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的名言
1、五四运动融合了爱国和民主两个关键要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提出，推动了民族主义高涨，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追求变革的路标。
然而“五四运动”在表现其运动主旨的“外争主权”方面却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诉求目标，而1924年的“废约运动”则明确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法律意义上实现中外之间平等的主题。在寻求废约这一过程中爆发“五卅运动”，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再掀高潮。 ----《历史学的境界》
4、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者需要为理想承担一切磨难，包括革命阵营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隔阂和误会，此所谓革命的“炼狱”也。然而革命年代，革命为最高宗旨，舍小我为大局，个人荣辱皆可全部抛开。在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捷报中，朱瑞触雷阵亡，是他革命一生的最后的自我完成。幸耶，不幸耶？ ----《革命年代》
5、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传统的“爱国”总是与“忠君”相联系，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发轫于西方，其具体形态为在公民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19世纪的维新派最早将民族主义观念引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至孙中山“民治、民有、民享”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已渐臻成熟。 ----《历史学的境界》
6、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为“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 ----《革命年代》
7、“20年代的那些激进革命青年，秉救国济世之宏志，怀义无反顾之决心，脱离旧家庭，脱离旧学校，或乘舟沿江而下，或束装奔向南国，离家别妇，从此，家乡的一切都慢慢遥远。在烽火革命路上，共同理想又把一对对革命男女组合成新的革命伴侣，几十年后革命成功，当年的青年红花白马，凯旋荣归故里时，旧时屋下端坐着的那位，早已是青丝变白发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 ----《革命年代》
8、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社会变革而来的，是一种渐进的，自发生产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革命年代》
9、儒家与中国现代化，
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连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10、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给中国人带来的一波波的屈辱感触发了中国民族意识的增长。在强烈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现代独立国家也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大诉求。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已与传统忠君爱国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是：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对自我优秀价值、文化的认同；为强盛国家、革新本国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制度和文化，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制度。 ----《历史学的境界》
11、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策略，在引入西方的科技、军事知识的同时，还是以传统方式拒绝进行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国民党所努力的“民族复兴”的成效有限，离建立一个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目标距离尚远。 ----《历史学的境界》
12、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连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成长。 ----《革命年代》
13、革命成功后，革命者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都变了，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传统进行转换，需要建立起以科层化为表征的理性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系统，培育具有兼容性的公民文化。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战时状态下的组织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层制虽然存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受空想乌托邦的破坏。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对此间题认识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从革命向执政转化的困难。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 ----《革命年代》
14、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肇始，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 ----《革命年代》
15、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性问题，他们希望建成对国家、集体的认同，同时又促使国家保障、维护个人的权利。梁启超在1900年流亡澳大利亚时，就对中国社会的某些严重弊端作出深刻的批评。
他说：“中国是一个奴隶的国家”，而西方每个人都有主权，即使孩子都“自治其事”，虽然梁启超的看法有表面化的缺点，因为他没看到澳大利亚的土著在当时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但澳大利亚在1900年后，确实开始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梁启超的观点其实就是五四的先声，他比胡适、陈独秀早了十几年，把“国家、民族、个人权利”联系在了一起。 ----《历史学的境界》
16、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困局，民族主义的要义是建立强大国家，民主主义的要义是保障个人自由。民族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民族主义的作用对中国进程的实际影响更为显现。民族主义有它的限度问题，在限度之内，它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它是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正当防卫的强大武器，但民族主义也有可能成为某些保守势力煽惑人心的工具。 ----《历史学的境界》
17、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其军队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国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却是一个信仰上帝的政治家、军事家兼道学家。 ----《革命年代》
18、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能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变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 ----《革命年代》
19、中国的自由主义鲜有传统读书人的骨气。他提出，真正的理想主义应在质疑中进行。尉天雏说:历史不仅是事实的呈现，它实在也是一种审判，这审判不管是对于过去，对于现在都是一样的。
最后，我的看法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左翼元素的存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左翼文化其中的进取、参与、反省、批判的气质应是需要的，它对今天发展中的某些弊端也许是一个“解毒剂”。我觉得有两种情况是值得反省的:“整体性文化”的绝对主义思想逻辑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的。另外，在今天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是否也有资本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隐性控制的问题?我想在任何时候都应有多样性的存在，特别是在艺术的表达、内容的多样性方面应该有广泛的选择空间。 ----《革命年代》
20、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即丧失了独立的关税自主权，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值百抽五”关税税率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随着1928年北伐告成，列强相继承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于是正式提出重订关税条约。国民政府原想与各国集体谈判解决新约问题，但遭到了拒绝。美国出于遏止日本在东亚急速扩张的考虑，率先与中国修订新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做出重大的让步后，中国方才与日本签定了关税协定，至此中国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 ----《历史学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