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期三女哲》读后感摘抄
《黑暗时期三女哲》是一本由[法] 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3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把三个人串在一起。经历观念思维，形成有意识无意识的比对，需要很大的功夫。现在读到的是如此清晰流畅的完成品，仿佛黑暗时代的希伯来书。
●作為哲學家，作為女人，作為猶太人，以最後一部分筆墨最多。作者主要在寫韋伊和阿倫特，對阿倫特流露出一種中立的激賞，施泰因或被低估了，也有可能是因為資料少。
●inspiring
●这个价位，情何以堪！！可幸的是，她们的美丽光芒穿越过时光照耀人类。
●三个女性，施泰因在我看来是处于劣势的，作者把视角定格在33年到43年，重点对比了阿伦特和韦依，两个人的精神气质，矛盾，对战争和希特勒的理解，看到一个作品之外的韦依，不认同女性身份，身为一个犹太人的“反犹”，对上帝的背离和靠近，但却因为反感其实停留在一知半解的阶段。她追求绝对因而永远到不了那样一个高度，她厌恶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她不能获得纯粹的集体意识。这样看来，还是师从海德格尔的阿伦特一生都没有这样核心的信仰矛盾，她才是顺服的，更多的是对世界的反应和感想，所以她最终形成了体系。
●哲学家、女人、犹太人；因为是把三个人混在一起写，所以第一次读时有点扭不过来，收获不大，第二次再读侧重汉娜，于是都理清了
2011-02-17 人物传、二战史、思想札记，有关哲学、宗教、犹太民族、女性、战争。记述三位犹太女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细致地展现世俗和哲学如何相互影响、哲学家如何在生活中实践自己的哲学，描绘一个时代的内在纹理。这是一本故事书，区别于干燥的档案馆卷宗；这又是一本严肃的书，只能采取谨慎有限的修辞。作者既要对哲学有深刻的了解和体验，也要通过对材料取舍编排来提升可读性。本书编排很好，考据认真，叙述流畅。相比市面上大部分英文翻译物来说，翻译算不错的。可能是法文本身修辞比较精确、写作品味比较细腻的缘故。到手两天便看完，由此引起很多想法，是很难得的阅读体验。另外，好书有时候反倒无人问津，定价32元，卓越亚马逊6.2元即可到手。
《黑暗时期三女哲》读后感(二)：黑暗时代的反抗者们：阿伦特的友爱
从卢梭开始，现代哲学认为“同情”是政治的根据。如果充分考虑“同情”的道德内涵，那么我们能发现，卢梭的理想至少看上去是非常古典的：文明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秩序与至善的统一，也就是政治和道德的统一。然而，第一个在现实中推行这种道德政治的却是罗伯斯庇尔，其结局是灾难性的。法国大革命之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格外尖锐起来。至善不能参与政治，道德不能安排现实，这是启蒙时代用血的代价留给我们的教训。
为什么会这样？究其根源，我们可以说，现代道德的根本出发点是个体之间的善意，这种善意的表达是一种私人性的爱：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苦难的体察和幸福的关照。“同情”作为一个概念，体现的正是这种个体间的、私人性的爱。然而，政治是公共领域，它要求驱逐私人性，安排陌生人之间的秩序；它所面对的不是个体，而是群体；不是爱，而是正义。秩序的维持和正义的实现需要一种实施惩罚的政治机制，而同情的爱却质疑这种惩罚权力的道德基础；私人之爱能够安抚个体的灵魂，却无力推动政治的改善，善意的同情能够实现内在的拯救，却无法维持外在的和平。总而言之，道德与政治的分裂，爱与正义的悖谬，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现代人的基本处境。
面对这种处境，现代人何去何从？当旨在维护秩序的现代政治成为世界秩序最大的破坏者，当旨在同情和博爱的现代道德沦为战争的帮凶，一句话，当20世纪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极权的黑暗时代，现代人如何生存、反抗，如何追求爱与正义？
阿伦特的答案是：友爱（philia）。友爱不是个体之间的同情，而是对苦难的共同承担。它不是一种脆弱的依赖，而是相互信任、相互勉励的共同操持。它所追求的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冰冷正义，而是因为“爱世间”而无条件地服从良知。因此，阿伦特欣赏加缪的反抗运动。在《鼠疫》中，医生里尔和革命者塔鲁之间的战友关系，就是友爱的典型。如果说在秩序井然的古典城邦时代，柏拉图意义上的灵魂之爱（高贵的男子之间以追求德性为目的、以城邦政治为归宿的爱情）是友爱的最佳表达，那么在黑暗时代，只有真正的反抗者之间存在这种友爱，因为在没有正义的世界，友爱的基本内容就是反抗。
反抗的友爱是私人的，因为它涉及爱者之间的灵魂交谈；反抗的友爱又是公共的，因为它以世界的秩序和正义为最终目标。不仅如此，友爱的私人性不会影响到它的公共性，思想存在巨大分歧的福柯和萨特，仍然可以联手组织“监狱小组”的人道主义工作。同时，友爱的公共性又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它首先是一种道德理想。友爱得以运转的机制并非一套空洞的说教体系，而是以活生生的躯体投入现实的斗争。阿伦特的友爱哲学，同加缪的反抗和写作一样，是在现代性最黑暗的时刻，追求道德和政治的重新统一，爱与正义的再次结合。看上去，阿伦特的理想和卢梭也没有什么实质区别，都是从古典世界寻求现代危机的解药；然而，与软弱的同情（尼采称之为“虚无主义的实践”）不同，阿伦特的友爱乃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不怜悯他人，而是要求他人起来和自己一起战斗，去承受更多的苦难。赋予彼此最艰辛、最难以完成的使命，这是友爱对待爱人的方式。
