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读后感精选

　　《安源》是一本由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著作，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HKD160.00 / USD21.00，页数：3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安源》精选点评：

　　●历史故事在政治影响下的重构。

　　●一目了然

　　●结合《上海工人》，初步明确毕业论文的思路——“（新）社会史——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閱於2018年6月17日

　　●史料丰富，看得很热闹。有机会我倒挺想拍拍李立三的安源故事，一个NGO支教教师收服了黑帮分子，谈妥了其他帮会，获得当地各种势力的默许与支持，最终罢工谈判成功。李少年得志，在安源被工人拥戴，被人称之为天下第一英雄，但后来一生坎坷，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看上去很简单的篇章结构，作者却能把如此复杂的历史变迁和政治文化这两条线同时叙述好，很不容易。在我看来，文章按时间顺序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是在革命史下的动员主题，基层权力布局，这里作者用了culture position来解释，第二是在文化史范畴下对文化资源的利用，例如博物馆的展览，做了culture patronage 来解释，第三是市场化后当代工人的生存状态，他们对革命传统的怀念。全书有两个内在的强烈对比或者说反讽意味的叙述，其一是党的工人运动对工人许诺下的革命理想和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其二是早期工运真实领导人李立三的历史到毛时代下对革命历史的一次次改写。这两个都是对既有历史的背离，也都展现了革命现实及其文化复杂的一面。

　　●裴还是站在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理解革命，精心挑出了革命早期“哀以动人”的“以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希望去除革命中的暴力因素，回归对人的尊重。这是对中国革命“传统”的天真误读。关注从事件真相到多方演绎的文化变迁过程，“文化定位”和“文化操控”从民俗文化到文化革命，一头一尾串起了半个世纪变迁史，还算聪明，但说白了无非也就是革命对民俗从利用到征服的过程而已。解放初工人对计“件”工资的理解真够讽刺。地方上主动歪曲真相以迎合领袖的过程，对解释权力改编文化中的复杂机制很有启发。

　　●上唐老师的课读过

　　●可以与柯文的两本著作对照着读，路数接近。文化操控分析得较精彩，正如柯语文《历史三调》中神话部分写得较好。但这些著作主要着力点皆不在历史本相，而在话语，对历史本相用力不深是为通病。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对历史本相的深入扎实的考辨，则对话语的分析也就没有一个可靠的参照，势必也就打了折扣。

　　●觉得框架和论证以及结论都蛮普通的……

　　《安源》读后感(一)：革命:利用传统文化重建的文化传统

　　题目的意思是指李立三最初利用当地习俗传播革命的观念，到八十多年后，革命成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不深究，可自行体会。

　　谈读书的大致感受。

　　有许多不了解的新知识。李立三与安源是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可能也从侧面说明，经济化的大趋势导致凭借政治性而闻名的安源某种程度上已经逐渐淡出年轻人的视野？ 读下来像小说，可能偏新文化史。作者的切口是安源与革命传统的关系，纵向选择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展示安源所形成和被型塑的革命形象。 但细微之处似乎并不够准确。作者描述的重写历史来构建革命记忆的办法并不新颖，在描述安源最开始的温和传统转向暴力革命的地方，似乎只是简单地归因于十年动乱，一人之力。 作者整体上把重点放在了这种利用文化资源发明革命传统的方式，强调对于文化的重视，也由此形成与俄国的对比并预测在此基础上预言中国社会的未来。结尾有诸多发人深思的妙语。 其中展现的一些个体，如袁，徐，朱，还有面目模糊的煤矿工人群体及其几次与政治人物的互动，令我印象深刻。

　　《安源》读后感(二)：是一本很让人期待的书

　　此前，另外有一部描写安源的书，《安源实录——一个工人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作者：于建嵘。只可惜，那是一部禁书。我也一直未能如愿，只能读到网上流传的一部分。而由此，却让我了解到，在历史上，安源其特殊的政治意义。记得，前一阵，哪位国家领导去了那儿走访。百度百科：安源，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中国工农运动的策源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安源大罢工）、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拥有“全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支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经济实体最早发行的股票”等11个全国之最，在中国工运史、党建史、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是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而，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则是，作者对于当下工人阶级的一些表述，显然，过于真实，往往触及到历史的阴暗面，而这些阴暗面是见不得光的。而透过历史，在将目光投射到当下的那片土地，安源煤矿，关于工人的生存状况，触及到的社会的最敏感部位，及当下工人的生存处境问题。世人头知道，有句话叫做：“资本家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原来作为资本家阶级对立面的，被压迫、被剥削、经济上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即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我国的政权基础。然而，然而作为国家的主人，他们却一辈子，在煤矿地下挖煤，而尚处壮年却要饱受尘矽病的折磨,他们的地位与其真实的生存环境之间巨大的落差，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记得书中，有一段话：【有一位工人对我说：“看你像个大知识份子，你知道工人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看到我很迷惑，都笑了起来。那个问我的工人很严肃地说：“我告诉你吧，原来李立三到安源说，‘工人’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实际上他是骗人的，‘工人’中的‘工’字，是说上下一堵，站在中间干活的。意思是说，那些被堵在这里干活的人，就是工人。”在工人们的哈哈大笑中，问我话的工人却一点都没有笑。他仍然很认真地把我拉进总平巷口，并推着我在巷道里走了十多米，然后对我说，“你现在算下过井了，当年毛泽东到安源来发动工人运动时，就是从这里走进煤井的，也就走了几十米吧，在巷道里找了几个工人聊天，就把工人骗起来跟着他搞革命，说将来革命成功了，如何如何。可后来呢？他当了主席，我们工人还是工人。”听此言，我更到愕然。 】

　　《安源》读后感(三)：筆記

　　- 初碰到這本書時, 差不多被它的封面與設計差嚇跑了。港大出版社的書, 講真應該做好一點設計. 牛津比它好很多, 中大近年也不錯.

