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制走向共和读后感100字

　　《从帝制走向共和》是一本由杨天石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8.00，页数：5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帝制走向共和》精选点评：

　　●满满的干货

　　●书名起得很宏大，但是没有自己的核心观点，加上内容很琐碎，给人东拼西凑的感觉。感觉是有关历史的论文集罢了，作为一本书，不值得浪费时间

　　●辛亥革命的确很伟大，但是辛亥革命不是你想象中的辛亥革命。

　　●杨天石资料读的勤，然而除此之外的理论分析实在是一塌糊涂，看的我要发笑。不过对普通读者而言，能够直接从他的展示的档案信息里面体会到一些真实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杨天石的论文集合，质量不错，其中〈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狠抽了大炮粉的脸一巴掌，由于陆军大臣山本新六觉得“租让满洲”是日本帝国军人的耻辱，认为满洲权益本来就该日本享有，无需租借，所以拒绝给孙大炮的北伐军费贷款，由于谈判未成,孙大炮只能接受他不愿意并力图避免的现实，山田纯三郎回忆说:“孙先生方面,既无打倒袁世凯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看来只有大炮他日本爹同意借款，那么大炮早想杀到北京去了，还让啥大总统位子？什么孙大炮为了中国全局利益、中华民族大义让总统位置给“反动阶级”袁世凯只不过是国共两党为了神化他们的党国祖宗而编造的格林童话罢了。

　　●根据新材料考证了一些事。中间有80年代，90年代初的几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写成，读来有点怪。

　　●我觉得这种书才值得深度读，从了史料，史观才是难得的事情

　　●最精彩是第五章，详述同盟会内部的各种人事纷争。由这种人事的纷争也能看出背后的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不同与革命理念的分歧，这些在大而化之的革命著作中都不易察觉。 对孙中山的各种问题都予以解释，结合具体的情景对有关他的正义予以回护。更显得孙中山的伟大。 最后篇幅是有关清末民初一些典型人物的小传，侧重在思想部分，也颇有趣。 全书总是执着对人物的阶级属性予以确认，颇为无聊。

　　●从帝制走向共和，让我们看清历史的走向和潮流

　　●杨有相当好的史学功底，能够充分地利用资料，这在考证袁世凯告密维新派和孙中山恋爱宋庆龄等文章中体现得很充分。但是杨的史观明显偏向传统毛左，以论带史，在评价人物事件时，囿于传统史观，了无新意，加之其文字能力平平，所以可读性较差。

　　《从帝制走向共和》读后感(一)：一本充满阅读惊喜的史学经典——读《从帝制走向共和》

　　文/岸晓风

　　如果你问我当前哪些学科很热门的话，我多半都会回答你：我选择史学。史学为什么会变成一门显学呢？我想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关注历史，这是一种“刚需”。如果你继续问我：那段时期的历史比较热？我同样会回答你：是清末以来的近代史。为什么？这个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个事情是个“民主”、“自由”、而且“崇尚知识”的时代。其实，我们不是忽视这个时期的列强侵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也不是推崇彼时的社会制度，而是怀念那个独特的时代氛围、时代特征，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段“百家争鸣、百花争放”的灿烂时代。

　　当然，如果继续问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历史，要看谁的作品，这个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杨天石先生的。可以说，在当下的时代，目下所及，能够将严谨的史学著作写成畅销书，成为大众读者的“枕边读物”，同时还能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也唯杨天石先生而已。

　　对于对晚清和民国初期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杨天石先生的《从帝制走向共和》这部书可以说是能充分满足大家需求的一本书。严格的说，这是一部史学论文集，内容涵括从戊戌政变至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三十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的个中原委以及相关的细枝末节，均在杨天石先生笔下一一呈现。同时通过对孙中山与章太炎、黄兴、何天炯、廖仲恺等人的关系的研究来厘清史实中的一些疑点，还原历史真相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这一部史学论文集其实是旧作新版，15年前曾经出版过，但是这些年来一直热度不减，成为史学出版界的“常青树”。读过全书，我们很容易就知道答案了。一方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间离我们更近。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历史离我们越远越好些，应为很多观点已经形成定论了，好叙述，好下结论，“远观”更能看的客观。但是另一方面来说，离我们越近的历史又越能激起我们的好奇心，或者说阅读欲望。另一方面，又与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出色的文字叙述能力和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分不开的。总之，这是一部常读常新的史学研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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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帝制走向共和》读后感(二)：干货较多，记录一下！

　　第一章，康梁拉拢袁世凯，准备干了慈禧。

　　第二章，康梁党人依然准备起事。

　　第三章，从1901年以来民间一直反俄罗斯，拉拢日本反对俄罗斯。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对于我们来说是正义之师，因为1901年俄罗斯占领了奉天，整个东北。慈禧流亡在西安自顾不暇，李鸿章要求画押同意。民间造反导致了未同意。