充满灾难的20世纪已经过去了。二战、纳粹、集中营，似乎都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如果说在黑暗时代，友爱的存在曾点燃不屈不饶的灯火；那么在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友爱的消失必将导致更加黑暗的时代。并非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没有任何反抗的地方，压迫恰恰可能最深。因此，在这个不黑不白的灰色时代，我们更加需要战士、更加需要反抗的友爱。
《黑暗时期三女哲》读后感(三)：高山仰止
施泰因的功绩主要体现在沟通现象学与中世纪神学方面。现象学将人置于存在的中心地位。然而，人却并非自己及世界的创造者。如何解释这一存在主义的矛盾，便是施泰因的着眼点所在，她力图在中世纪神学家与现代哲学家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阿伦特与韦伊则更多地关注希腊和罗马传统。二人对希腊文化的不偏不倚都持赞赏态度，但对罗马的态度却大相径庭。阿伦特认为：古罗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体，将当时零散分布的各种文明联系起来，并且形成了外交上的联盟制度，重视合约，这便是后来国际法处理分歧的制度渊源。而韦伊则认为罗马傲慢自大、伪善狡诈，强调偏激的爱国主义，用强力征服他人的意志，凯撒更是希特勒极权的前身。二人所占的立场不一样，继承的文化传统也迥然有别（德意志与法兰西），关键在于理解她们各自的论证思路，而不必急于判断谁对谁错。另外，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与古罗马无关，是现代的一个新现象，理由有二：一，违反公认的人类道德准则，认为可以杀人；二，极权主义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
耐人寻味的一点是：三人都努力沟通古典与现代、历史与现状，施泰因试图从中世纪神学传统的被切断来解释当下世界的失序状态。而在讨论集权制度时，阿伦特和韦伊则不约而同都将视线回溯到古罗马。这种追根溯源的bibliomania是否与犹太传统重视读书有关？话说三人年轻时期可都是不折不扣的学霸。
阿伦特与韦伊的另一个共同论题是“劳动”。的确，劳动、工作与闲暇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她们则是时代的弄潮儿。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是劳动创造了财富。马克思则用“劳动/物质生产力”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甚至将上帝都从天堂里撵出来，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人类，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被压迫的奴隶无产阶级则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可是，韦伊在亲身体验了工厂生活之后，对这个阶级却不抱希望：他们确实是值得同情的被压迫者，但其文化程度却远不足以自觉自救，遑论救人。阿伦特与韦伊都批判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认为这造成了一种奢侈与耗费经济，从而导致劳动/消费的失衡。即使运用科技使人们获得了80%的闲暇时间，幸福感也未必会增强。受体力劳动的奴役越少，受社会的奴役就越深。消费产品成了目的，而非劳动者、消费者本身。于是，阿伦特提出了劳动与工作的区分。二人都提倡适量的体力劳动，在业余时间过哲人的生活，或许是更能达到幸福的途径。这让人想起了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提到的日间劳动、夜晚读书的牧歌图景。
关于体力劳动的论述，深得我心，也启发了我的一些思考。马克思所预言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在30年代或许是一种空想，但在今天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然而，人们的幸福感是否增加了呢？天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宅男宅女一族作为科技发展的直接受惠者，是否幸福感爆棚？而体力劳动的缺失，则导致了健身行业的兴旺发达。不是不需要为工作挥汗如雨么？那我们就来自我修炼、自我折磨。至于那些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如农民工，真的在他们自己的国度里变成了流亡者。离开熟悉的故土，来到城市打工，住的是夏暖冬凉的棚户。所生活的社区，一进小巷便是各种垃圾的恶臭，有时甚至一家四口挤在十米左右的塑料房里，仿佛难民一般。而在社会上层，那些从事金融IT行业的人，只要动动指头就有无限的财富，是他们推动了苹果从一代生产到五代，甚至更多代。然而，生活于底层的农民工是否分得了与他们的努力相匹配的、科技发展的一杯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底服务了哪些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魔咒还要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多久？是否对体力劳动的赞美永远是言不由衷、暧昧不明的痴人说梦？
