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读后感锦集

　　《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是一本由[美]查尔斯·施密特 / [英]昆廷·斯金纳 编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8，页数：11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读后感(一)：【转】吴功青：意义与方法——文艺复兴哲学研究的观念性反思

【摘要】受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影响，文艺复兴哲学长期因为其“混杂”、“不均衡” 和“缺乏深刻性”而备受冷落。19世纪末以来，布克哈特、卡西尔、加林等现代思想家逐渐扭转了这一偏见，重新赋予文艺复兴哲学以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一方面从观念史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西方文艺复兴学界的问题意识及其发展线索，澄清文艺复兴哲学对汉语学界的现代性研究以及西方哲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另一方面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出发，勾勒文艺复兴对于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启示。最后，在西方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尝试性地提出汉语学界文艺复兴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

　　《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读后感(二)：《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导论

　　正如本书的篇幅所表明的，文艺复兴是具有高强度哲学活力的时期之一。然而，只是到了晚近，这种活力的程度才得到了充分的认识。虽说十八世纪的哲学史家们如雅各布·布鲁克（Jakob Brucker）就将文艺复兴视为思想转向的重要时期，但他们的意识大多没有融入十九世纪历史综合的种种尝试中。布克哈特（Burckhardt）杰出的论著，关于哲学对文艺复兴文明的贡献基本上保持沉默，而盎格鲁-萨克逊学术传统通常认为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死后的两个世纪，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只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新哲学”英雄般时代的陪衬。少数几位文艺复兴哲学家——斐奇诺（Ficino）、布鲁诺（Bruno）、康帕内拉（Campanella）——偶尔会出现在十九世纪所著的哲学史中，而即便如此，对他们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也告缺如。一个问题是：对文艺复兴哲学的整体评价而言必需的历史探索，却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开展。大部分十九世纪的史家热衷于探寻“现代”思想之根源，而非考虑在不同时代哲学教诲与思辨的兴落，由此事实导出了另一个缺失。即便在讨论文艺复兴著述家时，他们也只是把这些人看作是后世哲学战场上的小卒，而非其时代的思想家，有其自身的权利。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这一局面开始有所改善。勒南（Renan）、马比尤（Mabilleau）、费奥伦蒂诺（Fiorentino）、托柯（Tocco）、阿玛彼莱（Amabile）以及其他几位先驱性的工作，揭示了许多新的信息，出版了一系列著述，后世的史家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此后重要的一步于二十世纪头四分之一迈出，尤其是其中的两位学者对文艺复兴哲学的面貌做了更为清晰的限定。其一为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他对布鲁诺、特莱齐奥（Telesio）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他哲学家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另一位是卡西尔（Ernst Cassirer），其巨著《认识问题》（Das Erkenntnisproblem）的第一卷，首次将现代哲学问题意识的兴起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卡西尔的贡献——扩展至以后的许多著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不太在意现代的语言和民族界线，而是公平地对待使文艺复兴与后世哲学相区别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充分的国际性，基于以拉丁语作为几乎普遍使用的学术语言。

　　从这些最初的首创者开始，对文艺复兴哲学所做的越来越学术化和精细化的努力，逐渐在过去五十年发展起来。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仍有待在该思想史领域粗略的线条中进一步找到自身的位置。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英语世界的各种思想史，它们中的许多在一系列显见的方面仍有很大欠缺。它们仍然是由非文艺复兴研究专家的学者所做，因而在无论一手还是二手文献方面都缺乏足够的把握。它们倾向于关注某些非主流的思想家群体，常常会将更多的篇幅给予诸如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哥伦布（Columbus）或者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等人物，而不是那些专业兴趣在哲学之中的著述家。尤其是，它们倾向于以某种年代误置的方式来描述学科壁垒，遗漏了对当时所理解的哲学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却对无关紧要之事关注有加。

　　因而，我们感到有迫切的需要，对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广泛而深入的活动，以英语写作一部可读且可靠的通史。看一眼本卷所附的文献书目便可知，大量详细的研究持续在文艺复兴思想的领域中推进。迄今尚缺乏的，是将这些发现提炼为一系列综合而全面的叙述。本卷哲学史希望尽可能承担的便是这一课题。

