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史研究I读后感100字
《安南史研究I》是一本由[日] 山本达郎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5.00元，页数：2018-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安南史研究I》读后感(一)：《安南史研究I 》力推
山本达郎的《安南史研究》中文版终于和读者见面，得以拜读全书。该书内容详实，资料丰富，脉络清晰，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安南史研究巨作。该书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即从日本的角度来研究安南史，审视中越两国关。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巨作，踏实和执着造就了这部经典之作，值得拜读全书，大力推荐！
大师之作，期待已久。本书期待已久。尤其是译者，既是一名专业的国际关系学者，又是一名专业的翻译大师。其翻译出版的学术文献不在少数。本书的译者对越南，以及东南亚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研究，且出版文献、成果颇丰，又掌握精通的日语，实在是这本书籍翻译的不二人选。期待本书的问世。本书是喜爱东南亚历史，有志从事东南亚古代史研究的必备书籍。
《安南史研究I》读后感(三)：安南史研究
山本达郎作为日本学者，从第三者的观点客观审慎研究中越两国的历史关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为中越两国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不可企及，同时也指明中越两国学术需要努力与前进的方向。这部宏篇巨著，旁征博引、考证精细、高见迭出，不愧为日本学者中越关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无人出其右者，足见山本治学严谨、用功至深。
《安南史研究I》读后感(四)：力荐《安南史研究I》——越南史研究必读书籍
中国、越南学界对于越南史的研究多集中在中越关系史领域，但关于历史的叙述双方各有倾向性。山本达郎先生作为日本东南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在这本《安南史研究》中通过细致的考究、严谨的引经据典以及巧妙的文章构思，不仅给读者提供了第三方学者的客观视角，同时也勾勒出元明两朝时期中越两国关系的宏大历史画卷。这本书必然对学术界关于越南历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非常值得推荐！
《安南史研究I》读后感(五)：出版社出动各种关系号来营销，无耻之极
现在网上根本没有这本书的什么资讯，根本连哪里能买到都不知道。而出版社这几天疯狂用小号来刷屏，虚假评论这本书，显得很有意思是吗？我实在是想不通。出版社能不能干点实事，没见过这么无聊的，简直是搞笑。希望相关负责人能够走点心吧，别老是做如此无聊的事情了。希望引以为戒。另外，这本书也算是老古董了，1950年代的产物，也不知道研究观点是否还跟得上现在的进度，这是要打个问号的？
《安南史研究I》读后感(六)：【转】魏超：山本达郎教授小传
【导言】山本达郎（1910-2001）教授是“东京文献学派”的重要代表，倾其一生专治东洋史，尤以越南史研究著称。他所撰写的《安南史研究》，以及一 系列专题论文，已经成为后学研治越南历史的“枕中鸿宝”，其中《安南史研究》一书，是山本氏的博士论文，虽然早在1950年即由日本东京出版，但国内一直 未有译本，据悉，“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项目第一批翻译书目即列有此书，如若能实现，必将惠泽诸多学人。鉴于国内有关山本教授的文章十分少见，我们实有必 要将这位学术大匠之生平做一介绍，本文由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魏超撰写，文后附录中，列有山本先生有关越南史的著述目录，以供读者参考。
图一、山本达郎教授（1910-2001）山本达郎（やまもとたつろう，Yamamoto Tatsuro，1910.06.16-2001.01.24）教授是日本著名东洋史专家，亦是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东洋史泰斗白鸟库吉教授开创的“东京文献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山本达郎教授，1910年6月16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一番町，家中排行第二。山本先生本姓松村，出生后的第二年，即为外祖父山本达雄及外祖母多穗子以养子名义抚养在山本家，因此跟随外祖父家族一谱，改姓山本。
山本达郎教授家世颇为显要，父亲是曾任日本贵族院议员、参议院议员等的松村真一郎（まつむら-しんいちろう，1880.01.02-1963.06.02）；弟弟松村敬一，曾任日本经济规划部副部长；其外祖父则是日本银行家、政治家，曾任日本银行总裁、大藏大臣、内务大臣等的山本达雄（やまもとたつお，1856.04.07-1947.11.12）男爵；外祖母多穗子出生于日本长崎，毕业于东京樱井女塾和长崎活水女学校；父亲松村真一郎生于大阪，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担任政府行政官员，此后又历任日本“全国农业共济协会”会长，“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母亲笑子亦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如此优渥的家庭环境，或许给山本达郎教授此后的治学之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山本先生自小即在外祖母多穗子（亦称养母）的照料下成长。1920年，山本先生10岁之时，趁着学校放春假，在外祖母的带领下，开启了第一次京都、奈良之旅，参观了百济观音，黄檗山万福寺等名胜古迹。第二年（1921），又在外祖母的带领下游览了名古屋等地。京都、奈良、名古屋都是日本著名的文化圣地，保存了大量的古迹名胜，沉淀了上千年的唐宋文化。这样一种游历，在十岁的山本先生内心深处究竟留下了怎样的一种影响，或许从数年之后山本先生选择了东洋史作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可以略窥一二。而这些都离不开外祖母对他的熏陶，不幸的是，1922年，山本先生的外祖母逝世。
1923年，山本达郎教授入七年制高等学校就读。在其17岁那年，山本先生经历了他人生当中一次重要的选择。1927年，山本先生的生母笑子的老师，日本著名心理学家高島平三郎先生建议下，山本先生决定以后治学东洋史专业，并经浅野利三郎的介绍下，听取了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三剑客”之一的加藤繁的讲座。
