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之后》读后感精选
《巴别塔之后》是一本由乔治·斯坦纳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38.00元，页数：5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巴别塔之后》读后感(一)：夸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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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真馆棒，译本也棒。唯一小缺憾，译注有单独列出的，但也有本属于译注的并未同等处置。两个地方略以例示：如p4，“容易感到耻辱[的属性]”，原文是没有“的属性”三字的；同页，使用括号形式添加的内容“（rosy pudency，直译为“玫瑰色的娇羞）”，这部分完全是译者添加的。对这两处的说法要连起来谈：前者，或可解释为翻译的通识或者惯常；但是考虑到后者，这种惯常是否合宜仍有待考量。因为，后者使用的括号，在原文中，也是被广泛使用的——除了备注引文出处，原文亦有作者自己反思的内容，参考译文p5中段“（难道其背景中有什么错误的语源，把两个词关联起来？”。从这个例子看，一来，无法保证原文中不以[]来夹嵌的情况，如果有，则如此处理的瑕疵很明显是；二来，即使没有，自己译者能够在后文沿用此种方括号的用法，那么rosy pudency那里的圆括号处理，就与作者自用圆括号的处理等同，也就无法让读者正确判断哪些属于作者原文的内容。
此外，考虑到原作多的是对文字本身的解释，那么，对翻译体例的一大挑战就是作为文本的文字和作为解释对象的文字之间的逻辑，二者必须区隔，而且要尽可能做到前后一致。当前译本在此的不谐，也试举一例：译文p4使用圆括号将某段原文直接呈现“赝品铸造者铸成劣币（The counterfeit coiner stamps false coin）。”，这里的处理特征是，圆括号+非斜体英文。我们可以视此处理为译者特意留下的路标，以引导读者更好地体会作者的别出心裁：如何从stamp'd、coiner、tools和counterfeit的联想义，挖掘出缔结在这些语词间隐秘的概念勾连的。然而，在p5，同样展现了作者对语词历史的敏锐把握的motion到emotion的举例，却没有获得译者同等的待遇，译者的处理：“在这里该词明显意味着‘冲动’，而它向现代‘情绪’之意演变的过程，构成了一段认识和选择模式的发展史。”——译者没有为“冲动”和“情绪”新增圆括号，对英文不熟悉的读者，恐怕很难get到此处作者意旨。
《巴别塔之后》读后感(二)：目前能看懂部分的摘抄和总结
序言
1、 作者1997年设想的世界语言趋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英语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被使用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出现越来越多的区域化变体；汉语和西班牙语愈发地要撼动英语的地位。而那些小而孤立的语言将趋于消失。
第一章 理解即翻译 Understanding as Translation
1、 对于语言学之为一种如理科一样的科学，作者是反对的。“不存在文学理论，也不存在批评理论……（更）不存在翻译理论。”作者不愿在存在任何一种例外的前提下建立一种规则。如果有哪怕一种例外，那么所谓的规则就不是普适的。第一章讨论了“普适性”和“单子论”，最终也没有答案，因为世上的语言之多，语言学家无法穷尽，也就无法归纳出规则。作者认同维特根斯坦所谓的（翻译）是“一门精确的艺术”(an exact art)。
2、 想要理解文本，答案不只在文本之中，还在文本之外。“不管是‘外语’还是‘本语’翻译/解读，都需要词汇，历史语法知识，特别时期、职业、社会环境的专业词典，隐喻词典和技术术语手册。”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想读懂18世纪中叶的诗歌需要《园艺词典》；想读懂复辟时期喜剧需要《织物商词典》；想读懂《温莎的风流妇人》需要《纹章谱》；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有不少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术语等等。而这些还不够，作者认为只算是“皮相功夫”，而“骨相功夫”则要靠“感觉”。读者想要真正理解作者，怕是要有“超人的资质”。
3、 理解语言的难处还在于：没说的可能更为重要。“某个经济和社会群体内部言语的这种心照不宣的功能要超过它在真实交流上发挥的作用。……语言隐藏掩盖和内向消解的部分，可能比它向外传达的多。”
“It may be that the agonistic functions of speech inside an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divided community outweigh the functions of genuine communication. As we shall see throughout this study, languages conceal and internalize more, perhaps, than they convey outwardly.”