　　- 回到這本書的話, 我覺得非常好看. 由於對國內學術圈不熟悉, 在找關於近代中國史的書本時我總是不大敢找內地出版的書籍, 不知道哪些題目內地是可以比較自由的去討論研究, 哪些題目是言論禁區. 換言之我比較喜歡找些在香港出版關於中國近代史的. (加一句, 台灣出版的我有時也不大懂分, 一想起其統獨立場又覺得麻煩, 也是不大懂得選) 奇怪得是慢慢發覺, 很多'外國專家'對中國的近代歷史有很利害的研究與認識. 這本身不是甚麼'問題', '問題'其實在於體制性上感覺國內外的學者在一個很不一樣的位置上.

　　- 即管如此, 可以肯定的是安源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的重要工運實驗, 其敏感性一定十分高..... 書中裴教授引了兩本國內近年關於安源的著作, 都是2006年的, 梅方權的<安源礦工>在國內還能找到, 于建嶸的兩版<安源實錄>則已被禁.

　　- 本書花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交待安源工運的經歷、起伏, 在建立紅色中國過程中的重要角色。後半部則談到安源的歷史, 如何在黨國需要建立自己的革命傳統、甚至在權力鬥爭中被挪用、修改, 乃至開放改革後的種種變味、錯位等.

　　- 作者亦十分意覺得把從安源這案例去掘挖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傳統, 並將之置於中國現代化、建立現代國家的路徑上思考。她並不隨便標籤中國在摸索的路徑, 比如共產主義是否失落了, 民族主義是否現在唯一的意識形態等. 她很強調共產主義落戶中國時, 共黨中人(包括毛澤東、李立三, 甚至極力推崇蘇俄經驗的劉少奇？)已很意覺要本土化、 中國化。她指出共產主義作為中國在面對現代化過程中的困難時, 某程度上是填補了傳統失落的真空, 但又己經變得十分的"中國".

　　- 安源當年的實驗十分'先進'. 組織, 基層教育, 非暴力, 搞合作社等等等等..... 今天多少草經公益組織還在'夢想'著能做到那樣的效果.

　　- 同時安源的實踐中, 共產黨人又高度的與本地文化結連. 與哥老會的互動, 武功高手在黨中發揮的作用, 李立三的'神力'形像等等等等, 十分有趣.

　　- 裴教授指出白色恐怖後將共產黨推往暴力革命的道路, 改寫了歷史, 很有歷史感.

　　- 關於建國後就安源歷史的'爭辯', 看來令人十分'婉惜', 也痛恨這樣的制度. 這不(祇)是個人問題, 是制度問題. 毛澤東在世時, 李立三、劉少奇都鬥跨了, 想抽水的林彪也跨了; 毛澤東死後, 自己也'跨'了. 當然他變成了民間信仰......

　　- 最後, 很喜歡作者的研究'功力'. 她其實找的資料很多都是原始資料, 但一比較後來報紙呀、出版物的刪改, 就能反映了權力的運作, 十分利害!

　　《安源》读后感(四)：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读后

　　一、关键概念（主体：从基层文化组织到国家机构）

　　1. 文化置位：以本国人易于接受的方式（传统仪式、风俗），宣传异端思想（此处是共产主义）。例子：他们穿长衫，使用文言文、书法，用地方的风俗、传统等去动员当地工人参与罢工

　　2. 文化操控是：不同层级的主体之间的共谋：

　　-中央领导人（刘）：塑造自己作为接班人的正当性

　　-毛：宗教教化以保全革命传统、培养革命接班人即使是以个人崇拜的方式

　　-地方领导人：以安源为本省和领导人的纽带，争取更多资源，官运亨通

　　-居民：福利、基础设施修缮拨款...

　　我原本以为那些亲眼见证过李立三领导罢工的工人（在五六十年代应该在60多岁左右）会至少表达出一点对文化操控的不满，但他们看起来是完全失声了，要么参与到了共谋，要么想发声而被文化操控体系阻止了。

　　二、问题

　　1.文化置位与教育问题

　　文化置位必然带来的问题（力度与效果的矛盾）：越借用本土文化的习俗去讲解甚至攀附，党员就越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对比王奇生描述的上海中共地下党，全靠“罢工费”的诱惑和传统帮会的支持。

　　安源的革命教育取得显著成效：革命教育的什么内容使得子弟愿意接受？区别于北洋军阀治下的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式教育（王奇生）阶级觉悟、战斗能力？王奇生认为新式教育脱离实际，革命教育似乎确实没有这个问题

　　2.作为温和路线的代表的工人俱乐部的内在困境：俱乐部（共产党）与公司一直在商谈，表明两者在使公司发展的问题上利益相通，原因是：1、“汉冶萍是东亚物质文明的保障”的民族主义取向，2、公司某种程度上是数千工人的衣食父母，暗含的可能是3、领导人自己（与这个革命基地伴随的）地位、以及4、教育的功效不断增长，共产主义基地可望发挥越来越大的功效。但另一方面，工人的期望提高，争取更好的福利待遇也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共产党自身的反对剥削（无论多少）的意识形态。

　　——最后解决问题的是外来力量（军阀）、相应的是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如果前设条件不存在，也可以诉诸先知形象的党领袖的决议）

　　3.裴宜理在第四章末尾（P131）以个例说明（可信吗）安源工人其实更倾心于“小莫斯科”的方式，而非激进化的革命运动。他们只是勉为其难的成为革命军人——这里安源工人（照裴宜理的说法）似乎分成了两波，1优秀毕业生们，热心闹革命2、只愿过小莫斯科神仙生活的普通工人（即使他们参与了北伐）。问题：两类当中何者是主流？是什么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差异？

　　4.难题：从革命夺取权力的政权如何宣传，才能让民众不受煽动性观念的影响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汉书·儒林列传》

　　在安源的语境里，就是强调革命的正当性抑或强调革命政权的正当性的差异

　　在新的革命故事里，一旦革命未能创造出更好的环境（完成承诺），继续革命就有了必要（正如救国军的宣传）。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有文化操控——因为类似景帝的方式（停止争论）作用不大。

　　要求人的尊严显然有煽动性，于是转向宣称精英统治的合法性——人的尊严消失啦（矿难）

　　5.中国革命似乎存在这样一种矛盾，工农万岁的口号以及底层动员的方式表明革命是反精英的，但革命动员过程中又是精英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置位、谈判、约束），并且建立起的革命政权也是精英统治。文革也没能摧毁这种统治形式，新的新阶级反而在文革中成长起来。（同样性质的矛盾还比如要引导工人自发进行革命，但又要约束工人的行为）

