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在巴蜀经典读后感有感
《大汉帝国在巴蜀》是一本由饶胜文著作，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80元，页数：4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饶老师的史料考据和论证逻辑都很棒，对动机的分析和政治合法性的探讨十分有洞见，一直到夷陵部分都高潮迭起，文笔也闪着光，读着感觉不停地发出“叮”的声音~季汉的资料这么少，能有这样的佳作真是幸福
●掩卷后感叹万千。历史背后的真相哪有什么匡扶正义，恢复汉室，只有利益驱动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要说刘备是枭雄，真是高看皇叔了，比之孙权上位后先后摆平淮泗系和江东系，在曹魏和西蜀之间纵横捭阖，硬生生从一个南渡的新人集团，到在江东立稳脚跟，打压士族豪门，今天向曹魏称臣，明天与西蜀联盟讨贼，由起初的一隅至占有九州中的三州，要说厚黑，无过于孙权，难怪曹操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 反观蜀汉，则是深深的无力感，从刘备到诸葛亮从未真正的攘平荆州系和川中系，只是硬撑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斯人一逝，大汉的旌旗连遮羞布都不如，蜀汉政权的垮台竟成万众一心所向…… 就全书而言，虽然可读性略涩僻些，但视角独到，引用史料扎实，确为解读三国史的佳作
●分析的蛮有意思的，但是整体偏枯燥。。对蜀汉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好多人嫌此书“过深过琐”，俨然瞿髯论陈寅恪语，但是我看着看着，居然能理解作者了，作者关于赤壁、益州、襄樊、夷陵、北伐，具有断见，而又能论官制、时间、天命、史笔，其申大义处，则必须反复铺陈，才能实现“政治合法性”的论述，才能从隆中对的雄姿英发中，问一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是复兴谁的汉室？在汉室的天下体系中，又怎么可以称之为“外结好孙权”？
●读了一部分
●除了少量错字，行文偶尔啰嗦，仍不失为一部态度端正的历史著作。荆州之失，后世论者莫不指责关羽刚愎自用，但刘备成功夺取汉中后，授关羽假节钺之大权，觑机围攻襄樊，其实是有空档迅速调兵遣将以加强荆州防务，结果却班师回成都，急于即位汉中王，没清醒地认识到外交上的“拖字诀”已无法调和“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政策自身的矛盾，只能舍弃其一，刘备身为领导者所造成的疏忽直接导致蜀汉霸业在这个转捩点上由盛转衰也难辞其咎。魏蜀之争，作者论诸葛亮北伐多以正面攻击、少有出奇制胜切中肯綮，八百里秦岭横亘在蜀军面前，各部队之间要传递消息本就极为困难，连第一次北伐魏军的回防也如此出乎意料，莫说后来已有防备，这局势更显出当初“跨有荆益”的构想是何等重要，分兵计划可另作调整，否则就像这样被对方以逸待劳直到耗尽国力为止。
●得到听书。 讲述刘备蜀汉政权的失败原因。
●这本书的可读性其实不弱。相比同类的干货书，本书的考据论证已足够起伏鲜活。具备基础古文素养以及粗识大略的历史认知，即可在作者援引事件、人物时两相印证，由是深为作者的洞见叹服。具备了这样门槛要求的人，可以畅快淋漓地读完全书，同时收获满满。如作者所期望既能以之与当世一流的学人的对掌，亦能经受一般读者的“拍砖”。我认为本书做到了。
●对于三国历史的分析非常细致，战争细节也比较到位，适合作为查阅资料的一本书，只是非三国粉看起来会有些吃力。
●三国演义从小到大读过三遍，但还是没有形成从政治的高度思考三个政权的意识，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便是学会结合政治而非仅仅以军事的眼光去看历史。在我看来，这本书毫无疑问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作品，语言严谨却不乏味，非常值得一读。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全篇大都保持了中立客观的态度，并不掺杂个人感情，唯独在讲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结语数段展现了对丞相由衷的敬佩。
《大汉帝国在巴蜀》读后感(一)：还好没有错过这本好书！
