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山·伏击读后感精选

　　《英雄山·伏击》是一本由徐贵祥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英雄山·伏击》读后感(一)：力透纸背的书写

　　《英雄山·伏击》读后感(二)：“互文”艺术手法的神奇效果

　　《英雄山·伏击》读后感(三)：英雄之路：道是奇崛最平凡——读徐贵祥《伏击》

文丨廖德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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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贵祥善于写军旅英雄，比如《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又如《八月桂花遍地开》中的沈轩辕，《穿插》中的凌云峰。

这些英雄都出身于普通的指战员群体，而哪怕是最普通的指战员，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是一个传奇故事。

《伏击》也写英雄，但写了一个看似荒谬的英雄诞生的过程。易水寒原本是一名国民党军下层军官，在特殊训练后接受特殊任务，冒充我军“已牺牲”的指挥员找到组织，并伺机暗杀国共谈判中的我方重要人物，达到破坏联合抗战的目标。然而，在红军中的耳濡目染，让他对自己的使命产生了怀疑，最终在关键时刻枪口转向。最后，他成为一名优秀指挥员，与自己所冒充的人在抗日战场上配合战斗——离奇的是，他所冒充的红军指挥员，却用着另一个国军军官的名字，在抗日战场中浴血奋战，直至牺牲。

双重冒名、学习“敌人”过程中反被感化、关键时的反转，让这部小说有着传奇般的剧情。但正因为这些剧情的传奇性，有时不免让人猜测：作者脑洞大开，但不会全是瞎编的吧？

你别说，这些冒充、感化、反转的剧情，在那段历史中，还真有其事。徐贵祥的工作，只是进行了“杂取种种”，经过艺术化后，形成了性格鲜明、特点突出、形象生动的艺术群像。

2

《党史纵览》（2007年04期）刊载军史专家何立波文章，解密了抗战时期一桩离奇的冒充案：

1943年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的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经过了解，得知田守光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进入边区，在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新四军确有田守光其人，看似毫无问题。但事实上，真正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遇难。军统特务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军旅长田守光，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陈泊小心谨慎，最终还是在蛛丝马迹中查出了真相。

冒充牺牲的我军指挥员，执行暗杀重要人物的任务，这不就是易水寒冒充红军“穿山甲团”团长凌云锋的原型吗！

易水寒思想转变的来源，是一个叫陈兴林的热血青年。1938年，原本要去延安的陈兴林在半路被军统特务截住，经过“洗脑”和强化训练，伪装成进步青年被派往延安长期潜伏。经过多日的观察思考，陈兴林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因而愿意为共产党办事。1941年底，保安部通过陈兴林的配合挖出了大量潜伏特务。

艺术来源于生活，能够打动读者的文学作品，都能从生活中寻找到源泉。再离奇的剧情，只要来源于生活，都会让读者感觉到合情合理，“就应该这样！”而那些脱离生活实际的“脑洞”，在热闹与喧嚣之后，读者回以的只是“神剧”二字。

《伏击》荒诞离奇的剧情，其实很合理。

3

我对小说最大的要求比较庸俗——必须好看，最好是看了一部分就放不下来的好看，看完了还心心念念里面的人物和情节的好看。《伏击》和《穿插》都基本满足了我这个庸俗的标准。

每个读者对于“好看”的标准不一样，但至少应当具备以下特征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如果都具备的话，那就堪称完美了。

一是个性特点鲜明、有代入感的角色形象。代入感不仅仅是指读者自己代入其中的角色，也包括读者觉得角色熟悉，喜欢、讨厌、印象深刻，都属于读者的代入感。读者能够设身处地关注角色的命运和发展，是一个角色是否让读者有代入感的基本判断。《伏击》、《穿插》里的人物，易水寒、谢谷、楚大楚、凌云锋、安屏、蓝旗、蔺紫雨、张达理，甚至是出场不太多的胡琴、陈达、乔东山、王铁索，都会让我关心他们的命运。