　　三、当下

　　文化置位及当下：“在既存的权力结构中开展活动，借用常用的符号修辞体系博得广泛支持”某位说的没错，革命传统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了，要反抗它就不得不借用它。（反共救国军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你用得我唔用得？”）

　　21世纪革命传统——20世纪传统风俗。

　　前者无疑可以有多种解读：找回尊严？工人阶级的地位？阶级斗争（指向吉拉斯所谓的新阶级）？都可以用于博取（不同群体：自由派？毛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于建嵘老师的安源实录被禁、马克思主义社团注册被阻挠正说明当局对于不同革命传统的解读的紧张

　　李立三的存在固然与刘少奇主导的文化操控格格不入，但同时也是毛泽东要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大救星的障碍——毕竟主张工人自治的李立三，正是被毛刘一手赶下台的。李立三同时成为路线斗争的反面人物。只有李立三以叛徒的身份死去（以及在之后被遗忘），毛泽东才能安心地以工人阶级大救星自居（当然，正如裴宜理指出的那样毛心仪的口号更多是毛泽东万岁而非工人万岁甚或工人自治）。因此李立三也是打破文化操控的关键，对于当下而言同时是争取工人自治（独立工会）的可用旗号。

　　四、一些并不是裴宜理论述重心的点：

　　1、存在一个安源帮吗，先需要初步资料搜集...更大的问题是建国后的帮派是以什么作为基础的？仅仅是解放战争时期所在的纵队吗？——根据地里

　　2、无政府主义怎样在工人之中活动？口号和策略是什么？

　　3、为什么苏联的文化教育工作遭到普遍反对——被指责为“悖离社会规范”（p105）？——苏联＼中国路线问题（接地气）；既反极左（斯考切波：农业经济）＼策略手段；文化置换的具体，马克思主义究竟和什么东西结合起来？为什么这么怀念毛主席？斯大林？洪秀全？

　　4、安源经验对其他罢工（五卅、省港etc）启发的具体形式

　　5、建国之后文化置位的方式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仍在沿用吗？

　　6、工会造反组织“全国红色造反者总团”是怎么对待安源的革命遗产的？（怎么对待李立三的？）

　　7、王光美表面看依然对毛泽东死心塌地，但安源群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8、肃反干部的仕途

　　9、工人享受高福利待遇的同时对于在剪刀差之下苦苦挣扎的农民是怎么看的呢？（怎么看待这种不平等？）

　　10、对于邻省抢占革命资源的做法，湖南省作何反应？

　　梅方权和于建嵘老师的两本书都应该作后续阅读+其他革命圣地的研究书籍

　　五、摘录

　　安源的革命活动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最好的部分。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但在安源进行的动员工作为成千上百万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带来了教育机会，建立了组织、树立了自尊（p104）

　　中国革命遗产正在被任意伸缩扭曲，以迎合统治者的个人意图和统治意图......在这场斗争中，遭到严重忽视的是以其名义来发动革命的那个群体的愿望。这些人便是过去遭受压迫，现在仍遭受困境的无产阶级。当毛泽东最后的征战开始时，小莫斯科时期的团结口号“工人万岁”将被反复高呼的另一个声音“毛主席万岁”所淹没。四十年前，安源的革命工人骄傲地将曾经属于皇帝专用，表示千秋万代的敬语来自用，而现在这个专制的统治者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协助下，将帝国合法性外衣据为己有。（P179）

　　《安源》读后感(五)：革命颠覆传统？革命塑造传统！

20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无论在本国还是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引得中外学术界孜孜不倦地去探讨这场革命的方方面面。或聚焦毛泽东在中共革命中的作用（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或关注国际大环境下中共革命与苏联的关系（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或视野向下讨论革命如何动员运作的社会史层面（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更有很多新材料的涌现（档案、日记、回忆录、书信等，地方的、小人物的……）和新研究视角的推动（新革命史），研究领域从旧有革命史观下的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微观史、心灵史等转移。这其中，海外的研究成果往往以他者的眼光、独特的视角、选取的主题，给我们以他山之石的启发和借鉴。裴宜理教授所著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以下简称《安源》，引用只注页码）一书以安源为个案，追溯了安源从清末到当下的历史变迁，试图从中挖掘中共革命何以成功、变异乃至扭曲的奥秘一二。

全书共分为9章加上绪论、结论，以时间为线索。根据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两个概念“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1]，可分为两部分。第1-4章（晚清至共和国成立），作者首先介绍了安源的地方特点，战略性的地理位置（湖南、江西交界）和经济上的特殊重要性（安源以现代化的煤矿事业著称），素有抗争传统（矿工），当地的乡绅、宗族、教派和秘密会社、外国人势力错综复杂，有本土文化传统，给后来外来的中共革命者介入该地做了背景铺垫。作者选取三位革命者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他们在20年代来到安源，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并一直伴随到他们后来的政治生涯。他们选择安源作为革命动员的地点，运用“文化置位”的方式，敉平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地位低、文化程度水平不高的工人之间的差距，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安源成为了中共革命史上罢工运动、农民运动、红军诞生的摇篮。除了领导罢工，革命者还采取一套和之前不一样的组织方式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开展教育文化活动，照顾改善工人的生活处境。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倏忽变动，中共最终带领安源走上了一条从强调劳工教育和组织活动转为号召武装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安源及煤矿的命运也随之沉浮，直到全国胜利安源被解放，煤矿被接管。第5-7章（共和国成立至现在），主要分三个时间段：前十七年、“文革时期、改革时代。作者指出，以革命建国的中共既要宣传政权合法性，又不能向民众传递煽动性观念，而安源成为塑造革命传统的极好对象。而这时候，之前的“文化置位”让位于“文化操控”。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发展、领袖权力地位的升降、不同时期国家政权力量文化管控的松紧，安源及其所象征的革命传统也一变再变，成为地方官员和老百姓保护、争夺自身利益的一个工具。由此，全书描绘了安源革命传统的起源、异化和每一时期的具体发展。

