那个“青年法国医生”，既无姓名，又无肖像、外貌、衣饰等描写，一概没有，仅一个“粗暴”的形容词，就算完成了人物的出场以及性格刻画。既然是个“粗暴”的医生，但作者并不描写他的粗暴行动。他只是“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然后以一个形容词，概述他的全部行动。而他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这种跳跃式的概括描写，则把病人之间的关系、纠葛，全部抽掉了。
《郁达夫自选集》读后感(七)：论郁达夫与嵇康、阮籍的遗民情结
（青年节快乐，一篇旧文供大家一乐。
纵观郁达夫的行文,从他带有自叙性质的“零余者”身上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无不具有颓唐苍凉的怀旧悲观气质和对于美好强烈向往的理想主义精神，这两种矛盾的感情性格看似对立而又相融相汇交相掺杂。悲观与乐观的交错、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叛逆与忠诚的交战、洒脱狂放与压抑束缚的冲突，无不充满了跌宕的纠葛，悲慨于乱世末日于士子们的心灵所造成的旷古悲怆。尤其余味无穷的，是他在百般纠结的情绪抒发后，又没有真正彻底地沉沦颓废，而是在纷扰中展开对自我的救赎，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特殊时代里展开坚守独立人格的抗争和实践，哪怕这样的抗争于那个时代是那样地微薄与无力，也让人感到独立寒凉中尚不能熄灭的莫大欣慰。我认为，这种激荡人心的情感是作为‘遗民’情怀而存在的。纵观郁达夫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青年时期的放达不羁，中年时期短暂的隐逸和在之后抗战时期为了民族的危亡而献出生命的超越奉献牺牲都显现出了强烈的名士色彩。而在他自身气质上与魏晋动荡乱世中的阮籍、嵇康有着继承关系，在他中年时期由于对现实一度失望而短暂隐逸便是明证。于是不可避免地在对外界和自我的拯救中体现出无奈悲愤和被时代所遗弃的零落感，从而使他的人生和作品都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
读罢郁达夫的作品，我自察觉他这种纠结矛盾的为文心境与文字风格与魏晋士人阮籍、嵇康所遗留下来的诗文、思想见解及其对于现实世界的态度，有很多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在行文中流露出深厚的遗民情结，甚至连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多存在某种暗合，即在时代交替更迭过渡的动乱时期。基于对遗民情结的兴趣，我找出此前所爱不释手的阮籍咏怀诗及嵇康的诗文来作更加细致的赏析，并把郁达夫所处的时代背景与魏晋名士所在的时代作了一番比较，果真发现很多相互契合的细节。在此，我以类似于古代读书人所采用的笔记式载录，在切身阅读中提炼细节而得出整体观点，记录下我对于郁达夫、阮籍和嵇康相似的遗民处境、心态、思想、情结等一番浅薄比较，找寻契合。
一、
达夫君与阮籍、阮籍隔着千年，却在相似的时代背景里有近乎对等的处境遭遇。他们身处乱世，置身于世纪末的过渡时期，如同被前朝抛弃又无处寻觅归宿的遗民，和郁达夫所构造的“零余者”一同，是从世俗时代里分离出来的格格不入者，处境艰难困顿常人亦无法想象。郁达夫生年正值世纪末的过渡时代，兵乱迭起，战事不息，社会岌岌可危，内忧外困的境地使当时的中国基本处于沉沦状态。他年少时怀着救国图强之愿孤身前去日本留学，在异国日本遭受自己是“异族”的种种歧视和欺辱，身心忍受着极大的压抑和痛楚。终于满怀着向往之心回国，却更加感觉身处茫茫黑夜中，一个时代无法忍受的沉重和黑暗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心。小说中的种种陈叙，让人不禁联想到一个被时代所抛弃的遗民形象。在他充满自叙口吻的小说及散文中，可以看到，他不止一次地委婉提及自己因了某种个人原因被所任教的学校驱赶，导致失业，生活困顿；因为战乱而辗转流离，居无定所；与妻儿被迫分离天各一方，经年难以见面；一腔热血尝试改良社会的行动中去，却迫于时代的压抑而失败，心有积郁不能平；面对旁人的嘲笑和冷眼观之，努力不去理会；面对母亲及家人的不理解，冷嘲热讽和挖苦，终究是悲痛的。对此，我们回到文本中举出几点详细细节来阐述。
在《在寒风里》提到“我”的“辗转流离，居无定所， 因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失去职业、亲属朋友，连自家的命都有危险，连于老家藕断丝连的关系也一并断绝”。恐怕是他自己真实生活里的刻画。颠沛中跑了千里的路，不过是探望远在故乡的生病老母，又每每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写到“我闲居在家，住在同鸟笼一般永没有太阳晒着的自由的监狱里。还因了房价忽涨，不得不拖了几本破书，搬上一相识的客栈中去,......后又受了种种压迫，不得不搬到矮小不堪的贫民窟里，甚至于要用书堆当基座，把书和画架白天当写字台晚上当床睡。处于狭小混沌而黑暗的空间内，同蒸笼一般，蒸得“我”头昏欲胀，每年在春夏之交要发作的精神衰弱几近要使自己变成半狂”，在这样的描写中“我”处境的艰难困顿几乎到了极端压抑的地步了。在与他自己心路历程相似的小说《离散之前》中也提到主人公“于质夫”与志同好友的困境，“三人受了衣食住的节缩，身体都渐渐地衰弱起来。到了无可奈何的处境中，他们只好各往各的故乡奔”。看他行文中主人公的描述，莫不如说是他自己。在描述自身处境艰难的背后，隐现着一种更大不可言明的悲苦，即深厚的民族积郁，是那个动乱时代的中国强加在知识分子心头上永不能摆脱逃离的苦衷和痛楚。
而身处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身处魏晋，无论活着还是死去，对于有良知的士大夫们来说恐怕都是种痛苦。自从东汉后半期，党锢之祸、黄巾之乱、董卓之乱、三国分裂局面。曹魏篡汉、司马氏篡魏。而嵇康与阮籍处在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充满战乱、灾祸的时代。 这是曹魏政权与司马氏政权的交替时期，司马氏在魏末急于替代曹氏，大量屠杀异己，政治极为黑暗恐怖。在《晋书.阮籍传》中说“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处于如履薄冰生命不保的时代，嵇康和阮籍偏又身险难测的政治漩涡中去，时时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诗文所发，不可避免地沾染上那个绝望时代里士大夫的挣扎。
嵇康的诗文风格“清新峻切”，清俊、气宇轩昂中悲愤的情感锋芒毕露，较直白地描述出自身在所处时代里的艰难困顿。而阮籍的《咏怀》诗“诗旨遥深”，极为隐晦曲折地抒发了其身在艰难处境下种种人生感慨，大量运用隐喻难以轻易读懂。不过，作为“竹林七贤”中文采最为杰出的两位诗人，虽然他们为诗为文风格有所不同，但诗文中所显现的意象及所蕴含的情感大致是相同的。在阮籍咏怀诗中，“薄帷，清风，寒风、玄云、朔风、阴风、秋风、凝霜、秋霜”等大自然中极具凄冷寒凉且无法以人力来控制的意象大量出现，都是以隐喻的方式来象征时代的黑暗及司马氏族等恶势力对于无辜文人的摧残，运用“孤鸿、朔鸟、孤鸟、离兽、鸣雁、鶗鴂、飞鸟”等孤单离群的鸟兽意象来自喻，通过自然界中不可抗拒的强势力量在威逼着“我”的生存体验下，深切地写出自己在大时代环境里感同身受的悲凉体验。
