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我感到了作为一个乡村教师的卑微

　　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年关开学后不久，我们办事处教师进行了新一轮涨工资，平均每人涨几十块钱。这对于我们勉强可以吃饱肚子的乡村教师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通过这轮涨工资，我们办事处老师工资与其他乡镇相比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又进一步拉大了。这就引起了我们学校广大老师的强烈不满，于是，老师们纷纷自发秘密商议到市委大门口去静坐，请求市领导能够给自己一个公道，同时也给我们全体教师一个说法。

　　那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午后，我们学校全体教师按照事先商议好的路线，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了市委门口，并且还打出了一个红布标语，上书“我是乡村教师，我要吃饭。”几个苍劲有力的黑体大字。

　　市委门口的保安人员见状，纷纷出来阻拦。但我们几十个老师早已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大有一种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压根就没有被保安人员的话当成回事。

　　不大一会儿，校领导、乡领导和局领导相继来到现场进行劝阻。老校长神情严肃，拼命想夺下老师们手中的那幅大红标语。无奈势单力薄，几次都没有成功。办事处的程副书记戴着一幅金边眼镜，挤到我们教师队伍的前面，扯着嗓子大声说让我们去信访办，通过合法途径来解决问题。但他那本来洪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教师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中了。教育局新任张局在一旁急出了一脑门子汗，他苦口婆心地让老师派几个代表坐他的专车到局里商量。话虽好听，但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老师们都心知肚明，任凭他说的千好万好，也没人上他的当。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市委门口的小轿车出出进进，但没有一个领导下车来了解民情。由于部分老师经不住领导们多方“循循善诱”，老师们手中的横幅标语最终撤下来了，也慢慢离开了市委门口，逐渐转移到大门旁侧的一块空地上静坐。这时，领导们开始分头做老师们的工作，让老师们马上离开这里，去信访局接待室休息，但老师们就是一动不动。

　　又过了一会儿，区委领导也闻讯赶来。其中有一位是区委的女副书记，这个人我是认识的。在这之前，因为妻子的工作问题，我曾到区委办公室找过她。很快，她就从人群中人认出了我。

　　“你怎么也来了，要不是我，你妻子的工作……”

　　我无语，急忙走开。

　　“他才不容易呢，你看他穷的。”在一旁的同事看出了我的尴尬，不知谁说了一句。

　　同事的这句话提醒了我，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鼻子酸酸的。我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衣着：一身结婚时的西服，早已退去了原来的颜色，泛出淡白色；脚下是一双棉布鞋，还是母亲亲手给我做的；再加上一头被风吹的凌乱不堪的头发。这哪里像个老师呢？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尽管领导们一刻也没闲着，磨破了嘴皮子，好话说了一箩筐，但老师们还是原地不动。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师们期待的关键人物——办事处书记，终于出现了。这时，老师们才陆续离开，跟着来到不远处的信访办接待大厅。那是两间不大的房子，被老师们挤得满满的。安静下来之后，书记耷拉着脸走上前台，先是干咳了两声，继而给老师们讲明“天下大势”，然后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乡里并不欠老师一分钱，我们所发工资完全符合上级的政策标准。

　　从信访接待大厅出来，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如血的夕阳把整个城市都笼在了一片红海中。老师们个个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接着，我们全体老师在附近的城市广场集会，商定明天号召全办事处老师都行动起来，来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第二天一大早，当我骑着自行车准时来到指定地点时，却大失所望，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五个人，傻傻地站在偌大的清冷的广场上。一阵冷风吹过，我不禁浑身打了个激灵。

　　等我回到学校时，整个校园已经是书声琅琅了。

　　随后几天里，区里的调查组进驻我们学校。采取逐个谈话的方式，目的是查清楚上次游行的幕后始作俑者。幸好，学校中有几个勇于担当的老师在危机关头挺身而出。结果，经过各方求情，决定从轻处罚，全区通报并一年内不准晋职。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上次事件的余波已经散尽，学校早已恢复了原有的平静。一天，我又听说上面来人了，还是上次那件事。因为我们学校有人写给省长的“伸冤信”被转了下来，上级领导非常恼火。但从那以后，我好像再也没有听说过有关我们学校老师游行的事了。大概是不了了之了吧。当然，老师工资是一分也没涨。

　　那一次，我确确实实感到了作为一个乡村教师的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