1930年3月，山本达郎教授从东京高等学校毕业，按照此前即已设定好的求学之路，同年4月入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东洋史泰斗白鸟库吉创立的“东京文献学派”之学术重镇，在同一级同学中，诸多后来成为了名噪一时的东洋史专家，如研究蒙古史的青木富太郎、研究教育史的铃木朝英、研究宋史的周藤吉之和中岛敏、以及研究清史的吉田金一等。大学期间，山本达郎教授接受了系统的东洋史研究训练，先后师从今井登志喜（讲授史学概论、英国社会史）、辻善之助（讲授国史概论）、村川坚固与齐藤请太郎（讲授西洋史概说）、原田淑人（讲授考古学），并且还接受了各种语言训练，如辻直四郎（讲授梵语）、池田澄达（讲授西藏语）、荒木茂（讲授波斯语）、竹田复（讲授汉语）、铃木信太郎（讲授法语）等。而同时期，还有作为“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的三位导师，分别是日本现代研究朝鲜史第一人池内宏教授，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学者，被誉为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第一人的加藤繁教授，被日本学界誉为日本现代研究中国满蒙史、清史第一人的和田清教授。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专业，可谓巨星璀璨，大家辈出，山本先生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内，练就了扎实的治学基础。
1933年3月31日，山本达郎教授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其毕业论文题目为《郑和西征考》，全文分为三篇，分别为第一篇《郑和的西征》、第二篇《郑和航海图的研究》、第三篇《东西洋名称起源的研究》，后经和田清教授推荐，其中第三、第一篇分别于《东洋学报》1933年10月和1934年4月发表。同年4月，山本达郎先生入读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院，研习“海洋史”，在东洋史大家池内宏教授的指导下，展开研究，其研究题目为《明代以前南海史的研究》，同时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助手，同时期进入研究所的还有以研究思想史著称的板野长八以及中岛敏等。
1936年3月到8月，山本达郎教授用近五个月时间，游历了中国的上海、香港、广东、澳门、北海以及越南的海防、河内等地，并到河内法国巴黎远东学院进行考察和资料收集。随后又赴越南清化、顺化、胡志明，泰国曼谷等地考察访问。同年12月，山本先生与日本实业家原邦造之女原澄子结为伉俪，此后，原澄子入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师从清水泰次教授。而清水泰次教授乃白鸟库吉先生的学生，亦是“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如此算来，山本先生舆夫人同出一门，学界伉俪，就此佳话。
图二、山本达郎及其妻澄子存影1937年，山本达郎教授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1940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主要讲授《印度支那史》。以山本达郎教授年纪之轻，资历之浅，与当时三位东洋史学导师同列授课，可见山本先生的学术研究得到了充分认可，同时也可视为“东京文献学派”第三代开始成长起来。身处“东京文献学派”发展兴盛时期，山本达郎教授是幸运的，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之下，山本先生开始了漫长的学术生涯。
1942年，山本博士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助理教授。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尾声，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不断对日本形成围攻之势，并将战火蔓延到日本本土，山本达郎教授家也未能幸免，在一次空袭之后，房屋被炸，其部分藏书和手收集的资料也在战火中丢失。
1950年，山本达郎教授出版了他研究越南的力著《安南史研究I——元明两朝の安南征略》。翌年，凭借此书获得博士学位，时年41岁。此书出版后，在日本学术界产生广泛关注，1952年《安南史研究》一书获得“日本学士院奖”，越南历史学家陶维英的名著《越南历史地理》（又称《越南历代疆域》）就曾广泛参阅、引用此书，大阪大学越南史专家桃木至郎就曾言：“关于元明与越南关系的课题，我们能够期待新的综合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也必须建立在彻底阅读了《安南史研究》基础上。”
1967年，日本东南亚史学会成立，山本达郎教授任首任会长。同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1971年3月，山本达郎教授退休, 5月被授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退休后，山本达郎先生受聘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1978年10月30日至11月9日，山本先生访问中国，并赴上海、杭州、桂林、广东等地旅游考察。1980年1月13日至20日，山本先生随同日本学士院考察团，再次访问中国，并受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同时，再次游览了北京、南京、杭州、宁波、苏州、上海等地。
图三、晚年山本达郎和澄子夫人山本达郎教授在诸多研究领域皆有丰硕成果，概括下来，有如下几方面：其一，南海交通史。其大学时代，即已考察了东西洋名称起源，以及郑和下西洋等问题；其二，越南史。山本达郎教授的成名作即研究越南历史的《安南史研究》一书；其三，中国史。探索了敦煌文书中的户制、田制等问题。此外，山本达郎教授还对日本史、世界史皆有涉猎。
“山本达郎博士是东洋史学特别是东南亚史研究的第一人”（榎一雄教授语）。山本达郎教授对越南史的研究，非常注重原始资料的收集，在赴越南考察过程中，对于越南地志、法律文书、家谱等都进行了收集研究，并且考察了古代越南重要的港口云屯，胡朝西都，结合文献对古迹遗址做实地调查，先后写成《黎朝制度史の一考察》（1937）、《安南黎朝の婚姻法》（1938）、《安南の贸易港云屯》（1939）、《安南西都の遗迹》（1943）等文。有研究者考察这一时期山本达郎教授东南亚尤其越南历史的研究，分析认为，山本达郎教授的研究是顺应当时日本军方“南进政策”的实施。山本先生年轻读书求学阶段，正值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猖獗的时期，“当时，不但不再可能进行自由的研究，军国主义国家还以各种形式要求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为战争提供合作”（谷川道雄语），而山本先生的家族背景，以及他对东南亚越南历史的考察和研究，或多或少迎合和参杂了政治的需求，抛开此类政治因素，今天我们翻阅山本达郎教授对于东南亚历史尤其越南史地的研究，其参考引文，研究方法，问题剖析，技术手段等，从学术角度来说，皆是尚品，既继承了“东京文献学派”注重文本分析的遗风，对文献解读之细腻，同时又有具有宏观视野之广博。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时代之学术，需经时间的积淀和检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回首品鉴故往，或许除了一些奇闻轶事，我们对一代学人的推崇致敬，更多是在阅读其著作基础上来煮酒论英雄，因为，能够披沙沥金而存的学术成果,才是我们真正需求的精神食粮。
