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门》观后感10篇
《中国门》是一部由王杨执导，David braid（音乐）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门》观后感(一)：開啟還是關閉？
門
鬥
闖
關
閘
闊
導演自己說拍攝的初衷不是停留在高考上，而是去說一個現存體制下的產物與現象。一開始的星星之火，凌晨5點半的燈光伴隨著緊接著密閉空間教室走廊里傳來的嚶嚶嗡嗡的聲音，讓剛在下午看完虹影《阿難》的我瞬間聯想到了某個年代為了不製造外傷而強迫把人塞進課桌，然後敲擊桌面進行噪音騷擾的情形，瞬間覺得恐怖了起來。
一開始介紹了影片分為三部份，有些人後來有質疑導演在電影結構上的零散，個人覺得導演可能也沒有太想好如何回答，這裡給導演提供一種解釋（我自認為的，作為一開始我引出了這六個字導演設計的心思，其實居然是沒心思隨意的。。呀，我更懷疑的是我腦子里被慣性思維所鉗制的思路）：穿插影片的是會寧這個地方的學生們，他們，就一直是現在狀態的，而北京可以作為一種將來的預期，至於上海這部份最被今天觀眾詬病的地方，可以作為一種過去和現在、將來的融合點，導演自己這裡也是把上海這部份作為第三部份去展現，當然後面還是回應到現實準備考試的會寧一中的孩子們。
過去、現在、將來，打散了出現在一部影片裡頭，當看著這幫孩子們在拼死拼活，將來的北京裡頭念書的外來的孩子還是找不到工作，各種選擇的時候，以及導演選擇的另一個中場階級人群裡頭的孩子成長的角度，都很血淋淋地在闡述一種現實。
同為經歷過高考大軍的我，看到最後父母送孩子進考場的那一幕，決定給爸爸發一條短信：看到鏡頭下父親的臉，和女兒說要好好看題不要慌，突然就感覺回到了那年你陪我高考的那三天。
這部戲有人覺得很壓抑，我給爸爸發短信的那個刹那，內心也是有點添堵，因為帶出來的不是孩子臉上的迷惘，他們還小不明白高考為他們開啟也有可能從此就關閉的一扇門只是中國門很多門中間的一扇。更多的壓抑是你從老師還有家長的神態、口氣中間所感覺到的東西，成人們尚且如此迷惑，作為還不能自主的孩子們，他們能得到內心的安全感么？
門這個字真是博大精深，尤其是繁體字下往門里填的東西就很有意思。不過感覺導演確實沒有刻意去營造一種壓抑，從關系的關到開闊的闊，一個活字打通了很多，blessing是英文的標題，一如準備考試的孩子們在燒香祈求的樣子和學習本身形成非常對比鮮明。
是開啟還是關閉，這不是看外界，而是要看你自己的選擇。一如導演的說法，拍攝紀錄片讓更多人去看到，去研究，去正視這個問題，然後行動起來。
就想說這麼多
以上
《中国门》观后感(二)：中门 众门
该片用三个地区，三道门展现了中国此时新一代面临的境地。三，古义，多，即包罗万象。
甘肃 片中出现的校门，教室门，宿舍门，食堂门都代表高考门，代表文化门中的挣扎
北京 片中出现的天安门代表中国发达的首都，代表政治门中的压迫
来自马翔的学生
《中国门》观后感(三)：高考究竟是为了什么？
高考，这项在中国没办法才实行的选拔人才制度。随着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高考已经逐渐失去了以给每一个孩子以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初衷了，而逐渐蜕变成了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生物生存规则了。
在人们看来中国飞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科技的发展已经是天翻地覆了，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严重的地区差异、教育教学资源的严重不平衡，已经让许多人站在了别人的终点开始起跑，更甚至站在别人下一代的终点开始起跑了。
这部纪录片有两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一个男孩子的妈妈给他送饭吃，然后他问他妈妈，我要是考上了大学，学费怎么办呐？他妈妈空洞的眼神坚定的说：“不怕，学费咋们可以贷款呢，你只需要先考上大学就行。”那个男孩子低头（忘了是否吃了两口饭）然后继续问到：“那生活费怎么办呐？”他妈妈的眼神很是茫然但是看着临考前的孩子还是说：“你先考上再说吧，里面还有菜……”是啊，学费可怎么办呢？生活费可怎么办呢？这些大山里面的贫苦孩子担心的是考上了大学费生活费怎么办？当然有人会说不是有贷款，有补助吗？但是你能不能再往后面想想，现如今他们就算是考上了好大学，靠着贷款和补助他们怎么和那些喝着牛奶，上着各种专门面向社会需求的培训班的孩子在大学、在社会竞争？毕业之后背负贷款和家徒四壁，然后凭着自己四年和这个现代社会接触的经验去打拼自己的人生，难道我们只能说命运对他们是如此的不公平了吗？先天的不足作为外人的我们不可能去改变，但是对于教育资源的倾斜是我们社会可以掌控的，给这些生在00/10后的山区孩子机会去接触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让他们可以享受尽可能平等教育资源，这是社会对每个孩子义务，也是每个贫困地区孩子应该享受的最后的一点社会公平的权利。让他们知道大山外面有如此世界，有如此生活。
第二个画面是是那个男子子被问到大学想考哪里，他没有犹豫的就说出了首都北京啊！是啊 在他们眼中北京还是个美好的城市，是个对于他们充满希望的城市，他们可以实现从小的梦想去首都看升国旗，然而现实又会对他们如何？令人窒息的房价压力，令人逃离的消费水平，令人心凉的现实世界，他们可知道？
懵懂的年纪在历经现实的冲刷之后总会过去，憧憬的眼神在一次次碾压之后也会变的灰暗，难以想象那弱小的身躯怎么在如此小的年龄就承受这么多苦难，高考之后向往的生活是否能让他们如愿以偿？
门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时候才知道那是一道门，在黄沙漫天之际，若我们一次次苦苦追寻的，只是一层飘渺的海市蜃楼，梦绝还是灯灭？路在脚下，可门在何方？
《中国门》观后感(四)：媒体访谈摘录
纪录片《中国门》导演王杨谈中国教育
在王杨看来，“高考面前人人平等”正是高考神话的魅力所在，然而，他总觉得应该有一个“更人性的教育”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不公平，是否能靠高考弥合？“中国式奋斗”背后的普遍焦虑怎样找到一个更恰当的出口？王杨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他只能“告诉观众我观察到了什么”。
深夜10点多，甘肃省会宁县的一所高中教学楼里依然灯火通明；就寝时间，看宿舍的老大爷劝学生赶紧上床躺着，“闭上眼，想想白天老师讲的”；熄灯不久，黑暗的宿舍里又亮起手电，男生继续熬夜苦读；一位女生信誓旦旦地对着镜头说，“虽然我们现在和大城市的学生没法比，但是我们可以和他们比未来！”……
在会宁这个典型的中国西部的贫困县城，这些都是高考前再常见不过景象，学生、老师、家长的表情如临大敌般紧张和严肃，在他们眼里，高考成为使命运发生转机的唯一筹码。导演王杨将这个场景拍进了自己2011年完成的纪录片《中国门》里，并称之为“中国式奋斗”。为了更好地阐释这种奋斗，《中国门》还在北京、上海取景，试图以三段不同背景下有关教育的故事，组成一幅当代教育现象集中呈现的现实图景。
在北京，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正面临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失业已让他举步维艰；上海繁华的夜景如梦如幻，一位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回忆起苦练钢琴的岁月，流下了辛酸的泪，父母的期待和曾经的付出让她备感压力……“一场高考、一次招聘会，都是改变命运的时刻。借用‘门’的概念，你能够看见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王杨在自己的拍摄手记中感慨，“人生就像通过一扇扇门，一扇门代表一个世界。当代中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必由之路。高考是一道门，毕业找工作又是一道门。对于普通人，这些人生拐点都异常重要，而对于社会，更多的是冰冷的数字和大大小小的挫折，我想用摄影机深入到这些时代和数字的深处，到板块的交界处去看个究竟。”
《中国门》并不是个励志片，其中年轻人的奋斗看得人感到压抑，甚至感到了主人公身上某种病态的期望。用王杨自己的话说，在转了一圈完成拍摄以后，他逐渐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畸形教育背后的病根儿，皆因人人都焦虑，人人内心都缺乏安全感，个人所面对的局面，正是当代群体的寓言，“人的奋斗和社会的现实形成一种悖论，一个怪圈。同样的，这是危机，也是转机的开始。”
6月6日，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CNEX（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影像文化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CNEX-AOC‘明日家园’主题纪录片影展”即将在安徽大学磬苑校区开幕，影展以《中国门》作为开幕影片，该片曾入选2011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入围2012第8届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据影展策展人、CNEX基金会项目与媒体经理王磊介绍，将《中国门》安排在6月6日高考前一天，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社会对教育的探讨与关注。
早报记者结合纪录片创作和有关教育的话题在影展开幕前采访了《中国门》导演王杨。没看过7年前轰动一时的纪录片《高三》的王杨，对高考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认为高考至少保证了孩子们在起跑线上得到有限的公平，但高考未必是人性的、理想的，“我并不是教育专家，我只能提出问题，告诉观众我观察到了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我最关心的。……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多跟大自然接触，有一个很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许那个时候会不自然地被卷入这个奋斗的洪流中，也会跟其他家长一样。”
“我拍的不仅仅是教育”
东方早报：《中国门》是一部反映中国教育现状的纪录片，是不是你的切身经历让你有了创作冲动？你从中最想表述什么？
王杨：我一直对教育都比较感兴趣，因为教育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也经历过高考，后来从大学走出来，最后进入社会。
你说得对，这种切身经历让我有了冲动，再加上我偶然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过一个报道会宁（高考学生）的专题，哎，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的突出。其实我所知道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是会宁这个地方会变得特别明显。再加上那年的CNEX基金会征集纪录片提案的主题叫做“危机与转机”，此前我申报CNEX的提案项目是关于大学毕业生的问题。我意识到应该做一个更全面的观察。我认为我的纪录片更多的是以观察的方式（进行的），（有）一个旁观者“我”的节奏。我可能不单纯思考高考的问题或者教育的问题，而是思考在这样一个时代下，人的压力或者人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变化，人的生存状态是我最想知道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会选择会宁、北京、上海这三个拍摄地点？
王杨：会宁那个报道成了一个出口，衍生出一个好奇，让我特别想去那儿看看。我去了之后，那里的确很让人很惊奇，令我觉得很震撼。陪读的家长、努力奋斗的孩子，紧张的氛围。但我并不想把视角仅仅是放在考大学这件事儿上。其实因为扩招，大学生现在并不稀奇，我的问题是，这些孩子这样为了高考努力奋斗，那他们的未来真的会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吗？
