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陈年旧事儿
都是四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但是记忆犹新。
插队下乡到农村两年，基本上成了标准社员。那阵子的乡镇是人民公社，每个村都是生产大队。我们几十个城里来的知青就住在大队部的院子里。每天早晨天一亮，叫醒的太喇叭准时在耳边吼起来。
“社员同志们，起床喽！该动弹了！”反复好几遍，耳朵堵起来也不成。喊完以后就是音乐，音乐总是那两首。“大海航行靠舵手”“阿佤山寨”。春梦值百金，睡个懒觉实在是难啊。
农村下地干活，春夏秋季还挺好，眼中开阔，集体经济时成帮成队的干活。有男有女，叽叽咯咯。最难受的数九寒天。按说天道设计就是大地严冻，让人休养生息，冬贮藏锐。可那些个挨千刀的干部作秀，大冬天让一出勤两送饭，就着西北风吃高粱面发糕，我们一伙男女的胃口不少人弄坏了。那阵就日日熬盼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哇。
又入冬了。北风萧瑟，大地枯黄。两手背的冻裂口丝丝的疼。痛苦的熬度又开始了。
从城里回家的队友突然带回了小道消息，说要招工了。大家喜不自禁，男女串门相告。“老天爷，这下回城有希望了”。那时候是传统的“唾沫互联网”，像古代传递军情的烽火台。小道消息一般还很准。
一晚上几乎没睡。高兴呀。生活又要面临改变，人生又可能做重新规划。在这以前还玄乎的想，倘若真的扎根在这里，和老社员同志们一样“吃了婆姨(娶媳妇)，生了一堆娃”，怕怕了。虽然我们一堆男女围在一起学习了报纸，觉悟的高调，广阔天地好，豪言壮语的哇啦，实际都各怀鬼胎。心中经常默默的祷告，回城里去，回到父母身边去。
漫飞的小道消息终于飘落在地。第一批招工指标下来了，市印染厂给两个指标。几十张嘴面对两碗饭，谁也是虎视耽耽。大队领导研究过了，以平时劳动和出勤好的排队优先。我是插队生的队长，论吃苦受罪，还是和村里干部的关系，都算不赖。但我没看上印染厂，自动退后。因为我有的帐算啊。那时政府有硬性规定的，家里兄弟姐妹多的，政策允许留一个在爹娘身边。如果我回到本榆次城工作，我的老弟老妹就都得到广阔天地去。兄弟如手足嘛，特有的拯救心理告诉我，找外地的工厂吧，起码可以免去了老妹的农村“再教育”。
事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这帮所谓知青，大部分都是初中刚毕业，一般是十七、八岁，是在闹腾的环境中长大的青瓜蛋。
我得到了理想的一个招工指标。外地，军工企业。太兴奋了。招工人员给了几张表格填写，激动的手还颤抖。能录取了吗？心惊胆战。军工厂是做炮弹的，审查的资格很严。特别是政审，家里的祖宗八代如果沾点儿“腥气”就没门了。腥气就是“黑五类”，有资本家，海外关系的都不行。咱这点踏实，祖上几辈都是穷光蛋，很体面。加上有我母亲的奔走，活人找门路是人的常情了。于是我顺利的进了军工企业的大门。
军工企业那时是很神秘的，尤其是专门组装炮弹的工厂，建在山脚下，离城有十几里地。我们的工厂建设的很漂亮，厂区占地面积特别大。负责保卫的有荷枪实弹的警卫连。靠围墙还有巡逻步道，流动哨卡。建厂时间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苏联是老大哥，帮助设计建的工厂办公居住区，都是苏式模样。
