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据的逻辑读后感摘抄

　　《割据的逻辑》是一本由刘思达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割据的逻辑》精选点评：

　　●对书中列举的农村和基层法律生态比较感兴趣，也算揭示了中国司法体系的各种黑箱，以及黑箱背后中央部委之间，地方政府，地方公检法，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律师和基层法工，赤脚律师的关系纠葛和博弈。庭内更多的是过场，博弈早在庭外决出胜负。其他的理论和高端法律服务离得太远，跳过没看

　　●易读，实证主义的经典之作。对于中国法律市场的描述非常精准。看完全书为作者学术素养折服，希望有朝一日达到他的水平和境界。

　　●#刘思达# 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典范之作！

　　●补签

　　●乡野调查的书读来果然实在得多。即使是多年前的论文，其中揭示的内在逻辑依然存在。多年的权力分配与割据现象并没有大的改善，吾辈当负重前行。

　　●不大明白16年再版此书的意义......

　　●“光在隧道尽头”，在不同地方多次看到这篇后记，其中的这一句温暖了我。

　　●说实在话，一本让人觉得失望的著作，很难想象可以符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Abbott和老赵做导师的博士论文。在理论上试图用定界的三个逻辑（合界、分界和维界）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会存在“割据”的状况，却并没有作出比转型理论和碎片化威权主义更漂亮的范式（虽然作者claim自己在两者之上做了贡献），五个经验章节之间并不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不过在叙事中间巧妙地融入材料的功夫确实到位，但很多观察看上去都只是对常识的学术性概括和证实。最根本的问题是“割据”和“重叠”、“碎片化”之间的关系没有说清楚，按照作者的观点割据基本来自于国家力量及其内部分化，那这和李侃如的洞见比又多出来什么呢？最可以做出彩的身份认同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方向基本没碰，原因主要来自访谈资料的不系统——这么看，作者写作功底确实挺好。

　　●李朝老师推荐，法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的主题。 本书是作者于09年完成的芝大博士论文。作者称曾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吉登斯、布尔迪厄、卢曼、哈贝马斯四个人身上（p.296），但理论见地仍显不足，主要就是04-07年间田野调查所得的材料。 冲主题给个四星。

　　●2018-22 割据的社会史一直都在改变，但割据的逻辑永存。

　　《割据的逻辑》读后感(一)：《割据的逻辑》笔记提要

　　一、两个目标：经验与理论

　　1. 运用理论解释经验

　　2. 基于经验推进理论

　　二、两个工具：定界与交换

　　1. 定界：主体之间管辖权边界的确定

　　2. 交换：主体之间相互奖励从而共生

　　三、五幅图景：割据的空间

　　1. 作为“边疆”的农村地区

　　2. 作为“战场”的城市个人法律服务

　　3. 作为“高端”的涉外商务法律服务

　　4. 作为“后院”的企业、政府与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5. 作为“雷区”的刑事司法系统

　　总结：国家管理体制的割据决定法律服务市场的割据

　　四、两点贡献：描述与提炼

　　1. 精准描述中国法律职业的生态

　　2. 提供解释法律系统的理论框架

　　五、一点启示：可能的推演

　　可能辐射改革开放以来的其他中国经验

　　《割据的逻辑》读后感(二)：细节描述的功用

　　你们做司法的幸福，司法改革“天天见”，至少有东西可关注。我曾如此调侃研究诉讼法的同学。在庞大的国家机关体系里，恐怕没有哪个部门能像司法部门一样改革频繁，举措不断，案例不断。同时，作为所谓中国话语的一部分，改革天天见的司法又常常处于意识形态的前沿，几波司法独立与否的话语之争就是明证。当然不出意外，中国话语再次取胜，不管在官方还是学界都是如此。尤其是学界中人，一方面援用西方学术论著发论文拿课题，只不过取经的对象从孟德斯鸠变成了波斯纳，但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呼喊自主性，姿态大于姿势。说到底，学者是要拿作品说话的，不是嗓门。

　　没有姿态，也没有卷入无谓的争论，刘思达用一年时间，走了两万四千公里的路程，写出了这么一部来自田野的调查报告。正如他所言，描述大于预测，解释多于开药方，因为了解越多越清楚现象的复杂性。以刑事辩护这个敏感地带为例，律律师的工作原本就是站在公检法的对立面，但在现实中，能在刑事辩护领域立足的律师往往“嵌入”司法机关，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换句话说，社会关系，甚至某种形式的腐败，成了他们开展工作的润滑剂。这一悖论岂是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可以解决的？多少建议对策药方，除了情怀，恐怕还有些许自负的成分吧。

