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现代性与大屠杀》 有感
书中还提到受害者们配合进入被屠杀的境地却不反抗的现象,鲍曼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为受害者的“理性选择”。鲍曼解释道:“大屠杀经历在其所有恶果中展示出来的是行动者之心理(一种心理现象)与行动之理性(对行动者而言依其客观的后果来衡量)之间的区别。只有当这两种理性共鸣和重叠的时候,理性才是个人行为的好的指导。否则,它变成了一件自杀的武器。” 纳粹首先建立了犹太管理委员会,将犹太人中的领袖人物控制住,因为“希望身份群体一旦被剥夺了领袖和核心权威,就会成为一团散沙,不能坚守其自我认同,并最终丧失防御的权力”就是这种 “拯救你能拯救者”的策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直到被送到毒气室为止。在这一过程中,犹太人之所以配合,是因为他们具有理性,“犹太人因此能够在其压迫者的控制下活动,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把自己的死亡拽得更近,然而引导他们行为的却是经过理性解释的目标,那就是:继续活下去”。看起来这是一个悖论,犹太人为了活下去却将自己推向离死亡更近的一步,但是这种现象确确实实存在,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犹太人已经被卷入整个权力结构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逃脱或者说理性选择后逃脱的代价太大,另一方面则是道德让位于理性选择,对于犹太人来讲牺牲别人性命来保全自己无疑是最具有理性的选择。正是行动之理性与行动者之理性的不调和并且在最后放弃了道德这一重要的力量,才造成犹太人最终自己配合进入被屠杀的境地。
“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而另行选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鲍曼对于现代性的反思要求人类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无条件地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