所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就到了北京，我就拍到了所谓的“蚁族”。而且正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漂在北京的生活。最终我发现，我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精神层面的变化，他们郁闷的内心世界，我关心的并不是工作难不难找，生活稳不稳定，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分强调了这个“难”，也许这个时代是很难找工作，但谁说过去那个时代就不难找工作？我们应该把这个“难”，仅仅看做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从大学的“门”出来，再进入职场的“门”，从职场的“门”走出来，又回到生活的“门”，不管你经历哪个没经历哪个，这都是生活的常态。北京之后，我觉得应该去上海看看，也因为之前我没有去过上海，上海给了我新的感受，我想看看这个城市的普通家庭、或者中产家庭，他们在教育面前有什么不一样的状态；第一天到了上海，制片带我去了外滩，我问他，这么多漂亮的楼里边住的都是谁？制片说，“我们上海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这里边住了谁。”然后天逐渐暗了下来，华灯初上，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一路从山沟里来到上海，这让我感觉很梦幻，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可是等我拍了那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之后，我发现，大家内心深处还是一样的。即使是中产阶层的家庭，他拥有财富，他什么都不缺，但他还是会有更高的追求，他的面前仍旧有一道道门，应该说，每个人的面前都会有这样一道道门。所以，我要讲述的，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更像是一个通道，引导我们观察社会某种核心化的感受，《中国门》就是这样跨越地界来探讨这样一个个人生阶段的纪录片。
“拍片缘于矛盾的公平性”
东方早报：除了你刚刚说的跨地域、阶段性的“门”，“中国门”应该有更多中国意味在里边吧？
王杨：没错，借用“门”的概念，我试图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会宁的孩子每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然后拿着手电筒去上学，我觉得他们不管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的显得很勇敢。
从这一点看，我想不仅仅是这一代的孩子，也会让我联想到整个中国社会，甚至会联想到中国近代史，某种类似的形象上的感动，你看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青年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进而改变了历史。辛亥革命也好，五四运动也好，而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奋斗其实就是国家的奋斗，推开门和天亮实际上是一个道理。青年人一步步往前走，从乡村走到大城市，但是即便到了大城市，他们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但你不能说这种奋斗是毫无意义的。
门的一方面是它很沉重，我们推开它需要很大的毅力，当这么重的东西能被推开的时候，那种回报和喜悦，希望也就出现了，这种光亮的出现也让人感动。对于人的个体来说，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一个关口，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跟家庭背景、资源、社会等级，我觉得可能也不能叫做等级，就是二元对立，它的背后也关乎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也关乎城乡对立的问题。抛开一切因素，其实在跨过“门”的那一刹那，这个形象就已经在我的内心有了相当大的触动。
东方早报：能否结合下自己的经历谈下中国式奋斗？你观察到的核心化感受是什么？
王杨：我本身是城市普通家庭出身，你说压力大吧也还可以，大家在考我也在考，那样的高三，仅仅是苦中作乐吗？也许还是要反思，不光是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反思。我并不是一个典型奋斗的例子，因为我的家庭教育还是比较宽松的，我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更多的感受可能来自我的同学和朋友，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往后退一步或者退半步来看其他人。
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找工作，很不容易，却发现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并不着急找工作，每天该玩儿玩儿。我就奇怪，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着急呢？最后我发现，家里已经帮他找了很好的工作，这个事儿让我当时有了一种很深的反思，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应该没有不公平的概念。
大部分人会觉得，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件事出现以后，我就深深感到这种不公平。拍完回到会宁，会宁的孩子反差更大！比如说，会宁的孩子会比大城市的孩子显得更苍老一些，也可能是那边风沙大，相同的年纪压力更大，那个地方的农村是一个极端环境下的农村，他们需要去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好，有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在教育面前，地域不同，反差就如此之大，这个鸿沟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你即使解决了他经济上的问题，他还是会往大城市里来。我记得有一个孩子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能和城市里的孩子比，但是我们有信心和他们比我们的未来！”你会发现远处的大城市，对他们来说是既爱又恨的地方:为什么我会生在农村，而别人会生在城市！
另外一个方面，他又很期待去这样的地方，因为那个遥远的地方是汇集了这个国家所有精华的地方，这种励志的东西其实是对心理造成一定的摧残的，因为当他经历了一圈的时候，当他不能接受在大城市扎不了根的这个现实的时候，压力会变得比刚开始更大。
我觉得我做这部纪录片的冲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公平性。如果现在都是学校自主招生，或是完全放开的话，那我觉得更多的利益会往更多有资源的人的手里聚拢，对我来说，这就是焦点。而说到公平性，恰恰最为矛盾的一点是，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还是用分数来看输赢，所以万人争抢过独木桥，这是有道理的。但往往很多人不清楚高考只是其中一道门，这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对孩子过分期望
的背后是不安全感”
东方早报：在会宁有段场景很令我震惊，一位老师对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好学生说，“你们是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但是你们的理综现在相当危险，你们要明白，得理综者得天下。”他的话令人毛骨悚然。同学们更是如临大敌的表情。
也许大城市里的老师也会说同样的话，但是没有他那么严肃，用战争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对于这样一种氛围，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紧张的气氛，你的拍摄不会干扰到他们吗？
王杨：没错，我和你的感受一样，那就是一个如同战场的氛围，很紧张。其实我还有很多镜头没有放进去，比如他们上厕所、打开水，这样跟学习无关的事情，都是一溜小跑，节奏非常快，比北京上海快多了，这个氛围是很压抑。至于我们的拍摄，我们先找了当地的教育部门，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有一定的合作。我们说明来意，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进去会打扰他们，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克制的方式，在视角上，基本上是一个观察式的，带有主观的，镜头就像我的眼睛，我带着大家去看，包括很多时候是有一定距离的，在他们上课的时候，很多镜头是用长焦镜头调的，所以我们希望尽量做到不要打扰到他们，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多打扰到他们，我们都觉得是一种罪过。没有任何干预，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只是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
东方早报：你最后一段拍了上海的幼儿早教，一些三四岁的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就已经开始接受脑开发教育了，这段放在后面，显得很梦幻，像一个轮回，又似一个魔咒。
王杨：（笑）早教这段放在最后，我也觉得很梦幻，转了一圈之后，我发现了教育的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最主要的，我发现了最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人都很焦虑，无论他在什么位置，那些带着孩子来参加早教的父母其实并不缺钱，但是他们还是从（孩子）0到4岁时就已经来咨询了，其实这里边就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对孩子的过分期望，这个病态的背后就是谁也逃不掉的不安全感。
“好教育：在公平状态下更有人性的教育”
东方早报：王朔曾说过，“我最恨成功这个词儿，我干吗要让我女儿成功，成功不就是挣很多钱，然后让很多人知道！”你怎么定义成功？
王杨：我认为这种想法只是基于他这样生活背景下的一种人的看法。如果对于会宁的孩子来说，就会觉得我挣了很多钱了，这就是成功，这个成功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缺什么想什么，无可厚非。
会宁那个地方，孩子们的选项太少，高考考到一个好点儿的大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其实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大城市的孩子其实有很多条路，高考只是其中一条。当然我认为现在教育的这种状况，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不应该太过于担心，也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会变得更好，比如说我去台湾，台湾以前教育情况也是这样，但我现在去，发现社会导向已经有所改变，大家都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教育学家，这只是我内心深处对现实的一种反观。