郁达夫与阮籍及嵇康流露在文章诗歌中难以平息的痛苦不仅仅来源于自身的敏感体验，苦难的溯源更多的应该来自整个时代大环境所带来的悲哀无奈，是一己之力所无法扭转改变的。外界的巨大改变、时代的更替无常、原先所赖以生存信仰的归宿被践踏，这些不可预料的更替和作为个体独立生存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个人的积怨同民族时代的积怨一同生发，不可避免地带给这些具有独立人格的文人志士们作为‘遗民’所产生的悲愤叛逆、厌世与积极入世投身于改良、怀揣理想热情、纠结与坚守并存的复杂情感。生逢乱世，命若蜉蝣。自保尚难，何以谈得力挽狂澜。乱世浮沉当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选择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宁愿选择对丑恶的麻木来迎合当朝、保全自己。人事纷纷，为何独独是他们与众不同，与混沌污浊的乱世格格不入呢？这要追溯到他自身的性情，都说‘文如其人’，从郁达夫早年的散文、旧诗词中可以看出他年少时即情感敏感纤细而内向、讨厌虚伪、愤世嫉俗、憎恶暴力、对于弱小的感伤同情，他文中也曾坦然承认：“自己这美好的品行并未随着年长而消逝，反而是日日渐增长起来，尤其是在看过社会的现状后以至于愤世嫉俗的加剧”更加成为对于理想怀有崇高信念并愿意为之坚守奋斗的理想主义者。
《海上通信》中郁达夫以日记的形式写出自己真实的性情，“掠夺欺骗，原是人的本性，若能达观，也不会有这一番气愤，但我自家的度量却狭小得同上帝一样，若受不平，终也不能忍气吞声地过去”。并说这自己的致命伤。虽然可能带着点夸张的成分，却可以真切地见得郁达夫自身的脾气性情，对于丑恶势力的态度是绝无法够容忍妥协，在这一点他同志同好友鲁迅是一样的。《离散之前》中，主人公‘于质夫’与一群同仁好友的性情，又何尝不是现实中郁达夫与几位好友的性格特征的再现呢？他们好义轻财、倾心文艺、不通晓人情世故，对于以虚伪手段在社会上取胜者嫉恶如仇，故而时常受到人身攻击却始终不改本性。正是由于他们共同拥有着真挚的情感、正直高洁的品性、在茫茫黑暗中敢于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为正义信念而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决心，才致使他们不甘于真正沉沦于丑相群生的现实社会。而那份在乱世里被蹂躏践踏的真善美之所在，恰是他们所坚守不愿放弃的，可这坚持真性情的本真观点，在丧乱动荡的时代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这样的矛盾也是他们遗民情怀的最初生发之所在。
嵇康也曾提出“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强调真诚的天性论，这对于在压抑人性、排斥异己、尚且性命不保的血腥统治时代是何其地难能可贵，在人人争先恐后戴上虚假的纲常礼教面具时，还能坚持提倡人与人之间真诚相交并坚持人之天性可贵，自己性命朝不保夕之时还能不忘对有着共同天性的知己给予帮助和周济，这是怎样坚毅刚强的勇气和胸襟呢？他自然不是不知，在这个时代说真话的代价是要交付上生命的代价。 一如嵇康在引来杀身之祸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激愤地写出自己的心声：“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谨，而有好尽之情。”一一真率直白地道出自己不能同流合污，愤世嫉俗，疏于世故的天性。或许，他在书写下这篇文章时就已意识到之间是在用鲜血浇塑名剑。可他不得不吐露不能再抑制的心情，哪怕是付出生命，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心灵的解脱？这超脱来得更为彻底和飘逸，惊鸿一般地惊艳直指人心。在《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二十八》中记载嵇康在生命最后一刻的超脱，“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情学此散，吾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他如此的坦然淡定，以至于到了生命的终结还恋恋不忘对于音乐的热爱，甚至对于广陵散的挚爱超出了对于自我生命的珍视，在生命将逝的最后一刻悲叹广陵散将要失传于己手。 与嵇康一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本性也是这般真率，并非他在现实中“口不臧否，不论人善恶”的隐晦而让人误以为对于是非道德麻木。据说他“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禀赋天性中有豪放志意，生活放浪不受外在礼法的约束，不愿依附权贵苟且谋求名利。 “遇见知己青眼待之，遇俗人白眼待之”。足见其疏小人而亲君子的高洁品性，绝非旁人所看他外表表露的那副如同酒鬼无赖一般地丑恶，不过他是为了在丧乱之世委曲求全保全自己而内心克制，故作狂放罢了。《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九》中记载“阮籍当葬母，蒸以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斗，废顿良久”。他内心淳至，以孝行著称，却疏于礼法束缚，“其母丧时披头散发，几近形骸而亡”。天性纯孝的阮籍爱母甚深，但是当其母去世时，外表却强装淡定甚至要照常态饮酒一番，而内心的悲伤实在是无法克制和掩藏外表强装的平静，悲哀至深处，坦率的真心是不能被理智控制下的情感压抑的，于是便被不由自主地袒露，便是不惜拿鲜血来灌溉道德的新生，性情的任率。魏晋士人用狂狷来防抗枷锁人性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层的奸雄借礼教来维持权威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用生命深情谱写的悲歌，是一群在文化丧乱的时代里争取真实人生的殉道者。正当司马昭以“无益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的罪名杀害嵇康，阮籍假借癫狂，刘伶纵酒不醒，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嵇康以血来浇灌真挚的天性，郁达夫亦是以鲜血来守护革命事业和兴复中华之理想。哪怕是隔着千年，这群内部践行者却何其相像，正是由于他们共同拥有着真挚的情感、正直高洁的品性、在茫茫黑暗中敢于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为正义信念而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决心，才致使他们不甘于真正沉沦于丑相群生的现实社会。而那份在乱世里被蹂躏践踏的真善美之所在，恰是他们所坚守不愿放弃的，可这坚持真性情的本真观点，在丧乱动荡的时代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这样的矛盾也是他们遗民情怀的最初生发之所在。
二、