4、 还有，即使讲的是同一个词，它背后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比如法西斯和代议民主一样使用“和平”、“自由”和“人民意愿”。即使不谈政治，其他领域的语言也有很多空洞的生搬硬套和毫无意义。
“At the moment, the speech of politics, of social dissent, of journalism is full of loud ghost-words, being shouted back and forth, signifying contraries or nothing.”
第二章 语言与灵知 Language and Gnosis
1、 第二章主要讨论语言与宗教的方方面面。正如本书的书名，语言与宗教的联系不容忽视。语言灵知论是很多学者/作家语言理论的底色，比如本雅明、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它的特征是神秘主义特有的二律背反：认为翻译既可能又不可能。
2、 第二章提到了很多卡巴拉派（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传统，即从字母和词语的组合中找到神的微光。这各思路对于常人来说也并非毫无启发。比如作者在注释中举的Philology的例子：philo-意为“爱”，-logy意为“话语”，而logy又与Logos（逻各斯）同根。
3、 威廉·冯·洪堡试图证明不同民族的语言塑造了不同民族的性格。他比较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我的思考：即使不考虑语言的影响，是不是各个民族的性格也是不同的？即使作为世界公民，是不是人们还是会受到祖辈思维的影响？）
第三章 语词反对象 Word against Object
1、 第三章很多篇幅讨论时态。关于过去时：即使是回忆也不是过去时，而是发生在现在。关于将来时：先知所言说的未来是确定无疑的现在，因为对于神来说，时间并不被肢解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先知）对动词未来形态的使用是多余的，他的言语行为在展现词句时就将未来全部呈现出来了。"
2、作者认为未来时态是专属于人的一种发明，其他动物只活在当下，只有人才有储存的概念。而且未来时态不断向前的指向性，使人可以保持达观，让人忘记自己终有一死的事实。这就是一个语言塑造时间，又被时间反塑造的极好例子。
3、关于私人语言和公共语言：作者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私人语言，从最后一章对archetype的讨论也不难看出，作者倾向于支持现有文化/文明是对古典文化/文明和希伯来宗教的延续和发展，语言也不例外。“谈论内心事件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有用的信号不可能只与个人感觉相关。”“如果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它所指涉的那些实体必须能被公众所辨识。”但“从人类学证据来看，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人类言语的起源是单一普遍还是多种多样。”
4、关于真和假：”认为词语和对象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的理论是幼稚的。”因为人们除了诚实地表达，还可以提出假设、说谎，以及沉默。作者并不赞成将“说谎”和不道德直接联系起来，因为这样就很难再对谎言进行有意义的研究，而谎言大有可研究之处。他更倾向于将“说谎”看作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谎言的起源可能是生存竞争，即欺骗那些与自己寻找同一水源的人。因此，从远古时期开始，谎言就为人带来优势，“自然选择也眷顾有心计的人”。
第四章 所谓的理论 The Claims of Theory
1、就好像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可译性是言语的生命”。
2、作者也不认为存在所谓的翻译理论，毕竟翻译“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精确的艺术”。
第五章 解释学过程 The Hermeneutic Motion
