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大师兄读后感锦集
《开山大师兄》是一本由许金晶 / 孙海彦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1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人在蒙昧状态下读的书，影响可能会很大。 正值写毕业论文和找教育类工作的折磨期，看到前辈们的经验之谈，收获良多。近期印象很深的几点:
1. 1986年或者1987年，我有一次去王福林百货大楼买衣服，柜台里的售货员聊天热烈，都不理我。我就站在那里听，听他们聊的是谌容《人到中年》，在当时影响很大。现在如果再到商场去，大概聊的就是昨晚播出的《甄嬛传》。 2. 有些学生很认真、很细致、做的东西很精巧，但是读了以后很难发生共鸣，就是因为和我们的现实、社会很隔膜。学术应该有一种大的社会历史关怀。但是这种关怀不能仅仅是些常识性的东西，还必须进入学术的脉络。社会关怀和学术意识，这两者都不能少。 3. 在排队等车的时候，你穿了一件红色连衣裙，忽然来个跟你穿一样的，什么感觉？撞衫了，所以必须思考避免重复，时装和学术都要创新。
4. 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特点，理解力会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进来的时候程度不同，性格不同。比如说有的学生你可以狠狠地批评，越批评他越好，有的学生就要注意了，不能太狠，太狠了他就被一棍子打懵了。有的学生做好了需要鼓励，有的学生一听到鼓励就飘飘然。这些都是因人而异，不是工厂的那种批量生产。
5. 教学生不是教答案，而是教他如何实现转换。有读书会比没读书会好，但是怎么主持读书会呢？不一定要咬文嚼字，是要教学生怎么把书里的思想转换到新的场景加以判断，以及何以面对不同的场景与问题。在恰当的时机转换到经世致用上。
《开山大师兄》读后感(二)：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学术传承与现实关怀
熟悉学术史的读者都知道，学脉的传承就像人类的血缘纽带一样，是点对点的传递过程，老师傅带着学徒在学海中艰难跋涉，是古人做学问的基本方式。现代学术体系建立后，传统学术传承模式受到了很大冲击，导师一人带多个博士，甚至“放羊式管理”的现象十分普遍。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传承，则面对着承续新中国成立前与西方结合的学术路径，那是一个万物复萌的时期，也是一切都没稳固、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的时期。因此，“开山大师兄”的品格与学养，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此后几十年该学科的特征与水平。
《开山大师兄》与现实的契合点就在于此。正如作者所说，“通过这样的访谈口述记录，读者足以管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科学术的重建与复兴历程以及一代学人的学术之路与思想精华”。接受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学者，不仅是各自领域的“开山大师兄”，也是学科精神的传承者。
比如，古代文学研究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蔚为大观，作为国学曾经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个学术领域的问题，也关乎着国人精神文化的传承。然而，即使是古代文学这样与时政较远的学科，在“文革”时期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到了莫砺锋先生读书的时候，也需要面对学科的“重建”过程。这就让他们的求学之路变得更具家国关怀层面的寄托，不只是为了学术本身，更是为了古人讲的“修齐治平”，真正从学术精神上汲取能量。
葛剑雄先生在接受访谈中谈及的问题也给我很大收获。他早年跟随谭其骧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的故事已经是学术界佳话，但他对此依然十分谦虚，态度也很谨慎，在访谈中他也提及了导师的人格品行对自己影响之大，尤其是执着的精神令人钦佩。这些精神都是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匮乏的，《开山大师兄》让这些学术史的见证人直接谈及往事与现实，对今天的学人尤其是年轻人有很大的启发。
《开山大师兄》读后感(三)：《开山大师兄》后记
三年多以前，我在青岛路的万象书坊，敲打完了《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的最后一个字。书稿杀青之时，没有任何喜悦，因为当时这本书的出版，还仍然是前途未卜，不知花落何方。
三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在万象，我又开始敲打《开山大师兄》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而此时的万象，已经从青岛路搬到了几百米之外的金银街。我重复着敲打文字的动作时，内心只有坦然与从容。这不只因为，本书已经早早地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签好出版合同，也因为此时的万象书坊，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单纯是一家坐落于南大校园里的咖啡馆；在这里工作的诸多友人，连同我个人在这里主持和参加过的诸多沙龙、观影活动与友人聚会，都已经成为我个人生命，和对南京这座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的爱人孙海彦，也就是常常被我的朋友们称为“朋友圈网红”的小鱼。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她是书稿提交给出版社之前的最后把关人；我的第二本书《领读中国》，她是书稿的特约编辑；到了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这本《开山大师兄》时，她已经成为了本书的共同作者。能够以书稿写作的方式，见证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历程，何其荣幸！
就分工而言，本书各位学者的相关文献、访谈、简历资料的搜集，以及后续访谈稿的大部分整理和润色工作，由小鱼完成；各位学者的访谈提纲的撰写，和现场的访谈工作，以及各篇访谈稿的最后定稿工作，由我来完成。这是我们夫妇合写的第一本书，我相信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本书。在本书即将杀青之时，另两个夫妇合写的图书选题，已经在构思和准备之中，敬请期待。
感谢群学书院的策划总监陆远兄，他整理的《开山大师兄》一文，是本书灵感的最早源起素材；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徐海总经理和卞清波主任，没有两位的大力支持与敦促，这本书的书稿无法如期完成；也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罗人智编辑，尽管本书没有在浙大社出版，但你前前后后为本书出版做出的诸多努力，我个人一直铭记于心；同样要感谢从事速记工作的颜菁女士，本书所有访谈的初稿，都是由颜女士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尽管我们之间是一种纯粹的商务合作，但你整理出的高质量访谈稿，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跟小鱼的工作负担。
最后要感谢的，是接受访谈的这十位学者。你们原本都只是我在学术阅读过程中，时时在书本和文章里读到的名字；然而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却得以跟你们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你们的丰富学识和极具亲和力的人格魅力，让我今天回忆起来，还感觉格外的鲜活与亲切。
在本书写作过程当中，周晓虹、范可、梁晨、沈章明等师友，都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有效建议，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记得我刚刚从事媒体工作时，一位前辈曾经对我说过：新闻报道刊发之后，就跟报道的采访撰写者没有直接联系了。套用他的这句话，这本书写完出版面市之后，或许就跟作者没有直接联系了。至于本书的内容，能引发怎样的关注与反响，这完全取决于读者。如果大家读完这本书之后，能获得些许感悟、触动与思考，这对于作者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
就此搁笔。
2018.7.8下午作于南大金银街万象书坊
（《开山大师兄》一书日前已经在当当、天猫等电商网站上架，欢迎关注、购买和阅读。）