二是有一个好看的故事。很多时候，好看的故事和代入感其实是一体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好看的情节可以独立于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存在。当然，《伏击》有着好看的故事，即使脱离了那些鲜明的人物，故事剧情的曲折传奇，也足以吸引我的好奇心。前边已经说过，《伏击》的故事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但如何把原来相对平淡的情节安排得引人入胜，则需要深厚的笔力进行支撑。徐贵祥善于讲故事，把这段故事讲得很好看。为防剧透，就不多说了。

三是有打动人心的笔触。《伏击》与《穿插》所写的故事，发生在生死攸关的特殊时期，无论是国家、民族，或是政党、军队，都时时处于紧绷的状态之中。失落、迷茫、冤屈，大概每个人都会有出现那种状态的时候。一直记得安屏的一句话：“信仰没有如果。”一句话诠释了先烈们为什么能够顶住这些负面情绪，毫无保留地为这片土地和人民奉献自己的生命。

4

信仰是装在自己心中的天，理想不一定需要在我的手中实现，但我每一次的选择和牺牲，总会让民族距离那个最高理想更近一些。

这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是历史，如果能让自己完美一点，历史也会完美一点。”这一句话，和安屏“信仰没有如果”形成了互相印证。所有坚韧向上的人，都会有坚定的信念。《伏击》和《穿插》里的那些共产党人，不用“结果”和“如果”影响自己的内心，读之令人动容。

徐贵祥并没有用说教的语言告诉读者这一点，事实上，书中主要人物基本没有绝对的“反派”。但是，通过情节的推动和人物合乎情理的性格与思想发展，却让读者自己深刻感受到了这一切。

说了这么多好话，并非《伏击》就没有暇疵，《伏击》中也有些小BUG，比如打篮球时出现了“三分”的表述，“赵禹”后面变成了“赵钰”。但这些技术上的小问题，自然无法掩盖这部作品的优秀。

　　《英雄山·伏击》读后感(四)：战争过去的当下，我们谈的是和平

读完《伏击》，书里几个人物的身影，挥之不去。故事虽已画上句号，我却隐约有股剪不断的情绪。我问自己，换作是我，我是易水寒，是蔺紫雨，是蓝旗......会怎么做？每读一本好书，无不是精神的成长史。

《伏击》的故事结构并不复杂，国、共两党的主要人物，彼此交叉，又各自独立，在战争的背景下，个体的发展脉络，与国家息息相关。两者相互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所处立场来看，无对错之分。至于选择的成因，皆是听从内心召唤，由衷地做出决定，立誓此生无悔。掩卷而思，我的体会是：选择关乎命运，战争考验人性。

01、选择

一念之间，走一条怎样的路，从做出选择开始。易水寒，原名易晓岚，蔺紫雨的表弟，是蔺家账房先生的孩子，后来在国民党的“青干班”，是特务组织成员。教官陈达搞了个“借尸还魂”计划，决计让易水寒借红军干部凌云峰的尸体“还魂”，潜入红军执行任务。

起初，易水寒畏缩不前，茶饭不思。他平日滴酒不沾，不吃鸡爪，并非胆大之人。陈达教官却认定他有潜力，只是未被挖掘。在蔺紫雨的鼓动下，易水寒接下任务，从此以凌云峰的身份存在于世。

红军队伍不乏精明者，易水寒的自证之路，注定艰辛异常。他几度想将真相和盘托出，又因各种原因打消念头。如果此前他的身份一直被红军怀疑，那么直到枪口掉转，将原本击毙文中戈的打算作罢，这才收买到人心。

那一瞬间，潜意识里易水寒未曾发现某个转变，他的一半已成为凌云峰。是环境使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由外自内，脱胎换骨的变化。

易水寒隐去自己，以凌云峰的身份示人，这一过程是变被动为主动。从被迫接受任务，努力扮演好新角色，到主动采取行动，逐渐淡忘真身份，由此获得成长。

他在与凌云峰融合的同时，后者也在适应另一个身份。尽管凌云峰实战经验丰富，相比易水寒，他更为成熟，但替代楚大楚，如一张白纸般重新开始，也是对他的挑战，是成熟基础上的成长。两人相遇时，一句“好样的，兄弟”，是对彼此的认可和认同。