　　第四章，1911年，中国的近代企业不过500家，最多1000家，民族资本家的人数为52630.1906年有13000人的留学生，1909年有162.6万余人的新式学堂学生。

　　第六章，各国尤其英国认可袁世凯，表象就是借钱给他，1912年2月28日，汇丰提供200万两，作为处理南京临时政府的善后，3月9日，四国财团借款110万两，5月17日，四国贷款300万两，6月12日，六国贷款300万两，6月18日，六国贷款300万两，6月20日，六国愿意继续垫付8060万两。8月30日，伦敦克利普斯借款1000万英镑。1913年4月26日，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同日垫款200万英镑。英国对华的投资远多于其余各国的总和。236页的一些基础资料的参考书籍很不错。孙中山确实承诺日本帮助他获胜，他把满洲赠与日本。革命党人在1911年11月30日，向大仓洋行借款54万两。成立临时政府后准备发公债1万万元，但仅得730余万元，黄兴向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并且准备用汉冶萍公司和轮船招商局抵押各借款500万元、1000万元。1912年2月俄罗斯的华俄道胜要借款150万英镑给南京临时政府，但要以税收权为代价，但以上由于需要通过议会、董事会等原因均未成功。张謇预计南京临时政府每月需要1000万元，袁世凯认为每月需要640万元，以盐务作抵押，英国同意借上述款项。而南京临时政府只与大仓洋行借到了300万元。

　　第七章，二次革命的一些事情，以及对54的看法，和越南的潘佩珠的一些事情。

　　第八章，孙中山多次指出，欧美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一个极不平等的世界。他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善果，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

　　第九章，孙中山认为采用瑞士模式，即以县为单位资质，实行直接民权，使人民享有选举、罢官、创制、复决等四大民权。县以上主张实行代议制，由各县选举国民代表一民，参与中央政事，组成国民大会。

　　第十章，南社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刘师培夫妇等十一人发起。新青年1919年分裂’，陈独秀和胡适的冲突。汉字的标点符号来源于胡适为主的几人，化繁为简由钱玄同为主。

　　《从帝制走向共和》读后感(三)：从帝制走向共和，流血中的抉择

　　从帝制走向共和，流血中的抉择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清王朝267年的统治，让“民主、民生、民权”观念第一次为苦难深重的华夏民族所亲睹。辛亥革命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念，还是再一次掀开了奴役、专制、战乱的潘多拉魔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杨天石先生的《从帝制走向共和：杨天石解读辛亥秘档》（下称《从帝制走向共和》）一书中，谜底会一一揭开。

　　“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一如鲁迅先生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中所写的。晚清五十年，甲午战争是一道分界线。在甲午之败中惊醒过来的光绪皇帝有心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按照康有为、梁启超所描绘的蓝图启动远比洋务运动更激进的变革。在1895~1911年年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的上谕，新政内容主要包括“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法制改革，修订新律”。1906年9月，更是颁下《仿行立宪上谕》。但是，这位权力与魄力均不及明治天皇的皇帝，缺乏操作这场大变革的力量，“戊戌变法”最终成了“百日维新”。

　　戊戌悲歌的序章在甲午落幕之时就已经唱响，而大清帝国也犹如太阳底下的一座冰山，在逐渐融化。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自强”和“富强”之要务在于“变法”，在于对现状进行改革，在于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曾向李鸿章进“盛世危言”的孙中山则主张打破现状，摧毁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挽救中国于危亡。尽管“民主革命”与“民主改良”仅有一词之别，但却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求变呼声。所以，尽管“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尽管谭嗣同“其言之决绝悍猛实为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有”。但是，“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於旧”（瞿兑之语）。所以，以“洋务改革”或所谓的“维新变法”终将成为历史。也可以说，戊戌变法之所以划上“悲剧”的句号，也就在于改良主义的不彻底性（或妥协性）。

　　史料是记忆的载体，是还原史实真相的证据。杨天石的《从帝制走向共和》，从史料本身出发，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加以严密的分析论证，廓清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迷雾。他认为，统治者的“新政”，改良派的“维新”，在本质上与被迫卷入民族危机中的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们的“报国之门被堵塞了”，“这就不能不激起人们对反动统治者的愤怒，迫使人们深思：为什么这个政府拿中国权益去结欢‘与国’那么大方，而对爱国‘子民’倒视若仇敌呢？”谁掌握了真理，谁就将赢得群众。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言，这种反动面目的暴露，促使人们彻底的信服了孙中山及其同志的结论：只有反清革命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