《开山大师兄》读后感(四)：学术情结与学术记录——《开山大师兄》自序
《开山大师兄》是自己的第三本书，跟前两本书《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和《领读中国》类似，这同样是一本以访谈为主体内容的论著。前三本书都以访谈录的形式呈现（《领读中国》中每家读书会的案例里附有沙龙实录和我个人的相关原创文章，但仍然是以会长访谈为主体），这自然跟我拥有长达八年的媒体工作经历有着密切联系。跟消息、通讯、特稿等新闻体裁相比，访谈对话在我当年做记者时，就是自己最喜欢的新闻写作方式。我非常享受跟来自各个领域的优秀人士面对面对话，学习、碰撞与交流的感觉。
尽管已经告别媒体生涯多年，但在业余时间，访谈与对话，仍然随时随地在进行。在《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里，我跟各位优秀的独立电影导演和独立电影操盘手对话；在《领读中国》里，我跟各家代表性读书会的会长和创始人对话；而到了这本《开山大师兄》里，我跟当今中国文科的各位顶级学者对话。通过与这些不同师友的对话，自己的人生向度和精神视域，也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拓展和丰富。
说起《开山大师兄》这本书的创作源起，跟《领读中国》类似，还是来源于一场饭局。2017年5月份，我跟爱人孙海彦一起，邀请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经理，也是《领读中国》一书的策划编辑徐海，江苏人民出版社二编室主任，也是《领读中国》一书的责任编辑卞清波，大众书局的副总，也是《领读中国》一书全国首发式的策划人万文杰，以及群学书院策划总监陆远和金陵读书会会长宋宇飞等好友一起吃饭，庆祝《领读中国》一书成功出版。在饭局上，我们刚好聊起陆远之前在群学书院公号上推送的《开山大师兄》一文（后附）。这篇文章详细地梳理了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推送之后引发热烈反响。交流过程中，我灵机一动，说完全可以找到这些“开山大师兄”，以访谈对话的形式，对他们的博士求学经历和学术生涯进行细致梳理，结集出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推出，非常具有纪念意义。话音刚落，徐总、清波和陆远等好友一致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值得操作。于是饭局过后，我就开始了这本书的访谈写作。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本书里的“开山大师兄”，有着特定的意义指向，就是指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而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硕士，则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列。如果大家望名生义，对“开山大师兄”一词的界定产生误解和争议，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澄清。
由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前十七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里，都没有设置“博士”的概念，因此上述“开山大师兄”，基本上都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进行本科或者研究生学习的一代学人。基于这样的背景，他们的学术生涯历程，天然就跟国家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无法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我对于每位学者的访谈，在系统梳理他们的博士求学研究经历学术生涯历程和主要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注重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我相信这样的访谈文本，其意义不会仅仅局限在中国高等教育史或者教育史领域，而理应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不凡意义，正是推动我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自费进行访谈，系统整理书稿的最大动力。
最终收入到这本书里的，一共是十位学者的访谈，他们分别是：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胡星亮、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重、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第一位中国近现代史博士马敏（跟桑兵并列）、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和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仍然是各自所在领域的国内顶级学者。当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本访谈录无法涵盖文科所有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有的，是因为我个人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所限，比如法学和哲学方向的学者，就因为自己这方面的阅读积累和学力不够，而主动放弃访谈；有的，则是因为学者不愿意接受访谈或者无法取得联系，比如自己是经济学专业出身，遗憾的是经济学方向的几位学者的采访函，一律石沉大海。不过联想到唐僧取经照样会获得部分残卷的文学典故，或许就能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做到完美这一点感到释然。
做这样一本访谈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学术情结。尽管本科毕业之后，自己就一直没能获得系统、正规的文科学术训练，但这么多年在本职工作之余，我一直坚持学术阅读与学术书评写作，同时也一直在运营跟旨在推广阅读人文社科学术经典论著的相关读书会。这几年，虽然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日趋稳定，自己也非常渴望能够重入象牙塔，实现自己的学术之梦。尽管这样的梦想目前尚未实现，但这本中国文科顶级学者访谈录的准备与写作过程，本身就是对自己一种上佳的学术积累、学习与训练的过程；我也希望这本书的问世，能够助推自己早日实现学术梦想，在象牙塔里实现心灵的归宿。
就此搁笔。
2018.7.8下午作于南大金银街万象书坊
（《开山大师兄》一书日前已经在当当、天猫等电商网站上架，欢迎关注、购买和阅读。）
《开山大师兄》读后感(五)：《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学术人生
一本好书都会具有值得挖掘的多重价值，《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也不例外。该书聚焦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以访谈录的形式再现了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马敏、罗钢、葛剑雄、陶思炎、胡星亮这十位“堪称一代学术精英”的大师兄的艰辛求学历程，勾勒出新中国文科学术的重建与复兴历程，是研究中国近代阅读史、高等教育史、学术思想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个体如何融入时代的有效指南。开山大师兄们，一向认真回应时代，始终自强不息。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之前，他们或者晴耕雨读，或者工读结合，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等来上大学的机会之后，得以顺利实现升学的梦想，师从良师，在专业领域里自由翱翔。70年间，他们很好地处理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成为受人尊敬的开山大师兄。他们光大了中国文科学术，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成为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楷模。
有书就读，如饥似渴
回望开山大师兄的成长历程时，人们可能会故意夸大改革开放之前时代环境对个体的压抑，或者借开山大师兄的教育经历而批评当下过于标准化的教育与学术管理体制。这些想法和做法不无道理，但也值得警惕。诚然，外部环境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十分巨大，但葛剑雄说得好：“一个人的成功首先是个人的天赋，第二是机遇，第三是自己的努力，前面的都不是我自己可以左右的，自己的努力是可以选择的。”与其自怨自艾或者感叹生不逢时，不如做好自己，奋发向上。