　　正是研究取向的转换，使得本书充满了来自各个地区、各个系统和各个层次的访谈细节，故事也由细节逐步展开，摆在读者面前。细致的描述消解了大词所造成的阴影，让现实得以明亮起来。虽然常年求学和任教于国外，作者的中文文笔却相当优美。这也让土鳖惭愧不已，不仅外语不如人，母语也火候不到家。更重要的是，身为学院派而且是游学于美国的学院派，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那份同理心，不轻易褒贬，更侧重如其所是地揭示现象本身。

　　描述完了，然后呢？立足于现实一端者，大可以强调本土资源乃至优越性，而倾向于变革者也不妨继续鼓与呼。但有一点不会变，毕竟是书生。

　　《割据的逻辑》读后感(三)：很具有启发性的研究

　　作者从人大附中毕业，中学时学奥数，后来考上法学院，本科毕业后申请出国，29岁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单从履历来说就不一般，加上众学者的推荐，构成了读这本书的最初冲动。难怪他说到“几何社会学”，因为从这本书的思考和写作框架来看——甚至包括本书的印刷和装帧方式，都具有一种几何式的规整的美感，这种美感很让人喜欢。

　　至于本书的内容，精读了一遍，觉得没有完全消化，就不做评价了。作为社会学科班的学生，有的理论还没领会明白，但这本书为自己补充了一些法律方面的入门知识。作为书评，我就把读书过程中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总结部分的原文摘录出来，并在后面简单小评。

　　再版序言：“即一个社会空间的变化不仅取决于某些行为主体的资本和惯习，或是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斗争与支配关系，而且取决于这个空间及其相邻空间随时间流逝而出现的多样化的社会过程，如一个群体的人员增长和跨界流动，国家对群体边界的维系和调整，科技创新所引发的集体行动等”。

　　第一章：割据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三十年

　　“对国外法律条文和制度的大规模移植导致了国家正式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之间的断裂，而这在我国法律制度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作为管理律师业的国家机关，司法部同样没能确立其对于整个法律服务市场的管理权”。“割据——即社会主体之间稳定的空间性结构分化”。“复兴时代（1980年代）：生态系统的诞生”。“改制时代（1990年代）——职业与国家的分离”。“割据时代（2000年代）：市场结构的形成”

　　第二章：边疆 农村的纠纷解决与职业系统

　　“现代国家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在农村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法律的效力只有通过与地方性权力、意涵和权威结合在一起才能有效”。

　　“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边疆，律师处于一个县城、乡镇、村落的三层法律职业层级系统的末端，而这个层级系统包括了基层法律工作者、司法助理员、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赤脚律师等···赤脚律师是行政诉讼最为积极的使用者，基层法律工作者更专注于民商事案件，而司法助理员则在调节和控制基层纠纷方面具有更多的专业技能。相比之下，律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了国办所的体制限制。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去办理起诉当地政府的行政诉讼；另一方面，即使在民事案件中，他们也没有动力去和基层法律工作者或者赤脚律师竞争。结果，刑事案件和法律援助工作就成了在边疆工作的律师的主要任务。这一职业系统中的劳动分工是我国律师业在法律边疆地区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第三章：战场 律师与基层法律服务

　　“律师们虽然有正规的法律训练和职业技能，但在市场竞争中并没有取得很大优势，在日常法律工作中反而经常被数量更多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和非法执业者所挑战”。

　　第四章：高端 涉外法律服务市场的全球化

　　“在中国涉外法律服务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外国与国内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渐从合作转向了竞争，二者之间的管辖权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上的业务竞争也变得十分激烈。然而，这种从合作向竞争的转变还并不彻底。”“毕竟，与经济学或者会计等职业相比，法律是一个对政治与文化更为敏感的职业领域，它体现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意志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第五章：后院 企业与政府机关的法制化

　　“市场和国家经常被作为现代社会的两种彼此相对而不兼容的组织逻辑，但本章的分析说明，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与市场上的职业竞争可能显现出同样的定界过程”。“在法律改革的三十年里，企业法律顾问和政府法律工作人员都一直与律师分立，不属于司法部的管辖权范围之内”。

　　第六章：雷区 律师与刑事司法系统

　　“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他们向同行、向律协、向媒体寻求帮助，可最后他们发现，唯一拥有给他们提供保护和改变案件结果的决定性权力的其实是刑事司法系统里的国家官员，包括警察、检察官、法官、政法委和政府官员等。”“而悖谬的是，律师最好的武器其实是他们与这些颇具敌意的国家机关和官员之间的政治嵌入性，也就是在这些机关的工作经验或者与这些官员之间的共生交换关系”。