1、亚里士多德用“解释（hermeneia)指那些因解读而具有意义的文字。
2、本章十分难读，作者直接用拉丁语、德语、法语、古英语大举特举各种经典的例子，逐个词分析。
第六章 文化拓扑学 Topologies of Culture
1、“拓扑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点和图形扭曲变形时保持不变的基本属性之间的关系……它在向人们展示了不同函数和空间图形表面的庞杂之下，隐藏着怎样的统一性和相似性。与之相似，我们文化的多重表现形式中也有常量和常数。”作者说的已经很直白了，认为各种文化形式有相通之处，比如文学和音乐、戏剧等等，可能有着相同的文化起源，并能引起相似的共鸣。将语言看作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甚至也是交流机制之一（其他如图形、声音、气味、触觉、符号等等）。
2、作者在本章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现有文化是对原型文化的复制再生。“西方宗教史都是对犹太——希腊经典的变化和增补，我们的形而上学、视觉艺术、人文学科、科学标准也或多或少在有意重复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索福克勒斯创立的范式。”“毕加索成长的特点就是追溯。他在古典田园主题上的明显变体，他对伦勃朗、戈雅、委拉斯凯兹、马奈的借用和拼合，是他不停回顾的外在产物，是他在技法和文化变动中的‘再次观察’。哪怕只有毕加索的雕塑、图形和绘画，我们也能重构从米诺斯文化到塞尚的艺术史中的很大一部分。”很多所谓新事物的创造者都是“新古典主义者”。
《巴别塔之后》读后感(三)：【转载】杰弗里·哈特曼书评：George Steiner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s
【原载1975年6月8日《纽约时报》，译者：何啸风】
在乔治•斯坦纳最有野心、最坚实的著作《巴别塔之后》中，他继续反思语言科学，尽管不完全为了考察语言。在《疆界之外》（1971）中，他就表示，他想要展示“科学的精神力量和思辨形式……让这些形式的情感和美貌——深入受教育人群”。他和剑桥大学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斯坦纳（如今在日内瓦大学）曾经在剑桥大学任教多年。在剑桥大学，科学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在这里，瑞恰慈强调了语言、心理学、思想三者的内在不可分的联系，从而使英语研究现代化。也正是在这里，查尔斯·珀西·斯诺呼吁所有人接受“两种文化”（科学和人文学）的教育。如斯坦纳所知，语言研究是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的一个试金石：这在人文学种，惟有这一领域，科学方法通过结构语言学、转换语法、符号学的形式，似乎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不过，斯坦纳提出的问题是，当代语言学是真的人文主义的，还是潜在地非人文的？
巴别塔的故事说，“会说话的动物”遭受了一场天灾，从而丢失了一样的言语：
自从人们从伊甸园流放之后，这是又一次流放。失去同意语言的灾难性缺失，是人类再也无法填补的。不过，这一缺失真的如此灾难性吗？这难道不也是一次富有意义的“流散”吗？
乍看起来，这个问题无法回答，简直是一个宗教问题，或者形而上的问题。一样的语言，是不是好过众多的语言？这样的问题恰恰是神秘主义思想的土壤。斯坦纳迈出的一步（在这本移动的书里，他似乎同时下着好几盘棋）是，认为现代语言学并不是纯粹科学，潜意识中混入了千禧主义和卡巴拉主义的观念。不过，神秘也好，科学也好，所有语言理论都要解决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而在本书中，斯坦纳十分清晰（甚至过于详细）地说明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语言的繁冗，或“非经济”性质。世上大约有5000种不同语言，其中有些甚至在结构上就是“非经济的”。正如斯坦纳用其丰富多彩的方式所说的那样：“时常忍饥挨饿的亚马孙印第安人可能会比柏拉图拥有更多的动词时态以供挥霍。”
第二个问题，让我们从多转向一。既然这些语言如此复杂，那么它们如何能发挥效用呢？广为人知的回答就是，所有语言都具有一样的“深层结构”。斯坦纳把这个回答联系到“亚当语言”（堕落之前的语言）神话，联系到（通过建构一种人造、真正逻辑的语言）翻转“巴别塔灾难”的做法。从弗朗西斯·培根到诺姆·乔姆斯基，一种清晰、明确、普遍、一致的语言，始终是科学的梦想。