　　本哲学史的抱负乃是，应该提供给读者对该主题一种尽可能平衡的叙述。我们试图克服的一种不平衡是近来许多思想史中常见的某种倾向，将文艺复兴哲学中最重要的特征等同于最时新的特征。虽说我们当然会考察新柏拉图主义，以及自然哲学惊人的发展，但我们却不期望人们认为，它们的独特性便说明唯有它们才值得持续的关注。我们也做出了有意识的努力，不过分强调亚里士多德主义。近来的学术强调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综合依然最广为人知，同时它也是哲学知识在制度性传授方面最广受采纳的。虽然注意到这些新的评价，但就该思想派别的影响和原创性而言，我们却力图避免提出极端的主张。

　　我们试图达致的平衡，就应该被称为哲学的东西而言，乃是首先避免年代误置的各种观点。逻辑的学说，在当下盎格鲁-萨克逊哲学观中居于中心地位，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重要的，但无论如何不是主导性的，因而我们也试图适切地处理它。反之，我们力图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某些论题，诸如修辞学、诗学和历史学，在哲学的畛域中享有重要的位置，在那个时期之后，它们的这种地位却大多丧失了。最后，我们想要指出（但并不过分着迷），魔法（magic）和占星术（astrology）不仅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中心地带占据着合法的地位，也曾时常进入“纯哲学”的背景中，之后，人们已断然剥夺了它们这样的待遇。

　　本哲学史更早的计划包含了更广阔的论题范围，包括哲学与音乐、文学、法律以及其他一些主题的关系。虽然很早就觉得这样的框架会有大而无当的风险，我们依然希望最终所采纳的计划能充分反映我们的基本历史编纂观。亦即是说，只要我们发现自己想要假定该学科由某些事先确定的主题所构成，那我们就没有希望写出令人满意的哲学史来。带着这样一种假定去写作，自然就会导向一种非历史的结论：最令人满意的哲学史将是那些著作，它们只关注最为二十世纪学生欣然承认为哲学的各种主题。相反，我们想要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在文艺复兴时期，比起在当代英语世界的大学中，“哲学”一词包含了极为不同而且更为广阔的论题范围。在最后形成的本卷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该学科中如今人们认为更加“哲学上有意义”的历史，同时对于整个文艺复兴思想世界而言，也是一个基础更为广阔的导引。

　　然而，这一进路的成果不应被理解为一部学科际或者跨学科的著作。毋宁说，我们试图厘清某个特定的学科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种种分殊。后来的各时代将这种统一性裂解为许许多多不同的知识领域。本哲学史的目标就是要将碎片重新弥合，尽可能地为该学科本身提供一个向导。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将本卷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文艺复兴哲学的思想背景，也试图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该学科各分支在其中起作用的思想框架类型。制度性的设定、哲学家们所面临的各种限制、他们能够获得的技术和资源等等，都会加以考察。

　　第二部分构成了本卷的核心，聚焦于哲学各分支本身。按照文艺复兴教科书的传统，该学科通常分为四个主要领域：逻辑学、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以及道德哲学。如本书目录所指出的，我们试图尽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论述各个部分。然而，我们也会将章节细分为更小更好处理的单元，比如（像某些文艺复兴哲学家那样）进一步区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而在某些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诉诸更现代的哲学范畴，尤其是为了适应有关知识与信仰以及有关科学认识论的问题。第二部分的结尾是探讨文艺复兴哲学知识的一般特征，以及它与在我们时代那些与哲学紧密相连的各种人文学科的关系。

　　第三部分由各种补充材料构成。为第一部分所包含的信息做补充的各种附录，描述了现存的各哲学家的著作，以及向学生传授其学说的各种手段。生平文献（biobibliographies）提供了本卷所讨论的约140位重要人物的简略描述，同时也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参考书目主要限定在各位撰稿人所引用的哲学家，虽然也加上了许多重要的条目。