他们同样怀着高远而美好的志向，本有大志，却不得用于世，内心怀着莫大的无力感，却依旧执著地怀着美好的理想和向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沉沦颓废。郁达夫文中大量颓唐情绪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他真正在这场雨现实交战的争锋中沉沦为现实的奴隶和虚空的幻想者。他悲观厌世的文字背后是对美好真挚的相忘和追求，如同十九世纪末西方诗人波德莱尔在诗集《恶之花》中所表现的创作观念，对现实中种种丑恶事物的感受来抒发个人在现实中的体验，以颓废色彩抒发心中对于美的追求，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倾向。
结合郁达夫的经历，他为创造社的发起人和其中最为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在《离散之前》中，他以自身经历为题材来描述一群理想主义的青年为热切的理想、为改良社会所做出的努力，“一二年来，他们用了死力，振臂狂呼，想挽回颓风于万一，然而社会上的势力，真如草上之风，他们的拼命的奋斗的结果，不值得有钱有势的人一拳打”。哪怕他们所执着地事业在世俗的打压下不得不以暂时放弃告终，也不忘发出坚定的呼喊：“对于艺术与理想我们保有绝对的忠诚，不以利益为目的，精神上修炼得如同古代邪教徒一样坚忍。并决绝地发出自己始终不愿放弃的心声：‘艺术之神呦，我们为你们而受的迫害也不少了。我们绝没有厌弃你们的心思。世人都指责我们是不要紧的，我们只要求你们能了解我们，能为我们说一句话，说，‘他们对于艺术却是忠诚的’。”这群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们甚至为了保持艺术的纯粹性，不惜决绝地把多年的工作成果（丛书、季刊、周报、日刊）烧毁，免被学术不端者做他用。乃至于在毁誉参半的《沉沦》中，主人公在自杀前还念念不忘对于祖国富强的强烈期望，“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去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又何尝不是郁达夫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和强烈渴望呢？
由此，我们足以看出，他们不只耽于对逝去了的美好的留恋和空想，更想建构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以至于殊死来抗争也不惜。而当美好的理想与现实发生激烈的冲突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悲观心态，却又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下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甘愿献出生命的理想，如若真能够如此以个人声明来换取现实社会的改善，他们想必是在所不惜的。一如他在《病闲日记》中交代“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
史书记载阮籍“本有济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他本有兼济天下的大志，却不得用于世，更是不愿用于这混沌不堪、礼崩乐坏的丑恶时代，于是内心怀着莫大的悲哀，为了在乱世勉强保全生命却不得不以酒醉来避世。“阮籍闻步兵厨善酿，储酒有三百，乃求为步兵校尉”故此后世便常常以阮步兵来称呼他。然而阮籍的醉亦不是本心所愿的，而是实在迫不得已的行为。至于他游于楚汉相争的旧迹时悲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便是内心的志向真切地流露。他是悲慨一个丧乱的时代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能够救民于水火中,没有机会让自己足以济世的才华发挥。让任性独得、傲然不羁的阮籍不得不以醉避世、这需要多大的忍耐力和克制力呢？他内心又要受到怎番剧烈的煎熬呢？
三、
由于现实中的种种矛盾，执着于理想的他们不能放却心中所念，于深夜内心辗转纠结，夜深不成眠。正是因为他们内心中都怀着同样的情怀，即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在时代更替之际对于人世、社会、人性的思考，转化为极致的理想主义者，在与黑暗现实思想混乱、观念多元、谣言四起、民生多艰而人心麻木的抗争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却丝毫不能改变放弃自己的初衷本性，于是一次次地在深夜里自省，直面内心真实的自己，以炽热的理想对抗冰冷寒凉的绝望。就以这样的执着，脾气古怪的“零余者”们普遍都患了忧郁症，常常于深夜游荡在黑暗中，进行灵魂的自我放逐，与始终不愿妥协的内心对话，缓解心头莫大纠结的痛楚。白日里因了种种缘由而被迫去做的事，不得已成为的自己，都在深夜无人时显现，强烈的情绪在月夜里都势不可挡地爆发出来，便于夜半孤寂的凄凉中暂且宣泄一腔忧愤。在身陷艰难困顿的悲剧时代里，于夜深的独步，只能是一步一心酸，可他们，哪怕深陷不可逃脱的泥泞困境，却依旧选择保持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本心。
“零余者”们同晋人一样，常常深夜整宿地不能入眠，时常精神错乱如同疯癫一般，实在是内心纠结翻覆不能平息，心头烦乱不能眠时便必是要到旷野去或是到海边去散步的，排解压抑自身心头的块垒来进行灵魂深处的自我放逐，缓解心头莫大纠结的痛楚，至夜半孤寂的凄凉中暂且宣泄一腔忧愤，身陷艰难困顿的悲剧时代里，他们于夜深的独步、在苍茫旷野中徘徊踟蹰，在旁人的麻木中看来是疯癫怪异的表现，是不能够为世俗所容忍和理解的，然而这写异于常人的行为不仅仅是奇怪的癖好，更是心头苦痛积郁深重的外化表现，而这份痛，却是不能够轻易向外人道来的，只怕倾述道来也未有人可能理解。
如小说《沉沦》中主人公的自白，“近来觉得孤苦得可怜。他的早熟的性格，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介在中间的那道屏障，愈筑愈高了”。零余者的忧郁症时时在深夜发作，连主人公的自杀也是发生在月照海面的凌晨时分里。《采石矶》中提到“黄仲则”在凉冷的秋风中独立中宵忆及往事，踱步想壮壮胆，心思却烦乱得如同蚁巢一样，想来想去怎么也凑不成上下的句子，那堪月上秋凉亦是不能平息心绪。在《一个人在途上》一文中，“我”以卢騒晚年的作品《孤独漫步者的梦想》来开场，“自家在这世上，已成了一个孤独者，”来开启“我”的身世遭遇 ，“我”因了某种缘由而不得不一个人前行，为某种近乎崇高却带来困顿的使命而孤身奋进，在现实的际遇中前行。又如《烟影》中的文朴，时常夜间漫步，如同在梦境一般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心却早已游离在古老的‘桃花源’中了，那里有着所有可以想及的人心澄澈，安宁平静，放任遗忘现实的艰难，可看他自身处境，实在是孤苦的可怜。《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精神衰弱的重症使得我几近半狂时，我一定要到了晚上等马路上人影稀少的时候，走出去散步到各处乱走，直到天刚明的时候才回家，如是反复，仅仅浅淡晕染描摹，亦可见其心境纠结艰难令人不忍睹。郁达夫笔下的这些人物，都莫不是或多或少沾染上魏晋人的风度和影子，以理想主义的闪耀光辉来对抗混沌现实，哪怕殊死一搏也在所不惜。然而，终究作为怀揣着美好愿望的理想主义者不可避免的痛苦也不免受到现实冷酷无情甚至是凶残的打击。
