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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读后感锦集

2020-11-26 00:33:46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文化与社会读后感锦集

  《文化与社会》是一本由雷蒙德·威廉斯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元,页数:4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化与社会》精选点评:

  ●还不错的

  ●威廉斯的语言运用没有什么理论,也谈不上什么方法,大量的引用解读却很实用。曾经看得一度崩溃,但是一周也算挺过来了。最后的理论感觉有点突兀,可能我觉得应该对前面的思想总结一下比较好。但威廉斯是脑子清楚的人,说得也明白,说教味不强,语言也不怨,尤其是和他前面说的那几位相比。

  ●带过一堂这本书的seminar

  ●翻译得絮絮叨叨!文化成为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

  ●不去探究本质,也缺少令人印象深刻的洞见

  ●第一遍读能抓住的几个词:工业主义、民主、平等、经验、语言。“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文化,这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文化,我们将不能生存下去。”越读到结论部分,越能看到威廉斯给我们的光,如他所说,“有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包含着生命的种子”。

  ●具有极大的重读意义。

  ●戴爷书目——经典太多,由于不了解英国经典而读着相当吃力

  ●经典。译得有点拗口,错别字很多。

  ●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欧洲文化史,还是很经典的。对于一些重要的名词如“工业”“民主”给予了解释,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有关于工业革命之后欧洲文化发展的论述部分。

  《文化与社会》读后感(一):文化研究是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和发展

  《文化与社会》可以说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人文主义传统进行的一个系统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就是要肯定人的经验存在,强调具体当下,强调此时此地经验的独特性,这正与以往的人文主义传统针锋相对,后者不关心具体当下只关心普遍永恒。对于文化研究与永恒人性论之间的矛盾,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源和先驱,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说得更为明确:启蒙运动和古典人类学都以类型学的方法定义人性,他们努力将人的形象构筑成一个模式、一个原型,其结果都是个体间的差别、个体组成的群体间的差别退居次要地位,为了追求“大写的人”(形而上学的存在)而牺牲了“小写的人”(经验的存在)。格尔兹认为人类学研究不应如此,应该依据人的天生能力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转化为后者的方式来定义人,其研究重心也就由形而上的人转向了经验和具体的人。

  有意思的是,在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我读到了受到文化研究影响的人文主义新定义,这种人文主义并不意味着白璧德等人笔下那种假想的对立:“一方面是被认定为传统和经典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新事物和知性表现不受欢迎的介入”,而是:“人文主义的核心是那种世俗观念;它能够按照维柯在《新科学》中阐明的原则而得到理性的认识,即我们真正能够认识的只是我们所创造的东西,我们只能够按它们被创造的方式来认识它们……人文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去年读到这些话时,我只是感到它似乎有些突破性,但不解其义。读过罗蒂的一些观点后,我突然明白它在说人文主义的核心在于创造:只有通过创造,人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里应对自如,才能保持向未来的敞开,而这又与雷蒙•威廉斯式的文化研究对当下经验的肯定、对行动的强调异曲同工。

  《文化与社会》读后感(二):【一些摘录】

  【社会学】

  英国是没有古典社会学传统的,现代社会学的第一个奠基人是德国的韦

  伯,第二个是法国的涂尔干。然后是1930-195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大发展

  。英国在60年代以前只有人类学习,吉登斯是第一位社会学教授。英国

  人比较善于从文化角度,而非社会科学角度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

  欧洲之前的社会学理论传统基本上是由帕森斯书写的,他以韦伯,涂尔

  干与帕累托作为支点;而吉登斯则用马克思替换了帕累托,从而形成了

  英国自己的社会学谱系。

  【诗化哲学】

  中国八十年代所谓诗化哲学的倾向,毋宁说是一种对现代性问题的避让

  与妥协。

  【穆勒】

  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是第一本印度史的作者。穆勒是19世纪自

  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他结合了边沁,自由主义代表,与柯尔律治,保守

  主义代表。

  穆勒从小接受逻辑与科学训练,成年后遇到一次非常大的感情危机,在

  读华兹华斯诗歌时收到了很大的触动,从而开始反思功利主义。

  穆勒由此提出古今之争的问题。在十九世纪以前,古罗马的地位远远高

  于古雅典,希腊内部也是斯巴达的地位高于雅典。而十九世纪发生了变

  化,因为人们发现罗马没有什么文化。西方世界第一本古希腊史就是穆

  勒鼓励他的朋友格鲁特写的。

  【卡莱尔】

  “机械时代”与“工业主义”是由卡莱尔提出来的概念,马克思在著作

  中引用了许多他的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只要社会改造完成,人性就能完成,文化在马克思那里是欠