　　本卷全书所用的征引体系如下。脚注的征引给出了尽可能简略的形式；它们所对应的，是一手和二手文献。对古典或中世纪作家的征引正常情况下按照通行的方式，如：Cicero, Academica II.38.119。为了更好地使用本卷，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参考书目中所提供的信息通常不在他处重复了。

　　如上所述，我们基本上选择了围绕哲学的各个领域来组织本哲学史。虽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各思想家的著作割裂为不同的片段，但是这体现了我们认为的主要优点：将该学科各方面——如形而上学或者伦理学——的内在发展，展现为连贯且演进的思想结构。对我们而言，虽然由此会淡化主要思想家们的角色，可这样一种进路也没什么很严重的缺点。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长时段的发展，以及对某些核心问题持续的关注；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满意这样的假定：即便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可说是体现了某种诸如时代精神的东西。进而，我们希望正视这一事实（当然也有许多显著的例外）：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认为他们的事业是对真理同心协力的探索。当然，对于那些为本哲学史缺乏对特定人物的专论而感到遗憾的读者，我们希望生平文献能够多少恢复一些传统上个体为本的视角。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虽然在书名中用了“文艺复兴”一词，我们却并不承诺——也不要求各位撰稿人承诺——对使用这个广泛讨论的术语持有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对文艺复兴的含义、年代范围以及地理边界尽管有大量的文献，我们还是决定尽可能避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最想说的是，本卷哲学史试图覆盖这样一个领域的哲学活动，在其中拉丁语作为一种文化语言，运用于从奥卡姆的时代到培根、笛卡尔及同时代人革命性的工作。但即便这样，对于我们所做的，也暗示了一种过于明确的界定。有些撰稿人所涉及的范围必然更广，包含了对理解文艺复兴这一时期而言必不可少的前期讨论；另一些人所关注的更为狭窄，将文艺复兴的概念理解为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整个时期中贯穿始终的一种范畴或者思想风格的名称。这当然会造成某种不连贯甚至不一致。但我们相信，这也反映了当下该领域各种学术意见的现状。显而易见的是，在专家们当中对各股思想之线缕的相对重要性没有一种标准或者统一的观点，而它们，正如本卷各部分试图展现的，会构成文艺复兴哲学丰富且常常奇异的织物。

　　《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读后感(三)：施密特、斯金纳主编：《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第十二章读书笔记

【中世纪遗产】斯金纳考察了三项遗产：

（1）罗马法的复兴。意大利各自治市虽在事实上独立，但在法律结构中则仅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属国，必须服从帝国的权力；帝国亦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强硬主张领有意大利北方，并可以援引罗马民法支持其传统要求。【442】为维护其独立及其自治传统，各城做出斗争，其中包括发展处一种城市意识形态的努力，所援引的权威主要也是罗马民法。【443-4】阿佐《论法典大全》解释了司法权和完整的统治权概念，证明一切有事实上独立性的共同体都具有至高主权。【444】对诸城邦而言，他维护了主权在民的学说。全体市民的整体作为universitas，即处置事务时能够以同一个声音发言，以统一的意志行动的政治体。据此，如果要合法确立司法权的最高权力，就必须得到被认为是同一个universitas的全体人民的一致同意。【445】这种一切正当的政治权威都必须来自一致同意的学说后来成为经院主义和契约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阿佐进一步论证，即便一个君主完全确立司法权之后，人民依然拥有立法权。【446】他又引入统治者与臣民ut singulis（作为殊相、个体）以及臣民ut universis（作为共相、集体）这两种关系的区分，并提出虽然皇帝的权力比人民中任何一个成员大，但并没有比作为集体的他们的权力大。统治者的地位只是掌舵人，是为了便于管理才赋予其权威；如果不能令人满意地履行其职责，人民必定保留了废黜之并重新自行实施其权力的能力。【446-7】此论证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一直是意大利诸城邦意识形态的核心。

