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交车，人间
摘要：我有个习惯，随身都带着相机，凡是觉得值得留下来的，都会拍下来。刚开始封村的时候，农民自发在村头竖起牌子，提醒大家不要走亲访友，我就把各村头的牌子都拍下来。大概在2月下旬，我想，应该去拍点不一样的，就想到了乡村公交车。
文 |实习生 张蒙
图 | 谢佩霞
在广西，乡村公交车已经热闹了一个多月。
三月春耕，百色市田东县城的公交车站，77岁的阿婆准备回家，她刚卖完一批鸭毛，是走村串户一家家收上来的，晒干后再卖给乡镇老板。黄忠专心扶着刚买回来的果苗，手机响了，他直接贴到耳边，但铃声没有停，原来他忘记按下接听键。车来了，佛系青年阿武还坐在候车席上，等别人都上完，他才最后一个上车。
这些都被55岁的谢佩霞拍了下来。她原是当地一名公务员，偶然喜欢上摄影。十二年里，相机陪她看过元阳梯田里的星夜，也走过罗布泊的旖旎风光，拍下六七十万张照片。最吸引她的，还是根生土长的家乡田东——山里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走到哪里都能遇到熟人，更说不上什么现代化，“但这是非常亲切的一个地方，人们不会躲避我的镜头，和我聊聊他们的故事，很可爱。”
自3月下旬开始，她带着相机，跟随复工的公交车在各条线路上走走停停。她说，拍乡村公交车不仅是体验疫情前后的变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我记录下的，就是我这个普通人对于家乡的那种感觉。”
以下是谢佩霞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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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习惯，随身都带着相机，凡是觉得值得留下来的，都会拍下来。刚开始封村的时候，农民自发在村头竖起牌子，提醒大家不要走亲访友，我就把各村头的牌子都拍下来。大概在2月下旬，我想，应该去拍点不一样的，就想到了乡村公交车。
公交车是我们主要的公共出行工具，基本能通到各村屯。到田东县城，近的20多公里，远的50多公里，想出来村民就到候车亭等着。如果没有公交车，就得自己找车，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条件。
公交车司机黄师傅。
他是作登瑶族乡大板村人，却驾驶着一条由县城开往江城镇的线路。我很好奇，为什么不驾驶自己村庄的公交线路呢？在田东，来一趟县城是件麻烦事，这样可以顺手给家里捎上一些东西。黄师傅说，不太好，不太好。那条线路的客人比较少，再者，往来的熟人太多，乡里乡亲，不好收费。
疫情期间，汽车总站照常给他发了工资，现在全面复工。每天早上6点准时上班，下午6点收班，每天发两个口罩替换。黄师傅所在的江城线，有公交车14辆，每天每辆往返三趟，也就是说一天共有42趟车进出江城镇。
最近乘坐的人比较多，大家都想出去转一转。这里此前一直是低风险区，零感染，坐公交车比较放心。3月25号晚上，忽然在微信群传来消息，说有一个从香港回来的人发烧了，坐过这趟车的全被拉去检查。这些天，我基本上每天都跟着这些公交线路来来回回，有些后怕，还好后来证实并不是新冠肺炎。
锰矿厂郭师傅。
疫情也让我意识到，我们对医学的认识还是比较有限的。比如医疗口罩和一般的防尘口罩有什么不一样？学习后，才了解到其中的差别。我在公交车上就遇到过一位郭师傅，他是锰矿厂的工人，一上车就非常“吸睛”，因为他带的是一款防毒口罩。
郭师傅在一家私人企业工作，主要就是开采锰矿，会产生很多粉尘，特别是在洗矿的时候。其实矿里的工艺我不是很熟悉，但路过工厂，都会觉得是一个大污染源。为了保护工人，厂里就发放防毒防粉尘的口罩。郭师傅说，既然这个口罩能防住矿里这么恶劣的环境，也应该能防住新冠病毒。
本地的郭师傅复工了，但在外地务工的佛系青年阿武却被疫情留在家乡。车来了，他还稳稳地坐在候车席上，不争不抢，等大家都挤上了车，他才最后一个上车。
阿武来自僚坤村，之前在广东中山的工厂车间打工，回家过年。后来封村封路，没有找到合适的返城方式，也担心广东风险更高。关于复工，他不太着急，和坐公交车一样。阿武说，虽然复工了，但工厂的订单量比较少，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在老家挣不到钱，但生活成本也低，慢慢来吧。
僚坤村的阿武。
像阿武一样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在田东非常多。比较贫困的村庄，一半的青壮年都会外出打工，而在梅林这样的深度贫困村，50多岁的中老年人也会出去搏一搏。