不得不佩服作者选取安源作为研究对象的敏锐观察和提出新概念的独到洞见。通过展现安源与早期中共革命活动、安源与中共政治领袖之关系、建国后的央地关系、特殊时代下的地方视角、安源的工人群体命运变迁、革命文化的不同面貌，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史传统解释，作者想要在此之外试图挖掘中共革命中是否存在着另一种面相与可能，当我们回顾这场革命时是否全然要对之持否定的激烈态度，革命活动的经验对于当下的中国治理能否构成一种正面遗产，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革命·群众·文化动员

革命队伍的组成分成少数的精英和大多数的民众，前者作为先知先觉者，要启迪那些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者，因此动员工作在革命活动中至关重要。然而，中国的老百姓在近代国难频仍的深重灾难下，往往被描述成一副冷漠、无动于衷、事不关己的“一盘散沙”状：

四民众所含小群无数也，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2]（孙中山）

中国人是太自私了，是太短视了。自私到只知有己身。短视到只知有今天。怯外颓废都是自私与短视的表现……中国今日如仍只知应付目前，人人但作自了汉……[3]（张申府《哲学与救亡》）

中国社会……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4]（钱穆《中国社会演变》）

“一盘散沙”未必准确反映当时中国民众的实情，但却是知识人眼中的民众形象，尤其涉及到国民性讨论的时候，每每拿出要批判本国一番。所以毛泽东才会说“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大”，意即这一股力量还未被彻底开发出来，且蕴藏着很大的能量。然而，观念上的想象不代表可以化为现实中的力量。以往对国共两党的固有印象是：国民党上层脱离群众，在动员能力上远不如中共，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就如鱼和水。但王奇生《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以上海和广州为例，展现了中共地下党在城市和农村真实的活动情况，让我们看到了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另一面：利用帮口和宗族发展党员、党团的竞争、工人农民的入党动机、组织活动的困难……当革命理想遇到现实，现实也在塑造革命理念。中共素以自己与群众的关系为标榜，甚至有“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的分野，可是早期中共在融入群众方面也并非一帆风顺。旨在颠覆旧秩序，却借助帮口、宗族、亲族等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为媒介吸收党员。很多工人、农民是抱着谋生的动机，盲目入党。然而入了党以后，组织要经常开会，党员要交党费，入党好处还没见到，还需支出一笔费用，不胜其烦，党员如何情愿。党组织经费紧张，纪律涣散。在农村发动农民时，党对农村的政策判断遭到农村实际情况的挑战。[5]而在安源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中共里最会调研做群众工作的毛泽东在萍乡煤矿调查，“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由于自己还是一副学生腔，先生样，工人不买账，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作”。（页44）年轻的革命者与工农群众建立起联系取得信任的方式有几种：

其一，有合适的介绍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没有人情关系不行。尤其是年轻的革命者作为外来人动员民众，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也不能免俗。得先熟悉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才好展开工作。如，毛泽东和担任矿局段长的远亲毛紫云、李立三和父亲的朋友谢岚舫。这些人处于当地社会的中层，对上对下都有沟通的管道，因此能够很好地将外来革命者和本地多数民众充当中介作用。

其二，有文化的读书人形象。文化在传统中国一直很受重视，普通老百姓对有文化人总是持尊敬态度。农村里有疑难断讼，都会找乡绅主持公道，读书人会给老百姓家的孩子取名字。知识和文化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在中国下层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到安源时携带一把湖南油纸伞，穿着当时教书先生穿的蓝色长衫。毛泽东的读书人扮相给工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页44）“李立三作为老师去家访，认识了不少工人。穿着长衫一家又一家招收学生的李立三很受人注目，当地人称呼他为‘游学先生’。”（页47）早期革命者的这种教师形象并非偶然为之。刘昶把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称为“革命的普罗米修斯”，中共早期乡村党组织有70%-80%是由这一群体创建的[6]。乡村教师既能理解复杂的革命理论，又了解本地乡村实际情况，根据农民的切身问题，向他们宣传、解释主义。[7]近代中国面临结构性转变，革命顺应历史趋势有其合理和必要，但革命何以呈现出这样的模样，具体的革命模式如何选择，尤其是这当中掺杂着暴力成分，如何让大多数人接受，就需要革命者不断地制造“革命”话题，将“革命”嵌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使“革命”为他们所内化，成为革命“自觉”的追随者和拥趸。

其三，能够跨越身份地交流和行动，突破劳心和劳力的界限。动员民众不是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写文章口头宣讲就可以实现的。革命者更要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他人的信任。“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安源，下矿井，穿上矿工穿的长裤，工人们对“一个身份优越的知识分子如此急切地想要和地位卑微的矿工交流”感到很惊讶，且会感到一种亲近感，觉得这些有身份有文化的读书人能屈尊和他们一样下矿工，表示这些年轻人来所说所为确实是真心为工人着想的，想工人之所想。知识分子在近代一直被批评成只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玄谈阔论，不切实际，生活优雅，一副小资情调。[8]所以革命要求知识分子改造得接地气，要向工农学习，甚至最好成为工农，脚上粘上“牛屎”。丁玲作为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从上海到延安，从都市亭子间里的时髦作家、左翼作家蜕变成革命事业中的有机工作者和革命作家。她在西战团待了快两年，“‘抗日高于一切’，别人只不过做到在信仰上，把这个口号施用。她却更进一步地把这口号推广到生活上、工作中、思想里——即‘一切’之中了。”[9]（史轮语）在这过程中，自然要经历一个洗心革面、洗尽铅华的痛苦转折过程，也产生了很多无奈和悲剧（特别的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从五四过来的知识人，却未见他在转变过程中的纠葛缠绕，山重水尽疑无路，找到了“那一村”后，其意志之坚强，信仰之坚定，百折不回，令人钦佩）。

其四，自身经历和地方背景。安源在行政上属江西，在文化习俗上接近湖南，多数矿工是湖南人，因此毛、李、刘三人可以和工人们顺畅交流谈话，没有地域上的隔阂。毛的农村经历也使他亲近安源的工人（工人都是从邻近农村地区招来的）。