（2）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被重新发现，尤其是卷一章一（1253a）强调城邦是政治分析的适合单位，卷三章一（1275a）中对统治欲被统治之选举制。【448】亚氏给经院注释家新的信念和概念，挑战正统的奥古斯丁主义假设：一切政府均由上帝的旨意强加给人类，纯粹是为了疗治人类的罪。【449】与作为自然统治形式的神授权力相联系，“所有构成得当的政治社会，都必须采取世袭及神授的主宰制度。”【450】亚氏的政体论则启发学者们，对于君主统治的维护基础则替换为自然主义以及亚里士多德主义，君主制政府的形式则成为选举君主制而非传统的世袭君主制。【451】甚至从意大利各城邦的制度安排视角批评君主制本身。【452】下一代人则进一步建构了城市自治的新学说，托勒密《论各君主之制度》以及马尔西利乌斯《和平的保卫者》。【454】传统思想的顶峰即马尔西利乌斯的主张，为维护和平，最保险的计划是将司法权的最终权力置于人民手中。【464】

（3）经院主义的发展。天主教会大分裂，解决方法即把三个觊觎者罢免，但问题在于“基于什么原则，教会集体抗议正当地宣布废黜其首脑？”早在12世纪90年代，乌谷巧内即提出教会构成一个universitas，因此必须包涵维护自身福祉的手段，如果教皇负有某种严重罪行，大公会议可以作为教会的集体性代表因其渎职而把他赶下宝座。1414年大公会议召开时，基本上是这条推理路线复活并付诸实践。举皮埃尔·达伊枢机《教会权威论》，让·热尔松《论教会权力》，尼古拉的《论公教和谐》，【457】他们的人民主权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城市主义之论证的混合体在各世俗国家有关统治权的分析中产生重大影响，并在16世纪约翰·迈尔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达到顶峰。【458】雅克·阿尔曼《晚祷问答》给出最大胆的陈述：整个教会集体和世俗国家一样都被赋予了不可剥夺的主权，即便在共同体统治者被赋予完整统治权之火，共同体内最终的司法权依然在作为整体的人民集体手中。【459】权力行使者是公民为了增进公善而委托他行使权力，如果失职则必可废黜。【460】托马斯主义者反对，如苏亚雷斯的完整统治权理论，教皇是真正的主权者且权力的完整性，反对大公会议至上论。【461-2】关于司法权和统治权之本性的经院主义争论在文艺复兴意大利有其对应这者。【463】