  缺的。

  【英国】

  狄更斯《孤星泪》中“孤儿”的意向明显属于现代人,但和英国人的传

  统一样,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妥协式的:孤儿得到了一笔遗产。

  英国的贵族政治一方面造成了高度的不平等,另一方面相对与赤裸裸的

  商业社会,它也保存了不少基于土地关系的人情成分。

  艾略特是十分反对资本主义的——他后来从美国籍变为英国籍——他的

  《荒原》严格意义上应该译为“废土”,亦即没有任何希望。

  战后,BBC把所有莎翁剧全部翻拍为电视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众文化

  与国家认同。

  英语是大英帝国推行殖民统治最有力的武器,香港从前的殖民地高官,

  大多出自港大的英文系。

  现任女皇1952年登基,恰逢大英帝国彻底衰落,因而其存在被统治阶级

  广泛塑造成文化认同的事件。

  《文化与社会》读后感(三):文化与社会

  文化与社会

  追溯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之祖——Raymond Williams

  精到的文化研究论著——《文化与社会》

  通过对18-19世纪文学、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生动的描述,串联起作者所始终关注的有关“文化”发展的脉络。全书因“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定义而紧凑明确,却又不带有主题先行的牵强,这一方面归功于作者将对书中所提及的每一个人物的深入了解自然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当时”——工业文明——情境,并能凭其敏锐的直觉道出言论背后的继承及批判源流;更重要的还在于作者本人值得尊敬的对待历史及各种价值的态度。

  记得在文化研究课上戴老师关于威廉斯的一句评论曾让我对这位马克思主义文化评论家陡然尊敬:作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相当具体,不同于其他理论家,面对社会问题,他以“参与”为己任,没有任何一种教条主义的制约,而是在每一个时刻,选择一个对于社会更能接受的活动去参加,坚定地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

  是的,不管对于“知识分子”或是“精英阶级”或是“知识阶层”的定义或是功能有着怎样不同的看法,不论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还是所谓的自由派,他们至少都是一群思考着社会与人生价值,试图追寻一种“完善”和“完美”的“仰望星空”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代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资格对他们的“幼稚”、“天真”或“落后”进行嘲笑。想起《新周刊》2007大盘点中论及韩寒的一句话——当问起是否会成为像90年代初王小波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时,作为80后的领军人物的韩寒回答不会,并称在当今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是最傻最笨最惹人厌的一群人,他情愿成为那种到了60岁时仍有少女崇拜的老顽童……当然,知识分子也毫无例外地是“历史的人质”,并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知识分子永远继承自己阶层纯正的血统,而不跟随社会一起堕落,但有一些东西却是真正不能失落的!

  在威廉斯的书中,才发现(恕我浅陋),对于工业文明,对于民主的怀疑和批判是与工业文明和民主本身相伴生的,而且就诞生在那些“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度——当然,这也是每一个历史新阶段诞生发展可能遇到的情况,从最初的坚决抵制到意识到无力扭转后的接受性批判,每一代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同时又是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表达了自己独立的态度。

  所有的那些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描述,对于理想社会的假设,在现今的读者读来,仍会充满感动,因为那些都是从心出发的论述,都包含着对于人类,对于生存在社会中的人的深沉关怀,而作者威廉斯对他们的包容及理解力则更令人感叹。

  这是一本能启发人思考的好书,尽管它对于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应时之作,但对待历史和价值的态度值得我们一直继承,教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看待社会中的他人:

  最粗野的人莫过于在接受过一段漫长的训练后,就反过来嘲笑那些刚刚参加训练的人,嘲笑那些由于困窘失措和尚未安定下来而难免要犯错误的人。

  谁都不应该试图决定任何其他人的命运!

  什么才是传播的目标?——你只能让他有机会去学习人类普遍的、共同的读书之道,让他有机会能阅读一切可以阅读的东西。最终他的抉择无论如何都将是他自己的抉择,而这才是正当的。一个人对价值的关心——即我们所说的标准的关心——恰如其分地体现在努力建立一个这些标准能依据的经验的共同体。另外,如果他对于价值的关心不局限于独断的教条,他就会放手地学习其它的价值,以协助形成一个新的共同经验。

  我们当代的共同文化,将不是往昔梦想中那种一切一致的单纯社会,而是极为复杂的。但有效地参与当然是可能的。在任何时候人们都是从整个文化中选择出一部分,然后有效地参与。

  任何文化在整体过程中都是一种选择、一种强调、一种特殊的扶持。

  最后亦是最给人以信心的:人类的危机往往是理解上的危机。凡是我们真正理解的,我们都能做到。

  《文化与社会》读后感(四):文学,艺术,文化与新工业社会

  一年前读书会presentation这本书 大家都表示没听懂 前两天自己去看presentation的提纲 发现也看不懂了。。。

  于是就重新复习了一下,把读书笔记用圆润的风格写了出来,当然了限于思想深度有限,领悟能力,概括能力,分析能力有限。。。所以只能概括,无从跟作者或者作者论述的人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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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与社会》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成名之作。这本书的目标,是以生活在现代性中的现代人的体验,来重新探讨和诠释文化一词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文化与社会》中概述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英国的各种文艺思潮时,都将它们看做了对复杂的现代性的回应;更进一步说,就是将这些文艺思潮看做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民主制,城市化,看做对“意识形态”,“知识的”,“理性主义”,“科学家”,“人道的”,“功利主义”,“原子论的”,“官僚制度”,“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商业主义”,“无产阶级”等等这些新词语和它们所描述的新世界的回应。作为一部文化研究著作,大众文化及其与精英文化的分裂,传播共同体的理论则是这本书与新闻传播这个学科的相关之处。