阅读《开山大师兄》，最令笔者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在别人看起来并不太美妙的时代，在大师兄们的眼里却没有那么糟糕。马敏说：“虽然那个时候知识荒，要找点书看很不容易，但只要用心，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钱乘旦也坦言，“如果说自己抓紧了，能读很多东西”。根据他们的经历，知青们如果愿意学习，一般不会受到恶意阻拦，并不存在“插队的知青在农村爱学习，找时间读书，贫下中农不许他们读，敲锣打鼓去捣乱”的情况，“那时候的农民对读书是非常支持的”，只要干完该干的活，就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当莫砺锋因为年龄超限无法报名参加高考而发愁时，乡亲们还为他出谋划策，建议以英语特长生的身份报考。最不幸的要数李伯重，身处云南边境，学英语有叛国的嫌疑，他也曾因此受到检举，但最终还是过关，“白天劳动，晚上回来，就在油灯下读书”“学习始终没有中断”。
开山大师兄们都是“在精神上挨过饿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渴望读书，“千方百计地到处去借书”“看书基本上没有停”。交换和借阅是常见方式，“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相互借阅，各个人家多少会留藏一点图书，有的是以前图书馆借出来的还没来得及还”，有的是从被撬开门的图书馆拿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会不约而同地借批《水浒传》、“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机会阅读相关书籍。最特别的办法来自葛剑雄和马敏，前者通过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军事文选》学习英文；后者用糖果贿赂有藏书的人家的孩子，鼓动其将家里珍藏的书偷偷拿出来给他看。
有书就读，如饥似渴，不问主题和专业，也不管条件的优与劣。马敏在别人喝酒唱歌的时候，拿棉花塞耳朵里排除干扰专心读书，莫砺锋承认自己的十年插队生涯“不算完全荒废”，利用空余时间“不惜工本地背诵作品”“背过好多东西，《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头到尾背过，《古文观止》大概背了有三分之二”，唐宋诗歌能背诵的也有“好几千首”，又将许国璋英语“恭恭敬敬地全用印刷体抄了一遍”。尽管这样的阅读零零星星，很不系统，成为开山大师兄之前，他们还是读了不少文学、史学、哲学的书籍，知识方面应该打了比较全面的基础，这对他们日后的专业发展和特色形成大有裨益。
读书也没有影响他们作为知青应该担负的本职工作。莫砺锋“务农之余就是读杜甫、读苏东坡，读了以后心情比较淡定”，曾经连续两年被评为“扎根农村积极分子”；陶思炎很快被借调、招工，又被推荐上大学；俞可平是植保员，高考时水稻处于生长的关键期，他没有因复习而请假，直接“从田里爬起来去考试”；在工地劳作的马敏也是“照常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复习”；葛剑雄一边抽空读书，一边进入专案组做调查和管理工作，他“有三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在公检法上班”。这些开山大师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至少要尽可能做好”，做出特色。
眼界要高，格局要大
大师兄之大，不在于年龄与资历，而在于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与大发展。他们进入大学之后，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的学术与人生，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勤奋读书，补差补缺；另一方面，在各自导师的指导下，积极追求多学科整合与融通，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注意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
制订明晰的个人规划，是开山大师兄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李伯重、庄孔韶的父亲都相信“总有一天得恢复考试”，暗中指导他们学习，并在高考制度恢复后，提供了影响他们一生的求学建议。其他几位开山大师兄没有这样的条件，却也能本着对求知的渴望以及对自我的责任感，审时度势，相机读书。胡星亮坦言自己“做事太有计划”“八到十年之后做什么，我现在就非常清楚。”葛剑雄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决定不再去念文学，而历史地理不错，就选了历史地理。”罗钢“觉得几乎20世纪所有重要的思想和理论都可以在中与西、左与右这两个光谱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在博士论文之外写了《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又与人合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起源》，借此讨论“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乃至整个人文学科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开山大师兄们有时还要承担行政工作，莫砺锋当过系主任，马敏当过校长。这些工作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专业研究，此时，他们的规划意识再次显现。莫砺锋“想了一个主意，论文写不成了，就写随笔。随笔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时间零碎也没关系，就在那一年写了一本《莫砺锋诗话》”。马敏“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经常工作到深夜”，自忖“细致的史料考证需要大量时间，我做不了，就研究宏观一点的问题，包括写深度书评，写了不少，把自己想做的、比较精致的学术工作往后推。我利用零星时间来积累，退下来了就赶快做”。
“眼界要高，格局要大”。个人职业生涯规划需要眼界和格局，开展具体学术研究同样需要眼界和格局。“只有放宽视界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开山大师兄们的共识。上山下乡期间，他们有什么看什么，结果就是读书很杂，知识面非常广，已经有了一定的眼界。进入大学之后，在老师的指点下，大师兄们进一步拓展视野，追求更大的格局。他们既专注于专业，又放眼其他学科；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国外。一面打通学科壁垒，让书斋与田野贯通；一面关注中外文化关系，学习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不断尝试用比较新的方法进行研究。
在引进西方话语、概念以及相关理论、方法之时，他们特别注意鉴别真伪，区分异同，考虑其适用性，努力探寻适宜的研究方法，尝试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马敏坦承，“做学问光在国内是不行的，一定要开阔眼界，学习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但也“不要完全用西方理论套中国的东西，而要把中国这一套活生生的东西解释清楚”。莫砺锋重视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同时还特别注意从《唐诗杂论》《谈艺录》《管锥编》《古诗考索》等著作中学习前辈的古典文学研究法。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俞可平则希望自己能够“运用一切事实证明有用的研究工具”，养成“多视角观察分析现实政治的习惯”。庄孔韶重视“多学科知识基础”，也重视“问题意识和过程研究”，他指出，“过程研究怎么分配，怎么找学术点，这是一个博士要钻研的……过程研究还需要思考跨越时空的关联性与差异的解释”。陶思炎倡导建立一种“超学科多层次复合研究法”“把实物的、文献的、口头的、图像的、行为的资料都作为考察的领域，同时还要注意知识的拓展性、跨界性和完整性。”钱乘旦在博士论文中运用史料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观点，同时还推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在老师的指点或引导之下，开山大师兄既能够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合理规划，又能够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最终掌握甚至创造了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绩，卓然成家。莫砺锋及其唐宋文学研究被其他学者称为“一代学人的标杆和楷模”；陶思炎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进步，使这个原本落后的学科取得了与国际同行平等交流的资格，“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日本”；李伯重、钱乘旦、俞可平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马敏、罗钢、葛剑雄不仅术业有专攻，而且长期在高校领导岗位上任职，显著提升了各自学校的教学风气、治理水平和办学实力，从制度上推动了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