我们这批新员工共200多男女，都是从农村下乡插队的知青中遴选的。
很快分配了工种。关系无处不在，和劳资科管分配的疏通了，选择学习点技术活儿。于是我有幸到了动力机加车间，做了安装维修钳工。和其它工友比较，钳工是算牛的工种，一技在手，一辈吃穿不愁。炮弹生产线上的工友，就是工序简单熟练的操作。如果恰巧分到毛巾擦拭弹壳的岗位，每天的活儿就是使用烂一打打毛巾。
技术工种虽然好，但每月的工资比人少好几块，学徒期三年，月薪二十块，每年长两块。那点儿钱自然得抠住花。好在物价都不高。工厂有三千多员工，生活区算完善的，有大礼堂供放映电影和节目演出，有足球篮球场。紧挨的一排平房是百货店，过来是两间房子简陋的小饭店。那阵下饭馆子是奢侈的事儿。一份“过油肉”三毛二分钱虽然不贵，但吃一次心疼。家里来了客人，一般凑上几个小碟子，是盛情款待。
我们在机加工车间的小角落。当天上班就指派了带工的师傅。我的师傅四十岁上下，北京人。有了自己的小工箱，发了劳动布做的灰兰色工作衣，包括鞋帽。头几十天，不离一把劳动工具，锉刀。这是所有钳工的基本功。站在笨重的工作台边，老虎钳上夹一块方铁，然后锉啊锉，一头一身的臭汗，直至锉平自如。农民羡慕工人，实际都一样辛苦。做工人，枯燥无味的重复，实在不如站在太阳当头的大田舒爽。
好在工厂上班跟着钟表转。而在农村做社员跟着太阳转。夏日天长，太阳露脸早，回去的晚，生产队劳动耐熬。工人八小时外，有许多业余的时间。年轻的工友聚在一起，有单身宿舍楼。下班后三三两两的，经营自己的闲空。那阵子哪有现在的电视呀，互联网，手机，单身楼一部电话机，有人看的很紧。打扑克，下象棋是一般的游戏，或者大礼堂看场电影。离城很远，逛街也没去处。都在二十上下的男女，动物的发情期自然挡不住。求偶有多种方式，牵线搭桥碰撞不是简单的事。羡慕现代的人，手机在手，不到十秒就可以“我想你”“我喜欢你”。那时难啊。爱显摆的红男绿女只能钻到人多的地方转呀晒呀。亮亮肌肉，卖一下美丽。呵，想起来很原始。下乡期间有谈起恋爱的，靠的是鸿雁传书。厂里的小邮电所每天很热闹，挂在墙边的插信布兜上每天鼓鼓囊囊。信封里的爱情虽然来的很迟钝，男女情火燃烧的却很充分。
我们宿舍的春儿、二小都有心仪的恋人，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跑邮局，兴高釆烈的跑回宿舍。那脸上呈现的笑容和情绪，有时情不自禁的哼起小调，时而也出现阴沉的脸色。我也能大致读出来信的内容。恋人信里的话语就是准确的天气预报。几句甜言蜜语，屁颠屁颠的开心，想把肠子抖出来跳舞玩。一度出现了感情危机的话，脸色阴沉，那脾气不一般。心知肚明，爱情遇到了霜冻。
那是一段纯味美好的时光。传统的，满带土味儿的爱情方式。小伙们闲聊的高兴了，有时邪门的构思，浅浅的探路。你摸过她的手吗？你亲过她吗？如果有人探险的问你们哪个了没有，你会以为问话的很不正经，生活作风有问题。连续谈过几个对象的，更危险，有人会咬耳朵悄悄话，说他有流氓的习气。