山本达郎教授（越南方向研究）著述（以时间顺序）：
山本达郎：《闻宥氏：论字喃之组织及其与汉字的关涉》，《东洋学报》，1935年2月；
山本达郎：《黎朝制度史の一考察》，《历史学研究》，1937年4月；
山本达郎：《安南の竞渡》，《东京高等学校校友会杂志》，1937年；
山本达郎：《安南黎朝の婚姻法》，《东方学报》（东京）第9册，1938年1月；
山本达郎：《黎氏安南婚姻法再考》，《历史学研究》，1938年2月；
山本达郎：《河内佛国极东学院所藏喃字及び安南版汉籍书目》，《史学》，1938年12月；
山本达郎：《安南の贸易港云屯》，《东方学报》（东京），1939年1月；
山本达郎：《安南と支那の政治的关系の沿革》，《东方学报》（东京），1939年1月；
山本达郎：《安南の不动产売买文书》，《东方学报》（东京），1940年3月；
山本达郎：《元の世祖の安南经略》，《史学杂志》，1940年4月；
山本达郎：《安南陈朝の王名に就いて》，《史学杂志》，1940年9月；
山本达郎：《安南西都の遗迹》，《考古学杂志》，1943年1月；
山本达郎：《安南の地志に就いて》，《同庆御览地舆志图》上卷（东洋文库），1943年1月；
山本达郎：《明の安南经略》，《日本诸学研究报告》（历史学），1943年11月；
山本达郎：《安南が独立国を形成したる过程の研究》，《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43年12月；
山本达郎：《越史略>と大越史记》，《东洋学报》，1950年4月；
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元明两朝の安南征略》，东京：山川出版社，1950年；
The Beginning of the Annamese Nation:Mythological Analysis,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Far Eastern Aaaociation, March27-29,1951.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山本达郎：《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安南本目录》，《东洋学报》，1953年6月；山本达郎：《河内佛国极东学院所藏安南本追加目录》，《东洋学报》，1953年9月；
山本达郎：《パリ亚细亚协会所藏安南本书目》，《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5册，1954年2月；
山本达郎：《安南の田簿》，《史学杂志》，1954年12月；
山本达郎：《越南村落の构造》，《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1月；
山本达郎：《黎朝の均田と公田》，《史学杂志》，1956年12月；
山本达郎：《ハノイの华侨に关する史料》，《南方史研究》，1959年6月；
山本达郎：《越南の家谱》，《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61年2月；
山本达郎：《嘉隆二年の田土丈量文书》，《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1963年6月；
山本达郎：《<宋会要·交趾传>译注稿》（与和田久德共同执笔），《南方史研究》，1963年8月；
山本达郎：《黎朝の教化条例》，《史学杂志》，1967年12月；
山本达郎：《越南と中国との国交の形态——陈朝黎朝时代を中心とレて》，《日本学士院例会报告》，1971年10月；
山本达郎：《黎朝の君主の名前——越南と中国の交涉史に关する一考察》，《史学杂志》，1971年12月；
山本达郎编：《ベトナム中国关系史: 曲氏の抬头から清仏戦争まで》，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12月；
山本达郎：《越南中国关系史——史実と伝承》，《日本学士院例会报告》，1976年4月；
山本达郎：《黎朝刑律の名例章——比较文化史としての考察》，《日本学士院例会报告》，1978年9月；
山本达郎：《黎朝の君主の名前：越南と中国との外交关系の一侧面》，（日本）《社会科学》，1987年3月；
《安南史研究I》读后感(七)：【转】王明兵：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之内容与贡献
导言
山本达郎在越南史和东南亚史研究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及其为日本东南亚史学科和学会创建之奉献，足可彪炳史册①。对于山本达郎之学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对其研究赞叹不已，但对其学术特质的认知上，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之间存在截然对立的两种态度：同出身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且作为山本达郎东南亚史学会会长继任者的樱井由躬雄就其指出：“山本持有一种严格的学术纯粹性之主张，即南方史须与日本的东南亚侵略保持足够远的距离。而在山本的业绩中也清楚地显示出对他对战争的拒绝协助与不予迎合。②”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学者瞿亮和毕世鸿认为山本的研究与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互为表里、内外相连，有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战争张目、服务之嫌③。中日两种适相对垒的认知，反映出了对山本的学术研究与时代的关系的理解差异，前者仅从山本的研究本身去论述，后者倾向于从20世纪日本学者或多或少都受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影响去评价，则各有所本。不过，以笔者之愚见，瞿亮和毕世鸿对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的论述，似乎有点夸大其实，因为山本达郎的《安南史研究》纯粹就是一部史料分析和考证性著作，除了用“支那”代称“中国”外，其他各处丝毫发现不了非学术的政治性表达。
