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目光下读后感摘抄
《在西方的目光下》是一本由[英] 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27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西方的目光下》精选点评：
●预料之外的不好看
●“谬误的力量似乎不可抗拒。那些人注定被他们身上的愚昧和幻觉毁灭。”
●阅读过程中，一再让我想起《罪与罚》以及《群魔》。但比起陀氏，这个文本就会显得生硬和疲倦。
●第三章末段与索菲亚·安东诺娃的对峙俨然是《罪与罚》中与包弗利·彼得洛维奇的翻版。哈丁小姐也有索妮娅的影子，那段煎熬后的坦诚。
●虽然康拉德声称自己很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整本小说的结构和语调简直就是被陀式附体了……就节奏而言，第一章和第四章是推进得较为自然的，中间两章，那些含混不清的对白和心理描写看得人太痛苦了。康拉德说，写这部小说对他而言是“残忍的折磨”，无疑他很成功地将这种感受传递给了读者。在这个闷热的上午读完最后一章，几乎就要窒息了。
●过程像罪与罚一样累
●东西方的两种声音并未构成和谐的组曲，相反是在不断冲突中展现语言与眼睛的限度。末尾附的一篇解读很有意思，「意义来源于沉默，来源于对意义的抹除」，拉祖莫夫就是那团沉默。
●带着看陀爷大段心理描写与标志性的谵妄的预期看的……很失望。虽然对革命者们的嘴脸刻画还算合我的意
●九分。明显能看到《群魔》和《罪与罚》的影子，康拉德再怎么不喜欢陀氏，也走不出他的影响。技法上的问题这部已经完全解决了，结构保持康拉德一贯的繁复之余还能有这样强的流畅感，康拉德成长了。
●康拉德的巅峰之作，尤其开头部分的节奏控制的太好了。
《在西方的目光下》读后感(一)：康拉德、米沃什与崇高
《在西方的目光下》，是所读的康拉德第二本著作。头次阅读康拉德，是《黑暗的心》。书后附录提及康拉德眼里的卢梭，言及《忏悔录》情感的矫饰。这其实也不是康拉德一人的看法了。与康拉德不在同时代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拆散的笔记薄》的作者）也是这么认为的。
像康拉德这么有影响力的作家著作，米沃什或许也拜读过。说不定给他观点以灵感启发的，正是此著。不过米沃什应该没有读到过附录里提及的载有康拉德观点的《个人记事》，如果那样，《米沃什词典》的“卢梭”那一条，岂不有“抄袭”之嫌了。
不过伟大的诗人怎么也不会跟那种事挂上钩的。即使诗文里没有附录所言的“崇高”，至少也是能让人远离邪恶不良的。
那种“崇高”，是学生气主人公精神思想的特质。表现得最突出场景，既导致其人生转折的在“革命者客厅”那场戏。拉祖莫夫没有隐藏内心的诚实相告，带来的结果是让自己受到肉体的痛苦。
这全然是拉祖莫夫选择的错误，也是康拉德小说的成功之处。他成功地在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又让人忘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而这种错误，附录给其的解释是“崇高”，其实说“诚实"更容易使人理解。
小说也正是在这节骨眼，让读者随小说人物一道从幻想的天堂，跌落至现实的世界。人类的世界，不正是这种幻想与现实交织的吗？
《在西方的目光下》读后感(二)：政治小说的三重境界
得到听书:
《在西方目光下》是康拉德创作的政治小说里最深刻、最复杂的一本，其实放眼英国文学史，也没有一本政治小说能在深度和复杂性上跟这本书抗衡。套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境界说，政治小说在写法上也有三重境界。
普通的政治小说着力渲染政治斗争的残酷、政治手段和政治计谋的精妙复杂。比方说，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手下有一位著名的首相，名叫迪斯累利。这个人政绩显赫，业余时间却喜爱舞文弄墨，写的小说就以宫闱秘斗为主要特色。这样的政治小说虽然好看，但是主题浅显，难以传世。
境界更高一些的政治小说，会探究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文化，引入乌托邦或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因素，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就是其中的代表。但是小说这么写，有时主题过于显露，读起来像寓言，文学性受到削弱。
而康拉德的政治小说有点类似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直接把主人公放到决定人类命运的各种对立的终极价值观中，比如团结与孤立，腐败与救赎，忠诚与背叛。
康拉德曾说，政治上的分歧本质上来源于对人类命运的不同理解。由于出生在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情感和浓厚政治色彩的波兰贵族家庭，前半生又过着生死无常的航海生活，康拉德本能地对人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各种政治信仰抱有深刻的怀疑。在他创作的政治小说中，康拉德着意刻画的是政治困境中人的尊严、责任和荣誉，探究这些复杂因素背后的理性和人性。比如，拉祖莫夫这个字的词根在俄语中是“理性”的意思，康拉德将拉祖莫夫描绘成理性的化身，是个用理性指引行动的人。拉祖莫夫在情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所作所为都符合理性，但却处处受到制约，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是个真正的悲剧人物。黑格尔说过，悲剧的本质是单独来看每个行为都是正确的，但最后的结局却是谬误，悲剧是正确与正确之间的冲突。在小说最后，拉祖莫夫用一句忏悔为自己悲剧英雄的身份盖棺定论，“我是独立的，因此地狱是我的归宿。”
