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访谈录经典读后感有感

　　《余英时访谈录》是一本由陈致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余英时访谈录》精选点评：

　　●访谈要比论著真性情，但若拿访谈中的观点去套著作，好像也是不大靠谱的。所以还是老实承认访谈还挺好看的

　　●又听了一遍，一个北师大学生采访的，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看的那本。当时看的已经忘掉了。余英时文集还没有看……

　　●访谈录，谈及的问题不少，但也只能一带而过。还有不少八卦……

　　●余英时师承宾四先生，宾四先生未留洋全靠自己琢磨，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书中加入一些默存先生和宾四先生陈年往事，顺带解决了对于海外汉学家不承认夏朝的疑惑，过瘾

　　●侧重看了余先生《我走过的路》与求学经历、治学方法。其他没看

　　●说实话这本小册子着实一般，信息量不多，况且这本书后半部分的访谈我在超星学术视频上看过。当时入手主要是冲着豆瓣9.0的评分去的，但买回来以后有种被坑爹的感觉。装帧华丽，内容不多，价格不菲，性价比不高，这个价钱买余先生的其他著作比较实在。

　　●: C52/7211

　　●醍醐灌顶。走进余英时非常好的引介书。

　　●有水准

　　●若非中獎，或許莫能讀此書。明白曉暢而發人深思。

　　《余英时访谈录》读后感(一)：《余英时访谈录》摘录

　　[保持和发展一种超于个别问题之上的整体把握]

　　“历史研究虽必须从具体问题着手，但又不能陷于一个个的细节考证之中，随时随地都要保持和发展一种超于个别问题之上的整体把握。……从‘证’的角度说，陈寅恪的史料掌握也不比陈垣高。但说到‘论’，陈寅恪的结构是陈援庵所不及的了。陈援庵可以说是乾嘉的殿军，他的考证规模且超过乾嘉。但在论的部分，他对中国史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整体看法，……而陈寅恪晚年目盲却仍有《柳如是别传》那样的大著作。”

　　[第一步须从全面掌握文本开始]

　　“无论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学或思想，第一步须从全面掌握文本开始。钻研文本有心得之后，才谈得到运用哪些已有的理论去做进一步的诠释工作，有时甚至必须自己建构合适的理论不可。……这是我们读今天新潮流下的‘汉学’（始用旧称）著作，所首当注意的问题。”

　　[给历史研究以生命]

　　“整个文化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是立体鲜活的，必须先发展出一个整体观，然后才找小题目做研究。……不止是博览，还要深思，如此才有可能把初看不很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便是给历史研究以生命，……要能抓住大的东西，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矣’。”

　　[陈寅恪的学术具有文化承担力，他告诉人们一种境界]

　　“事实上，五四以来的学者中，真正在学术上立得稳的并不是很多。……所赖以立足的学术必须是能正面承担苦难的学术，不是花花草草的学术。陈寅恪的学术具有文化承担力，他告诉人们一种境界，知道怎么活。……特地标举欧阳修撰《五代史》‘贬斥势力，崇尚气节’，就是为他心目中的学者境界下了一个界说。”

　　[西方的现代是脱离宗教，中国的现代是脱离道德]

　　“现代学术的一个特点是追求知识性。但中国传统学术是道德的。孔子一直把仁放在知的前面。……到了清代，特别是清中叶朴学兴起，中国学术的道德传统开始向知性传统转化了。……清朝没有像样的思想家不错，但在知识的建构上大大超过前代。……以龚自珍之说，……中国长时期都是以‘尊德性’为主，到了本朝变而为‘道问学’为主了。宋明理学是‘尊德性’的最后阶段。西方的现代是脱离宗教，中国的现代是脱离道德。”

　　[传统是在不断阐释中存在的]

　　“传统是在不断阐释中存在的。经过阐释的传统才是有生命力的传统。我希望寻找传统与现代衔接的内在理路。……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上的转化，是转不出来的。”

　　[信仰问题只能听其自然演变]