《安南史研究》 中文版书影山本著述颇丰，除了部分被译为中文的《越南中国关系史年表》④外，最受人推崇的乃是《安南史研究》⑤。该著于1939年就列入出版计划，但因战争之故，拖延至1950年才出版，1952年获得第42届日本学士院奖。由于该著出版仅印行300册，所以藏家也并不为多。素以藏书丰厚见称的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系统附属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也仅藏一部——版权页标有“限定版300部之内 第229号”，足可见流布有限。该著除了发行册数之寡少这一原因外， A4开本、767页之巨的规模或许还不是阅读最大的挑战。对研究者来说，最大的冲击则是山本将元明时代的中越关系史研究推到了一个“临渊”境界，即：对试图进行中越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山本的《安南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企及更无法超越，而且该著绵密的史料分析和考证又是进行中越关系史研究的必备基础，甚至可以将其视为一本“工具书”。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如果不参考山本对中越相关史料的分析和考辨，那么单纯地直接引用中国史料或越南史料都是极有风险的一件事。
1、基本结构和内容
山本的《安南史研究》由序编、第一编和第二编共三部分构成，每一编均可独立成篇。序编是对陈朝王名的相关研究、正文第一编是对元征安南过程的研究、第二编是对明征安南的研究。其中，第一编元征安南分6章、第二编明征安南分11章。除此之外，还附8幅地图。
（1）在序编部分，作者主要处理的是安南陈朝的王名问题。在对陈朝帝系和王名均有记载的中国史料《元史・安南传》、《明史・安南传》和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越史通鉴纲目》等主要史料中，陈朝帝系和王名存在不少的差异：即在对帝系年表的对比中发现，中国史书《安南传》共记载15人，而越南《安南传》只载13人，且人名不同，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记载差异呢？原因有这样几点：其一，避讳。在《元史・安南传》、《明史・安南传》中直接对陈朝皇帝称王名，而在越南史籍中避讳称宗；其二，改名。陈朝在元和宋之间首鼠两端、阳奉阴违，以不同的王名出现，造成中国史书记载混乱；其三，中国对越南信息掌握不准确，越南采取“外臣内帝”，向中国称臣递书时，采取一名，而在国内以帝自居，则又取一名；其四，陈朝王名均取“日”或“火”字偏旁名，这一作法体现出了印度支那的太阳神崇拜和中国阴阳五行“火”为王者之德的思想（第37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陈朝的历法，尽管没有相关资料说明陈朝采取何种历法，但对日期的记载上，除了些微的差别外，基本和元朝历法一致（第41页）。
（2）第一编主要是元的安南征略，共6章：第1章兀良合台的安南讨伐，主要描述宪宗七年（1257）兀良合台在占领云南后，进一步攻占河内，借道安南北上攻宋。而在安南看来，蒙古的这一作法意在灭国安南。为了自身安全，安南向元开始朝贡。第2章世祖时代与安南的关系。尽管这一时期由于拔都的叛乱和出兵日本与占城，元放缓了对安南的征讨，但元对安南的高压政策也迫使安南无法再在宋和元之间首鼠两端，而且元对安南所设的宣慰司也表明元并没有放弃征服安南的意图。第3章世祖出兵安南。1278年元世祖招谕南海诸国，1282年嗦都出兵占城。元朝在安南拒绝安南借道出兵要求后，又在海上遭受风暴损失惨重。第4章至元二十一・二十二年的安南讨伐。1284年元世祖派遣脱欢经陆路讨伐占城，从广西思明州到禄州，分道占领占城。脱欢南下和嗦都北上合力围剿，但追捕失败。同时，元军遭遇海上风暴，再次失利。第5章至元二十四・二十五年的安南讨伐。1287年元世祖设征交趾行尚书省，再次征伐安南。脱欢帅军从广西云南陆路和广东水路进军安南。尽管贡献了河内，但安南国王仍逃脱。元军运兵粮传遭兴道王袭击而全失，不得不班师回朝。第6章最后的安南讨伐计划。尽管元世祖征伐安南失利，但安南向元贡代金金人请罪。但元对安南的征讨计划，并未放弃，只是因元世祖的殁去而未曾实现。
（3）第2编主要是明对征安南的过程展开研究，共10章。第1章明初与安南的关系。明太祖登基之后，即派遣使者招谕安南。翌年安南入贡明朝，封陳日煃为“安南国王”，亦将安南列为“十五不征之国”。由于胡季犛篡位，招致明的不满。不过，洪武时期明对安南的政策较为消极，胡氏也积极入贡，避免与明发生冲突。永乐帝即位后，对思明州的国境问题、占城问题、篡位问题、宁远州七寨所属问题甚为不满，遂渐生出兵安南之意。第2章永乐四年直接出兵安南。因陈天平截杀事件，永乐四年从广西云南集结20万大军在张辅和沐晟带领下占领东西两都。第3章抓捕胡季犛父子。自永乐四年十月至十二月在张辅和沐晟统帅下基本已占领红河流域，而胡季犛父子难逃。永乐五年五、六月，胡季犛父子被捕获。永乐帝按照明朝行政区划，建制州县，设置都布政三司。第4章对陈简定的讨伐。尽管明军是大体上征服了安南全境，但仍有一些反明势力继续抗战。其中，势力较大的是陈氏一族之陈简定势力。在永乐六年沐晟征伐陈简定失利后，翌年张辅在山西省吉利栅附近就其捕获。第5章对陈季扩的征伐。在对陈简定的征讨结束后，旋即展开对陈季扩的歼灭。永乐十二年（1414）将逃亡老挝的陈季扩捕获后，大体上完成了对安南全境的平定，而这一过程也经7年半。第6章明在安南的州县设置。明征服安南后，开始对安南之地进行行政区划。永乐五年开始在安南总共设置了15府、46州、79县，这要比预期的行政规划稍微少一点。第7章明对安南的统治情况。明治理安南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是“郡县其地”而“内地化”，按照中国的行政和文教政策进行管理。但从实施效果而言，基本上趋于失败。第8章安南的反抗势力，主要是黎利起兵抗明。尽管较大的反抗势力陈简定和陈季扩被镇压之后，可以说明基本平定了安南，但一些零星的小撮抗明势力一直处于活动当中，黎利就是其中一支。黎利在蓝山起义后，势力大增。虽然黎利势力遭受到了明朝的多处围剿，但最终转危为安。第9章黎利势力的发展。随着黎利势力的不断膨胀，明朝在永乐帝驾崩后，洪熙帝对安南采取较为消极政策。而王通帅军与黎利交战，多有失利，而宣德帝也有退出安南之意。第10章安南的独立恢复。在宣德尚未完全颁布撤军令之前，王通就已经帅军逐渐回撤，最终明朝放弃了安南。尽管黎利与明协商拥立陈暠，且继续朝贡明廷，但黎利杀害陈暠后，自立为帝，开辟新一代黎朝。
山本达郎2、特点和贡献
该著虽名之为《安南史研究》，但其主要内容并非对安南历史的分析，而是中越关系史，具言之，乃是对元明两朝征安南之役的一项研究，其重心在于对该过程的梳理和分析。其对该项影响中越关系最为重大的事件的分析，却是以史料勘比和史实考证为主，这一研究方法亦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极重史料整理和分析的“东洋学”传统。
（1）史料之整备与考证。
对于前近代越南史的研究，因越南历经汉魏郡县制、唐之都护府制至宋而自主建国，走向独立，成为一个王朝国家；但越南李朝至阮朝又“内帝外臣”以朝贡国的形式附属于宋、元、明、清诸朝，这一独特的“内帝外臣”的双重模式，使得史书记载和人们对其的认知因“国家”“民族”之政治立场的不同，叙述话语也多有差异。其差异除了“郡县时期”和“北属时期”的中越对汉唐时期越南作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域的定位不同外，另一个则是在《大越史记全书》、《越史通鉴纲目》等越南正统史书以“宗”而讳称的“内帝”却在中国正史《安南传》、《明清实录》中直呼其名。而且，由于越南“内帝外臣”、首鼠两端，在同一君王向中国敬献国书时称一名，而在越南国内又取一名，加之中国对越南信息掌握之不备，所以导致中国史书和越南史书对同一人而出现不同名的载入、对同一事件也出现不尽相同的记载。这一情况，为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山本达郎的这一《安南史研究》工作基本上扫清了中越史书对元明两朝基本史实记载的障碍。在序编《关于陈朝王名的研究》部分，通过对元明《安南传》、《安南志略》、《大越史记全书》、《越峤书》以及私藏家谱等文献的堪比、校对，理清了陈朝王名和世系的真实存在状态。在正编对元明征安南之役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对元明《安南传》、《明实录》和《大越史记全书》、《蓝山实录》等中越史料之记载，逐年逐条进行一一分析堪比，时间、人名、地名之漏记、误记，全部一一直陈，双方史料记载之矛盾处，也一一校正其实，可以明确的是不仅元明《安南传》和《明实录》的记载有误记之处，而且《大越史记全书》和《蓝山实录》亦有夸大不实和曲笔隐晦之处。可以说，如果不以山本达郎的史料考证为基础，直接引用中越史书资料，恐怕会有误叙之虞。因此，从其对史料分析和校勘来说，该著或可称得上是一部文献校雠学之作。
