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大校长》读后感精选
《民国三大校长》是一本由王云五 / 罗家伦著作，岳麓书社出版的304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01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片段勾勒而已
● 通过他们本人和其他亲友的书信等文，尽可能的全面而客观的介绍这三位校长。大都是文言文，读起来有点困难。对于这几个人极为感兴趣想认知的推荐之，窥见民国一二也可推荐之，其他则再也没有什么；至于精神品质等，大概也可用前两个方面做推荐。
●看完西南联大纪录片，就买了这本民国三大校长来读。之前读过同一系列的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首先非常喜欢这本书的装帧风格。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且流芳千古，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和”二字，正体现在三位校长身上。有人主事，有人放手，三位校长也不孤立只为自己学校着想，而是和另外两校缘分不浅。
●大学非单靠一人之努力而成就伟大之大学，但可因一人而奠定伟大大学之基础，成就伟大大学之精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第一篇尚可借传主自述和富有时间连续性的他人回忆来勉强拼凑出部分个人形象（尽管两种视角存在明显的分歧），到了第二篇连这都丢了， 除了知道校长酒品好待人圆滑外真心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独到的伟大之处。南开校长的部分也大同小异。作为一本传记，个人认为这是不合格的。喧宾夺主，实乃立传大忌。
●蔡元培部分好
●看完蒋传记还有没看完的胡适传记觉得太累 南渡北归也太厚 翻翻这种篇幅短的调节下 希望年底可以读完。二月底终于看完了，说实话还比较口水 有些逸闻趣事倒算有趣
●所谓“盗火者”，为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奠定基础的三大校长。尤为敬佩梅贻琦先生，为国为民为教育，自己过得太清苦了。
《民国三大校长》读后感(一)：随想
啃完《民国三大校长》，感慨良多，翻开之前，只对蔡元培先生的诸多事迹有所耳闻，对梅贻琦先生和张伯苓先生知之甚少。看过之后，孑民先生的兼容并包，月涵先生的沉稳刚直，伯苓先生的中正坚毅都一直在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可以说他们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路人，他们的诸多思想，现在看来依然是先进的，符合时代需求的，足以见得三位大师眼界之开阔，眼光之长远。为什么那个年代会产生我们中国最后一批大师，我想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先行者，领路人为他们撑起了一片自由的研究的天空。回头看今天做教育的一部分人……算了我不回头看。。。最后，从《南渡北归》到《那时的先生》再到《民国三大校长》，感慨一句，民国是个战乱的年代，是个残酷的年代，是个无数先辈流血牺牲的年代，但也是一个思想的黄金年代，一个自由，奋进又不失爱国情怀仁人志士的年代，是一个读书人真的愿意铁肩担道义的年代！是一个吾辈应致敬并以之为楷模和目标的年代！
《民国三大校长》读后感(二)：多一些让读者自己去发现会更好
不是自己以为的方式表述，所以努力了很久这本书到最后也只看了三分之二，而且还看了很久。
首先，此评价不针对三大校长本人。
其次，对于一个人下评价应该有全方位的了解后，才能有个立体的形象。所以编排是否是有自传，校长的思想文字，再辅以他人以他者的眼光来看校长，这样显得更完美呢？
对于一个人好奇，我们都希望自己去慢慢发现，这样才有惊喜。而此书文章的编排百分之九十都是他者的眼光，一句话，一件事，说一遍是了解；说两遍是平淡；说三次是烦躁；如蚊蝇在耳边一直唱和，有点烦。
看到大约五分之一时，就有一种感觉，不是在说三大校长吗，怎么却多少是在给每篇文章的作者自己唱功呢？有时候文章作者说得过于兴高采烈，以致很生硬地拉回主题，这不就是抱大腿来标榜自己吗？实在对这类的思想和做法有些排斥。
《民国三大校长》读后感(三)：三大校长的精神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
《民国三大校长》，红色的封面，很是吸引人，全书300来页，介绍了民国时期的三位有名的大校长，即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对三位校长的叙述，既有他们的个人自述和回忆，也有同窗好友、曾经的同事、一起的战友们的回忆与讲述。