东方早报：最近几天，著名学者、教育学家李开复在微博上公开抵制一档求职类电视节目《非你莫属》，你看过这个节目吗？你也拍了大学生求职，怎么看这件事情？
王杨：我也看到过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报道，当然我没怎么看过《非你莫属》这个节目，我还是认为这种节目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并不能代表真正现实的求职。在我理解上来说，大学生求职面临的不仅是工作，还有一个社会体系。
东亚国家的社会规则都会非常严密，体系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模板，但是其实它会留出很多的豁口，这种模块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组装的，所以它虽然看上去死板，但事实上应该是非常灵活的。当然这里会存在有些负面的做法，可以定义为捍卫这种体系的安全感，而这些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人提出的这些所谓条条框框，只是寻求自身体系的安全感，不是为了事情本身，或者创造一个东西，所以就会变成体制本身把创新的氛围破坏掉了，自然也就会出现这样一系列求职的怪圈现象。
东方早报：即使高考的分数使我们的孩子能够公平地站在一起选择，但是在毕业后，仍有可能面临不同的对待，教育的症结一直会延伸到老，那你觉得理想化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杨：我不清楚问题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如果在一个公平的状态下，去展开更有人性的教育，这应该是好的教育。这个人性其实是过于理性化的，这个城乡的差距能不能不要这么大？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和一个有背景的人能否被等同对待？
地域公平性虽然和人性教育似乎像是沾不上边，其实是一回事儿，应该让孩子在更自由、更宽松的环境下选择，最起码它有超过两项或两项以上的选择。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多跟大自然接触，有一个很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许那个时候会不自然地被卷入这个奋斗的洪流中，也会跟其他家长一样，我还真的不知道哎（笑）。
王杨
1984年生于陕西咸阳，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筹建《青年电影手册》，现任执行主编。2007年成立“王杨电影工作室”，同年完成纪录片《地上-空间》，2008年完成纪录片《寂静之声》，2009年完成五集系列纪录片《毕业生》。2011年完成的纪录片《中国门》入围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第8届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
【第一财经日报】王杨：社会正在发生某种断裂
“教育”只是刚入围克罗地亚Zagreb 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中国门》的表面主题，其隐藏的话题是：连每个人做梦的权利都有巨大的鸿沟
大年三十，西安漫城白雪。王杨并没有回家过年，为了拍摄纪录片《纺织城》，他索性就在跟拍对象张爷爷家吃了一顿饺子。
建立于1953年的纺织工业城即将被拆迁，导演王杨的远方亲戚杨先生是位历史学者，在整理纺织城相关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家庭的秘密。这里的人，这里的事，引起了王杨的极大兴趣。
在此之前，有过三部纪录片长片拍摄经历的王杨对空间，而不是个人更感兴趣。“年轻人刚开始拍片时总会追求新鲜的概念、不一样的视角。”王杨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但现在，这个年轻的导演正在学习如何做减法，试图通过聚焦个人来提取这个时代的张力。
《中国门》正是王杨糅杂自己内心情感的一次尝试。这部刚刚入围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延续了王杨一贯的结构主义风格，通过对会宁、北京、上海一组组人物群像的展示，记录了年轻人改变自我命运的艰难。表面说的是教育，更深层的，则切中了人们对公平的向往。
解开中国底层景象的“中国门”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门”这个字进行了现实意义的多重阐释，比如将影片以“门为闯”、“门为斗”进行结构，它是否是你自我境遇的某种投射？
王杨：之前我也拍过毕业生题材的纪录片。我对这群人很熟悉。自己当然也是从这样的教育体制里走出的一员。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见证到这个过程的艰辛，也遭遇到一些不公平，因而一直都埋下了一些疑问。
日报：能否解释一下你所隐喻的“中国门”？
王扬：《中国门》表面说的是教育，其实它更像一把钥匙，由它打开教育这扇门背后的种种景象。来自底层、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又怎么通过奋斗去跨过人生的每一道门，包括高考。
从贫困县会宁到上海再到北京，走了一圈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当下社会的某种断裂。社会、人才流动的有效机制似乎是缺失的。虽然有高考，包括其他考试制度，但人们改变命运的努力在大环境下有些无力感。
日报：对于高考、教育制度的讨论很多，如何突破呢？
王杨：对于纪录片，题材当然很重要。我拍这个题材是个巧合，我恰好听到这些状况，也能够拍到他们。其次，我触碰这个话题，关心的不是教育如何改革，也不是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纠结于“怎么办”不应当是纪录片导演的责任。我只是提出问题，将那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如实反映。因为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状态才最让我感兴趣。
日报：我认为，《中国门》不仅仅是在浅表地述说教育制度，背后更多地凸显出一种城乡、地域包括阶层差异的现状？
王杨：这就是我创作的目的之一。
日报：你曾说，你试图通过《中国门》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那是什么？希望探讨的又是什么？
王杨：公平和个人意义的极大缺失，一直纠缠着中国历史。《中国门》里，教育只是映衬，其背后隐藏的是：连每个人做梦的权利都有巨大的鸿沟。
片中人物将超越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你是怎么说服校方以及学生家长许可拍摄，毕竟周围有一台摄像机有可能会令学生分心？
王杨：首先我们和当地教育局沟通，征得他们同意后，校方也表示支持。的确在拍之前，没有想过打扰学生这件事。不过，当你看到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努力后，反而不敢多去采访一分钟，觉得那是非常大的罪过。
学生吃饭、学习在一起，有的人一天吃一个馍馍，打开水都得小跑。所以，我们调整了拍摄方式，并没有采取跟拍式的记录形式，非得把他的家庭弄得很清楚，也不可能长期地盯拍。等他们必须回乡拿生活用品时，我们才一起去，尽量避免提前安排而影响他们。那时，他们的状态更适合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在会宁的拍摄也是为什么我要把《中国门》板块化操作的重要原因，在会宁感兴趣的问题通过上海、北京的背景延伸而展开。
日报：你的拍摄对象中，有贫困县的高三学生，有唐家岭的北漂毕业生，有家道中落的音乐学院学子，你是怎么选择这些拍摄对象的？
王杨：在北京的贫困待业大学生是会宁学子生活轨迹的延续。我们是自己跑到唐家岭等“蚁族”聚集地去找人的。发现了一些人，他们不适合，但他们认识的人可能恰好合适。拍摄纪录片有时候有一些运气的东西在里面。
在上海，我选择了一家早教机构的人物作为拍摄对象。你可以看到，小孩在4岁前就已捆绑在教育链条里了。报名早教机构的家庭大多是城市中产，他们和遥远的会宁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搁在这里就是一个疑问。而拍摄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则是一种“超越”，我们展示了她一路走来的心理状态。家境普通的她也学习音乐，对教育的付出，对现状的失落和常人一样。在这里，她不代表简单意义上的“穷富对抗”，超越了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中国门》人物的个人故事并不是十分特别，却符合你关于“门”的剪辑框架。我可否将其理解为一种“主题先行”式的命题作文？如果是，你如何看待纪录片的客观性呢？
王杨：我承认，是有一些主题先行的因素。一开始，片子的定位就是关于教育，聚焦会宁的高三学子。但会宁的拍摄启发了我跟着学生的预设足迹，去到上海、北京，展开另一段的记录。
“教育”只是一个通道，重要的是如何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的某种感受。沿着这个思路，主题先行就不是铁板一块。它提供了一个路标，我们在过程中又重新发现。我的视角代替了会宁孩子去看未来和未来的命运。为什么会延伸到北京、上海，是来自自己内心的想法，我想跨越地域去看一看，不同的人面对共同命运的状态。
而客观性某种程度上就是内心的真实，反映了你和拍摄对象间的关系。《中国门》采取了一种更观察式的方式，将所有的信息搅拌并产生结果，可以暂称之为心理主义的真实。
日报：作为一名学法律出身的人，是否更容易倾向于在纪录片中承担道德使命感？
王杨：纪录片这个本体，决定了道德性是它的某种魂魄。纪录片需要社会反响，激荡讨论，形成实际推动力。纪录片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的东西。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来了，对于每个中国家庭和孩子而言，这是一个希望与失望一体两面。在6月2日刚刚展映的纪录片《中国门》里，80后导演王杨带着摄制组从贫穷的西部中国走到繁华的东部中国，围绕“高考”这个主题，延展向中国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门》是CNEX（由两岸三地热爱纪录片的人士组成的非营利机构）2010年年度“危机与转机”主题下的命题作文，曾入围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这部作品在高考之外，同时也审视着大学生毕业，现代早期教育等问题。
【新京报】选择奋斗，期待未来
新京报：这部反映高考的片子为什么叫“中国门”？片中的高三生活在西部偏远地区选材，不像东部和南部的现代高中生活那样丰富多样。在当下的中国，它具有代表性吗？
王杨：开始叫“毕业”，后来觉得叫“门”可能更合适，因为这不仅是高考的问题，还是教育制度、社会公平和资源分布的问题。是几乎每个中国孩子中国家庭都要面对的门槛考验。而且高考后，人生还有无数的门槛、考试和竞争。片中的会宁一中取材自甘肃的状元县会宁，那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鉴定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土地盐碱化，干旱。他们只有奋斗，别无选择。一个被拍摄的孩子说：“我不能和城里的孩子比过去，但可以和他们比未来。”会宁正是过去中国的缩影，虽然是高考状元县，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只有几个，被淘汰的是大多数。即使现在，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西部，和会宁的孩子一样的还是大多数，它们仍是中国的现实。
