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子》读治平之术：霸道思想和王道思想的区别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学说，它一直活跃于民间，被许许多多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所推崇，却又长期受到主流思想界的忽视，它就是实学派。“实学派”本是儒家学派的支脉，主张“经世致用”，认为学问的终极目标必须有益于国事，以致于后来的实学派儒者们反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认为这些学术空泛而且无用。实学源于中国，流传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是一门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国际性学问。中国实学传入朝鲜、日本后，与朝鲜、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朝鲜实学和日本实学。

　　在这里我们主要分享的主人公就是春秋时期一位实学派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是实学派的拥趸，更以一生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实学派的思想，建立了令无数后人景仰的丰功伟绩。管仲留给后人的最大思想遗产就是他开创了“霸道”思想，与孟子提倡的“王道”相对，其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它是稷下学宫中推崇管仲的道家学人辑录管仲一生的言行事迹而成的。“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孟子有一句评语很准确：“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以力服人是霸者的共性，但是在春秋时代，即使霸道也须假仁义而行，五霸在以力服人的同时，尚能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但行王道者有理也必须有力，不然天理或正义仍难得以伸张。霸道崇尚权术和武力，推行快速地“强国之术”（《史记·商君列传》），其所标榜的原则宗旨（如尊王攘夷、富国强兵）并非不美，但往往只是对内盘剥对外掠夺的旗号，惑人耳目的幌子而已，目的全不在此。

　　春秋五霸的兴兵约盟，尚能以信义矫世，至战国法家，则全变成以智术欺骗，武力征服的方式，帮助赢秦达到“囊括四海”“君临天下”的目的。中国向有崇尚“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但是怎样实现大一统和实现怎样的大一统，却是更为原则的问题。因此历史上对此一结局的评价始终是毁大于誉的。

　　王道崇尚仁义和礼制（仁爱之心正义之行见于修养的谓之道德，见之于行政的谓之德政；见于法律定为制度的谓之礼制），道德的标准高于事功的追求（王者先德而后事），重在通过争取人心归附的途径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

　　王道思想是由儒家针对霸道的政治理念和行为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尊王攘夷”的霸道虽然功不可没，但其间搀杂了太多的私利，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因而被孔子讥为“不知礼”，还批评管仲“小器”。孟子见齐宣王，不言“齐桓、晋文之事”，以示其“贵王贱霸”的立场。实则是认识到霸道不足以从根本上救治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战乱频仍的衰乱局面。而奉行王道主张，并非就不计利害，轻忽功利，而是将功利建立在更加符合人道更为深远合理的坚实基础之上，最终目标，仍然是要“一天下”，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适合人类生活的理想政治环境。

　　王道虽然难行，但其学理已经深入人心。致使是兵家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怀敌附远”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