深夜于阮籍笔下的也是随处都可以见到的，在他的《咏怀》组诗中第一首，也是足以总结他整体情绪的诗，便是“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毫不避讳地提及到自己在深夜内心深处的挣扎，哪怕是其中诗意隐晦幽微，却也不难揣测出他的心境。作为阮籍传世代表作的《咏怀》组诗整体情感的总结大致是如此：纷繁凌乱的情绪、凄凉孤独的处境。日暮、黄昏、月夜总是他诗歌中常常出现的意象，也是诗人感慨发起的时刻。阮籍行文中也写到自己在夜深纵酒后酒醉复而清醒的痛苦自责：“夜阑酒醒，难去忧畏，逶迤伴食，内惭神明，耿介与求生矛盾，旷达与良知互争，悲凉郁结，莫可告喻。对天咄咄，发为诗文”。在矛盾与悲哀的感情中，夜深酒醒后，对于时代的忧思，对于生死的畏惧难以驱除，尤其令内心痛苦难以逃脱的是自己内心对于自己的自责，在直面灵魂深处时所产生的惭愧，认为自己愧对了本心初衷却无从改变现实的悲哀。若是委曲随同时代中大部分人的方向，则曲心而抑志；若是顺从自己的本心决绝地进行反抗，则有生命之忧相矛盾；所热爱崇尚的老庄洒脱思想又与自己执著不肯放下的美好理想悲苦相争。这般的心思，实在是“悲凉郁结”，无人可诉，便是把满腔的凌乱感慨付诸于诗歌文章中去，寄予一片幽微月光，让一地还保有残温的如水月光明了自己赤诚的心思。
看他们的文章诗歌，最为深刻让人动容的，或许正如陶潜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谈及的“曲心而抑志”，导致“违己交病”，有些最为难以忍受的牵绊，不是对于自身性命的忧患，而是自己不得已放弃或背叛了曾经视为信仰的某种价值观，这才是让自己内心深处根本无法忍受的痛苦。或许，这也才是郁达夫和千年前魏晋士人们纠结内心最为一脉相承的情绪，也是足以让这一群洒脱放浪之人在寂寂深夜也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的内心重负。因为难逃本心的自责，所以涕泗横流，所以失声痛哭。虽然这悲怀的缘由并非是他们引发，而是时代和历史所强加给他们的，虽然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也是实在迫不得已难以逃避的，哪怕旁人从来不会指责怪罪他们，哪怕从没有人看过他们内心深处的悲哀，他们也无法逃避自己对自己的责难。
四、
文中常常以“我”为本体抒发感情，郁达夫与阮籍、嵇康对待自然的态度存在异同。郁达夫小说中常见以自叙口吻出现的“我”，表达自己在特殊时代里难有人解的心境，孤身一人置身在大自然中才能感到久违的快乐和欣慰，与大自然顾影自怜，“我”情感基调与外在的社会坏境格格不入、不能相融的；而与自然环境的氛围却是彼此映照相互衬托，能够惺惺相惜，一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以我之眼观景，景亦常常沾染上我之情感”。
其行文中出现的风景描写常是带着田园牧歌式的凄清，带着或浓郁或清淡的伤感，“如同腐烂的尸体般灰白的薄云”，“带了黄苍浊色的病叶“，还是“变成了苍茫白夜的短促秋日，却不失幽美闲适和足以慰我心的寂静，大自然的存在是于“我”有莫大的安慰作用，一并同情着我的际遇，仿佛同我相见相怜是能够缓解“我”忧郁症的良方。《沉沦》中“他近来孤冷的可怜。早熟的性格，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小说中“他”在人群中间常常感到孤独，有万般情绪在心头，口中却说不出什么话来。只有到了乡间，拿了爱读的书，在迟迟不肯落的夕照中间散步逍遥，是非常快乐的。甚至在精神忧郁严重发作时，选择去乡间，听两声鸟鸣，仰望下澄清的碧空与皎洁的日轮，心中的自责和罪恶感便轻了许多。
阮籍诗中也常常以“我”写起，又以“我”终，然而我与外在的环境存在不可调节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对抗，咏怀诗中，“薄帷，清风，寒风、玄云、朔风、阴风、秋风、凝霜、秋霜”等自然界中势力强大人力不可阻挡的意象时常出现，与“孤鸿、朔鸟、芳树、青云、孤鸟、离兽、鸣雁、鶗鴂、嘉树、飞鸟、黄雀”等伶仃孤小意象形成巨大的冲击力，正反映了以诗人为本体的“我”面对自然界时是异样惶恐的，时时刻刻感到自然中不可抗拒的强势力量在威逼着我的生存。于是在这样如同呼啸般的疾风暴雨中，形成了震撼人心的对比冲突，我们不得不为诗人艰难而孤立的处境而心痛，为不可扭转的大时代悲剧而怜惜一身不能自保的诗人。他们境异心同，情感及其内敛，内在却隐藏着焦灼和悲愤。对于大自然的浓烈依恋超出对于人世的感情，是遗民情结显著的表现。因为在现实人群中感到失落和被时代伤害的心结，故而对于人情冷暖的人世间感到失望甚至是绝望，被曾经所处的环境和坚守的信仰抛弃的彻骨悲凉。
五、
他们的言行叛逆于当世的道德礼法，放浪形骸不被世人所容，大胆解剖丑陋，以真率的丑来反观审视美。郁达夫文中的主人公往往叛逆礼法、放浪形骸，与传统道德礼法相抗衡，是不易为社会所容纳的‘浪荡子’、带有浓重的颓废色彩和世纪末情调，其文中常有大胆儿夸张的心理描写和近乎变态的放荡行为，直率露骨，一副对礼法藐视殆尽的狂放姿态。对于爱的渴望丝毫不带掩藏地表露出来，甚至于人性中时常被刻意遮掩的丑恶黑暗，也被大胆地描摹出来，不能不说这是对于乱世中所有美好的品德被践踏扭曲所作出叛逆者不妥协的反抗，以自己的方式坚守几近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理想。而叛逆放浪、不羁于现实中被扭曲的礼法，只能是他们最后不得不选择的方式，也是遗民者普遍会呈现给世人的面目，带着浓重悲哀情调下貌似放荡洒脱和不拘于世的态度，来掩藏内心深处浓的化不开的悲怆。
扭曲与唯美主义非道德的审美关照主张分别是郁达夫敢于表现病态性行为与营造忧郁感伤情调的现实原因与艺术理论依据。在他文章中最为人所争论的、也是他行文中最具有特色的便是他对于“性苦闷”的露骨描写。我认为，他的“性苦闷”不仅止于病态性心理与性行为的暴露,而是表现了广阔的社会内涵及19世纪末兴起的世纪末文艺思潮对其深远影响。可以看出，郁达夫常常写丑，写人性中被掩藏的恶，写现实处境的丑态，这与他自身所处于虚伪的乱世是分不开的，也与他所受到19世纪末兴起的世纪末文艺思潮息息相关，其中以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为代表，执着于审视和描写赤裸的丑恶，并从恶中发掘出惊艳不同寻常的美。再加上他们对于唯美的追求，必然会导致排斥道德层面意义上的美，而为了追求艺术意义上的美转而去强化丑恶，通过隐喻和象征手法升华“恶”为“美”。波德莱尔、王尔德等人与郁达夫自身的性格特质存在某种契合，故此，其所提倡的‘审丑’文艺观念并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郁达夫行文中出现了大量因心理变态而引发的一系列不正常行为，如其中的变态的性心理、色与欲望的描写、花街柳巷比比皆是，如在郁达夫小说《沉沦》中对于自我微妙理的大胆直露解剖，小说中主人公对于情爱强烈渴望而不能得，最终以变态手段来达到目的。对于自我沉沦时心理、行为的细致审视，及其在花街柳巷中从嫖妓开始堕落而又不甘于沉沦的矛盾心理大胆描写，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也可谓胆大真率得露骨。在《过去》中，主人公李白时对于享受老二对自己的嘲笑和捉弄和在重逢老三时过火的男女行为，他对于性情泼辣的老二求而不得甘愿被捉弄的弱者心态、，重逢孤傲冷僻的老三时希望在情感上占据主动的强者复杂心理；在《迟桂花》中对于好友翁则生的妹妹莲产生激烈的情感冲动，并对其作出了细腻而夸张的描写，丝毫没有中国传统文人所推崇对于感情表达的含蓄不表露甚至是刻意隐藏。这些都莫不是对于传统礼教的变相抗议，真率露骨地对所谓当世士大夫所遵守的道德礼法进行不留情面的揭露，扒下这些‘正人君子’们掩藏邪恶心理的虚伪面具。也正是基于此，这些大胆露骨的揭露引起了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一辈对郁达夫的批判和贬低，毁誉甚多。从另一个层面讲，他敢于将这些人性的邪恶阴暗讲出来，恰恰说明他对于黑暗的认识，而非一味地沉沦和若无其事的道德麻木。