斯坦纳明确挑战了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理论，把它叫作“灵知”——一种灵性论而非怀疑论科学。他担心，乔姆斯基对“语言共性”的敲掉，不光是为时过早的，而且事实上也是错误的，必将给语言研究带来破坏。他更赞同本杰明·李·沃尔夫的看法。沃尔夫对亚利桑那州的霍皮人的田野研究，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是把句法和语义、外表和意义密切结合起来的思维体系。在沃尔夫看来，就像新批评学派严重的艺术品，语言也趋向于某种游牧的、不可译的存在。
这个领域的书籍，包括斯坦纳的在内，都比“神显”包含了更多的难题。不过，斯坦纳没确定，这些难题是知识的进步可以解决的真的难题，还是指向某种知识手段无法解决的神秘？我们解决一个难题，然后告别它——科学就这样不断清空库存。这过程中也许有错误，有一些超前的答案，但最根本的是——对于解决难题的信念。如果语言理论的“革命”失败了，这也许意味着，语言是某种神秘，而不仅是一个难题。也许语言是“小小的神秘”，像博尔赫斯说的那样。果真如此，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语言继续发出声音，而不是就此沉默——多样的言语产生的无数是个、小说、伪叙述不会令我们反感。
于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选择“沃尔夫还是乔姆斯基”，而且选择“巴别塔还是沉默”。“语言令人不知所以的过剩早已存在，并实际上让人类的事务变得复杂。在建造塔时， 各个民族无意中触及了一个重要的秘密：只有在沉默时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沉默着建造，这才是对神的威胁。”自从《悲剧之死》（1961）以来，沉默的诱惑就是斯坦纳作品中最大、最明显的秘密。他有一本叫作“语言与沉默”（1967）的作品。颇具争议的《蓝胡子城堡》（1971）就更直接地尝试讨论一座不一样的塔——用贝尔森集中营的尸体建造的塔。在本书中，他又一次问道：“我们能对贝尔森集中营说什么？”可是，他同时又说，耶利米“需要说神所说的”。面对这样的矛盾，《巴别塔》是献给语言的一首含混不清的赞美诗。
如果对于斯坦纳来说，沉默是一种理想而不是危险，那么，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责他的矛盾。对于陈词滥调、空话、废话的抱怨，都被斯坦纳以博学的方式展示出来。洋洋大观！这就是他将沉默去神秘化（而不是理想化）的方式。对于语言的信念的丧失，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是，他把各种不可说的情况（难以翻译的、难以讲出和表达的、无法言说的）合并起来，这种做法略显草率。如果我们想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这一主题的审慎思考，就更是如此了。
斯坦纳的知识方法，让他用某种大胆、联想、华丽的方式写作，贯穿他的所有研究领域。几乎哪里都是他的地盘。这样做的结果是削弱他的权威，而不是巩固他的权威。这不是因为他犯了某些错误，而是因为他的感性的评论和解释，夹杂着模糊的套话，还有多愁善感：
在这里，并非偶然地，一种朝着大胆、公开表述（正是这段话所质疑的东西）的欲望淹没了反思性的个人体验。
然而，本书做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贡献。这就是斯坦纳在标题里所说的第二个方面——翻译。廷代尔把伊拉斯谟的话翻译成精妙的英语：
转换语法不能拿来吟诵。这段话之所以感动人心，是因为伊拉斯谟把翻译同社会理想、福音理想关联起来。斯坦纳把这种理想加以扩展和世俗化，（或多或少是一种愿望）表示翻译是我们通向普遍性的唯一道路。我们都是翻译者：跨语种（语言间）的翻译，不过是更普遍的“解释学过程”的某种特殊（也许重要）形式。这种“解释学过程”包含某种语言内的“释义”。《巴别塔之后》一开始，对于莎士比亚的《辛伯林》中一段丰富、复杂的独白进行了语言内的“进一步翻译”。而在“语言内翻译”之外，还有另一个界定不明的领域，因为它涵盖了“私人语言”的神秘主义和情绪。在这一领域，学术就成了某种自言自语，一切都危险都由此而生。比起那些心不在焉的学者，斯坦纳更容易陷入这种危险。