【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政治思想】（1）马尔西利乌斯式的理论越来越受欢迎，但也开始显得越来越不可信。13世纪终了时，许多由短任官治理的城市出现剧烈的党派斗争，结果越来越多城市以世袭signori（城主）统治取代选举政府制，标榜其目的是维护更大程度的城市团结与和平。【464】城市失序的主要后果即引起如下主张再度提出，即强有力的君主制才是最佳的政府形式。【465】想要获得和平，必须坚持君主制。【467】（2）斯金纳接着考察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不断强调，一切统治者都有责任增进和平与安全，彼得拉克及其学生们还格外强调罗马式理想，即名誉、荣耀和声望。【469】彼得拉克及其继承者共通持有如下假定，即只要统治者自己是个有virtus的人，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471-2】最重要的是正义，彼得拉克的主要观点多来自西塞罗，尤其是《论责任》。【472】（3）共和政府理论。对于共和自由的强调，代表了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一个新的出发点。【476】布鲁尼强调公共事务而非个人闲暇的生活方式；不再局限于讨论君主的virtus而是扩大到每一个公民；在强调正义的同时亦强调其他三个“枢德”——明智、勇敢和节制。【477-8】暗含古典共和主义两个主题，即什么构成了国家的最佳状态，以及哪些品质能够塑造真正的贵族或拥有真正高贵品质的公民。【478】对布鲁尼而言，诸枢德是共和自由的关键，自由是城市荣耀的关键。【480】但对于德性的关注越来越多与政治现实脱节，后人文主义者越来越多为意大利的新君主们提供咨政手册，探讨如何维护其独特的个人政府形式。【481】美第奇家族兴起后，佛罗伦萨政治思想中早先更为严格的共和主义传统开始渐渐退缩。【484】大多人文主义者致力于强化并赞颂佛罗伦萨日益加剧的寡头制政府。【485】佛罗伦萨人抛弃共和主义遗产的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来自柏拉图主义。【486】后者提供对沉思生活的辩护，哲学王的观念则对共和主义重参与的理想构成直接攻击。【488】到1492年，佛罗伦萨的共和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差不多要结束了。但法兰西人对意大利的入侵改变了一切，对于佛罗伦萨最佳统治方式的争论再起，自由与君主统治的对立再次上演。【489-490】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佛罗伦萨应当接受君主制，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为代表，这是咨政书籍的一大贡献。马基雅维利的杰作中体现出根本上人文主义的情怀，但有两处明显差异：（1）“早期人文主义者常常明确地区分virtus（德）与vis（力），区分人性的品质和纯粹的蛮力。相反，马基雅维利则将实施力量的意愿看作是好君主政府的绝对核心特征。他认为，完全是因为忽视了这一因素，他同时代的意大利君主们才发现自己被颠覆。”【491】（2）解释在统治者实现其目标时virtù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说法的含义上，一来，区分纯粹私人的君主之德与恶，以及能够帮助或妨碍统治者履行公共职责的德与恶，不为好君主设立特别高的个人道德标准。二来，反对咨政书籍传统的核心假定，即抱有某人之国并达到最高君主荣耀的关键，乃是尽可能严格地遵循正义的要求。【492】真正的君主受必然性而非正义的引导。斯金纳认为，“《君主论》的革命性就在于，它事实上就什么是真正virtuoso的行为提供了新的分析……一个真正有virtù的君主应该是这样的人，用谚语来说就是，能够从必然性中开出德性来；或者说是这样的人，他时刻准备着‘随机运之风向与变幻之要求而转。’”【494】《论李维罗马史前十书》完全偏离了对君主政府冲动性的赞同，此书关注的依然是维护安全及实现荣耀与伟大，但伟大理想“已不再是由君主个人所成就的壮举；而是一种城市的荣耀，尤其是与‘罗马城所实现的伟大’有关。”这一伟大被解释为自由生活方式的果实，这透露了马氏与传统佛罗伦萨共和主义的联系。【495-6】共和政府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度类型。但这会遭遇自由与城市和谐结合如何持久的挑战。【497】马氏主张市民集体应该拥有很高的virtù品质，这亦体现了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依赖。【498】不过与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尽管他证明勇敢、节制与明智是必然需要的，但有时也证明不正义也是必然需要的。【499】此外，基于对人性的悲观，他希望通过特定的法律与秩序抵消天性的败坏，并在公共生活中实施virtù的统治，据此他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主张混合宪制（virtù共同体由两个基本上败坏的群体之间的张力平衡重造就，反过来它又能维护一种自由的体制【501】），并主张操纵与宗教相关的ordini，尤其是像罗马人那样坚持誓言的绝对神圣性。【500-1】但这些理论上的创建并未取得任何实践效果，人文主义走向黄昏。【501】

【欧洲北方的政治思想】讨论文艺复兴文化对欧洲北方的正面影响。【503】（1）人文主义的君主政府观。咨政书籍流行，多是模仿性的，不过一些论著提供了更多内容，如一个新的突出特征是对使用暴力作为政策手段持强烈敌意。【503-4】君主宝鉴文献中的进一步的创新，产生于对付马基雅维利之观点的需要。【505】但此时，不得已而成人有效的政府毕竟不得不依靠对“国家之理”的接受，开始变得普遍。【506】（2）混合政体理论。混合政体理想成为关键议题，尤其是在英格兰、尼德兰和法兰西的政治著述家当中，举格老秀斯、哈灵顿、博丹等。【506-8】（3）摩尔及其《乌托邦》，重述古典共和主义信条，即最高贵的生活方式乃是有德性的公共服务。【512】不过人文主义者主张让统治者和统治阶层接受正确的人文教育，摩尔则提出疑虑。【514】人文主义有关德性的共偶刚服务理想越来越受到挑战，最终被一种更个人主义式且更契约论的政治论证取代，即霍布斯《利维坦》，这一新传统以个人权利的范围来衡量政治自由，认为认为主义将自有与德性及公共服务相联系起来的观点，往好了说是悖谬，往坏了说是对相关概念的恶意误解，这典型体现在“论臣民自有”的一章，斯金纳认为，霍布斯著名的嘲笑决定性驳斥了文艺复兴政治理论的独特理想，埋葬并为它们写下了墓志铭。【514】