战时无平坦道路可走，艰难险途中，总有更艰难。易水寒和凌云峰选择最险的路，从浅处看，实现了自我价值。往深处想，是为国家的安定。当个人利益与家国利益相冲突时，每个人各自的选择，将决定自我命运。而将个体选择叠加后的集体选择，则决定国家的命运。

02、人性

战争关乎生死，生死关头考验人性。陈达教官立功心切，为达目的，他可以舍弃曾同舟共济的战斗伙伴，可以不顾八路军的安危，亲自制造混乱，置对方于险境，甚至可以视自己的生命为草芥，只要能达到目的，便没有什么不可牺牲。

他自私又贪婪，明明整颗心已被欲望占满，时时刻刻都在蠢蠢欲动，却美其名曰国家至上。在得知蔺紫雨被捕后，陈达虽有担忧，但第一关心的是，“那几个汉奸是不是蔺紫雨她们亲手杀的，八路军有没有插一杠子贪天之功”。听完白迁的汇报，这才彻底放了心。

令人讽刺的是，八路军何时想过功劳归谁，都是中国人，本该一致对外。陈达格局太小，心胸狭隘，和蓝旗相比，像不懂事的孩童。蓝旗冒死救胡琴，负伤后胡琴精心护理，国共间的隔阂被抹平，一道鸿沟，因两人友善的互助关系而填满。

若换作陈达，危险时分，断不会向共军施以援手。为争头功，不择手段是他的本性。论仁慈，他不如蓝旗。论坚定，他不如蔺紫雨。蔺紫雨受尽折磨，酷刑不能教她屈服。死亡逼近，她誓死保护陈达。而陈达，早已将她作为牺牲品。

考验虽类似，个人做法不同。有人为一己，有人为大家。无事时，言行不具参考价值。一旦事出，品性高低，当即立下。人性深处，都埋藏有一颗利己的种子。若培育，它便生根发芽，可能会生出恶之花，也可能相安无事。

我敬佩那些说服自己，从私利中醒来，心知这颗种子尚在，却不为所动，久而久之，这片心田已干涸，而它旁边，另一颗利他之种被种下，每行一次善，人性便累积一分厚度，逐渐胸怀似碧海般深远，似青山般宽厚。

03、和平

战争终将结束，和平之光照耀人间。小说写到几个精彩的战争场面，我印象最深的是麻雀岭一战。“夜空被撕裂了，弹道飞舞如流萤，沉睡的山谷喧嚣起来，好像戏台上鼓乐齐名”。这场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上午十点多，奇迹般地坚持了两天。

尽管一场成功的战役，具有艺术审美价值，但不可避免的是，它以流血和牺牲为代价。而沾染血泪的艺术，悲壮和苍凉是底色。因此艺术化战争，是对罪恶的逃避或原谅。

如果敌对双方无一妥协，和平注定是海市蜃楼，美好愿景势必会破灭。国共两军从起初僵持不下，到共军先妥协，国军赢得面子了吗？并没有，实则妥协者，反而是胜者，胜在民族大义为先。

之所以国军精英，最后会心甘情愿选择共军，是被共军的言行感化。共军讲团结，弃分裂，有胆有识，宁愿马革裹尸，绝不做逃兵。但凡真心悔过，共军既往不咎，只要一心为善为诚便可。

基于此，即便得知易水寒的真实身份，文中戈等人仍选择接纳。共军善于用人，懂得容人，才华横溢者，英勇无畏者愈聚愈多，方可各司其职，战时不留死角。若想招来凤凰，首先要是棵茂盛巨树。再反观国军，人才凋敝，嫉妒心旺盛，只顾蝇头小利，缺乏人性的温度。

共军主张和平，国共合作，一致对敌，内斗只会加剧破碎，关键时刻不分国共，保国要紧。而保国，正是每个国人的希望。同人民想到一处，势必赢得民心。任何时刻，和平都至关重要，拥护和平，国内也好，国际也罢，始终是中国的主张。

小说结尾，战争结束，作者写道：“如今，以苍山南麓的隐贤村为中心，我们这些人的灵魂经常聚集在一起，当然，我们不打麻将，也不跳广场舞，我们在一起就做一件事情，数星星，天上的星星有多少，永远也数不清。”