　　“反帝而不依靠人民，不发动工农群众，必然无所成就，最终仍然要……”杨天石在《从帝制走向共和》中强调，“没有人民大众的参与，当然只能是这样一个结果”，“后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这是后话。有些事情，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去解释，本来是清楚的；如果按照某些教条主义原则去解释，就越说越糊涂。所以，如果考虑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特征，为了救国或振兴中华而建立一个强大的、实行共和制的“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国家的所有人，都应当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虽然他们或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或主导力量，但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在于出现了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共和知识分子，就在于共和知识分子发挥了领导力量。

　　皇冠落地，中国历史从帝制走向共和。杨天石先生的史学论文集《从帝制走向共和》，内容涵括从戊戌政变至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三十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台前幕后、因果背景等等。如，孙中山与章太炎、黄兴、何天炯、廖仲恺等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对革命事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再如，孙中山的被迫离任与袁世凯的上台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以及孙中山对黄兴与康有为的关系的态度及导致的后果，等等。斯时之中国，处于从千年帝制走向共和的关键时刻，风云激荡，思潮纷涌，群雄并起，在《从帝制走向共和》一书中，杨天石不但解读了教科书外的诸多细节，还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隐微不彰的史实，还原（或重构）了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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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帝制走向共和》读后感(四)：辛亥·武昌：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从帝制走向共和》读后感(五)：从帝制走向共和

　　《从帝制走向共和》

　　1、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前后持续四年。中间，因沙俄侵略形势的变化，斗争的焦点在不同时间里也有所变化，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01年反对沙俄迫订条约霸占奉天的斗争；1903年反对沙俄拖延撤兵的斗争；1903年至1905年反对沙俄重占奉天和在东北与日本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2、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知识分子得不到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有力支持，找不到和中国社会人数最多、革命潜力最为深厚的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又没有像后来的共产知识分子一样有一个较好的国际靠山（共产国际和苏联），其失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3、我以为，活跃于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是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维新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共产知识分子。

　　维新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的主要思想特征是：只搞维新（改良），不搞革命；主张君主立宪，不搞民主共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在《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期间，梁启超曾大讲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大讲中国必须奖励资本家，中国的垄断资本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孙中山、黄兴是共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同时，又不同程度上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希望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将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4、"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二十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今唐绍仪请召集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如开战，战败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

　　5、孙中山"租让满洲"的原因：第一，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它又是一场披着民族斗争外衣的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不少革命家却错误地称满族为"异族"或"异种"，从而将满洲地区视为"化外之地"；第二、辛亥革命又是一场反帝斗争，这一斗争又披着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亚洲人与欧洲人斗争的外衣，在当时中国不少革命家有着强烈的亲日倾向，他们认为日本和中国"利害相关"，幻想和日本团结起来，抵御西方侵略，振兴亚洲；第三、孙中山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有其特殊的软弱性。

　　6、武昌起义后，迅速形成了湖北、江苏两大实力集团。前者以黎元洪、孙武为代表，其政治组织为民社，后者以程德全、张謇、章太炎为代表，其政治组织为中华民国联合会。它们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旧官僚、立宪派和失意的革命党人。两派形成后，即反对同盟会，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拥护袁世凯。

　　7、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当时的计划是，一面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一面筹措军费，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

　　8、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占领江西湖口炮台，以反对袁世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爆发。

　　9、关于五四运动，有时的提法是"五四爱国运动"，有时的提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您怎么看？

　　五四运动有广狭两义。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反对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举行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其后，各地、各界，包括海外华侨、留学生在内纷纷以各种方式响应，直至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时止，共历时50余天。这一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五四爱国运动，也即狭义上的"五四运动"。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则包括五四爱国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在内。

　　10、中国近代史上有多次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有什么特点？

　　第一、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它同时却欢迎一切对中国进步、发展有益的外国思想和文化，它是文明抗争，是有分析有区别的抗争。第二、它的群众基础空前广泛，除了新型知识分子是主体外，市民、商人都参加了，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它还是一次胜利了的群众运动，是一次实现群众意志、影响政府、改变了政府国策的运动。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是前此中国政府不曾有过的"壮举"。

　　11、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时又称五四启蒙运动。据我所知，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从戊戌变法前就开始了，似乎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新文化运动和它之前的启蒙运动有什么不同？