新京报：片中不仅有高考部分，还有大学生就业，现代儿童早期教育的部分，你是否想借此探讨一下中国教育问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王杨：片中的确有这种意图，因此选材跨越了地域，从西部到北京，再到上海。现实部分是在北京找工作的大学生，上海早教部分是我对未来的设想，它的教育理念有合理科学之处，比如要培养孩子的社交与领导能力，但片中孩子的表情并不快乐。我在想，现实压力有多大，希望0到4岁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中产阶级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和会宁那些贫穷的家长一样，实质上都是沉重的。在离开上海时，我喝醉流泪了，想到会宁的孩子，尤其是片尾家长的眼神——下雨天，眼巴巴地等着孩子高考，那就是他们的未来，反差太大了。
“活”出门外，给予祝福
新京报：从艺术性角度，这部纪录片更像一部“作者电影”，你使用了大量“门”字的变体，每个字都是一个主题，把你的各个段落连接起来。
王杨：在几条线索中，都有“门”字的变体，第一次是繁体的“斗”，讲会宁的孩子准备高考，背水一战；第二次变成了“闯”，讲西部的孩子大学毕业，想在北京找工作；第三次是繁体的“关”，再次回到会宁。这里重点是关系，与高考相关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第四次是“闸”字，水坝的闸门前后都有很大的压力。里面有上海的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早教，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女生回忆自己的成长；最后一次是“阔”字，镜头从上海回到会宁，孩子们准备高考。门里面那个活字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种祝福。
新京报：片中出现了大量抒情的意象，比如打手电筒，比如临考前的孩子爬上土坡。你是否担心过，观众可能会觉得它主题先行，影响纪录片的客观纪实性？
王杨：我个人在尝试纪录片的心理现实主义，表现形式的真实性不是仅仅客观复原物质现实，它是导演拿着摄影机去记录的，加进作者的部分。这才是艺术的真实，并不影响片子的客观纪实性。在片尾有个段落，是会宁一中的孩子打着手电筒赶着上早自习，影调非常暗晦，片尾原本放了鲁迅的一段话“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与我对片子主题的判断一致，但是我拿掉了，否则片子在理解上的导向性太明显。孩子们的现实和未来充满挑战，但是我还是看到他们在努力奋斗，用一颗单纯的心，想要拿成绩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高校巡展，启发思考
新京报：片中会宁的老师提到了“过门的艺术”。如何理解它？
王杨：在会宁拍摄的三个月，老师的办公室就是我们的休息室。我们时常聊天，作为贫困地区状元县的老师，他们压力很大很矛盾，知道填鸭式的教学并不好，也希望改变学生的素质，但迫于生计、社会舆论和多方面压力，不得不一届届重复应试教育。在高考前，他们提到了过门的艺术，让学生每过一道门心里就想着自己一定能成功，也是一种心理安慰。虽然他们也知道，被淘汰的孩子将是大多数。这些孩子有考去上海的，也有没考上的，复读，打工，务农。我很想回访一次，把片子拿到会宁放给孩子们去看。片子出来，肯定会有人愿意去帮助他们。会宁当地有南方的老板和慈善人士，对优秀的贫困学生做一些对口的资助，但即使有人帮助，高考这个门槛也是绕不过去的。
新京报：作为在“危机与转机”主题下创作的高考纪录片，你觉得在高考这个问题上，危机与转机体现在哪里？
王杨：题材是去年cnex的主题“危机与转机”，片中的转机就是“孩子们的希望和愿望”。对高考我个人的感受很复杂，这是唯一的方式？考核方式能否更科学？这么大一个国家，在选拔人才方面问题非常复杂，现在我们还没有答案。高考有一定公平性，当代教育对公平的需求远远大于技术改革，但自主招生也可能催生出新的腐败；同时，教育存在着区域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这种不公平性附加在高考制度上。
纪录片导演常有道德困惑，我们能对拍摄个体有什么帮助呢？面对着这些贫穷的孩子，内心时常很挣扎。即使高考结束后，这种不公平，城乡差距、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还是存在的。我很高兴片子即将去高校巡展，如果大学生看到后，有所启发思考，愿意去调查研究，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进来，慈善人士更多捐助，人们的希望和愿望化为行动，就是片子最大的意义。
C20-C2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
《中国门》观后感(五)：一個台灣學生的小小看法
之前在美術館的資料中心看到這部紀錄片時
剛看完的感想就像其他影評所說的
中國人（或者說大部分華人）都想透過讀書改變自己的命運
但是實際上讀了大半輩子的書，鑽研大半輩子的專長，考上自己理想的學校，
也不見得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有時候可能一切都要回歸原點
但儘管如此還是有很多父母以及很多人想藉由讀書
或者是想辦法讓自己變得「更聰明」或「更有才華」改變自己的命運，
賭一把運氣
於是考試升學就業的壓力就這樣在華人社會無盡循環
不過我這次要講的不是影片這個部分
而是一些關於大陸的學習風氣
我曾經問過一個大陸的重考生說「你們大陸有沒有補習班？」
那個學生就說沒有，都是在學校自習之類的
（我忘記具體名稱叫什麼，反正意思有點類似）
我當時心理想說，大陸人口這麼多，光自習真的沒問題嗎？
直到我實際看了這部影片以後才知道那個重考生所謂的「自習」到底是怎麼回事
學生連天都還沒亮就一群人進學校
每間教室都坐滿了人，從走廊就可以聽見各教室傳來的讀書聲
一進教室全班每個人都大聲朗誦課本或講義等工具書裡面的內容
書桌上都是一疊一疊的課本講義什麼的
光看到這個讀書氣氛，本來想睡覺的真的一瞬間就被嚇醒了
也因為這種氣氛，當下真有一種不拼命讀書不行的想法
更不用說一下課在操場還有一群人大聲朗誦課本
晚上在宿舍睡覺還捨不得睡，開手機當照明繼續讀書
說真的，這種氣氛底下，補習班什麼的根本都是浮雲
或者說根本可以不用有補習班這個東西了，搞不好在補習班還會「度咕」想睡覺
在那種環境自習的效果說不定還比上補習班有效一千倍
大陸學生很拼我們都知道，但是不是很能想像到底他們所謂的很拼是什麼
直到看過這部片以後終於了解大陸的「拼」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為什麼光是體會這樣的環境我就覺得有點可怕
當然這可能也是我對大陸地方的讀書氛圍的偏見
不過說到這裡我還是想跟台灣做一個小小的對照
台灣也是升學主義很重的地方
因為教改與傳統升學主義的過渡期，所以補習班愈來愈多
有很多想藉由讀書改變命運的學生和家長都會花一大筆錢在補習班這上面
但儘管如此無論在課堂還是在自習室都不太容易感受到升學的壓力
或者是說就算有些場合可以感受到壓力，也似乎是一種隱性的，
而不是像大陸學生自習這麼明顯
怎麼說呢？我覺得也是一種氣氛所然，而且是一種「盡在不言中」的氣氛
一群人安安靜靜的抄寫課本講義，一群人小小聲的默唸英文單詞
一群人默默的寫講義考卷上的練習題
在一片靜默之中就能感受到升學氛圍上無形的壓力
但儘管如此也還是會有一些不太認真的人在課堂或自習室上「周公online」或者聊天
也許是因為在氣氛上沒有很強烈的「我要讀書」、「我要改變命運」的「使命感」
所以才會有少數不太認真的人的情況出現
我在想在大陸這麼強烈升學競爭的氣氛下，應該很少會有人不認真或者「度咕」吧？
最後提一下大陸的上課氣氛
就像很多大陸學生和紀錄片所傳達的，
大陸的學生在老師問問題的時候很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雖然很多大陸學生都跟我說，即使會回答，但是大部分能回答的都是很制式的答案
而很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有講總比沒講好
在台灣有很多學生被老師點名發言的時候
都是站在座位上然後一句話都不說，站在座位上發呆
不然就是想了很久才會說出一句短短的話
我常在想「就算隨便講或講錯都好嘛，什麼都不講這課要怎麼進行下去阿」
有時候覺得上課發言就是要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之類的。
以上就是我對這部片還有兩岸學習態度的看法
《中国门》观后感(六)：门与命
在贫穷和希望中挣扎渴望改变命运的孩子，有多少变成仍旧在贫穷和希望中挣扎渴望改变命运的蚁族？从此岸到彼岸，是无边的苦海。知识只能改变极少一部分人的命运罢！芸芸众生，大都是庸庸之辈，你，我，他。等待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的转机，用青春搏前程，搏命运，却只能在等待中变得眼神黯淡，神情迷茫，身体疲惫，精神麻木。
在贫瘠干旱的土地上，寒窗苦读的学子起早贪黑，怀着期待一头扎进书山题海；在光怪陆离的城市里，咿呀学语的婴儿一脸懵懂，蹒跚着脚步被带进早教中心；倾全家之力培养出来的音乐生在高档小区为他人作嫁衣裳。梦是存在的，但付出与收获并不天然成正比。
阶层，像一座座珠峰，牢牢横亘在人与人之间，可望不可及。门，一扇一扇，打开，又关上。
《中国门》观后感(七)：《中国门》的创作笔记
在网上找到本片的创作笔记
上海笔记
不可沉溺于痛苦，面向光明就不俱怕黑安。
艺术是一种方法，但并不一定是一种方向。对于艺术家而言最危险的莫过于相信方法。
依靠心灵，相信道德的人性之光。不纠缠于批判。将事实交托于内心的肯定。这是通向美的可能之路。
心理主义或许在纪录片中更应该适用。只相信材质，只相信捕捉，不明白材质深处的光芒。这样的纪录片更容易沉沦于社会性事实本身。纪录片的心理主义，在于如何将目的交托于材质。在于不可对自我欺骗。材质之间质的连接在于作者必须贡献心灵，将爱的凝视浇筑在材质板块之间的空隙。
内心的精神巡游。借用挡在身前的摄影机之眼观看储存。材质与精神，形而上与形而下，这重对比的句法容不得对精神世界的怀疑。只谈论外在事物的人，或许可以参与到社会运动和社会平等的战斗中。而纪录片有更复杂的形式与方法。
一种热情，一篇日记
会宁、北京、上海。游遍这些城市与乡村，看到了这样那样的风景。躲在摄影机后的我发现了一种冲动，它通过身体力行而转换成一种持续的热情。这热情的根源细数起来与我那短短的创作历程紧密相连。与我对这个国家的失望与希望紧密相连。
到了如今，我的选择本能一样的无可厚非。更广大的人群，更广大的主题，人群与人群之间将被情感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我的主观性从不隐藏，因为关于“真实”的争辩已经纠缠过我漫长的跋涉之途。到了今天，我已经可以放弃与问题本身不断的纠缠了。因为真实是空虚的。它来源于灵魂的抉择而不是物质性本身。摄影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巧妙的谜语，拿起摄影机选择记录，便成了一种个人的行为。尤其对于如今纪录片的制片方式来说。
苦苦摸索的不是真实本身，而是自我的心灵之路。抉择、良知、感动和恐惧。我们只不过和事实不断迎头相撞而已。我在归来的列车上，整夜未眠。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想到了人生这两个字眼。而不是“记录”或者“真实”。
一切都需要拿捏，纪录片作者不断选择自己的走向。巡游者不等于过分的介入。而是对他人生活的一种体察体认。说明白了，纪录片是在将自己心灵真实外化的过程。材质是你选择之后的通道。外表精致也罢，粗糙也罢。其实都是琢磨过的。
我内心里说，纪录片应该摆脱对问题本身的纠缠。因为对问题本身的讨论总会回到对与错这愚蠢的结局里面。纪录片应该更开放自己，按自己的“本能”开始游历。
当这个时候，一种沟通感，一种电影艺术为以自豪的沟通感才能降临。躲在摄影机后面，绝不是与他人打交道的好办法。我宁愿做一个没有特权的人，和他相处，感受他的气息。这才是人与人的沟通。行为是对称的，这里面有尊严。这尊严是相互的。
选择了摄影机，就意味着隔阂。而距离的远近成了观看者必须注意的。距离之中，隔阂里面藏着形而上的通道，材质的真实感已经拥有。选择拍摄什么，拍摄谁，近还是远？这都是我们作为电影工作者必须思考的。纪录片的困难正在于这里，而不是沟通。狭义的沟通，总会把我们带到循环往复的问题里面。我们依靠的是心灵，所以不必害怕真实感的材质离我们远去。我们必须选择自己的路径。