　　“……信仰问题只能听其自然演变。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专好破迷信，其实自己信仰的所谓‘科学的’一切比民间迷信还要幼稚。……民间道德习俗不好去破坏，破坏了就难恢复。你以为是用科学思想扫除迷信，其实是用假信仰代替真信仰，社会秩序反而解体了。”

　　《余英时访谈录》读后感(二)：知与识

　　这本书，是秋叶推荐的，买来，放在手边很久，做为一月份读书的结束，拿了起来，也是因为，这些天，太忙太累，需要一种安定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源泉，对于我，要么是佛学，要么是文史。

　　后者其实是我的土壤，虽然，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什么都不懂。只是有无以言说的感觉，从身外到心内，无比熟悉亲切。我想我是一个离不开泥土的人，而我的泥土，就是这样。

　　这本薄薄的小书，并没有阅读难度，但是内涵，却远不只此。我在阅读的时候，同时也是梳理自己的思路，我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无知，一度也惶惑过，但是同时我又知道，我不能花太多时间茫然，我必须寻根溯源，而这种安定的力量，其实一直都在。

　　对于中国这么悠久的历史，即使是同一事件同一个人，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越来越喜欢学贯中西的人的观点，因为他们可以不局限于民族、国家，他们会融汇贯通，同时在多个角度给出分析，这是真正的大格局大视野，非民粹所能比。我回顾自己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到现在的转变，我并不清楚是我先摆脱了民族而去喜欢这些人这些书，还是因为喜欢而使我转变，我能够知道的是，我已经越过知，而追求识，我不满足于我所了解的，而极力去探索未知的边界，做没有做过的事，尝试不同的体验，对于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已经厌倦，不再重复，有些，却有新生。

　　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学，我曾经无比迷醉，现在也是，但是换了一种方式，人有时候必须走得更远，才能够回来得更彻底，而每一次回归，其实都不是单纯的回归，是融合，是水乳交融，最终，不分。我回想起在2000年时，我到深圳来，曾经写下《分》，诧异于人们为什么总要区分，这样的苗头，由于受到自我成长的纵容，终至于区分越来越少，而我最终趋向的境界，是无界。

　　在书中，余英时谈了自己对很多事与人的看法，时代成就人，在现时代，已经不复有这样的人了，博学、谦逊、埋头做学问，出于深爱而非其他，现代生长于丹、易中天，他们以通俗的方式，诠释经典，述而不作，述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或者其他某种需要。大众对此的迎合，我并不诧异，此前，我一直还庆幸于，终究有钱钟书、杨绛、余英时这样的人还在研究，只是有一天，我突然间明白，以后不会了，这，很可怕。

　　我想在未来，也许我会愿意行进在这条路上，一如我幼时在孔庙里爬进爬出，我也许仍会归于那一片土地，去静心地研究儒学，但又不限于儒学，当然也许，地域并不重要。从知识结构和做学问的角度，人需要经历这样的成长阶段，由无知到有知，由有知到有识。

　　文化不是平面的东西，它是立体鲜活的，需要有一个整体观，然后深入小题目。知识体系的建立，也是如此，碎片化时代，并非不可对抗，一个稳固的结构，就是应对，只是现代人缺少耐心。

　　冯友兰说人的四种境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这个说法我很喜欢，我现在应该处于“道德”阶段吧，下一步就是追求“天地”的境界。

　　关于读书，书中也有很好的见解，不过不适用于所有人。读书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欲速未必达。

　　《余英时访谈录》读后感(三)：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迳。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覆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话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份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昕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昕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来源：共识网）

　　《余英时访谈录》读后感(四)：向余英时学习读书治学之道

　　读优秀学者的访谈录或回忆录，可谓一举三得：既可藉此得窥正确的读书治学门径，也可从中寻觅解读作者著作乃至前人经典的钥匙，能力尚浅者也不妨从中得知一些学界八卦——当然，高层次的读者不应为八卦而八卦，而应以小见大，理解学界生态和学术潮流之转移。

　　作为美籍华裔学者的卓越代表，余英时著作宏富，成就杰出，尤为可贵的是，他受胡适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金针度人的启示，对于年轻学者的访问，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余英时访谈录》即由此而来，书中提到的不少治学方法都是经验之谈，这些治学经验不仅来自余氏自己的学术实践，更融合了他对前辈学者陈寅恪、钱穆等人的学术理念的体悟。