　　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确实有一段漫长的历程。如果往前追溯的话，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就有许多精彩的启蒙思想，清朝的戴震、龚自珍等也有许多启蒙思想，但他们都是"特立独行"，不能构成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真正可以称为启蒙运动的是戊戌前后和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这两段。在这两段时期内，具有启蒙思想的人物多了，著作多了，报纸杂志多了，中国古代不曾有过的新型学会和团体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五四启蒙运动当然是在这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不过，应该说明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两次启蒙运动都有严重的缺点。拿戊戌前后这一段来说，可以说是"跪着的启蒙"。为什么？因为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都要借助于"孔圣人"的权威。以康有为来说，他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两部书都可以算是启蒙著作，然而，一部说，孔子是中国古代进行"改制"（也就是改革）的祖师爷，今天的"改制"不过是"孔圣人"事业的继续；一部说，汉代的所谓古文经书都是刘歆伪造的，只有以汉代当代文字书写的今文经书才是"孔圣人"的真传。再以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这一段来说，"孔圣人"及其儒学都受到怀疑了，有些思想家还发表过很激烈的言论，然而，大概一是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一是担心"洋鬼子"的文化侵略，于是，有的人又出来大喊"光复旧物"、"保存国粹"，提倡"发思古之幽情，振大汉之天声"了。这样，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启蒙思潮就只能说是一种"新旧杂糅的启蒙"。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它是站着的启蒙，是前所未有的比较彻底的启蒙。

　　12、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三次，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它所反对的是王明、博古等人倡导的洋八股、洋教条。第三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它反对的是以"句句是真理论"和"两个凡是论"为典型的新八股和新教条。没有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不会有改革开放。

　　13、潘佩珠挽孙中山：

　　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

　　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哭先生。

　　14、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叫喊："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当孙中山走到大门的台阶上，询问"找我什么事"时，宋嘉树却突然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在门前的三合土地面上磕了几个头，走了。

　　回国后，宋嘉树为宋庆龄补送了嫁妆：一套古朴的家具和一袭绣有一百个儿童的被面。此后，这位可敬的老人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孙中山及其事业，直到1918年5月去世。

　　15、一位朝鲜人曾说：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

　　16、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所谓"合众"，就包含了"国民国家"的意思。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誓词中提出"建立民国"，这是近代中国史上首次明确地将"国民国家"作为奋斗目标。这个"国民国家"的标准，根据1906年制定的《军政府宣言》，它应该是："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不过，孙中山认为不可能一步到达这个境界，开始只能建立军政府，实行军法之治，第二步是约法之治，军政府总揽国事（兵权、行政区），而将地方自治权交给当地人民，由人民选举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员，各方的权利、义务均规定于约法。第三步才是宪法之治，军政府交出全部权力，国民公举大总统及议员，组织国会，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分掌国事。孙中山后来将这三步设想称为军政、训政、宪政。

　　17、五四运动后，当年的参加者迅速分化。陈独秀、李大钊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胡适等则坚持原来的自由主义立场。他们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政治主张，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

　　18、胡适的政治主张以温和、改良著称。1922年，他提出"好政府主义"，要求政府能"应公共的需要，谋公共的利益，做到公共的目的"。1922年，他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原则：第一，必须是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必须是"公开的政府"；第三，实行"有计划的政治"。

　　19、在辛亥革命前，有三种人都宣传过一种名为国粹主义的思想：一是清王朝统治集团，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一是日益退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是革命派阵线中的某些分子，如章炳麟和《国粹学报》、南社中的部分成员。

　　20、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文中指出过，辛亥革命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未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他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对西方17、18世纪启蒙学者的著作和19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都没有系统地介绍。"

　　21、国粹主义思潮是一种复古思潮。它的特点是抵制外来进步文化，反对变革发展，在保存民族遗产的幌子下保存封建文化，或用以抵制革命，或用以抵制革命的新文化。提倡国粹的人当然也有不同：张之洞等代表着清王朝的利益，孔教会诸人则依附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而章炳麟等国粹派则代表革命党内一部分对旧文化濡染甚深而又深情脉脉的人。

　　22、彻底地展开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彻底地展开对国粹派的斗争，这一任务是"五四"时期才提出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出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大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功绩。它称得起是中国历史上以前不曾有过的伟大的文化革命。但是，这一运动也有它的缺点，这就是"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所以有些人又盲目崇拜西洋，完全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出现了许多洋八股、洋教条。

　　23、无政府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至1907年，出现东京《天义报》和巴黎《新世纪》两个传播中心。它们人数虽不多，却分别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色，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发生了影响。

　　24、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光绪十二年修成《日本国志》，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书中，黄遵宪批判秦汉以后"君尊而民远"、"竭天下以奉一人"的专制主义，提出了完整的变法思想体系，主张建立立宪政体，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方法，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开办新式学堂，进行文体和字体的改革。

　　参加强学会，创办《时务报》。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不缠足会，《湘学新报》、《湘报》，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活跃最有朝气的一省。黄遵宪自定的生平著作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三种。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