革命者动员民众的方式也是基于文化[10]。 “文化置位”是指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通过对地方文化一系列符号资源（语言、文学、艺术、象征、社会意识、社会组织形态）的适应和运用来发起革命、完成动员、争取支持以及将革命不断引向深入。（译序）动员从教育入手，办工人补习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安源的教学有四个目标：识字、常识、促进阶级觉悟（教育的生命）、训练战斗能力。培养工人基础阅读能力的同时，也向其灌输马列意识形态。“教导革命”烈度最低，最易被接受，也符合早期革命者的教师形象，且还依循着五四时期将社会培养成一种大学校的思路。时机成熟，革命者领导工人发动罢工。作者对毛李刘三人精心筹划罢工的策略做了详细描述：以“哀而动人”为指导，加强纪律防止无序，提出要求做人尊严的口号，和当地各势力妥善合作。正是由于策略得宜，1922年安源大罢工取得空前成功，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安源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工运动中心、无产阶级的大本营，有“中国的小莫斯科”之称。作者认为在安源的工人运动中，李立三的表现最为活跃，他的个性热情奔放、自由、求快，使用文化置位的方式，将苏联的理念经验和本土的文化传统做了充分的结合利用。他善于将抽象概念化为通俗易懂的比喻，组织俱乐部吸收了秘密会社的成分（十进位编组、暗号隐语、内部保密、缴纳会费），借元宵节举办舞狮活动吸收成员[11]，诸如此类[12]。他本人也在工人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被人当作刀枪不入。

虽然中共和工人之间也会产生矛盾冲突，工人自身的一些习性难以被驯服，但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组织动员方式，区别于过去有帮会参与的社会抗争[13]，新酒在旧瓶中慢慢地发酵，在这过程中也置换了工人的思维组织方式，慢慢向革命靠拢。在这过程中，新的革命和旧的传统互相融合，让我们重新思考：彻底颠覆传统、开天辟地的革命，在现实中是否可能。

二、革命·神话·传统

何为中国革命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又扮演何等角色？对于革命传统，古巴人的回答是享有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美国人的回答是自由权利，中国人则面露尴尬，迟疑作答，也许会说暴力、混乱和阶级斗争。（致读者）这一问题不仅在今日引发极大的困扰，建国后的中共领导人就已经开始思考，而这种对革命传统的发掘，却变成了一种“文化操控”。文化在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工具”和“核心组件”的作用。“在革命国家建立之后，革命领袖通过对文化（话语、符号、象征等）的控制与再解读来巩固政治权力和将政治权力神圣化”（译序）文化操控与以下要素有关：党国体制、政治形势、政权力量、革命领袖。作者认为到今天还有文化操控，这让笔者想到，今日的政治领导人是否还需要将政治权力神圣化？（答案恐怕是肯定的。那么，操控的方式有哪些，是否能被人们所感知到，操控的界限又在哪里，人民能否抗拒这种趋向？）这种“文化操控”究竟是革命国家的意识形态畸形，还是一种现代政治下必然的正常化产物？

中共建国后，原先的文化置位让位于文化操控，国家成为其主导者。“发掘”是一场再塑造，对历史事实的取舍要和政治意图相契合。在这过程中，集体记忆有些部分被遗忘，而新的记忆又形成。对党及领导人的忠诚奉献取代了之前呼吁工农的尊严权利，成为国家这一行为的首要目的。

读这一部分的时候，笔者不由想起另一本书：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柯文将义和团分成三个领域，颇有些探讨历史书写和记忆的理论方法意味；而裴宜理则以安源个案去看国家参与到生产政治神话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更把它放在中国革命的脉络中。相同的是，两人都认为，神话化对过去是一种再书写，神话不必尽合于事实，只需迎合当下政治环境就可。《安源》一书指出，革命传统的纪念与重塑，未必需要符合事实的历史真相，关键是必须紧跟政治形势。这时候，由革命时期工人呼吁做人尊严的要求，就变相成为彰显领导人功绩，宣传领导人合法性地位，以响应时局。而和安源相关的三位领导人之地位，毛自然不用说了，刘上升（尤其是作为国家主席在60年代），李由于被批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工会向党闹独立性，地位下降甚或排斥在边缘。但它也不是完全的自上而下过程，江西的地方干部和安源的群众也希望和上层领导建立起关系，迎合上面以获取现实资源。所以“文化操控”存在上下互动各取所需的空间。

对毛泽东崇拜，人们比较熟悉，书中提到，其实当时还有一场刘少奇崇拜[14]。袁品高作为安源那时保护刘的警卫员，被频频邀请讲述刘的事迹。自有人帮你编造神话，你不反对阻止就是了。油画《刘少奇与安源矿工》中，工人成了画中心的焦点人物刘少奇的背景，这也暗喻了在文化操控中工人自觉角色的淡化。这些都是为了美化刘的无产阶级形象，但是书中没提到毛对此事的态度如何。毛刘就四清运动，讨论时多次提到安源。两人存在异议：毛主张大胆行动，刘强调谨慎纪律。随着两人对中国政治构想的分歧而产生的不同意见，延续到文革，直到其中一方被彻底打倒。

书中将文革描述为“毛最后的征战”，目的在净化革命传统，因为毛觉得革命信仰被刘少奇路线玷污了。他想通过这场革命找回他所认为的真正信仰，让中共“重新无产阶级化”。现在很多人看文革，都倾向于解释成纯粹是高层权力斗争，其实以毛当时的地位，不用发动红卫兵，就能战胜党内对手。毛更重要的远虑是培养可靠的接班人，让他的革命不被终结。

