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感到自由，是因为父亲一直在背后 ”
他参与一手筹建了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工作繁忙，所以他自嘲是“业余艺术家”。
2014年，谭平告别自己学习和工作30多年的中央美院，生活进入另一个阶段。当策展人巫鸿说做一次回顾展时，谭平有点犹豫，“我还没那么老吧。”巫鸿笑着让他放心。
应邀，许多朋友赶来重聚，比如与谭平同样也在德国学习、恋爱与迷茫的艺术家刘野。
80年代末，刘野和谭平都飘在德国。孤独，是两人常常提及的感受，“德语也不怎么好，到现在也没搞明白时态。”刘野笑。
在同一所大学里学绘画，两人的工作室住斜对门。共同的失语感让两人更加亲近，老在一块交流。
谭平与妻子、艺术家滕菲在德国
当时，国内对极简和观念艺术的看法，还处于一种朦胧之中。刘野总去逛学生作品展，一眼记住了谭平的画。“他的画有一些独特的构成方法，比起其他艺术家更简洁，我觉得这个人画得挺‘洋气’的。”
《晨》，1984
谭平提到自己早年经过家乡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安静村庄时，那种“理性般存在”的感觉带给他的创作欲望。
一种克制、理性的气质，和随时想要从当下逃脱的冲动，很早就出现在他的画作中。
01
背过身去
谭平念大四的时候，中国艺术院校正流行“深入生活”，许许多多的艺术学生远赴农村，“下乡采风”。这类创作一般都讲求现实主义，描绘风土人情。
别的人画矿工，总是刻画矿工的形象、动作、皱纹，直抒苦难。而谭平把这些东西全都去掉，“只是描绘他们在行走”。
《矿工系列》，1984，左滑可看更多
下矿井时，他满脑子充斥着关于矿难的悲惨故事。矿车轰隆隆地一路斜向地底深处，直到几百上千米，人们在以非常原始的工具作业，漆黑里透一点微光。通行间，还要穿过煤层——从厚厚的煤层中间挖出一个小道，但凡地下有点震动，人就会被压在煤层之间成为化石。
“在里面，你会感觉时间变得特别长，人的生命随时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
上来之后，他好长时间说不出话。
“我把情节抽离了，画的是在行走中的矿工。在乌黑的巷道中，通过灯光，你看到的就是矿工的眼白和牙齿。”
《矿工系列》，1984
“正面侧面背面，全在走。所有的都在行走。我觉得就跟生命一样，都是在一种行进过程中。 ”
“生命就是在这样一瞬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说，这是他对生命的理解。
那几年，他画了许多背影。
《背影》，1985
“当时在画的时候，我就想把人们看过来的眼神，全部都去掉。过去，我们看一张画，经常关注着画中人的形象，于是，你的眼光总会受到这些琐碎东西的诱惑，但你真正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并不在这些形象之中。”
哲学研究者王歌，则由《背影》联系起弗里德里希的《岸边的僧侣》，她谈到，当人背过身去，这个旋转，就从一个你要看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关于“他在看什么？”与 “我在看什么的？” 的反思游戏。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转身。”
“之后，我的画就一步步，从正面到背面，然后到一点、一点，到风景，到‘没有’。我想看看，最终我是不是能够呈现一个完整的我？”谭平谈到。
《黑海》，1986
《黑海》这幅画中有三个时间。只有最下面的沙滩部分，是作画期间的”当下“：
1986年，谭平与后来的妻子一起去南戴河。阳光要到近傍晚才和煦下来，所以他们总是那时才去沙滩。“阳光斜斜着照下来，很温暖，很闲适。”
“小时候总跟我叔叔到到海边去赶海。大海涨潮之后，很多螃蟹上来，他们就用那种大网推着，从海的这头，推到那头，我当时就在岸边待着，看着叔叔越走越远，夜里的海是全黑的，只有远处的白浪，哗哗哗滚过来，等我叔叔走到看不见的时候，我就特别恐惧。”
02
艺术家并不是在不断的创新
而是不断地找回自己
一边是工作的占据，另一边是刚从一个抽象艺术疯狂发展的国度回来，难以适应国内的境况。
那时正是1994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国内整个市场化的变化很大，我就发现自己做的那么单纯的东西，和国内各种发展好像不匹配，也不知道自己画这样的东西干嘛？”
在谭平的描述中，那是一位“从来不知道疲惫的”、“比我高大得多的”军人。
“我小时候跟我爷爷奶奶长大，后来回到父母身边时赶上‘文革’，父母没有时间管我，以至于我后来对父母没有特别强的亲近感，不太想家，也比较独立、自由。“
但这件事情发生后，他突然发现，他感到自由，只是因为父亲一直在那。
谭平在工作室，摄影：郝科
意识到有一天要面临”父亲有可能不在了“这件事，给他非常大的冲击。
“我在上海的肿瘤医院看到从父亲体内取出约十公分大的肿瘤，当医生用手术刀飞快地将其切割开时，这枚肿瘤就像鸡肫被剖开的样子……撑满了鱼籽般大小的黑色颗粒：这就是细胞，癌细胞……那些黑色的颗粒没有水分，好像随时都会飞散开来。”
《吞噬》，2005
“直至今日我仍记忆犹新。一种难以名状的刺痛随之暗藏于我灵魂深处，蚕食着我不够强韧的神经……”