  “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是《文化与社会》一书的五个关键词。威廉斯认为,工业的发展是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发展的前提,“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并改变了人们的文化观念。工业革命首先带来了语词的变化,“工业”(Industry)一词,最初指代的是人类的属性“技术,刻苦,坚毅,勤奋”;但18世纪之后,这个词语自成一义,除了人类的属性之外,还指代一种机构,一个活动群体。这些机构迅速成长,日益重要,被看成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民主”最先来源于希腊人,意为“由人民治理”;但直到法国大革命,民主才不止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成为了政治词汇的一部分。第三个词“阶级”最重要的现代意义是在18世纪末建立的,先是有“下层阶级(lower class)”,随后在18世纪90年的又出现“上等阶级(higher class)”,随后又出现“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中层阶级(middling class)”等等。这并非表示英国这时才开始有阶级的划分,但是“阶级”一词用法的流变清晰地显示了社会等级划分性质上的变化。在此之前,阶级(class)这个词,指代的最多的是大学中的某个群体。“艺术”的改变与“工业”也极为相似,它原本指代的是一种人类属性,一种“技术”,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却是指一种机构,一种团体活动。“艺术家”原来指技术熟练的人,但现在专指那些精选的,拥有想象力或创造力的人。“文化”也在同一时期发生关键变化,在此之前,这个词基本上是指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普遍训练的过程。然而在18-19世纪时,这个词的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思想的观念有密切联系;第二个含义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各种艺术发展的普遍状态”;第四个意思是“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的整个生活方式。”“文化”一词所指的演变,反映了社会的复杂变迁,它不仅与经济基础相联系,也与民主相联系,与社会阶层的变化相联系。

  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威廉斯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认为上层建筑涉及人类意识,因此必然非常复杂,它既包括对现在的反映,也包括对过去的延续。不过,威廉斯并未放弃经济处于首要地位的原则。他指出:“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显然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且其价值似乎正在于作者获得了某种活力,这种活力显现出来而且直接用于文学方式的讨论,这种活力存在于一种大于文学的范围中,存在于作家与现实的全部复杂关系中”。为了理解这种复杂,他梳理了由40位在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活跃在英国的文学家及批评家所提出的,关于文学,文化和艺术的理念,他认为,“考察这种由个人亲自论证过的论述,比考察系统的抽象问题更有意义。”

  《文化与社会》第一章概述了新工业社会的批判传统的发端。工业革命发生,雇佣劳动商品化使财富愈发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面对这样的情形,英国散文作家,记者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是“工业无产阶级第一位捍卫者”,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则是“第一位现代保守主义者”。尽管伯克与科贝特站在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他们二人都是依据旧英国的经验来批评新英国,开创了批评新民主和新工业主义的强大传统。出于对认识人类事物复杂性的困难的考虑,伯克批评民主,坚持民主的趋势是暴政。他提倡将谨慎作为文明政府的首要美德。他根据18世纪相对稳定的状态立论,反对19世纪初的骚乱和初兆。

  科贝特目睹了工业革命的复杂变迁以及它在乡村和城镇里的初期后果,看到“赋税与筹款这一制度,已经使这个国家的不动产落入了少数人的手里”。他怀着对劳动者的同情,支持劳工运动,支持劳动人民对财产的权利。他称新的阶级制度为“不自然”,生产劳动中旧有的社会关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被简化为“手”的人在伺候“绞丝器大人,多轴纺织机大王,纱线大人”。伯克与科贝特站在对立立场的这一点能帮助我们了解到,对新工业社会的批判传统是由差别很大,乃至互相矛盾的混合而成的。新社会的成长使最优秀的人都感到困惑。