斯坦纳最好的论述，是关于翻译的内在戏剧。本书最核心的一章，绝对是“解释学过程”。这一章把翻译的任务描述为某种四步模式。首先，是相信有某物等着被传递。第二步是侵入，像破解秘密、甚至性侵一样的占有行为。第三步是合并，在总是排斥外来者的地方给翻译文本找到容身之所。第四步是互惠或偿还，对我们母语的困扰做出补偿，完成整个循环：
本章中，对于观念的戏剧化极其精彩。它否定了“翻译即背叛”的说法。一系列文本演绎出这种四步模式。只有忠实的读者、真正会做比较的读者，才能把握这些文本。作者证明了他的观点：翻译可以成为文化理解中最慷慨、最有生产力的形式。
《巴别塔之后》读后感(四)：【转载】第二版序
（按：本文收录于《巴别塔之后》2020版中，格式有调整。本版系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本书是在某种困境中完成的。彼时，我在学术界正愈发被边缘化，也非常孤立。不过这并不一定是束缚。如今，终身教职，专家同行的认可，以及他们所赠予的帮助和光环只反映出投机和平庸的守旧并不稀奇。有价值的作品可能面对被排除、被孤立的境遇。科学研究和科技进步方面出现了大量成果，也达成了理论方面的重大合作。反观人文领域，在依靠直觉行文的学科里，委员会、研讨会和会议构成的循环却成为灭顶之灾。琐碎文字下方的脚注对学界同仁和支持者一一致谢，没有什么比这更荒唐了。在诗学、哲学和解释学领域，进行有价值的工作通常会与环境产生龃龉，甚至被边缘化。
然而危险仍然存在。《巴别塔之后》试图开拓一片新领域，开创一片新的论证空间。从塞内加到瓦尔特·本雅明和威拉德·冯·奥曼·蒯因，都提出过关于翻译及其现象学和哲学层面的真知灼见（虽然数量很少）。翻译从业者（虽然数量也很少）留下了对自己手艺的记述。西方文明赖以延续和传播的文学、历史、哲学翻译也为系统分析和思考留下了材料。
但在《巴别塔之后》以前，没有作品试图把修辞学、文学史、文学批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相互关联并投以全面的关注。没有人试图把翻译置于人类交流的中心进行有序而详尽的探讨，也没有作品试图发掘翻译的局限和语言间转换的潜力，与哲学对意识和意义之义的探究之间最直接、最紧张的关系。
这种新颖的综合性尝试之脆弱是无法避免的。如今，那些为人称许的学术研究业已分化成了细碎的专业知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常识的藐视。每一项教学任务和每一笔研究拨款都会缩小治学范围。只有微观视角能获得认可。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社发表的东西越来越多，话题却越来越少。注释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细枝末节，是关于某个并无实际意义的论点的层层评论堆积成的倒金字塔。专家带着仇恨鄙夷“通才”或“多面手”。而他们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的权威和技术支配力也确实展现了一种信念，一种无可指摘的谦卑，这是比较研究者——那些（或拙劣或武断地）跨越不同领域门限的人所不具备的。
妄图全面把握翻译中的诗艺已经够莽撞了，如果同时还孤立无援，没有来自大学其它部门具有同理心的读者所提供的支持，那无疑要陷入窘境。《巴别塔之后》的第一版有错误和不准确之处。有些遣词并不精确，尤其是在提到日后被称为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时。在讨论闪族语和印欧语句法中的时间性这个重要问题时，行文也不清楚。关于这些错误没有什么好辩解的，只能感谢那些指出了它们的人（尤其是爱德华·乌伦多夫教授一篇极为严肃的评论文章）。
不过学界对《巴别塔之后》的恶评并不源于对其细节的反对；本书表露出对某种宏大视角——即哲学问题、诗性感触和语言学之间在形式化的、技术层面的结合——的深刻忧虑。而对罗曼·雅各布森，对威廉·燕卜荪的《复杂词语的结构》，以及对肯尼斯·伯克而言（他是语言研究领域一位未被重视的大师），这种结合显然是解释学的必要条件。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专业知识间的鸿沟让人们沉醉在一个关于“科学”状态的伪命题中。集邮的人并不总是喜欢写信的人。
比直接抨击更有特色的方式是对这本书“在沉默中一笔带过”（passage under silence）。这个策略完美地体现在最近一篇关于哲学和翻译的（非常有见地的）论文的脚注中：“《巴别塔之后》被认为明显是翻译研究及其所涉及的哲学问题相关领域中最重要的文本。”此后再无提及和引用。