这是一个忧伤又温情的尾声，死去的人再也无法欣赏星辰，活下来的人望着星空思念。而这一切，生的幸运与死的哀伤，仅是属于少数人的记忆。随着和平永驻，一代代人共享安宁，假如我们在凝视繁星时，除了感叹夜空璀璨，也能感恩前辈浴血奋战的精神，大约这星辰也会变得不同往昔。

　　《英雄山·伏击》读后感(六)：《伏击》人物散谈

长篇小说必须要有一个好故事，故事讲得不好的长篇很难吸引人，也不可能成为经典。当然，仅有好故事还不行，古之传奇、平话，故事多异构离奇令人怀想，但它们只是故事，不但难以称之为好小说，甚至连小说都称不上。好小说在有好故事的同时，更有在故事里活跃的令人难忘、性格突出的典型人物。好故事是长篇小说的核心，典型人物是长篇小说的灵魂。中外很多名著或以小说的主要人物命名，或在书名中嵌入主要人物的名字，比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叶圣陶的《倪焕之》等，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马克·吐温的《哈利贝利·芬历险记》等，古典小说《金瓶梅》也是从三位主要人物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各取一字而命名的。

《当代》2020年第1期刊载的徐贵祥的《伏击》有一个好故事。故事的主线是易晓岚“借尸还魂”、从军统特务转化为八路军指挥员，辅线是“我”的名姓被凌云峰承继、“我”亡魂的旁观；主写红军八路军、军统、日寇、伪军之间的暗战，辅以四者之间的明战。这样的背景，注定故事的风起云涌、曲折离奇、烽烟弥漫，特工题材更使故事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多有意外。主线、辅线交错行进，暗战、明战彼此纠缠，故事既有“我”之主观视角，又有“他”者的客观演绎，既涉及国共阶级对立，亦事关中日民族仇恨，在基本按时序前行的同时，有逆时序的回忆、多维度的旁逸，使小说更丰盈、厚实、饱满。

但我更喜欢的是《伏击》里的几个人物。他们既是串起故事必不可少的典型，更有其深刻的时代寓意。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阅读那个特殊的时代，思索那个特殊时代里的个人选择、阶级对立、家国命运，以及他们生、隐、疯、死的文学必然。

一、易晓岚之“生”

易晓岚无疑是《伏击》的主角。从某种意义上讲，《伏击》可概括为易晓岚的“转化”或曰“回归”。小说第六章第三小节里有一句话：“他把他被任命为八路军营长的那一天看成他的生日，看成是他由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的转化日。”如果说长篇小说也存在“文眼”一说的话，这句话无疑便是《伏击》的“文眼”。

易晓岚的回归，有三个层次。

性别回归。易晓岚出生在一个“爹妈生了三个儿子，一心想要一个女娃”的家庭，从小被当“丫头”养，“弄得易晓岚好大了还问小伙伴，我是男孩还是女孩？”一次，他被“打病了”，眼见着“水米不进”、“眼睛紧闭”，“母亲趴在易晓岚的耳朵边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喊，我的儿啊，为娘对不起你，你是不想死啊，你就好好地活着吧，我的儿啊……”这一声声“我的儿啊”，竟然唤醒了不知是真昏迷还是假昏迷的易晓岚。结果是“剪去头上的小辫子，送到学堂上学。”性别的回归，对易晓岚来说是艰难的。从小的女养以及男养后给蔺紫雨当书童的经历，使易晓岚到了“西训团”，依然被“我们”“看成不是女人的女人”。

性格回归。在“西训团”，易晓岚开始并不是正式学员，只是训导处的勤务兵。他男人性格的回归，体现在两件事情上：抓偷听蔺紫雨、跳木马。“蔺紫雨说，你下手那么重干什么，我肩膀的骨头都快扳折了。”易晓岚的手不再是“织毛衣”的手，而是“不听我的使唤”的有力的手。由手及身，由身及人，易晓岚的男人性格渐渐凸现。跳木马更有象征意义。易晓岚本可与蔺紫雨一起考取“西训团”，但却过不了跳木马这一关。在副总团长刘梓铭的关爱下，易晓岚终于战胜了恐惧，“轻而易举地跳了过去”，成为“初级生队的一名正式学员”。“蔺紫雨把他的名字改了，叫易水寒，她嫌易晓岚这个名字娘娘气。”至此，“不是女人的女人”之勤务兵，摇身一变为“风萧萧兮”中富含阴冷杀伐气息的“壮士”。男人性格的彻底回归，也喻示性别回归的全面完成。