  骚塞与欧文的努力则是将那些野蛮的阶级纳入新的社会。在“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潮中,他们二人的影响清晰可见。骚塞与欧文都批评“与工业有关的一切都显现出彻底的畸形”,并认为这种困境的根源不存在于人性之中,而存在于社会结构中。“在共同体的整个贸易部分,人人努力以最低价格购物,而以最高价格售物,而不论是否公平。封建时代虽然丑恶,但对人性仁厚慷慨感情的伤害,却还没有这些商业至上时代的厉害”。骚塞认为,“直到政府以改善人们的道德为其首要的重大职责为止,国家都不会健康和完善。”在这里,文化一词被赋予了促进社会普遍健康这一内容。骚塞认为,文学的人性化效果大有希望。欧文主张用立法来规范工业体系,用政府和国民教育制度来创造新的道德世界。“人性本身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的产物”,这一说法使欧文在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与社会》的第二章则叙述了一辈致力于研究和批评其所处社会的“浪漫派艺术家”。这些人中有布雷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拜伦和济慈。他们不仅致力于观察自然美,也致力于观察与之相关的,在道德上涉及人类的整体的,统一的生活;致力于体悟诗作赖以产生的大部分经验。他们生活的时期,民主和工业崛起,造成社会的根本质变;随之而来的是艺术的观念,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发生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五个要点: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的变化,艺术作为被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在对待“公众”的态度方面产生的不同趣味:作家对读者的不满在19世纪演变成了一种尖锐而普遍的感觉;艺术的生产逐渐被视为“专业化”生产的种类之一,而且它的生产条件与一般的生产条件被认为极为相似;艺术是“超级的真实”,是想象力的本源,是反对新社会中咄咄逼人的,个人至上的经济关系的途径。艺术家是独立的创造性天才,自主的常规。艺术家对“超级真实”的要求之高,对自身的要求至高,正反映了他们绝望之深,反映出他们认为新社会的组织原则与艺术的普遍性原则之间格格不入。在一个艺术被专门化,人被看做工具的时代,艺术不仅要强调人的完整性,也陷入了一种自我辩护的状态,当工业体质和反对势力都十分强大时,艺术陷于孤立。

  这本书的第三章《穆勒论边沁与柯勒律治》,第四章《卡莱尔》,第五章《工业小说》,第六章《纽曼与阿诺德》,第七章《艺术与社会》与上述的第一、二章一同组成了第一编。在这些章节中,威廉斯考察了其他14位英国文坛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作品和思想。这14位人物中,有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边沁,以及强调少数人权益,维护个人自由的柯勒律治;有指控政治,民主,总在想象中塑造“高贵的人”的“文人英雄”卡莱尔,有纽曼和阿诺德,他们强调将文化作为达到普遍完美状态的途径。这些人物的思想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在新工业文明使社会面貌变得复杂,甚至分裂的假定下,探讨文化,文学和艺术在新社会中应当具有的内涵,占有的位置和应当发挥的功用。他们都相信,文化,文学和艺术并不能自外于社会,恰恰相反,它们与这个复杂的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罗斯金宣称“艺术家的‘善’在于他的整体性,而社会的善则在于它能否为艺术家的整体性创造条件”——进而从艺术批评转向社会批评;还是莫里斯宣称“艺术的使命在于提示完满的生活,为工匠勾画一种充实而合理的生活理想”,都承袭了文学与美学,道德,社会判断相互联系的出发点。尽管这些思想者的观点有各种值得商榷之处,但将文化置于社会之中的这一点确是一以贯之的。此外,第五章分析了《玛丽•巴顿》,《北方与南方》,《艰难时世》,《奥尔顿•洛克》,《菲利克斯•霍尔特》6部讲述和探讨工业文明的小说。这些小说或描写工人阶级家庭对日常生活的感触,或在严峻的工业社会中肯定个人的仁爱,对社会制度进行想象的审判。饶有趣味的是,这些小说的构思和创作也受到了出版商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一次佐证了艺术的市场化,艺术品生产的专门化这一作者在导论部分提出的观点。

  《文化与社会》第一编介绍的26位作家和思想家被威廉斯划归为“19世纪的传统”;而第二编介绍的7位则属于中间时期。这7人分别是马洛克,萧伯纳,王尔德,吉辛,贝洛克,托尼和休姆。这几位处于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作家并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但他们所作的努力是在演出前代未竟的事业,在作新世纪的一种试探。威廉斯认为,除了休姆以外,我们在这7人身上并不能找到什么新的东西。休姆以其“成熟的怀疑论”结束了中间期。休姆的基本论点是,文艺复兴以来支撑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正在崩溃,这种崩溃是值得欢迎的,因为人文主义的根本信念实际上是荒谬的。他认为浪漫主义是人文主义的极端发展;他摈弃浪漫主义,预期社会可以根据他称之为古典的不同原则来一场根本的转化。“古典”的原则是指:人是相当固定且有限的动物,其本质绝对持久不变。只有靠传统和组织,他才能完成任何体面的事。休姆还抛弃了古典和秩序与人性的完美相关联这种观念,他不认为人类可以经由秩序走向完美,但可以通过秩序来完成体面的事。

  第三编题名为《二十世纪的见解》。这一编包括第一章《劳伦斯》,第二章《托尼》,第三章《艾略特》,第四章《两位文学批评家》,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和第六章《奥威尔》。劳伦斯将对意识的探索作为了他毕生的事业,他强调以“生命的活力”,来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的自然流动;他首先强调的是将个人从制度中解放出来,其次才是社会的改组。社会批评家和道德家托尼著有《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平等》,《贪婪的社会》,他认为一个共同文化的基础在于经济,这些基础是以相当程度的平等为条件。“文化如果只从本身汲取养料,而不从人类的共同生活中汲取营养,就会停止生长”。在论述艾略特的思想时,威廉斯提到了他的两部作品:《一个基督教社会的观念》和《对文化定义的笔记》,“在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中,都不可能直接获得艺术繁荣的条件”、“不断加强的广告与宣传组织——通过人的智力以外的任何手段来影响群众的东西——全是与艺术和文化的标准相对抗”;这些判断使艾略特被归入“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行列。他坚持将“文化”作为整个生活方式:“在我们可能进入的任何一种社会中,必然会有的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平等,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由各种专业化了的发展系统——这些专业的系统的整体形成了整体的社会文化,但生活在其中的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意识到或者拥有整个整体。”

