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暮色读后感100字
《帝國暮色》是一本由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著作，衛城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560，页数：5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阅读裴士锋的第二部著作，中文翻译有的地方真的是典雅，克绍箕裘、昨日黄花。以西方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前后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专门翻了一下我们的教科书是如何定位鸦片战争的。很有启发性，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物事件的错综复杂以及偶然必然，也许中国的近代史开端也不会定于1840
●小说体中国近代史，历史的细节远比固化的结论更有趣，看到细节，读者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的历史书和政治读物一样，非善即恶，其实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彼时也错综复杂。两个大国在贸易交好两百年后，以一场战争来解决贸易问题，期间有太多的因素。1840年以来的180年间，我们在讨论和列强的关系时的基本论点都是列强强加于中国，促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对社会，绝少又讨论，为什么历史的车轮碾压的是中华民族，相似文化的日本却没有步大中华之后尘？嚷我们从本书开始的细节看看中华民族以及普通百姓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终于花了10 天读完了！明天写读后感
●1840年4月10日凌晨，只要再有五名下议院议员在对华发动战争的表决时投下反对票，鸦片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
●用了20天才读完，断断续续，因为涉及本国，已知历史，未知详情，结合近两年读过的18世纪前后世界重大改变的局部史之后，再看这本书时显得尤为复杂。大清已亡，却不是中国最作的一个朝代，十几位皇帝都可以算勤勉，官员腐败却一如往常，想来也是制度问题，所以其命脉问题至今为息。本可以谈论许多，却也逐步发现并无意义，想象当年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也必定有类似的复杂情绪和无力感。一个细节可能别人无感，我却留心：当年的世界首富伍秉鑑，在林则徐威逼外国人交出鸦片时，被上了镣铐威胁处死，虽然看未必当真，但让人惊心之余颇为嗟叹。
●Stephen Platt用其一贯的讲故事，试图理清中英双方角色在鸦片战争爆发上的不同立场和决定性政策，更重要的是，他还很好地呈现了一个帝国由盛转衰的局面，而这很大程度与国力无关，而与英国迫切想守住贸易利益有关，与《天国之秋》有相似之处
●历史有鉴，战争绝不会达成它想要达成的结果，但其余波却影响深远。真正讲到鸦片战争的正式开始和结束严格来说只有两章，但前面大量的篇幅却从很多角度展现了战争酝酿前两国的社会图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书中很明显地区分了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于鸦片战争的定性，阐明了中国鸦片战争民族主义叙事的由来及形成。p.s.以伍秉鉴的结局作为结语部分值得玩味，结合前面对于他和约翰关系的描述，不难读出作者的某种褒扬及惋惜之意，特别是在对比约翰和吉吉博伊的结局之后。
●从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口中听到过的故事，在外人角度再看一遍理解又完全不同了。我们好像总有大而化之的倾向，把一件复杂的事情主观地扭曲精简成简单逻辑，失去太多历史本身的原貌。
●和前一部“天国之秋”一样，裴士锋的原作和黄中宪的翻译同样出色，而题材则从太平天国换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一部书相同，本书仍然是在东西方之间不断切换视角，从清朝官员，到英国商人，到国会议员，到东印度公司职员，作者描绘了一幅战争从酝酿到爆发的全景图。其中对于西方视角的刻画，是中文著作所欠缺的。但可以想象，如果只看中方的言论，又怎么可能对今天的贸易战有准确的评价呢？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很多事情，这个道理同样适用。
《帝國暮色》读后感(一)：“真知灼見”的歷史真相
馬戛爾尼對晚清的“真知灼見”是因為其在受到清朝召見以及乾隆皇帝回复英王的兩道敕諭，使其在英國的名譽受損後，而發出的對其在此之前對中華文明無比崇敬之情的“反感” 宣洩。不幸的是，他的宣洩變成了歷史事實。
歷史細節展開的迷人之處，是其會模糊理所當然的歷史進程。一場勾心鬥角的貿易之爭，變成兩個以國家之名為由的戰爭。
《帝國暮色》读后感(二)：天国和蛮夷如何打交道
虽说大清皇帝其实是作为征服者的蛮夷在统治中国，但是几代之后就完全投入中国皇帝这个角色。通过特色的官僚体系来和其他蛮夷打交道。快两百年前的这次贸易战，放到今天看，好多地方还是没太大变化。因为路途遥远，通讯手段受限，现在沟通的频率，速度，质量都好很多，但是文化，制度，重点还是很大不同。当然谈判代表是二货的几率也不太有了。最后书里还用一段结语，特别讲了美商代表John Forbes和行商/首富伍秉鑑的后事，John写信让伍秉鑑移民美国。伍秉鑑过世了，没收到John的信。
《帝國暮色》读后感(三)：细节的思考
小说体中国近代史，历史的细节远比固化的结论更有趣，看到细节，读者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的历史书和政治读物一样，非善即恶，其实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彼时也错综复杂。两个大国在贸易交好两百年后，以一场战争来解决贸易问题，期间有太多的因素。1840年以来的180年间，我们在讨论和列强的关系时的基本论点都是列强强加于中国，促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对社会，绝少又讨论，为什么历史的车轮碾压的是中华民族，相似文化的日本却没有步大中华之后尘？让我们从本书开始的细节看看中华民族以及普通百姓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很多人认为重刑之下，鸦片走私以及吸食就会萎缩，其实不然，在鸦片贸易兴盛之前，乾隆年间清政府对于白莲教的扫除便走了味，由于贪腐盛行，剿灭白莲教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借此中饱私囊，恣意扩大，扫除白莲教反而更加诸民众之苦。