梅林村在作登瑶族乡，是县里八个深度贫困村之一，离县城39公里，每天有两趟公交车到县城，发车时间是7点40分和12点40分。
我们这里属于真正的“老、少、边、山、穷”——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县，大石山区，有连成片的贫困村。直到2019年，田东才退出贫困县序列。
所谓大石山区，都是石头山（石漠化山区，九分石头一分土）。对梅林村来说，没有土，就没办法种粮食，想种水果也不行，想养殖也不行。仅有的一些土地用来种玉米，但也只够维持两三个月口粮，之后要靠国家补贴。石头山里修路和灌溉的成本高，发展很难。
梅林村候车亭。
留在村庄里，自己生活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有额外的收入。因此，大量人员外出打工，当地政府也会组织一些单位招工，能拿到每个月三千到四千左右的收入，已经是很好的选择了。这次我也坐了公交车去梅林，那天是下雨天，有一个小伙子正坐车准备去南宁的一家建筑公司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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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东慢慢热闹起来，最明显的节点就是“圩日”（赶集日）重启。2月初“圩日”暂停，后来才恢复，公交车上许多人都是奔着赶圩来的。
三天一个圩。比如3月22号一个圩，25号又一个圩，卖猪肉的，卖活鸡活鸭的，基本都是“圩日”才会出现，各村的人也赶着这个日子去购置物件，其他日子会冷清些。
饲养小鸡的老大爷。
3月22号，赶圩日这天我遇上一位老大爷。他在镇上买了小鸡，是小鸡幼崽，已经长了一段时间，比刚出生的小鸡好护理，大概再养三个月就可以卖了，他准备拿回家去饲养。
上一趟车他已经挤上去了，但因为人太多，他的鸡笼又大，占用很多空间，司机叫他等下一趟，他只好搬下来，老老实实继续等。本想和他多聊聊，但他说的是南部的壮语，和我语言不大通，实在可惜。
后来我又遇见一个收集鸡鸭毛的阿婆，她来自义圩镇，已经77岁。宰杀鸡鸭这事，在城市已经专业化，鸡鸭毛都由市场摊贩统一处理。但在乡村，家家户户杀鸡、杀鸭，大多还是自己动手，然后把这些毛存下来。鸡毛掸子，羽绒服，这都是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阿婆就是这个中间环节，走村串户收购鸡鸭毛，再把鸡鸭毛晒干后卖给乡镇老板。
收购鸡鸭毛的77岁阿婆。
这天，她就刚卖完一批鸭毛，准备回家。
看到这样一位阿婆还在为生活而奔波，心里还是很感慨。阿婆是从外县嫁过来的，会说桂柳话，我们就聊了起来。她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鸡鸭毛是小本生意，一只鸡的鸡毛，收购价是一元钱，而且背起来也不太重。她说，哎呀，没办法，她不能不做，也不习惯不做。
这样的老人在田东不在少数。子女没办法照顾，年轻人大多出外打工了，老人就做这些贴补家用。而且他们也勤劳惯了，闲下来并不适应。疫情过后，阿婆终于又有了收入，日渐回归原本的生活，也许会更加安心。
江城姑娘小阮。
江城姑娘小阮拎着大包小包上车，江城镇的豆腐和油果（豆腐油炸的干豆腐果）是远近闻名的。小阮每次出县城，都会帮朋友们带上许多。
油果就像瘦肉一样，是百搭的配菜。如果煮火锅，直接丢到火锅里就好；还可以搭配豆芽之类的蔬菜一起翻炒；或者用刀从中间切开，拌上葱花，蒸起来吃。怎么做都可以。
疫情期间，所有的早餐、夜宵、餐馆全部关门，我们只能吃自家厨房的菜，口味单调了些，但豆腐和油果以特殊的方式继续存在于疫情时期。在公交车停运的时候，商家会开着自己的小货车或者皮卡，线下配送。
现在解封了，又可以来买新鲜的豆腐和油果，口感特别好。和小阮一样，我每次都会买不少回来。
购买水稻种子的妈进。
伴随着“圩日”开放到来的，还有春耕播种。春耕是个大日子，凡是有田地的，都要赶在农时之前播好种。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会认为没有好收成。
住在印茶镇的妈进，到县城买种子。之前她已经来过镇上一次，但是觉得不太够，又来补充采购。在我们农村，一些妇女在结婚后就不再喊自己的名字，“妈进”，其实就是阿进的妈妈。
但种粮食并不能发家致富。在田东，尽管会给一些补贴鼓励种粮食，但农民都不太愿意，因为成本太高，收购价格又太低。种的粮食基本上就是这家一年的口粮，如果亩数多，才会卖掉一些。
购买果苗的黄忠。
那拔镇六柳村的黄忠，在春耕的日子里，到县城购买果苗栽种。他戴着口罩，专心扶着果苗。后来他坐到我旁边，大概是怕家人联系不到他担心，掏出了使用并不熟练的手机。过了一会儿，手机响了，黄忠直接把手机贴到了耳边，但铃声仍然不停，因为他忘记了按下接听键。