  第四章的两位文学批评家,指的是理查兹和利维斯。理查兹提出“文学与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们提供了那种组织最重要的范例,并在其中提供‘价值’,正是通过这些价值的经验和注意到这些价值,正是注意到通过价值的经验和注意到这些价值,才能创始和维持广大的重建组织。”不过,威廉斯认为理查兹的“把文学作为生活的训练场地”是一种奴性的概念,威廉斯说道:“伟大的文学的确能丰富生活,具有解放的作用,能使生命得到升华。但人永远不仅仅是读者而已,他确实必须在其他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和素养,才能成为一个胜任的读者。”另一位批评家利维斯提出了一对矛盾:文化的概念被我们不断扩展,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生活;然而,在任何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与文学欣赏依赖于极少数人。如果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群众文明,充满大量的商业化的电影,文学,看不出它对品味的严肃性和尊重,那么它是怎样变成这个样子的呢?我们所说的“群众”,实际上是指什么呢?威廉斯在本书的结论部分给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群众是其他人;实际上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那种看法。在第六章《奥威尔》中,威廉斯也表示,《动物庄园》所讲述的故事,对劳动人民的看法并非是依据事实和观察,而是出于自己放逐而感受到的压力:奥威尔将其他人看成没有区别的形象怪异的群众。

  在考察了40位文学家和思想家之后,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末尾提出了结论:文化观念的历史反映的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变迁。他将工业,民权和文化的发展都各分为了三个阶段:就工业来说,第一个阶段是拒绝;拒绝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然后是对孤立的机器本身逐渐产生对抗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机器生产最终被接受,主要的强调转向工业生产制度内部的社会关系问题;就民权来说:第一个阶段是关注民权的出现对少数派价值的威胁;第二个阶段:共同体和有机社会的观念;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恐惧复苏,在这个特定的阶段中,恐惧是大众传播这个新世界中的大众民主;就艺术来说,第一阶段强调艺术的独立价值,也强调艺术体现的特质对共同生活的重要性;随之而来的是反抗的放逐者成分进入第二个阶段,重点在于强调艺术自身的价值;有时有人公开提倡把这种价值从共同生活中分离出来。第三个阶段考虑的重点是试图把艺术和共同的社会生活重新结合起来:这种努力以传播这个词为中心。

  这是一本丰满与骨感相互辉映的书。它要探讨文化与社会的联系这样一个如此抽象而庞大的主题;但却是以考察具体的人物和他们的思想来完成的。或许是因为这40位人物各自的思想已经十分驳杂,也因为我的领悟和概括能力有限,我很难用5000字来说出这本书的精髓。又抑或威廉斯能多加一些前后的勾连,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他在全书的三编中分析的内容与他的结论,与他所探讨的主题之间的联系,我会更容易领悟,并写得更加通畅。不过,由于“文化与社会”这个主题本身的庞大和复杂,要以很短的篇幅来综述它,或者综述一本综述它的著作,本身就很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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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现在可以去挑战《漫长的革命》了= =

  《文化与社会》读后感(五):世界发生变化时代思想者的反应

  就是中世纪转向现代世界的过程中,尤其是从旧的宗教时代转向科学时代,从工业时代转向工业时代,从皇帝贵族时代,转向民主大众时代的过程中。

  威廉斯提出五个关键词,工业,民主,阶层,艺术,文化。

  工业的出现,带动了社会发生变化。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应该就是看到了“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组织的重大影响。当然,之所以生产如此重要,是因为这正是人类“合作”的方式,Nowak概念上的“合作”。

  工业引发了一种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包括更大的规模,比如公司内部的合作和公司之间的合作,专业化流水线的工作方式,人们成了巨大制造链条上的一环。这引发了几个显著的问题。

  其一,“劳动”变异了。利维斯谈到“现代公民既不知道他的生活必须品从何而来,与初级生产不接触,也看不出他自己的工作是一种人类计划中的重要部分,只是在赚工资或谋利益”。意思是说,人们的劳动现在变成了一种“机械”活动,人们感受不到自己劳动的价值和意义,更从中得不到乐趣。如罗斯金等人所言,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工资奴隶”,认为人性受到了压制,人的存在被贬低。

  其二,社会风气变了。机械化时代的到来,理性计算代替了超越性信仰,追逐利益代替了追求崇高价值。骚塞,“有些人把同类当作肉体机器来发财,但是自己也变成知识机器,用来不断增加他可不能享受到的东西”。欧文,“雇主把雇工看作牟利工具,雇工养成粗野凶残性格”。卡莱尔,“不说真,而说强”,“不说比较优越的道德,而说比较低的犯罪力”,“一种纯以计算为基础的聪明世故,计算结果是,现世少享受一点,换得大的天堂享受”。

