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撤退是一种进攻
有时候，撤退是一种进攻。
有时候，失败是一次胜利。
有时候，置之死地可以获得新的生机。
当然需要信念，需要忍耐，需要等待。
感谢法国军人，他们用忠勇的环形防御，使德国装甲军团的滚滚洪流有所迟滞。钢铁履带飞快转动，碾压过开花的原野，炮火连天，堑壕残破，硝烟遮蔽了鸟儿的天空。
他们死战不退也没有地方可退，用汗水、鲜血、漫长战俘营的代价，为陷入重围的盟友，赢得金子般宝贵的9天9夜。
9个昼夜，一共撤出338226人，平均每分钟就有26名战士获救。他们可能是英军上尉，可能是法军中士，可能是比利时军士长，但更多的是憔悴疲乏的普通大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
他们中有许多人，在5年后的夏季，从距离这里仅两三小时车程的另外5片海滩，重新回到法国。只不过后面这次，他们是以胜利者的心境，以压倒一切的态势回到法国的。他们的人数也高达惊人的288万，接近5年前撤退时的10倍。
这当然是后话，在1940年初夏还看不出来一丝端倪。
当时晦暗。
围困，空袭，伤病，溺水。
有许多人，他们倒在松软的滩涂上，淹没在窄窄的海峡里，永远没有机会像回溯的潮水，惊涛拍岸，重新找回战士的荣耀。
铭记这样一些数字，因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一群亲友、老师、同学、恋人，第一次或者最后一次分别；都有纷飞的眼泪、永不磨灭的记忆、无法平复的伤痛。
4万余人被俘，将近3万人阵亡。
仅仅是“兰开斯特里亚”号邮轮被击沉，就有3500名英军葬身大海，死难人数远远超出大名鼎鼎的“泰坦尼克”号，吓得英国政府不得不长时间封锁消息，担心会因此影响了士气而一蹶不振。直到有不少尸体漂上海滩，他们也是使用惯常的外交辞令，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敢正面承认。
这是大英帝国的至暗时刻，国家面临空前危机。战事凶险，结局未卜，岛屿孤立。
是战是和，议会争吵不休，意见迟迟不能达成一致。
匮乏的战争资源，盟友暧昧的态度，使得昔日傲骄的日不落帝国首相忧心忡忡地抽着雪茄，在唐宁街10号某个烟雾浓重的房间里，苦着虚胖的脸。
这张脸，曾经傲慢得很哩！
但不列颠毕竟是不屈的。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这个振奋人心的声音此时此刻正通过无线电波传遍整个世界，鼓舞了所有不堪专制奴役、为自由而战的国家与民族。其中也包括不惧焦土抗敌，正在与日本侵略者苦苦缠斗，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军民。
“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不要把这次撤退蒙上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取胜的。”
这个声音也同样在提醒人们，不要因为勉强保全了远征军主力而盲目乐观，要做好长期奋斗、争取早日转入反攻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这样的人，平时或许并不那么讨人喜欢—尖酸刻薄，不够友善，雪茄抽得很凶，还有酗酒等臭毛病，却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在民众陷入失败主义情绪的危急关头，登高一呼，山鸣谷应，慷慨陈词，有理有据。让人心悦诚服，重拾希望和信心。
在虚妄的胜利错觉甚嚣尘上，整个社会膨胀浮躁、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当头棒喝，让人们于自满自大和得意忘形中猝然心惊，重新回归清醒和理性。
搭乘免费的公共巴士，我一站站沿着绵延几十公里的海滩行进。
海岸公路沿线建有很多墓地，敌对双方的都有，不规则分布着，像一个没办法下完的残局。模样如围棋、跳棋、象棋的棋子，更有方块状的军棋棋子，就那样被摆放着，接受风吹雨打，或隆重祭奠，或默默无闻。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雾气，海浪，所有的春夏秋冬，汽车行驶的声音，关切或者冷漠的目光。
Smith（史密斯）、Jones（琼斯）、Williams（威廉姆斯）、Karl （卡尔 ）、Mark （马克）、Andreas （安德里亚斯）……
时光流逝，他们的灵魂佩戴着式样不同的钢盔，永远停留在20岁甚至更小的时空维度里，不再老去。
