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贸易的读后感大全

　　《文化贸易》是一本由[美] 包筠雅 (Cynthia Joanne Brokaw)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5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化贸易》精选点评：

　　●除了第六章，没啥吸引人的地方。

　　●很有趣的選題。

　　●作者非常用心，论说框架合理，而且得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结论。不过遗漏了一些附录。

　　●详尽的出版史资料很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对四堡地区出版业的行程、发展、及其衰落的过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其中对极容易被忽视的女性刻工群体，或女性在家庭出版中的地位给予了关注和强调，这一点对于对于出版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真正的研究应该是这样的，非常扎实，而且条理清晰资料翔实，语言严谨。翻译非常棒，可读性非常强，是我目前为止读过翻译最流畅的学术著作。

　　●时间接续《谋利而印》讲清代闽西的商业出版，社会文化史方面比《謀利而印》更有启发。

　　●一半佩服一半失望。作者更倾向历史社会学思路，从各种巨细靡遗的史料到不辞辛苦的口述采访，用心良苦，终于把一个乡镇的书籍文化写成这么厚的一本书。但此书很明显就是为达恩顿、周绍明等人的学术话语做的注脚，让人一看到开头就猜到了结论，所以中间尤其是对各种书籍类型的分析变成了琐碎的夹生饭。

　　● F724.786/B255【A,C,历】上半部分关于图书出版组织结构，下半部分讨论书籍与社会，非常扣题了。(为了赶着还书着急忙活读完…。本来觉得下半部分没太大意思，看到最后两章才意识到作者的意图所在…。

　　●上部比下部好多了。

　　●可以。

　　《文化贸易》读后感(一)：清朝民国的书籍交易

　　本书的全称是《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讲了17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雕版印刷业之乡福建四堡的出版销售业经营发展变化。当时的四堡为中国南方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的教科书、家用指南、医疗手册及传统名著。由于作者的实地考察，细致描绘，我们读者也能够了解到当时南方基层社会的风俗文化。

　　《文化贸易》读后感(二)：「書面」文化只面向識字人群嗎

　　再次感歎歷史學家太勤勞了。

　　這次讀書目的性很強 主要是在考慮orality和literacy中間地帶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口述傳統和書寫傳統並沒有像歐洲那樣涇渭分明。

　　從下編的材料和腳註獲益良多。

　　如果說記憶可以分memorize和recite, 中國明顯傾向後者。印刷普及之後並沒有形成歐洲印刷書籍普及後所謂的「視覺主導文化」(McLuhan, Gutenberg Galaxy etc.)

　　強調記誦對文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問題：如果實用書籍僅僅用來備查 為什麼需要韻律化？ 比如禮儀指南藥方的歌括等等。我覺得可以理解為: A book is not only a repository of knowledge for the literate; the fact that the materials were meant to be memorized implies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mission beyond the literate groups. 一個識字的人買了本書 親朋好友不論是否識字都可以從他那裡獲取書裡的信息, verbatim。這相當於搭建了一個識字--不識字社群間交通的橋樑, 當今所謂的 equal access to knowledge. 知識以可記誦的形式印刷傳播 形成的並不是一個權力閉環而是發散到了不識字的人群。

　　第二 漢語方言的節律性決定了俗語箴言詩歌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這種節律性俗語的普遍存在可能為所謂精英詩歌向下傳播提供了先決條件。雖然functional literacy不好界定 中國各地方言的多樣性又似乎很能支持地方主義的命題 但個性的表達之外 common denominators也並不少。畢竟粵語歌打個字幕還是可以對上字的。。

　　第三 文化普及這個角度是對local/national binary很好的回應。論語白話逐字注釋的書影有點好笑。「見賢思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宋就已然是俗語了 誰還管它的origin。順便翻了一遍我媽二十年前給我買的蒙學讀物 竟然還在書架上。如果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是最最基本的兒童讀物 算衡量functional literacy的標準，我只能說 以前人果然太有文化了。。

　　最後 中國recite aloud這樣的文化 也算一直延續到現在吧 小時候語文書裡 的朗讀並背誦全文貌似現在依舊。 看完這本書回家小區門口碰到個小女孩 跟媽媽大聲「總把新桃換舊符」--王安石永垂不朽hh.