魏晋名士们也普遍唾弃当时社会上所推崇的名教，认为经学是破碎的，转而崇尚老庄的道家思想，厌恶鄙弃恶拘泥于世俗的礼法。他们普遍都曾受到在自己的时代之前那些经典文化的浓郁熏陶并早已在年少时就以恪守内心的正统礼法为立身之本，并坚持以此行事，是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生逢乱世，内心恪守为信仰的传统高洁道德品性被居心不良之辈扭曲利用，社会上所谓的“礼法道德”成为另一种罪恶的束缚，以歧路的形式引领人走向与真正的道德截然相反的方向，并以强迫、暴力和以死生交易为代价的手段逼迫人顺从“道德良知”，这样的胁迫带有真实残酷的血腥色彩，一不小心会令人交付出性命的代价。没有良知与道德操守的人为了生命得以延续，不惜改变本心的正直而苟且顺应邪恶势力，并因此获得世俗中显赫的名利荣耀，而忘却初衷。而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却在生与死的挣扎纠结中执着地不改正直和对于真正礼教的恪守，在内心受着莫大苦难的同时便只能以另一种不同于常态的方式抗议，面对不能被苟同的道德，怀有贞洁的人在黑白颠倒的社会压制下，深感自己被理想抛弃的遗民情结便由此而产生。
引起司马昭对嵇康强烈不满的“非商汤而薄周孔”和他大胆对自己性情中“七不堪”的披露，如同引发争议与贬低郁达夫露骨描写“性苦闷”。为人清俊、为文率直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直言不讳地写到自己及其不堪的缺点，甚至是带有夸张地丑化自我形象，“性复疏懒，筋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胎中略转乃起而”。描绘自己不拘于礼法教化的性情与生活习惯，由着自己的性子不爱洗澡，在迫不得已时才去如厕，又突出详细地提出自己有‘七不堪’，其中最为闻名于世的是“危坐一时，不得摇，性复多蚤，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直言不讳去朝堂之上当官会妨碍自己捉虱子，即竹林七贤们常常所爱的扪虱而谈之清谈传统，大胆直露毫不带掩饰甚至是夸张地指出自身性格上为人所诟病的天性，乍然看来简直与市井粗人无赖没有相异，不解实情的人看到恐怕是会愤怒大骂其为人放荡古怪、背离正统礼教。哪怕是放在今天来看，这样真率大胆地揭露自己也是需要超乎寻常的难得勇气。他甚至发出更加尖锐锋利的宣言，也是导致自己以生命为代价发出的宣言：导致嵇康引来杀身之祸的“又每非商汤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事教所不容”，对于所谓礼法尖酸泼辣的讽刺。是在讽刺司马氏集团利用纲常礼教来麻木臣民，掩盖篡权的罪恶。显现了一个刚肠嫉恶、愤世抗俗的叛逆者形象。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中提及“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何察终无他意”。在自由的生命人格中摆脱传统礼法中男女授受不亲的防范行为，洋溢着洒脱不羁的胸襟与近乎放荡的放达。再如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发出极其强烈而浓郁的呼声“世之所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克用。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闫，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一向发言隐晦玄远的他直言认为君子外表上守礼法，其实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私利，只是要图的外表上虚伪的名声，大胆地反问：这些恪守礼教的人果真是内心深处对于礼法是如此信仰、如此这般有感情的吗？不过是一群蝇营狗苟追求利禄的人罢了，对于礼法的推崇，不过是得以保全自己、为了献媚于统治者而封官加爵。而真正有道德持守的人只能落落寡欢、甚至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完成守护心之所向的坚持。实在是令人悲哀不已。他悲哀当时的人一切理想都灭绝，美好的道德都被扭曲做恶势力统治者掩盖丑恶的手段和工具，更是悲叹全然美好高尚的道德已是得罕见。
其实郁达夫与阮籍、嵇康在早年受到过相似的儒道教育背景，他们同样都在少年时曾受到在自己的时代之前的那些经典文化的浓郁熏陶，并早已在年少时就以恪守内心的正统礼法为立身之本，并坚持以此行事，是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甘愿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开太平，然而生逢乱世，内心恪守为信仰的正直高洁道德被居心不良之辈扭曲利用，社会上所谓的“礼法道德”成为另一种罪恶的束缚，以歧路的形式引领人走向与真正的道德截然相反的方向，并以强迫、暴力和以死生交易为代价的手段逼迫人顺从“道德良知”，这样的胁迫带有真实残酷的血腥色彩，一不小心会令人交付出性命的代价。
有很大一部分丧失了良知与道德操守的知识分子为了生命得以延续，不惜改变本心的正直而苟且顺应邪恶势力，并因此获得世俗中显赫的名利荣耀，而忘却初衷。而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却在生与死的挣扎纠结中执着地不改正直和对于真正礼教的恪守，在内心受着莫大苦难的同时便只能以另一种不同于常态的方式抗议，面对不能被苟同的道德，怀有贞洁的人在黑白颠倒的社会压制下，深感自己被理想抛弃的遗民情结便由此而产生。也正是基于此，这些大胆露骨的揭露引起了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一辈对郁达夫的批判和贬低，毁誉甚多。从另一个层面讲，他敢于将这些人性的邪恶阴暗讲出来，恰恰说明他对于黑暗的认识，而非一味地沉沦和若无其事的道德麻木。
哪怕是放在今天来看，这样真率大胆地揭露自己以及人性中常常被刻意掩藏的丑恶，也是需要超乎寻常的难得勇气。我们既然知道了他们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本质是高尚的，便可以了解到一些或许难以被体察到的情绪。他们甘愿交付外在的虚名，去捍卫内心的坚守。当真正彻底地背叛了良知正义的人开始大唱赞歌，恭恭敬敬地遵循着所谓的“正义道德”，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宣扬着“仁义礼教”之时，有这样一群真正有崇高理想和高洁品质的人为了表达对正义的恪守坚持，抨击反抗社会上所盛行的虚假道德，不惜以不被世容作为代价，以破坏礼法挑战道德的方式来恪守高洁的信仰。世人但见得他们的叛逆，却少有见他们内心真实的面目。以这样的方式演绎叛逆的他们，其实，恰恰是最为忠诚的礼法守护者，所以才不甘于同流苟且于虚伪的礼教。
六、