  其三,贫富差异的惨状。这种凄惨,我相信工业革命最初的年代,在羊吃人或机器吃人的时期,很多人曾亲眼看到过,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完全可以想象当年的惨状。从这一点上说,我对马克思的义愤,和他提出革命的动机,具有完全的支持和赞赏。莫里斯说,那些发财的人是“辉格党的心理状态,对现状感到满意”,也就是说,既得利益者,出于人类自私的本能,很可能会感到满意。但是,即使是既得利益者,如果有完善的良知和足够的理性,同样也会反对这种现状,就如欧文。

  其四,造成了不同阶级的出现,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后来的中产阶级。新阶级的出现,造成整个社会群体力量间对比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政治制度的变化,以及文化的变化。关于资产阶级的崛起我还没有读过相关的书,但是貌似资产阶级并不是原来贵族阶级的转化。布丢在《实践理性》中提到过,贵族自身有一种搞商业的反对因素,即“贵族”标签和“经商”存在“价值”冲突。但是旧贵族必然会消失,因为这种身份是权力结构赋予的。皇帝政权的垮掉我以为是一种必然的趋向,因为不具有合法性,随着民众的教育普及和认识的提升,必然会要求实现一种民主。知识分子带领工人革命的运动已经失败,也已经过去了。资产阶级革命也已经过去,它仅仅是在资产阶级在皇帝政权下崛起成一股力量时,引发旧的力量均衡局面失衡的结果。新的民主政体,之所以说需要中产阶级支撑,是因为现在看来中产阶级受过教育,所以具有关于政治的知识和自身权利的认知。历史上提倡民主的人,并不都是受压迫者,但是必然都是有思想的人。人的本能并不寻求民主。只有智慧才寻求民主。

  威廉斯说,社会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在社会出现变动的时代,人们会看到繁杂的现象,出现不同的感受,就连最敏锐的思考者,也会出现思想上的混乱。关于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威廉斯列举了伯克、边沁、布雷克、科贝特、华兹华斯、欧文、柯勒律治、骚塞、拜伦呢、雪莱、阿诺德、卡莱尔、纽曼、迪斯雷利、莫里斯、穆勒、艾略特、马克思,直到考德威尔等人的一些观点。

  就如做题,容易的题,大家的计算过程和答案都是相似的,但是难题,却可能会出现五花八门的算法和答案。这个比方的不足之处在于,实际上还存在一种盲人摸象的情况,也就是说,总有一些人捕捉到一些真理的碎片,当一个盲人摸到大象的大腿说大象像柱子,你也不能说他是完全的谬误,我在别处提到过,这就是“多元”观的来源。针对社会性复杂问题,这两种现象混杂在了一起。不同的人,由于自身社会地位、利益相关性、气质倾向、思想认知等影响,关注着不同问题和提出了不同解决办法。

  新工业社会带来了两种主要的变化,一种就是新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后来的中产阶级。新阶级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变动,导致世界从皇帝和独裁政权转向民主制度。这种转变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还有很多国家没有发展出一个富裕且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或the public。实际上,是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注意到政权的合法性,而且是从底层有机会爬上来的人最有这种感触,比如卢梭,因为他们他们利益反相关;同样,那些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更可能肯定或至少没有革命的想法,比如洛克。但是,富贵之家也会出现同情民众的叛逆之子,被我批判的克鲁泡特金就是一例。

  另一种就是带来了一种物质消费新文化。我最近打算写一点关于自由的文字。然后我发现我的反应和卡纳汉写思考那本书一样。卡老师说,他写那本书的时候,不停去冰箱翻翻有没什么可以吃的。我也是坐不住,不停起身去找点吃的,完全不是我这种常年被人说瘦的人的风格。正如我在别处所说的,这可能是因为智力受到stretch而不停想逃离的一种反应。我常常听歌作为背景来写,正如我以前所提到的,我需要一种杂音背景来牵扯住我的一部分注意力,不能太大不能太小,太熟悉的歌就会过小,太难听的歌就是太大,要是有一首我没有听过的新歌,恰好又是我听起来悦耳的歌,最能激起一种心境,让我能够忘记自我和世界,能够完全进入一种flow中,能够在大脑中装下整个argument之类。类似地,一种新的良好环境,一段新的经历,也能激起我的这种心境。我的大脑常常渴望这种新鲜的刺激,简直就像需要drugs那样,长时间没有就要抑郁。