　　《文化贸易》读后感(三)：儒家启蒙的生意

　　与一般人设想的不同，帝制晚期的旧中国可能的确“贫穷落后”，但未必“愚昧”——如果“愚昧”主要是指受教育程度很低的话。根据美国学者罗友枝的研究，在19世纪的中国，35-45%的成年男子和约2-10%的女子都具备基本识字（两千个汉字）能力，这个水平在全世界而言都是不低的。不要小看这一点，这不仅普及了文化，还足以使普通民众处理基本的账务、合同、契约等事务，一些学者认为正是华人在这些方面的所长，使得他们在移民到南洋时超越当地人而占据了商业网络的顶端。

　　借用英国学者劳伦斯•斯通的话说，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历来是一种“书本的文化”（a culture of the book），与欧洲天主教传统中的那种“形象的文化”（a culture of the image）大为不同。中国的口语文化传统不发达，民众历来以识字为荣，文盲即便在乡村里也被讥为“睁眼瞎”，加之科举制度下那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遂使中国传统社会几乎不存在什么怀疑读书识字的价值观。最后，中国又是发明了纸和印刷术的国度，这就更使得人们接触到书本成为可能。

　　不过，以往对于传统印刷文化的讨论，通常都集中在那些印制精美、保存完好、几乎已堪称“珍贵文物”的典籍和善本上，它们自然是当时文化的精华部分，但理所当然地也是精英文化的体现，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普通民众的阅读生活及所受的文化熏陶而言，却不见得有多大帮助。学者们通常多只是笼统地认为，“在过去千百年中，戏曲和宗教是形塑中国下层社会心灵世界的两种最重要的工具”（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但美国学者包筠雅在考察了闽西一个书籍印刷中心之后得出的结论则是：至少是在清代的东南地区，书籍已经相当深入地渗透到了基层社会的民众之中，它们尽管印刷粗糙，但价格低廉、无孔不入，比清末之前任何一个精英阶层更有效地推动了下层社会的启蒙。用她的话说，“四堡的出版业揭示了清代印刷文化的两个重要趋势：坊刻出版在地理上延伸至书籍文化迄今基本未曾触及的乡村内地和边疆地区；与此相应，文本在社会层面渗透进这些区域的下层百姓。”

　　现在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重要而兴盛两百多年的出版业基地，居然是在闽西群山之中的一些小村庄。不过考虑到直至近代，中国的学术、教育、出版中心才完全转移到大城市，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可能也正是四堡所处的乡村环境，使得他们的出版人能更深切地体会到乡村社会的文化需求，采取某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策略，避开在发达城市和苏州、汉口等地印制的精美书籍竞争，而在村镇建立起自己的销售网络。和西欧近代的出版家一样，他们秉持着“对于一个书商来说最好的书是卖出去的书”这一明智的原则，主要选刊绝对普及的“畅销”书，例如四书五经、家常日用类书，而这又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普通中国社会精神需求的侧面。无论如何，他们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惊人的事实：即在远离都市文化、商业和行政中心的乡村腹地，也存在很大的对书本的需求，且书籍文本已广泛流传，而他们又进一步推动和促成了书籍传播和识字能力的扩散。

　　值得补充的是，清代出版业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深刻变化，是奠基于明代以来文化知识普遍“向下渗透”的趋势之上的。虽然明清时进士主要出在发达地区城市及其附郭县，但在地方政府的极力推动下，清代较远州县的科举人才也出现了进展。据洪璞研究，江苏吴江县的进士，在宋代仅局限于县内极个别城镇，县域内大部分乡镇在宋代无一人中进士，但到明代则境内各地都涌现出了中进士的人才。这并非个别现象。此外，清代人口是明代的三四倍，而进士数量并无增长，这就使得清代的人才竞争更趋激烈，且各地有更多受教育后未能跻身全国性精英的读书人，这都为书籍的广泛传播创造了社会条件。

　　毫无疑问，和任何商品一样，书籍能广泛流通，取决于潜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购买力，后者有时甚至更重要。即便我们假定清代中国人普遍想要买些书来读，但不必讳言，它毕竟是在满足衣食等更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的“非必需品”——毕竟不吃饭活不了，但不读书还可以活（也许极少数读书人除外）。遗憾的是，包筠雅并未估算当时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不过可想在食品、衣服的开支之外，一般人家只能有极少部分用于文教。四堡的书商坚定贯彻“薄利多销”原则无疑是对这一市场现实的适应，它最贵的几种出版物批发价是：《聊斋志异》1.1两银、《本草纲目》和《康熙字典》则大致均为8钱银。按张仲礼的估算，当时一个劳工年收入仅5-10两银（但雇主提供伙食），中等收入水平的私塾教师则年薪约40两银。晚清时明恩溥曾说，在山东乡村，一部刊印精良的新《康熙字典》，足以花掉一位乡村教师一年的薪水。因此，“在方圆八个或十个村子里，可能只能找到一部《康熙字典》”，他认为“普通”中国士人没有几本书，“因为在这个发明印刷术的国度，书籍不过是富人的奢侈品。”明恩溥所说的那种《康熙字典》版本无疑非常之贵，但四堡书籍的定价却至少是普通老百姓可以承受的——如果参照18世纪中后期法国《百科全书》的价格就更是了，当时法国平民很难买得起，因为“一部‘便宜’的八开本的价格就几乎相当于一年的食品预算，一部四开本相当于一年半的，一部对开本则相当于四年的。”（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

