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文集 第十一卷经典读后感有感

　　《余英时文集 第十一卷》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余英时文集 第十一卷》精选点评：

　　●感谢老舒赠书。对于《未尽的才情》中的省略号不能再赞了

　　● 此书收集了余先生近三四十年来为友人著作所写的序文。其中尤以《未尽的才情》最为精彩，是序为《顾颉刚日记》而写，大致概括了顾颉刚一生活动的主要范畴。描写顾颉刚在49年之后的遭遇着实令人大开眼界，“顾先生虽不像陈寅恪那样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他无欲则刚，谨愿自守而有余。所以陈、顾两人已到了非收进来不可的时候：一个是文化与思想的伯夷，一个是胡适的大弟子和国民党旧人，（g cd）岂能让他们游离在外？”政治侵入学术之事，实在可怕，知识人能不依附和屈服权利，更是难能可贵。叹叹

　　●论学会友

　　●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编者后记

　　●海外中国研究的大师之作～

　　●短篇序+纪念顾颉刚的八卦——老爷子好反共…… （好同情汪精卫……）

　　●一部分文章选自《会友集》以序言为主，再加《未尽的才情》两部分组成。感觉余公最有心得的序文都已经单独成书了，且其也以此自夸，本书选的文章倒是看不出什么太高水准。关于作序传统的追溯挺有趣，其起源于魏晋，唐代基本奠定下来，但为并世学人著作写序是清代的新发展，其与清代乾嘉学术的兴盛有关，同时作者指出统治者对于非官方正统的“汉学”的容忍，主要源于理学在此一时期已徒有虚名，统治者自身对理学也失去了兴趣。作者对于汪精卫颇有同情理解，称其古典诗词水平为同时代第一流，其“叛变”乃是对“战则亡国”悲观态度的自然结果，其不仅是对日本的恐惧，也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尽管以上论述都可以说是事实如此，但作者一惯的立场，很难让人不产生其他因素的联想，同情理解还是古典今情？

　　●余先生的書都是用心之作～

　　●很有内容的序文集！应邀作序，往往不易，或浮光掠影、言之无物，或喧宾夺主、越俎代庖。余英时先生为故友新朋的著述作序，皆敬慎为之，投入极大心力，先细读全稿把握作者的整体意向，再就原著旨趣加以伸引发挥，从不同角度贡献研究心得，从而达到一种论学会友、同声相应、有所推阐的作序效用，展现出深厚的学养和真诚的良知。真大学者也！

　　《余英时文集 第十一卷》读后感(一)：沈志佳博士的疏漏

　　第三篇序言：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序，已经收在第一卷了，这里重复收，有点难以说过去。

　　序言明言，第十一、十二卷收入前十卷未曾收录的文章，那么重复收录似是不应该。即便想将同类的文章归集一卷，那么对于重复收录的文章至少应有所交代，这么不声不响的重复收录，是不对滴。

　　《余英时文集 第十一卷》读后感(二)：这套书的纸质好到令人震惊！

　　第十一卷，编辑收集了余英时先生写的几篇序。

　　有一篇考察了“序”来源的发展历史，切入点很新鲜。

　　为汪精卫诗集写的序，其实很能反映他个人的治学方法。--从可信的历史文件（周佛海、陈克文笔记、汪精卫与胡适书信）中选取资料，结合人物性格、家庭情况、政治立场，尽可能如实地呈现人物在固定历史背景中的言行及其心理特征。

　　为张充和画册写的序里，（时间有限）对“天道”做了简单的解释，但我觉得简洁明了，引用起来通俗易懂。他说，天，就是超越的世界，而道，是流淌于其中的实质。

　　表扬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真的蛮用心的，封面的米黄搭嫩绿，十分可人。而且，这套书的纸质好到令人震惊！卷面干净、印刷清晰，手感超好。

　　《余英时文集 第十一卷》读后感(三)：以通驭专与迷茫的时代

　　本书收录了余英时先生为他人所作的序与从《日记》研究顾颉刚生平所撰的《未尽的才情》。

　　抛开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不说，余老在学术上所精通的面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从其文字里窥之一二的，可以说达到了古人所向往的“以通驭专”的境界。古人认为，所有学问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部分之间彼此相关相通。现代科学则有意把各科隔开，在各自的领域向下挖掘，对于领域之间的相关性探究的比较少。作为学生，还是要站在一个整体的视角先作通盘考察，再在背景下进行深挖。这也算是诠释学的观点，即对于任何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解读都逃脱不了历史背景的影响，并且诠释者如何把其主观性透进解释对象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之中，中间这个分寸必须拿捏得很精准。