回到我这番思索的开头部分，我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热情？一种将更多的人，更广大的土地勾连在一起的愿望呢？因为我相信社会学与政治出路都藏在情感与道德的深处。心理主义，或许不该这样称呼，它太需要在真实的材质，在真实的阶层、在真实的地理差距、也在真实的不公与对不公的恐惧里面展示一种形而上的，源发自作者个人内心的渴望。一种沟通的渴望。隔阂永远存在，艺术是教我们相信自己。所以我不相信所谓的真实问题，但我相信这些跨越性的空间里，我对人和事物的感受和期待。
做一个怀疑论的人道主义者或许有些自暴自弃，但这可能是我们真实的状况。不相信自己和他人，真实只能沦为一种空洞的证据。一种无主题的空虚。
更年轻的时候，我会如此标榜我的主义。到如今，这不是一篇自白，这只是一篇日记。
配乐的惊喜
随着片子的拍摄接近尾声。配乐工作也在共同跟进。在朋友展雄和徐珏的介绍下，鬼使神差的与David Braid相识。在西安见到他，很亲切。上次在上海匆匆相见，语言又不是很通畅谈的很少。这次朋友黄嘉清刚好归国，翻译上就有了保障。互相谈了不少关于片子的状况。他这次在西安是亚洲巡演的最后一站，能再次相见，真是有缘。希望他的帮助可以大大推进片子的水准。另外气场相投，好做朋友！
一个爱吃辣的爵士钢琴大师，一个刚刚戒烟的纪录片导演。有时真是感叹缘分可贵。也感谢朋友们的联络和推介。影片的一丁点进展也都多亏你们的帮助。
不认识Braid的朋友可以看看介绍：
享誉世界的加拿大钢琴演奏大师戴维•布雷德被媒体称为“爵士钢琴莫扎特”，他被奉为加拿大最有才智钢琴大师和作曲家之一，是加拿大久负盛名的“朱诺大奖的获得者”，2009年获得“加拿大最佳爵士钢琴手”。他的音乐介乎于古典音乐、爵士乐和新音乐之间，他试图把不同音乐流融会在一起，独树一帜。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加拿大、美国、欧洲各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亚洲其它地区。
raid既是一位钢琴演奏家，也是勿庸置疑的作曲家，他为自己的六重奏创作了超过50首作品，3岁半就开始学古典音乐－16岁时，莫扎特逝世200周年纪念演出，激发了他对作曲的专研－18岁，爵士乐使他在作曲和钢琴演奏突破陈规。Braid现任雅马哈乐器的音乐形象代言人、多伦多大学音乐系教授、7个乐团的主创建者，作曲是他在乐团间的重要工作。
北京笔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纪录片是距离的艺术。当我们试图跨越不同空间，落脚于空间中这样那样的景深位置。我和我的人物彼此都在选择恰当的位置，为了互相观看，并且在空间中选择自己的走向。
摄影机是我的挡箭牌，纪录片作者可以安坐于后。但当你的凝视落点在他人的凝视时，你感到自己被发现了，在慌忙之后的一瞬间，我们感受到一种既复杂又简单的意义。这许多年来，我渐渐感到纪录片的神韵或许就在于此。
拍摄非常顺利，最重要的是感谢北京的朋友们。小月河、肖家河、唐家岭、天安门、国图招聘会、地铁、马不停蹄，仍将延续。。。
这个片子的基础关系乃是：情感在空间中的蕴含与流动。
仅仅为了生存，为了翻越阶级壁垒的教育必然虚弱且难以支撑一个民族的理想与灵魂的重量。
会宁笔记
人情，人性，如何试图翻越社会的高山？公平是否一开始就已经不存在？
中国人的梦想，为之奋斗的就是个人努力的公平性。就是有一天，在这个社会上，通过自我努力最终达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质变的关键时刻，“中国梦”的质量必须被拷问。
最感人的还是，你在一个又一个的空间里与灵魂的对话。
———— 会宁第一次拍摄手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这些滚烫的鲜血、青春、牺牲和记忆都可以被掩盖吗？被另一种鲜血、青春、牺牲和记忆所掩盖的这种疼痛纠缠着伟大的祖国和人民。对于幸福的争论，绑架梦想的妄想把我们所有的命运都拱手交给了恨中的恨，疼上的疼，鬼中的鬼。伟大的爱国者都已经死去，在战场上，在监狱里，在秘密处决的那些清晨或是黑夜。在家庭的崩溃，生死离别的转瞬之间我们都怨恨起梦想来。因为梦想是令人上瘾并且可以推卸责任的道德角落。
一切的恐惧都来自梦想的这个属性：它是无法被轻易否定的。梦想是不能被上缰的烈马，是雅典娜脱手的长矛。是战神的鲁莽或者是众人的欺诈。某些时候他等同于生命的生长。你不能抑制青春，所以就无法和梦想对抗。于是主义取代了良知，对未来的希望变化成一声声的街头的枪响。主义者与主义者撕扯，对抗，碾压。暴力唯独在梦想里面是最有活力的，所以借口变得轻松丰富。为了更多的人牺牲这一部分人，天经地义。
我的祖国无可例外的也深陷于这样的境地，从启蒙主义的开端算起，已经有很久了。这样长的时间总可以忘记很多事情了。在后人的轻易的评头论足式的武断里面，很多内容都变了味道。事实早已不得而知。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被人为的编写，只有真实被忘却在梦想者狂欢之后的清晨。我的祖辈们曾经如何的奔波在千万里的国土，日夜兼程的隐忍，并且在生死的残酷里有幸望见国家的黎明。于今天的我来说，这些时刻都那样的矛盾和无力。梦想者以梦想的名义，换来的却是谎言和无可奈何的结局。
一切梦想似乎都不可能达到胜利，因为在相互的碾压总有生命的别离和道德的陨落。这是极其有害的。在这些茫茫不可知的时刻，一个个梦想的念头就像坟墓里旺盛的野草，静待着黎明，又将出发。这样的悲凉的境况足以引发虚无和怯懦。在否定里面一切的鲜血都已白流，历史的意义等同于一条没有起伏的直线。在有神论者的结论里，人类又一次为自己的无知买单。这是供人嘲笑的时刻，自嘲者都猛然变身到似乎上帝的位置来看一看众生和自己。这样的殊荣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幽灵马车狂奔时的兴奋。这是危险的。
民族性很容易真的变成一种性格，有时候愿赌服输都成了一种合理的魄力。不是主义的轰轰烈烈，而是那些生命的抉择令我动容。人道主义曾经被嘲笑为软弱者的游戏，而于我看来它比所谓的坚强更经得起考验。国家的黎明不在于战争的成败，而在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保护。
一个民族要站立起来，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有时候这种付出都可能显得可笑和重复，无意义和悲凉。如果到了今天，我可以回顾一下那那些死去了的梦想者的最后时间，想象一下一个梦想的落日。想象那些深思熟虑的决定，那些无可奈何的瞬间。我认为就还有希望。我尚且在这漫长的假期里都有如此的回顾，而我之同辈更不在话下。
祖祖辈辈生生死死在国家的前进里换来我等之生存，这就是简单的胜利。如果那些鲜血和死亡可以换来今天他们的子孙的一点点思考，那类似的悲剧就不应该再次发生。不不，还不仅仅如此，那些以祖国的名义所起的誓言，应该有别的容器将其安放。而不应该以更多人的名义出现。这是虚假的祸根，我们相信梦想，梦想却往往变成妄想。我们所敬畏的崇高，最终变得龌龊难当。这是中国人循环的梦魇。不相信一种主义，认定某种背反的可行。抱怨和谴责一种存在，誓言用另外的旗帜将其更换。这都是骗人者的自欺欺人的把戏。而逝去的总是些生命。在革命者的循环之梦里成为奴隶，在广--场的真实里吐出谎言。都是一种勾当。一种将伟大变得平庸，将美好引致死亡。为了对抗的对抗从来都不正当。当我们讨论前途的时候，我的感觉总是不好。祖国将以人民的喜乐为荣，以自由的实现为荣，以终止每一个人的谎言为希望。
如果我能终结自我的谎言，告知自己真实的幸福。学会宽容和适度的愤怒。那更多的人也将如此，在腐败的土壤里长出纯洁，这是一种可能吗？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我是有所怀疑的。从怀疑的角度，我却是注重人道主义的。这种矛盾令我有踏上赎罪之路的感觉。我当背负那些记忆和梦魇，因为我的前辈已经背负许久。当我们有机会身体力行的接近那些真实的碎片，就应该忘记虚无的软弱。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衰老者的玩意儿，这不是早衰的征兆。我却可以说斗争已经开始。也许这预言不足以概括更多的人群，而至于我自己已经足够。
我将努力张嘴说话，以可见的形式加入这跋涉。避而不谈，在历史的高度上不一定就是罪恶，却绝对是一种糊涂，一种不负责任的生活。
10月2日
2010年12月24日 圣诞夜的灵感
《中国门》现在看起来似乎很圆满。虽然我明白通过修改还可以有所提高。比如那些部分是重复的，哪些部分可能带给主题歧义？那些部分可以省去？那个部分可以加强？或许我可以减掉10多分钟也说不定。使她看起来更精练完整，或者形式感更强烈？
不过这样的改变已经基本上不起到任何重大的意义。如今的《中国门》更像是一个已经开始记事的孩子，灵魂已经苏醒，你不可能撤换掉它。于是我需要思考对于一个不断向前的创作者来说，我还能做一些什么？
我所讨论的问题是宽泛，是一个关系到教育这个大标题的问题。并且这个教育问题其实有关乎某种时代性的感受，一种焦虑和不安。一种连接起历史的不安全感。我试图展示的已经是抽象出来的世界，我不可能保持他的纯粹性，另外我对这种本身就是想象的纯粹不感兴趣。总的来说，我不相信别人指给我的真实，我更相信自己的内心的真实。对于我而言，也经常自问。是什么驱使我不由自主的探讨这样宏大的问题，我甚至也奇怪自己为什么不简单的落在实处？比如跟拍一两个人，用他们的生活说话。
这样的办法永远只代表个体，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教育只不过是生活之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中的一个而已。一个重要，但是又不至于多么重要的部分。所以妄图通过一两个个体来探索这样的社会和时代议题，本身就是无效和别捏的。谈论有关于更多人利益的问题，就迫使我们站在高处，在视角上更宽容。听到不同的看法。并且我的主观的情感和想法也需要找到自己的对手。而且必须是在作品内部就可以找到。如果这个对手在作品之外，就意味着它本身的摇摇欲坠。于是，我在思考新的方式。来恰当的打破现有的平均和绵长，破坏掉主观的统一性，我需要分裂成相反的看法，或者做出自我疑问的架势。
扪心自问，即便我在《中国门》中想找寻到一种纪录片中的理性主义的范式。一种脱离了表面真实，和低级趣味的方法。不过这不意味着理性主义的范式是完全排他的，或者是封闭的。那样的话多多少少有陷入新的虚假之中。我想找到一种新的线索，一股新的力量。注射到现在这个版本之中。让他在某些区域产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某种物质，就好像是一种病毒或者缺陷的抗体和补救一样。并且在风格和方式形式上完全能够跳出来。——这种方法就是随机采访的切入。它的作用应该表现在：
1、起点的统一，道德的自足。
来自作者主观的路径。在影片现在已经完成的主体部分里，我是通过观察和一种对现实的理性介入从而开始推进的。而现在需要主观的提问。同样来自主观，但是方向却有不同。我仍然是对外在世界他者发出提问。并且对于时代问题教育问题而言，主体和他者都属于共同承受者。那么这种向两个方向的寻找就是必要的。他可以使影片的合法性进一步加强。在人道主义的怜悯之上再构筑一套更为实用性的逻辑锁链。使得他在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找到一个位置。很大程度上，对大题材的把握成败就根植于这中道德感的合理与恰当。利用随机采访的形式对其他个体的态度进行收集，并且这种现实感将补充已有部分的形式化。使他变得更自足和灵活。既可以深入其中又可以抽身向外。
2、打破影片的节奏，产生信息区尾部的大转弯。形成戏剧性的结构层次。从主观介入的完整的世界中不断跳出来，与更加复杂和非作品化的世界相碰撞。这可以带来影片本身的张力，和抓住观众的思考。也有利于打破一元化的独裁。是作品更鲜活，吸引人。
3、问题的迫切性和实在性。纪录片必须与现实紧密的共存，即便是理性的范式，最终的目的也是对现实的介入。你不能够用任何借口回避问题的紧迫。如果理性范式的方法得到的仅仅是风格和形式感，而消弱和遗忘了现实的残酷真实。那艺术就有被蒸发的危险。我们的动机将会破产，美无处容身，就不再震人心魄。所以通过随机采访段落的加入可以直接将议题性的、社会愤怒、社会拷问、无奈和抗争引入作品，使作品变得不再封闭。对整个教育议题的讨论才能更多的带上客观世界的态度。这种讨论和发言才显得更加脚踏实地。也更能爆发出一种“适当的政治倾向”。
黄嘉清 22:21:04
恩。。。大概意思明白了。。。不过还是想象不来实际画面是什么样？
王 杨 22:21:23
哈哈
黄嘉清 22:24:08
