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势观风》的读后感大全

　　《察势观风》是一本由谭徐锋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2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察势观风》读后感(一)：作者后记

　　历史讲求因缘。

　　中学时代，少年人有一些家国情怀依然是师长所击赏的。这些情愫，除了写诗能够排解之外，读史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念历史，对于我纯属兴趣使然，因为如果要考虑家境的困顿，或许原本该读其他更能便于稻粱谋的专业，这要感谢父母的充分包容与理解，因为他们深知我的个性，也明白学历史想必会受穷。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迥异于同龄人，我获知录取大学通知书下达时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当时正与家父在山坡上掰苞谷，那是用来喂猪的粗粮，而卖猪正是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很小的时候放学后背着半人高的背篓上坡割猪草是我的日课。

　　报考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家文科基地班，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独断，其实是冲着师爷章开沅先生，自幼喜欢文史的我，对这位“非著名大学的著名大学校长”（海外友人给章先生的雅号）仰慕已久，所以当我在垫江一中操场第一眼看到华师当年的招生简章上老爷子的照片时，总觉得似曾相似。

　　入学前一夜，我因早到尚未分宿舍，所以寄宿九九级师兄处，当时案头正好是苏晋师兄已被翻得起翘的藏书《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兴奋莫名，通宵读完，一代良史的命运却如此悲壮，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典型犹在。入学后第一次新生习作选拔，在拉杂追忆中学时代的阅读记忆时，也将那一晚的阅读偶遇写了进去，幸运地力拔头筹。桂子山四年，生活清苦，但却格外充实，感念至今。

　　想来这就是我跟史学的缘分吧。

　　本书的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最早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学一年级，本书所收钱穆一文，就是大一时期的习作基础上略加修订而成，承蒙《人文杂志》不以资格论作者，惠予刊布，对一个大二学生，不仅不要版面费，还给稿费，现在想来真是天方夜谭了。

　　还记得大一上学期一个桂花飘零的下午时光，第一次跟作为名家面对面的朱英老师请教，因为我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发现进而去收集文祥的资料并汇报了一些构想，他面带微笑地鼓励我“你对文祥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我了！”随即还破格让我可以进馆藏丰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看书。马敏老师尽管认识较晚，他当时已经是校长，可我觉得很是亲近，经常在他的研究生课上大放厥词，下课后还缠着他一路问了不少问题，他都不以为忤，反而以熟悉的川音鼓励有加。马老师、朱老师和四年基地班指导老师刘伟教授对我的不断鼓励，在少年人的心田里点燃了史学求索的斗志与激情，这段少年心史，每每忆起，总是倍感温馨，足以让人从容应对某些至暗时刻。

　　北上深造，是我很早就立下的志愿。非常有幸遇到我的硕士生导师王奇生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黄兴涛教授，二位恩师为人为学都有口皆碑，对我一直极为宽容，而且随时加以指点，于学业与生活可谓关怀备至，一直铭记于心，尽管我的表现肯定离他们的期望还相差甚远。但愿今后几年，能有时间将耗费他们不少心血的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整理出版，以感谢他们多年的费心培育，同时纪念我紧张、充实甚至略带张狂的大学时代。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家母辛苦照料我们小家的生活，犬子顿儿得以茁壮成长。内子夏荔对我职业之外的学术志业一以贯之的支持，那要追溯到我们相识相恋的武昌桂子山，桂花开又谢，至今已十九年矣。从汉皋到津门再京华，由青涩而渐入中年，无数的青灯黄卷，因为有伊的包容与理解，才变得如此温暖。

　　结稿之时，初学与初恋之地武汉乃至湖北正遭遇百年难逢的重大瘟疫，让人揪心，祝愿那里的师友化险为夷。大难之后，霄壤之间，长歌岂能当哭，吾国与吾民能具备长远而清晰的历史眼光，这是最大的祈愿。