偶然的机会发现这本书，看简介以及一些读后感评价非常好，没有合适的kindle版，于是买了纸质版。还好没有错过这本书，作者年纪不大，名不见经传，但读这本书明显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独特（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分析思维能力，光是书中引用的那些史料，都通读一遍就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年，更别说融会贯通、去伪存真得出独到的见解了。看后记，作者写这本书就花了六七年时间，真是不容易，作者不是在“说历史”，而是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分析历史、研究历史，每一条结论的得出都有一个分析判断的过程。虽然说了这么多，想全面分析这本书，还需要用更多的文笔才可以，所以先打住吧。
《大汉帝国在巴蜀》读后感(二)：千载幽幽，谈之空言
本书分析论证较为严谨，对于经典文献裴松之引《三国志》，《读通鉴论》，《秦汉魏晋史探微》，《华阳国志》，《资治通鉴》以及《史记》等文献的引证推论堪称教科书级。作者对于贯穿蜀汉历史的主旋律——道义以及天命的专注以及分析也堪称是别树一帜。总体而言，这是一部论证清晰，逻辑明确，考证严谨的大众科普类的学术书籍。
对于诸葛亮《隆中对》的批评以及结合历史经验对其政治目标不确定性的批判体现出了作者对于政治的重视，而对于军事的分析也堪称相得益彰，作者在书中将军事视为“政治的延续”，因而在分析军事战争之时必定先要对政治分析一番。这一点对于政治道义的强调，结合后文余论之中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本人强烈的儒家情怀 因而书中对于诸葛亮的着重分析，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存在几点细节性的分析不足，可能因为作者已经将蜀汉对于天命的宣称看成是本书的重中之重，因而对于诸葛亮过世后，蜀汉高层在战略决策上的思考方向分析的过于笼统，对于蒋琬费祎姜维等人的所思所想也难免有些理想化以及模型化，没有去进一步的结合其他人传记中的蛛丝马迹去寻找更深的发展线索。例如，费祎的遇刺于汉寿宴席之上是否真的只是因为费祎“性少疑”的缘故？姜维对于凉州的战略进攻为何屡屡战胜但是依然无法对曹魏造成像延熙年间北伐那样的震撼？王平马忠邓芝等人是否真的只是拱卫蜀汉边缘？魏延在诸葛亮死后的“谋反”到底是杨仪等人的一面之词还是历史真相？姜维是否真的想要重立刘禅，抑或是他只是想与钟会合力做另一个刘备？这些问题作者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分析，而是以黄皓等人的专权以及蜀汉的全面衰落来概括了事，对于蜀汉后期的公正的评价分析是本书所没有具备的，但如此要求可能对于本书的主旨而言有些南辕北辙。
但总体来讲，全书行文流畅，确实做到了作者所希望的既具有科普性，又具有学术性，叙事的过程也称得上拍案叫绝，读来丝毫感不到厌倦，是一部上称佳作。
斐问工
《大汉帝国在巴蜀》读后感(三)：历史读物的一股清流
历史读物的一股清流
——读《大汉帝国在巴蜀》
在道德体系日趋解体的中国，当代的写手对历史没有敬畏，众多解构历史的书籍里，没有救民水火的正义战争，也没有兼济天下的英雄人物，历史事件是利益博弈的产物，备受称赞的名臣无非阴谋论的大师，有力者王，仁义者无。见惯了这么多蝇营狗苟的历史作品，读饶胜文的《大汉帝国在巴蜀》一书，真如夏日饮冰，冬日煮酒，不胜畅快。
饶胜文论述蜀汉事业的兴衰，着重于政治经济的层面，而核心的观念则是政权合法性的建构。韦伯认为合法性的基础有三种：魅力型（Charisma）、传统型和法理型。中国传统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是传统型（注：合法性来自于传统的神圣性和传统受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皇帝的权威来自于天命，“受命于天”，故称天子。天命如何确定，则取决于民心，《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谓的天命其实是民众对于社会整体的趋势的期盼。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战乱不休，此时，民心思汉。民众真的是怀念汉室？不然，汉室统治四百年，政权较为稳定，吏治大部分时间较为清明，对汉朝的期待，实质是对安定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汉室统治的惯性的延续。
