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余偶拾的读后感10篇
《译余偶拾》是一本由杨宪益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译余偶拾》读后感(一)：“最后的士大夫”杨宪益先生笔下的那些历史小零碎
提起杨宪益先生，或许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更加熟知一些。他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曾将西方的著名古典文学作品《荷马史诗》翻译成中文，也曾经将《红楼梦》、《儒林外史》、《楚辞》等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想要将这些中外的古典文学如此娴熟的进行内外翻译，没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功底相信是很难以做到的。的确，他同时还是一位文化史学者，曾经被誉为是“最后的士大夫”。能够获此殊荣，可见杨宪益先生的文学造诣之深、学识之渊博，此劫非一般泛泛之辈可比。
杨宪益先生的主业是从事文学翻译工作，那么在翻译闲暇之余他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这本《译余偶拾》就是他所留下的一部非常精彩的历史学术随笔集。粗粗翻看了以下此书，感觉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涉及广泛。音乐、地域、传说、民俗、宗教、器物……各种的内容简直是无所不包。它从中国写到西域诸国再写到罗马西班牙……地域性甚是广袤。年代一直从战国时期讲至清末，跨度尤为宽广。大致看看这书中所列的目录，似乎在这其中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被记述分析下来，但若是细细读读这其中的内容，却发现杨宪益先生果然是位学识广博，眼界开阔之人，他文中所引用的内容绝非随手而所，都是经过一番考究与求证的。更为难得的是此书虽然是一部学术随笔集，但是内容却并不像别的学术文章那般死板晦涩，读来甚至还会有一种轻松有趣的感觉，感觉更像是一种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的闲谈。此书就好像是小孩子的百宝箱一样，只要看着新鲜有趣的好东西，各种各样的历史小零碎都会被杨宪益先生在译余之中偶然的收入在了这本书中。
此书的整体结构看上去很是零散，但是内容却真的是让人不由的感叹大开眼界。看多了那些记述的太过于严谨的历史学术书籍，倒还真的是不妨来读读这本《译余偶拾》。比起当下那些胡诌瞎扯乱分析的历史书籍，此书算得上是消遣性历史书籍中态度相当严谨的作品了。闲来好好的读上一读，还真的是能够让人增长见识不少啊！
从前只知道杨宪益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和爱妻戴乃迭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是一对羡煞人的翻译界神仙眷侣。直到读了他老人家的《译余偶拾》才知道，杨宪益先生不仅英文水平高，古文功力也是极其深厚的。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也能知道，能把《离骚》、《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古文水平自然不在话下，非一般现代人能望其项背。
虽然杨宪益先生的名号是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但在《译余偶拾》当中收录的是杨宪益先生在20年世纪40年代所写的文史考证，特别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文章和笔记，分为了《 零墨新笺 》和《 译余偶拾 》两部分。杨先生早年赴英留学，在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大约就是这段国外求学时期对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乃至月氏、匈奴等中西亚国家的研究，让杨先生从历史学和音韵学的角度入手对中西交通史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汉字是表意文字，在历经数千年的流传中，语言在不停变化，这也就意味着现代人所说的汉语和古代汉语的语音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杨宪益先生利用自己语言学的优势和对中国古籍的熟悉，通过古汉语的语音与西方的文字记录做出比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在《汉初孝的观念传播西方说》中指出，汉孝惠帝的称号是公元前187年，同时代的希腊王朝中诸王的称号又Eupator或Philopator一字，与中文的“孝”同义，在东西方同时出现“孝”的观念，或许不是巧合。甚至Augustus奥古斯都这一称号或许都来自中文的“孝”或匈奴的“若鞮”。
当然杨先生并未像现在的某些人言之凿凿，认为一切都是源于中国，他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由于文章的年代较早，经过若干年学术界又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有时就是杨先生自己的发现，其中谬误他也丝毫不讳言，进行补记。偶尔杨先生会赋诗一首，自称“打油诗”，
因为杨先生的功力深厚，所以虽然只是史学随笔，读起来也相当有难度。若不是学贯古今，博通中西，只怕是略为艰涩。
《译余偶拾》读后感(三)：抽丝剥茧看历史