　　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断：正是由于四堡书商契合下层社会需求的销售策略，使得阅读活动和经典文化从某种特权变成普遍权利，从奢侈品变为人人可获得的事物。这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发展，相比起20世纪初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这些商人们可算是“走向民众”的先驱。那不免让我想到所谓“启蒙运动的生意”，达恩顿对那些法国书商的评语完全可以借用在这些四堡的客家出版商身上：“他们知道自己是启蒙运动的媒介，不过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负有传播启蒙运动的义务，而是因为他们做启蒙运动的生意。”四堡的书商所从事的也可说是“儒家启蒙的生意”，虽然他们以“儒商/士商”作为自我认识，在族谱中也认为自己印书、卖书正体现了其儒家本质，但也会“相当坦率地承认出版售书的逐利性质”，虽然所有地方志中都“没有一位四堡商人因出版商或售书商的身份而得到尊崇”。

　　与国内对印刷术的研究多集中于技术本身的倾向不同，包筠雅可说代表着一种西方学者的路径：借由印刷术来讨论一种“印刷文化”，并进而借此理解那个社会。因此，她的兴趣不在于“技术史”，倒不如说充满了历史社会学的旨趣。她也无意过分抬高四堡马氏、邹氏两大出版家族的成就，她一方面深入详尽地分析了他们的出版书目、销售网络，为我们揭示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清代南方书籍销售、文化普及如此广泛深入的画面；另一方面也客观指出，四堡的诸多书坊长期“只能采用粗简的方法来经营图书出版、销售业”，刻字、印刷的大部分工序其实也未必需要很复杂的文化技能，因为在细分的流程中，那往往是机械性的工作，可以由家族劳动力相当灵活地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堡出版商最终的衰落之所以不可避免，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当初促使他们成功的那些因素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他们极好地适应了一个静态、保守的社会，致力于传播一种稳定而保守的文化，如包筠雅所言，“是在思想保守、读书只为科考的学风下从事出版业的”，以至于当1905年科举废止给了他们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他们原先畅销的出版物突然之间就过时了，或被视为“传统文化的糟粕”。他们无法适应这一剧变，还在于长期以来他们是依靠雇佣家庭成员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一作坊式的运作、在乡村腹地没有竞争者这些层面，却从未在获利之后设法改进书籍、技术升级或深入到江浙等更有利可图的市场，这正是因为他们原先的运作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组织和做法，以至于难以自行作出结构性调整来应对新的挑战。就此而言，四堡出版业的兴衰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缩影。

　　已刊2015-11-30《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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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12：在对日本出版业的研究中，Peter Kornicki建议，8000次是个合理的数据：按，这里suggest应是“暗示”、“表明”的意思

　　.137：在浙江瓯江流域、江苏和两广（瓯吴粤岭）售书。后来他在闽南港口漳州（闽漳）贩书：“瓯吴”与“粤岭”、“闽漳”并举，恐应是单独指瓯江一带

　　.138：白沙（在江西、湖南或广西）……族谱没有确指此地在何处：按此处更可能就在闽西，即p.404第二段所提到的“白砂”，即今龙岩市新罗区白沙镇

　　.144：地图上江西“武昌镇”：应是“吴城镇”

　　.146：陆路和水陆把闽西、赣西和粤北联结在一起，这一地区在地理、经济和文化上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似应是“赣东”

　　.188：梧州、腾县、贵县、南宁、百色（广西）：藤县

　　《文化贸易》读后感(四)：【转】刘永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评介

　　包筠雅(Cynthia J . Brokaw)新著《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以下简称《文化贸易》)一书,[1]是作者在长期研究闽西四堡雕版印刷出版业的基础上,穷十五年之功力写成的一部厚重的研究论著。本书对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印刷出版史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是迄今研究清代印刷出版史最为深入的成果之一。