有研究者指出，共产主义革命蕴含着一种宗教气质，这在文革中更明显了。刘是假神，毛是真神，真神现在要驱逐假神。北京高层发起的政治运动也影响到安源，造反、武斗、批修，凡是和刘有关系的人，全被斗，靠边站。甚至连刘种的两棵树（是不是他种的，未知）都不放过。安源的纪念馆展览要撤下安源罢工中和刘有关的痕迹，换上毛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中，只有领袖一人（工人连背景都当不成了，工人万岁的口号变成了毛主席万岁）居于群山之顶，云雾缭绕，他坚定地注视前方，成为红色文人的标准形象。黑云压城城欲摧，老百姓生在苦难中，毛主席来发动群众闹革命[15]。据画家刘春华说，他作画时，毛的每一个微小动作都有含义。这幅画还是模仿的宗教画，看了让人心生宗教般的虔诚感。在这里，历史成为一种资本，毛的历史战胜了刘的历史。财政再紧张，宣传伟大领袖光荣历史的纪念馆也必须建起来，而且还要在原来的预算上加码，大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文革不同于建国后的历次文化操控实践，作者称为是一场“大觉醒”。安源故事反映了救赎性的宗教虔诚，个人崇拜模糊了旧信仰仪式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界限。毛的崇拜与刘的崇拜在程度上也不可同日而语。（页215）所以，究竟是崇拜提升了政治地位，还是政治威望使得接下来的崇拜成为更大的可能？

领袖问题在中共革命历史上不可回避。毛泽东认为，革命的成功，离不开领袖，个人崇拜要一点并非什么坏事：“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毛1958年在成都会议）很多学者指出，延安时期是中共决策领导由集体趋向个人的重要时期。怀利认为整风的顺利，再加上1943年国内外环境（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共产国际解散）的催化，争取中国前途命运的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启动，中共作为回应，遂诞生了毛思想和“毛神话”，并将这一过程称为完成了从英雄到圣人的转变。[16]高华指出，在延安，毛泽东创造的新话语渐渐战胜了瑞金时期的俄式话语和五四遗留的启蒙话语。[17]裴宜理则在书中注意到毛刘崇拜存在不同：刘崇拜模仿列宁、斯大林，是要加强党领导的威望；而毛崇拜旨在灌输新的无产阶级精神，革命永存。这种不同在德国学者利兹所著的《毛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的修辞与仪式》一书中得到了更完整的区分：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存在对政治领袖偶像化、符号化的现象。毛崇拜也有两种，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为界。之前的崇拜是作为党内稳定和国家秩序的国家机器，是一种政策性措施（工具性），之后变成毛谋取权力的“私器”，是超制度的个人权威（且压垮了党和国家的正常体制），呈现出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宗教气质。[18]这就是毛崇拜比刘崇拜程度上更进一步，造成的危害也更大的原因。

严歌苓的短篇小说《扮演者》写出了这种宗教般的领袖意识是如何改变、魔化了人[19]。文革中的“广场”作为一个政治场域值得注意。“大众被领袖指引着，领袖被大众抬举着。领袖成为了大众的神明，成为了大众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源头，大众则簇拥着、呼喊着，把广场上沸腾的激情转化为行动。”[20]当广场上万人呼应的时候，领袖是被观众和听众塑造的，本身凯尔斯玛的气质，加上调整说话方式、演讲内容、表演形态。没有人能抵挡这种受人膜拜的诱惑。很难说，毛在这塑造过程中，心境上没有起伏动念，再加上他头脑中固有的乌托邦理想，于是一场惨烈的人性大实验席卷了整个中国。从凡人到圣人，从自由向极权，不需要花太长时间，电影《浪潮》告诉我们，三天就够了。今日的中国，从上到下对文革反思不可谓不多，可是，文革政治现象的背后，那种人性因子有可能祛除了吗？毛最后的革命要塑造“新人”，但恰恰让我们看到的，是其释放出人性中恶的潘多拉之盒，卑劣，丑恶，自私，贪婪，罪孽，残忍，欲望，欺骗，暴力，驯从，怯懦……我们不断地反思，人类拥有了抵御这种“浪潮”的最好武器吗？

三、革命·毛泽东·情感

讲到中国革命及革命传统，毛泽东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围绕着对毛的评价，左右两派意见极为撕裂。毛在中国历史上到底应处什么地位？作者超越中国官方的“三七开”说，从安源的今天说论开去。

作者在第七章的最后讨论到文革中的工人状况：“虽然政治气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显著波动，工人们一直关切的生活状况基本上未有改善。文化大革命中，整个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安源无产阶级的革命声誉也更为响亮。但在安源或者其他地方，这种符号形式重要性的提高并未转化为同等程度的工人福利改善。”（页209）到了改革时代，商业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安源工人普遍有一种相对剥夺感，煤矿开采下降，经济发展潜力不大，更重要的是不再有国家主人翁的感觉。即使在毛时代，出了很多荒唐事，但安源受到全国甚至国外的关注，每年有非常多的人来到安源朝圣。这虽然未必给工人直接带来经济利益，但在工人看来，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有尊严，活得光荣。而改革时代，生活水平上去了，人民反而不满意了。“许多安源工人依然毫不掩饰他们对毛泽东的景仰之情……人们对毛泽东和他亲手创下的传奇般的丰功伟业仍怀有由衷深情，特别是由于他领导的革命让安源工人们享有尊严。他们有一种论调认为，改革的今天还不如过去的革命年代，成为当地话语体系的一个中心主题。”（页232）国企改革，大批工人下岗失业，“铁饭碗”的保障不再，社会不公普遍存在。不光在经济层面，社会和政治层面，工人实际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工人们认为这背离了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的承诺。在这里，对毛的景仰感情与毛的革命承诺未竟结合起来，使得毛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的位置异常突出高大，很多人不喜欢邓，而崇敬毛（比如会把毛主席当作自己的亲人，将毛比作北斗星、指路明灯，这放在邓身上就很难想象），因而对毛时代的革命往事采取浪漫化、想象化倾向。