　　最有感触的是《未尽的才情》中引用的傅斯年的一句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顾颉刚的一生完完全全印证了这句话，不仅是顾颉刚，还有更多处于时代变革激流之中的人，也是如此。一方面接收着西方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身上传统的痕迹非常浓重，发乎情止乎礼、卜卦蓍草、考虑纳妾等（并无批评之意，这是时代所赋予的局限）。未经中国本土化过后的西方思想的直接涌入势必会造成这样的矛盾，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之前读的《乡土中国》也说明了这一点，传统的乡土社会正在土崩瓦解，传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不足以支撑现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用西方的思想直接填充现代人的思想只怕会引来更多的矛盾（HK）。因此，如何改造传统思想以适应现代潮流，才是树立文化自信任务的重中之重。

　　《余英时文集 第十一卷》读后感(四)：读《论学会友》

　　台湾的明报出版社曾经在2008年为余英时先生出版了一本《会友集》，收集了余先生为其友人著作所写的几十篇序文。到了2010年，台湾的三民书局又出了增订版，分上下两册。今年暑假去台湾，逛各大书店，一个重要的搜寻目标便是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比如这本特殊的序文集。不过很可惜，去的七八家书店，不管是二手书店还是新书店，余氏之书仅零星几种摆在书架上，只有台湾大学附近的联经书店稍多种类，亦不过五六种。若是在前几年的大陆，意识形态管制稍微宽松的时候，就学术著作而言，余先生的书，应该是出版社热衷出版的那一类，销路亦不差。广西师大出版社有十二卷本的文集（今天正规途径已经很难买到），三联书店有“余英时作品”六种，此外还有五六家出版社也出过余氏的几种著作。所以前几年在内地，稍大的书店，能找到余先生十几种著作，是很常见的事。只是，今时不如往日，内地的网络书店和实体书店已经难觅余氏著作身影，这很好理解，但台湾这样出版自由的地区，余氏著作也难觅见，则只能从另外的角度去理解。台湾刚解严的八十年代，从一个威权体制过渡到民主体制，在西方思想大量进入之后，急需一种新的路径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作一种新解释，而像余英时、许倬云、张灏等这类历史学家则适逢其时，讲演和著作都受到追捧。而九十年代之后，民主体制渐趋稳定，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也逐渐消解，就如史学家王汎森前几年在台湾的观察，在台湾地区有一个文化现象是“知识分子文化渐趋没落”。 没落的原因暂时不表，但这种文化现象恰可为我在台湾书店的观察作解释。

　　除了大陆出版的余氏著作之外，港台的余氏之书，我最想收入囊中的，其一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我是看了余氏写陈寅恪晚年心境和史学三变的文章后，才对这本书极感兴趣的；其二便是这本特殊的《会友集》。因为在我看来，余氏之序，不管是自序，还是为他人作的序跋文，不仅好看极了，而且能在余先生的学术思想图谱中占据分量不小的位置。自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余氏重要著作的自序基本上是把他整本书的基本论点提纲挈领的讲解清楚，所以对偷懒的人来说，要了解余英时先生的学术思想，只看其序文即可。比如《朱熹的历史世界》这本书的序文。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12年的时候为余先生出版一套“别出心裁”的作品，其中有一本便是收录了余氏二十多种著作的自序，书名叫《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颇可一观。

　　2014年，一个苦闷甲午年，别人我不知道，自己有种感觉是，政治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压迫感，严重侵入到日常生活细节之中，让人无所适从。那一年，很多旧事物消失，新事物刚出来也消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这一年增订出版之前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变成十二卷。第十一卷叫《论学会友》，收录了余英时为友人所写的十九篇序文。这大大弥补了我未能收入台版《会友集》的遗憾，即使这本书收入的序文远远少于台版的序文集。当然，因为出版时间的原因，这本《论学会友》也收录了台版序文集未能收入的最新序文，其中最重要的两篇，一篇是为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写的序，一篇是《顾颉刚日记》的出版写的序。这两篇序文讨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重量级人物，一位是悲情的政治界人物，一位是未尽才情的史学界大家。