由于小说中有主人公犯罪、赎罪的情节，有评论家把《在西方目光下》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姊妹篇。他们声称小说中拉祖莫夫的遭遇，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罪与罚”模式，主人公先是在道德良心上犯下罪恶，然后又踏上内疚忏悔的心路历程。这种解读其实是对拉祖莫夫的极大误解，流于浅显和表面化。拉祖莫夫选择背叛霍尔丁，绝不是一桩简单的道德错误，而是无情命运对人性的碾压，是人在身处政治上两难境地时的复杂反应。由于是个私生子，拉祖莫夫没有家庭，孤独地活在这个世上，“就像一个在深海中游泳的人”，而生活在一个“表达观点有时意味着犯罪”的专制社会，拉祖莫夫既不认同暴力革命，又对沙皇专制统治没有好感，他本想远离政治，但最后却成为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任凭怎么挣扎，命运还是被各种抽象的政治信条扭曲得变了形。康拉德在小说中展现出他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深度，刻画了政治中理性和人性的冲突，同时将人物的心理描写推向极致。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构成了《在西方目光下》作为一部政治小说的伟大之处。
在写作技巧上，康拉德小说的一大特点是极其缺乏细节刻画，尤其在那些极为需要细节说明的地方。这个特点如果放在18、19世纪的作家身上，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到了康拉德这里，反而成了引领当时欧洲文坛的一大特色。因为在20世纪初，随着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发表和精神分析学说的传播，小说经历了一场本质性的变化：小说的语言描写由外在转向内在，情节从故事导向转为心理导向，叙事由常见的年代顺序变为非逻辑的意识流。康拉德的文学创作正处于文学史上这一过渡时期，是这个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和奥斯丁、狄更斯等前辈作家相比，康拉德这一代作家的共同特点是，在小说中减少事无巨细的写实，在讲故事时好像随意跑题，或者表现出事不关己的迟钝，对整个故事情节的推进缺乏全知全能的掌控。其实这一切的背后，反映的是西方文学正逐步将人从与外部世界的种种联系中剥离出来，凸显内心世界的重要性，降低外界存在的意义。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揭开挡在小说语言和现实之间的那层面纱，直击人性深处那转瞬即逝、难以描述的情感。
其它几点:
1. 20世纪初，小说的语言描写由外在转向内在，情节从故事导向转为心理导向，叙事由常见的年代顺序变为非逻辑的意识流。康拉德的文学创作正处于文学史上这一过渡时期，是这个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
2. 不同于一般政治小说停留于宫闱秘斗，康拉德的政治小说直接将主人公置于决定人类命运的各种对立的终极价值观中，着意刻画的是政治困境中人的尊严、责任和荣誉，探究这些复杂因素背后的理性和人性。
3. 站在作者康拉德的立场上，《在西方目光下》是他唯一一部以俄罗斯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祖籍波兰的康拉德虽然流淌着斯拉夫民族的血液，但是已经加入英国籍，拥有了西方的视角和看问题的方式。英国社会宽松开明的政治氛围和讲究协商妥协的议会政治，在康拉德看来，是优于俄国这样的东方斯拉夫民族的。
4. 《在西方目光下》的主人公拉祖莫夫像古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在小说一开始就陷入坦荡的绝望之中，到最后却仍然活着，同时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在西方目光下》描写了现代政治制度和理念的虚妄，以及政治活动中人性的真实。康拉德通过拉祖莫夫的遭遇告诉读者，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才能寻找到人生真正的信念。
5. 作为一部政治小说，《在西方目光下》是典型的“硬果核小说”。在小说里，多重主题、多重叙述视角并存，对阅读者要求较高，没有十足的阅读耐心和一定的阅读经验不太容易读进去，就像普通的观影者会觉得艺术电影沉闷冗长。但这也恰恰是经典纯文学作品和通俗小说的分水岭，也是文学超越时间的恒久魅力所在。
《在西方的目光下》读后感(三)：“毁灭是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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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将《在西方的目光下》的历史背景放在革命前的俄罗斯。主人公拉祖莫夫是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他的同学哈丁受革命思潮的影响，成功刺杀了沙皇政府中的P部长。为了逃离搜捕，哈丁潜入拉祖莫夫的住所寻求帮助。他认为拉祖莫夫值得信任，因为拉祖莫夫同情革命；另一方面，由于拉祖莫夫是个孤儿，除了有个庇护他的神秘贵族，别无社会关系，因此暂时藏身在他的住处，不大会引起怀疑。哈丁请求拉祖莫夫帮忙去找一个名叫扎米尼奇的车夫，约定当晚子夜过后在街头接送他出城。拉祖莫夫在见到哈丁这个不速之客时，下意识的念头就是他的人生完了。他原本只想认真读书，然后找份工作为现行体制效劳。哈丁的到来，将他也拖入了革命旋涡，成为杀人者的同谋。夜幕降临的时候，心潮起伏的拉祖莫夫出门前往扎米尼奇的贫民窟，几经周折方才找到。不巧的是，扎米尼奇心爱的女人刚刚被人拐跑了，还被情敌羞辱了一番。他借酒浇愁后，烂醉如泥。拉祖莫夫将他痛打了一顿，还是无法将他唤醒，只好悻悻而回。在回程的路上，拉祖莫夫几经权衡，决定抛弃哈丁这个烫手山芋。在伦理孤独中，他决定去找他的人生导师、那个庇护他的神秘贵族K王爷指点迷津。听说刺客就在拉祖莫夫房间，K王爷立刻带他去见T将军。T将军授意拉祖莫夫回去稳住哈丁，待他子夜离开后，在街头伏击将其捉拿归案，同时保证拉祖莫夫不与此案牵连，确保前程无虞。哈丁被捕后，很快就被施以绞刑。
背叛了哈丁的拉祖莫夫病了一场，就继续若无其事地像从前一样去上学。就在他以为相安无事时，秘密警察头子米枯宁率人搜查了他的房间。尽管他没有被逮捕，但消息不迳而走，哈丁革命圈中同仁均将他视为可信赖的自己人，纷纷劝他出国避一避风头。米枯宁从拉祖莫夫留下的日记中嗅出了他对革命和专制的态度，决定将其收为己用。经过一番深谈，拉祖莫夫接受了米枯宁的使命，上演了一场仓皇出走俄罗斯的好戏，绕道德国革命圣地斯图加特，来到瑞士日内瓦，打入俄罗斯流亡革命者的圈子，刺探绝密情报。
