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版《资治通鉴》读后
《资治通鉴》我在国企上班的时候读过，这在当时是一个常识，人们通过这本书学习为政之道。除此之外，很少有什么书会告诉读者权力如何运转，人在权力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人应该如何自处。人不是天然就会做官，就会管理，就会权衡利弊进行决策，人是通过学习历史来思考借鉴，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相似的人，相似的事件，相似的处境，相似的权力关系都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总是能够从中找到参照。
当然，这一切不会摊开来放在纸面上直接说出来。所以，《资治通鉴》是一部需要反复阅读的历史书。一方面需要阅读300多万字的文本，熟悉其中描述的史实，对照作者司马光的评述。另一方面还需要挖掘文本之下的东西，司马光为什么选择某些史料，选择某些历史人物，而又要去掉另外一些，他如此记载如此编排史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后者对于读者而言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司马光此时并非在简单地记载历史，而是通过史料的叙述和安排表达自己对权力体系的看法，其中隐藏着他认为的运转机制。
这样一来，阅读《资治通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是阅读原版还是白话版，距离真正理解都有很大距离。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一个熟读《资治通鉴》的人，根据诸多史料，详细展开讲解一遍这套书，把司马光隐而不发的话，把司马光以为无需解释的话，都清清楚楚向读者讲一遍。虽然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是反复阅读300万字的一部书，对于今天的人而言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世易法移，时过境迁，人们应该换一种方式来读《资治通鉴》。
熊逸先生新出版了一套他个人解读的《资治通鉴》，我读后觉得这个版本更适合今天的人们。这套书开宗明义就是熊逸本人解读《资治通鉴》，不是翻译为白话文，也不是重写一遍历史，他最关心的问题正好是读者通常会忽略的问题：为什么司马光会这么写。在这套书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资治通鉴》读者不会去想的问题：为什么会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这一年有什么不同之处？
作者从这一个极细微的点开始，一点点剖开当时的历史，显露出司马光本人的价值观，和他个人对历史事件的判断标准。当读者自行阅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历史。而熊逸版《资治通鉴》则是读者在熊逸的帮助下，首先是透过司马光的眼光去看历史，这样可能在理解上更接近于原意。但是熊逸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补充大量史料交叉印证，努力让读者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历史。最后，熊逸也有他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尤其在意古今人物不同的想法，古今不同的权力手段，经常把历史拉到今天的现实环境下重新加以分析，讨论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我想这大概是最符合《资治通鉴》四个字的做法：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当我在阅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认为这套书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如果按照书名来理解这套书的用意，其实它更应该是一本充满总结归纳的书籍，把类似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单独提出来，讨论他们的得失，这样可能会更为有效且明确。像现在这样，整套书按照时间和事件顺序排列，读者反而要自行建立一套索引，思考前后历史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一次罢黩，一次战争，究竟有没有源头，后续又有什么余音？所以，更好的方式应该是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前因后果单独拎出来，而不是埋藏在史实的时间顺序之中让读者自行挖掘。
熊逸做到了我想做也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他的这套《资治通鉴》彻底打乱了原著的体例，写法大体上还是按照章节次序，但是熊逸会对内容进行判断，确定本章节中最重要，最值得讨论的内容是哪些，然后对前后不加区分，把所有相关内容都找出来进行分析，同时在《资治通鉴》之外还补充大量其他史料，旁征博引，和读者一起讨论几个问题：司马光为什么那么写？司马光写的是什么？司马光的想法正确与否？放在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
我认为自行阅读《资治通鉴》叫做看书，有了这套熊逸版的《资治通鉴》，才可以称之为读书。看进去了才叫做读，熊逸给了读者一扇进入《资治通鉴》的门。司马迁和司马光都是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开始著书，借助历史来纾解和表达自我。司马迁笔力更强，更富于文学性，因此读者喜欢。司马光则更加隐晦和内敛，因此读者就越发吃力。如今司马光所寄身的封建王朝和道统都已经湮灭，他的著作不妨可以换一种更加直接明了的方式来阅读。文明有兴衰，王朝有兴灭，但是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需要通过历史来观照自己的当下，这才是历史书籍的价值所在。
熊逸这套《资治通鉴》一共九册，只是第一辑。和当初司马光一样，熊逸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工程。等到熊逸把全本《资治通鉴》解读完，也许会达到九辑一百多本。但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完全用现代人的视角，通俗易懂的文字，重新解读一遍《资治通鉴》。也许在未来，这套书可以作为《资治通鉴》的入门书籍甚至是替代品，帮助人们理解过去从而理解现在，理解历史事件从而帮助现实局面，解决“我们何以在此”的问题。
这套书使用了非常可爱的小开本，很适合握在手中翻阅，让我真正做到了爱不释手，手不释卷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