扎实走好人生每一步
开山大师兄中有很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70年间，他们的遭遇可谓坎坷，时代和命运给予他们的机会并不多。诚如葛剑雄所言，“现在老是有人感叹机会不多”，事实上机会是个人争取的，也是个人创造的。开山大师兄的成功经验提醒我们，人一定要有大视野、大思维和大格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无论做什么事情至少要尽可能做好”。用马敏的话说，就是“当知青就当一个好知青，老老实实修好地球；当工人就当一个好工人，拧紧每颗螺丝钉；上大学就做一个勤奋的大学生，学海泛舟；教书就好好教书，把学问绣出花来；当校长就当个称职的校长，在其位而谋其政。一步步走来，人生也就一步步走向成功。”
今天，这些大师兄们依然在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行。莫砺锋新近出版了十卷本《莫砺锋全集》，又与妻子联袂出版了随笔与书信合集《嘈嘈切切错杂弹》。他表示“只要还没退休，还会认真地工作，还会好好开课，继续带研究生，有机会就继续做一点普及工作”。陶思炎、李伯重、罗钢等人也纷纷表示，“还是像这样做下去”“能够这样坚持做下去就可以了”。陶思炎相信马克思的话，“有幸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当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钱乘旦声言，“研究成果要拿到大众那里去检验，要能够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俞可平认为，“对于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个人的学术生命是和国家与民族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也只有这样，你的研究才有价值”，主张“以学术的方式和政治实现互动”，希望能够写一些通俗文章，普及政治学知识。罗钢也认为，“对于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个人的学术生命是和国家与民族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也只有这样，你的研究才有价值”。葛剑雄则指出，“要把学术研究的结果跟政治的需要结合起来”，要“出于公心”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开山大师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开山大师兄》这本访谈录也值得细读深思。阅读这本书，不啻与开山大师兄直接晤谈，可以深入理解他们的人生态度、追求与实践。苟能会心得意，恐怕不仅胜读十年书，也不止于获得学习方面的教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迎来新时期。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又迎来新时代。在这个“大转型、大变革时代”，我们应该向开山大师兄们学习，从他们那里汲取行动的智慧与力量，与大时代互动，“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做最好的自己”。
（本文刊发于2019年9月21日出版的《光明日报》的“光明悦读”栏目，作者：沈章明，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开山大师兄》读后感(六)：陈洪捷：《开山大师兄》推荐序
1983年5月2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18位有志青年，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最高学历的拥有者。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召开）上，几乎热泪盈眶的青年们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中国的第一批自主培养的博士就此诞生。
同年10月，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周振鹤和葛剑雄也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了我国首批文科博士。
近日，访谈录《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近日正式面世。这部书以“新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首位博士”为主要采访对象，书中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学者，如今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国内各自所在领域的顶级学者。本文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为《开山大师兄》撰写的推荐序，群学书院经授权首发。
作者说：与当年相比，今天的博士培养制度当然十分完备和系统，但今天博士生的学术志向是否随着制度的完备而更加坚定，追求学问的热情是否更加饱满？在学术上，今天的博士生是否有底气与当年的大师兄们一比高低？
启人思考。
延伸阅读：
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这一代学人的心史
《开山大师兄》推荐序
文 | 陈洪捷
01
中国目前每年有六七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数量之大，号称世界之最。而在30年前，每年能带上博士帽的人只有两位数。想当初，博士生数量少，很稀罕，也很显赫。1983年第一批博士毕业生仅有十八人，毕业典礼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在大学和社会中，博士生也享受很高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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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比如，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答辩，不仅有九位学术界的重量级老先生担任答辩委员，系里还组织了师生去旁听，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的记者亲临现场，旁听者达300多人。省电视新闻节目进行了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还进行了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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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教授（左）与他第一位博士莫砺锋
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无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这批“第一个博士”似乎人人都有故事。许多人都是40、50后，或者上过大学，之后却由于“文革”无法从事其专业，或者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普通教育，靠自学成才。这个不幸却又幸运的群体匆匆从各行各业进入到一个百废待兴、荒芜多年的学术领域。幸好还有一批年逾古稀的老先生，他们虽然也屡遭劫难，多年业务荒疏，但好在基础扎实，宝刀不老。相隔30多年的两代学人在80年代交集，共同演绎了一段中国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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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次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议程