或许要像阿兰神父教育韦伊的：“不要去理解新事物，但要靠耐心、努力和方法，最终完全靠自己理解显见的真理。”慢慢学习，去了解这个金融时代、电脑时代，了解这个社会的不公和问题，努力有所为。
《黑暗时期三女哲》读后感(四)：如何热爱这个怒气冲冲的人间
书读得一气呵成，可见写得非常精彩。读过后写了一点评论，未完成。过几日，重新翻过一遍，再来写，却有了不同的感触。施泰因、阿伦特、韦伊，这三位或许男人比女人更了解的女性，究竟在远去的那段残酷的岁月中，完成了怎样的命运呢？她们的生活经历中，被淡化的寂寞、爱情、家人以及困惑，是真就不曾成为人生的主题，还是因为她们被抛进了现世中人与人的纠结中，而不能自已？究竟是她们见证了一段女性独立的时光，还是她们无奈得成为了历史的玩偶，在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命运抉择中，上演着迷失与扎根的表演。在社会变革、种族主义、集权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较量中，她们最终都客死异乡，像飘零的叶子，被强大的时间吹落进了尘土。可是，这并不璀璨的落幕，却像断臂的维纳斯一般，让她们的一生，再次在时光的烙印中显得格外迷人。或许，正如书中所说，这种斯多葛派的坚持，让“她们的心中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了解这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要和这个世间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间，爱命运，爱世界。”
如果说她们的共同之处，最为显著的是：她们都是女性，都经历了上个世纪的30、40年代，都是犹太人，都是哲学家……我想恐怕也不会有其他人会有如此巧合的境遇了。书中没有过多的对她们的人生进行铺陈式的介绍，而是把视角定格在了1933年到1943年这十年间，让她们跳跃命定的出生与注定的死亡，在一片喧闹中，绽放自己的人生。这样的淡化与渲染，让期许从中得出任何关于女性话题结论的人，恐怕都会有所失望。因为，在社会问题纷繁的十年间，身份的认同已经不再是件个体化的事情，而是必须挤入某一个圈子中。尽管韦伊拒绝用“我们”自称，可在后人看来，还是习惯性地将她们归入“我们”的行列中。这就是她们所对抗和热爱的命运，和她们开的玩笑。
施泰因大约是三位中，最为随性的一位。当然，这样讲也并不确实，因为并不能因为她在希特勒时期，选择进入教会的庇护而忽略她的坚韧与献身。当她被出卖，而被押解到集中营时，她知道的，那将是她命运的终点。但是，这个终点又将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因为她必须以赎罪的最高体现——献身，来证明耶稣救世的真理。施泰因对于犹太教和天主教的感情，是一种绝对的顺从。尽管韦伊很赞成“顺从必然性”的表达，可是施泰因的个性中，更能体现这种顺从。她并不反对自己的犹太教身份，却认定与《新约》密切联系的天主教，让她确实地找到了生命的根基。施泰因在哲学路上的求索，也因为她的改宗后开启了新的方向。尽管怀着对老师胡塞尔哲学的肯定，但是她满脑子的阿奎那，注定让她在胡塞尔和阿奎那之间进行了艰苦的比较研究。这个能建立起比较的桥梁，便是他们“都把哲学当作严密的科学来研究，即确信一切有理性的东西”。（P25）可以说，最终的施泰因是在信仰的道路上获得了生命的垂青，也真实的实现了她“爱命运、爱世界”的内心期许。
韦伊是三人中最为矛盾的一位。在身份上，她厌恶自己的女性身份，自小给父母的信中，就以“你们的儿子”来落款。在信仰的门前，她清楚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许就是因为太过清晰了，所以她才对一切现有的教会、教条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批判。她对于“我”和“我们”的严格遵守，注定让她的哲学思想和信仰寻则都不可避免得遭到多方的责难。她之前的和平主义态度，和之后对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及法西斯特性的判定，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在思想的拉扯中，最终选择放弃药物治疗而结束生命，或许亦是一种矛盾体的最终归宿。在政治生活与哲学研究中，以一种难得的尖刻继承着阿兰的思想。从她对希特勒的评价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所坚持的独立性。她认为希特勒“只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让自己的名声永垂史册，而这个目的他已经达到了。”（P143）而大多数被关入集中营，最终命归西天的无辜生命，作为真正的受害者，却丧失了自己的命运与名字，成为了虚无的个体。她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注，是一种对于生命体本身尊严的极高肯定。所以，她反战，后来又不得不加入战争的队伍，为得都不过是为生命自尊捍卫而已。