　　第七章 逻辑 定界与交换的空间社会学

　　“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与市场一直都是紧密相连的，并且通过其互动过程而产生变化”

　　摘录这些小结，意在于记录，如果要真正清楚推演逻辑，还要重读原著。简单谈谈感想：

　　第一，敬佩作者的努力。从后记以及作者写的芝大留学往事来看，作者是个很努力并且很聪明的人。就这本书而言，运用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学理论解释框架——虽然可能并不是那么必要，重新梳理了中国1980年代以来法律服务市场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全貌，难能可贵。很多线索虽然作者没有继续写下去，但明显具有启发性。这里，还想谈谈那些说“就是把大家都懂的东西说了一遍”“就是把一篇文章就可以写完的东西写成了一本书”之类的无稽之谈，说这些话的人——真不知道他们写了什么值得阅读的好书。其实，能把那些看似自己很懂的东西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呈现出来，是很难的，因为研究那些东西，不仅是研究冰冷的数据——不仅仅是通过跑一跑数据模型就能出来的，很多东西需要调研-理解-甄别-梳理-呈现，现在学界真正这么做学术的很多吗？另外，说篇幅的人，我想，这本书其实可以更长，如果带着自己的问题去阅读和思考的话。可能在阅读过程中比较不适应的就是，对理论的解释不够细腻，或许是直接翻译的原因，让西方的那些细腻的理论，尤其是齐美尔的部分失去很多弹性。另外，可能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是国外的老师们，因此这本书有时候稍微有点夸大中国的特性，这跟很多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去海外做学术研究的风格相似，比如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就同样有这种倾向。

　　第二，自己的两点思考。一方面，这本书其实写的应是“律师”，这一高度职业化、技术化，或者说充满了现代性的职业在中国是何遭遇。在农村，被基层法律工作者、司法助理员等冲击，带来业务割据，背后有着与基层政治文化相关的原因；在城市，与基层法律工作者、与海外律所人员竞争；更深层次的原因，政府系统内——顶层设计层面，司法部与其他部门竞争，而由于司法部相对弱势，职业律师地位屡次在制度层面遭遇很尴尬，这种尴尬的深层次原因还是政治和文化传统层面的。另一方面，本书分析的不仅是“律师”，而应该是这样一个宏大命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一致吗？显然不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注脚，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影响各个层面，不仅仅是律师职业。最后想说，第一次读完这本书，想起战国时期各国家之间复杂关系，既有互相的频繁的战争，也有各种联姻，有合纵有连横，也有各国之间丞相和其他官员的流动或兼职——似乎大家一直在混溶文化里争斗和生活。这种复杂性，很难自圆其说地通过实证研究串联起来。因此，作者所做的工作是令人敬佩的。

　　《割据的逻辑》读后感(四)：场域与生态笔记

刘思达、穆斯塔法·艾米尔拜尔著，邹晴译。英文原版为：Liu, Sida, and Mustafa Emirbayer.2016.“Field and Ecology.”Sociological Theory 34(1):62—79。

一、社会的空间视角

场域和生态都是描述社会空间的理论隐喻（theoretical metaphors）。在最抽象的意义上，社会空间是由行为主体（actors）、位置（positions）和联结它们的关系（the relations that associate them）来定义的（Abbott 2005b；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行动者”（agent）的行为主体包括个人、团体以及复杂社会实体（行业和国家等），但它们必须在目的性行动（purposive action）中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autonomy），并且拥有某些形式的资本。位置是指社会空间中的坐标地点；行为主体所受到的各种结构性制约取决于它们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行为主体和位置不是天然对应或机械联结的，而是被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建构和限制的。无论使用场域或生态等何种隐喻，上述三个元素都是任何社会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

这三者使得社会空间区别于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社会网络：actor is what distinguishes space from structure, position is what distinguishes it from system,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actor and position is what distinguishes it from network.

A social structure (Martin 2009) primarily is concerned with the structural shape of social life, not the autonomyof actors within it.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ten minimizes the purposive action of individual actors in changing the macrostructure.

A social system (Luhmann [1984] 1995; Parsons 1937, 1951) primarily is concerned with the functions and roles of actors, not their spatial positions.

A social network (Burt 1992, 2005; White 2002, 2008) primarily is concerned with the structural ties between actors, not the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actor and position.