阶级回归。阶级并不单纯指同出身、同血统的群体，而主要是指理想、抱负、世界观趋同一致的集合。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一个阶级认同的过程。对于易晓岚来说，男性意识的觉醒，男人性格的回归，是完全个人的，只是其阶级回归的引子和伏笔。

易晓岚“出身贫寒”。从小在蔺紫雨家长大，从十岁开始，“既当仆人，又是书童”，与家破后的蔺紫雨一起来到“西训团”。在“西训团”，被教官陈达发现，纳入特殊组织，培养成一名肩负特殊任务的军统特务。古莲城战役后，陈达“搞了一个‘借尸还魂’计划”，“指定易水寒冒充”牺牲的红军特务团团长凌云峰。易水寒“熟悉”、“冒充”凌云峰，进而“混同”易水寒与凌云峰，再至完全“确认”凌云峰，“追求”成为凌云峰，最终主动向八路军揭露自己曾经的身份，完成了由一个军统特务向八路军指挥员的转变。这看似离奇的转变，其实有深刻的阶级必然。易晓岚虽在“西训团”受过的“信仰三民主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攘外必先安内”“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教育与训练，但共产党、八路军“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的时局主张、“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朴素追求，以及一言一行，都与他对时局、世事的认知和阶级出身、归宿深度锲合。于是，他在经历了一系列歧途后，终于回到自己阶级的怀抱。

易晓岚之生，不仅是说他在战场上多次历经凶险而最终活了下来，更是指他从易晓岚而易水寒而凌云峰再易晓岚、由“熟悉”、“冒充”而“混同”而“确认”而“追求”的贯穿整个《伏击》的“新生”过程。易晓岚的“新生”，与共产党、八路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现代史进程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易晓岚之生，既是他个人的“新生”，也有国家、民族、人民获得“新生”的隐喻。

二、蓝旗之“隐”

确定《伏击》女主角时，在蔺紫雨与蓝旗之间犹豫了很久，最终选择了蓝旗。

蓝旗“是个孤儿，在玉州舅舅家长大，因为饭量奇大，只吃不挣，很不受家人待见。”她上过免费学堂，当过扒手，跟过戏班，最后戏剧性地成了“西训班”的学员，被陈达教官纳入特殊组织，培养成一名肩负特殊任务的军统特务。

小说里，蓝旗总是与蔺紫雨一起出现，似乎是蔺紫雨的陪衬。但随着故事的展开、深入，成为陪衬的，渐渐成了蔺紫雨。在灵峰镇潜伏期间，蔺紫雨虽是上级，但很多隐密的细节都是蓝旗“掐指一算”“算”出来的。在蔺紫雨即将枪杀胡琴时，是蓝旗下手将蔺紫雨“拦腰抱起，摔在马上”，“一马两人绝尘而去”。在与蔺紫雨一起刺杀汉奸孙长顺的行动中，蓝旗也有更多的奇遇：与胡琴一起先脱逃后被捕，交换战俘时错过时机，最后被八路军营救。“回到国军”后，蓝旗被怀疑、审察、拘禁，被认定为“出卖陈达的人之一”，后经“我”的下属王铁索四出奔走营救，终于被“宣布无罪”，“即刻释放”。“蓝旗被放之后不久，就失踪了。”

蓝旗本有加入共产党、八路军的可能。她对蔺紫雨说过：“你家那么多粮食，分给穷人一点有什么不好，你一家山珍海味，穷人饿着肚子，你吃得也不安心啊。吃独食，屙驴屎。”她曾经救过八路军特工胡琴，并与胡琴一起在对日伪的斗争中同生共死。她知道陈达所代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只求完成特殊任务，从不关心她们的生死。但她最终却选择了隐姓埋名。