　　当然，由于才疏学浅，这一尝试肯定还有诸多不足，请方家与读者不吝赐正。

　　谭徐锋

　　己亥岁末初稿

　　庚子岁初定稿于北京观海堂

　　《察势观风》读后感(二)：从历史记忆角度认识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察势观风》读后感(三)：【转载】作者自叙

　　《察势观风》读后感(四)：谭徐锋：作为个体记忆的甲午战争

作者：谭徐锋

甲午中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的读书人有天崩地解之感。梁启超认为，“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对其进行再解释，其实需要多重的维度，此前在政治、外交、军事层面已有不少探索，这里拟从记忆的角度对其进行重访，探讨时人如何应对、讨论、追忆这一战争，具体而言，会选择个体、家族、县域、清廷高层作为个案。

一、天才一代的幼年记忆

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曾感叹：“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与康有为等年长近二十岁的一代人不一样，鲁迅、蒋百里、蒋梦麟、胡适、任鸿隽等等一长串名字，都是在这一时代出生的，而他们出生后不久所遭遇的最重大事件就是甲午中日战争。正如鲁迅所说，“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一向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竟然击败了大清帝国，而且让不少人趋之若鹜前往留学。

著名革命者、四川荣县的吴玉章(1878—1966)回忆：“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痛哭不止。那时我的母亲刚死去不久，我的二哥正和我一起在家守孝。家庭的不幸使我们对国家的危亡更具敏感，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达。”认为《马关条约》是前所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甲午之前，占据吴玉章脑海的还是忠孝节义，随着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对于旧学的了解更加深入，对于岳飞、文天祥、黄淳耀等人的事迹格外钦佩，使其感时忧国之心倍增，“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

著名军事学家、浙江海宁人蒋百里(1882—1938)在其《自传遗稿》里提到，甲午战争爆发，他才十三岁，为了帮堂兄乡试时夹带，“去问街上的钱庄里边借了一张《申报》来，因为有些消息可参看，同时又可抄点论说，预备对策的论文。我记得中间还有一篇大骂李鸿章的文章。《新智识论》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的，这就是甲午战争，从此刺激了我的新智识，我学会了看报”。由此，蒋百里知道了平壤、牙山、大东沟、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等地名，可是“那个时候找不到一本地图，无意中不知在那一家看见一张地图，因为边界上涂颜色的关系，就使我注意到海参崴同珲春的这只角上”。

蒋百里“还记得那年秋天在海宁天宁寺里来了两个陌生买字的人，先是一个朝鲜人，后来一个仿佛有点安徽人的样子，住了二三个月就走的，现在想来无疑是日本侦探。因为这两个人写的字都是十七帖，如果那时有人拿正楷来考他们一下，一定会露马脚。仿佛那时中日方面也有警戒的样子，所以来了一位城营”。不过校场里所练依然是马步弓箭，并没有受到这场大战的影响。

后来的民国时代北大校长、教育部部长、生长于浙江余姚的蒋梦麟(1886—1964)，则从走村串户的小贩那里看到绘有国家大事的画片，“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1894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戴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尽管只是纸上的胜仗，可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这一流行乡间的精神胜利法，因为画片的普及，可以很快传播，而且很可能成为乡间故老茶余饭后深信不疑的谈资。

身处安徽绩溪的胡适，当时仅仅两三岁，其父亲胡传因为要协助刘永福死守台湾，不久因病去世。胡适回忆：“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当时胡母才二十三岁，从此之后，孤儿寡母的生活阴影一直留在胡适心头，而其母亲做了二十三年的寡妇，“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类似的个例俯拾皆是，同一件历史事实，却衍生出复杂的历史记忆，而且并非东部地区就一定比西部更快了解此事，有的甚至可以颠倒黑白，将主要事件一笔勾销，比如宋恕宣称东学党乃袁世凯伪造。