　　《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读后感(四)：《文艺复兴哲学史》读书分享会

　　《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读书分享会

　　活动总结

　　6月13日晚7时30分，《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读书分享会于腾讯会议平台举行，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同步直播，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次分享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六点图书以及四川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共同举办，弘远人文计划支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徐卫翔教授对本书的内容与翻译工作进行了介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韩潮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刘训练教授、四川大学哲学系梁中和教授、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朱振宇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功青副教授参与讨论和评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王寅军老师担任会议主持。

　　01

　　嘉宾发言

　　作为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居中者，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和哲学对于塑造现代意识与现代心灵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又为我们重新理解那些现代生活中不言自明的概念提供了怎样的可能？六位学者借助《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的权威文本，立足于自己的研究旨趣与专业特色进行解读和分享，尝试着重新发现文艺复兴哲学的当代启示。

　　（腾讯会议直播）

　　本书译者徐卫翔老师首先发言，徐老师从研究旨趣、文本介绍以及学术展望这三个方面展开了解读。徐老师谈到，译介本书的想法缘起于同韩潮老师的某次谈话。尽管我国的西学引进和研究在近四十余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依次在德国古典哲学、后黑格尔的现代哲学、古代哲学，乃至中世纪哲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与资源，但是却对中古晚期到近代的思想转向缺乏关注。传统的哲学史写作会将这一时期的思想视作具有更多的学习性、模仿性与调和性，而相对缺乏原创性。但是不管从哲学思想本身，还是从思想与文化和社会的关系上看，这一时期的思想流变都不应该忽视。这一结论是徐老师与多位学界同仁的共识，也是徐老师译介文艺复兴相关的学术著作的基本问题意识。译介的文本之所以会确定到《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上，是因为这一著作具有三点优势。首先，此书是一本基础性的通史，能够为我国文艺复兴研究的起步发挥推进和普及的作用，徐老师将其比喻为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能够对这一时期的思想面貌给予宏观上的概览性归纳。其二，此书在学术水平和思想深度上也并未落入下乘，这本哲学史的写作由查尔斯·施密特与昆廷·斯金纳领衔主编，是英语世界里第一部关于文艺复兴思想的通史，而每一章节的译者选置也兼顾了欧陆学界的学者与观点。其三，此书在内容上相当的广泛和宏富，极好地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和晚期中古在思想上的重叠与交叉，突显了文艺复兴哲学与晚期经院哲学的联系，这一点同本书编撰者自身的学术背景的多样性不无关系。最后，徐老师谈到了本书副主编Jill Kraye女士的个人学术经历，指出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政治运动频仍的美国前往英国求学，在尚未拿到博士学位之时就投入了本书的编写工作，在其写作的道德哲学一章中展现了极其细密深厚的学养。徐老师借此勉励学人要在激进躁动的时代中保持冷静的心，对思想史进行深入通彻的鉴察。

　　（徐卫翔教授）

　　承接着徐老师的结论，韩潮老师随后发言，力图在本次座谈中为我们勾勒出文艺复兴哲学的基本特质。韩老师的发言以对哲学这一学科的边界的分析而开场。韩老师认为，“哲学”这一概念的边界和范围并非是自明的，而是流动的，以剑桥编写的哲学史为例，文艺复兴哲学史与十八世纪哲学史这两卷书都有一章节专门解释了“哲学”这一概念，这是因为“哲学”这一概念和学科在这两个时期经历了巨大的流变，从而显示出了极强的含混性。如果说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康德）决定了我们在今日将哲学理解为何物，那么文艺复兴思想则决定了我们理解哲学边界的可能性。文艺复兴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超逾了现代所划定的哲学的边界，其一是魔法理论，因为大量文艺复兴思想家会将自然魔法视作哲学的必要部分；其二是人文主义，因为这一时期的哲学同其他人文学科有着更密切的互动与关联。韩老师列举了洛伦佐·瓦拉的例子，指出人文主义者普遍具有将哲学纳入人文学科的自觉和构想，将修辞学视作自我定位，强调哲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联与互动。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涉到当代哲学的处境。以分析哲学为基本范式的现代主流哲学并不尝试为其他人文学科提供指导和参考，但以文学为代表的其他人文学科依然会寻求哲学的指导，并因此而诉诸法国理论。重思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于我们反思乃至破解当下哲学的处境具有现代意义。