社会的空间视角是一种界于结构性约束（structural constraint ）与个体自主性（individual autonomy）之间的分析进路。如Gorski (2013:328) 所归纳的，布迪厄的场域对于个体行为主体来说既是个“引力场”（force field）也是个“游戏场”（“playing field”）。一方面，行为主体被场域中的权力构型（the configuration of forces）所约束，构型取决于投入资本的分布（the distribution of capitals at play ）和游戏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而这些分布和规则是早先的权力斗争（power-weighted contestations）的结构性传承（structural inheritance）；另一方面，行为主体基于自身的惯习（habitus）（惯习反过来说也是它们结构位置和社会轨迹的产物）也能够利用多种形式的资本来取得场域中不同的位置和地位。场域中关系的首要形式是权力斗争（power struggles），而斗争产生了支配和被支配关系（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或者说是行为主体之间的分层关系（stratified relations ）。每个场域都有其自身的内在律法（nomos），也就是“根本性的规则”，相对于其他场域的规则是“特定的、不可化约的”。总而言之，若干相对独立的场域共同组成了社会的空间世界。

As Martin (2003) suggests，the concept of field has three meanings: namely, a topological area, an organization of forces, and a battlefield of contestation. Bourdieu’s use of this concept contains all those meanings but emphasizes the third one, which views actors as playing a game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field and sometimes even as creating new rules for an emerging field.

但是，场域理论很显然更靠近客观主义和结构主义。

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被定义为“研究被选择性、分布性和适应性的环境力量所影响的人类关系的时空性”，它是一个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强调行为主体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和行为主体之间的生态互动。与场域理论相似，它描述了“一种不如机器或有机体统一，但比由古典自由主义中自主性、原子化的个体或者微观经济学中依概率互动的理性经济人更统一的社会结构”。（“a social structure that is less unified than a machine or an organism, but that is considerably more unified than is a social world made up of the autonomous, atomic beings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or the probabilistically interacting rational actors of microeconomics”）（Abbott 2005b:248）

二、场域与生态的相似之处

1. 强调结构同形性（structural isomorphism）。同形性是人类生态学的一条主要原则，它主张随着生态互动的增加，复杂单元的结构多样性与环境的多样性趋于同形。（It maintains that with increasing ecological interaction, the structural diversity of complex units becomes isomorphic to the diversity of their environments.）在布迪厄的理论词汇中，一个与同形性显著相似的概念是同构性（homology）。

2. 时间的概念上（conceptualizing time）

3. 与相似的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ies）连通。这些社会心理的核心是驱使行动的相对而言非反思性的性情倾向——也就是惯习的倾向；然而这些社会心理也承认，每当处于进退两难或不确定的情境时，习以为常的思考、感知、感受和行动模式（至少理想状态下）会让位于创造性和反思性的问题解决方式。（These center on relatively unreflective dispositions—habitual tendencies—that drive action; these social psychologies also recognize, however, that whenever perplexing or indeterminate situations arise, taken-for-granted modes of thinking, perceiving, feeling, and acting give way (at least ideally) to creative and reflective problem solving）

三、场域与生态的区别

1. 关于权力和不平等（power and inequality）。

Field theory arguably is an effort to explain inequality in social structures—and power is at the heart of it.For Bourdieu (1993:73), the structure of the field is “a state of the power relations among the agents or institutions engaged in the struggle.” Dominance in the field is based on an actor’s capital and structural position, and often it is achieved through power struggles. The dominated, on the other hand, do not always exhibit submission to their subordinate positions, but they can exert a certain force of active resistance or creative action(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Both 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 are a manifestation of power relations in the social space.

Ecological theory, in contrast, has few concepts for explaining power and inequality. It assumes that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actors are fundamentally competitive and, consequently, that competitions produce spatial settlements and structural equilibriums in the ecology.

2.关于内生性（endogeneity）。

Bourdieu insists that although every field has its own rules, no field ever can be an entirely endogenous space impervious to external influences. No field is entirely autonomous. Field theory also recognizes the intricate interrelations among fields.

In contrast, the various ecological models the Chicago School sociologists have proposed all share a strong assumption of the endogeneity of social space.