我想你的动机我理解了，这样也使得在影片里导演的动机更有效的展现出来吧。
王 杨 22:26:08
就是随机问很多关于教育的问题 都是直接的问题 简单的能直接给出态度和结论的 比如忧虑 担心 自信 不满 愤怒
就是让大众直接的对教育的问题发言。我只负责记录这个 但是并不细究
然后把这些东西剪开剪碎 然后把不同级别的问题 深入程度不同的问题的采访部分放到一起 很短小 但是一下子该来一种现场感和随机抽取的感觉 就好像突然真实走到人们中间去询问 他们的话之中的信息被固定到我想在影片中发力的地方 然后回到我的主观性的作者介入的主体部分 继续开始漫游 然后当一个点开始汇集等待点明 并且跳出我的主观和现实的别人的声音结合的时候 在插入一部分比上一次更进一步清晰化的街头意见
王 杨 22:26:14
就是这么个想法 你觉得呢
黄嘉清 22:26:56
我觉得很好，我很赞同
黄嘉清 22:27:30
感觉这样更有实际意义，没有被表现方式限制着
王 杨 22:27:47
恩恩 我也觉得可以试试 即便最终用不成或者不匹配 这个行为也是有意义的 而且本来我就关注的是教育问题
王 杨 22:27:50
是啊
黄嘉清 22:28:45
对
王 杨 22:29:31
我就是在想怎么找到主观的现实表达和真实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平衡 两者兼顾 让我的影片的社会意义和道德连接更有力 而不是过于沉沦到自己的对世界的判断里 虽然我觉得这种判断也是合法的
但是这需要和观众连接起来 这种方法就好像是一种工具
王 杨 22:30:20
而且可能对影片的节奏的控制有多了一些可以做文章的点
王 杨 22:30:48
大起大落 跳进来跳出去
却又是共同的主题和意含
黄嘉清 22:31:09
恩，这样挺好的
王 杨 22:31:20
观众也的观看或许也可以变得更有趣 而不是有些人觉得沉闷
王 杨 22:31:30
恩 可以试试
黄嘉清 22:31:45
是
王杨：
这个想法挺好。顺这个思路，不光是街头，也可以是导演自己出镜，“我为什么做这个东西？”或者访问其他人物。都是起一个穿插作用，也是监制提到的，对主题解释得更清楚，对观众起一个引导吧。
不过有几个问题要考虑好：一，这片子已经有一些东西，是他们觉得芜杂，分散了主题，那么，再加是把它们收拢了呢，还是增加了芜杂呢？这得有一点盘算。二，片子的主题已经衍出教育了，教育主题？就业主题？青年问题主题？需要有一个清理。三，街头意见，最怕产生假的感觉，或者作者引导的感觉，所以得收集多一些。
所以，两方面都得做。一是就原片子，得像剪树枝一样，把它弄得精美，没有影响整体的局部，能把故事讲清楚的。二是做一些镜头，街头采访，到时候用不用得上，用多少，都是后话了。
减法得做到位。
丰临
12月26日 关于随机采访的思考续 一种可能
主观方面所采取的采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既定的主体影像部分的一种相对的补充，是在道德与信息多元上的一次有益的改变。但是主观者所采取的采访不可避免的得到了一种结果。那就是不可能消除自身的局限，这种局限仍然没有完全跳离出主观表达的一贯线索。而且仍然显得独断而且缺乏依据。
那么是否可以采取一种从更多的个体手里获取素材的方式。在我这一方，只是规定镜头的基本方式，比如稳定性，机器类型，采访地点等等。这些的拍摄应该说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一致的。而获取的内容却更加丰富和更有说服力。我只是去选择更加多样化的素材，而且这些素材的不同的来自中国各地的拍摄者本身带着自己那个生活圈子生活年龄的因素。带着自己的态度，通过这个系统化的展现，事实和情绪都平等的建立起一种穿越性的一致。一种群体的思考。而我作为一个介入式的作者，的职责是对我看到的一切做出自己的表述和思考，整合与嫁接。使其平顺自然，又真正说明问题。
我只负责选择，这是一个作者称为作者最后的一项权利，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利。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主观继续独立完成随机采访所带来的动机纯粹性和造作的倾向。随机采访的权利应该分发给来自大江南北各个城市的人们，让他们用摄影机在他们的年龄段和生活圈子里记述下意见和一张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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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 讨论
王 杨 16:46:44 我想好好思考一下 开始准备剪最后一版
丰临 16:47:25 嗯
丰临 16:47:30 也是怕分散了
丰临 16:47:38 这意见有道理
王 杨 16:47:55 恩 上面是一个人的 底下是一个人的
丰临 16:48:59 看完了
王 杨 16:49:09 我觉得他说的一点觉得不错 就是 一些重复的信息需要整理
丰临 16:49:12 两个人的意思
丰临 16:49:19 也都是一个
丰临 16:49:27 精炼和准确
丰临 16:49:57 集中的问题
丰临 16:50:01 重复的问题
丰临 16:50:07 主题会不会分散
丰临 16:50:13 细节会不会多余
丰临 16:50:43 这也就是一个作品修改的时候的难题
王 杨 16:50:51 是啊
王 杨 16:51:22 另外第二位的话 说出了这个片子所面临的两条道路
丰临 16:51:58 嗯
丰临 16:54:55 现在多长
王 杨 16:55:05 现在104
丰临 16:55:35 现在考虑要精炼
丰临 16:55:41 先不管他们的意见
丰临 16:55:52 先想办法把线索滤一下
王 杨 16:55:55 恩
丰临 16:56:13 哪些影响到主题 些有些重复 哪些没说清 观众不像你 你浸淫其中，时间长，当然知道整个的来龙去脉。
丰临 16:57:20 你先全过一遍
王 杨 16:57:21 现在反而是要全部站在观众观看的角度
丰临 16:57:24 好好琢磨
哪些地方不顺当
你总起来是讲一个故事
是收得紧 讲得清 没歧义 概括讲 一，甘肃的部分，讲得人物多 二，上海的部分，可能有冲淡主题 三，北京的部分，弱 四，名字的问题 五，更具冲击力，就需要把观点突显 这样滤下来 然后分步解决
丰临 17:00:29
比如甘肃 要讲什么
不要考虑你现在有多少素材 而是想，够了没，多了没，清楚了没
王 杨 17:01:10
恩
丰临 17:01:33
上海的部分和北京的部分 主要是你的结构和主题，怎么咬合甘肃
是衬，是并列，还是逻辑上有承接
王 杨 17:02:45
得理清楚
关于本片音乐的使用
配乐不应该仅仅是应景的，更应该是一种从头至尾的自足的思索。它可以理所当然的抽离出影像世界，并且在有些时刻不期然中回到影像世界与其交叉触碰。从而得到一种心灵的颤栗。音乐的独立性体现在他有一个封闭的系统，一个音乐的内在逻辑范式。音乐更应该指向本质的疑惑，应该表达一种超脱于影像本身的思索。影像和音乐是两条洋洋洒洒的线索，只有在那些重要的空间，在主体观察审视空间时间的一段。影像和音乐才能同时出现，同时从阴影里被照亮。影片借助此种方式，确立出三种存在。一是现实世界，二是本体世界，三是主体世界。从而也建立三种视角，世界，心灵和绝对真理。这三种视角的立足点不是巍然不动的顽石，而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浮冰。
关于本片的剪辑线
需要被明确的是，镜语的逻辑是拍摄时已经固定的。当然也有其这样那样的原因。这里无需多说。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影片无论内在包含多少议题和故事，空间依然是我的基本单元。这些单元在此片中也同时拥有一种超越观念的叙事作用。利用空间推动时间的进展，通过空间达到叙事线的推进。空间或许是沉于心理主义的可能之点。只是有些空间被选择为显示本体世界和主体世界，亦心灵与绝对真实的途径。有些空间只是空间本身而已。
空间不可能被故事性打散，这是我的影片安身立命之所在。
观察点的意义
空间观察是我的立足点，是划定我和我的拍摄对象之间距离的游标卡尺。这一距离意义重大，它决定了我的道德立场，我的主体沉思的样式，以及我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人物进行沟通。进一步说，它也决定着我和我的观众之间的关系，我是对客观的主体观察者，那么意味着观众是第三只眼。事实上观众的视点正是本体世界。观众在某些时刻承担起一种凌驾于时间空间，主体客体之上的角色。上帝应该在观众的身上显示短暂的同一性。观众的视点同时也是被我的所控制的，这是我的权利。我让观众看到什么，对于影像记忆而言，观众完全是一个旁观者。观众是最直接的看客。而作者和拍摄对象都同时身体力行。这就是如何让观众不仅仅看，而是启发灵心的沉思。看和思必须同时进行。
所以我必须小心疏通管道，埋好伏笔，做好一切可能的准备。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观众应该在观察式的纪录片中告别现代性，回到古典主义的森林里。将视点交托于我，一种互相之间的信任。我会在一些时刻，一些段落，和我的观众展开心灵的探讨。一种情感的给予和归还。
lt;图片1> 图片：韩涛
致DAVID的信
大卫你好，最近你还好吗？
我的片子正在剪辑中。粗剪已经完成。现在有一个3小时18分钟的粗剪。基本上结构和内容是我们在西安碰面是所谈到的。没有大的变化。
我想事实上影片需要三种目的的音乐。第一种是更偏向内省和反思，动态较慢。每一个音节都给观众巨大的主体存在感。第二种音乐是带有更强的反思和适当的愤怒，带着疑虑和更多的同情。第三种音乐，将在影片的最后部分使用，并且按照我的设想将启到特别的作用。说到这里，我应该给你补充一些信息。
片子的结尾，是我的人物们参加高考，一场决定他们命运，并且对中国社会人群分级的考试。这些高中生的生活将从此改变，他们的父母也视这一次考试为一次巨大的机会，并且是可以平复自己多年艰辛生活和苦难的信仰历程的机会。一个大喜大悲的考试。我的影片就结束在考试结束学生将要走出考场大门的时刻。这一时刻，一道大门将考试结束等待走出考场的学生和在大门外面等待他们的父母隔离开。因为还有三分钟，大门才会打开。但是他们隔着大门互相可以看到对方。父母可以看到孩子的面孔，孩子也可以看到父母的面孔。毫无疑问，这是短暂但是难熬的三分钟。一组平行剪辑的镜头，一边是学生，一边是家长。我努力捕捉这些生动的面孔。那些疑惑，好奇，不安，欣喜等等。
那些脸上也带着他们的过去，贫穷，奋斗，体力劳动的艰辛，又或者是对于梦想的憧憬。
这里似乎时间凝固了，我需要一首包含反思性的，内省的，还有一些忧郁感的音乐，因为观众看到这里明白等待这些孩子的不仅仅是一场重要考试的结果，而是通过北京部分和上海部分了解到这些年轻人在未来，他们看不到但是观众可以看到的可能的未来，命运将以如何顽固的方式阻挠个人的奋斗。但最重要是的这首音乐要流露出一种乐观，一种祝福。并且有变化，从反思内省，到最终结尾处的祝福。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摄影机藏在大门侧面的小房子里，我拍摄着这些学生出大门的人潮。固定在他们的面孔和肩膀上。这些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并且我也相信将会为这个国家带来更好的未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三种音乐。
感谢你的支持，我正在抓紧时间做后期。希望能有一部令人满意的作品，相信这作品是我们共同的心血结晶。我的纪录片作品中，在没有哪部影片更期待一种音乐和其合二为一。再次感谢。
另外时间方面，这边当然是越快越好。当然还要看你的进度。我会耐心等待。
或许之后，我会想办法，将一些段落剪辑出来压缩成电子文件通过网络发给你。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
王杨
知我心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
好的意见来源于极具休养的人，而繁杂而无序的意见反而是个灾难。这些意见往往轻易的化身为观众，看起来宽广但其实极具狭窄的观众。轻易地听取这样的意见，让这样的意见左右自己。是对自己和观众的不负责任。让我来谈一谈听取意见的经验。意见的动机需要揣测，最重要是在你做决定的时候，你需要再次询问你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艺术。怯懦者和市侩者本质上没有资格和高尚的人共同讨论高尚。而对于美的谈论更是如此。
感谢朋友们的意见，特别感谢黄嘉清的意见。在动机上和水准上，这无疑是我的福分。