二、不共戴天与家族永宝：邓世昌、陈寅恪的例子

甲午中日战争的黄海海战，原本被人寄予厚望的北洋水师一败涂地，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壮烈殉国，不仅在读书人层面引起很多敬意，对于其家族而言记忆也可谓颇为深刻。其外孙女回忆，邓世昌出征那一天，“话说得特别多，想的事也特别多。再三叮嘱要教育好孩子，照顾好孩子。但说话很坦然，没有流露出伤感。后来，他在大东沟英勇阵亡的消息传来，外祖母才恍然大悟”。

邓世昌生前爱用的水盂、盂中小勺，以及视若拱璧的怀中之物——一枚白玉印章(刻有“邓正卿印”字样)，甲午出征，他都特意留在家中，显然“誓愿战死，不期生还”。邓世昌大战在即的坦然，无疑是视死如归的典范，他落水后拒绝爱犬的救护，毅然赴死，其中的决心可见一斑。

邓世昌的妻子何氏时居上海，听闻邓的死讯，请人绘像设邓氏牌位早晚香烛祭奠，直至她去世，从未间断。

邓世昌曾孙女邓立英回忆，“太公殉国后，他的夫人我们叫太婆，拿着一个小油灯，楼上楼下地走。那个时候我们在虹口住的地方挺大的，她就在家里到处走啊，呼唤叫我太公的名字，家里的情景也比较凄凉”，孤儿寡母的细节在家中流传，其中的孤苦让人感怀。

清廷鉴于邓世昌家无余财，忠贞报国，对其家族抚恤甚多，奖赏了十万两白银，颁给其母亲三斤黄金所制的“教子有方”匾额，还封邓家三代为一品官。邓氏长子邓泽洪承袭一品官，短暂做过广东水师提标，但面对甲午战后的惨状与清廷的颟顸，与二弟弃官经商，继承祖业，开始经营茶庄。后来赞赏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为其捐款捐物。对清廷的失望，并未因所谓的祖荫而有所改变，邓氏后人反而走向了清廷的反面。

邓世昌长孙、邓泽洪长子邓小鹏抗日战争初起时在上海“汉冶萍煤铁矿公司”就职，目睹日军对上海的轰炸，自家也被炸成一片瓦砾。他不惜冒着被日本暗算的生命危险，毅然辞去差事，声言绝不吃三点水的奴才饭(“三点水”暗指投靠日本的汪精卫)，赋闲在家，即使变卖产业，也拒绝为日伪做事，后来母亲病故，子女失学，也不改初衷。他还以邓世昌长孙的身份走向街头，发表演说，宣传抗日，声称“家仇国恨不共戴天”，一直贫苦度日，坚持到抗战胜利。他教育子女要谨记邓世昌遗训，“正直，爱国，为民”。1960年年底，他又将家藏邓世昌遗物捐赠国家。

1961年元旦前后，海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在上海艺术剧场演出话剧《甲午海战》，邓小鹏也去了现场。邓立英说，乃父邓小鹏为表示对先祖的怀念和对话剧团的感谢，把邓世昌留下的遗墨、一把宝剑、一枚书章、有关照片和《哀荣录》一并交给话剧团，拜托他们转交给国家。1964年邓小鹏去世，这批遗物的去向成谜。

当然，1935年，邓世昌三子邓浩乾在生活困顿时，以邓氏的名义向海军部请求给予支持。其所呈如下：

原具呈人邓浩乾：二十四年(1935年)十月十九日呈一件，为先父世昌于甲午之役在大东沟抗敌殉难，请念忝列难裔处境困难，准予录用由。

时任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批到：“呈悉。仰即先行来部接洽”，时为1935年10月31日。后来邓浩乾担任铨叙科科员，军阶为上尉。

邓家家传文献《哀荣录》，收录了当时社会各界写的祭文，以及挽联153副，挽幛299幅。《哀荣录》为手抄本，之前一直由邓世昌的遗腹子邓浩乾保存，邓浩乾去世前交给邓世昌嫡孙邓小鹏，邓小鹏又传给长女邓立英保存，被视为家族记忆最为珍贵的部分。