现在社会上、网络上对毛的怀念景仰始终居高不下[21]。中国人对毛主席的情感，让笔者这些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确实不能轻易理解，不好随意臧否。这种情感和毛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分不开。“毛泽东的乌托邦梦想，时常不顾现实，它的残酷无情以及不达目的不甘休的决心，导致人民遭受可怕的磨难。但是他领导的革命使中国实现了统一并变成世界需要衡量和顾忌的力量。中国人民铭记着这诸多成就。”“中国今天鲜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文化民族主义）则一点也不缺。”（页253、251）毛使中国强大起来，摆脱了近代的悲惨境遇，让国家获得尊严，光这一点就是无法抹杀的。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同时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有时候让人站起来，比让人富起来，更有力。书中比较了中俄革命就民族主义的异同。斯大林崇拜和毛崇拜也存在差异，这是由于二者在革命中的地位不同。斯大林的政治地位是列宁死后通过战胜党内敌人得来的，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和中国革命命运与共，分不开了，建党、建军、建国，在官方历史叙述中更是代表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正确一方。所以站在执政者的角度，赫鲁晓夫可以反斯大林，中共继任者不可能反毛泽东，因为反毛就等于把自己继承的合法性也给推翻了。中共和苏联的历史问题，的确变成很大的一个政治包袱，成为自己的一块软肋而不时被提及。

上述是从国家地位的意义上说，就老百姓个人来讲，对毛时代的想象无非集中在社会公平、信任上。虽然有研究指出毛时代早已存在上下分明的等级[22]，但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是感受不到这种不平等的，他们看到的只是周围的一点世界，这对他们的情感塑造就够了。这让笔者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在寡和不均这两者中，人们不满的天平总是倾向于后者。这也是很多人对毛的感情深的原因吧。很多普通老百姓肯去拥护一个已经去世且和自己没有贴身利益的人，也不能忽视这种现象。在某些地方，人们会自发汇集在一起，纪念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崇敬以及“毛泽东热”规模大大超出了由国家支持的各种活动。对老一辈人的这种朴实感情还是要尊重。但要警惕，这种情感能给人带来某些安慰和正面激励，也有可能埋在心底引而不发，在将来某个未知的时间点爆发成一股负面能量。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小毛泽东（钱理群语）。王汎森在论及传统到反传统的一篇文章中说“历史上具有批判力量的思想并不一定是崭新的，只要一种思想与该时代流行的思想有着落差，便可以对该时代起批判作用。”[23]2008年，有艺术家模仿毛去安源这幅画，把毛放置在像宫殿一般的政府大楼前，毛成为现在的道德评价来源。要问的是，这种批判力量是否会带来危害，以及限制人们的思考？

书中甚至认为，现在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就跟革命前一样。有工人访谈时说“当年毛主席领导我们安源工人闹罢工时，就是为工人争权力啊，现在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却通过改革把我们工人的权夺走了”，“革命是从鬼变成了人，改革是把人变成了鬼”。（页232）当工人静坐抗议才换来退休金每月涨55元的退休金，感觉是“被当做阶级敌人”的时候，怎能不让人升起一种莫大的悲哀，革命了那么多年，怎么如今似乎却又回到了起点？这就是毛的意义，毛代表了一个道义世界。“原来毛主席讲话没有人不相信的，现在……虽然言论自由，骂也好讲也好没有人管你，但也解决不了问题。”（234）有人认为如果中国经济不行了，中共合法性就不再了。但是如果中共的力量来源于更深的源泉呢，而非现在的经济增长？革命及其承诺，是中共合法性来源[24]。如果放到线性历史进步观上，邓的改革开放固然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毛的理想尚远未实现，它是在邓这一阶段的未来，因此更加宏远。

毛作为批判现实的一种象征，对现在的中共政权来说，是一个麻烦。凡是革命传统一定会具有潜在煽动性，这是革命建国的原罪。一方面，毛的符号象征对中共来说是权威来源，中共将其作为自己执政的一面旗帜，突出他的伟大形象，另一方面，则进行一种柔化的、隐形的去毛化，用改革话语努力消解毛思想中的激进成分。但如今，国家政权的文化操控强度、密度和毛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接触的信息渠道多元化。王汎森论及清代读书人自我禁抑时区分了国评和乡论。国家主流论述与民间观点发生冲突的时候，前者往往压倒后者。[25]革命理论作为学理可以讨论，但要是真落实到行动上想要改变世界，就有问题了。有时候不需要什么精深的理论素养，一首歌、一个词、一句话、一条口号、一种观念就能把人煽动起来。八九政治风波，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是唱着国际歌的。北大马院学生跑去动员工人的行动，就被国家压制了。“如果有人想像安源罢工时毛泽东和李立三那样来安源组织夜校之类，肯定会被作为反革命送进牢房。” （233）国家及政权对这些行动采取防、堵、罚的办法。所以裴宜理教授最后给出的建言是：发掘革命遗产中激励启发的部分，以克制可怕的暴力成分。现在的中国，每每社会抗争处理不善就会上升为官民对立冲突。正面遗产是否能压制负面遗产，如何理性地将社会诉求引导向成建制的体制化和法制化，形成稳定的良性循环，有待观察未来的中国社会贡献智慧。

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会吸取历史教训。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有革命的可能。曾有人问史华慈“中国革命是否有必要”，史华慈把这个问题转换成“革命是否有必要”。前者预设的前提就是认为中国除了革命之途外，还有其他道路可选择，且情况不会更糟糕。“一个从革命中诞生的国家看历史时，一定小心谨慎、焦躁不安。革命发生一次是好事，再次发生就是麻烦。”如今的世界充满动荡，其他国家经常爆发所谓的“革命”，而革命也已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所传承，毛的理想尚未过时，仍有正视的必要。在稳定（发展）和自由之间，中国能够避免二选一的困境，不再发生近代以来的混乱局面吗？

参考文献：

何吉贤：《“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1940-1950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霍炫吉：《毛泽东崇拜现象的透视——评Daniel Leese,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香港：《二十一世纪》。

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史林》， 2009年第1期。

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2008年。

孟兰英：《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背后的故事》，《文史春秋》，2014年第4期。

裴宜理文，姜进译：《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作者2006年6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演讲，载《知识分子论丛研究》第6辑。

颜德如：《孙中山“一盘散沙”说析论》，《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知乎：《为什么多数中国普通百姓不容否定毛泽东时代？》，https://zhuanlan.zhihu.com/p/49260560。