　　全面评价余英时的学术成就和学术门径，当然并非我之所能，一则专业有别，二则学力有限。下面，仅对书中的余英时论治学的精彩段落做若干摘录，并以自己的理解略作笺注，希望借此整理和巩固自己的阅读体会，以为镜鉴。

　　1、中西文化异同之困扰

　　另一方面，我也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我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一个世纪以来都在困扰着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我也继承了这一困扰。不仅是学术问题，并且是现实问题。（p10）

　　笺注：

　　余英时的恩师钱穆在回忆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足见读书先立志是成就学术大家的必要条件之一。

　　2、为知识而知识

　　目前最大的问题除了怎么做研究以外，是立志的问题。中国以前讲读书要先立志，现在都是职业观点，没有为知识而知识。（p167）

　　我想强调为知识而知识，要立志。要想我这一生不能浪费掉，不是搞一个虚名，那个根本站不住。做学问不是吹肥皂泡，五色斑斓，这是没有用的，一戳就破。现在太功利了，要求发多少论文，在哪里发表，多少本书等等。（p173）

　　笺注：

　　“为知识而知识”既非“避席畏闻文字狱”，也非“著述都为稻粱谋”，更非“进身无门退步计”，而是一种基于历史文化关怀的自觉行为。

　　3、学术的文化承担力

　　事实上，五四以来的学这种，真正在学术上站得稳并不是很多。以陈寅恪为例，他的著作特别对读者有吸引力。能做到这一点，有先决条件，就是所赖以立足的学术必须是能正面承担苦难的学术，不是花花草草的学术。陈寅恪的学术具有文化承担力，他告诉人们一种境界，知道怎么活。……通人之学给人以远大的眼光，不会为眼前的苦难所挫折，不是一遇到困难就感到天地道断。（p201-202）

　　4、知识人的社会担当

　　在一般常态化的社会中，知识人已不可能像传统的“士”那样继续占据中心的位置。社会多元化把知识人松香各行各业，除了极少数特例外，一般已很难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但是我认为，知识人的担当意义——即“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最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也依然是必要的，甚至更为迫切。以我所见的美国情况而言，新闻媒体当然正面承担着这一公共任务。但媒体不可能单独完成这一任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媒体都请出有关专家，而且包括一切专业，从国际国内政治、商业到科技，应有都有。……我相信，现代中国知识人的担当精神今后大概也只有采用大同小异的表现方式。……过去的“士”向朝廷进言，今天的知识人则向社会申诉，但在精神上仍是一脉相传的。（p81-82）

　　笺注：

　　中国当前的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群体可谓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方面，真正的大家通人很多固守书斋，不对社会现实发言；另一方面，若干曲学阿世、侮食自矜之徒大行其道。最下者，乃是不学无术之奸商假借关注/批判现实而求名获利，其典型代表即薛蛮子。好在若干优秀知识分子勉力治学并关注现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于建嵘、温铁军和陈丹青。

　　5、记忆力与性情

　　古今中外，记忆力平常而学有大成的，也不计其数。这个道理章学诚讲得最为透彻，即所谓“人之才质，万变不同。”所以人当各自发现性情所近，选择专业。没有特殊记性的人，不必勉强去学记忆，那便是画虎不成了。爱因斯坦说：凡是百科全书上查得到的知识都不记在心上（按：按照下句语意，应为“不记在脑子里”），免得把脑子占满了。这在西方也是一种很流行的看法。……最值得我们敬重的不是他（按：指钱钟书）的天生才能，而是他的精进不懈。他以读书为宗教，一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p157-158）

　　笺注：

　　一生读书治学精进不懈，余英时所钦佩的钱穆、陈寅恪皆为楷模，均是晚年目盲之后仍在助手协助之下，著述不辍。这也是民国学者的普遍行为，只不过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一辈子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所，却在大陆解放后被迫中断了学术生命。“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自《论语•里仁》，本为孔子自述一生勉励推行仁义之语，余英时赞钱钟书为“读书教”教徒，可谓知人之论。