一、书籍出版的社会文化史分析

　　在西方史学界,印刷出版史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早在20世纪50年代,年鉴派创建人之一费弗尔(一译作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出版史专家马尔坦(Henri-Jen Jean Martin)便将出版史定为亟须探讨的重要课题,列入写作计划。由于费弗尔过早离开人世,这项工作后来由马尔坦完成,最终成果是于1958年刊行的《印刷书的诞生》。[2]这本对印刷出版史影响甚大的著作,对印刷书(imprint)在西方诞生的历程及其影响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从6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自70年代中期以降,这个课题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一批深入的研究论著相继问世,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年鉴派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芒德鲁(Robert Mandrou)的《17至18世纪的民间文化:特鲁瓦的蓝皮书》(1964),[3]美国文化史学家伊丽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的《作为变迁之能动主体的印刷出版社》(1979),[4]美国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1979),[5]年鉴派文化史学家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近代早期法国印刷品的文化功用》(1987)等著作。[6]这些著作突破了早期印刷史研究的分析方法与问题意识,将研究推进至社会史、文化史领域,开拓了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等重要论题,并以这些论题为切入点,探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的兴起等欧洲近代早期史的基本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中外史学界对中国印刷出版史的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卡特对中国印刷术西传的研究,近代版本学家对中国书籍的研究和钱存训、张秀民两位先生对中国印刷史基本问题的清理。[7]然而,建立在以往印刷史研究基础之上,但又深受当代社会科学影响的印刷出版史的出现,应该说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这个研究潮流在中国史学界的出现,与包筠雅所做的推动工作是分不开的。早在1990年前后,包筠雅在结束对功过格的研究后,[8]专程前往闽西、赣东、粤东南、桂东南、川东、湘西等地考察有关印刷出版史的实物遗存、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其后又通过组织专题会议、出版论文集等方式,引领欧美的中国印刷出版史研究。[9]目前几位重要的欧美明清史和宋元史学者已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其中包括了英国学者周绍明,加拿大学者卜正民,美国学者罗友枝、彭慕兰、周启荣、贾晋珠等人。近年来,他们撰写的中国印刷出版史研究论著也已相继刊行。[10]印刷出版史已从一个相当冷门的领域,转变为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热点。[11]

　　这里提到的印刷出版史,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按笔者的理解,它至少涵盖了狭义的印刷史、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等四个论题,这四个论题联系密切,但涉及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大致而言,印刷史侧重讨论书籍制作的技术史和经济史层面;出版史在注意书籍制作的技术史、经济史层面的同时,也关注书籍制作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层面,关注书籍的制作过程、销售网络与预期读者之间的关系;书籍史更多从书籍本身的角度,讨论书籍的制作、流通和消费等环节,讨论印刷书与手写本的消长关系,书籍、藏书家、读者之间的关系等;而阅读史关注的焦点,则是书籍的消费环节,亦即读者阅读、诠释和使用(或挪用)文本的过程。[12]在近期印刷出版史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进展并不在于对书籍的制作、销售过程的讨论,而是对书籍与读者之间关系的社会文化史分析。

二、重构清代坊刻本的空间维度与社会维度

　　在最近刊行的中国印刷出版史论著中,《文化贸易》最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目前中国印刷出版史研究领域的进展和局限:从这一领域的问题意识,到使用的基本资料,从考察中国印刷书的基本分析方法,到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某些方法论局限。仔细检视这部著作,无疑可以加深对中国印刷出版史研究现状的了解。

　　应该说,本书标题虽揭出“贸易”一语,但本书的问题意识并不囿于书籍交易。从其写作意图看,本书关注的基本问题,并非书籍的制作与销售本身,而是清代坊刻本在空间层面的扩张和社会层面的渗透,尤其是四堡坊刻本的受众(audience)及印刷书在中国文化整合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章节安排来看,本书分成两个部分,分别讨论四堡坊刻本的出版、销售与这些坊刻本的内容、物理特征和版面安排两个论题,大体对应于印刷出版史的技术史、经济史层面和社会文化史层面。

　　一般认为,清代的印刷出版业是晚明兴盛一时的出版业在时间上的延伸,但实际上,清代出版史与明代存在重要的差别。在明代,称雄印刷出版业的是南京、杭州、苏州和建阳等少数几个中心。入清以后,明代的四个出版中心,建阳的出版业一蹶不振,南京、杭州的地位大打折扣,只有苏州维持继续发展的势头,北京一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与此同时,清代出现了出版业在空间分布上逐渐扩散的现象,涌现出一批区域性的出版中心,其中包括四川的成都、岳池,广东的广州、佛山,江西金溪的浒湾,湖南的永州,山东的济南和聊城等地。本

　　书讨论的四堡,便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这样一个出版中心。

　　四堡是位于闽西汀州府长汀、清流、宁化、连城四县交界地区的一个村落群,这里属于客家聚居地,从事出版业的书商主要来自聚居于当地雾阁、马屋两村的邹氏宗族和马氏宗族。与建阳的麻沙和书坊一样,四堡附近山区有着丰富的木材、纸等资源,这为当地印刷业的发展提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评介供了基本条件。本书认为,四堡印刷出版业大约是17世纪60年代先后在雾阁、马屋开始兴起的,[13]此后至19世纪早期,四堡书坊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之中。根据民间文献和实物资料,作者估计,至17世纪末,四堡共有13家书坊;乾隆、嘉庆两朝,是四堡出版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至19世纪初,当地涌现出了46家新书坊。(第86页)同期北京的书坊,可考者近120家,苏州57家,广州25家,[14]由此足见四堡印刷出版业的规模,虽难望北京之项背,但很可能已超过广州,即与苏州相比亦不遑多让。