  新的物质文化,触发了人的一种本能,带来了一种“积累财富”的热切时代精神。韦伯以为是清教伦理带来了资本主义精神,我对他这个说法表示质疑。我以为,人实际上有积累财富的生物本性,仅仅需要一个触发条件,就是工业的出现。在前工业时代,贵族并不会积累钱财,因为积累也没啥用,也没有多少“消费品”供花钱。进入工业时代不一样,商品被不断生产出来,人的消费变得无止境。钱,真正成了一种值得无限积累都不嫌多的财富。这个时候,工业给了人更多追逐财富的机会。前工业时代,或许只有贵族或官僚通过权力能够积累财富,这些人数并不多。到了工业时代,更多的人得到了机会,那么发财的队伍就扩大了,人数一多就成了风气。在这种环境中,“精神生活一族”是很不适应的。这种不适应实际上一直在持续,一直到鲍曼写《立法者和阐释者》,还在说“知识分子”从舞台的中心被送到了幕后,世界的舞台被大众文化中的弄潮儿所占领。我所谓的精神生活一族,指的是那些对精神追求高过对物质追求的人,就像苏格拉底看到街上玲琅满目的商品说“我不需要的东西真多啊”,或者像劳伦斯说“人的灵魂需要的实际的美,永远胜于需要面包”,至少像莫里斯“美的感受和创造……同每天的面包一样对人来说是必需的”。一方面这些人有着强烈的精神需求,社会上的这种物质需求风气中他们自然感觉不适,其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任何精神需求对物质需求有一种自然且不是不合理的瞧不起。这是一种智力优势带来的结果。就如济慈所言,除了永恒的事物、美和伟大,他没什么瞧得上眼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也有多种不同走向,其一是艺术走向。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自己体会过艺术的美,那种让人心醉神迷的美,真的是心醉神迷,就像热恋,就像性高潮,就像吸毒。他们就以为,生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诗歌,在于文学,在于艺术,就要让艺术来拯救人类,从世俗的地表提升到超凡的天际。他们甚至还把自己“描写成群众生活的灯塔”。艺术家评点江山,自恋满满。这里面有严重的自我代入的问题。威廉斯也注意到了,他提到一个例子说,那些很有修养的人喜欢阅读,他们以为阅读对于他们的效用,对于大众也一样大。我读过的书中,各种知识行业,包括精神分析中各位大佬,艺术评论、社会评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有这种自我代入、以己推人带来的fallacies。还有一种是信仰走向。信仰,我是指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方式,或许是价值,或者是意义。柏林在《自由论》中对于这种自我导向、更高价值导向,作为“积极自由”,做了大篇幅的讨论。无论是在宗教还是在哲学中,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存在一种真理性的高级“人生价值观”,然后想强迫其他人都按照这种价值观来生活,无论是宗教的献身上帝,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献身“共产主义”,或其他任何团体利益、历史定律、神恩。此处的问题是,这些观点都是错的,无论是关于神恩,还是共产,还是民族主义,还是人类的美好未来。Mill和Rawls是对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了真理,尽管这些人都声称自己掌握了真理。正如罗维利在《现实不似你所见》中所说,知识来自谦卑,声称自己掌握真理的人是不可信的。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还在以“社会目标”为高级价值,还在重复阿诺德这些人的陈词滥调。

  积累财富也触发了人的一种对应的恶习:剥削。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人类的道德从未达到过一个值得称道的水准。原始共产主义,或许体现出一种利他,但是这种行为从来就不是自觉的,而是正如威尔逊所说的,是一种精致的自私。在洛维关于乌鸦印第安人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女性并不尊重,萨林斯提到部落人在灾荒之年跟人分享粮食时,首先分享给的是亲戚;而在去和外人做生意时,总是把好的留下,把不好的拿去卖给他们。父母和孩子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兄弟姐妹也不不总是相亲相爱。人的本能和直觉,人的基本的智慧,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看到,虽然柏拉图强行让苏格拉底关于正义的辩论赢一波,但是可以看到,不仅苏格拉底的argument存在偷换概念的问题,“不正义”获益,正义吃亏这种事情,实际上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常识。从这个意义上,把人看作有“善恶”属性,就像萧伯纳认为贫民的本性是“邪恶”,实际是错误的。把邪恶和善良看作固定的本质,是一种智能的直觉谬误,从希腊神话到柏林谈到“攻击”是否是人的一种天性,实际上都是一种错误的视角。就像罗维利提到狄拉克的观点那样,可以看作人并不具有固定的本性,只有在交互作用时才出现特性。当然,人的智能就是干这个的,如罗维利所说,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简单说,就是根据环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难免,在工业兴起的最初时代,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类的文明的希望就在于有一种超越本能的“道德”,这种道德正是通过理性实现的。德吕舍尔在《温暖的巢穴》中提到过动物身上伟大的爱和牺牲精神,然而它们只是在执行自动指令,在出现偏差的环境中,他们甚至会攻击自己的孩子或同类。但是人类可以把自己的爱送到自己的同类、别人的孩子身上,不是一种malfunction,就像别的小鸟把杜鹃雏鸟养大那样。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指导自己在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提供帮助而作出利他行为,甚至并不需要一套完整的纯粹理性。遗憾的是,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完全后退到这种“自动反应”上,甚至要否定真正能够引发道德的“理性”。