来到日内瓦的拉祖莫夫，一方面要消除革命团体对他的怀疑，另一方面则是要暗中寻机向哈丁家人“复仇”——他把自己人生的覆灭归咎于哈丁。由于哈丁在最后的家书中提到他是一个“孤独、崇高而美丽的灵魂”，这令哈丁的妹妹浮想联翩。哈丁小姐急欲见到她哥哥在信中唯一提到的朋友，想了解他生前最后时光中的种种不解之谜。某种意义上，拉祖莫夫在日内瓦的卧底工作是成功的。他获得了两方面的信任。一是以伊万诺维奇和安东诺娃为首的革命团体的信任，他从中获取到武装暴动的情报；二是哈丁小姐的信任，自从见到他的第一眼，她就情不自禁地坠入了爱河。
拉祖莫夫在猎取到革命情报和爱情芳心之日，也就是他灵魂自我发现之时。他在日内瓦湖边的卢梭岛上写下并寄出了告密信后，继续写出了他的忏悔性日记。在哈丁小姐信任和爱的目光之下，他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虚伪。他先是冲到哈丁家中，向哈丁夫人和哈丁小姐做了忏悔，接下来又到了一个革命者家中，向在场集会的革命成员坦白了他的背叛行为。他的忏悔在两个家中都引起了分裂：哈丁夫人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而哈丁小姐在明白了真相后觉得“不可能再不幸……我的心上覆满了冰雪”；革命团体中一部分人赞同赦免他的罪行，另一部分主张对他严惩。在他忏悔完之后的夜晚，革命阵营中刽子手、双面间谍尼基塔擅自出手，击破了他的耳膜。失去了听力的拉祖莫夫游荡了一晚后，在黎明时分被电车撞倒。虽然劫后余生，但已半身不遂。幸赖好心人特卡拉的照顾，拉祖莫夫离开日内瓦，回到俄罗斯，隐居在南部一个偏僻的小镇郊外，打发沉默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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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中的“拉祖莫夫”意思是“理性”。如此说来，《在西方的目光下》是一部关于“理性命运”之书。小说中拉祖莫夫的疯狂，相当于理性被撕裂；小说结尾中幽禁于沉默中的拉祖莫夫，象征着理性的沉默。
在小说中一个关键时刻，拉祖莫夫宣布，“我就是俄罗斯。”作为来历不明的孤儿，他生理性的血缘父母缺失，他只有精神上的父母。他将整个俄罗斯当成他继承的遗产，否则，他将无以定位自己的身份。但是，他继承的是怎样一个俄罗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俄罗斯意象是“冰雪”。启动故事情节的那场刺杀行为就发生在一个雪晨，“雪下了一夜，现在还下得紧，路上都积满了雪”。拉祖莫夫也是在风雪交加中去找扎米尼奇。在他的眼睛中，“积雪像柔软的地毯，覆盖着俄罗斯坚硬的大地，无生命、寒冷、呆滞，像一个忧伤的母亲，把脸埋在裹尸布之下。这就是生养他的大地。他自己的大地，没有家，没有爱！”拉祖莫夫忧伤地想到，“雪覆盖了无尽的森林、冰河、平原，抹除了地标，抹平了大地，将一切都平等地置于它的白色外衣之下，像一张邪恶的白纸，等待书写一段不可思议的历史。它用无数人的生命，像扎米尼奇，像哈丁这样卤莽行刺的一小撮激进分子，覆盖住这片呆滞的大地。”这场雪似乎一直在下着，无边无际，伴随着拉祖莫夫离开俄罗斯，他“悄悄起身，把车窗玻璃放低几寸，将棕色小纸包扔到窗外广袤的雪原上。他再次坐下，蒙住头，一动不动。‘为了人民，’他盯着窗外想。这片冰封的坚硬大地，像辽阔的白色沙漠，在他的眼前滑过，没有一丝人迹。”“冰雪”的意象不仅是俄罗斯现实写照，也进入了拉祖莫夫的梦里，“他梦见自己行走在风雪交加的俄罗斯，踽踽独行，就像是众叛亲离的专制者；梦中的俄罗斯广袤无垠，正处寒冬，但却像是一张地图，他一眼就能看清它庞大的疆域。”这意象甚至还定义了他的存在，拉祖莫夫觉得，“他的存在是一块巨大、寒冷的空白，有点像广袤的俄罗斯大地，在白雪覆盖下成为一个庞大的平原，四周渐渐消隐入阴影和迷雾。”
拉祖莫夫继承的“白色沙漠一样”的俄罗斯，在哈丁小姐眼中，不仅“渐渐消隐入了阴影和迷雾”，更是坠入了“黑暗的深渊”。“她缓缓抬起灰色的眼睛。在她的眼睛里，阴影似乎来来去去，似乎她灵魂的稳定火苗，在有毒气流的交替攻击下最终动摇。这股有毒气流，来自那片腐朽的黑暗大地。那片黑暗大地宣称她是她的儿女。在那片黑暗大地上，美德，受到专制和革命犬儒主义的影响，溃烂成了罪恶。”康拉德在自序中坦言，他不但描写了俄罗斯的时局，还描写了俄罗斯人的情感和伦理的反应。简言之，就是“愚昧的专制导致麻木的绝望”，“ 一种拒绝了所有合法性、建立在无序伦理基础之上的专制政权，其邪恶与愚昧，只会招致一场同样邪恶与愚昧的乌托邦式革命。这种革命把毁灭当成最便捷的手段，奇怪地相信只有推翻了任何人为的制度，人心才会根本改变。革命者们看不到，他们能够施加的影响，不过是换个名字而已。”
康拉德借用那个扮演叙述者的英国语言教师之口，道出了专制俄罗斯的真面目，“在那里，人性最高贵的愿景，对自由的向往，强烈的爱国激情，对正义的热爱，怜悯感，甚至纯朴心灵的忠诚，都被贱卖，被仇恨和恐惧的欲望勾引。仇恨和恐惧，正是动荡专制社会不可分割的伴随物。”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俄罗斯这个动荡专制社会的牺牲品。无论是走向革命的哈丁、伊万诺维奇、安东诺娃，是维护专制的P部长、米枯宁，还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的芸芸众生，都无法逃过俄罗斯专制这把“双刃剑”的阴影。
有多残酷的专制，就有多猛烈的革命。哈丁小姐的“青春就夹在这旗鼓相当的两股势力之间，愤怒而忧伤。”拉祖莫夫感觉到了“俄罗斯这个庞大的衣食父母正受内在不和谐的痛苦煎熬，于是，他本能地选择逃避，就如生性善良的孩子，在激烈的家庭争吵中可能会避免明确站队。”在与米枯宁第一次面谈时，他大胆地发出了独立宣言，要走自己的路，但米枯宁一声轻轻地反问“去哪里？”他就傻了眼，明白了自己的天真与所面临世界的荒诞。他清楚地意识到“像大地开裂将他吞噬”，“毁灭是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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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开篇中，叙述者对拉祖莫夫的描写是，“年轻的拉祖莫夫先生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他皮肤特别黝黑，这在来自俄罗斯中部的人身上不常见。他的五官若再精致一点儿，好长相就无可挑剔。”到了小说的结尾，他借革命者安东诺娃之口告诉读者，拉祖莫夫“没有生活‘在中部’，而是‘在南方’某个小城的郊区……那是一处很隐蔽的两房小木屋，长满荨麻的小院周围是高高的木栅栏。他又残又病，日益憔悴。”
这种对比不仅是主人公实际命运的变迁，也是其所隐喻“理性命运”的遭遇。清明的“理性”不再居于俄罗斯的“中心”，它被弃置到了“边缘”，任其破败荒芜，命悬一线。与之相对的是，自称是“乡下丫头”的哈丁小姐接过了已逝兄长的“革命”使命，来到了“中心”， 凭靠“忠实的灵魂、大无畏的精神和不知疲倦的身体”，“奔波于人满为患的恐怖监狱和撕心裂肺的丧亲家庭之间，播撒她的爱”。