赵司泉 23:41:34
你剪得怎么样了
王 杨 23:41:42
慢慢来呢 一点点弄
王 杨 23:42:02
上海这边把那个女孩儿弄进来
王 杨 23:42:05
还有老影像
王 杨 23:42:35
把核心往家庭转 教育之于家庭 孩子之于父母 危机之于转机
王 杨 23:42:50
核心开始减法 收拢
赵司泉 23:43:18
北京那个 家庭怎么表现啊
全是学生的镜头
王 杨 23:43:54
北京那个没有办法 也没有必要 可能的结构是会宁北京会宁上海会宁
王 杨 23:44:36
这样还是借助结构的力量将会宁的家庭关系立起来 把北京涵盖到这个坚定地系统中 取得合力效果
王 杨 23:44:55
也就是会宁要在中间再出现一次
王 杨 23:45:01
一共三次会宁
王 杨 23:45:10
这个糖葫芦就更加向心
赵司泉 23:46:10
恩 我还是等你剪出来看看是什么样子 哈哈
王 杨 23:46:37
恩 那还有很长时间的
王 杨 23:46:38
哈哈哈
王 杨 23:46:50
包括上海需要有故事进来
王 杨 23:47:05
片子在调子上要往软走一些
赵司泉 23:47:08
恩 那时间是不是就延长了
王 杨 23:47:12
不一定
王 杨 23:47:24
通过细剪时间还是要控制在100分钟
赵司泉 23:47:31
恩
王 杨 23:48:28
必须把家庭放进去 堆积力量 最后一个部分的门内门外才能更有力量
王 杨 23:48:53
也就是在大背景之下的小主题
王 杨 23:49:01
这个策略现在觉得是正确的
赵司泉 23:49:24
恩 更柔软一些
王 杨 23:49:46
恩 往内走 我这儿还有上海女孩的流泪呢
王 杨 23:50:06
情感通过不断穿越空间得到凝聚
赵司泉 23:51:03
恩 这可得慢慢剪了
王 杨 23:51:14
是啊 所以我说要看到还早早得呢
王 杨 23:51:32
而且这两天犯懒 光想了 进度相当的慢
赵司泉 23:52:43
说到犯懒 我又看了一个好片 哈哈
王 杨 23:52:42
其实那种感情的流露还是应该是硬一点的感觉 有一点距离 有点干瘪
是那样一种物质化空间化的情感
王 杨 23:53:22
我想了想 其实就是那个感觉 比如在开班会的时候 那个女孩长的流行歌
王 杨 23:53:52
那种带有距离的情感 那种干瘪但是又很物质性的情感存在
王 杨 23:53:56
是这样的东西
王 杨 23:53:57
应该
赵司泉 23:54:11
恩 我能想象的出来
赵司泉 23:54:45
整个会宁都应该是这个感觉
王 杨 23:54:49
恩
王 杨 23:55:11
所有的行为都应该在整个系统里去寻找落脚点
王 杨 23:56:21
比如会宁的一个行为应该从上海找到依靠 北京的一个点在会宁找到依靠 上海在北京找到依靠
这样所有的行为都被联系起来 成为一个顺畅的系统 观众的情感参合进来就可以在这些连同起来的管道里自由的游走了
王 杨 23:56:26
这才是剪辑的意义
赵司泉 23:57:14
恩
王 杨 23:58:50
不是说作为一双眼睛游走和横跨了祖国就是牛逼
其实游遍了祖国就好像是观看母亲和孩子
这才是牛逼
王 杨 23:59:00
往小的地方落
关于世界的浇铸
剪辑就像造路，它是在给定路径。并不是剪辑对时间进行冒险。这冒险，在拍摄时早已完成。成熟的作者熟悉他在拍摄时所见到的那个世界。在在那里自我和物质性展开斗争并且积极的言和。大局已定，下面要做的是如何修造一个系统。一个互动的情感的容器。一个有关于链接新的心灵的可能，你的作品必须插上电才能发光。而等到发了光才可能有所意义。你的作品是这样一个东西，一个可以盛放无数的观众情感的容器，一个目睹着电流流过自己身体的传导物。剪辑不是建立一个可见的事物，而是努力修改线路以便正确的和众人的世界连通。
这连通并不是媚俗，因为所以的艺术表达都直接指向受众，并且很多时候受众在另一头不断启发作者。作者当然要有自己的坚持与考虑，但是如果连信息的有效建立都无法实现，那几乎可以说是可悲的。信息可以是多样的，并且拒绝一些观看者，而招引来合适的围观。
材料已近拥有，需要反复的实验。作者的心灵不应该总去想象受众的反应，而是去想象受众的视角。从哪个方向看过来是重要的。影像是关于看的艺术。
lt;图片1> 图片：韩涛
王 杨 0:13:45
原来中间那次会宁不是有一段老师的吗？然后是那个家庭
赵司泉 0:14:17
现在呢
王 杨 0:14:19
现在是把老师的这一段放到了从上海回来以后 然后中间的一段之留下那个家庭
王 杨 0:16:08
这个我昨天分析了一下
其实片子的逻辑是这样的
会宁的体制性命运----北京的梦想的阻断和承诺的遗失----上海：时代性的宣判（诊断书）------再到会宁（明确命运的轮盘之后的无奈的注视）也就是悲中悲。
王 杨 0:16:34
之前中间加一个会宁其实是想有更强的连接性 特别是中心线索会宁
王 杨 0:17:36
但是我昨天看的感觉是最后一段时间短了 而且内容上是忧伤的多。所以使得后面呈现出一个叙事上的急转直下。。。就是从上海回来之后直接就是个抛物线
王 杨 0:19:12
所以我想上海回来应该再有一部分机构性的运转 是对已知的逻辑的再次强调 是无奈感的小支点 这样后面的一部分就不会显得急迫的走向高考最终的一场 而是尽量最后一次展现一个较为完整的仪式
【摘文一篇，以资鼓励 】 希望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然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Petofi Sandor(1823-49)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什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抛弃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Peto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茫茫的东方了。他说：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聊天摘录-----------------------------
3月23日
关于此阶段。
需要“呼吸性”的内容。特别是中间部分的会宁。这一部分是一个调节整个影片的重要章节。应该加入更感觉性的内容。寻找整个影片的中心意含影像。
各部分也需要找到合适的点，来做微小的“呼吸”。
4月4日 北京去西安火车
如何解决“上海部分”？在全片的地位、和连接性。
“上海部分”现在的状况是矛盾的。一方面在本质以及主题上来说是非常吻合的。会宁虽然是主线，但并不意味着《中国门》是一部有关会宁式教育的纪录片。“上海”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主题向上爬升。产生一架梯子。通向一种深层的期盼。
但有限的观看意见必须得到重视，这说明对此部分的处理已经造成了一个障碍。疑问被产生，还有某种磨损。观看上的任何疑问，一旦拥有完整的逻辑合法性。这对于呈现者来说是最危险的。
我需要更合理的将上海部分安放好。我有一种预感，这次尝试将进一步为我的主题带来更有效的表达。三个地方，相同的目光将其相连。四目对望之间，一种超越结构之上的精神时间和关系被呈现出来。线性的表达需要被改变，被注视的时间所暂停。构筑出另一个层次的时间。之前的音乐和主体沉思已经为我们表现出这个模型。现在是大胆的尝试，将线性逻辑的合法性转变成一种深层的逻辑，最终完好的统辖整个影片。
《中国门》观后感(八)：暗夜寻路 ——王杨《中国门》
暗夜寻路
——王杨《中国门》
或许是因为导演的影响力，也或许是因为制作水平，虽然王杨的《中国门》（2011）比陈为军的《出路》（2012）早了一年，但前者的知名度却还是远逊于后者。
高考是谈论中国时不可能回避的话题。任何反思教育制度、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无不会从高考这个点来切入。这些作品或反映应试教育的异化，或反映贫困地区求学的艰难，或反映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辛酸，或反映不同地区触目惊心的教育贫富差距……王杨的《中国门》显然沿袭了这个思路，并且，实事求是地讲，这部纪录片也不是同类题材中最好的。
导演将这部纪录片命名为《中国门》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在影片的开头，赫然一段文字——
人生要不停地打开一扇扇门。一扇门代表一个世界。
传统中国，科举考学像一道窄门。
读书读得好的，就可以做官，有功名，得福贵。
当代中国，透过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大多数孩子的唯一选择。
接着，导演通过“門”“鬥”“闖”“闗”“閘”“闊”等几个与“门”有关的字串起了在甘肃会宁、北京和上海发生的关于教育的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会宁一中高三学生艰苦的生活和刻苦的学习，看到了走出大山却难以在大城市扎根的“蚁族”的漂泊，看到了上海家庭在高质量教育上的不计成本的投资。影片既通过“門”“鬥”“闖”“闗”“閘”“闊”形成一个纵向的线索；也通过高三生为考大学而奋斗与大学毕业生为找工作而挣扎的对比、以及会宁教育与上海教育的对比在横向上铺开；最后，以形形色色但却千篇一律的中国式的麻木的表情和迷茫的眼神来结束。
看过这部影片，我们可能会为其中的贫富差距而揪心，会为“蚁族”的漂泊而担心，会为西部教育的落后而痛心。然后，真正触动我的却是几个场景。
其中一个场景是在影片的开头。那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早晨，会宁一中的学生在操场上读书。导演最初将镜头对准了几个学生，他们那种机械得近乎痛苦的背书的情景让人感到有些滑稽。接着展现的是一个长镜头——在开阔的操场上，密密麻麻地站着以同样的方式在背书的学生，而更远处是荒凉的群山，山上映着朝霞的光辉。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愣住了。真的，这的确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早晨，可是，这里——会宁一中的操场却因为这些苦读的孩子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还有一个场景是在北京。走出大山的王晓志在北京漂泊了四年，终因找不到出路而选择离开。临走前，他说，来北京四年了，还没见过升旗，想在走之前到天安门广场看看。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便赶到了广场，耐心地等待。镜头在王晓志和旗台间切换，透过镜头，看不出他的表情有任何变化，更不知道他此刻的心境。国旗护卫队来了，国旗升起来了，在熹微的晨光中，王晓志的大眼睛眨了一下，终于露出了一丝满足的笑意。我说不清楚这个画面的含义，只是从王晓志的眼里读出了中国老百姓所特有的隐忍与坚强。
最让我感动的场景是在影片的最后。看完考场后，一群孩子到寺庙烧香祈福。所有孩子都在香炉前双手合十地跪着，香雾缭绕，耳边传来的是清脆的钟磬之声。看到孩子们虔诚严肃的神情，我内心突然感觉到一丝恐慌。在这些孩子心中，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宗教。我还没从这种不适应中走出来，接下来出现在镜头的是两个坐在山坡上的孩子的背影，他们面对的是苍茫的群山，山间是荒凉的会宁城。两个孩子没说话，镜头外却传来了歌声——“如今要到了离开家的时候，才理解儿行千里母担忧……”，声音带着黄土高原特有的浑厚、嘹亮与苍凉。镜头转动，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现在镜头中，最后镜头定格在一个身穿黑色外套、脖子系着表示好运的红丝带的大男孩那里。我根本没想到如此苍凉的歌声是这个孩子发出的。歌声结束，孩子们在一片欢呼中跑向群山。孩子们沿着荒凉的山路跑啊跑，欢呼声越来越小，黄土高原的风声却越来越大。最后，孩子们爬上了最高的一个山头，在呼啸的风中对着群山呐喊……
这是这几年来，最让我感动的一个镜头。我想起了在铁凝的《哦，香雪》里，那群姑娘们对着群山的呐喊；想起了在贾樟柯的《站台》里，那群年轻人对着群山的呐喊——那是对黄土高原的呐喊，那是对青春的呐喊，那是渴望改变命运的呐喊！