　　（韩潮教授）

　　刘训练老师从文艺复兴时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交叉性入手展开了讨论。刘老师指出，在本书中，Jill Kraye与斯金纳突显并强调了马基雅维利与同时期人文主义者所宣扬的德性政治之间的关系，斯金纳甚至隐晦地将马基雅维利纳入到了人文主义的德性政治的谱系中，视其为人文主义的激进化。而詹姆斯·韩金斯近期的著作则强调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对人文主义传统的突破与颠覆，从而与本书的结论构成了一种对照。当然，刘老师并不意在评判这两种观点孰优孰劣，而是想要指出，本书作为一本通史极好地提点出了当代文艺复兴哲学研究之中的重点议题，以马基雅维利为例，我们能够借此去思考马氏与同时期学术传统的关系，乃至重思马基雅维利思想内部的丰富性与张力。

　　梁中和老师针对着前述提及的人文主义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梁老师首先对以瓦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哲学给予了一个整体的定义，即“第三次智者运动”。与分别萌发与古典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前两次智者运动相似，人文主义思潮也尝试着将修辞学引入哲学以拓宽哲学的边界与论域。但是梁老师也指出，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哲学家或许并不能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主流，这一特质在本书的形而上学等章节体现得相当明显。因为文艺复兴学术与晚期经院哲学存在着时间上的重叠，学院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仍然强势，而以费奇诺为代表的民间哲学团体则以柏拉图主义为其旗帜。因此，我们不能断言文艺复兴哲学同古代乃至中世纪形而上学传统存在着绝对的断裂。最后，梁老师对本书的内容和特色加以了提点。尽管本书名为哲学史，但在其写作和编排上却接近于思想史。哲学史更多关注观念与观念之间的联系，而思想史则会由此引申到观念与社会、历史和生活之间的互动，后者所涉及的互动在文艺复兴哲学和希腊化哲学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的对立为例，本书不惜笔墨地描述了参与这些论争的学者的生活背景，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历史的细节。阅读这些历史的针脚有助于我们思考时间序列和逻辑序列之间的交互与张力，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能平抑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客观地审视思想在历史之中的推进。

　　（梁中和教授）

　　朱振宇老师从文学专业的角度，就这部译作对非哲学专业的帮助和增益展开了论述。朱老师指出，在外国文学的日常研究和教学之中，长期困扰学生和学人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定位这些文学家的基本思想立场。当我们阅读但丁、彼得拉克，乃至乔叟的作品时，会困惑于如何理解这些文学家所塑造的人物品性，困惑于将这类品性置于哪一种道德谱系之中。要解决这些疑难，不求诸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的。朱老师对本书第十一章的道德哲学部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这一部分的文本以精简的语言勾勒出了文艺复兴时期所流行的道德传统，以及它们所对应的道德概念和问题，譬如说亚里士多德主义对标中道、柏拉图主义对标爱欲、斯多亚主义对标情感、伊壁鸠鲁主义对标快乐，并进而揭示出了这些流派对传统基督教伦理的重塑与突破。朱老师认为，阅读这些文本对于我们在思想史的谱系中锚定这一时期的文学家及其塑造的人物有着莫大的增益。