《大汉帝国在巴蜀》前半部分讲刘备一生事业，早期，“名微人鲜”，但能屡仆屡起，不仅有仁义之名，更能收拢英才，终成一番事业。但入蜀后，虽然占据益州，成就帝业，但声名俱丧，援救汉中，张鲁却说：“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东征孙吴，又兵败丧师，最终病死白帝。
作者饶胜文检讨刘备的得失，最大的错误在于抛弃讨伐曹操，复兴汉室的王道，而投入抢地盘、谋霸业的诡道。刘备应刘璋邀请入蜀抗击张鲁，刘璋盛情款待。同为汉室宗亲的刘备却反戈一击，收取刘璋基业。阴谋虽然成功，二十年积累的仁义名声（政治资本）却毁于一旦，刘备赖以立足的根基既毁，事业自然走下坡路了。
程子曰：“名实相须。一事苟，则其余皆苟矣。”
到诸葛亮执政蜀汉，即举起“讨贼兴复”的大旗。诸葛亮明白蜀汉政权是秉承两汉政权的，如果选择曹魏政权和平相处，那么就是对篡夺汉室政权的曹魏的默认，对自己汉室继承人的否认。通过北伐，讨伐曹魏，明确“汉贼不两立”，蜀汉政权才能明确自己汉室继承人的身份，统治上的合法性也得以确立。
在书中，饶胜文对武侯再三致意，“他勉力北伐的身影，最终投映成了对政治道统和文化命脉坚贞守护的形象。”但又不虚美，对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又给予了客观的批评。我这个武侯粉心服口服。
总评全书，立意高远，论述精妙，见解独特，笔端有情，诚然历史佳作！
《大汉帝国在巴蜀》读后感(四)：得“天命”者得天下——政治的角力远在军事、外交之上
本书论述了政治合法性这一理论命题。大汉帝国的兴衰成败与是否取得“天命”——政治合法性息息相关。政治合法性是立国之本、执政之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曹操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的政治合法性是“为汉家除残去秽”，刘备作为汉室宗亲则是高举复兴大汉义旗，只可惜这张好牌被他自己打坏了。伴随政权高层政治主题、政策立场的改变，外交、内政、国防等都会因之发生相应调整与变化。
本书立论不同凡俗，多能发人之未发，比如《隆中对》对军事战略剖析有余，政治战略则较为模糊，诸葛亮对刘备今后走帝业、或是走霸业的建议付之阙如（远不及周瑜、鲁肃、吕蒙对东吴孙氏基业战略发展的清晰政治定位），导致刘备在之后的三国争雄中无所适从。——事实上，这也是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争论的施行王道、还是霸道的问题。
书中对刘备夺取益州的不光彩手段进行了批评，认为刘备在受刘璋邀约入蜀、抵御张鲁之时，完全可以走以军事手段攻占汉中辖地，再以政治手腕取得益州治权的办法，然而庞统却给刘备支了歪招。刘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让蜀汉立国之初就失分不少，此举与当年吕布强占徐州赶走刘备不相伯仲，己所不欲又怎可施之于人？正因为未能充分认识合法性问题，蜀汉、孙吴之间联盟也一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危机，徒增内耗，让曹魏坐收渔人之利，司马家族黄雀在后，悄然崛起。
同样，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军事行动，今之读史者多以穷兵黩武、虚耗国力视之，却不知回到历史现场，在那道统衰落、法统不彰，强敌环伺、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之秋”（《前出师表》语），只有高举复兴汉室的大旗，才能凝聚人心、弥合裂缝，整合蜀汉政权中新/旧、外来/本土派的力量，充实浇筑蜀汉政权的执政根基。屡战屡挫，越挫越勇实属无奈之举，诸葛亮本人对之亦知之甚深，《三国演义》中他曾经说过“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之类的话，军事之举的背后是为政治服务的，军事虽有利顿，政治上还是能够加分的，从这个层面就能理解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蜀汉后期，随着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李代桃僵”，天下人对汉室的记忆已经日趋模糊，汉室复兴的天命观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命题，加之蜀国内部谶纬学说“代汉者途高也”的泛滥，让后期国政越来越偏离复兴汉室的政治主题，偏安一隅的政治处境再也无力担负匡定九州、一统四海的政治“天命”，蜀国也日趋衰败，最终走向覆灭。