“那个画面、那个东西好像总在你眼前。”
《谎言》，2005
癌细胞越来越小，慢慢扩散，慢慢跑到画面边缘去，变化成其他不同的东西—— “比如像蝴蝶一样飞起来的感觉。”
“那个时候从颜色上已经从死亡的象征转变其他东西了，圆圈也逐渐地从细胞，变成了星空一样，离你非常远。”
《蓝“象”》，2007
“扩散和弥漫不仅是细胞的生长规律，也可以视为现实中所有事物呈现的特征。”央美院长范迪安评论道。
最终，在画面越来越“美”的不自觉趋势下，谭平主动结束了这一阶段的创作。
下图中，上方是2008年画的，下方是2018年的。在此次余德耀美术馆《双重奏》的展览上，这两幅画被并排放在一起，也产生了新的关联反应。
上图 《诞生》，2008 ； 下图 《无题》，2018
“2008年的时候，我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经历、家庭，是向内的，但2018年时，我更多的是面对变化，是对当下的一个价值观激烈冲撞过程的表达。”
“当你把几年的作品放在一块儿，把它们当作一件作品，人就重新处理了时间。“
现阶段，谭平在往回看，寻找着一种“单纯”的感觉。
“很多时候，你面向未来找的时候，有时会对方向感到困惑，有时你又会发现，未来，实际上是没有头的。”
“她一岁的时候，你给她一个笔，她就可以在墙上画，一开始就画直道儿，稍微长大一点了，就可以画圆圈......然后，她又可以在这个圆形上再画小圆，然后还画胳膊......长大之后，她的画就开始有学习的痕迹，直接的东西越来越少，间接的东西越来越多。”
“直道儿当中所蕴含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我们过去在画一个直道的时候，总希望把所有的技法都放在里面。”
“我们说三岁看老，我想，当你四五十岁时候的时候，把作品放在一起，发现：哦，你还是你，没有变 ，那就很好。“
03
把绘画当做一种生活的整理
包括这一次展览中展出的“覆盖”系列，谭平将它比作，“就像小时候，你给我一个东西，我就给拆了。”
展览中的过程视频里，一把饱蘸黑色墨汁的浓稠的笔刷，抹平了画底下的上一幅画。
策展人巫鸿谈到，“每一层的覆盖又伴随着一种新的形式的的建构......再推翻......到最后把这种过程中的建构推向一个高峰。"
"而最后留下来的结果，虽然只是一片灰色，但里头充斥着一个时间的灰度。”
图中左侧的灰色底画，则是覆盖最后留下的那副画
除了教职工作，谭平还承担许多管理和行政工作，时间被切成碎片，繁杂的人事变化，也让他的生活处于一种烦躁之中。
每天去工作室里，把画过的画覆盖一遍，成了他自我整理的一种方式。
《一张画两年半》，2016-2018
每天花十分钟，涂完就走了。
“正好是想寻找一种距离。在那块（生活中）特乱的时候，你就要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个简约的东西，这样才能让你感觉达到一个平衡。”
名为《+40m》的作品，是12年谭平为自己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1劃》专门创作的。中国美术馆的圆厅一共有37米，他就做了40米长的一根线。那也是中国美术馆的圆厅第一次呈现一位抽象艺术家的个人展览。
结果，他到了现场之后，觉得自己的抽象画不属于那样一个圆形的空间。
“我觉得一定要做一个属于这个空间的作品。”
“在某一时刻，一种小孩的破坏欲产生了，我们小时候放学回家，总拿一根棍划着墙回家，我说，我能不能在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也划一刀破坏一下？”
在刀刻时， 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工作规则， 每一米，用十分钟，总共用6小时。
“要有这么一个限定，这样才可能在40米下来后总体看来比较完整，不然的话，刻到后面都没劲儿了。而且，如果你今天和明天状态不一样的话，连续性就不行了。”
“一开始你总想刻条直线，心理变化就会特别多，但到后面，心态就自然了。在过去，我们画画，好像总是去完成一个你已经想好的效果，但在这里，你会把未来的结果都忘掉，就剩此时此刻。”
2014年的《彳亍》，也是这样的一类作品，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他几乎每天都会画这样的素描。限定2 分钟一张。
“那一段工作特别忙，先是做奥运相关的工作，后来又是作为总指挥，举办世界设计师大会，上千人来到中央美院......特别紧张。 ”
“一开始画得挺快的，2分钟就显得很长，然后我就把时间放慢，当你放慢的时候，你就不再像画快时，注重的是画面整体的结构，你关注的，变成那根粗的炭条在纸上滑动的那么一个瞬间。”
“我们总是去评判一张画如何有特点，其实都是对结果的一个判定。而对我来讲，最有创造力的是这个过程。 如果你能够制定一个很有意思的、创造性的过程，你就会在每张画上得到不同的创造性的结果。”
“一开始画这个的时候，我还会画圆，后来就没有了，我（不自觉地）开始画直线。“
“看孙女儿画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现在画的直道儿这么多，我是不是找到了原初的那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