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 “为了区分，我把解放前的这种文化动员，叫做Cultural Positioning（文化置位）——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意思是用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来进行社会动员。你不一定有很好的地位，但知道文化的力量，懂得利用文化资源来动员。与此同时，我在书中用了另一个概念，叫“Cultural Patronage”（文化操控），意思是自上而下动员，但是是为了支持国家力量。”于建嵘、裴宜理：《红色文化与中国革命传统》，《南方周末》，2011年8月3日。

[2] 转引自颜德如：《孙中山“一盘散沙”说析论》，《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3]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4]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7页。

[5]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6] 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2008年。

[7] 例如，在影视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片段：革命者为动员工人，向工人解字：上顶天，下立地，“工人”两个字加起来，就是个“天”字。工人就觉得这个人有文化（其实并未见有多高深），革命者往往通过这种通俗易懂的一套解释，让工人信服。

[8] 张申府：“什么是高洁？高洁不过是不切实，不过是与实际生活隔离。绅士派秀才气，Ladyship身都是贵公子超尘不凡，如是而已，如是而已。人人都讲高洁，谁与浑身煤黑的人握手？人人都讲高洁，谁去掘煤掏屎？……不但要想作先觉，更要作先锋，更要作先驱。什么是？就是踏险的马前卒。”《英国党与劳动党》，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第35页。

[9] 转引自何吉贤：《“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1940-1950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10] 张申府：文化动员就是“文字及其他记号的动员”，“除了写在纸上的文字，什么讲演、广播、戏剧、电影、图画、音乐、歌咏、舞蹈，等等，哪一样离得了文字或其他记号”。“教育的作用就在能运用记号。”“动员记号，所要发挥的效力，却不仅在文字记号上；尤要在人的生活、行动、习惯的改变。”可见，动员和文化密不可分。张申府：《文化动员的意义》，《张申府文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第222页

[11] 舞狮师傅向拜徒说，“我们的师傅家住在醴陵阳三石（李立三家乡），我们的师公那就住得很远很远呀！找他还要漂洋过海去哟，他现在有百多岁了，他的名字叫马天师（马克思），是个大胡子老公公。”（页52）

[12] 工会就在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举办了一个仪式，庆祝新的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这个仪式上，李立三领着头，所有工人俱乐部的工人跟在他后面游行上街，走遍了整个安源。他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口号“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工万岁！工会万岁！”。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一般来说，地方上的这种庆典，轿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间宗教中的神，但是这一次，抬的是一尊马克思像。（裴宜理文，姜进译：《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作者2006年6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演讲，载《知识分子论丛研究》第6辑。

[13] 1962年的电影《燎原》以安源大罢工中的刘少奇为原型，讲述了雷焕觉在大罢工中如何带领工人取得胜利。电影中两个片段就潜露出意识形态的威力：同样是煤矿工人罢工，1905年，清朝官吏以“议事”为名诱骗领头的萧昌定一人进去，然后就把他给杀害了，血腥镇压了罢工。而到了1923的时候，几乎是极相似的情境下，雷焕觉一身是胆，进去后面对军阀政府和煤矿公司高层，大义凛然，据理力争。政府的人都没想到开枪，只因工人聚集在一起团结起来高唱工人歌曲，最后工人的要求得到满足，罢工胜利结束。给人一种北洋军阀政府甚至不如清政府之感。

[14] 在书中提到，刘的崇拜的成果有：重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象征符号资本化）、“刘少奇一身是胆”的儿童故事被收入小学课文、《安源大罢工》的采茶戏、刘的前警卫员袁品高、口述史项目（厂史）、大众读物《红色的安源》、油画《刘少奇与安源矿工》、电影《燎原》……

[15] 孟兰英：《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背后的故事》，《文史春秋》，2014年第4期。

[16] 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7] 高华：《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8] 霍炫吉：《毛泽东崇拜现象的透视——评Daniel Leese,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香港：《二十一世纪》。

[19] 小说内容是演员钱克在戏剧《娄山关》中扮演毛主席，他在“进入”角色后，感觉周围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敬畏，不愿从中挣脱出来，彻底和角色融而为一，直至最后的毁灭。“他对自己身上出现的这种（后接）（接前）权威性还不很习惯，也对大家那敬而不亲的眼神不很习惯……习惯来得很快，他已尝到被人服从的快感。快感和着一口辣丝丝的烟聚在鼻腔，熏着脑子，再扩向全身。”“他眼睛的余光瞄到了自己抬起的那只右手，它是所有巨大塑像的那个标准手势：在号召又在指路，在点拨历史又在昭示未来。”“他感觉着权力、威信那魔似的魅力。他第一次感到如此的尊严。”“像，真像。一个神化般的复活。面容、轮廓，以及人为的粘在他下巴上的那颗疣子，都是完美的临摹复制。更要紧的是那抽烟的手势，那神情，那体态，连他自己都看不透如此的酷似竟只是一场扮演。不，这不是扮演。”“他不能再回去做钱克。他知道被人看成伟大的、神圣的人物之后，世界是个什么面目。世界是仆从的、温驯的。世界是有颂歌和鲜花的。世界是充满尊严的。是的，尊严。”

[20] 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史林》， 2009年第1期。

[21] 知乎：《为什么多数中国普通百姓不容否定毛泽东时代？》，https://zhuanlan.zhihu.com/p/49260560。

“民众并不需要别人去教他们如何判断事物，他们根据的是自己的切身体验。问题在于新中国的建立给不同的人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从多数百姓的反应来看，他们的感受肯定是正面的。

对于许多普通百姓，特别是底层群众来说，毛泽东这个名字就代表着社会公平，代表着共同富裕，代表着民族复兴，也就代表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毛泽东，不是简单的一个人名，而是一个象征，一面旗帜，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舆论武器，它代表着一切追求社会公平的人们，特别是底层百姓的价值取向和诉求。老百姓需要自己的代言人，而毛泽东的许多话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意愿和诉求。从这一点来看，许多老百姓之所以维护那个时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代是以毛泽东为旗帜的。

当然，拥毛人群中会有不同的思想、观点、看法。他们尽管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意见不同，但他们至少在毛泽东是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前所未有的伟人这一点上高度一致。”

[22] 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3] 王汎森：《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24] 王岐山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2015年9月9日。

[25]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