阿伦特则是三位中哲学体系最为明确的一位。她从海德格尔那里接受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基本体系，又在雅斯贝尔斯那里，继续完成着自己的哲学生命。她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并不完全因于她的犹太血统，而更多得来自一种对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反抗。她同样也不抗拒自己的女性身份，甚至很好得利用了自己的女性特质来进行思考和研究。汉斯﹒ 约纳斯就曾说过：“她女人味十足，这就是她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原因。”（P37）阿伦特起先或许并不为自己的犹太身份感到有什么不妥，其实，她是忽略了自己的这一身份的，她当时只想做的便是哲学研究，而没有把目光投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中。直到希特勒开始迫害犹太人时，她才愈发地坚定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她是人们常常听她说到的那种‘萨特式’犹太人，即只是在别人的注视下才做犹太人。”（P53），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对犹太人的同情和在革命期间所表现出的勇敢，只能说她的身份认同过晚，或者说只有激起了相当的危机感，才能使得她的身份确证下来。同样，阿伦特也不拒绝政治，因为当她意识到哲学已经被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时，她就毫不犹豫得开始了对政治的研究与控诉。可以说，她与韦伊最大的不同，便是她不抗拒“我们”，且确信她老师的“此在”，确认这既然是不可摆脱的命运，那就应该在其中完成命运。所以，她的名言“经历造人”，成为了对她人生最好的理解。阿伦特与韦伊在另一点上，则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她们对于政治的关注并不是学院式的，她们也真正的实现了存在主义的“被抛”的方式，将自己投入到政治社会生活中去。她们同样的进入到工厂去做女工，用哲学家的视角观察着劳动的真正特性，和人的真实状态。尽管这样的努力，并不能真正地带来理论上的飞跃，但却实在地为她们提供了经验的丰富性，让她们可以看清局势。阿伦特著述丰富，并且一生充满着战斗精神，并时刻用“扎根”的精神追求着生命的本质。
书中将三人穿插来写，并且附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对于了解犹太主义、反犹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风貌极有帮助。虽然着重表达地是三位女哲人的不同见解，却也为了解上世纪上半叶对于政治问题的诸多表达提供了线索。进入20世纪后十年来，政治哲学的研究在国内开始悄然兴起，可还是缺乏一些历史性的直观与体察。这本书，或许比起三位哲学家的女性身份来，她们的思想和思想背后的历史更令人着迷。那个时代，所涌现的一批西方思想家，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本雅明、加缪……都是在命运的洪流中令人感动的勇士。而这三位女哲学家，同样以自己的信仰书写了让人感慨的一生，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我们谁都无法与自己的时代脱离。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宿命。但是，请不要难过，或许这正是我们创造一切新思想的土壤。我们“既必须‘理解’这以残酷的现实，又必须试图与之相安无事。”
《黑暗时期三女哲》读后感(五)：爱命运，爱世界
这本书我看了两个月，我一边感叹，一边阅读，有时候读一段又放下，有时候放一星期，没去碰它。等到终于没法再续借的时候，我干脆去卓越订了一本，新书还没有到手，眼见着打三折，实在忍不住就买了。
这本书有厚达40页的注释，有20多页的参考文献，还有将近20页的译名对照表。真正是读起来很不轻松的，而主体内容却不过260页。可以说其内质涵盖太广太多。
作者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Sylvie Courtine-Denamy），是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宗教典籍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我对其人好奇之余，开始网上检索，发现有作者有Facebook，但当然如你所知，不能看见。不过，还是能从一些网购网站看见作者性别是他，而针对文中的笔法，我曾一直怀疑是“她”，在我检索之前，我还认为应该是“她”，知道我发现他的法文介绍页面，当然，我用了谷歌翻译看懂的法语。我才知道，作者是他。
因为这个检索，我找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封面，同时也找到了英文推介，我很喜欢这个英文推介，虽然看上去跟中文序差别不是很大，同样，跟法文也应该差别不大：
Three women, all philosophers, all of Jewish descent, provide a human face for a decade of crisis in this powerful and moving book. The dark years when the Nazis rose to power are here seen through the lives of Edith Stein, a disciple of Husserl and author of La science et la croix, who died in Auschwitz in 1942; Hannah Arendt, pupil of Heidegger and Jaspers and author of Eichmann in Jerusalem, who unhesitatingly responded to Hitler by making a personal commitment to Zionism; and Simone Weil, a student of Alain and author of La pesanteur et la grace.