《译余偶拾》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著作，正如书名所形容的那样，这是一本在翻译之余偶然间收获起来的小书，其内容是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字，为我们揭开那些在历史中不为人所注意的诸多历史事件。
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作为补充，论述有理有据，足以窥见其学识之渊博，不愧为能将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翻译成中文，又把《楚辞》《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大学者。
全书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零星新箋”，描写的都是关于苏袛婆的身世之谜、秦王《破阵乐》的来源、纸的两个外国名称、桃杏梨是如何从中国传入印度的等这样充满八卦意味的话题，令人耳目一新，读起来很是轻松。而第二部分的“译余偶拾”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主题数量上，都稍显严谨丰富些。这样的作品，作为日常消遣，实在是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以事实为基础而写就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因为其年代久远、语言不通或者后人误解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因此，读历史还是应该本着怀疑的态度为上，才能避免走进思想的误区。杨宪益先生对待历史，就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他才可以编著出这样一本很有见地的史学读物。
对于秦王《破阵乐》，很多人会下意识的以为这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创的武舞，毕竟在历史上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可是很英明神武的。不过，根据杨宪益先生的推论：在当时，突厥与我国的关系来往密切，尤其是在军士的服饰和音乐方面，且在古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的诗歌中有关于罗马古代武舞的描写，也就是与《破阵乐》十分相似的罗马突罗戏或者霹雳戏，而东罗马当时也有信使与突厥有往来。因此，罗马的武舞就就可能经过突厥的媒介传入中国，再加上当时人们称呼罗马为大秦，那么这里的“秦王”就是东罗马的皇帝，也就是大秦王。
当然，书籍中所涉及到的内容不仅限于此，还有很多关于中外的诸多历史牵扯，可见即使是在古代，中外交流依然是非常丰富的，要不然也不会如此繁盛几千年，拥有足以傲视世界的资本。
《译余偶拾》读后感(四)：翻译大家的随笔小集
《译余偶拾》的作者杨宪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诗人。他的祖父为清朝翰林，父亲曾做过中国银行行长。杨宪益中学入英国教会创办的新学书院，1934年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读古典文学及英国文学，并结识了相伴一生的爱侣戴乃迭……
仅仅是浏览杨宪益先生的履历就能发现他出身显赫、天资聪颖、经历丰富。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妻子合作，把我国大量的文学名著译成英文，《诗经选》、《楚辞》、《红楼梦》、《儒林外史》，以及部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书的英文版均获好评，在西方产生广泛的影响。可以说，他不仅在文学与历史学上有着杰出成就，更为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文化的传播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宪益先生在翻译工作的同时，留下了大量与文史考证相关的笔记与文章。《译余偶拾》正是辑录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文史考证，特别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文章和笔记，共97篇文章，内容极其广发，涉及历史、文学、语言、地理、艺术等众多学科。对于我们了解他的研究、创作与治学有着非常好的帮助与补充作用。
全书共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零墨新笺”，是翻译工作之余的一些小的思考、假设与推敲、考证记录。比如：《关于苏祗婆身世的一个假设》、《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唐代乐人关于共振现象的知识》、《<柘枝舞>的来源》等等，均是与音乐、舞蹈、杂剧有关的学术思考记录；类似于《古代的夹纻术》、《关于纸的两个外国名称》、《中国青瓷的西洋名称》等的工艺技巧探寻；还有《桃杏梨是中国传入印度的》、《宋代的养金鱼》、《番薯传入中国的记载》、《含羞草是何时进入中国的》这类有趣的小知识。
其实作为翻译工作者，本身就要精通中西方语言与文字，但这仅仅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与历史知识，这样才能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准确的译出其本义。阅读这些小文章，一方面可以感受到杨宪益先生作为翻译大家对所在领域的热爱与钻研，另一方面也体味到了想为读者翻译出一本书、一段话、哪怕一个词，其背后都是译者大量积累、丰富知识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后的成果。