蓝旗之隐，早有伏笔。小说涉及的特殊时代，普通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吃不饱、穿不暖；而作者赋予并反复强调蓝旗吃不饱、总是想吃的个性，或许就是要她成为特殊时代里普通人的代言人。蓝旗之隐，是《伏击》令人耳目一新处。类似题材的作品，多会让小说里的角色在“革命”、“反革命”面前“二选一”，要么共产党，要么国民党，要么转化革命，要么继续反动。蓝旗脱离军统，无疑是对国民党的背叛；但她却并没有加入八路军，而是选择了脱离斗争漩涡，隐姓埋名成为普通人。在国共尖锐对立、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大背景下，为比较重要的角色安排这样的结局，不仅仅有增强故事奇异效果的考虑，或许还有对普通人人性追求的思索。

三、蔺紫雨之“疯”与陈达之“死”

《伏击》之始，蔺紫雨的戏份很多，仿佛女主角。她的出场颇为惊艳：“蔺紫雨之所以能够很快当上班长，不仅仅因为她的出身和天生丽质，而更在于这个人胆大心细，作风泼辣，而且专业能力很强。”但随着小说按文学逻辑向前发展，蔺紫雨却渐渐沦为陪衬，不仅仅是易晓岚的陪衬，甚至是蓝旗的陪衬，她胆大倒是胆大，心细却看不出来。在与蓝旗一起刺杀汉奸孙长顺的行动中，虽成功却被捕，虽未叛变却被吓得不轻。好不容易被“交换”回到国军，却被怀疑，被审察，她被捕后绷得紧紧的心弦，终于断了，她“疯了”：“见到谁骂谁，骂鬼子，骂陈达，骂那个上校调查员，连蒋委员长都骂。”

蔺紫雨虽是大户人家出身，还因家被抄与哥哥一起烧了红军的医院，但她也曾对军统的一些作法有过怀疑，对八路军的主张行为或有赞同，蓝旗说过的一些话也曾令她深思。很不幸，她的出身和她的过往决定了她只能一条路走下去。往下走的路没有出路，幻灭中找不到希望，或者看到希望却无法融入，于是在矛盾里将自己逼上绝路：疯。

蔺紫雨之疯，既有她阶级出身的深刻背景，更有她对自己所属阶级集团的深度失望。在自己的阶级里找不到出路，与红军又有抄家、放火、杀哥之仇，蔺紫雨不可能如易晓岚一般选择另一条路。《伏击》的作者对蔺紫雨是悲悯的，他没有让她一条路走到黑，成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而是让她“疯了”，这或许是蔺紫雨最好的归宿。

陈达是“西训团”教官，“一分团训导处的主任”。他不贪不占不腐不乱，谨言慎行，律己甚严，从个性角度考察，绝对是个“好人”。但他是军统组织的重要成员，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攘外必先安内”等主张的坚定拥护者，对共产党、红军、八路军有刻骨之恨，恨不得全灭之而后快。在“西训团”“清党”中行动积极，在千尺关战役中“被红军打断了右臂”，亲自设计了“借尸还魂”行动。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共产党、八路军既有合作，亦有暗算，更有争抢。他曾组织特工在芙蓉镇袭击伪军，最终在唐库城刺杀汉奸孙长顺的行动中，受伤潜伏，以身殉国。

陈达的是国民党中的异类：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显得阴冷残忍，却信仰坚定洁身自爱，没有多数文学作品里国民党特务的“土匪气”、“流氓气”、“腐化气”。陈达之死，是时事的必然：时代大势由人心决定，而陈达维护的是失去民心的政权，他背时代而动，自然难为时代所容，所以只能死。陈达之死，也是小说主题的必然：他是一位正直的“反面人物”，是一位站错队的“好人”，信仰决定了他的选择，选择决定了他的命运，他若继续生存，小说就难宣喻“旧去新来”的主题，所以只能死。

一方面是选择共产党的易晓岚之生，一方面是选择国民党的蔺紫雨之疯、陈达之死。《伏击》虽并未写到国民党的最后衰落，但共产党兴盛、国民党衰败的大势却已隐藏在这三位人物的命运里。蓝旗之隐，则是要给不在“革命”、“反革命”面前“二选一”的普通人一条新的出路，一种生存之可能。