问世之后，《巴别塔之后》就遭到了模仿和剽窃，通常连致谢都不予提及。首次出现在该书中的一些主题已经衍生出了大量二手文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研究翻译，强调翻译之难，坚持不同语言间的特异性，从诗歌中旁征博引的书，本身都被翻译成了从罗马尼亚语到汉语的各种语言。我要怀着敬畏向那些承担了这项充满苦难的任务的人们表示感谢。每一次翻译都给原书中的基本命题打上了高光。不过，虽然《巴别塔之后》一直在印刷，但对学院派的语言学家，对那些要将翻译理论化或自命为翻译教师的人来说，它仍是在背的芒刺，是一个局外人目无法纪的妄动。
正因此，我十分珍视牛津大学出版社发出的再版邀请。错误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更正，论述中松散或模糊的地方也得到了修改，脚注得到了增补或扩写以涵盖1974—1975 年后出版的材料。书目——对本书怀有敌意的人都认为它是无价之宝，还加以盗用——也得到了更新。这项工作得以完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所（在比较文学领域最古老的）欧洲大学中的教职所提供的有利环境。我现在可以动用资源，与同事交换批评意见，并在研究中得到帮助，这些都是我当初撰写本书时无法得到的。我要特别感谢同事兼助手阿米纳达夫·戴克曼（Aminadav Dyckman)，他是一名语文学家、语言学家，也怀着极度的严谨性研习着斯拉夫语诗学。
然而即便是得到了修订，我仍然感觉《巴别塔之后》还会继续被语言学研究及语言和分析哲学界当作是应被忽略的流言或怪论（monstrum)。本书中的核心观点要么仍被蓄意误解，要么仍是危言耸听。下面让我不知悔改地对它们进行总结。
《巴别塔之后》认为翻译以正式且实用的方式隐含在各种交流行为中，隐含在每种模式的意义的每次收发中，不管是最广义的符号学层面的意义，还是更加具体的词语交流。理解即破译，听取意义即翻译。因此本质上，翻译行为在结构和执行上的方法和问题完全呈现在了言语和写作行为中，呈现在每种语言形象的编码之中。哪怕只涉及一种语言，这种人类言语的基本设置和模式也仍然存在，而语际翻译只是其中一种特别的应用。
这个大前提被人们广泛接受。很多人试图跨越历史时空、社会阶层、文化背景、专业认识在同一种语言内进行交流，他们所遭遇的种种困难被我用来阐明上述论点。具体来说，我希望人们思考语言习惯、有声无声、男性女性之间的极端差异所造成的翻译不足之困境。这不是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甚至也不是人类学（虽然它最具启发性）。这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本能的探索，他们试图发掘深埋的传统，说明男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以爱恨为名的交流中所出现的误会。这个主题对我们了解自己和社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来一些女权主义和“女性研究”潮流将这些纤细的证据妖魔化，把细节变得复杂。就我个人判断，这本书设下诸多诱饵，得到追逐的却寥寥无几。
虽然我们在用母语交流或接受信息时无时无刻不在“翻译”，但明显还是在两种语言相会时，翻译才会以更加重要且惯常的意义出现。存在两种不同的语言，在这个不起眼的星球上曾有过（粗略估计）逾两万种语言，这就是所谓的巴别塔问题。为什么人科人属智人种在基因和生理的各方面都十分相似，面对着同样的生物– 环境限制和进化可能性，却说着上万种彼此不能相互理解的语言，有些甚至相距只有数里？只用一种语言所带来的物质、经济和社会优势显而易见；不能相互理解，需要学习第二或第三语言但语音让人望而却步，语法难以把握又很“奇怪”，它们所造成的障碍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个基础且根本的难题，但大多数学院派语言学家认为它既无形又无法回答，因而置若罔闻（甚至人类语言起源这个著名的问题在不久之前都还被排除在“科学”的门庭之外）。
《巴别塔之后》援引有机物种之多样性，以进行达尔文式的类比。亚马孙的一隅中有上万种昆虫，亚马孙雨林的同一片地区或印度次大陆上的语言数量让人惊愕，二者之间是否有结构上的可比性？这个类比在首要层面上是失败的。达尔文的模型体现进化优势。不同的生命形式相互竞争着出现，但不管它们之间如何分化，如何不同，在环境中都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它们的繁衍增加了精确适应和生物演化的机会。