（2）历史地理学之贡献。
由于中越史书在对元明征安南之事件的记载中，有相当多的行政区划和地名之记载，但随着时异事变，对其所载之地名到底所指何处，于今亦多有难以详考之处。对此问题，山本几乎对史书所载之山川河流和行政区划名称，均有详细的考证。除了对每条史料涉及到的山川地形和地名进行指正外，对安南的府州县之行政设置也一一列陈。第二编第六章《明所设置的府州县》部分，利用《明・安南传》、《明实录》、《大南一统志》、《同庆地舆志》、《安南志原》、《皇舆考》、《越峤书》等史料，对明在安南行政区划所设置的15府、46州、79县进行复原，也发现比如像升华府及其所属州县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情况（第579页）。另外，也考证出安南府州县社之地方行政区划外，还存在坊、街、场、册、峒、寨、圭、罗等名虽不同，但基本属于乡镇之类的3385个最为基层的行政体（第580页）。由于元明征安南和明占领安南20年所进行郡县统治涵盖安南全境，作者通过对元明征安南之役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场地和行政区划的考证和再确认，基本上呈现出了安南的山川河流之分布、地形地貌之特征、气候风暴之情形、城池布防之扼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著也未尝不是一部安南历史地理之作。
（3）事件过程之复原与分析
山本该著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中越史料的对比校勘来复原和再现元明征讨安南的历史过程。为了描绘出元明征安南的历史过程，作者依据中越双方史料，巨细靡遗地将每次运兵之时间、地点、将领、战争决策、行进路线、地理险阻、天气气候、撤退路线等均一一还原，而且在这一对战争细节的还原中，进一步对史料之记载的错误情况进行了更正。在对事件之层层推展与复原过程中，事件之如何决策以及失误之因果立刻顿显。比如在对宣宗撤兵安南的分析中，通过宣宗早有撤兵之意的决定，即可见王通何以在宣宗尚未发撤兵之诏之时即动身从安南撤退未曾受到惩处。作者对征安南过程的复原，采取的手法是根据《安南传》和《明实录》之记载时日，对每日所记之实录进行铺叙和论析，呈现出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演变过程。而且在每编小结中，对元4次征安南何以失败、明占领安南20年何以又放弃之原因均有独到的分析和概述。另外，虽然作者集中于元明征安南之过程的分析，但其视野又并不仅仅限于中越之间，还充分考量到占城、老挝等安南周边因素在该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带来的影响。比如元明征安南之失利，以往的研究中基本不太注意老挝对越南的支持作用，但在作者对每一个细节的考证、甚至是每一个字眼的硬扣过程中，那些极为纤细但又对事件影响甚深的事件的真实场景跃然纸上。
由于该著旨在从中越史料之对比、校勘中复原和重现元明征讨安南这一历史过程，尽管对该事件发生之前因后果和过程均有描述，但过于繁琐和细密的史料铺陈和论析在某种程度上冲淡或掩盖了历史线索和脉络过程的主次和层次感，使得在惊叹于极重史料整理和分析的“东洋学”手法之时，容易忽视甚至漠视元明征安南之事件在整个元明历史发展和东亚世界中的地位问题。即便是置于明与安南的关系史中，除了战争这一事件之外，仍有明与莫朝之关系、明与安南之朝贡关系、明与安南之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均有可进一步展开的研究空间。
概而言之，山本达郎这部极为厚重的《安南史研究》，无论是研究元明史、元明中越关系史，还是中越历史文献史料学，抑或安南历史地理学，均可称得上一部基础中的基础著作。特别是对中越史料所载之人名、地名、日期、事件过程之差异、矛盾甚至是隐晦不实之处的校勘、比对以及曲笔背后的幽隐之义的揭橥，在惊叹和佩服山本达郎史家之大手笔的同时，亦为倘若不加审辨就冒然直接引用中越史料之作法长鸣警钟。
注解：
①山本達郎博士古稀記念論叢編集委員会編：《山本達郎博士年譜・著作目録稿》，《東南アジア・インドの社会と文化 : 山本達郎博士古稀記念》，東京 : 山川出版社 , 1980年，第1-51页。
②桜井由躬雄：《東南アジアの四十年》，東南アジア学会監修：《東南アジア史研究の展開》，東京:山川出版社，2009年，第８页。
③瞿亮、毕世鸿：《近代日本对越南的史地研究——以<安南史研究>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02期。
④山本达郎：《越南中国关系史年表》，云南省社会科学译，昆明；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印, 1983年。
⑤山本達郎：《安南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50年，第1-767页。
《安南史研究I》读后感(八)：毕世鸿 瞿亮：《安南史研究》翻译的经验、不足及思考
作者
毕世鸿：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瞿亮：湘潭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讲师，历史学博士。
【摘要】：《安南史研究》是日本研究越南史地最杰出的代表作，作者山本达郎在参照中国、越南双方的传统史籍基础上，利用法国远东研究院、日本东洋史研究学者的论文与综述，详细梳理了元、明两代越南与中国的关系，究明了中、越两国传统史籍记载存在的分歧和错误，考证了相关地名、人名及事件，其学术价值影响至今。云南大学自2012年着手译述《安南史研究》，历时六年，经过资料调查和准备、试译、初译、校对、初审、再审等数多环节和工序，已基本完稿。本文力图通过具体实例，总结该著译述的经验、教训及解决方法，以供学界同仁借鉴与参考。
《安南史研究》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东南亚史地研究泰斗山本达郎的集大成之作。该著大量采用、对比了中越双方的原始资料，运用到中国的《元史》、《明史》、《皇明实录》、《平定交南录》、《越峤书》等正史与札记，比照越南的《安南志略》、《大越史记全书》、《大越通史》、《南山实录》、《大南一统志》等，对其中记载进行了考证和辨伪。它是日本研究中越关系史、元、明时代越南史地的经典著述，对日本、越南、法国的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长期从事东南亚研究过程中，关注到《安南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于2012年着手搜集、整理相关资料，确立译述者，经过资料调查准备、试译、初译、正式翻译、初校、再校等众多环节，已基本完稿，前后历时六年。本文力图通过具体实例，梳理译述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及解决方法，以期为学界同仁提供相关问题的借鉴与参考。