书的第二部分就是“译余偶拾”了。这里有杨先生本人的一篇序言，大致介绍了成书的原因，也着重指明这是自己“青年时期不成熟的读书笔记”，重读后“觉得内容上问题不少”，“还有不少疏忽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考证，如关于东罗马和古代中国的交往，还是可以成立的，所以才决定重新出版一次。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自然不能对那时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吹毛求疵，但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多了解相关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杨先生作为把中国古文翻译成外文传播出去的先锋者，该如何去辨别那些连现代人都看起来吃力的文辞，该如何在翻译中做出恰当的处理方便西方读者理解，每一个小细节其实都是很大的考验。
《论“夏”字的上古音》、《“不得祠”辨误》、《汉初孝的观念传播西方说》、《大月氏王都考》、《大秦道里考》、《大秦异名考》、《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等等，这部分专业性较强的文章其内容无不展现了杨先生知识的博大精深，见地的高瞻远瞩。今天，我们管中窥豹，略揽杨先生的研究点滴，可做启发，亦可以当做鼓励，唯有在自己专攻的领域做出成绩与进步，才是对前辈的最好回馈。
建议对翻译学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去找一找杨先生的生平事迹，其人生经历与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态度其实也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内容。
《译余偶拾》读后感(五)：杨宪益读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胡适提出来的治学方法，杨宪益的《译余偶拾》，正是这一治学方法的具体体现。无论是《零墨新笺》还是《译余偶拾》部分，都是在这一治学方法指导的成果。
《零墨新笺》只占《译余偶拾》三分之一强，内容却大抵别开生面，读来饶有趣味。《秦王〈破阵乐〉的来源》一文即是一例。
原文开篇即引用《旧唐书·音乐志》一段有关《破阵乐》的文字，中规中矩，不脱窠臼。此段文字大体意思是《破阵乐》是唐太宗所造，介绍了其具体舞蹈情形。《破阵乐》作为一种武舞，是用来模拟战阵的动作，以此夸大唐太宗的武功。
读到这些内容，相信多数人到此打住，得到满意的答案，兴尽而返。杨宪益没有满足这样的记载，他同时较诸《隋唐嘉话》、《资治通鉴》，发现了问题。原来《破阵乐》在唐太宗为秦王时就已经在军中流行了，并且不是由于刘武周的败灭或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的授首，而只是当时军中流行的一种武舞。
事情似乎到此结束了，可是不，杨宪益认为既然唐以前没有这种乐舞，“我们就可以假设它至少含有胡乐的成分，或者完全是移植于中国的胡乐。”
这样的大胆假设似乎有些意想天开。其实不然，我们知道初唐与突厥关系密切，而突厥的西部边界与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边境接壤。初唐时，欧亚间各民族交流频繁，初唐文化中包含有突厥成分就毫不足怪了。而且他注意到军士的服饰和音乐等方面，也是如此，这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了，他又一次大胆地假设“《破阵乐》很有可能是由突厥方面传入中国的。”
这样的假设对不对呢？杨宪益开始了小心求证。他发现大名鼎鼎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有一段关于罗马古代武舞的记载，与《破阵乐》颇为相似。这种武舞当时名为突罗戏，在每年季节的赛会里时常举行。紧接着他又一次假设，“来源很古，大概是古希腊方面传来的。”这样的猜测是否合理呢？他的考证结果是，古希腊有一种名为霹雳戏的武舞，这个名字“可能”是起源于古希腊名王阿戏留的儿子霹雳，这里仍然是假设，我们姑且存疑。
紧接着，杨宪益层层推进，比较了突罗戏与《破阵乐》的异同，最终认为“《破阵乐》可能就是罗马的突罗戏或霹雳戏，由突厥方面传过来的。”
到这里为止，仍然全部是猜测，却猜测的合情合理，令人无可反驳。就这样下结论，当然难以服众。杨宪益又从古代我国和罗马的交流史来加以求证。
我们知道，古罗马在我国古代的称呼是大秦，联系到唐太宗曾被封为秦王，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似乎初露曙光。“所说的秦王也许原来是指大秦王，而不是曾为秦王的唐太宗。”这样的假设入情入理。
杨宪益是个博学的人，做了上面的考证他并没有直接得出结论。他又查看了《三藏法师传》的有关记载，知道在初唐时印度即已知道《破阵乐》，据此他猜测《破阵乐》的流行范围远远超出我们已知的中国疆域。
此外，杨宪益还找到有关资料，证实东罗马皇帝茹斯丁第二曾经派遣使臣访问过突厥。“所以罗马的武舞，经过突厥的媒介，被带到中国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说，《秦王〈破阵乐〉的来源》一文环环相扣，杨宪益先是大胆假设，然后小心求证，虽然不能就坐实《破阵乐》的来源，但给读者很大的启发。这样一种治学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
胡适曾说过，“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初唐去今已久，湮灭无闻的地方甚多。如何读史，杨宪益给出了一个学者的答案。
杨宪益在《译余偶拾》里，提供给读者一种读史的方法。我们不是学者，为何不给自己一点乐趣，即在读史的过程中尽管天马行空，畅游史海，你只需一点怀疑精神，毕竟，尽信书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