改革开放的风刮到北方，再刮到我们偏僻的山脚很慢。我们的年轻是在穷字上熬过的。工厂的大食堂，几百号单身男女的世界。吃饭排队，叽叽喳喳异常的热闹。饭菜十分的单调，粗粮为主，细粮为辅。玉米面窝头，吃久了一看见就想皱眉头。就着一勺菜下肚也难，缺油多盐的菜中拨拉几回，难看见几块肉星。午饭还变着面条窝头的换个花样，早晚饭一年四季都一张脸，小米汤，馒头窝头，几分钱小菜。食堂掌勺的师傅很厉害，打饭窗口一站，大家都得送去讨好的笑脸。他一不开心，手中的饭勺一抖，本来馋人的几块肉星又掉回菜盆里了。职位并不高档，管嘴的差事就有权。有个叫宝师傅的肉脸厨师，据说泡了我们几个单身的美女呢。饿了的鲜花有时还自愿插在牛粪上呢。
开放了日子逐渐好起来。南方的大米流过来了，农民可以种自留地，蔬菜肉类一下丰富充足。到了80年代初，菜蓝子逐渐丰富了，吃肉和细粮不再发愁。
我们的工厂很富有。军工产品花钱也不心疼。组装炮弹成品的引信，弹头，弹壳，火药等都从各地运来。包装箱都是实木，连外包装的壳也是自然生长的方木硬杂木。
国营企业的病就是公家的。公家的意思就是不是你家的，也不是我家的。
饱暖知礼节，贫困起盗心，那是一点也不假。在集体经济的生产队，如果没有巡田的民兵，地里长的粮食至少要被偷走一半。
说偷和盗很难听。拿，温柔点儿。
那阵儿我们就得意一句话，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工资也低，生活也苦，干多干少一个样。是龙你得爬着，是虎你得蹲着。有本亊也无用武之地。谁能投机取巧鬼糊弄，谁反而活得有滋味。
家属院在厂区的怀抱里，绿树稠密，建筑模样都是苏式的套式平房，户户切成豆腐小块。你进了任何一家，家里摆放的各种家俱，大家都心照不宣，都是从生产区不间断的“拿”的。工人师傅手巧匠人多，干个木工活不在话下。家俱是拿的，擦脸洗浴的毛巾是拿的，拖地的墩布是用擦机器的棉纱绑的，台灯是在车间私活儿做的。厨房的那套更别说了。炉灶，捅火棍，泥铲子，炒瓢，剔尖板子，擀面板…。
拿，成了工人的习惯动作。有手勤的手痒的，每天从车间下班回家，如果没啥日用的，就是一根小铁钉小铜丝也要收获回家中。在大家的眼中心中，也不算一回事儿。不拿白不拿，好拿的不是坏人，不拿的也不认为你高尚。
没有熬盼的野心，波澜不惊的生活，这就叫大锅饭理念。坐在那里犯困吧，睡觉的时间足够。胡思乱想又有什么用。许多人想发财，想赚钱，都是心底的渴望，说出来要丟人。熬吧。人人都几十块工资。鬼才会想到这辈子咽气以前，能住上摩天大楼，还有私家轿车。
改革开放的风，在80年代初缓缓刮过来。厂里有从南方出差回来的，捎来一批批变化发财的故事。很快有南门窗关系的带回走私的电子表，收录机。有的人家炫酷，大胆的播放起肉麻心痒的邓丽君情歌。老小工人暗流涌动，人们突然不再安分守己。
很快，听说有运输队的司机辞了公职去打工，一个月能赚三、五百块钱呢。是我们收入的好多倍，羡慕煞一堆人。
真正闻到了开放的味道。钻在山沟里的我，已不再甘心钻在高大的机加工车间了却一生。想到了走出去。哪怕是县城，世界也大的多。于是动用了社会关系，调到离工厂十几里外的县公安局。那时的公安很不值钱，台阶也低，厂里的同事称“烂活计”。干了烂警察。也罢，警察赚的钱很少。我想国家机器，上层建筑，总会大有作为。
结束了六年的工厂经历，又换了一种人生游戏。离开时五味杂陈。每天穿着油不拉叽的工作服转悠，闻着刺鼻的汽机油味，听着隆隆作响的机床轰鸣，看着张张工作帽下熟悉的老脸庞，心里阵阵酸涩的滋味。车间领导还把我当人看，吃偏饭选人才，送我到天津精密机修厂培养。我辜负了，我背叛了。但工厂的陈年旧事，反倒成了我毕生最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