拉祖莫夫最终进入的是一个沉默的世界。“他朝前扑倒在地，立刻顺着斜坡跟着奔腾而下的雨水无助地翻滚。他最后停在坡底的街道中间，仰面朝天，闪电的强光照在他的脸上。那沉默的亮光非常刺目。他爬起来，什么都看不到。他举手蒙住眼睛想恢复视力。四周听不到任何声音。他开始摇摇晃晃地沿着一条空旷的长街走。闪电在他周围翻滚追逐，投下沉默的火焰，大雨倾盆而下，流水在地上奔跑、跳跃、追逐，无声无息，如雾流。在这非人间的寂静中，他的脚步无声地落在街头，一阵哑风不断地驱赶他，他像迷失在无声的雷雨肆虐的幽灵世界。”取代拉祖默夫“沉默”的幽灵世界，是哈丁小姐的“革命信仰”：“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放弃期盼那一天，所有的不和谐将归于宁静。想一想那一天的黎明！打击和诅咒的暴风雨已过去。一切归于宁静。新的太阳升起，疲累的人们终于团结，在他们的良心中盘点那已结束的争斗，为他们的胜利感觉悲伤：为了那惟一的理想的胜利，太多的理想被毁灭；由于没有得到支持，太多的信念不得不放弃。他们感觉到在世的孤单，所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诚然，肯定有许多痛苦的时刻！但心灵的痛苦终将在爱中熄灭。”她获得了不可战胜的信念，“相信爱的和谐终将来临，像天国的鲜花，盛开在这片被鲜血浸泡、被斗争撕裂、被泪水浇灌的人间大地。”
然而，哈丁小姐的信仰不是拉祖莫夫的信仰，更不是康拉德的信仰。康拉德反复提到哈丁小姐的一个生理特征，就是说她有一双“轻信”的眼睛。小说的结尾以反讽的笔法暗示了哈丁小姐的“天真”。我们的确看到了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老人和年轻人、西方人和东方人、男人和女人、英雄和叛徒、革命家与专制者在不同的场合走到了一起。但仅此而已。鸿沟依然存在。至于是用语词去填满，还是人肉去填满，依然悬而未绝。小说以女革命者安东诺娃一句“伊万诺维奇是一个受到神启的人”结束，其不容置疑的断言封闭了对话之门，实在是“理性”的不祥之兆。
《在西方的目光下》读后感(四)：《在西方的目光下》试图告诉我们什么？
1. 小说中的矛盾
普鲁塔克在《凯撒传》里记述过这么一个小故事：遇刺那天凯撒离开家门，在万民的欢呼声中走向元老院时，曾有一位哲人拿着个卷轴好不容易挤到凯撒面前，要求他立即启卷阅读，“因为这里边有关于你的十分重要的事情。”凯撒本想把它和其他请愿书一起交给随从，但在对方的一再恳求下，打算读读其中的内容，可是他始终被前来请愿和膜拜的人群裹挟着，最后没来记得看就走进了元老院。在那封未被拆封的卷轴里，揭露了布鲁图斯一行人的阴谋。后来莎士比亚也沿用过这个故事。摆在我们面前的《在西方的目光下》，也许就是这么一部写给君主读的密卷，旨在加深君主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不过，在对题材处理上，康拉德低于普鲁塔克和莎士比亚，同样也低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从篇章结构看，全书布局非常简单，第一章和第四章展示了情节线索的推进，第二章和第三章几乎完全由谈话组成。第一章的内容包含了书中所有矛盾冲突的种子。即便只粗略地读过一遍，也能感受到主人公拉祖莫夫相对于书中其他人物的特殊性：他是个身世不明的孤儿，与此对应，他不属于书中提到的任何一个党派或政治立场。在古代类似这样身世的有俄狄甫斯和罗穆路斯，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位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也摹仿了这种出身。当然，我们的拉祖莫夫并不是从石头或橡树里蹦出来的，只是不清楚他真正的生身父母是谁罢了。总体来说，他是个诚实善良的人，他不会像古代传说中的英雄那样，编出一套谎言说自己是某位神的儿子。正是归功于这份诚实，他成了书里所有登场人物的利用对象：先是被革命英雄哈丁相中做同伙（第一章），接着又当上了秘密警察头目米枯宁的得力干将（第四章），到了日内瓦，他是革命领导者索菲亚·安东诺娃的争取对象（第三章），最后，出于某种神秘的意图，他还是全书叙述者——那位教语言的老人——给哈丁小姐选定的如意郎君，虽然从后来的结果看不大圆满。
总而言之，所有人都想当然地把拉祖莫夫视作属于自己的人，在这方面最成功的竟是米枯宁，只有这位专制秩序的守护者乃至化身，不仅得到了拉祖莫夫行动上的效劳，甚至征服了他的心。“米枯宁也许是这世界上唯一能理解他行为的人。能够被人理解，真的很迷人。”（页202）而最失败的一位，莫过于哈丁了。他在深夜闯进拉祖莫夫的小窝，先给对方一记惊天霹雳（告诉对方自己是刺杀P部长的凶手），然后发表了一通革命演说，打算拉他下水。为什么选中了基里诺·西多诺维奇？原因是他平时沉默寡言，在哈丁眼中，这使他从其他夸夸其谈的浅薄同学中脱颖而出。但哈丁看错了一件事：在自己看来凿凿有据的革命动机，即那位狂热迫害进步思想和有为青年的P部长，其反动行为足以使光明的未来延迟半个世纪，这对于拉祖莫夫而言，并不是首要的事情，甚至不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原因是，既然“他的成功对任何人都不重要”（页6），那么反过来，别人的痛苦也就轮不到他去分担了。此时尚且十分单纯的拉祖莫夫渴望的成功，是在征文比赛中拿到银质奖章，即便不是“一夜间名震九霄”，也为以后的发展铺好了道路。他渴望“凭借敬重和自然热爱而活在他人的心目中”（页7）。一颗凭靠优越禀赋去企及智识成就的心灵，以及这颗心灵本身像优美的音乐那样散发出的迷人魅力，这就是他的全部理想。说它单纯，倒不如说它是青年人所特有的纯粹。
现在，这个梦想像玻璃器皿般随着那声霹雳破碎了：给他发奖章的政府——那个自我宣布为是宇宙专制者（僭主）的上帝——的一名要员被哈丁炸死了。他的计划天衣无缝：第一波爆炸引来了大批看客，第二波爆炸把P部长连同看客一道炸死，而他则利用混乱趁机脱身。这个刺客站在拉祖莫夫面前，要求提供协助，理由是拉祖莫夫举目无亲，因而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放手大干。拉祖莫夫看着这个激动得痛哭流涕，把他唤作兄弟的人，该如何回答呢？如果对他说“滚出去”，那小说就没戏唱了，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自始至终，拉祖莫夫也没说过一个字代表他答应了。