02
本书的作者独具匠心，选择了10名文科的“第一个博士”，以口述史的方式，追述了他们从学之路，治学之道以及学术贡献。这十位学者是：
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
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
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胡星亮
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
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重
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
第一位中国近现代史博士马敏（跟桑兵并列）
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
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
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
他们承上启下，堪称一代学术精英。
关于这批“第一个博士”的学术成长过程，当然可以做多方面的解读，这里所关心的，是他们作为博士生的培养和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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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周振鹤（左）、葛剑雄（右）获博士学位，与导师谭其骧合影。
“大师兄”们的博士生涯虽然各有故事，但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是基础不好。不少人在专业中缺乏系统的训练，甚至中学和大学教育都不完整，或者“十年浩劫”中虽然读过大学，但专业也荒废多年。
第二是年龄偏大。不少人都是奔四的人了，显然已过了学习和读书的最佳年龄。
第三，外语水平不高，缺乏国际视野，更缺乏第一手的外文文献。
第四，培养制度不完善。当时博士培养制度刚刚建立，属于草创时期，具体培养过程完全由导师来安排。如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
最后，大师兄们博士论文选题都很大，比如《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六论》（李伯重），《教育人类学》（庄孔韶），《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俞可平），《中国鱼文化》（陶思炎），《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马敏）。放在今天，导师肯定会说，这么大的题目，怎么做啊？一定会劝学生找一个更具体一些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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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炎在苦读中
03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特点几乎都是缺点。但从这批博士生的学术成长过程和结果来看，这些看似缺点的缺点好像都不是问题，不但没有对“大师兄”们的培养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反而造就了他们的独特之处。基础不好，反而成为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动力；年龄偏大，反而激发了他们追回逝去青春的热情；外文文献的不足反而促使他们珍惜能够接触到的国际学术信息；制度不完善，正好为导师发挥其培养特色提供了便利；论文选题大，恰恰反映了他们开拓学术新领域的宏大志向。
反观今天的博士生，教育基础比以前好多了，也很系统；年龄也很合适；外语水平普遍很好，外文资料更不是问题；培养的制度也极为严密和严格：论文选题大都很规范、具体、往往也很前沿。但根据普遍的看法，论及博士生的质量，这些大师兄们远在今天博士生之上。其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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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大学生活
其实，从大师兄们的自述中就可找到答案。首先，大师兄们很幸运，他们遇到了一批大师级的导师。80年代的导师，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学者。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学术生涯坎坷，但他们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严格的治学态度。特别是他们很重视学生，这一点得到大师兄们的一致认可。所谓重视培养，不在于专门开出多少课程，而在于能拿出时间与学生“聊天”。
如莫砺锋所说：“在培养学术方面，程（千帆）先生是非常优秀的，除了学问好之外，他把学生看得非常重，抓得很紧。当时程先生只有我一个博士生，是一对一的关系，我读的8门课，都是在读书之后，要到程先生的家里跟他汇报读书心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和他聊天。”
马敏也回忆说：“我们读博士的时候，学校实际上也没有开很多课，但是学到很多东西。一方面是自己看书，另一方面我们几个博士生每周要去章（开沅）先生家里，喝茶聊天……...通过这种讨论式的、喝茶式的学习，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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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先生
记得陈平原也很怀恋读博时，在导师王瑶先生家里喝茶论学术的场景。
当然也有的导师抓大放小，不问细节，只掌握方向，如胡星亮对导师陈白尘回忆说：“具体的陈先生不管，这么一个大作家，他不可能去手把手教你很具体的东西，但是大的东西他管得非常好。所以我后面如果说没走歪的话，和陈先生、董先生这些当年的引导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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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尘先生
俞可平也说，“老师基本不管我，我觉得赵（宝煦）老师从来没管过我，就让我自己看书做学问。因为宽容自由，我大量接触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其次，这些大师兄们非常勤奋，非常纯粹，非常学术。所选择的研究题目，无论是基于自己的兴趣，还是出于其它机缘，一旦确定了，他们通常都会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克服重重困难。
马敏回忆说：“77级的学生学习上都有一种拼劲，这么多年在基层，好不容易有学习的机会，不用老师来督促，寝室、食堂、教室、图书馆，每天四点一线。图书馆还没开门，大家就在门口排队，每天都是挤进图书馆。”
这其实也是博士大师兄们的写照！他们在知识基础上要么先天不足，要么缺乏系统性，但他们都能够专注于所在的学科，对所在学科有一种执着和坚守，有承担这一学科继承人和开拓者的志向。从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就可以看出其远大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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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博士论文
04