　　6、初学者宜以若干经典打地基

　　今天要求人文学者全面精通经典，无论中外，都不可能。只能每人就性之所近，选若干部为研究基地。……我的具体建议是：先选定自己的专业领域，再就研究题目先关范围选出一两部最主要的经典，下切实功夫，以之为基地，以后再随新研究题目扩大到其他经典。久而久之，重要经典便都接触了，弄熟了。至于经史子集最衷心的嘴贫，则在暇时阅览，一步步扩展对于经典的了解。今天已不可能先找出几年时间遍读经典了。王国维可以师法，他就是集合研究而读经典的。（p131-132）

　　笺注：

　　除了王国维，余英时还提及了黄侃最推重八部书（毛诗、左传、周礼、说文、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所谓“八部书外皆狗屁”来自旁人的戏言，可能本自清人金圣叹“六才子书”之说，未必是黄侃的本意，只是因为切合黄侃狂态，故而不胫而走。事实上，黄侃精通的古籍经典至少还有《尔雅》和《文心雕龙》。

　　7、从名家上乘著作中学习治学方法

　　（在思维训练、思辨方面）我个人的经验是细读现代中西人文研究的上乘著作，从中学习他们怎样思考问题，怎样运用论据，怎样论辩。……这是学他们的针法，不是欣赏他们绣好的鸳鸯。（p68）

　　你问起研究方法，我认为怎么样找到一部最经典的书去细细体会，恐怕是最能够得到方法的快捷方式。你要知道怎样运用材料、怎样提出问题，怎么解答问题，看看最经典的学术著作，最精彩的学人，他们是如何做的，而不是去找机械化的历史方法，或专门去讲方法论，那是没有用的。（p140）

　　我想我要强调的就是，要知道怎么念书，那就是得“取法乎上”，读精品，找学者公认的经典好好揣摩。（p169）

　　笺注：

　　从名家学针法也是余英时读书的经验之谈，他举的例子也是求学哈佛时认真研读过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Werner Jaeger《希腊文化的理想》、Johan Huizinga《中古之秋》，这三本著作分别涉及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余英时“立体化重构历史图景”的研究方法也大大得益于此。

　　在余英时的著作中，我以为《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是后来者可以取法的领域经典；对于红学界，《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也堪称佳作。

　　8、学术要开放

　　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自觉，尽量不要让意识形态影响我们的判断。如果影响判断，那这个史学家就不够格了。……尽量保持客观、开放，别人有很好的证据我就放弃我的说法。不要一句话说了以后拼命维护，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p175-176）

　　“存疑”并不等于疑古，我们不要把它推到极端。像现代人特别强调不要疑古了，这个也太过头了。……我想过分否定的心态和过分保守的心态，都是有问题的。……我们看到不同的有矛盾冲突的材料，文字材料和考古材料放在一起，想不通了，要找个办法，看能不能找一个最近情理的说法，各种材料都安顿好。比国有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那我们又要修改。学术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东西，我认为要紧的是开放不是封闭。（p177-178）

　　9、学术要实事求是

　　我深知，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必须像钱先生那样，最后用学问上的真是成就来建立我自己的观点。我必须暂时放下观点和理论，先虚心读古人的经典，而且必须一部一部地仔细研读。我不能先有观点，然后在古籍中断章取义来证实我的观点。这样做便成了曲解误说，而不是实事求是了。（p10）

　　学术规则很多，……（除了具体规则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待学术要有一个科学态度。就史学而言，第一位的是根据翔实可靠的史料建立自己的观念，这是个前提。（p195）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有一段话，说：“今日中国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这段主要是批评当时的墨学研究）不过他接下去说“任何古树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呼雉成雉之比”，所指就不只是墨学研究了。至少新儒家某些人由于不讲训诂，他们对于古典的态度，与陈先生批评的没有什么两样。（p196-197）

　　大陆史学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结论是预设的。（p208）

　　我知道大陆有“以论带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类提法。我的看法，“以论带史”固然要不得，“史论结合”也不足取，只有“论从史出”差强人意，但又不能算是史学研究的正宗了。不过就中国大陆来说，问题并不是理论太多，主要看是什么理论。最怕的是拿洋东西唬人。（p213）