全书一气呵成读下来，对三位校长的丰功伟绩甚是佩服，对其为人更是钦佩有加。三大校长致力于推动所在学校教育发展与国家兴亡、民族振兴紧密相连，这是我们所不能及的。一个人不但要一心为民、心系祖国，还要忘我工作、全不为私。
蔡校长官至教育部长，却仍平易近人，绝无架子。他重情义、明礼节，喜好每饭必酒，主推男女学生平等。梅校长做人、读书、做事，则以慢、稳、刚三字代表，他真诚而不虚伪，在推动清华大学实力晋升的道路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张校长倡导学生爱国，教育学生学知识、增能力，用以为国为公，助力中国富强。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三位校长的人品、才品、德品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历史永远铭记的。三位校长为正义奋斗、为国家奋斗、为民族奋斗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现在，我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我们的生活环境与三位校长当年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但三位校长的精神，那种满满的社会正能量，是我们必须也不能忘却的，相反，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审视自我一番，看看自己到底能为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能为社会的进步做些什么，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也是可以值得骄傲的。
我喜欢三大校长的为人、处世之道，我将以他们为榜样，传承他们的精神，做好我自己的工作。
《民国三大校长》读后感(四)：在膜拜之外寻找真实
这些年，民国时期的大学被戴上很大的光环，以西南联大为顶峰，校长、教授等等都像明星一样成为很多读物的关注对象。开始的时候我也比较感兴趣，但后来有点烦了，觉得他们真的就像一座遥远的山，高大但很模糊，在传来传去的文字中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真实。此次之所以读《民国三大校长》，就是想，或许早期的一些文字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更真实的东西。读完之后感觉，尽管也有很多应景之作，但总体而言还算没有让人失望。
三大校长就是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此书内容来自台湾1960年代开始编撰出版的《传记文学》，是其中刊出的与三位校长有关文字的辑编。1）所有的文字都来自当事者自己的回忆——或许回忆有不太准确的地方，但避免了二道贩子的文字加工。2）文字带有作者个人色彩，只涉及三位传主的某些方面，无法提供完整传记。总体看，有关蔡和张的内容要更加丰富一些，梅的描述则比较单薄。
我先说读完后对三位校长留下的另类印象（注意是另类印象）。关于蔡元培的印象，第一是传奇经历，清末翰林出身，授编修，却没有成为冬烘先生；第二是动不动就辞职，做过很多事情，出入很多职位，但常常以辞职告终，在北大的这些年也是不止一次辞职，“一生任官做事，合则留不合则去”。关于梅贻琦的印象，第一是寡言和隐忍，寡言也能成大事啊，第二是无敌酒量但不张扬，所有敬酒来者不拒，但从不主动挑战别人。关于张伯苓，第一是身材伟岸，常常把别人比下去，第二似乎总是在为筹款而奔忙。确实，三位校长代表的三个大学，性质很有不同：前两个属国立，一个自京师大学堂蜕变而来，有教育部拨款，一个有外人资助，庚子赔款基金是保证，唯有南开属于私立，学校规模无法与前两者比，办学资金也是常常捉襟见肘，一度因为清华财大气粗粗暴挖人而气愤填膺却无可奈何，但正因为私立这个身份才能与清华北大相提并论。
列举其中一些值得看的篇目：1）蔡元培自述，好像是几篇东西拼在一起的，但也值得看。2）蔡孑民先生与我，王云五，与蔡有多次交集，故而有很长叙述，其中说到蔡元培在教育部的很多想法来自他当初给蔡的建议。3）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他是组织者，还原了真实的事件过程和不同人的表现，很有现场感。4）张伯苓和南开大学，宁恩承，从不同方面回忆南开和校长，包括学运，学生生活状况，学生与教授的对抗等，真实有趣。5）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1926-1936），何廉，回忆南开的经济学研究和校长支持，有很多细节让人感兴趣。