四、“我”之死而复“存”

《伏击》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但与一般小说里的“我”多为故事的主角不同，《伏击》里的“我”是一位旁观者。这位旁观者无处不在，前期用“肉身”的亲自参与，叙述故事；后期靠“灵魂”的奇异存在，延续小说。

“我”的“肉身”名楚大楚，本是红军的后代，阴差阳错加入国民党的“西训班”，成为地方军的一名军官。因不愿与红军打仗，借故回乡奉养母亲离开军队。抗战爆发后，回到老长官谢谷的部队，与“西训班”的同学蓝旗一晌之欢后，在与日寇的战斗中壮烈殉国。正好，在古莲城战役三条山战斗中与红军失散的凌云峰就近加入谢谷部队参加抗战，被谢谷安排使用楚大楚的身份。在易晓岚成为“凌云峰”后，凌云峰承接了“楚大楚”。

“肉身”消亡后，“我的灵魂就离开了我的肉体，飞出帐篷，就像蝴蝶一样，在阳光下，在春天的花丛里翩翩起舞。从此，我以‘角落’的形式存在。从此，我拥有了整个世界。”“角落”里隐藏的就是“灵魂”。“我”的“灵魂”继续在小说里叙述“他们”的精彩，并在“他们”起伏跌宕的故事里寄予时代前进的步伐、历史发展的趋势。

格非在《雪隐鹭鸶》里提到“历代批评者津津多乐道的那个‘佛心’或‘佛眼’”，说：“作者借助于这个‘超级叙事者’，通过高高在上的佛或者仙的眼光，来打量尘世中的一切，并建立起最终的价值判断。由于这个‘超级叙事者’的存在，居于‘众生’地位的人，其所作所为是善还是恶，都变成了过眼烟云。”《伏击》里的“我”，虽非《金瓶梅》里的“‘佛心’或‘佛眼’”，但其“超级叙事者”的功能却颇类似，特别是邻近结尾时“我”的“灵魂”，仿佛真是在用“高高在上的佛或仙的眼光”“打量尘世中的一切”，旁观“他们”的一切。

“我”之死而复“存”，是“超级叙事”的需要。死掉的只是“我”的“肉身”，继续存在的是“我”“拥有了整个世界”的“灵魂”。如果“我”只是楚大楚，而没有“我”的“灵魂”，就无法圆满地将小说推向看似戛然而止其实却是结局的“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奋斗终身，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不喜欢《伏击》的结尾。第八章结束，主要人物的命运已全部展现：易晓岚（易水寒）获得“新生”，以凌云峰的名义在八路军里愈战愈勇，功勋卓著；蓝旗历经艰险，成功隐身而退，“不知所踪”；蔺紫雨不愿再沿旧路前行，却又无法转身向新，幻灭而疯；陈达深入唐库城，组织刺杀汉奸，最终以身殉国；“超级叙事者”“我”虽“肉身”已死亡、名字被借用，但以“灵魂”的方式存在。既然小说里国民党方面的主要人物回归的回归、隐身的隐身、疯癫的疯癫、殉国的殉国，再要写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共对立已无可能，故事到此应完美“收官”。

但徐贵祥却不想给读者留下一丝半毫的余念，不愿让读者有星星点点思考的余地，在第八章结束后再加一则《后记》，一一写出小说里涉及到的所有人物的结局。这样，故事的完整度或许更高了，但却给人画蛇添足之感。

或许，《后记》的唯一功用是交待凌云峰的结局。既然易晓岚已经成为“凌云峰”，并成为八路军里的知名人物，当上了旅长；那么凌云峰的结局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假消失，继续潜伏在国军里当他的楚营长；一是真消失，死亡。其实，没有两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作为曾经的红军团长、共产党人的凌云峰，怎么可能在较多人知道身份的情况下，继续在国军里生存呢？所以，为了小说的主角易晓岚，凌云峰只有一条路可走：在战斗中牺牲。只不过，这次牺牲不是三条山战斗中人们以为的牺牲，而是真正的牺牲。这个结局，只需在第八章最后的湛德州战役里交待一句就可以了，哪用得着来一则《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