　　最要不得的隐射史学。历史有现实的启发，是不成问题的，但隐射则进退失据，对一个史学家来说，道德化的态度对待历史都不对，更不用说用情绪化的态度来对待了。也不独历史学，在任何客观的研究面前，需要科学的态度，避免情感的掺入。（P214）

　　笺注：

　　余英时的这些话针砭了新儒家、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新时期以来西方汉学家的中国门徒。新儒家的治学方法类似于廖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也是其来有自。关于隐射史学之弊，最著名的案例是红学索引派（蔡元培即是其中一员），另一著名公案自然是《海瑞罢官》，现在看来，不光是治学的科学态度问题，而且是史学如何与摆脱现实政治影响的问题——在中国当下环境下，这一点不能求之于政治放手，只能求之于学者自觉。

　　10、以通驭专

　　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课程包括罗马史、西方古代与中古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p11）

　　整个文化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是立体鲜活的，必须先发展出一个整体观，然后才找小题目做研究。（p133）

　　（钱宾四先生说过要“以通驭专”）钱先生大概也受了章学诚的影响，即所谓“道欲通方而业需专一”。（p57）

　　笺注：

　　通识的获取，当然是以前辈学者的经典著作为基础，虽然这些著作会有错误，如果后来者在此基础上有疑并以有力论证予以修订，并得到学界的承认，这样后来者的新论又会积淀为新的通识，成为再后来人前进的基础。这便是学术发挥文化积累的功用。

　　11、由博返约

　　研究历史虽然必须从具体问题着手，但又不能陷于一个个的细节考证之中，随时随地都要保持和发展一种超于个别问题之上的整体把握。（P41）

　　西方的学问以专题研究为正宗，其中必有主题，然后从各方面细节去论证，最后建立起一个有结构的整体，这正相当于中国所谓由考据通向义理的途径。（p54）

　　不止是博览，还要深思，如此才有可能把初看不很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这边是给历史研究以生命，使过去遗存下来的文本、文物等活了过来。在这一过程中，要能抓住大的东西，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矣”。你要是只注意一件件孤立的事实，纠缠在细节中，就比较麻烦了。（p134）

　　没有立体感，看问题只会从小地方入手，还要多读。不能提升出来就不行了，永远看到的都是小东西。（p165）

　　笺注：

　　余英时在论及“由博返约”时，以“史学二陈”作对比，认为陈垣虽说考证规模超过乾嘉，但是因为对中国史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整体看法，1949年后只好完全缴械，奉韶山为圣人，没在写出任何东西了。这种说法超越了单纯寻找思想改造压力的外援论述，转向了学术思想史的内层，余英时在研究明清学术史时运用的也是类似方法。

　　12、立体化重构历史图景

　　我并不是反对“抽离”，甚至承认以哲学分析而言，“抽离”是必要的。但是我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是从历史观点处理宋、明道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采取了与“抽离”相异的方式；在历史分析之外，更注重综合。（p20）

　　我对于宋、明理学演变的研究，最初只是想恢复历史的客观面貌，但最后得到的论断则有“通古今之变”的意外收获。（p26）

　　研究历史上的问题是需要立体化才行。不管你的研究重点在哪里，无论是在文学、在哲学，还是在史学，你要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活的图像，尽可能让当时的文化状态复活在眼前。譬如研究思想史，不是仅仅列举当时的著作和其中的思想内容，而是把思想放在当时生活脉络中去了解。你既要重新建构古人生活方式、价值系统，也要注重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等。（p133）

　　笺注：

　　立体化的重构古人生活的历史图景，这是对于帝王将相家谱或军国大事记两类历史研究法的突破，在这方面，我认为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是极佳的例证。

　　13、通古今之变的入口

　　我研究中国文化、社会、思想史，一向比较重视那些突破型转变的阶段，所以上下两千年都得一一涉及，但重点还是在观其变，比如春秋战国之际，魏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下面到清末民初之际，都做比较深入的研究。(p27)