在某种意义上，场域与生态理论的这一差别反映出了法国和美国社会的不同经验条件和国家意识形态：法国社会是等级森严的、富于历史遗产的，而美国社会则是动态的、充满可能性的（至少它自己这样认为）。

3.关于社会空间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大部分社会学里的生态理论模型都是高度同质性的，通常只包括一种类型的行为主体。相比之下，场域理论的异质性使来自不同社会学类别的行动者共存于同一个社会空间。

4.发展理论时所使用的截然不同的隐喻（the distinct metaphors they use in developing theory）。布迪厄：物理学（场域）、经济学（资本）、人类学（象征资本）。生态理论（生物学）

5.关于它们各自研究社会生活的理论进路的抽象化（abstraction）之处。

四、场域与生态的对话

生态理论对社会空间的内生性和同质性有很强的假设。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至少提供了三种修改这些强假设的思路——也包括生态理论在权力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如何把生态系统变成一个更为灵活的概念。

1.关于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paces）

2.关于社会空间内行为主体的异质性（the heterogeneity of actors in a social space）

3.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场域理论在外生性、异质性和权力关系方面为生态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些良好的可能性。难点在于如何既保留生态系统的竞争性和过程性，同时又缓和对环境驱动力、权力关系和结构复杂性的理论化需求。（ The challenge is how to maintain ecology’s competitive and processual nature while accommodating the demands of theorizing environmental forces, power relations, and structural complexities.）试图将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转化为一种关于支配和不平等的理论是不现实的，因为那在根本上是与其理论倾向不兼容的。即便如此，让生态理论成为一个比其现有版本更开放、更灵活的空间理论进路是完全可能的。

场域理论能从生态理论学到的是：

1.生态理论集中关注互动，而场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与这些领域隔绝。

2.生态系统的理论进路在评估人类互动的多变模式时更加微妙（the ecological approach is more subtle when it comes to assessing the wide variability of modes of human interaction）。布迪厄主要强调权力斗争，但是其他互动关系也有潜在的重要性。通过重新审视《艺术的法则》，除了为支配地位进行的权力斗争外，行为主体定义其文化身份的定界、行为主体换取资源和结为联盟的交换、一种艺术形式吸收另一种的同化和许多其他互动过程都需要仔细考察。（Besides power struggles over domination, the boundary work by which actors define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exchange by which actors trade resources and form alliances, the assimilation by which one art form incorporates another, and many other processes of interaction all need to be examined carefully）

五、结论

In the future, theories of social space, if possible, must find a way to balance between structure and process—and between power and competition.

第一项任务是对社会空间的主要构成部分进行界定。在前文中我们提出了三个基本要件：即行为主体、位置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外的另一个定义特征是关于社会空间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边界。每个社会空间都有一套聚拢其行为主体、将该空间与其他空间区分开的定序原则——布迪厄在场域理论中将其称为“律法”。在这一定序原则之下，社会空间内外的行为主体参与不同类型的定界，交换不同形式的资本，以此生产出社会空间内部和彼此之间的空间边界。（The first task is to define the main components of a social space. Earlier in the article, we identified three basic components—namely, actors, position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n additional set of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has to do with the boundaries between a social space and its environments. Every social space has an ordering principle that binds its actors together and that distinguishes the space from other spaces—what Bourdieu ([1997] 2000:96) terms nomos in his field theory. Under this ordering principle, acto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ocial space engage in various forms of boundary work and exchange different forms of capital, thereby producing the spatial boundaries within and between social spaces (Eyal 2013b; Liu 2015).）

社会空间理论化过程中的第二项任务是发展解释社会空间随时间推移而兴起和转化的一般性理论工具。如前所述，这一时间维度对于建构场域和生态系统都至关重要。社会空间的兴起发生在行为主体和位置相互构建、随时空快速改变彼此关系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阶段。诸如竞争性合作之类的生态理论的过程性工具在这一阶段中极为适用，因为它们能很好地捕捉到社会结构形成时互动的动态过程。然而，一旦行为主体在各自的位置安顿好、社会空间的结构构造相对制度化了，支配与服从的模式就可以更好地使用布迪厄的关系性概念进行分析，如惯习、资本和符号权力。（The second task in theorizing social space is to develop generic theoretical instruments for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paces over time. As we dis cussed, this temporal dimension is central to the constitution of both field and ecology. The emergence of a social space occurs during a highly fluid phase in which actors and positions mutually constitute each other and rapidly change their relations over space and time. The processual tools of ecological theory, such as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are particularly use ful for this phase because they can well capture the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As soon as actors have settled into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and the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of a social space is relatively institutionalized, however, patterns of 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 are better analyzed using Bourdieu’s relational concepts, such as habitus, capital, and symbolic power.）

第三项任务是对阿伯特所谓的社会空间的“系统属性”进行分析，如连通性、支配性和残差性（residuality）。一些社会空间较其他更连通、分层、被密集占用。一个全面的空间理论进路要能兼容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包括结构和互动——以更充分地解释社会空间的拓扑结构和其中的权力动态。（A comprehensive spatial approach would incorporate into the analysis both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social life (Simmel 1950)—and both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in order more fully to explain the topology of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power dynamics within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