　　余英时毕生的学术研究，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重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从先秦到近代，每一个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都能见到余先生用锐利的史学之眼窥探到的文化特质。 在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这个大主题之下，余先生有一个核心切入点，那便是研究历史中的人，特别是知识人。以我浅显的阅读观感而言，余英时先生的几种重要著作都是以历史中的知识人为中心，去探讨变动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历史中的知识人，以群体为对象的著作如《士与中国文化》，以个体为对象的专著则太多了，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自不必说，还有《论戴震与章学城》、《方以智晚节考》等等。细细翻检余氏的这些以历史中的知识人为对象的著作，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余氏这些专著有相当一部分都在作者“计划外”的产物。他人的索序之文，自然不是“计划内”。所以，为他人（在世的友人或者历史中人物）新书出版旧书重版所写的序跋都算作是研究计划之外的文章。而这些计划之外的文章，在余氏所有著作中，其分量一点也不轻于其计划内的研究。开创宋代儒学研究新典范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便是这样一部计划外的文章。余英时在这本书的“自序一”中说的明白，“这部书是偶然写成的，从不在我的研究计划之中”，原来是1999年作者应邀为《朱子文集》写一篇介绍性的序文而牵引出来的大著作。 这部书的学术分量是史学界所公认的，毫无疑问。就余氏史学研究而言，此书在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恐怕也是分量最重的一部书，且这一部书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产物。当然，就余氏所有“计划外”的学术成果而言，若以分布领域来看，较之古代思想文化史，计划外的成果，似乎在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面更加大放异彩。这大概是我个人的观感，因为我读研期间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所以特别关注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曾经就有以“余英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为题写一篇学术史论文的想法，只可惜力有未逮。

　　余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自然主要是以近代的知识人为对象。以群体为对象的著名文章如《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便是一篇体大思精的宏文，得到这篇文章启发的学者有很多；以个体为对象的著名文章如《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严复与中国古典文化》、《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等等。细数一下，胡适、陈寅恪、顾颉刚、严复、钱穆、汪精卫、毛泽东、钱钟书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都有研究与品评，并且是学术性的研究与品评。在所有的这些近代人物研究中，以胡适和陈寅恪的研究最为瞩目，各自都形成专著，前者是《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后者有《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就这些近代人物的研究而言，大半是计划之外的产物，如研究胡适的两篇最重要的论文。《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是一篇研究知识人的典范文章，便是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写的序文。另外一篇《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是联经出版公司重新编校《胡适日记全集》邀请余英时写的序文。再回到《论学会友》这本书里收录的序文，其中关于顾颉刚的论文便是为《顾颉刚日记》的出版写的序文，也算是计划外的产物。

　　最后再回到序文本身。国庆宅在家中，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早已收入但一直未读的《论学会友》看完，关于余英时为他人所作的序文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有一点想法想先记下来。

　　第一、余英时在这部序文集的自序中追溯了“为人作序”的历史变化，特别是这一传统形成的心理背景，即《小雅.伐木》中说的“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或者是改用《易经》里的语言，即“同气相求 同声相应”。余氏的序文中，经常可以看到作序之书与余氏本人的研究恰好可有互相印证之处，被其引为“空谷足音”。例如他为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一书写的序中，作者虽然说他和田浩的研究取径虽然相异，但有些不同的观察恰好可以互相印证，“我当有闻空谷足音的喜悦”。 再例如其为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作的序文中，柳存仁的书中论明代小说和道教的文字证明了民间文化与世人阶层的密切关系，余英时则具体通过自己对“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相关研究对明清士商合流后对雅俗两种文化的沟通做了具体的补充， 这种拾遗补缺的序文，本书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这对读者而言，更加便于理解原著，也是互相印证，求其友声的具体说明。第二，余氏序文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就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学术的辩难与争鸣。例如他在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序中对徐复观先生一些学术观点的商榷，特别其中提出来的对历史文献的“significance”与“meaning”的区分，尤其发人深省。前者相当于中国经学传统中所说的“微言大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历史文献的微言大义可以是不同的，可以“与时俱进”的；后者则是文献所表达的愿意，是不允许望文生义的。第三，本着孟子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原则，余氏的序文经常有的一项内容时对作者的介绍。例如《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一文中有对老友陈方正的从相识到相知的介绍，这种介绍能使读者对原著有一个更加亲切的认识，仿佛能从字里行间看得出作者的语音、语调与手舞足蹈的动作，这是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不仅如此，这种对作者的回忆与介绍往往能为现当代学术史留下珍贵的资料和掌故，也是嘉惠学林的大好事。

　　以上三点，是我读完此书后，对余氏序文的一些特点，做了一微小的观察。当然，余氏借助序文对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就更多了，此处就不赘述。最后我要借余英时先生为其会友集所写的自序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余英时在《会友集——余英时序文集》自序的最后一段说：

　　如果从皇甫谧（215-282）序左思《三都赋》算起，为并世所知的著作写序，至20世纪中叶，已足足在中国延续一千七百年。前面已经说过，序的心理起源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体现了中国知识人在心灵上的自由交流。这一追求是中国文学、思想、学术得以不断推陈出新的精神根据，即使在元、清也未中断。

　　进击的骑士

　　2016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