对比下第四章里米枯宁对革命者的批判和拉祖莫夫在雪夜中的独白，就会发现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我们不妨从一个表面性的事实开始：革命英雄哈丁与秘密警察头目米枯宁，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这些都标示着势均力敌的两股力量，它们所要求的，是相同的本性，相同的热情，乃至相同的忠诚。以现行秩序业已腐化堕落为借口发动革命，让自己无条件地充当某种新思想的奴隶，这思想如同幽灵般游荡在欧洲的大地上，附着在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身上，把他们作为战斗工具向既定秩序发起战争，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缔造彻底涤除邪恶的完美社会，那么这社会就与其打造者的本性相悖。当打造者从残酷的杀戮、阴谋和不亚于旧秩序专制程度的革命专制中感受到真实的幸福时，他们就已经用自己的双手把完美社会推向无限遥远的彼岸了。归根到底，完美社会只作为至高原则存在于信仰中。革命者眼中的完美社会同现行秩序的捍卫者眼中的完美秩序，都同等地是信仰，其间的差异体现着法则之间的真实杀戮。如果目的足以将手段合理化，革命的神圣性不因其手段而受影响，那么专制秩序的腐朽现状同样不能证明其垂死性，也许它所需要的，是一次重返青春的行动，以便神圣的灵魂再度获得健康茁壮的身体，如同无为而治的上帝在井井有条的宇宙中重返君位。革命的法则与专制的法则，无论多么针锋相对，面对的却是相同的人。然而法则这片战场，却是哈丁所无能去染指的，他醉心于毁灭俄罗斯大地上的建筑，只是因为时代没有赋予他建造的任务，然而无论是建造还是毁灭，都与要求真正天才的设计无关。米枯宁深谙这些道理，他不仅知道“革命主要是身体的迷醉，是必须与大众隔离的歇斯底里”（页200），还知道“最伟大的心灵”总会选择专制这条道路（页201）。在这点上，这位旧秩序的守护者比新秩序的追随者更深刻。与哈丁势均力敌的人，其实是偏执而狂热的T将军。
“米枯宁是那样一种有权力的官员，地位不暧昧，不神秘，只是不显眼，其巨大的影响力不在于行事而在于谋事。对宗教和王权的忠诚，本身不是一种罪恶的情感。喜欢专制胜于民主，并不必然表明其人心灵黑暗、天生白痴。”（页207）如果旧秩序的错误在于它给人民带来苦难，如果人民并不是从这秩序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抱怨和憎恨，而只是从它开始朽坏瓦解的时刻才开始，那么与其说苦难源自专制本身，不如说源自败坏且无法的专制。把无数个个别情境下的苦难等同于专制本身的罪恶，这种偷换概念正是革命最内在的秘密。革命深知它承诺的那种摆脱一切枷锁的状态永远无法实现，因为人性的条件不允许这样，但它却足以用新的、更好的锁链给予人民真实的幸福。因为说到底，人性诞生并维系于尺度中，锁链就是以强力做后盾的尺度。等到人民终于被启蒙到明白这道理的那天，永久的和平才能够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只有永恒的破坏和战争。自由从来不是人民的梦想，人民渴望的，是同自己的家人过着富足美满的生活，当自由的魔咒从知识分子那里抵达俄罗斯大地的最底层时，就会制造出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样的恶魔，自由的含义，已转变为不做人的自由。
细读一下哈丁在拉祖莫夫面前的革命申辩：
“现代文明是虚假的，新的启示将从俄罗斯诞生。你怎么保持缄默？你是个怀疑论者，我尊重你的怀疑论哲学，拉祖莫夫，但不要让它碰触你的灵魂。俄罗斯的灵魂跳跃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它有未来，我告诉你，它有使命。那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被迫这样做，像屠夫一样鲁莽地在那些无辜的人群中大开杀戒！”（页13）
倘若哈丁是属于20世纪初期的那种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很难想象他会站在“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谈论革命，没人会把沙皇政府认作现代文明。什么是“新的启示”？难道是代议民主制吗？康拉德究竟通过笔下人物哈丁想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自由民主制本身也是注定会过时并被历史所抛弃的宗教，那么哈丁就是属于未来时代的革命者。但我们不应该做如此牵强附会的解读，毋宁说，康拉德旨在告诉我们，民主革命者所崇拜的新价值，同样是宗教，虽然与传统宗教（它现在被新名词“专制”所替代）有所区别，其专制程度其实并不亚于传统宗教，只不过受到末人的推崇罢了。
正是因此，哈丁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是一位“资产者”，如果他肯放弃一切去献身革命，那也是为了把自己的整个灵魂都用新价值填满，在那爆炸的一瞬间把它扩散到更多的灵魂中。当他被拉祖莫夫跨过时，他成了一个死人，唯有此刻此刻，他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真正的牺牲，是面对自己理想的真实面目并带着与自己和解的心情去死，只是在这时，他才实现了自己灵魂本身的增殖，而非资本的增殖。拉祖莫夫坚持自己在凝视彼得堡夜空时所证得的真理：覆盖城市的大雪终有融化的那一天。他拯救了哈丁，而不是背叛他。
2. 女性主义
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故事发生在日内瓦这个革命流亡者的海外秘密总部。我们未被告知拉祖莫夫为什么会来这里，我们只知道他很快与日内瓦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络。令人惊讶的是，这两章里出场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女性。除去组织的领袖彼得·伊万诺维奇外，革命精神的化身或偶像S夫人，组织的主要领导者索菲亚·安东诺娃，以及伊万诺维奇尽力拉拢的娜塔莉·哈丁都是女性——还没算上特卡拉，这位在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侍。除此之外，作者还反复把彼得·伊万诺维奇称作女性主义者，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引用安东诺娃对拉祖莫夫说的一段话作为解释：