Following her subjects from 1933 to 1943, Sylvie Courtine-Denamy recounts how these three great philosoph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ndeavored with profound moral commitment to address the issues confronting them. Condemned to exile, they not only sought to understand a horrible reality, but also attempted to make peace with it. To do so, Edith Stein and Simone Weil encouraged a stoic acceptance of necessity while Hannah Arendt argued for the capacity for renewal and the need to fight against the banality of evil.
Courtine-Denamy also describes how as a student each woman caught the eye of her famous male teacher, yet dared to criticize and go beyond him. She explores each one's sense of her femininity, her position on the "woman question," and her relation to her Jewishness.
quot;All three," the author writes, "are compelling figures who move us with their fierce desire to understand a world out of joint, reconcile it with itself, and, despite everything, love it." --This text refers to an out of print or unavailable edition of this title.
埃迪特·施泰因，汉娜·阿伦特，西蒙娜·韦伊，三个犹太族的女子，因了犹太人与中国人极端类似的崇尚读书，成了1933-1943这一个著名“黑暗时期”的三个女哲学家。不管家世如何，三个女子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因为西蒙娜那句：“……应该爱命运，应该爱命运所带来的一切，甚至爱命运带来的不幸”，她们的这份成就更显得特别珍贵。
法文序里一定留下了这样的句子“amor fati,amor mundi”虽然我认不全这几个字，但我认识amor，爱是amor。
the author writes, "are compelling figures who move us with their fierce desire to understand a world out of joint, reconcile it with itself, and, despite everything, love it."
爱命运，爱世界，特别是这个“怒气冲冲”的世界，纵然只有韦伊讨厌“女儿身”，但三位女哲学家都同样的被一个愿望所驱动——“要了解一个怒气冲冲的世间，要和这个世间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命运，爱世界。” 这个观点其实已经牢牢打上了女性化的烙印。
三位女哲学家的人生经历是不同的，除了韦伊在战时逃亡死于肺结核，阿伦特美国籍得以逃脱纳粹，施泰因还是死于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并于1987年5月4日为教宗保罗二世宣布列入“真福品位”，与“乌尔苏拉（Ursule）、……古尼白（Cunibert）、……布鲁诺（Bruno）……等等圣人排在了一起。”
读到“愿奥斯维辛的殉教者埃迪特·施泰因，为犹太人和德国人和解，在上帝跟前斡旋”这句，不得不感叹韦伊的那句话——“爱命运，甚至爱命运带来的一切”。再看看侥幸活下来的阿伦特为“犹太民族获得与欧洲其他民族同等地位”不懈奋斗。更加百感交集。
此书引我于“黑暗时期”，却告诉我“爱命运，甚至爱命运带来的一切”，断断续续读来，和平，是她们的愿望，即使施泰因是那么的犹太复国主义，她也只选择了殉教。
德蕾莎嬷嬷说，你们举行和平游行，我参加，你们举行反战游行，我不去。这句话，看上去前后意思似乎没有特别大差异的，但，事实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个是呼吁和支持和平的，一个是针对战争而反对的，前者支持，后者反对，前者和平，后者争锋相对。
爱命运，爱世界，amor fati，amor mundi。
【原文地址】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2996523&Key=847346019&PostID=29545542&BlogID=15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