  关于类似的社会问题,一个自然的分歧就是,问题出在人性上,还是出在制度上。有些人以为是人性,就像前面提到的萧伯纳,还有卡莱尔等人。有些人以为是制度,就像骚塞和欧文等人。答案当然是:两者都有。这个答案有时候让人感觉不好,因为说两者就提供了一种不确定性,就像我们说个人的成年后的生理心理特点,是先天后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样。不确定,就跟没说一样。但是,就如罗维利所说,不确定,但是可靠。确定,就不可靠。罗蒂肯定受这个问题的影响。和普特南一眼,罗蒂认为库恩的paradigm shift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相对主义,也就是说,不过都是一是风尚罢了。我以为这个错误的看法陷害了罗蒂。我不是站队。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些人看不到,就如罗维利所说,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之于牛顿的理论,实际上是更精确的一种理论,就像后来的量子力学、量子引力的不断变化,都是这么一个过程。认为是人性问题的人,往往采用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这样当然不好。认为是制度问题的人,往往又有一种另一个错误,即认为制度是可以设计的,比如贝洛克以为堕落处境不是物质上的原因,而是人类自己蓄谋的行动,少数人的恶意以及多数人的冷漠”,或者如欧文或马克思,要搞个大的革命工程。他们“致命的自负”都失败了。一些人表现出一种risk aversion的倾向,比如伯克,被误认为保守主义,其实不是。带有类似倾向的还有哈耶克。但是他的进步至上的想法又过于功利。艾略特倒是看到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提出社会像一个纠缠的网,因而害怕“拉错线”。我认为或许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提到的零星工程倒是一个实际的办法。哈耶克实际上也没有反对要改革,他只是要保持市场最大化自由来促进进步最大化。但是,就如我一再表明的态度,仅仅只有功利主义是不够的,还要讲求道德。

  现代社会还带来许多矛盾的问题。一方面,现代化生活方式要求高度合作。现代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嵌入社会,衣食住行、消遣娱乐的工具和场所,都来自公共领域。这使得相比古代社会,现代人的社会化程度非常高,导致个人的私有领域非常的小。现在,即使是在私人时间,个人也都在手机上、网络上处于社会之中。其中一个问题是,人们在工作上处于一个巨大的链条上,成了工作的机器,或说机器的奴隶。正如罗斯金、卡莱尔所体会到的,工作已经没有乐趣。当然,这实际上设计工种的差别,现代社会依然有很多有趣的工作,比如拍电影;也有机器的奴隶,比如流水线上的农民工。有趣的工作报酬很高,工资的奴隶报酬很低。社会出现all good things go together的形态。我早晚要挖掘出这个现象的远离,就像我看到的关于财富、权力、性、文化这些资源分层并重叠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这种高度公共化的生活中,在大众流行的庸俗文化中,精神贵族感到疏离、压抑。精神贵族,要的是佩特“以艺术的精神对待生活”,是“生命的目的不在于行动,而在于contemplation,在于being而非doing”,是罗斯金“人类完美生命的喜悦与正当exertion”,劳伦斯“活生生的自我只有一个目的,充分实现他自己的生命”。我最喜欢劳伦斯这句“保持性之火旺盛,使我们生活在爱的包围中,燃气满怀的热情迎向千姿百态的事物”,虽然我认为他在性的问题上错了——那你还喜欢这句?这些人实际上代表了人类当中的一小群“aliens”,阿诺德意义上各个阶级之中那些不受自己阶级利益和视野的局限,以人类自身为理解和方向的少数人。阿诺德,和艾略特,利维斯,罗斯金,柯勒律治等,都认为人类的文明或文化的创造、传承,都是这一批少数精英的功劳,并且需要这一批少数精英的参与管理,来改造社会。这个看法实际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就像所有想要让最英明的人当国家主席的想法一样,在实践上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想法。另一方面,新时代带来了大众文化时代。前工业时代,大众文化处于一种杂草蔓生的状体,所以鲍曼提到文化像一种garden culture的转变。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众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物质的发展,跃迁到对整个文化的控制。最初的文化中,贵族提供资助,文化精英提供一种高雅艺术,给受过教育训练和熏陶有cultural capital的贵族来欣赏。等到大众消费时代到来,一人一票,高雅艺术被逐出舞台,市场上出现的是讨好大众的艺术品。大众,就如大家所看到的,没有相应的艺术修养,就是威廉斯反复提到的教养,cultivated,他们从中寻求的是快感刺激。什么能刺激他们的快感呢?就是性、勾心斗角、八卦、狗血煽情、暴力、复仇、热血、成功、异类、神奇、冒险、丑闻等等感官刺激。用战狼刺激“一荣俱荣”的“爱国主义”,就可以轻松收十几亿。威廉斯说,现代有大量低劣的艺术、娱乐、新闻、广告和argument,written by morons for morons,也就是说,大众没有时间或没有足够的教养,没有智力阅读任何完整、认真的东西。威廉斯因此说,小说、戏剧、电影娱乐的标准在不断下降。我以为不然。应该是存在一个突然的下降,让后逐渐上升并停留到精致的感官刺激那里。然后,如果可能,会更加缓慢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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