而相互不能沟通的语言所呈现的无序多元状态并不能带来这种好处。恰恰相反，若一种语言分化成不同的单元（即亚当语事件[the Adamic motif]），彼此之间成为杂音而无法沟通，那没有人会觉得这不是灾难，不是神对堕落的人类内部潜伏的骚动和傲慢之惩罚。即便是在表面上，成千上万种“巴别塔后的嘲哳”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困扰也是尽人皆知的。
但在第二个层面上，我们能从达尔文的模型中发掘出一条富有生命力的启示。《巴别塔之后》认为语言的创造力能够帮助人理解世界，这一点在人面对其命定的生物限制——死亡时是至关重要的。语法神奇（我就是要用这个词）的能力能创造出反事实语句、假设条件句以及未来时态，这给我们这个物种带来了希望，以触及个体消亡后的未来。我们忍耐着，带着创造力忍耐着，因为在面对现实时，我们有着不可或缺的说“不”的能力，我们能虚构出其他可能（alterity)，构造出梦想、意愿和期待中的“他者”（otherness）来为我们的意识提供栖身之所。在这个意义上，句法便具有了乌托邦和弥赛亚的形象。
每种人类语言都以不同的方式描画世界。生活在匮乏而贫瘠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中的人（比如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卡拉哈迪人）所使用的语言语法极为复杂，其中蕴含了对生命力的补偿。每种语言——并不存在“小”语种或次要语种——都构建了一套可能世界，塑造了用来记忆的结构。过去式用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变造就了历史。
因此，虽然全球语言数量过剩让人不知所措，但在人类精神资源和精神生存层面，有一套庞大而积极的“达尔文式”逻辑。一种语言灭亡时，一个潜在世界也随之灭亡。适者生存的概念在此并不适用。哪怕只被一小撮人使用，只被遭到毁灭的群体中残存的遗民所使用，语言自身还是包含无尽的可能，可以探索发现，可以重构现实，可以阐述梦想，而这些被我们理解为神话、诗歌、形而上的构想以及律法。与《巴别塔之后》共存的是全球范围内语言的加速消亡，以及所谓“主要语言”的清洗式统治，其强劲的效力来自于大众营销、技术政治和传媒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
奇怪的是，转换生成语法的原理体现了相当强的同一性，但乔姆斯基的政治理论却是极端反帝国主义的。对人脑中天生的普遍深层结构（虽然从未得到定义，也确实被排除在理性探究之外）的基本假设，必然会导致对偶然和表面现象的轻视，对语言多重性和差异性的淡化。
对转换生成理论的异议贯穿于《巴别塔之后》中，其关注点一是这种语法没能在自然语言中发掘足够多的例子以证明其“普遍”，二是乔姆斯基的图景与诗学和解释学在本质上毫无关联。如今，生成语法几乎完全退到了形式化层面，变成了某种抽象分析和元数学抽象算法，几乎不能涉及各种真实的“言语世界”与它们之间充满活力的差异。而惹人注目的是，诺斯特拉（Nostratian）理论取代了生成语法的“集权主义”，它试图寻找一种源语言（Ur-language）或原始语言，其它语言都由此派生而来。是否有证据能证明存在这样一个普遍的语言暂且不谈；但让诗人关切不已，让学着理解的人们心醉神迷而又无所适从的，反而是威廉·布莱克所谓的“精妙个例的神圣”（the holiness ofthe minute particular）。
可能这确实是我的错；但据我所见，多种语言的丰富性在人类精神领域不可或缺这一“达尔文式”的观点还没有得到阐明或论述。它是《巴别塔之后》的核心。
在这本书与目前学术经典和优秀期刊（虽然两者通常很不幸地是一回事）对它的接纳之间，存在着“理论”问题。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有其理论，它们具有预测意义，能得到严格的检验也能被证伪。能够展现更优秀理解力和应用性的理论会取代先前的理论。但这些标准完全不适用于人文领域。对哲学或美学素材的组织或分类没有任何预测效力。对美学和哲学的判断也不存在可信的实验证明或证伪。
在关乎直觉的学科中，在对感触的热烈回应中，在构成人文学科的理解和解答的技艺中，没有哪种范式、哪个学派的判断能消灭其对手。温克尔曼没有抹煞或取代亚里士多德；柯勒律治没让约翰逊博士过时；托·斯·艾略特对雪莱的评论也不能证明马修·阿诺德是错的。