　　印刷出版业在四堡的兴起,四堡书坊数量的增加,本身就是清代出版业空间扩张的重要表现,不过,清代出版业空间扩张最为重要的明证,是包括四堡在内的出版中心刊行的坊刻本在空间上扩散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说,四堡书商不仅前往广东、江西和浙江等邻省,而且进入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和江苏等路程较远的省份,或开设固定的书肆书摊,或走街串巷肩挑贩书。当时地方志称四堡人“以书版为产业,刷就发贩,几半天下”,“城市有店,乡以肩担”,[15]反映的大体应是实情。同样重要的是空间扩张的深度,包筠雅注意到,四堡书商进入的区域中,主要的都会和商业中心,那些人口最为密集和最为富庶的区域性经济核心区,“从未成为[四堡]邹氏和马氏[书商]的销售市场的主心骨”,“四堡书商选择的是腹地的府城、县城和集镇,它们靠近但并不处于广东、广西、江西和湖南省的都市核心”。(第231页)本书还注意到客家移民路线在四堡销售网络扩张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观点并非作者的独创,[16]但她通过细致的描述,比较充分地论证了明清客家移民路线与四堡书商的销售网络之间的相关性。清代客家人聚居的地区,也正是靠近都市核心的腹地。这样一种经营策略,让四堡书商克服了四堡本身作为经济、文化腹地在出版业中的不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其他区域性出版中心的竞争,从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收益和发展机会。这种经营策略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四堡的销售网络渗透到区域市场系统的下端——集镇和乡村,尤其是渗透到过去的书籍销售网络可能从未触及的华南、西南的内陆腹地和边疆地区。从这种意义上说,比起其他的出版中心,四堡书商的销售网络也许更为典型地反映了清代坊刻本空间扩散的深度。

　　由于地理因素的局限,要了解江南等文化先进地区的文人风尚,对四堡书坊而言并不容易。为了克服这一局限,四堡书商不仅认真选择销售网络的辐射范围,而且“对出版的文本进行审慎的选择”,他们刊行的是“确认无疑的畅销书”,那些“精挑细选的普及性和实用性都得到充分证明的著作”,(第305—306页)亦即地方文献所谓的“经生应用典籍”与“课艺应试之文”。[17]在本书第二部分,包筠雅对这些书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笔者认为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根据作者的分类,四堡出版的“畅销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蒙学、杂字、幼学、文范、诗选、四书五经等教育类书籍,实用类书、家礼、药书、医书、通书、风水书、星相指南、善书等指南类书籍,以及小说、戏曲、歌册、诗集、书画集等文艺类书籍。作者花了整整三章、近二百页的篇幅来讨论这三类著作。据笔者的粗略统计,本书共对92种四堡坊刻本(教育类36种,指南类32种,文艺类24种)进行了详略不等的分析,提到和稍加介绍的书籍还不在此数。在分析过程中,作者不仅关注这些坊刻本的内容,而且对这些文本的物理特征和版面安排进行了分析。从印刷书目看,四堡坊刻本的核心文本是教育、指南和文艺类等“确认无疑的畅销书”。那些艰深晦涩的学术著作从来就不是四堡书坊的首选对象,当地基本上未曾刊行过对18世纪学术界非常重要的考据学著作。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四堡坊刻本多半开本很小,版面排字拥挤,误字漏字时有出现,印在廉价的毛边纸上,雕刻的质量本来就不好,又因过度磨损而字迹模糊,从版本学上说价值不高。四堡坊刻本的版本学缺陷,恰恰为了解清代的“大众文本文化”(popular textual culture)——所有阶层共享的以文本为媒介的文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对四堡坊刻本的分析表明,四堡书坊试图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其社会维度是“大众的”。不过,许多四堡坊刻本面对的实际上是下层读书人,作者特地提出“四堡模式”的概念,强调这些文本的社会维度:四堡坊刻本的版面安排和低廉价格,为渗入社会下层提供了可能。不少四堡坊刻本或是在小开本的版面内尽量增加文本的内容,或是为文本提供断句,或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相对艰深的文字,它们面对的虽然是不同阶层的读者,却格外关照文化修养不高却又为数众多的下层读书人。这些书籍的价格,常常不及其他地区刊刻书籍的一半,就连贩夫走卒也买得起。(第514—518页)因此,作者推断,四堡坊刻本的目标受众,是“由充其量是小康之家构成的相对广泛的受众”。(第522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在探讨清代坊刻本的社会维度时,一再强调不管是四堡刊刻的核心书籍,还是这些书籍的版面安排,都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清代出版业向社会下层渗透的情形。(第8页)这些坊刻本向内陆腹地和社会下层渗透的现象,对中国文化进程究竟意味着什么？随着这一文化渗透过程的展开,中国文化的整合程度是否逐渐提高了呢？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作者进行了审慎的讨论。面对四堡坊刻本在空间与社会层面渗透的史事,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文化整合性提高的观点。随着四堡书商的脚步,中国文化离西南边疆小民百姓的距离的确是越来越近了。但是,核心文本群并非铁板一块,它们本身便很驳杂,不仅内容深浅不一,书中表达的价值观也不尽一致,有的甚至包含被视为异端的内涵。深奥的考证学著作针对的受众是受过系统教育的精英读者群,而以方言写成的杂字、字典、歌册等作品,不仅无益于提高文化统一性,反倒“有助于延续与‘统一的’核心文本文化并行不悖——尽管不是丝毫没有关联——的独特的地方文化传统”,(第358页)从而有效地制衡了出版业的文化统一效应。因此,本书在讨论中国文化整合问题时,并不是去寻求一个终极的答案,而是致力于动摇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看法。