一、《安南史研究》翻译过程中的经验
《安南史研究》内容丰富、体系庞杂、考证细致，要翻译整部书稿难度极大，但译者从着手准备到撰写初稿，再到向学界宣传取得相关专家的关注，一系列工作能够按步骤高效率完成，其成功之处可圈可点，具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真选择翻译团队并做好充分的前期知识储备工作。山本达郎在《安南史研究》中运用了大量原始资料，使用近代日语书写，并结合古汉文、越南语、法语的相关成果，对元、明两代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安南史研究》的内容大至朝贡关系、战和外交，细至国王、郡县、山川名称，成功地完成译述工作，除需要深厚的日文功底之外，还需仔细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选择译述人员和前期资料调查准备上，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尽管译者对日本史及相关东南亚研究已具基础，但由于对于元、明两朝中越关系并不熟知，尚且属于之前未涉足的研究领域。在翻译正文之前，译者花费了近八个月时间，搜集、查阅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做好充足的前期准备。
自2012年8月起，译者搜集并粗略阅览了《安南史研究》原文及地图、《越南与中国关系史年表》、《宋朝与越南关系研究》、《王室后裔与叛乱者》、《明朝征安南将军张辅》、《陈孚<交州稿>与元代中越文化交流》、《中越古代战争性质研究》等相关专著、硕博士论文，并收到大阪大学教授桃木至朗为《安南史研究》撰写的评述，使译者对中越关系史基本知识及山本达郎的越南史地研究有了更为清晰地了解。在前期收集、阅读相关资料同时，译者也针对《安南史研究》开展了初步实质性试译。2012年8月，译者试译了序和“序编 有关陈朝王名的研究”部分内容，译者熟悉了山本达郎撰写该著的文体及强调考证的风格，也使编辑及编译人员对译者的功底和水平有了初步了解与信任，为展开下步的译述事业奠定了基础。
第二，翻译之前通读原文，做出了地名、人名、机构名的汉译索引表。《安南史研究》涉及大量元、明两代中越双方的地名、人名、官职名和机构名。而原稿大多是用日语片假名或者越南语书写，为了达到学术专著译述的准确性，找到并确定它们的对应中文名称成为了译述前期的关键步骤。自2012年底至2013年5月，译者在通读原稿的基础上，把每处出现的地名、人名等作出标记，仔细查阅相关资料找到中文对应名称，并对一些重要的名称还作出备注解释。这最终统一制定成长达41页，约14500字的“《安南史研究》重要词汇对译标准表”，之后翻译原稿都参照它来定名和标注注解，尽管这耗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避免了以后翻译原稿时再一一去查阅中文对应名，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原稿第二编第一章“明初与安南关系”，该章节涉及到明与陈朝政权变化的关系，在明代中越关系史中占重要位置，作者倾注大量的笔墨研究考证了明军遣送陈天平的路线，准确译述这些地名十分必要。“《安南史研究》重要词汇对译标准表”对其的译述如下：
从该表可以看出，凡日文汉字所出现的地名，全部译为中文简体字对应名称，还解释了部分地名所在的位置；原文出现的越南语字母名称，也基本上找到了中文对应名；标出了原稿出现地名的页码，以便译述过程中出现疑问后准确查询。“重要词汇对译标准表”保证了译述原稿的准确度，节省了翻译原文的时间，其中的备注内容也可作为对越南历史地理的诠释。
第三，在通读原稿，整理制作“重要词汇对译标准表”同时，译者为了更加熟悉内容与作者的论述风格，对每一章节的重要问题及论述过程及结论进行了总结，制成了约5万字的翻译笔记。例如，原稿第一编详细阐述了元代征伐安南的原因、经过、结果及影响，翻译笔记结合原稿，对第一编的内容总结如下：
通观元代征伐安南的活动，总共达到了四次。第一次是宪宗时代的征伐，乃是以讨伐南宋为目的，向安南进军。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的征伐，则是由他经营南海诸国，征伐占城而引发的，起初并不以讨伐安南为目的，由于攻取占城途中遇到阻拦，要求安南配合，而安南反抗而致使元的目标由占城转向了安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元世祖将占城行省合并入荆湖行省，为讨伐安南作充分准备，虽然其间行省的名称换了种种，但都是“荆湖占城行省”的别称，为元世祖经营南海诸国这一更大的战略服务。元世祖三度发起征伐安南的举兵，在他第三次准备出兵过程中，他个人因病去世，之后，则因为元朝自身的矛盾尖锐，无力再度顾及对于安南的征伐，元代自忽必烈之后，就在没有出兵安南的任何举措，一直持续到明朝永乐皇帝时期。翻译笔记的整理，提纲挈领地明确了每个章节论述的主题和关键内容，梳理了论述思路和重要结论，翻译笔记简略、清晰的地总结了作者的考证过程、论述思路及阐述结论，为译述原文和撰写相关文章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四，密切分工协作，分章节、按步骤逐步展开初译工作。自2013年7月开始，《安南史研究》进入原稿正式翻译阶段。由于原稿内容丰富庞杂，加上附录和注解共760余页。仅一人承担原稿大部分内容会影响翻译进度，因此翻译团队初步议定，由瞿亮负责第一编元代中越关系史、毕世鸿和李秋艳负责第二编明代中越关系史内容，毕世鸿负责初稿完成之后的全文校对和修改工作，这保证了原稿翻译能够在尽可能不受译者其他工作影响的条件下，以较快的进度完成。在初稿译述过程中，并不按照全部计划内容翻译完成再交稿交流，而是以章节为基本单位，每完成一章保留底稿后发送给对方，使得翻译团队始终保持译稿之间的交流。到2014年10月，近五十万字的原稿初步译述完成，达到了原定的进度目标。
第五，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界对《安南史研究》的认知度和关注度，征集有关专家对《安南史研究》翻译工作的意见与建议。初稿完成之后，《安南史研究》进入到严谨且漫长的校对、审稿、修改阶段。在校对的同时，译者还注重通过学术交流和学术会议令相关专家为改书稿提出宝贵意见。2014年10月，瞿亮参加武汉大学举办“南海问题与中国周边外交”学术研讨会，发表会议论文，得到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于向东教授的支持与鼓励。毕世鸿参加学术研讨会，也就《安南史研究》的翻译发表了会议论文，得到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与指导。2015年6月，由译者合著的《近代日本对越南的史地研究——以<安南史研究>为中心》发表在《外国问题研究》第3期，通过撰写与《安南史研究》相关的论文，引起了一定学术反响。
总之，充分的前期准备，分章节按步骤地合理规划，译稿初步完成之后积极地开展学术交流征求意见，使得《安南史研究》能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有效、有序地完成初稿，为后续的校对、审议留出了充足时间，这成为翻译该著作最成功的经验。