邓世昌长子邓浩洪养女邓素娥提到一份《哀荣录》，“最使我痛惜其遭劫毁失的是当年记叙甲午海战和邓公事迹的各方手稿汇集《哀荣录》，这是当时朝野名人和海军同僚为悼念邓公而作的诗词与战绩实录的手迹汇编(已裱成册页式的散件一大包，并未装订，亦无抄本，从未印过)，其中也杂有邓公手书、杂记、履历等件，我至今默祷它或尚存于天壤间，但终我之生，恐不能再睹了。我希望各地图书馆、文物单位在购藏和整理资料时，如发现《哀荣录》的册页式散件，务请妥加鉴定，勿使珍籍湮没或毁于无知者之手”。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抄走，连她保存的邓世昌生前爱用的水盂以及盂中小羹匙也被抄走。

如此看来，很可能邓氏不同后人手里的《哀荣录》版本是有差异的。 此外，邓世昌的孙辈、曾孙辈有不少查无实据的传说，据王国平的追踪，“今天在广州海珠区有一座邓氏宗祠，在邓家人的流传中，这是清政府拨恤银10万两，邓母思念儿子将抚银中的4万两在原家祠旧址按一品官员规格建邓氏宗祠纪念。还有传说，当时朝廷派钦差大人到广州安抚家属，为迎接钦差，邓家倾家荡产，买千米金黄地毯，从家中一直铺到珠江边上的码头”。

正是感召于先人的人格，邓世昌死后，其后人于广州沙河天平架石鼓岭邓氏家族墓地为其设衣冠冢，毁于“文革”，1984年其后人又进行修复。1994年9月，邓墓迁到今天的天河公园，墓园有邓世昌塑像与墓碑。

胡适的好友、曾留学东瀛的陈寅恪也有“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欲羞死”之句，其中无疑有甲午战争惨败的记忆，而陈寅恪的夫人唐筼正是甲午战后坚决反对割台的主将唐景崧的后裔。

陈寅恪与唐筼结缘正是因为唐景崧的一幅真迹。

1928年的一个春日，陈寅恪与其清华同事郝更生闲聊，郝提到他女伴的朋友处有一横幅，署名“南注生”，颇为好奇，便询问陈寅恪会是何人，并简略介绍了横幅主人的情况，陈寅恪此前曾读过唐景崧《请缨日记》，并对甲午一役颇多感慨，且舅父俞明震曾在台湾辅助唐景崧据守，遂“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字维卿)之孙女也’”，表示对此真迹很感兴趣，想亲自过眼，顺便拜访一下真迹的主人。

不久，郝氏陪陈寅恪到西城涭水河合同真迹藏家处，仔细观看了横幅，主人果然是唐景崧嫡亲孙女唐筼，“多年专注从事女子体育教育，尚未遇到愿意托付终身的知音”。此诗书于光绪戊戌春间，即唐筼出生前不久：

苍昊沉沉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补天万手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 盈箱缣素偶然开，任手涂鸦负麝煤。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

为人作书，口占二绝。冬阴已久，立春忽晴，亦快事也。南注生

陈寅恪游学四海，年将不惑尚未成家，乃父多有催促，此次拜访，对唐筼“惊见神仙写韵人”。唐筼则通过郝更生的介绍，对陈氏也颇为景仰，很快便相约“一同出游，谈天说地”，于1928年旧历七月订婚。陈寅恪夫妇经常对女儿们提及，唐景崧书写的诗幅是“他们婚姻的大媒”。

对于这对陈寅恪夫妇喜结连理最重要的纪念物，他们倍加珍惜。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陈寅恪请胡适为诗幅题诗，胡适于“九一八事变”次日作《题唐景崧先生遗墨(陈寅恪嘱题)》“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收到胡适题诗，陈寅恪回函“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两次来自日本的重大威胁，当年身居一线者的后人，面对历史的复现，只能付以文人的议论与感慨。