三、贡献与局限

　　《文化贸易》对清代印刷出版史的深入讨论,首先得益于作者在搜集资料上所下的苦工夫。在欧洲,保存至今的系统的印刷出版史资料(诸如商业书信、账本、遗嘱等)为数不少,为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达恩顿之所以可以细致考察一本书(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的出版史,夏蒂埃之所以能够深入讨论法国北部商业出版中心特鲁瓦(Troyes)刊行的蓝皮书(bibliothèque bleue)的受众,其原因端在于此。[18]在中国,流传至今的相关商业书信本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评介来便不多见,有关的账本和分关等民间文献也数量很少,且罕为公藏机构收藏。在这种情形下,要讨论书籍的制作、销售、阅读等问题,实属不易。《文化贸易》的难得之处,正在于此书的写作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考察和长期的资料搜集工作之上的。作者自1990年前后将研究兴趣转移到四堡印刷出版史的课题后,即先后多次前往当地乡村及四堡书商在各地的销售网点,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工作,考察当地印刷史实物遗存(雕版、刻本、印书房、印刷工具等),搜集相关的族谱、账本、分关等民间文献,走访印刷出版业的参与者、见证者和知情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诸如内中包括大量书商传记的族谱3种,重要的印刷、销售账本3种,书坊分关8种,四堡刊行的书籍上百种,以及数量可观的印刷出版史的实物证据和口述资料等。这些资料的质与量,虽然尚难与欧洲的相应资料相媲美,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料方面的局限,为重构四堡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历程,讨论其社会文化影响提供了可能。

　　本书处理资料的方法,也颇值得注意。欧洲文化史学家在分析印刷书时,曾尝试从印刷文本本身(情节的繁简、文字的深浅、插图的使用等)寻找文本与受众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19]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史的学者,也曾试图建立文本等级与受众阶层之间的对应关系。[20]同样,包筠雅在分析四堡坊刻本的过程中,也设计了一套分析文本的方法,强调对文本的物理特征和版面安排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关注的问题是:书籍是用什么纸印成的？刻字的技巧如何？版面是如何设计的？文字的难度如何？注解是否通俗易懂？是否使用标点？是否使用插图？等等。根据对这些特征的分析,可以对这些书籍预设的受众作出合乎逻辑的推断。[21]在缺乏其他相关信息的情形下,这种技术不失为相当重要的一种方法。当然,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笔者将在下文讨论。在问题意识和主体内容方面,本书虽然对清代四堡印刷业的技术和组织层面进行了相当专业的细致分析,这些分析也无疑丰富了我们对清代印刷业的了解,但是,很清楚,作者的着眼点是清代出版业的社会文化史侧面,她对其研究课题的定位更倾向于书籍社会史而不是印刷史。书中对四堡坊刻本的分析,讨论的主题自然是大众文本文化的问题;即使在考察书籍销售区域时,作者关注的也不仅仅是这一环节的经济史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其社会文化史意义。在分析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基础上,作者讨论了欧美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中国文化统一性与差异性问题。本书不只是关注四堡坊刻本如何传播正统文化,而且权衡它们在何种意义上强化了中国文化的整合,又在何种意义上容纳了丰富的乃至不尽协调的观念、价值和模式,促成了地方意识的形

　　成,延续了地方文化传统,从而力图在统一性与差异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比起早先仅强调文化整合和统一性的研究,[22]这一结论似乎更能言之成理。