　　（朱振宇副教授）

　　最后，吴功青老师对徐老师的翻译工作以及本书的内容给予了一个综合的评述。吴老师首先高度赞扬了徐老师的翻译工作，认定这部作品的翻译和引介正当其时。接着，吴老师从两个方面对《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的地位和内容加以了评述。首先，西方学界对文艺复兴哲学的态度也经历过转变，传统黑格尔式哲学史的写作会将文艺复兴视作哲学上的一个洼地，但是随着布克哈特、卡西尔、加林等学者的发掘，学界对文艺复兴哲学也愈发重视。这种学术进路的转变最先发端于欧陆，而后传入英语学界，因此《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的编写本身就代表着英语学者态度的转变，是英语学界接纳和重视文艺复兴哲学研究的一个标志。其二，本书在其形而上学部分刷新了我们对文艺复兴哲学的传统看法。传统上，我们会将文艺复兴哲学仅仅理解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而认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在形而上学上缺乏建树，但本书以相当丰富详实的资料推翻了这一成见。最后，吴老师转回到对本书翻译工作的评述上。本书是一部概览性的通史，译介这类基础性的文献，夯实了文艺复兴研究的基础，有力地助推了我国文艺复兴哲学研究的起步。而对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引进之所以如此之重要，是因为外语词汇和概念只有处理成了中文，我们才拥有了展开哲学思考的基础。徐老师的译作相当的精准，对许多概念的处理体现了独特的考量。以费奇诺的“Spiritus”为例，徐老师将其处理为“精气”。因为费奇诺哲学之中的“Spiritus”的确要指涉生理性的气息，所以翻译为“精气”既能统摄认知活动的心理性与生理性，也能将其与传统奥古斯丁主义的“灵”区分开来。

　　（吴功青副教授）

　　02

　　对谈与互动

　　在第二个环节，六位学者首先针对一些话题展开了自由对谈，接着对场外观众提出的问题加以了回应。

　　吴功青老师主持了对谈与讨论，六位学者围绕着对人文主义的理解，以及人文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交流。徐老师针对韩潮老师发言中所提出的哲学的当下处境，提出了弥合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裂痕与断裂的期望。韩潮老师重新审视了人文主义的历史意义，指出人文主义的最大特质乃是确立了人文学科的自觉，提出“五艺”以对抗中世纪的“自由七艺”，提出修辞学的构想以反对形而上学。科学史的编写会将近代早期视作自然科学的开端，但是这一时期其实也是人文学科的发端，人文学科从哲学中成建制地脱离，并由此进行了自我构设与自我辩护。刘训练老师继续探讨马基雅维利和人文主义者的关系，并指出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挖掘。尽管马基雅维利并没有直接引用过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但马氏并非没有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马氏直接引以为对手的古典作家未尝不是人文主义者所重塑的古典思想。梁中和老师则梳理了人文学科的发展历史，并提出了进一步译介瓦拉等思想家著作的展望。朱振宇老师基于自身之研究提出要重思但丁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但丁严格意义上并不能被视作人文主义者，但丁作为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居间者的形象仍有待澄清。

　　在提问环节，各位老师主要就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学和自然魔法问题展开了讨论，给出了自己的积极的回应。韩潮老师指出，尽管传统科学史的编写会抬高晚期中世纪学术的影响，而将文艺复兴视作洼地；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文艺复兴学者的开拓性作用，尽管他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这些探索对于破弃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质论（Hylomorphism）有着积极的影响。吴功青老师提到了耶茨开启的科学史转向，耶茨对皮科和自然魔法的研究转变了科学史学界的传统观点，使得学界开始重视自然魔法之中的“操作”概念与近代科学之间的关系。吴老师认为，耶茨的工作虽然略显激进，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近代科学的最本质特征是“实验”的话，那么自然魔法理论的确为实验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某种想象。梁中和老师追溯了文艺复兴时期神秘主义的历史来源，指出神秘主义要素其实代表着对异质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的融汇和吸纳。文艺复兴学者的这种态度和构想直接影响了耶稣会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海外活动，耶稣会教士会在其布道与传教过程中将其他文化要素积极地融入基督教信仰之中。

　　本次讨论会进行了两个小时，在晚上9时30分圆满结束。

　　《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站活动回放：

　　“文艺复兴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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