附带说一下，书中好几处提到统计学。吴大猷列举南开聘请的教师中，提到何廉是经济统计教授，何廉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宁恩承回忆1924年专心翻译美国Willford King的《统计方法》，说当时“中国统计学是新兴学问，统计方法运用方开始”，此书“通俗易解，译成之后在国内各大学通行采用，成为应时之品”。何廉回忆他在南开第一学年教的四门课是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曾经组织编撰经济统计资料和物价指数研究。对，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南开，确非偶然。据何廉回忆，张伯苓清楚，私立的南开，实力难敌国立的清华和北大，故而避免正面竞争，“南开坐落于商业都市天津，天津还有一个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南开应当把重点放在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而当时的清华和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所以，南开首先要加强商学院，然后待有可能则要建设工学院。
《民国三大校长》读后感(五)：喧宾夺主，是对传主的不尊重
或许是作者想要传达的内容与我期望看到的内容间有些偏差的缘故，读完本书，我是感到失望的。
这一点后来想一想，应该怪自己在择书时挑选得不够谨慎。书名为《民国三大校长》，在内容上看似以西南联大时期作为联合大学的三大组成部分的清华、北大和南开的校长为传主，但是实际上，不论是从序言还是从封面的导语来看，这本书都只打算为来自台湾的《传记文学》一刊整编一个小集子，选择这三所学校的校长入手，可能只是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所致。
带着这种目的，全书针对每一名校长，收录了《传记文学》中曾经刊载的有关文章。作为一种合集而言这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对三名校长的传记而言，则如同蜻蜓点水一般，甚至连传主本人的生平都寥寥数笔带过。我自认为一本合格的传记，不论如何立足，至少应当让读者对传主有所理解，从这一认知出发，这本书无疑是不合格的。该问题以第二篇尤甚，虎头蛇尾，竟以一篇谈论酒品的回忆录占据全篇最大篇幅，实属荒谬。
不过若说这本书里的内容一点干料都没有，倒也太过刻薄。除却梅贻琦校长一篇外，若相信书中所记载无任何主观吹捧的元素存在的话，蔡元培与张伯苓两位校长的性格，大概倒也能够捕捉到些蛛丝马迹。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其一是蔡校长年轻时对革命充满热情，以至于“觉得革命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暴动，二是暗杀”，并与支持学生退学参与革命的《苏报》有过合作；然而待其担任北大校长时，却又反对学生去与政府公然对抗，认为应以学业为重。这个一百八十度的态度扭转，其原因究竟为何，书中或许给出了一些答案，诸如同僚间在陷入利益纠纷的丑态，以及学潮期间的流血事件等，但是这一切都并无定论，亦无分析。
其二是张伯苓校长开创南开大学的奋斗史，以一名见习水兵的身份目睹甲午海战时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并由此开始决心弃武从文，并利用一切资源来创办学堂、中学、大学，以培养出有能力并适应中国国情的人才为使命。这一过程可以说是一部民国时期的励志小史了，尤其是天津的地理位置导致其与东北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能够把这个过程更加细致且有条理地记录出来，应当也是足以为鉴的。
相比之下梅贻琦校长一篇显得甚是肤浅，但是至少也有一件勉强称得上是核心要素的事情，那就是校长为新竹清华大学筹办原子炉建设的事情。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书中几乎未对这件事有任何详细的记载，因此只能自己从课外去查找相关的内容，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诚然，书中确实从许多旁观者的视角给出了一些对三位校长的性格的直接描述，诸如以“豪侠”称蔡元培校长，以“沉稳”称梅贻琦校长，以“伟大”称张伯苓校长，但是私以为这些性格，并无法构成他们独特于世人的卓越之处，尤其是在那个人杰辈出的时代。
因此，若希望全方面领略这三位校长的人格魅力，个人认为，还请诸君另觅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