　　借用司马迁的话，我可以说，我的研究重心是放在“通古今之变”上面。（p181）

　　笺注：

　　关于清末民初之际学术史、思想史，余英时的弟子王汎森、罗志田多有发挥。90年代大陆学界兴起学术史研究热潮，陈平原老师为研究清末民初学术史之干将，赵园老师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方面卓有所成。当然，大陆学界的研究领域虽然与余英时有所重叠，但在学术旨趣上可能大相径庭。陈平原老师在《丛书总序》中这样分析当时学界纷纷转向学术史研究的背景：“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事业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14、历史多因论

　　我一向持历史多因论，不相信历史变动由任何单一因素所造成。……要说清楚清代为什么进入“道问学”的阶段，这就必须深入学术思想史的内层去寻求种种复杂的线索，绝不是仅靠外援条件便能交卷的。（p35）

　　15、史无定法，量体裁衣

　　从古至今，研究历史已有种种的方法，也有许多既成的理论，但一个史学家究竟在研究某一问题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和参照哪些理论却没有一定。这主要是由你所面对的经验性的资料来决定的，相当于量身而裁衣。如果执定一种方法一个理论，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p58）

　　16、自我驳论，以固己说

　　自己立说之际，先要尽量找自己的毛病，驳得自己不得不修正最初的构想，甚至放弃最早的构想，从新来过。千万不可在立说后只找于己有利的论证。还要有个心理准备，知道自己的看法总会有人反驳，但要使反驳的人花更大的功夫，才能做驳论。（p68）

　　笺注：

　　关于这种做法，达尔文写作《物种起源》是典型例证。在达尔文之前，也有学者立足于综合二手论述而论证物种进化的学说，突出代表是钱伯斯（Robert Chambers）于1844年出版的《自然创造史的遗迹》。这本书遭遇当时知识界信奉创世说和进化说的一流科学家的一致批驳，绝非偶然。以此为鉴，达尔文也推迟了发表自己的进化论学说，转而研究藤壶并以实际论据坚定了自己的学说。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时，呈现出给读者是一部防卫性极强的著作，他在书中对于中间型动物化石缺失、眼睛等复杂器官如何由自然选择形成等必定会遭到驳难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正因此，进化论经由达尔文之手得臻大成，为后来生物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7、直入塔中：关于同行论著的使用

　　（关于治学选择文献，一般是直接去找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如果先从别人那里入手的话，那就有先入之见，反而不容易看到真相了。……时间都耗费在技术上面，二手文献上，不一定接触到原来的精神。……不过怎么处理其他同行的论著，中间的分寸是颇费斟酌的。要把握好分寸。二手材料一大堆，有些根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真有贡献的不能遗漏。（p56-57）

　　笺注：

　　在现在研究生扩招、全国教授遍地的情况下，任何一门学科、一个专业乃至一个方向的论著都呈现数量暴增之势，而质量则是滥竽充数者居多，一些官方暗中扶持、乐见其成的学说更是论著迭出、泛滥成灾。在这种情况下，治学者对于同行论著的使用，更应有犀利眼光，才能鉴别干货，节省精力。

　　18、理论与文献相结合

　　（西方汉学自60年代风气转变以来）大致说来是有得有失。旧“汉学”典范训练出来的学人在中国文本上的把握比较可靠，但在论点的发挥方面略有限制，往往不大放得开，也不易动人。受现代理论启发的新一代学人比较能提出刺激性的问题，可能引人入胜，但如果文本的基础不稳固，或理论与原始资料的距离太原，则不免流域奇谈怪论一途了。（p86）

　　19、要提防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们最好放弃过分的民族情绪，看看别人说的有没有道理，有些研究是很有道理的，是我们看不见的问题。他们从另外的文化角度，有时可以看见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我们看得多了，反而没有问题了，提不出问题了。这叫旁观者清嘛！（p167）

　　笺注：

　　这个论断非常中肯，也为我们研读西方汉学著作时提供了方向性的参考。不过，这也提示我们，西方汉学家的问题意识是值得学习的。

　　【图书信息】陈致：《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3月第1版。

　　2013年8月26日-30日二读，9月1日钞