因此我认为遍布在当前诗学、解释学、美学文章和标题中的“理论”这个词是虚假的（我怀疑在社会科学中亦然）。它并没有任何实际地位，也严重抹煞了文学和艺术上的观点、论述和发现中主观而又有创造力的先验（借用康德的术语）旨趣（在音乐分析中诚然存在真正的理论要素，当然这是说它们是“可形式化”的）。不存在“文学理论”也不存在“批评理论”。这样的标签是虚妄的装腔作势，或者是一种借用，明显来自于人文在面对科学和技术那令人艳羡的境况和大步流星的前进时的自怨自艾。而最确定无疑的是——还请现在列位细枝末节上的大师恕罪——不存在“翻译理论”。我们所做的只是对翻译过程的合理描述。我们能发现并找寻到的最多不过是对体验和经验的清晰叙述，对未完成工作的启发性或示范性的明确批注。这些都不具有“科学”地位。我们赖以感知的手段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可证伪的理论或运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而是我所谓的“运作暗喻”（working metaphor）。最精致的翻译不需要从最基础的（数学）图解或自封的理论家所推行的流程图中获得启示。翻译现在是，以后也会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一门精确的艺术”（an exact art）。
《巴别塔之后》所论述的翻译行为中，解释学运作的四步模式——“最初的信赖—侵入—合并—互惠或偿还”——也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对过程的描述。其效力来自于翻译从业者，来自于他们的记录，来自于他们屈指可数而又不常开放的工坊。“偿还”即恢复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容易遭到翻译本身破坏的平衡，这个概念也引出了极为复杂的伦理问题。在《巴别塔之后》问世后，有人试图进行阐释。但与我的寥寥数语一样，它们仍显不足。
如果要重写这本书的话，我最想着力探讨的问题有二：一是由翻译引起的挪用的道德问题；二是我称为“变形”的现象——译文本身的重量和光芒掩盖了原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十分重要，尤其是在这个解构批判横行，自卖自夸的学者把文本贬为“前文本”以便恣意取用的年代里。
在我撰写《巴别塔之后》（1991）时，英美语作为世界语正在逐渐统治这个星球，其趋势明显且看似不可逆。很大程度上看，现在亦是如此。科学、技术、商业、世界金融或多或少说着美式英语。侵略式的晚期资本主义和大规模营销理念如果对世界格局造成了任何改变的话，那它们肯定会继续强化“美式”言语的语言霸权地位。在大多数欠发达地区，这种言语似乎是唯一一座能让经济平步青云的天梯。更有甚者，计算机“语言”，电子通信的元语言编码和算法，这些正在给知识和生产、信息和规划的方方面面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东西，是建立在一种潜台词之上，建立在语言“史前”的基础上的，它本质上是英美语（如同我们可以说天主教及其历史在本质上具有拉丁语属性一样）。计算机和数据库说的是以英美语言为母语的“方言”。
不过现在的情形不似原来那般清晰了。激进的伦理和区域复归运动正在复萌。部落、区域、民族热切追寻着身份认同感，这些语言的决定因素正愈发强烈地抵制理性化趋势，对同质化和技术形式化益处的排斥也出乎人们的意料。为统一化所做的艰苦努力都无疾而终，印度和东南亚便是例子。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带来了一股近乎狂热的隔离（apartheid）意愿，以在邻近语言间确立自己的语言为本土语（在乌克兰、高加索和整个巴尔干都是如此）。另外，西班牙语和汉语正在发挥其领地和人口的能量，可能会动摇英美的主导地位。这个问题，以及未来语际翻译的功能，都是悬而未决的。
与第一版一样，修订过的《巴别塔之后》希望能够引起语言学哲学学者、思想史学者、诗学学者、音乐和艺术学者、语言学学者——当然最明显的还是译者——的重视。但它同时也恳切地期盼着一般读者，包括所有热爱语言，认为语言经验构成了自己人类属性的人的目光。最后，它也希望从诗人处得到反馈。
也就是说，它欢迎所有让语言鲜活起来的人，所有知道在巴别发生的事对人类来说既是陨灭（disaster)，又是天降洗礼（这也是“陨灭”这个词的语源）的人。
1991年7月于日内瓦/ 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