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产生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与完善，现在培养条件和环境以及制度建设，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大师兄们作为博士生的成长过程、他们的成长故事不但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反而更让人感到亲切，令人向往。与当年相比，今天的博士培养制度当然十分完备和系统，但今天博士生的学术志向是否随着制度的完备而更加坚定，追求学问的热情是否更加饱满？在学术上，今天的博士生是否有底气与当年的大师兄们一比高低？
这当然是复杂的问题，一句话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粗疏乃至有些任意的培养方式不一定不是好的培养方式，而细致精微、叠床架屋的培养方式也未必能带来质量的提高。博士生培养、或者说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关键在哪里？本书所提供的鲜活故事，值得玩味，值得深思。
（《开山大师兄》一书已在当当、天猫等网站上架，欢迎关注、购买和阅读。）
《开山大师兄》读后感(七)：【2019.1.12南京万象书坊】《开山大师兄》全国首发式实录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共计1196人。他们是自19世纪末西方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以来，中国大陆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首批博导的遴选程序极其严格，列名者堪称一时之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十年浩劫之后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准。
2016年，群学书院整理发表了中国首批（文科）博士生导师全名单和新中国（文科）各学科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名录，一时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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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璀璨 |中国首批（文科）博士生导师全名单开山大师兄 |新中国（文科）各学科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名录两年以后，这两篇文献再度引发回响，因这两篇文献引发的访谈录《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近日正式面世。这部书以“新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首位博士”为主要采访对象，书中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学者，如今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国内各自所在领域的顶级学者。
近日，《开山大师兄》首发式在南京万象书坊举行。新中国首位文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莫砺锋应邀莅临，与本书编著者许金晶、孙海彦等与读者们分享了作为“开山大师兄”和访谈“开山大师兄”的心得。南京大学教师王世岳主持了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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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本文为论坛实录，由李修远整理。已经论坛嘉宾审阅。
《开山大师兄》首发式
论坛实录
论坛嘉宾 | 莫砺锋、许金晶、孙海彦
论坛主持 | 王世岳
文字整理 | 李修远
现场图片 | 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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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王世岳、莫砺锋、许金晶、孙海彦
主持人：今天特别荣幸邀请到了我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莫砺锋老师。坐在莫砺锋老师左边的是我们这部《开山大师兄》的两位作者，孙海彦、许金晶。第一个问题留给两位作者：是什么促使了两位写了这部书，这部书的完稿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许金晶：之前群学书院做过一篇文章，整理了新中国第一批的博士生及博士生导师，而这篇文章的题目正好就叫做《开山大师兄》。我就灵机一动，如果把这些“开山大师兄”找过来，以一种访谈口述史的形式把他们的求学历程学术生涯历程都记录下来，又放在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建国七十周年的大背景下推出来，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个人在学术体制之外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非常热爱学术阅读和经典阅读，也办了许多期阅读推广的读书会，如果能以这本书为契机，和这些前辈学者，这些我往常只能通过阅读书本看到的这些名字，能和他们有一个直接的对话、请教学习，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2017年的7月8号，在一个茶楼里面，我访谈了这本书的第一个受访者，也就是我们的莫老师。到了2018年的7月8号，也是在万象书坊大概这个位置上，我把这本书的后记写完了，正好是整整一年的时间。虽然之前我也出过两本书，但是这本书于我而言分量是最重的。
主持人：海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二位是怎么分工来写这本书的吧。
孙海彦：首先我们是根据陆远老师在群学书院公众号上的推送《开山大师兄》记录的这一批前辈，从他们所涉猎的学科中选取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学科来做，而拟定名单的工作就由许金晶来完成，然后由我根据这份名单收集相关资料，例如他们所在单位官网上的个人信息，他们在知网发表的文章条目，以及他们接受访谈的实录等。收集好之后，交给许金晶，由他来拟定访谈提纲，联系老师。在现场访谈时我们进行录音，后续整理录音稿的工作就交由速记做，我再根据录音稿整理出文稿。我们两万多字的文稿就是从三四万字的访谈录音稿中精炼而出的。我以整理和搜集工作为主，核心的工作还是许金晶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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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教授在现场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莫老师来讲一讲，您是如何成为我们国家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的。
莫砺锋：这个问题的具体答案在这本书里都很详细的记录下来了，书里有的我就不谈了。
为什么是我们这批七十岁上下的人成为了开山大师兄呢？这可能和我们现代中国走过的坎坷路程密切相关。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民国政府就已经开展学位教育了，如果没有日寇侵华，可能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而后又经历了内战，这一切的规划都推迟了。可这一推迟怎么就推迟到了我们的七十年代末呢？五十年代院系大调整之后，中国全面学习苏联，就把此前来自欧美的教育体系统统打乱了，像我的老师周勋初先生那一辈，当时读的是“副博士学位”，我们现在闻所未闻的一种源于苏联的学位称谓，而他们读完毕业，也并没有拿到学位，这就一直延迟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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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文史学家周勋初先生