细细琢磨人类社会20世纪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代号，发生在眼前这片海滩的大撤退行动，名字叫“发电机”；发起于几年后不远处海滩的全面反攻，代号是“霸王”。
“发电机”为即将陷入暗黑无际的欧洲大陆保留下最后一线光明的可能性；“霸王”则充溢着满满自信和冲天豪气。
“发电机”和“霸王”，两大行动互为因果，相互关联，类似一篇好作文的首尾呼应。没有“发电机”，“霸王”则无从谈起；没有“霸王”，“发电机”也毫无意义。
只是，1940年暮春时节，吃力得几乎不堪重负的“发电机”能够预知1944年夏季摧枯拉朽的“霸王”吗？
我當然说的就是敦克尔克，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
不是溃退。
因为有事前预案，有序组织，基本遵守纪律。
还有民众广泛的支持和参与。紧要关头，他们驾驶着各色各样的船只，从海峡对面浩浩荡荡赶来：并不适合风浪的内河舢板，接近退休的老旧明轮，内饰考究的私人游艇、渔舟、拖船、驳船，总之如他们的自我调侃，是一切可以漂浮在海上的物件。
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这些民船被庄重地统称为“敦刻尔克小艇”。
起初的期望值，不过是撤出来区区3万人。
也是太过悲观了。
我此刻就站在仅存的东堤上，迎着向西沉落的太阳。
1940年5月26日到6月3日，它是唯一能够勉强停靠大型舰船的深水码头。
其实都算不上码头，真正的码头已经被戈林的空军悉数炸毁，它只是一段防波堤，幸存下来，临时充当码头帮助撤退军队。
当然代价是巨大的，大概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伊始，大英帝国就没有蒙受过如此巨量的损失，尤其在器物层面。
从我眼前的沙滩开始，包括狭长的整个敦克尔克战区，被遗弃的物资装备堆积如山，大部分完好无损。
车辆、武器、辎重。
6.3万辆汽车、7.5万辆摩托车、700辆坦克、1200门大炮、750门高射炮、500门反坦克炮、2.1万挺机关枪、6400支反坦克枪，还有包括食品、药品、衣物在内的50万吨军用物资。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人真是富有啊，追踪而来的敌人捡了个盆满钵满。
30多万人，几乎是赤手空拳回到英国的。
但是对于英国这样的重工业化国家，朝野上下的认识倒是高度一致：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有人才会有国家、政府、未来。丢盔卸甲算什么？战列舰、巡洋舰沉没怕什么？有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格拉斯哥、贝尔法斯特这样的工业基地，有数千万同仇敌忾的人民，还有英联邦所属的庞大土地和人口，假以时日，一切可以复制，一切可以弥补。心还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已经是黄昏，迟迟不肯下沉的太阳照耀着敦克尔克海面，东堤上只有三三两两的垂钓人。钓丝沉入灰绿的海水，沉入依旧混沌的历史深处。
敦克尔克的海滨其实是不适合游泳的，走出老远，水深依然只到腰际，然而风疾浪涌，含沙量大的海水显得浑浊。浸没海中，吐出硌牙的咔嚓作响的沙粒，我在努力体会当年涉水登船的士兵心境。
海滩上，人们在8月末的阳光下欢乐着，孩子们挖掘水沟，构筑城堡，老人静坐，远处水面有人练习冲浪，天空飘有滑翔伞。面朝大海，夏末秋初，英国就在天水相连处、眼睛还无法望见的北方。
1940年，它高耸的白垩纪海岸就是光明的路标，以其亘古不变的醒目形象，指引著生命、希望、勇气，还有几年后大反攻的路径。
在一艘永久靠泊的明轮轮船旁，我喝到此行最好的自酿啤酒，牌子是“Brasseurs”，酒标上画着3位手托大酒杯、腰系红围裙的酒保。始于1910年的老酒馆，红宝石颜色的酒液，混合有甜酸味道的覆盆子。
那艘大名鼎鼎的功勋轮船就泊在窗外不远处，大撤退中，它以老旧之躯，往返英吉利海峡四次，拯救了1673位官兵的生命，其中包括500名法军。如今的它被油漆刷成崭新模样，像一位在夕阳下陷入荣光回忆的老美人，陪伴它的，是一大群一大群仿佛海洋之花一般的桃红色水母。
看着她窄小狭长的船身，想象着她以很深的吃水，在海峡摇摇晃晃航行的样子，我向她举起酒杯，心里满满的，全是尊敬。
也不知道当年急切奔向海边的军人，有没有时间停下脚步，于漫天炮火的间隙里，在这里匆匆喝上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