他们极致叛逆的忠诚,为理想的殉道者。世人但见得他们的叛逆，却少有见他们内心真实的面目。以这样的方式演绎叛逆的他们，其实，恰恰是最为忠诚的礼法守护者，所以才不甘于同流苟且于虚伪的礼教。这些外在的放荡丑恶并非是他们的真实面目，更不是他们的本性初衷，叛逆与放荡不羁不过是他们的面具。而这样的面具被迫戴上，来自于他们都有一颗执着而忠诚的心。清高不甘于流俗的他们在乱世里对于统治者所崇扬的虚伪道德及价值观作了一番深切直露的反抗，正因为太崇尚和推崇正义与真正的礼法，所以才不能苟同于被歪曲被赋予丑恶意义的礼法，所以才叛逆于虚伪而道貌岸然的礼教，忠诚于真正美好的理想。可现实不能为他们的美好抱负和高洁品质提供基石，他们也不愿在邪恶的统治者的膝下苟且献媚，故此，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以与礼法完全背道而驰的放荡来表示自己对于礼法的态度，其实，在黑暗的时代里，越是放荡不守时代中礼法道德的文人却越是真正心存对于纯良礼法的持守，他们试图以丑恶来揭发出美---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正直纯善的美、被外界强行扭曲的却至死不屈的美。
《采石矶》中的主人公黄仲则对于所谓大考据家戴东原的真切批判和指责，是基于黄仲则认识到所谓考据家戴东原的真面目不过是欺世盗名、排斥异己之流。《离散之前》中于质夫及其志群相投者对于时代的愤慨和反叛，一致对于以虚伪手段取得身份地位的人采取深恶痛绝的态度，对于真挚的理想坚韧不屈的心志；再如《海上通信》中“我”以日记形式剖白的内心，大声地呼喊出自己的宣言，“我们本是反逆时代者，吃苦原是前生注定的。”即真切地认识到了自己作为稀有的理想主义者在困顿现实中不可逃避的痛苦，却又不改初衷依旧勇往直前为改造社会的理想奋斗。这些如同钻石般稀少的美好品德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隐晦曲折地含苞酝酿，期待着遥远不可期的一朝绽放，寒凉的现实残酷无比地深重伤害过他们对于美好理想的赤诚之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于现实一厢情愿的近乎美好幻想的天真态度，在他们天真虔诚的心尖上刻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却不能改变理想的内核。于是，一次次地在冰冷无情的现实中受伤，又一次次地在这彻骨的寒凉中找寻自己汲取前行坚持的力量，在巨大的矛盾冲突下，他们在挣扎中义无反顾地与现实交战，与几欲绝望的自己交战，与某种不可言明的力量交战，而所有发生在内心的交战却都无法向外人语，便形成他们外表与内心的种种极其不符合极其决然相反对垒的表现。一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所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求，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一也”。明确地说出自己不愿与乱世之俗流苟同，推崇尧、舜之远古时代的纯善，并以此作为当时的标榜，又以许由、子房的高尚人格作为自己的榜样，恪守守护正义的道德理想。
七、
情之所钟，正在此辈。旁人眼中的小事却引发他们久久掩藏的情绪而几近疯癫，引发常人难以理解的失路之悲。对于遗民者的心境，除非身有体会、设身处地以被遗弃者的身份眼光来审视自我内心，才能发现作为遗民者的悲痛，理解他们为何常以一种近乎癫狂失常的面目示人，不能自抑地突发狂态、放声痛哭于失路之时，悲愤不止于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与其说是死者或某件小事引发了哭的悲哀，不如说是哭者将一己之悲哀移情于死者或某件小事上。这些悲愤与忧伤本就郁结在哭者心中，死亡或伤逝，不过是提供给他们宣泄悲伤的机会罢了，让他们久久压抑的悲哀得以暂且排解。
他们看似麻木淡静的外表下，往往都隐藏着一颗激越不平的心。因为动乱的时代或自身所处的境遇而身不由己，不得不用了冷漠来隐藏真实的自己。恐怕，最为悲伤的不是悲伤本身，而是作为人的个体连发出悲伤、呈现不满和痛苦的权利都丧失殆尽之时，连表达真实情感的权利都成为奢侈的时候，才是人最为悲哀的时刻。然而，作为遗民的他们，未尝不是处在这样莫大的悲哀之中呢？无数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背后监视已然陷入黑暗漩涡中的他们，让每一个微不足道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引发杀身之祸的导火索，于是便只能隐忍，把深入骨髓的悲哀和痛苦藏起，终日郁结在心无处可以发泄。于是乎，一点小小的事端，便成为引起他们悲恸撼哭的缘起，为他们发泄悲痛创造了机会。
郁达夫的文章中的主人公性格里常见此种情绪的浓郁色彩---即所谓悲情的不可倾述，零余者在茫茫旷野中对于自我内心的独白而未能述诸于人，魏晋士人宁愿逍遥于竹林云山深处而避于乱世。莫不是在那个战乱纷飞、军阀横行、统治黑暗且丧失真理正直的动乱年代里，有良知的人对于自己行为处事身不由己的悲哀。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如此因着一件小事儿悲泣不止。如他的小说《在寒风里》着意描写仆人长生因妻子去世而几近疯癫而死，在老主人去世时又是哭叫了好几天，乃至于全然不顾及自己的年龄和礼数，公然如同孩子一般在送葬路上悲哭了好几里，甚至当主人家因家道中落破落不得不变卖老房时作为仆人的他也要精神失常，大骂不止，比主人家的情绪还要激越。他这样古怪的行为在旁人看来是如精神病一般不正常的，更是少有人来理解的，可他所哭的，又岂止只是亲人的死、主人家的败落呢？小说《沉沦》中的主人公“他”在火车的前行中和星火的朦胧中胸中忽然生了万千感慨，眼睛忽然就热了起来。直至于自杀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这引发他泪流满面的万千感慨又何尝只是他对于自家身世的联想，恐怕要跟与他一样处在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个青年人相联系。《采石矶》中主人公黄仲则去乡间拜谒李白的坟墓，山间的沉默寂静，马上扩大了开包压在心头，想到了这荒坟下葬着的是一个他所爱的薄命诗人，心里一种悲感，同江潮似得涌了起来。在坟墓前跪坐了好久眼泪只是落落续续地流淌下来。想必他所怀念祭悼的该也不止是一位诗人，还是对于失落了的美好国度的凭吊。在《离散之前》主人公于质夫在搬到监狱一样的旅馆后静坐中呆呆地对那些跟着他一同流离失所的破木箱和书籍看了一看，眼睛忽而红润起来。好似是神经过敏的表现，其实引发他悲哀的又何尝只是这些随着他一同漂泊的书籍呢？又何尝只是他自伤于己孤身一人处境的艰难现状呢？
这些时常出现在郁达夫文中奇奇怪怪的人，如同是晋人的再生，他们的古怪、深情、癫狂，活脱脱是一副阮籍、嵇康的模样。《在寒风里》中仆人长生因妻子去世而几近疯癫而死，在老主人去世时又是哭叫了好几天，乃至于全然不顾及自己的年龄和礼数，公然如同孩子一般在送葬路上悲哭了好几里，甚至当主人家因家道中落破落不得不变卖老房时作为仆人的他也要精神失常，大骂不止。一如《晋书.阮籍传》中所载阮籍在其母丧时悲哭几欲形骸，披头散发而坐，全然不理会来凭吊的人，都是他至情至性、情致深重而导致行为怪异不和于礼法的体现。
晋人虽超脱，未能忘情，正如王戎所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魏晋士人也常常莫名没有来由地哭，代表并记载了晋人之风度的《世说新语》“伤逝”篇中就大量地出现了晋人的哭，哭逝者，哭自己，哭乱世的苦痛，哭心灵的怆然，哭无边的孤独。还有大量因为哭而一病不起的人。