关山万里，陈寅恪夫妇随时携此真迹同行。抗战全面爆发，困处香港的陈寅恪，又请友人许地山为诗幅题诗，许地山之父许南英曾任清末台湾筹防局团练统领，助唐景崧率台湾民众抗击日军侵台，兵败回福建龙溪隐居。许地山题曰“自立民声压怒雷，何端天意竟难回。鸡峰陷没鲲洋沸，一去东溟永不归”。

诗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陈家逃离香港时略有毁损。1953年，陈寅恪将其重裱，再题四绝《晓莹祖南注公光绪戊戌春间所书诗幅，寅恪昔年旅居香江时，值太平洋之战，略有毁损，今重装毕，敬题四绝句于后。其第三第四两首乃次原韵也》，以为纪念：

横海雄图事已空，尚瞻遗墨想英风。

古今多少兴亡恨，都付扶余短梦中。

当年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

果剩一支无用笔，饱濡铅泪记桑田。

一卷新装劫后开，劫痕犹似染炱煤。

湖山明媚虽依旧，旧日春光去不回。

频年家国损朱颜，镜里愁心锁叠山。

行尽铁围层底路，倘能偕老得余闲。

对于当年拒日之事失利，深致不满。此真迹一直被陈家视为传家之物，不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丢失，其后人“深切祈盼它能重见天日”。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对于甲午战败，“心中总是愤懑难耐，痛惜不已”，陈寅恪为了对此表示纪念，将长女命名为“流求”(台湾古称“流求”)。陈流求出生不久，陈寅恪又在北京琉璃厂淘得一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福建台湾巡抚关防”暗灰色长方印章，很可能就是唐景崧任内的遗物。陈寅恪对此颇为珍惜，将其藏于天津某银行地下室保险柜，唐筼曾专门带七岁的陈流求前往取出，并告诉女儿“这印与你的名字有关系”。抗战逃亡时，陈家也将此印章随身携带，后也不幸遗失。

陈寅恪次女陈小彭生于1931年1月30日，陈寅恪又为其取名“小彭”，“隐喻澎湖列岛(古时‘彭’‘澎’可以通用)，是台湾海峡中的岛屿，风景极为秀丽，为台湾的屏障与门户，我们可将其视作台湾的姊妹岛。长女名‘流求’，次女名‘小彭’，不仅听起来十分亲切，更有深一层的意思：要我们姐妹切勿忘记在当时被日本侵占，而原本属于我国的台湾、澎湖”。

陈寅恪幼女陈美延的取名是陈三立所拟，老诗人八十五岁高龄喜得素女，以《荀子》“得众动天，美意延年”为典，寄托其良好心愿。倘若不是父亲拟意，陈寅恪很可能也会为幼女取与甲午一役相关的名字。

陈寅恪后来指导淮军后人石泉撰写硕士论文，石泉曾跟陈氏说起有意探讨甲午战败的内政背景，陈表示“此题可作”，但表示“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此论文改题《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于1997年出版。

这里面的“动感情”，与唐景崧诗幅及相关记忆想必相当密切。

邓世昌的后人作为甲午战争的直接受害者，陈寅恪夫妇作为甲午战争重要主事者的后人，以及胡适、许地山等人，对此有着切肤之痛，不少家族，因为共同的国家、家族记忆，其中更与后来中日关系的演化与激化而交叠，不仅事关夷夏之辨，个人的出处进退，也关系到遗物的不断题写、后人的取名与寓意，历史记忆在此复苏，进而演化，形成各自的行动与选择，记忆无疑是有着生命与重量的，它看似沉睡，但是一有触媒，就会被迅速地唤醒。此前我们或许更多注意军国大事的层面，而没有将此体贴入微地结合家族来进行考察，这样的分疏无疑是值得讨论的。

……

选自《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谭徐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注释略。

　　《察势观风》读后感(五)：谭徐锋：从记忆与舆论理解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