作者的论述，绵密之处，层层深入，如针走线；宏大之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对军事地理、典章制度、战略战术的精深研究，令人信服地论述了政治合法性之于刘备蜀汉政权盛衰成败的内在机理，撇开以意识形态压倒军事实力、经济基础、社会民生的一元化论调，其中的许多观点，闪烁着“名不正则言不顺”、“出师有名”、“天下为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光芒。
《大汉帝国在巴蜀》读后感(五)：从“天命”到“伟大复兴”
大汉帝国在巴蜀，意谓在巴蜀建立的那个仍把自己叫作大汉帝国的政权，“蜀汉”是后世对那个政权的一种方便的称谓，这个称谓沿用太广，以至于在94版《三国演义》电视剧中，蜀汉政权的旗帜都成为清一色的“蜀”字。然而，政权的缔造者却一直将继承汉朝江山作为自己的天赋使命，这一口号乃是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本书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分析了蜀汉政权从立国到衰败的兴亡得失，阐释了政治定位和政治论述在政权存亡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不失为一种新的角度。
政治定位是各个政权着力强调和论述的议题，天命是最受强调的合法性来源，五德终始说虽然混乱，但跨越数千年时间依然被各个政权反复强调即是证明。而“虞夏之兴”和“汤武之王”这样的政治神话之所以经久不衰，也是因为它们为“禅让”和“革命”两种改朝换代的方式提供了政治背书。
在马克思主义史观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配是社会稳定的最关键因素。我们很久以来以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古代王朝的政治口号，并不能对其充分理解。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因素在王朝更替中的关键角色，但同样不能忽视政治合法性在凝聚人心和方向指引方面的关键作用。
刘备早年以其英雄之名作为政治资本，董承衣带诏事件后，刘备又以匡扶汉室作为其政治口号，曹氏篡汉后，刘备更是以大汉王朝继承者的身份创立蜀汉政权，可以说，仁义之名和继承汉室是刘备赖以生存的政治资本。但是，刘备夺取益州的方式，损害了他的政治基础。他与刘璋同为汉朝宗室，他应刘璋之邀引兵入蜀，但转身便举兵相袭。此举损害了巴蜀本土士民对他的认同，也损害了与盟友孙权之间的信任，从而铸就了他政权的局限。主政后的诸葛亮，在这种局限中作了卓绝的努力。诸葛亮初主蜀政之时，由刘备铸就其局限的那个政权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内有帝业的合法性危机和州郡叛乱，外有曹魏的和平统一攻势。诸葛亮凭借北伐国策重建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念，充注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对诸葛亮来说，北伐是信念之战。它是高扬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旗帜，也是统摄蜀汉内政的主题。诸葛亮去世后，蜀汉进行了一次国策大调整，蜀汉集团在政治上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但在军事上，不再以矢志不移的北伐行动来支撑这面旗帜，而只以有限的军事行动作为北伐的象征。此举虽曰保境安民，但复兴汉室的信念却渐渐弱化，政治认同也就愈渐疏离。蜀汉末年，谯周的《仇国论》成了蜀汉的主流舆论，其主要论点在于蜀汉作为偏安政权已失去天命。此论为谯周一言而决投降之策奠定了基础。蜀汉灭亡前夕，这个政权与汉室的关系已经消解殆尽。
可以说，经济基础是国家稳定的基石，而政治合法性则是凝聚基石的黏合剂。只不过，“天命”这一概念随着时间地点发生演变，在神圣罗马帝国，为“为上帝而战”，在阿拉伯帝国，为“安拉至大”，在法兰西，为“自由、平等、博爱”，在美利坚，为“天赋人权”，在我国，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失去政治合法性的论述，再庞大的国家也会一朝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