他给我印象很深。对于乡村的人来说，现代科技还没有完全走入生活。
在印茶中学门前的车站，有一路专门通往印茶镇的专线公交车还没有来，于是镇子里的人都坐在一起等车。农大妈是村子里的文艺骨干，常组织跳广场舞。在我们这儿，广场舞不分民族、不分地区，每晚8点左右，吃过晚饭，大家就聚在一起，跳上一个半小时再各回各家。
农大妈（左三）和她的同乡。
由于疫情，广场舞此前中断了一段时间，现在又迅速恢复了，差不多每天晚上、每个角落都有人在舞动。最近最流行的是《站着等你三千年》，听多了，连不跳广场舞的我都能哼上几句。
3
在田东，四年级以下的小朋友，可以快乐享受这个超长寒假，没有网课的要求。
即将过生日的龙凤胎小朋友。
这对龙凤胎来自作登瑶族乡波圩村，这天是4月21号，再过三天就是他们的生日。爷爷奶奶带他们到县城玩，顺便订一个大蛋糕。
孩子父母都在广东打工，只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村里的小卖部只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想要订个蛋糕，就必须坐上公交车早早去镇上或者县城。
不过这次被隔离在家，也有些好处，连统计的留守儿童都少了一点。平时有些孩子连爷爷奶奶都没有，就丢给在家的姑姑，或者其他亲戚照看。
准备开学的黄玲玲和妈妈。
4月21号恰巧也是部分年级学生开学的日子，黄玲玲和妈妈拿着行李到县城。她来自作登瑶族乡江那村，在县二中念高一。在家的时候，她也上网课，虽说可以听，但一直担心学习效果。
玲玲家有网，父母也支持，所以她能正常返校上课。但我也关注到一些经历坎坷的学生，说来真的很心酸。一个班35个学生，只有8个有手机可以上网课。这8个学生中，还有几个是家里信号不好的，每天需要早早走到山顶上，找到信号稳定的地方上课。
在山顶上网课的女孩。
你想想，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上网课，一是安全的问题，二是山顶风很大，下雨天就更别提了。但没有办法，孩子只有去到那个地方，才能够正常学习。而且电脑普及率也不高，村里的孩子基本都在用手机上课，特别费劲。即使家里有经济条件买了个手机，还要考虑流量的问题。一台手机也兼顾不了孩子们的网课。
之前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去了一趟梅林村，在那里见到了罗家三姐妹。一家五口人，父亲靠外出打工挣钱养家，母亲患有精神病。他们家真是一无所有，三个孩子和患病的母亲住在用木头搭起来的房子里，六面透风，连头顶的瓦顶也透风。唯一能和现代化挂钩的，只有家里照明的电灯。
罗家三姐妹在讨论学习。
大姐罗艳琴，直到初中升学之后，才第一次到县城，还是为了住校读书。后来由政府出钱建了一间水泥砖平房，房子不透风了，家里唯一像样的东西就是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放学后，她们就坐在电视机前看外面的世界。就因为她们三个，我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对梅林村进行记录，差不多10年了。
这次上网课，对曾经家徒四壁、用水泥台作为学习桌的她们来说，是一种奢侈。现在，大姐艳琴已经读高一了，两个妹妹上小学六年级。家里只有一部手机，只能课业重的姐姐艳琴使用。姐姐每天上完课，再去问老师，六年级的学生该怎么补课，做什么样的作业。
上网课的姐姐罗艳琴。
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完成网课的孩子，真的很不简单。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嘛。
3月28号那天，我在公交车站遇到印茶镇的麻老板，她和女儿一起到县城购买鸡苗。她女儿已经大二了，学的是教育专业，但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没有开学。
女儿去医院看牙齿，她静静地坐在候车区等她。补牙齿要很长时间，我让她先回去，麻老板很淡定地说，“不会的，我女儿说了，今天她排到了1号，很快就回来”。
等待女儿的麻老板。
我陪她坐了一会儿。她女儿后来回来了，我问女孩，以后想去哪里发展呀？她说，才大二呢，以后再考虑吧。也挺好的，做好手头的事，就像我，先拍好身边的事。
我想，我记录下的，就是我这个普通人对于家乡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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