二、翻译《安南史研究》的不足
尽管《安南史研究》翻译工作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之处，但是，由于译者在越南史、中越关系史和越南语、法语等语言方面缺乏精深研究，在译述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教训，这些缺陷与教训在校对、审议阶段虽然大部分得到了解决，但为了避免之后出现类似的情况，也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其一，虽然在前期准备工作时，译者已经整理了地名、人名、机构名，但由于缺乏越南语和法语知识，在初步翻译过程中，只能照搬《安南史研究》原文对地名、人名和机构名的表述与书写。例如，第一编第三章“在占城的战斗”，原稿分析了元军在占城国都及附近地区的活动，细致地考察了当时占城国都附近的地理环境，涉及到许多地名，原稿用拉丁字母的越南语来书写这些地区，由于译者缺乏相关知识，在译述这部分内容时只能照搬原文的表述，未能找到其对应的准确汉译名。
元军远征到达了占城的国都Vijaya，就是而今Pr.Binh-dinh平定省省城附近的阇槃废城（Cha-ban），现在该地还出土了许多遗物。从元军出兵首要目的便是征服占城来看，他们所赴的占城港，自然就应该在在占城的国都Cha-ban附近。而占城国领域之内，其国都附近以外的更为重要地域，则北方有Quang-nam方面的Annanravati，南方有Panduranga。如后所述一二四页，根据占城传的至元二十年二月记载，与元军进行战斗的占城王，向外国征求援助的同时，还专门在北部的Annanravati征集军队，但该兵队当时并没有召集到占城王的麾下。从这一事实也可知，元军与占城军队进行战斗的地方，并不在Annanravati和Panduranga，而是在国都附近地带，证明了原本元远征军到达的地点，就在占城国都附近。此类的翻译在初译过程中比比皆是，这虽然节省了时间，保证了初稿完成的进度，但由于没有找到准确的汉译地名，给后续的校对和审议增加了难度。在校对审议过程中，译者不仅自己再度查阅相关辞典，而且聘请越南史地专家，耗费了相当大的精力与时间弥补了初译遗留下的地名、人名汉译问题。
其二，虽然译者前期查阅了一些越南史、中越关系史的著述，但在翻译《安南史研究》过程中，基本上照搬了原稿中山本达郎所引用的中越史籍，没有倾注时间找到中国、越南的相关史籍与原文对照。虽然山本达郎为学严谨、考证细致，但难免因为版本、流传和书写的问题与原始史料有所偏差。在初译阶段，译者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考虑到该著的影响力和学界的关注度，在校对和审议阶段，经国内外专家指点，译者找到《元史》、《明史》、《皇明实录》等中国史籍和《大越史记全书》、《南山实录》等部分越南史籍，对原文中引用的原始史料进行了仔细核对，增加了引文的准确性，也提高了译文质量。
其三，该著是由三名译者分工完成的，由于译者的文笔、书写风格、对辞源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使得初稿完成之后风格与部分表述并未统一。例如，部分翻译在忠于原稿基础上，变更了一些句式但一些内容还是显得机械呆板。例如，在第一编第二章“中统元年到至元十三年”部分，著者使用了日文表述中常见的猜测、不确定语气，而译文也带入了这种表述。
《元史》中的讷剌丁 No-la-ting 就是曾于宪宗八年出使安南的人物。他无疑与《志略》中的耨讷剌丁 Nou-la-ting 为同一人物，大概又相当于《元史》本纪前年条中所记的纳速剌丁。《元史》的记事中通常存在杜撰的情况，同一固有名词屡屡用不同文字来表示，从这点来看，将讷剌丁和纳速剌丁认为是同一人物，就不会有不合适之感了。《大越史记全书》的绍隆五年（1262）即中统三年条中，载有“冬十一月，元使马合部等十人来文庆贺礼”的记事。“记事”、“不会有不合适之感”的表述，就带有浓厚的日语色彩。在初译完成之后，毕世鸿统一对句式、表述进行了调整，并广泛征求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意见，使得全篇在译述风格上实现了基本一致，并最大限度地接近中文表述习惯。
其四，山本达郎的研究跨越了日本战前与战后两个时代，表面上看似客观、细致的考证，但背后暗含了为太平洋战争那个特殊时代所服务的元素，他举出大量的史实并且加以考证，尤其强调了元、明两代越南逐渐摆脱中国中央王朝控制实现自立的过程。译者虽然在《近代日本对越南的史地研究——以<安南史研究>为中心》这篇论文中指出了山本达郎研究的局限性，但在初译的稿件中，却没有山本达郎这一隐性目的进行批判性地注释。甚至在某一些表述上，还照搬了原文，倾向于山本达郎战前对中越关系的表述。例如，在第一编第六章“至元三十年的出兵计划”和第二编第十章“安南独立的恢复”的最后结论中，山本达郎都体现出中国元、明两朝对安南的征伐、侵略意图，并认为安南与元、明的对抗，是实现独立的过程。
世祖诏谕南海诸国，远征爪哇，导致远处的印度、爪哇等国向元派遣朝贡的使者。世祖的统御南海计划，应该更为宏大。然而，此次宏大计划下，所进行的讨伐占城、安南，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而正在计划第三次出兵安南的准备期间，元世祖去世，其后元就完全没有再度出兵安南。直到明成祖永乐帝经略安南，在这之前安南没有再面临中国的强力压迫。而明代与汉、唐时代相比，对南中国地区的开发程度更有所推进，向安南出兵的困难更少。安南也曾经摆脱汉民族的支配建立过独立的国家，但这也是在唐末五代的动乱之际，而与之相反，陈简定和陈季扩反抗汉民族，黎利驱逐汉民族势力，这都是在明国力颇为强盛的时期。明之所以统治安南失败，还在于它强制推行的文化政策存在缺陷，而派遣的官吏素质十分恶劣也成为原因之一，但最为重要的理由乃是：安南人总体实力强大起来，其抗争力强盛。五代宋初以来就作为独立国，并击退了元朝远征军的安南，其后到陈朝时代国力更为充实。从上文看出，在对元、明两朝的中越关系梳理过程中，山本将越南摆脱中国作为分析论述的重点，却有意无意地疏略了元、明两朝中国对于越南经济、文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初译的译文只是照搬了原稿表述，没有对山本达郎研究的局限性提出质疑。这也是译述该文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教训。
其五，校对和审议的时间过长，影响了该著出版问世的进度。自2014年10月完成初稿之后，直到2018年底，该著的校对和审议已进行了10余次，对细节和整体的风格都经过反复修改，这种严谨为学的作风确实值得提倡。但校对和审议比初译还耗费了更长的时间，其中不乏因版权转让等诸多不可控因素而断断续续地开展，影响了出版发行的整体进度。由于迟迟不能出版，原本学界对其的关注热度也有所下降，这值得引起反思。
三、翻译《安南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相比散文、诗歌、小说和社普类读物，学术著作的翻译更为严谨，译述的过程、时间也会相对更加漫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系列给中国的海外史地、哲学思想研究树立了典范。但“汉译世界名著”有关东亚、东南亚历史的系列十分有限，在越南史地领域尚未出现权威学术译著。