我记得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曾问，“这个博士论文大概要写到什么水平呢？”他就查了许多海外的资料，后来我们才查清楚：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是1960年罗锦堂先生获得的，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叫《元杂剧本事考》。应该说他才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大陆在那个时候本应该也有了，可后来的运动太多，这些事情都没有人提，1966-1976十年大学干脆就不招生了，一切都谈不上了。我认为，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诞生了第一批文科博士，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历史责任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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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右）与导师程千帆先生
1979年我进南大读研时并没有什么硕士博士的说法，统一就叫“研究生”。入学典礼上，老校长匡亚明就说，“国家正在考虑设立学位制度，接下来我们就要培养硕士博士了，希望在座的研究生们争取成为第一批硕士博士。”当时我们在下面听得懵懵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算是正好被匡亚明先生说中了。这完全是巧合，对我本人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我正好碰上了，可是这个事件在整体上还是有意义的。它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确实走上正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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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匡亚明先生
主持人：莫老师，您最早接到许金晶的访谈邀请时是什么反应？您的评价是什么？
莫砺锋：许金晶是社会热点人物，我是网络盲人，至今手机联系人里唯一的名字是我老伴。我们这个专业主要的生活是研读古书，和社会上联系不多。但是他当时打电话和我联系，说有这么一个采访的时候，我觉得访谈选哪几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情本身。国家恢复学位制度了，第一批人入学，第一批人拿到学位，标志着我国教育走上正轨了，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有意义的。
像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那样杰出的学者，他直到退休只带了十个博士生，可现在这个时代招生规模大大扩充了，我本人就已经带了60多个博士生了，写这样一本书让现在的广大硕士生博士生知道，这个学位制度来之不易，还是值得的。
成为一个文科博士绝对不是我本人最初的人生设计。我们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可以说人生道路很坎坷，建国以后所有的风风雨雨我们都经历过了。小学的时候有好多天不上课了，动员我们去抓麻雀，除四害，后来又通知我们去操场上炼钢铁。小学生能炼什么钢铁呢？读高中那会儿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工程师，苏高中的同学里百分之九十都是想考工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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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大学课堂
如果没有十年浩劫，就读于苏州中学的我本是想考到清华大学去的。废除高考后我就下乡当了知青。下乡之初我们还带了一些教科书，和理科参考书籍，结果过了一两年后发现，在农村那个环境下要想自学数理化是不可能的，既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人指导，根本无从下手，于是我后来就把所有理科书籍统统卖给废品站了，这便迫使我和文学发生关系了。
恢复高考之后我想借助上大学离开农村，由于种种原因，稀里糊涂就进了外语系。1979年我在安徽大学英文系读到大二，为了把每个月十八块的助学金提到每个月三十五块，我就打算考研了。打算考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可是南大的英美文学专业需要考第二外语，也就是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任选一门，当时安大还没有开设第二外语，我没有报名资格，可当时已经跟同学们夸下海口要提前考研了，名都没报就罢休太没面子，我就看看有没有别的专业可以报名。
我在省教育厅里翻南大的那本专业介绍，往前一翻就翻到中文系了，一看中国古代文学，程千帆先生招收唐宋文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一想自己唐宋的作品读了不少，就去试试，结果一考就考上了。所以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不是自己设计的，命途坎坷。我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远逊于我们的先辈导师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辈人中是出不了大师的，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断断续续的，不完整的，所学的也是非本人所长。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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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钱仲联先生
主持人：在我所认识的同龄人当中，许金晶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非是学术工作，但他自己绝对是最具有学术热情的一个人，没有之一，我很想听听他的学术成长历程。
许金晶：如果说莫老师这一代人没有能学自己原本心向往之的专业，身不由己，那么我没有能走上一个学术的道路只能说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人生误会”。我高中时的梦想是北大历史系，但我的父母一直希望我能学一个理工科的专业，高二分文理的时候志愿也被母亲改成了理科。那一年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我家乡小镇的人敏锐地判定计算机这个新兴事物以后必有大的发展前景，就填报了北航计算机系就读。
头两年也是浑浑噩噩度过了，后来大三在一次书展上看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一本书《黄河青山》，对我的触动极大。黄仁宇先生在南开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就读，后在抗战中参军，参加了远征军的队伍，成为了国军中层军官。后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败北，当时驻扎海外的黄先生就无处可去，流落至美国。当时他已经三十多岁了，但他对历史学的兴趣极浓厚，所以就去往密苏里大学读书。当时他口带里有一个电机工程师的证书，是可以在美国找到年薪几万美元的职业的，但是他毅然去做了一个穷学生，重新读历史，宁可刷盘子也要完成学业。当时读了真的印象极为深刻，当时毅然决然决定要考研，就考了北大的新传研究生。但是由于一向擅长的英语考砸了，和北大擦肩而过，直到后来又考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双学位，凭着不错的数学功底考上了，才算实现了自己的北大梦。后来的三年我一边干着经济类媒体的记者，一边读书，过程辛苦但好歹是坚持下来了。我是工科出身，毕竟没有受过基本的学术训练，底子都是在北大游学的那几年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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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晶