然而，对于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从来都不是莫名没有来历的。或许是那个无限开阔的漫步途中，某种细微存在的变化，都足以让他们动了感情，引发潸然颓唐的感伤。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魏晋人情绪喷薄时，往往不是由于引发此情的直观事件，不过是以此事为导火线，刺痛了他们久久藏在心里的隐衷。一如《世说新语. 栖逸第十八引<魏氏春秋>》中记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阮籍常常喜欢自己一人外出与旷野中，自在独游中难免回遇上穷途末路之时，往往会出人意料地痛哭淋漓，以至于几近晕厥，在旁人看来这简直尽是不可理喻的疯癫之举，也实在是没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阮籍悲苦凌乱的心境。引发他精神错乱一般的行为实在不是所谓的无路可走，而是这无路可走的小事引发了他对于自身遭遇的无路可走和所处黑暗压抑的社会，个人的积郁和民族的积郁双重压在他心头，不免引发对于整个黑暗动乱时代的悲慨，他无从述说，更是迫不得已不能述说的痛苦和纠结，隐于平日看似因了酒醉而至的洒脱飘逸中去，直至心里的防线被打破，洒脱不羁的面具被蓦地撕扯下之时间，便是了久违而疯癫地豪嚎大哭。他所哭的，是身后的悲哀，是埋在心里太多不能名言的悲苦，尤其令人所心酸的，更是他们心里的痛楚，只能独自吞噬，在潜意识里被自己下意识地掩藏起来，用了几层不为人所知的面具，用了微笑的洒脱和飘逸来向旁人述说：乱世何畏，我又有何在意？可是，鲜有引发他悲慨的时刻，到了触动内心深处隐藏久矣的伤疤，便是再也无法掩藏了。
或许，最为悲伤的不是悲伤本身，而是作为人的个体连发出悲伤、呈现不满和痛苦的权利都丧失殆尽之时，连表达真实情感的权利都成为奢侈的时候，才是人最为悲哀的时刻。然而，无论是郁达夫，还是阮籍和嵇康，作为遗民的他们，未尝不是处在这样莫大的悲哀之中呢？无数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背后监视已然陷入黑暗漩涡中的他们，让每一个微不足道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引发杀身之祸的导火索，于是便只能隐忍，把深入骨髓的悲哀和痛苦藏起，终日郁结在心无处可以发泄。于是乎，一点小小的事端，便成为引起他们悲恸撼哭的缘起，在连哭都成了奢侈的时代为他们发泄悲痛创造了机会。他们怀着及其真挚的感情来面对所爱的人及生活，把美好和纯善当做信仰来维护。然而，当亲人离世，当纯善的价值观被冷酷的现实摧毁之时，他们久久隐藏着的悲苦和时代所强加给他们的积郁，再也不能掩藏，到了亲人伤逝之时待及灵堂之上，便借着这足以发泄悲愁的机会来痛哭，痛哭太多旁人看不见唯有自己才能看见的苦衷。
八、
两者含有共同的遗民思想倾向，在现实中产生虚无的幻灭感，转而对自然和想象的留恋，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颓，任实之心转笃。人格中蕴含浓郁的怀旧气息，不可避免地怀恋失落消逝不存的美好时代。郁达夫笔下的的人物常常是沉溺于山水，爱在田野之间作孤独的漫步，《烟影》中的文朴在田野里散步时总和如同梦游病者一般，眼睛凝望着前面的空处，注意力全部内向，被吸收在漫无联络的空想之间；视野里非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对象，断不能唤醒他的幻梦。在小说《沉沦》中可见主人公“他”对于自然的热爱和依恋，在人群中感到孤苦的“他”每每爱徘徊在乡野的大平原中，由衷地感慨道：“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切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洁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吧”。行文中对于清新自然的浓郁抒情，仿佛他所处的自然环境真的足以是有生命力的，是能够理解主人公的内心情感的，是能够与“他”形影相惜的好伙伴。“他”毫不吝惜对于自然的赞美，并把自然当做逃离现实的极好寄托，当“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时，“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标傲世的贤者人，一个超然遗世的隐者。”“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思却如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做无边无际的空想”。可见，自然所蕴含的沉静深意对于郁达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郁达夫行文中对于古典诗词的深厚造诣可以看出他对于古典文化深沉的积淀，对于美好的古典中国所存的依恋不舍，也便必然会在古典的过去被冷酷的现实所彻底打破后产生幻灭感，心中对于美好的向往在现实中被毫不留情地打击后产生对于虚无想象的依恋。有人可能会认为是郁达夫自身的性格太过于敏感所致，那么我们可以对照鲁迅的文章来看，郁达夫与鲁迅是极好的朋友，鲁迅的行文中露骨地剖白出那个时代的种种混乱和黑暗，着实是要比郁达夫更为锋利地指出社会正处于世纪末日般。酒也是常常出现的，借着酒的麻醉，这群“多余人”得以暂且逃避现实。
晋人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也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宜于简淡、立远的意味。魏晋名士们多在竹林及云山清幽的深处谈玄，并以玄言诗中玄意的幽深难解最为推崇。日常的谈话中多以玄妙的清谈，由于名士们常常聚在少有人烟的竹林中，嵇康、阮籍等人“竹林七贤”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想要逃离残酷的乱世，要么以死告终，要么羽化而成仙，到达一个永远无所谓生死存在的仙境，求得永久的虚空梦幻。基于此番缘由，魏晋狂人们尤其喜爱老庄思想的游离虚渺，任由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翻涌不得平静的思绪随着庄生梦蝶、老子谈道德逍遥洒脱翱翔，暂且忘却肉身所处的困顿艰难、运命多舛。他们白日里借着酒醉而做着翩然的白日梦，沉湎其中不愿醒，无非是通过酒精的麻痹来制造酒醉后产生的幻境和飘逸虚无感，假想自己置身于脱离了现实束缚的理想国。甚至于他们自己喜好束缚较少的宽大长袍也是出于潜意识，愈是本性浪漫热爱自由，愈是在乱世里感到窒息的压抑痛苦和身不得已，便是愈要想方设法来超脱来抵御现实。他们所采用的方式便是寄托离经叛道的虚无。面对黑暗，要么彻底地毁灭它，要么在虚无中制造想象中的光明。魏晋名士们，不惜以酗酒来达到逍遥，逃开周遭，竹林和酒是他们的寄托，亦是保全他们自己的方式。
在极其压抑的现实面前，在时代转换的交替中，这样一群有着道德操守的人执着地守护着高洁的内心信念，然而在现实无情冷酷的摧残下，美好显得脆弱而珍贵，坚韧而又渺茫。于是他们不得不以幻想慰藉伤痕累累而倔强的心灵，所以虚无的幻想世界和清冷无人的大自然便是这类人的精神依托所在。他们沉浸在无人的乡野间，在过去已然消逝了的世界里，以早已作古的故人为师为友，也是出于无奈。在现实世里、他们所生活的周遭，充斥着种种于他们自身格格不入的东西，他们没法以死亡之外的方式来逃离生身所处的这个世界，动乱、阴谋、死亡、篡夺、黑暗、所有关于乱世的一切都笼罩在他们身边，如同阴云一般莫大的苦闷一同。他们处在一个因为动乱而易加极度真实的时代，却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排斥这时代，这注定了他们共同的悲哀，心头无法调和解决的痛苦，便是托付给了虚无洒脱的空幻，任由不羁的想象驰骋在空旷寂静的大自然中。