《帝國暮色》读后感(四)：世界没有变化，只是我们已经强大
2019年4月3日，英国议会第三次否决脱欧提议，英国的种种故事，很多都发生在威斯敏斯特宫，威斯敏斯特宫几百年来就是英国议会所在地，现存在建筑是在19世纪重建。如果闭上眼睛，脑海中的泰晤士河总是给人以落日余晖的感觉，坐落在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宫更以其大本钟和恢弘的哥特式建筑成为英国国家的象征。到访英国议会时，恰逢特蕾莎梅刚刚接替卡梅伦，国内对于特蕾莎梅的中文译名还吃不太准，新闻上经常不尽一致，议会的工作人员是富贵骄傲之情写在脸上的英国佬，在带领参观时，不时穿插几段卡梅伦的段子。上院以红色为基调，装修考究，下院以绿色为主调，极尽简朴。印象更深刻的是英国议会下院磨得已经掉皮的议员的座椅，下院的会议室不大，座椅显得比较拥挤，清一色的绿色牛皮包面座椅，棱角处大多已经漏出皮革的本色，我抚摸着这些座椅想，英国议会也并没有这些座椅如此陈旧而感到有失国体，如此之自信得益于四百年来领先全球进步的底气。电视新闻中经常可见的下院议员站起来激烈的争辩和发言这样的场景在《暮色帝国》中也频频出现。英国和中国持续了200年的和平贸易，却在1840年代以一场战争解决争端，自此开启了中国百年屈辱。
《帝國暮色》读后感(五)：帝国主义催生民族主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将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归咎于瘾君子自身，另外再加上政府监管不力。同样的逻辑如果用到1839年，那么结论将是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原因在于中国人对鸦片上瘾，再加上清政府监管不力。
事实和史实当然并非如此。耶鲁大学老一辈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学生、马萨诸塞大学教授Stephen Platt的著作《帝国暮色：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盛世的终结》( Imperial Twilight: The Opium War and the End of China's Last Golden Age, 556页，2018)并未颠覆对战争爆发背景的传统阐释，但对知识主要局限于胡绳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我来说显然开卷有益，英国角度与中国角度的对照尤其有趣。
英国对两国交往不平等的怨气由来已久，自1793年马戛尔尼面见乾隆皇帝以后，他们一直认定清廷漠视文明世界的规矩，系统性地羞辱外交使节，拒绝正常通商。接下来的几十年，英国无法通过其他商品的出口来平衡从中国的茶叶进口，鸦片交易成为道德上可疑但操作上可行的替代方案。当时中国人口约3.8亿，Platt认为吸食鸦片成瘾者最低限度为30万人，但其他数据显示应该这个数字可能高达850到1250万，清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禁烟。
两国之间的冲突一定程度上缩微至两人之间的冲突: 钦差大臣林则徐和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我不清楚林则徐本来的样子，每次遇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脑子里都会出来演员赵丹在电影《林则徐》中的形象，一位刚直不阿、大义凛然、有勇有谋的民族英雄。Platt书中的林则徐在中国根本无力开战的时候莽撞地将中国推向战争，他是位儒家斗士(militant)和卫道士(moralist)。这两个词在英文中的含义并不算特别正面。义律同样严重误判大局，他一度寄望于清政府将鸦片交易部分合法化并由此赢得全面通商机会，所以才积极与林则徐合作，主动上交鸦片，并承诺赔偿英国商人的经济损失。等到林则徐扣押商人作为人质以后，义律被迫转而全力主张开战，他知道双方军事实力存在机器轰鸣与男耕女织之间的代际差异，英国必赢。Platt认为，中英双方在经济与文化交流等关键领域欠缺寻求共识的愿望，温和派在各自的政府内无法取得主导权，最后只能走向战争。
作者的研究功底以外，写作能力同样突出，不少历史场景和角色刻画之引人入胜已经接近电影剧本。当然书中的描述以详实准确的史料为依据，绝非二月河式的信口开河，对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的再现格外突出。斯当东曾随马戛尔尼访华，与乾隆有过短暂交谈。1800年以后他到广州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随后开始系统研究中华文化，并将清政府的法典《大清律例》翻译成英文。他认为中国是基督教世界以外最文明的国家，但他的译著在读者中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英国人普遍认为《大清律例》无法适用于文明社会。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显然不可能获得基督教新教徒们的理解，这也是以后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上海、武汉、天津等租界区寻求“治外法权”的重要原因，他们反对将本国公民送交给中国法律处置，如同19世纪版本的反送中。
英国议会关于是否开战的辩论中，斯当东作为广受尊重的中国事务专家完全有能力阻止、至少延迟战争的爆发，但他最终却支持派出远征军。他认为，只有通过鸦片战争才能阻止鸦片交易，只有打仗才能让清政府懂得谦逊有礼，进而给予英国对等待遇，签署正常的贸易协定，开展正常的双边交流，并允许基督教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此时，斯当东已经抛弃早前伏尔泰等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开明专制、开明君主产生过的幻觉。
latt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很难跟胡绳一样，得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科学”结论，而是大致符合英美左派历史叙事的主要脉络，即帝国主义催生民族主义，其中包括排外仇外的成分。从目前的发展来看，肇始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理念之精髓已经更多地体现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其重要性将从根本上被毛泽东思想超过。只要以弘扬国学为名，装神弄鬼的过错远远小于地下基督教会敬拜耶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