“我承认，男人受到神启后，丢下了怯懦和拘谨，女人就赶不上男人。只是，这样的人很少……然而，最愚蠢的女人都有用。为什么？因为女人有激情，不可遏制的激情……你们男人只能在这里爱，在那里恨，你们制订宏伟计划，你们称之为激情！是的！只有激情能持续。但我们女人会爱上爱，爱上恨，爱上我告诉你的一切，爱上欲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女人不像你们男人那样容易被收买。”（页169）
这里异常清楚地说明了男人和女人喻指着两类人：制订计划的人和执行计划的人，亦即前面米枯宁提到的谋事者和行事者。当拉祖莫夫对这场对话——全部内容都围绕着为何在他身上见不到革命热情——逐渐感到厌烦，于是向对方开玩笑说，难道你不怕被伊万诺维奇看到我们在这里密谈引起怀疑吗？安东诺娃自信地回答说自己是伊万诺维奇的左膀右臂。终于感到忍无可忍的拉祖莫夫回敬道：“彼得·伊万诺维奇好像彻底解决了女性问题。”这句话的力量不亚于好拳击手的致命一击。
在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前，我们必须先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洞察，可以说，这是正确理解全书的关键：这部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都没能得到如其所是的呈现，这当然与作者的意图相关（对意图的完整揭示要等到第三部分），亦即，与卢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论战。结果是，作者让尚未成熟的人物（如拉祖莫夫和哈丁小姐）处于无助的挣扎状态——所谓的伦理孤独，而对于那些业已成熟的人物（伊万诺维奇），作者从扭曲的视角加以刻画。
拉祖莫夫和伊万诺维奇都是男人，他们意识到自己被广大女性包围。这些天生的女人只能从与她们般配的男人那里得到教化。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个腐化的社会里传统的教化全面失效，这些女人如同无人放牧的羊群那样在山坡上任意吃草，她们受着自己稚嫩喜好的驱使往往吃到表面上鲜美但实际上却有毒的植物。把她们从这些食物的有害熏染下解放出来，就成了一件棘手且危险的工作，因为这会招致生产并批发那些有害食物的资本家的憎恨（这些资本家才是现行秩序的真正敌人）。对于年轻的拉祖莫夫来说，他被瞎眼的牧羊人混同于其他牧群，受强制食用不适合自身体质的食物，这时他先得挣脱生来就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然后才谈得上寻找自己的牧群。在这方面，彼得·伊万诺维奇和米枯宁这对势不两立的敌人同等地是他的老师。
怀着解放的使命，彼得·伊万诺维奇心急如焚地游说哈丁小姐，邀请她加入自己的阵营，加入到拯救俄罗斯灵魂的事业中。“这种拯救方式不再在修道院中找到，而是在这个世界中。”（页86）乍看起来，伊万诺维奇敌视沉思生活，敌视那种把智慧理解为现世生活之外的永恒之物的看法。事实上，他所敌视的是徒有智慧之名的沉思，因为无论智慧具有怎样超越性的品质，它仍旧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而这个世界在沉思者眼中，则是罪恶和低劣的化身。这样一来，从此世转向永恒事物、从迷惘朝向顿悟飞升的唯一通道就被堵死了，这恰恰来自他们对此世的鄙视态度。那种能够从生活的最底部看到隐约闪烁的神圣事物的敏感性，才是智慧的真实标志。而获得这种能力的唯一途径，就是投身行动。唯有行动，能够从被烙印上“必然性”封印的墙这面自由穿越到另一面。只是在那时，心智的眼睛才看清楚，这堵原先被视作不可能性化身的墙，原本就是个幻相。
伊万诺维奇告诉娜塔莉·哈丁，他希望她成为一个狂热分子。如果看不到这句话的玩笑一面，就会徒然沉湎于阴暗的彷徨中。伊万诺维奇不会去拜访狂热分子，后者倒是会成堆地去拜访前者。那位教语言的老人对此感到担忧，他恐惧这颗纯洁的心灵投身革命后，被接踵而来的胜利（而非失败）所伴随的幻灭压垮。他告诉哈丁小姐，任何一场革命里，最优秀的人物总是很快被投机者、野心家、虚伪的知识分子和恶棍所取代，因为这些人天生地胜任革命所要求的真实杀戮和最现实的政治、经济谋划。任何革命都分成两个阶段，只有前一个阶段才是娜塔莉·哈丁的舞台。
“即便我相信你说的话，我还是不会只考虑自己”哈丁小姐抗议道，“像饥饿的人会抓住每一片面包，我会从任何人手中夺走自由。真正的进步随后才能开始。为此，必须找到那些正确的人，他就在我们中间。”（页91）
这段受到神启的话正是全书的题眼。哈丁小姐的回答非常清晰：即便如此，也正是因此，才要求最优秀的人充当舵手。在那位教语言的西方老人眼中，加入伊万诺维奇的阵营，无异于首先剥夺了自己的自由。这也是哈丁小姐踌躇不决的原因。她与革命分子建立联系，最初完全是因为哥哥的缘故。出于自然感情，她爱着哥哥哈丁，追忆他生前最珍视的事业、朋友（那个在信中唯一提到名字的人）和他死后留下的遗产。她像安提戈涅那样，在所有的神祗中惟独念叨哈得斯的名字（《安提戈涅》行520），因为那里有她的至亲至爱。伊万诺维奇没有看错人选，哈丁小姐的纯洁天性保证了她即便参与到净化大地的事业中，也不会被现世的牵挂永远羁绊住。在第四章里，她告诉安东诺娃，她希望在更美好的时代来临时，所有这些都被遗忘，无论是专制者还是毁灭者，包括她哥哥的名字，都被封存在遗忘中，只有重建者被铭记。听了这话安东诺娃当然感到不悦，因为没能力摆脱大地束缚的，都注定被地质灾变所掩埋。当地表和地下发生翻转时，下降到地表的一切也将再度返回天空。
说到底，哈丁小姐所具有的纯洁和天真这些美好品质，只有作为拉祖莫夫的未来妻子才是存在的。不成熟所具有的未经雕琢的可爱和质朴，只有参照着成熟后经过雕琢的丰饶之美才能被欣赏。在她稚嫩的青春时代，需要这位西方的旁观者陪伴她读过最孤独的时期，但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因为根据自然的安排，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环境。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位（在语言教授陪伴下的）老处女也是可爱的。如果哈丁夫人无法从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那没理由也把娜塔莉的人生变成一座坟墓。那位叙述者——他从来就不是作者康拉德的真正代言人——在西方的目光下审视这一切，因为发现了其中包含严酷成分，就牢牢抓住娜塔莉，不让她跟随拉祖莫夫投入到生的激流中，这与其说是仁慈，不是说是自私。如果西方精神由那位语言教授来塑造，那么西方的河流恐怕早就枯竭了，无论其源头的活水多么丰沛。让天然的爱欲被脸色苍白的“真理”所扼杀，这正是现代思想的特点。