《中国门》并不是一部励志片，甚至整部影片都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没有旁白，人物的对话也不算多，有的只是单调低沉的配乐伴随着镜头在“門”“鬥”“闖”“闗”“閘”“闊”几个章节间响起。一如我们所熟知的高中生活，影片在很多地方展现了那种披星戴月的生存方式。然而，值得称道的是，导演所着力展现不是清冷的月色，也不是教室里辉煌的灯火，而是学生们在上学的路上，手电筒里所发出的星星点点的光芒。
正如影片开头所说的——“当代中国，透过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大多数孩子的唯一选择。”读书的确是可以改变命运的，纵然，作为过来人我们都深知，为了改变命运，我们还要继续付出很多很多。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宣传中，大山里的孩子都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所展现的更多的是改变命运的渴望。对他们来说，人生就像荒凉的暗夜，读书与高考是他们唯一可以照亮前方的东西。在无边的暗夜里，他们不知道身处何方，不知道身外是怎样的世界，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出这个暗夜。但是，他们却依然在走，就像每天清晨他们都打着手电筒走在通向学校的路上一样。
手电筒所发出的星星点点的光芒在虚焦镜头下越来越模糊，最终连成一片灰白。但是，脚步却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匆忙而杂乱的脚步中，每个孩子都在凭借着那点微光寻找着自己的出路与前程。
他们可能是弱小的，也可能是落后的，甚至可能是愚昧的。但我们应当相信，在读书改变命运的这条路上，他们是虔诚而幸福的。
2015年1月10日
《中国门》观后感(九)：噩梦与希望：《中国门》里的中国梦
郭力昕/ 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专任副教授
关于中国高考和大学生出路等题材的纪录片，我曾看过同时出品于2007年的周浩导演的《高三》，和杜海滨导演的《伞》（描述上海地区大学毕业生求职压力的第三段）。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在一篇网路文章里，曾对福建武平一中拼高考的《高三》里关于中国高考这件事，表达了反感：“反感之盛，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无可逃避，此一生，彼一生，无可逃者，唯死亡而已。现在比死亡多一位，守在成人仪式上。”
几年之后，王杨导演的纪录作品《中国门》，把我们带到甘肃会宁县这个远在大西北的知名高考状元县城，让我们见识了汇集自四方贫穷农村孩子的会宁一中，如何从校长，老师到家长，将通过高考以冀望经济脱困，阶级翻身的层层压力，加诸这批日夜苦读的学生身上。其实，《中国门》在这个议题上的关注面，展开得更为宽阔。它不但纪录那些彻底失去青春，只剩日夜背书的甘肃农民孩子，也将镜头转到北京，访查那些瑟缩在唐家岭地区如贫民窟一般，只能在街头干临时工的来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此外，本片继续带我们前往上海，见证一位从小被迫学钢琴的都市中产阶级女孩的不快乐成长经验，和一群带着走路还不稳的宝宝的年轻父母们，在“高级早教机构”的幼儿班里，参加让幼儿可以更早地“更聪明”的收费昂贵的英语训练课程。
一方面，我极为同意张献民对高考的反感。通过高考窄门所编制的成功，翻身，出人头地的“中国梦”，这个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遍及各个华人社会的，似乎一直醒不过来的连环噩梦。现代版的科举机制，和他所继续强化的封建价值和社会控制，正牢牢巩固这一套念书、升学、高考的完美而封闭的系统里。现在，通过高考以改变个人命运的思维，还可以跟“中国崛起”以改变国家命运的论述扣在一起：贫穷阶级通过考上大学，走向经济发达的城市生活，而以“更快更高更强”作为不只奥运更是经济建设指导原则的中国，更让国家经济发展成为唯一价值与意识形态，和农村活都市青年追求生命之小我和大我意义的绝对方向。
在《中国门》里，北京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坚定的说：“我觉得我不笨，也够勤劳，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好的，所以我决定留在北京。”抱着如此“中国梦”的年轻人，和那些抱着“美国梦”的各国移民，一样地可敬，也一样地悲哀。他们认为大都会里遍地都是机会，只要自己肯干，终能有出头的一天。他们无法看到今日美国或中国之资本市场的结构性剥削，早已让大多数底层的勤奋劳动力，恐怕永难翻身，只能在阶级化社会里原地打转，甚至消失。
有趣的是，导演王杨在这部影片，以及他对作品的阐述里，透漏出他对高考的一种更为复杂、开放的观点。影片确实清楚呈现了农村与都市青少年，同样沉重的不同压力，但是他认为高考带来的生活噩梦，与它给农村孩子弟提供的希望与可能，是相伴相生的。因此，在导演如是的提醒下，我们也许应该暂时稍微抽离“这些孩子正在被新科举压迫得喘不过气”这类立即的阅读效果，以思考“高考”与“中国梦”的辩证意义；如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尽管带来了资本主义与贫富差距加剧等各种问题，但许多可能{包括未来的政治改革）也得以从中发生的话，那么，让更多青年拼进大学这件事，不也能以同样的逻辑，期盼在那些想通过高考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人里，将有一小部分的人得到基进反思的机会，终成未来改造中国命运的队伍？
我忽然想到一位目前在广州媒体工作的年轻朋友，正式来自于甘肃嘉峪关附近的青年。这位令我敬佩的好友，高考胜出进入北大，来到都市求学、工作，但他自己早早建立了深刻的省思能力，能够批判地看待自己的与国家的诸般问题，并且在平面媒体工作里，开始产生了无可忽视的影响力。《中国门》里那些凌晨五点半即涌入会宁一中开始背书的农村孩子，也极可能还藏着好些位将要真正改变中国未来的种子，值得我们在困顿中抱着期待。
（摘自“机不可失”cnex纪录片影展场刊）
《中国门》观后感(十)：天才与尘埃。
-
——001——
在看《中国门》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让孩子学会面对压力是好的事情，但若是为了应试教育而不得不去接受这样的压力。对于学生，对于家长，对于教育事业，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究竟是幸事还是莫大的悲哀。
——002——
片子很直白也很残酷，残酷得甚至让人有些心悸。对于那些背靠大山的子孙来说，高考或许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美梦：去一个大城市，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以此作为一个跳板，彻底远离这个贫困而又闭塞的小村子。洗去曾经十几年的贫穷与落魄，就此开始新的生活。
印象很深的是其中的一个考生说：“最想去的，当然还是首都了。”当被问到为什么的时候，他摆弄着一旁的东西说：“但真正上大学的话可能还说不准，原因还很多吧。”
他说的是“原因还很多吧”，而英文字幕的翻译是：“I am not sure”。
I am not sure.
——003——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做着来北京的美梦。
他们以为首都宽厚而又包容，他们以为所有好的东西都在首都，他们以为所有厉害的人都在首都。于是他们在不断不断的前进努力着，向着北京开始了一步又一步的迈进。然而当他们奋斗了那么那么久，终于把那么多的努力变成无数个日日夜夜无穷无尽的奋斗与煎熬的时候；当他们背负了所有家人与老师的期望，终于赢得了属于他们或是本不属于他们的荣耀的时候；当他们头也不回的告别了那个封闭而又灰暗的小村庄，告别了那片干枯而又脆弱的土地，沿着那条无穷无尽的公路终于义无反顾的踏上旅途的时候。他们心中装着的，一定是满满的希望与勇气吧。
——是阿，我经历过了高考，我走过来了。我拿了半条命出来换取我后半生的幸福生活。我可以告别这个村庄，我可以告别曾经穷苦的生活，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的人生，我可以改变我家庭的面貌。
而事实又是怎样呢。
——004——
在所有坎坷到走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曾经那个老师说过的话吧：“这么苦的高三我都走过来了，我还怕什么。”
是啊，高三很苦。但你总会有目标与期望。虽然艰难坎坷，但是希望尚在，梦想尚在。烈日下灿烂的微笑是被现实烧毁梦境后仅留的痕迹，是如破晓时的晨曦微光一般可以照亮所有的虚无。毕竟你知道最后的期限在哪里，你也知道我还需要再坚持多久。你甚至可以靠想象美好的未来来填补空虚的生活。
而以后呢，当他们拿着辛辛苦苦考上的大学毕业证去求职四处碰壁的时候；当他们怀揣着美好的梦想踏进社会大门的时候。他们想过么，辛辛苦苦的读了那么多年书，最终会输给资历，输给人脉，输给花言巧语。年轻的梦被现实生活挤压的支离破碎。到最后，这样的他们会很绝望。他们会想不清自己费尽了力气来到这个城市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会在大城市的灯火辉煌中失去方向，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迷失自我，会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忘记回家的路。
——005——
整部片子里最现实的一句话，一个考生问他年迈的母亲：
——“考上大学，生活费怎么办。”
片子里的母亲没有回答他，只是告诉他会有办法。其实很显然，她也很迷茫。她只是一个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小村子的妇人，她的生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她根本想象不到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生活，更想象不到学费和生活费对于他们这个贫穷的家庭来说究竟是意味着什么。但她只能这样去回答她的孩子，因为那是她自己，也是她所能给他的唯一的希望。
——006——
其实看的时候觉得很残忍。他们有太大的憧憬与希望。他们在为了生存而高考，又在为了高考而生活。而当他们真正考上了大学，那么巨大的差距让他们怎样面对。当他们尝尽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会不会在某个孤枕难眠的夜晚，突然无可救药的怀念起曾经那个陪伴他长大的沉闷的山谷与灰色的村庄。
他们最终还是要面对很多高考没有教会他们的东西。
比如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007——
那个纪录片里最动容的，是他们在高考前的那天。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在山间的小路上奔跑着、笑着、闹着，互相鼓励拉扯着。站在那个能看到整个村子的地方冲着广阔的天空叫着。
于他们而言，那既是开始也是结束。告别这里，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虽然生活在别处，却甘之如饴。
——008——
完成了梦想的人离开了北京，实现梦想的人正在北京，做着好梦的人正在赶来北京的路上。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在听李泉的新专辑《天才与尘埃》，就用这个来当做标题好了。
——愿他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end-
最后谈谈电影。王杨是我非常欣赏的纪录片导演，曾经很喜欢他的《寂静之声》。而在《中国门》里，我却看不到任何曾经他让我最为感动的那种“无法被传递的内心力量”。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看，最后那长达三分钟的家长面部焦灼表情的特写矫情得让人难以接受。
好吧，我看的是45分钟的阉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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