目前易见的关于越南的书目不少，如山本达郎、陈文玾、潘辉黎、郑克孟、张秀民等所著的、关于越南、法国、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所藏越南典籍状况的文章，以及近年来编成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而我们认为专门的越南历史书目，应包含两类：第一类是历史资料，第二类是研究著作（包含专著和论文）。而《安南史研究》则包含了上述二者，是越南史地研究不可绕开的经典学术著述。
通过此次翻译《安南史研究》，译者总结了几点值得思考之处，可供学界同仁从事类似相关研究借鉴。
第一，重视翻译正文之前的地名、人名、机构名的索引工作，在这一道工序中就准确找到对应汉译名，为之后翻译、校对、审议提供方面。《安南史研究》在阐述分析元、明两代中越关系史的过程中，尤其注重纠正中越史地记载中存在的偏差、错误，并力图找到中、越史籍记载所对应的具体方位、官职、行政机构。注重考证、强调细节一直以来是日本东洋史（中国、东南亚等地区）研究的特长，也能弥补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的不足，但若没有找到对应准确的汉译名，即便是按照原稿作出了索引表，误解或照抄的越南文也不会对进一步掌握这一时期的越南史地有更大的帮助，如果索引阶段没有实施，就会影响到之后的初译、校对和深译，耽误更多的时间，而译稿也会受到夹杂了汉译文和越南语拉丁字母表述的影响，显得行文不畅，令学术价值和文章可读性大打折扣。例如，在第二编第九章“永乐二十二年的形势”的初译稿中，出现了大量夹杂着越南语拉丁字母与汉译文并用的内容。
关于多矜城，《越史通鉴纲目》的注中，有“多矜沿革失详，阮公捷仕宦须知录，清化省关化县有不矜崮，疑即此”的记载，虽然无法明确其位置，但可以判断它在Pr.Thanh-hua北部的C.Quan-hua（关化州）。大概梁汝笏一行人等，就是驻守与S.Ma流域的明军，黎利从蓝山北进致使他们向西都城逃跑，转而向南方进发。如此表述在初译稿件中随处可见，由此可知，尽管前期译者做了索引工作，但由于个别语言障碍和加快进度，忽略了查阅相关字典进一步找到对应的汉译名，导致初译稿件遗留了大量没有汉化的地名、人名与机构名，也为校对、审议增加了难度。今后，翻译相关著述，首先就要做好扎实的索引准备工作，并依据索引翻译正文。
第二，重视正文和附录中出现的地图。地图是理解、掌握海外史地的重要工具，在长篇考证分析的文字中附上地图，更加能够清晰地找准论述地点的具体方位及地势的重要性。《安南史研究》原文附带了一些关键地点、关键战役的地图，附录的地图则将元、明两代的具体行政区划清晰地展现出来。当长篇考证文字和复杂的论述过程令读者依然感到困惑时，地图能够更直观有效地帮助读者确定山川、河流、市区、村落的具体方位，也能帮助理解关键性战役选取在某个地点的原因。译者在翻译原文过程中，也对照原文的地图找到论述的对应地点，基本做到了图文并释。例如，第一编第四章“脱欢的出征”中，著者用大量史料和篇幅分析了镇南王脱欢于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在安南采取的军事行动，且细致考证了与军事行动相关的山川、河流与城市，内容十分复杂，附上地图之后，读者则能相对容易地找准相应的地点，以便理解脱欢在该年冬季苦战的原因。
上述八月条目中所见的“东步头”，指的就是渡河从Ha-noi（河内）市区到红河的渡河点五十四页，十二月B史料中所见的“万劫”，在《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七的注解中，解释为“万劫，社名，今改万安，属北宁省陆岸县”，相当于现在Pr.Hai-du’o’ng（海阳省）的H.Chi-linh（至灵县）所属的S.Luc-nam与S.Thu’o’ng汇合点向南大约三粁的Van-yen（万安）。至元十九年仁宗（昑）专门奔赴平滩，而到二十一年，在平滩、万劫集兵，为了防御元军在Sept Pagodes附近地区集中安南军队的主力。从地理上看，该附近是河内东边防御中国侵入军队的据点，如后所述，明经略安南之时，该地屡屡在文献中出现，是军事上极为重要的地点。地图的有效使用，能够让读者更加准确直观的找到并未熟知的山川、河流、城市、要塞，对于理解要论述的内容起到积极作用。今后的学术译著，在强调原文翻译的准确性同时，能够准确翻译出附带地图，相信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翻译和校对应该紧凑开展，不要中间间隔过久，这样一会拖延太长时间，二会造成校对时对原文的不熟悉，增加理解的难度。《安南史研究》的初译稿完成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是十分具有效率的，但是初译之后，由于两位译者的工作事务繁忙，中间间隔了将近半年再进行校对，致使许多原本熟悉的内容又再度陌生。尤其是初译稿中存在的问题，本应该在随后不久的校对工作中，有针对地查阅相关资料迅速解决，但由于间隔时间过长，校译者不得不再度对照原文理解，这几乎是重新再译和整理，无形中增加了校对难度，延长了出版时间。今后，译者应该在初稿完成之后不久就着手校对工作，以免因间隔太长不熟悉原文内容而增加校对难度，影响出版进度。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中文母语的书写表述能力，变换句式能力，也需要在今后的译述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以期达到言简意赅、化繁为简的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安南史研究》既继承了近代之前汉学研究重视中国史料文献的传统，围绕越南与中国的战和关系展开论述，又发挥了近代东洋史学科强调实证、辨伪、多重证据的优势，在反复对比中国、越南正史基础上，参照当时私人的日记、游记、墓碑、书信等资料，借鉴各国的研究成果，对元、明两朝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分析。它纠正了中国、安南史料在一些人物、地名、时间、事件上记载的谬误，这对更为准确地了解当时越南的水文、地理、历法起到重要的作用，也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元、明两朝的中越关系。《安南史研究》资料考证细致、内容丰富详实，它是日本学者研究中越关系史的经典之作，也代表了二战前日本学界研究越南史地的高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译者在原有日本学的学养和研究基础上，敢于挑战学术难点，承担起译述《安南史研究》的工作，对长达800多页、将近50万字的原稿进行了细致的翻译和校对。经过前期充分准备、分工按步骤初译、译述过程中不断交流、注重向学界宣传并向国内外诸多专家咨询意见，使得《安南史研究》的翻译从规划落为实际，从粗糙逐渐变得严谨细致。尽管翻译过程中还存在对原稿内容把握不透彻，风格不统一，文笔欠练达等方面的缺陷，校对和审议工作也耗费了漫长的时间，但凝聚了译者及相关专家的辛勤付出。正是在这种不断的修正和完善过程中，《安南史研究》才得以逐渐完善并付梓出版。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总结翻译《安南史研究》的成功经验，列举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不足，试图为今后学界同仁从事相关问题的译述提供参考和借鉴，以期《安南史研究》对国内中越关系史、东南亚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如能得偿所愿，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