彼得·伊万诺维奇和S夫人的女侍特卡拉，完美地体现着被治者的真相。从康拉德放进她嘴里的口述中，我们得知她受到伊万诺维奇多么粗鲁地对待。特卡拉生来就是个头脑简单的女孩，她才有着“世上最轻信的眼睛”，受到一个卖禁果的老女人启蒙后，她看清了人世的悲惨真相，于是全心全意地服侍一位革命者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这个在拷打中泄密的年轻人，让我们想起了作者给哈丁安排的不同结局。只有在照料他人的活动中，她才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来给伊万诺维奇做速记员后，她经常挨训斥：这位伟人在构思时不许她愚蠢的目光望着他或窗外的天空，否则会干扰他受神启。他还打算安排她做拉祖莫夫的信使，即便给敌人抓住，这位坚强的赫尔墨斯也能扛住一切折磨，这是因为，伊万诺维奇说，她神经迟钝，能更好地忍受痛苦（页160）。也许这是真的，因为所处自然等级越低，其本性所趋向的快乐中掺杂的痛苦也就越多，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区分这些人所热爱的是否就是痛苦本身。她对伊万诺维奇怀着深深的怨意，指控他是个僭主（页157），这样的伟人生来就要指使人、启发人、控制人，如果有人逃脱他的控制，他就感到难受 。
然而，即便有这些怨意，她也“愿意成为实现更高目的的盲目工具。为了那种事业而献身，没有什么。但一个人的幻想破灭，那才真的难受。”（页100）看来，比专制远为可怕的，是虚无。在这里，我们必须比小说所透露的内容更清晰地揭示出真相。特卡拉所说的幻想破灭，并不是指伊万诺维奇对她不好——她不至于幻想过自己与彼得·伊万诺维奇能结出什么果实吧。仔细考察下这些言辞就会明白，所有抱怨指向的真正对象，正是虚无本身。想想看，一个外貌丑陋（这和苏格拉底的丑陋完全不同）、又缺乏才智的女人，该从哪里得到属于她的幸福呢？也许女侍、速记员、西伯利亚的某位思想犯的情人正是她这种平凡女性所能企及的天堂。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一位西方人走过来，怀着怜悯心向她挑明，伊的处境多么悲惨，多么令人愤慨，甚至还把自己的语言强加进她的口述中，那她就撞见虚无了。因为，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外貌丑陋、缺乏才智，而是给这样的人用最华丽的衣服和首饰打扮一番后，让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在这些美妙幻想装点下的真实样子。如果说，革命为特卡拉提供了最真实的、就发生在此世的救赎，那正是因为革命采取了远比腐朽的现行秩序更专制的组织模式和思想模式的缘故。试想想看，倘若这一切都是游戏，“对于英国人来说的革命游戏，可以高高在上俯瞰的游戏”（拉祖莫夫没对那位西方人说出来的话，页134），那么特卡拉的生存不是被连根拔起了么？难道她承受的一切苦难和艰辛，用血汗换来的那点尊严，到头来竟是轻飘飘的空气？也许，彼得·伊万诺维奇只是脾气暴躁的小老头，但却懂得真正的仁爱（作者忘了展现伊万诺维奇温情的一面）；而那些乐此不疲的西方启蒙者，尽管自己也是些女人，把旧土地上已枯萎的植物拔光了之后，还指望从荒芜的大地收获真正的果实呢。
3. 小说中的思想
曾有一位睿哲保证说，他只在有用的事情上说出真理。我想，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自己对无用之事的真理缄口不言。把金子丢在大路上并不危险，因为在伊索那只公鸡眼中，它大概和一块石头没区别。公鸡想要的是麦穗。当然，这块金子也许会被某个精明的普罗米修斯拣去，藏到秸秆里骗过宙斯的可怕守卫，把它带出诸神的花园。等到普罗米修斯白白忙活了一千年之后，再由宙斯和阿波罗替他收场。有用真理和无用真理的区别，如同太阳和火的区别，前者能给万物带来温暖，后者则在比太阳明亮一千倍的光辉中，烧毁了大地上的一切。当某位哲人与别人争论世界是否是永恒的时候，一场洪水或瘟疫到来了，消除了对往事的一切回忆。有鉴于此，世事的变迁往往非人力所能预料，遑论加以控制。很多时候，明显违背社会法则的行为，却得到了自然法则的许可，因为，自然的流变运转受着更高力量的支配。凡人的科学所能揭示的真理，往往还不如凡人出于势利眼隐藏起来的更多。
也许正是受到这种义愤的激发，康拉德旨在通过《在西方的目光下》向卢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起挑战。他渴望毫无保留地揭露“赤裸裸的真相”，并使“每个读者都在书中发现自己”（页199），无论这是比例真实的仿像还是比例歪曲的幻相。如果有人竟不是出于创造美的考虑，而是抬杠的考虑去歪曲事物的真实比例，这在一个高贵的民主城邦里同样可以被谅解，甚至还能得到极高的荣誉。但我们必须抑止这类鼠肚鸡肠的猜测，根据作者自己的话去推测他的意图。
第四章接上了自第一章以来中断了的线索：拉祖莫夫为何从彼得堡来到了日内瓦。安排他到这里的人，是米枯宁。按照作者的提示，这场谈话有助于理解故事的普遍意义。《自序》里康拉德提到，“这些角色不是特殊环境的产物，而是普遍环境的产物。他们所处的时空，所属的种族，再普遍不过。”故事的情节架构（它脆弱地摇摆于大型对话和论文式叙事之间）通过展示一个历史的、特殊的社会事件来揭示普遍的自然秩序。米枯宁坚信存在着天命，迫切地要求拉祖莫夫也成为“天命的工具”。然而究竟什么是天命，专制的内部是否真存在着某种神意，小说并未透露。米枯宁只神秘兮兮地说：
“我坚信天命。我这样一个老朽如此坦白，也许你听来觉得好笑。但你有一天会认识到……否则，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根本无从解释。是的，我绝对有机会再见到你。但不是在这里，这里不太……我会找个方便的地方告诉你。”（页201）
到此为止，我们心里一定早已三番五次地闪过这样的念头：米枯宁的形象逐渐与彼得·伊万诺维奇重合到一起。第二章里关于后者生平的叙述，可以很容易看出作者在影射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和《宗教大法官》都是最高级别的反民主革命作品，前者展示了自由派知识分子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眼看着自己的智识遗产在俄罗斯结出最可怕的果实，一步步走向幻灭的历程；后者则借助一位与拉祖莫夫酷似的角色之口，阐明了专制植根于人性的永恒需要，这等于是对专制的内在原理的揭示。《在西方的目光下》这部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的大型对话。如果拘泥于个别人物的命运或书中个别字句，看不到整体本身传达的独立信息，就会错失那个“方便的地方”。