九、
狂介之士外表的狂放看似不正常的行为，实为内心的悲苦、幻灭和不得已的表现，浓郁的怀旧气息，失落怀念于消逝的时代并期待黄金时代的再次到来。郁达夫笔下的的人物常常是沉溺于山水，爱在田野之间作孤独的漫步，到了深夜还像个精神病人似的游荡在无人的街头。《烟影》中的文朴在田野里散步时总和如同梦游病者一般，眼睛凝望着前面的空处，注意力全部内向，被吸收在漫无联络的空想之间；视野里非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对象，断不能唤醒他的幻梦。《采石矶》中的黄仲则形象，也是日日痛饮酒，行为古怪，旁人都拿他当疯子一般来对待。甚至连《微雪的早晨》里朱儒雅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面前不甘于妥协加上恋情失败的双重打击下，加重了他古怪难以揣测的性情和对于酒精的迷恋最终神经衰弱，疯癫而死去，都莫不是这般。然而，他们看似放浪不羁不收礼法所拘束的心，都何尝不是在特殊时代里的身不由己。郁达夫的早期创作《沉沦》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是满怀希望的心情和现实中国依旧满目丧乱的巨大反差中所产生的悲叹。有着对于革命事业前途的感伤悲观，又有依旧昂扬慷慨呐喊的激进理论。他个人富有强烈的个性，在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事项、生活细节做详细的描写，坦诚抒情的自我剖析，荡气回肠的诗味中显现了意味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青年在动乱时代的心情，苦闷不得并坚持的矛盾。带有浓郁魏晋人性情的郁达夫自己亦是如此。看他带有自叙性质浓厚的行文中，主人公常常在忧郁症发作时，是非要去乡间凭吊古人一番的，便是在古人坟前呆呆望了一回，做一番痴痴的沉吟回想，他们的幻想，是那个过怀古的方式来体现。
《沉沦》中的“我”形象，郁达夫的文章里是自传性最强烈的一篇，其中“零余者”的身份及遭遇也大致都暗含着他自己的形象，是在每一特殊时代被时代所抛弃的格格不入难于世融的群体代表。他们怀揣着自身莫大的积郁和整个民族时代的积郁，却无从宣泄，便采用了放浪形骸的态度来应对束缚生身的周遭。在绝少人迹的山林间读书幻想，做着遥不可及的空梦。每每至于忧郁症发作不可自拔之时，总要逃离周遭去旷野苍茫中寻找失落的自我，亦是以酒来自慰，恍惚之中与千年前的古人神游相对，做一番倾心相谈，便觉得自己不再茕茕孤立于苍穹之中。他自身具有诗人气质，带有中国旧式传统文人的习气，即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魏晋名士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处世态度，以颓废病态的笔端来发泄在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悲愤，在愤世嫉俗中含着无奈与玩世不恭，企图以愤恨的口吻来对社会的不公和黑暗做大胆地揭发，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感情倾向。悲哀不是一己之悲，是带有整个时代背景，性苦闷和颓废是向社会发出的，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广大青年的普遍心态，他以自己为例，大胆自觉地向封建旧道德挑战。正如郭沫若曾对于郁达夫文章的评论：“他那大胆地自我暴露，对于深埋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同魏晋时代有着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零余者”们常常深夜整宿地不眠，时常精神错乱如同疯癫一般，此时便必是要到旷野去或是到海边去散步的，排解压抑自身心头的块垒。只是有所不同的是，晋人的悲哀和痛苦有时是藏而不露的，时常是喜悲不予外在显现，内心激越澎湃于心而淡静从容于外。零余者们却不免因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和纠结矛盾而产生幻灭意识，对于现实失望以至于迷失自我，最终以自杀来了结解脱。幻想的破灭，或许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世纪末过渡时期的悲剧色彩，面对被完全肢解而支离破碎的古老文明，面对道德伦理完全颠倒的黑暗时代和民族苦痛，融合了自身性情中复杂纠结的双重矛盾之后，复加上对于前方不可预知的绝望，在无处得以安放的魂魄，无处可得的失落的精神寄托，终究只有以一死来寄托。
黑色给了这群诗人黑色的眼睛，命定要通过他们寻找光明。那么，在时代过渡时期的黑暗里，当破晓的光明还未曾降临之时，连黑暗都不复存在，光明也无复。零余者们在时代里的悲哀，恰恰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他们不过是在悲哀的脸上戴了洒脱淡然的面具，作为特殊尴尬的时代遗民，怀揣着复杂的遗民情结，谁有能半是平静半是疯癫半是真实的身份，会是几重的伪装？几重掩盖下的我？困顿多久的挣扎？所有隐在潜意识中的梦靥，会是多痛的心魔？他们不得不需要一个平衡的支点，来免受在剧烈的动荡中跌落，因了过度的激越难平而迷死直至癫狂，而不得不需要一种掩藏。这不是虚伪和做作，从来不是，而是用于保全自己免于精神错乱的方式。
郁达夫自身的名士气，看似放荡的生活，在行文中自叙口吻的零余者性情气质，在行文中大量出现关于相见生活的场景描写，对于自然环境入木三分、带有及其浓重抒情色彩的晕染和刻画，莫不是没有自身体验，怎么能得来这般深感人心呢？小说《沉沦》中“我”的形象，至于心里生了闷气时 也总是不免跑到寂静无人的乡间去，看似是闲适安逸的，谁能说不含着对于现实的莫大失望呢？又何尝没有阮籍“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对于采薇士的仰慕、归隐之感呢？然而，时代与他们注定是场盛大的悲剧。他们不愿与世同流合污，不愿曲心而抑志，注定要接受一场浩大的心灵劫难，悲壮如同血染的夕阳，留给后人仰望。
魏晋名士们放浪形骸，生活放任旷达，纵酒、安于放荡，看似洒脱、不羁、无所忌惮和拘束，尤其钟爱老庄思想，游于山泽、观鱼虫、每日酒不能离身，潇洒清谈于竹林之间，如嵇康所言，“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心所乐之，颇有隐逸之感，看似他们此生之愿不过是于青青竹林中淡泊终老一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实际上本心哪里能够如此？这世见没有一个人是天生的淡然沉静，愈是淡静从容于外，愈加是心中的悲愤不能平，如同拔河时的那条线，平静恰是中间的那道平衡点。看似平静的面庞下，有着太多身不由己的压抑。若不是巨大的悲苦，哪能来的竹林七贤哪个酒不能离身，非要用了嗜酒来度日。
酒，成了魏晋名士们足以避祸的工具和寄托，帮他们暂且逃避纷乱的时事和道德伦理败坏而动乱黑暗的时代，帮他们得以以幻想的方式去‘桃花源’一般的理想乌托邦。同时唯有用笔尖来寄托心中烦乱，一如沈德潜所评‘“阮诗兴寄万端，感慨万千”。万千感概由一事一物所感，却绝非仅仅来源于引发感慨的本事，有所感发的背后恐怕是太多平日里隐忍在心得悲痛罢了。在阮籍的《咏怀》诗中，“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常常可见到，这两位“不服周栗”而甘愿饿死的前辈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