　　本书相对薄弱的地方,首先在于对坊刻本受众的讨论。作者在这方面的探讨,似乎得益于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都(Michelde Certeau)的挪用理论,[23]强调受众对文本的使用(阅读)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创造性的生产过程。但要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无疑需要挖掘新的资料,变换分析的视角。通过书中对销售网络的讨论,我们知道书籍是如何刊刻,如何发售到其他地区,但不太清楚这些书籍是如何进入下层读书人的世界的。作者对坊刻本特征的讨论,着重从其价格、物理特征、版面安排推断其受众,这常常不失为一套有效的辅助分析法,但在可能性与历史事实之间毕竟存在不可否认的差距,毕竟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诠释和使用,可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24]因此,仅从文本本身推断受众,在方法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我们似乎还需要寻求讨论文本与受众之间关系的其他证据。也许必须在方法上结合出版史与书籍史研究,同时扩大资料搜集的范围(如注意日记类史料),多从读者在书中留下的标点、批注、题刻等信息,进入受众的阅读世界。[25]离开四堡书商的销售路线,离开他们兜售的坊刻本,回到四堡本地,这样一个在清代重要的贸易网络中无法找到自身位置,在文化成就上根本无法跟江南乃至宋明时期福建的印刷出版中心建阳相提并论的地区,竟然孕育出了中国南方相当重要的一个印刷出版中心。面对这样一段史事,除了讨论四堡以外的世界,我们是否还应该进入四堡本地的社会文化史脉络,进一步去追问:聚居于四堡的客家族群,与当地非汉族族群有何关系？他们是在何时、又是如何进入汉文化系统的？创建宗族、推广乡约、祭祀列入朝廷祀典的神明等社会文化实践,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聚居于闽粤赣毗邻地区的客家族群在明清两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为四堡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四堡书商的经济活动,又是如何影响当地的社会文化进程？一句话,一个原本属于非汉族族群聚居的地区,是如何转变为以生产、输出和销售以书面汉语为媒介的知识(其主体还是通常被视为正统的中国文化)而闻名于世的印刷出版中心的呢？[26]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理解清代四堡出版史本身和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文化史进程,想必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由于作者的预设主题和问题意识的限制,《文化贸易》一书只是或详或略地触及其中一些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应该还存在不小的空间。

　　这些近乎苛求的批评和建议,本身来自于一个读者(受众)对这部优秀著作的诠释和反应(也许包括误读)。毕竟,瑕不掩瑜,经过本书对四堡印刷出版史的清理,今天我们对清代的书籍出版——从印刷技术到劳动组织,从运输路线到销售网络,从版面设计到目标受众——的了解,不能不说是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了。包筠雅希望本书成为“中国书籍社会史领域未来研究的底线或基本参考书”,(第32页)依笔者看,这一目标无疑是实现了。

　　〔作者刘永华,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厦门　361005〕

注释：

　　[1] Cynthia J . Brokaw , Commerce in Cul ture : The S ibao B ook T 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 ican Periods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Asian Center , Harvard University ,2007,673 pp.

　　[2] Lucien Febvre and Henri2J ean Martin , The Coming of the B ook :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21800 ,t rans. David Gerard , London : Verso , 1976 ;中译本为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LpA p pari tiondu L i v re) , 李鸿志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3] Robert Mandrou , De la Cul ture Populai re aux XV I Ie et XV I I Ie S iècles : L a B ibl iothèque B leue deT royes , Paris : Stock , 1964 ; revised edition , 1975.

　　[4] Elizabeth L. Eisenstein ,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 gent of Change : Communications and Cul turalT rans f ormations in Earl y Modern Europe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9 ; ThePrinting Revol ution in Earl y Modern Europe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后者是前者的简写本。

　　[5]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启蒙运动〉出版史(1775 —1800) 》( The B usiness of Enl i ghtenment : A Publ 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 177521800) , 叶桐、顾杭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年。

　　[6] Roger Chartier , The Cul 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 y Modern France ,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 1987.

　　[7] 卡特( Thomas F. Carter) :《中国印刷史的发明和它的西传》( The I 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I ts S p read Westw ard ) , 吴泽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7 年; K. T. Wu , “Ming Printing andPrinters ," Harvard J ournal of Asiatic S tudies , vol. 7 , no. 3 ( Feb. 1943) , pp. 2032260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 Chinese Paper and Printing : A Cul tural History ) , 郑如斯编订,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 韩琦增订,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8] Cynthia J . Brokaw , The L ed gers of Meri t and Demeri t : S 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 ateImperial China ,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1. 中译本为包筠雅: 《功过格: 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 杜正贞、张林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1995 年, 美国的《清史问题》(L ate Imperial China) 第17 卷第1 期刊出了一组欧美史学家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专题论文, 参与撰写论文的学者包括卜正民( Timothy Brook) 、贾晋珠(Lucille Chia) 、周启荣( Kai2wing Chow) 、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夏蒂埃和包筠雅, 包筠雅参与了这组论文的组