主持人：在《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言里，北京大学博士研究中心的陈洪捷教授对书中采访的十位文科博士的特点做了一下总结：基础不好，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年龄偏大，有的进入到博士学习时已经四五十岁了，明显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外语水平不高，也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外国资料；由于当时的培养制度非常不完善，每一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博士，博士生导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法。想请教莫老师，您比较当时博士生的培养和我们今天博士的培养，您有些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莫砺锋：在我上南大读博士之前，我对程千帆先生的学术经历，著作论文一点都不了解，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专业的相关知识都是知之甚少。所以进校后程千帆先生就说我的基础太薄弱了，一天中文系都没有上过就直接来读研究生。当时程千帆先生请了周勋初先生等三名老教授一起来教我，要让我恶补。我曾和我的学生们说，你们现在真的够轻松的了！
当时程千帆先生觉得他对于博士生应该达到什么水平没有数，就先去图书馆借海外的博士论文来看。那个时候在南大图书馆能借到的相关资料也不多，我记得有一本是特别重要的，是一个日本的博士论文，叫《史记汇注考证》。日本当时的学位制度很特别，文科博士学位往往是当了教授之后才拿到的，先可以当教授，然后到五六十岁才写完博士论文拿到学位，像那样的水平当然我是达不到的。后来看到了一些港台的，水平较好，难度适中。
程先生一开始给我选的题目要比我后来做的题目大一些，叫“朱熹文学思想研究”。钱穆先生当时在台湾出版的《朱子新学案》我们看不到，两岸还不往来，我就无从下手，于是后来才改了题目，叫“江西诗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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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博士学位论文
当时第一批的研究生由于没有制度化，必然存在很多不规范。程先生当时对我说，“就你一个学生，我一个导师，我怎么给你上课呢？罢了吧，你就到我家里来，聊聊天吧。”我就经常去程先生家里和他聊天。
我现在想想，要说我对我的学生们有些帮助的话，主要不是我开的那些课，而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也就是讨论。你读书时遇到什么疑难，你拿来向老师请教，老师帮助你解一起思考。现在我们已经规范化了，有明确的课程体系，当时的那种教学模式表面上看似乎是不规范的，但也有它的优势，特别是对于文学研究领域而言。文学研究者应该有学术个性，不是千人一面。所以最好的师生传授模式就是一对一，有点像从前社会上老艺人培养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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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师徒三人著作
主持人：想请教一下莫砺锋老师，您觉得学术研究与大众科普之间的关系应是怎样的呢？
莫砺锋：一般来说，专业的学术研究者是不太愿意花工夫来进行大众科普工作的。因为搞研究的确需要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顾此必然失彼。我一开始也不大愿意上百家讲坛，这是由南大百年校庆引起的纯偶然的机遇。以前我们千辛万苦出的学术著作，能印五千本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出版之后也从来没有读者给我写信，后来上了百家讲坛，出了一本《莫砺锋说唐诗》，一印就印了十万本，还收到了天南地北好多读者听众的来信，有很多朋友和我探讨。我这才第一次觉得，学术工作也是可以走向社会的，后者也许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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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说唐诗》
学术研究本身是冷静的，理性的，是少数人的学术圈子里进行的活动，但是学术研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价值在哪里？我们写了一千篇论文来说明唐诗宋词怎么好，假如对读者阅读唐诗宋词的兴趣一点都没有提高，那么这个研究的价值在哪里呢？假如通过研究让你有了一些话语权，你可以更好进行普及工作，引起了更多读者对于唐诗宋词的兴趣，增进了大家对作品的理解，这样可能提升学术生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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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讲演录》
主持人：书里采访的十位大师兄都是来自十个不相同的领域，金晶老师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你都遇到过怎样的问题呢？金晶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为什么经济学和法学等其他学科的开山大师兄没有进入到这本书里来呢？
许金晶：我们采访的学者们基本上都是没有熟人介绍，单纯按照他们任职单位的官网上的邮箱来给他们发邮件。我个人有过多年的媒体工作经验，所以在和这些学者大师们交际沟通时还是很有经验的，知道怎么样和他们相处。
像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这些领域都是我个人在业余的学术阅读过程中兴趣比较大涉猎比较多的学科，所以相对而言在与他们发电子邮件交流的时候可以找到跟这些学科交集的部分，而且平心而论我们的这些大学者也的确是非常平易近人，他们对这个口述史策划的创意非常有兴趣，这也是我非常受益的一点，学者们都很忙，有的时候来不及问问题，他们会拉着我一起吃盒饭，聊天，有的时候问题没有问完他们也不会顺势停止访谈，还会主动和我约下次的时间，这也使我非常感动。
另一方面像法学哲学则是我主动规避的学科，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阅读积累实在有限，我很没有底也把控不了，所以就放弃了。而像经济学的学者真的非常忙，可能对于我这样的访谈兴趣没有那么大，因而就放弃了，则也是很遗憾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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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主持人：请教莫老师，您是如何看待您那一代的开山大师兄们的呢？
莫砺锋：我们这一代人是适逢其时，设立学位制的事情稍微提前一点或延后一点，也就轮不上我们了。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的时候正好是挨饿的时候，我高中同班所有的男同学都比我们的弟弟矮一截，因为发育时没吃饱，个子没长开。我有几个苏高中的同学本来也能成为上清华北大的天之骄子，结果都成了下岗工人。我常想，如果恢复高考再晚个几年，我肯定就不考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算是赶上了生命中的末班车。改革开放是一场拨乱反正，高考1977是改变我们命运的一个重大事件。我打心底里感激改革开放，感激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不要以为现在的学位制度是本来如此的，其实这一切都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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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主持人：金晶海彦，你们以后在写书这一块儿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许金晶：我们觉得这种夫妻合力写书的感觉非常好，现在我们也有几个选题，一个是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访谈录，包括学者、翻译者、出版策划人这方面。具体的分工和写这本书时的类似，由海彦负责一个前期资料的整理搜集，而我进行具体的提纲撰写和访谈，海彦来修改访谈稿，最后交由我定稿。我们也将会征募一些志愿者来参与访谈的翻译工作。对于这本书问世的时间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日期。另外一个选题是关于南京少有人至的名胜古迹的游记，我们今年也正在撰写过程当中。
（《开山大师兄》一书已经在当当网、天猫等网站上架，欢迎关注、购买和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