米枯宁让拉祖莫夫作为双面间谍前往日内瓦打入革命组织内部。种种迹象表明，革命组织在酝酿着一个大阴谋（对观页109，页149-150），这个阴谋将威胁到一个大国通过稳健而有序的变革方案实现复兴的梦想。俄罗斯大地上的所有有识之士都对此忧心忡忡。米枯宁这套漂亮的修辞成功地说服了拉祖莫夫。这个秘密警察头目能够敏锐地抓住每个人的性情特质，至于那些特质具体是什么，或意味着什么，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灵魂剖析的科学建立起对灵魂的专制权力，它牢牢抓住每个人的爱与恐惧，而这两者是支配所有人的最强大力量。“这个默默无名、举目无亲的年轻学子拉祖莫夫，在伦理孤独的关键时刻，应该让他感觉到，几个身居重位的人对他感兴趣。”（页208）米枯宁是否真的爱怜拉祖莫夫，还是这一切仅仅是高明的演技，其实并不重要。出于同一种逻辑，当拉祖莫夫的利用价值告罄时，米枯宁安排了一次与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密谈，向对方暗示了拉祖莫夫的身份，除掉这个知道太多真相的心腹。
这些精彩的分析，迎合了那些野心勃勃想当王者的审美品味。但是，米枯宁机关算尽却没能避免垮台的命运。这是因为，这位把精明和卑劣巧妙地融为一体的官员左右不了时代浪潮的进展，他能支配一切活人，却支配不了机运。这让我想起了《群魔》中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这位阴谋家让身边的所有人围着自己跳舞，却唯独支配不了斯塔夫罗金和苦役犯费尧多尔·费尧多罗维奇。在米枯宁这个角色身上融合着两种异质的刻画动机，世俗精明使他把拉祖莫夫当做政治工具使用，也使他最终没能逃脱变成一具罪犯尸体的命运。
“可怕的重判将温文尔雅的米枯宁变成了一具死尸，结局实际上与一个普通罪犯无异。看起来，这野蛮的专制与神圣的民主一样，其胃口不只限于吞噬敌人的身体，它也吞噬友人和仆人。”（页207）
按照以安东诺娃为代表的众人对米枯宁的看法，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罪犯。倘若米枯宁真拥有比常人远为卓越的本性，那么康拉德这句话就是可怕的亵渎了：野蛮的专制反倒意指革命民主主义，神圣的民主反倒意指高贵的专制。（根据文脉，从字面意思也能推出这个结论）在后者那里，友人出于纯粹而甜蜜的爱甘愿被所爱的人吞掉——在哈得斯的国度里，能开口说话的死魂灵将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米枯宁、彼得伊万诺维奇与拉祖莫夫的关系，多少相似于拉祖莫夫与娜塔莉·哈丁的关系。哈丁小姐徘徊于对哥哥的自然爱恋（伊斯墨涅）与对革命的政治同情（安提戈涅）之间，她与拉祖莫夫的爱情将在这两端架起一座桥梁。但是，按照作者的设定，这座桥梁必须由“赤裸裸的真相”砌成。为了完成这次至关重要的表白，作者不惜调动书中的所有资源，甚至那位英国老人都得无意识地扮演月老的角色，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偷他（指哈丁）妹妹的灵魂”！（页243）拉祖莫夫在内疚与愤恨交加的状态下，打算引诱哈丁的妹妹叛离革命阵营，至少是叛离多数人心目中那个神圣的金色光环。手段就是告诉她真相，毫无保留的情节真相。在那一瞬间，当娜塔莉终于从“信中那两行文字的热情阐释导致的误导”中挣脱出来，看到了隐匿在刺眼光亮中的东西时，她的心凝结成了冰。保证这对恋人在真相中成功结合的力量，唯有信任，外加坚强的心灵。其间的任何差池都可能招致失败。例如哈丁小姐与波莱尔庄园走得过近（特别是S夫人），某位语言学家的笨嘴拙舌（如《群魔》里的吉洪修士）等等。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小女孩Lise与阿辽沙的关系破裂源自她长期服用有毒的食物，阿辽沙的母亲变成“鬼嚎婆娘”则是选错了对象。
也许出于某些原因康拉德刻意放大了表白成功的难度。哈丁小姐和拉祖莫夫彼此相爱，这即便是一个盲人也能看得出来。她凭靠着初次见面时获得的自然好感——“他肯定不是骗子”（页115）他们彼此还紧握着对方的手——难道不足以摆脱一切阴暗的猜测吗？拉祖莫夫有理由感到内疚，因为他对她亲人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如果让内疚感完全吞噬自己，那他就背叛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不正是那天夜里他所看到的大象无形的美要求他这样做的吗？要是他放弃自己的尺度，那由谁来代替他肩负？
结尾部分的急转直下就像宽敞的河道最终收缩为窄小的急流，叙述者——那位西方人最终什么都没做，像个过客般看着故事情节一步步走向崩溃。这源自他的怯懦：号称是西方的目光不敢像拉祖莫夫的目光那样被急流所吸引。倘若拉祖莫夫从中看到了某种令他着迷的东西，那或许就是这一洞见：倚靠着栏杆安全地俯视，只不过是从来就身在其中的另一种表述罢了。如果把河流的比喻转换为瀑布，所牵涉的问题或许就会变得明朗些：西方老人、拉祖莫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哈丁小姐和安东诺娃，他们全都是从那神秘的高处永恒倾泻下来的水流，岸边朝上观望的人的目光与急速下坠的水流相遇，这时再清楚不过的领悟是，衰亡和死灭在同一瞬间不断让位于复苏和新生。存在的巨大轮回就这样转动着。瀑布底部激起白色浪花和弥散的雾气，同上部的透明肢体和水流勾勒出的轮廓同等地美。能够有幸欣赏到这番景观，喜悦还来不及，为什么要沉湎于悲痛中呢。
拉祖莫夫不是出于闪闪发光的责任感，而是出于表白失败导致的幻灭而前往拉斯帕拉的房子，在那些毒蛇、蝎子和蜘蛛（这都是劣等巫术召唤来的东西）面前做自己的临终忏悔。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与这一幕构成完美对应的，正是伊万在法庭上的疯狂表演。伊万是真疯了，完全不像拉祖莫夫那么冷静——后者的表现像个在大人面前觉得自己有理的小孩子——但伊万又比法庭上所有人更清醒，他把真相泡在用疯狂制成的毒汁里，然后喷向这供着凡人理性（“拉祖莫夫”的含义）的法庭：
“问题恰恰在于我没有疯……我有着正常人的卑鄙头脑，和你们一样，和所有这些……的丑恶嘴脸一样！”他蓦地转过来面向公众。“父亲被杀后，他们假装大吃一惊，”他咬牙切齿地说，怨愤和鄙夷之情溢于言表。“彼此装蒜，互相作假。都在撒谎！人人都希望父亲死。一条爬虫吃掉另一条爬虫……如果没有杀父戏看——他们一个个都会气呼呼、怒冲冲作鸟兽散……他们要看戏！‘要面包，要看戏！’不过，我也不是东西！你们这儿有没有水，给我喝一点，看在基督份上！”他骤然捧住自己的脑袋。
我倒觉得，全书结尾处西方老人轻易地交给安东诺娃启封阅读的日记里，更有可能记录着类似上面那样的东西。纯粹作为玩笑写下那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