　　稿工作; 1998 年, 她组织了一次中国印刷出版史学术研讨会, 会议论文汇编为Cynthia J . Brokaw andKai2wing Chow , eds. , Printing and B ook Cul ture in L ate Im perial China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5. 这本论文集刊出了包筠雅、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 、贾晋珠、马兰安(Anne E. McLaren) 、何谷理( Robert E. Hegel ) 、柯丽德( Katherine Carlitz) 、罗友枝( Evelyn S. Rawski) 、安妮·伯卡斯2查森(Anne Burkus2Chasson) 、孟久丽(J ulia K. Murray) 、徐小蛮等学者的论文。

　　[10] Lucille Chia , Printing f or Prof i t : The Commercial Publ ishers of J iany ang , Fuj ian ( 11th217thCenturies) ,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2002 ; Joseph P. McDermott , A S ocialHistory of the Chinese B ook : B ooks and L i terati Cul ture in L ate Imperial China , Hong Kong :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 2006. 周启荣的著作是Publ ishing , Cul ture , and Power in Earl y Modern China(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 还必须提到的是日本学者井上進的《中國出版文化史———　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 名古屋大 出版仝, 2002 年) 一书。A S 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B ook 由周绍明教授见赠, 谨此志谢。周启荣和井上进的著作笔者未克获见。有关近年中国出版史的基本成果, 可参阅McDermott , A S 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 ook , pp. 2632278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 第794 —827 页。

　　[11]对近年印刷出版史研究的回顾, 请参见Tobie Meyer2Fong (梅尔清) , “The Printed World : Books ,Publishing Culture ,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vol. 66 , no. 3 (Aug.2007) , pp . 7872817 ;张仲民: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 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史林》2007 年第5 期, 第151 —180 页, 尤其是第161 —166 页。

　　[12] 参见Robert Darnton ,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 inRobert Darnton , The Kiss of L amourette : Ref lections in Cul tural History , New York : W. W. Norton ,1990 , pp. 107—135 , 1542187 ; McDermott , A S 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 ook , pp . 115—147.

　　[13] 笔者最近在披阅道光十一年(1831) 刊《雁门郡童氏族谱》的过程中, 发现四堡印刷出版史的出现,也许可以提早10 —20 年, 但这并不影响包筠雅的基本结论。

　　[14]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 第392 —396 页。

　　[15] 杨澜:《临汀汇考》卷4《物产》, 光绪四年(1878) 刻本, 第8 页上—下; 光绪《长汀县志》卷31《物产》, 第69 页下。

　　[16] 陈支平和郑振满在1988 年的一篇论文中已提出这一看法, 参见陈支平、郑振满: 《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第93 —109 页。

　　[17] 杨澜:《临汀汇考》卷4《物产》, 第8 页上—下。

　　[18] 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 Roger Chartier , “The B ibl iothèque B leue and Popular Reading ,"in Chartier , The Cul 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 y Modern France , pp. 240-264.

　　[19] Chartier , “The B ibl iothèque B leue and Popular Reading ," pp . 2522257 ; Roger Chartier , “Text s ,Printing , Readings ," in Lynn Hunt , ed. , The New Cul tural History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8 , pp. 154-175.

　　[20] David Johnson , “Communication , Class ,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 Nathan , and Evelyn S. Rawski , eds. , Popular Cul ture in L ate Imperial China , Berkeleyand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5 , pp . 34-72.

　　[21] 贾晋珠在Printing f or Prof i t 一书中也采用了这种分析法。

　　[22]参见Johnson , Nathan , and Rawski , eds. , Popular Cul ture in L ate Imperial China 收录的论文。

　　[23] Michel de Certeau , The Practice of Every day L i f e , t rans. Steven Rendall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4.

　　[24] 这是“ 接受理论” ( reception theory) 的基本观点, 参见Terry Eagleton , L i terary Theory : A nI nt roduction ,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3 , pp. 74-88. 根据夏蒂埃的看法, 这种在具体文本与社会范畴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的做法, 是文化史研究中常用的方法, 他对这种“范畴化”(categorization) 的分析法批评甚力, 参见Roger Chartier , “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on ," in J acquesRevel and Lynn Hunt , eds. , Histories : French Const ructions of the Past , New York : The New Press ,1995 , pp. 5492550. 对文本进行似乎匪夷所思的“民间的”诠释和挪用的一个典型事例, 是卡罗·金兹堡笔下的梅诺乔对宗教文献的解读, 参见Carlo Ginzburg ,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 The Cosmos of aS i x teenth2Century Mi l ler , t rans. John and Anne Tedeschi ,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 1982.

　　[25] 我们看到, 周绍明已经从书籍社会史的角度, 试图讨论这个问题。参见McDermott , A S ocial Historyof the Chinese B ook . 不过, 同样由于资料的限制, 周绍明侧重讨论的是士大夫而不是下层读书人。

　　[26] 这一问题的提出, 得益于台湾交通大学罗烈师博士的评论(2006 年7 月1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